第一篇：孟浩然與陶淵明比較

陶淵明和王維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出名的田園詩人。一個是晉代田園詩的開山鼻祖，一個是唐朝山水田園詩的代表。陶淵明的田園詩和王維的山水田園詩盡管都有寫田園農(nóng)家的成分，但他們所表達的田園情結(jié)盡不相同。由于社會背境、人生際遇和性格修養(yǎng)的原因，在這個方面上無論是思想內(nèi)容上還是藝術特點上，都有相同之處，但又具有明顯的不同。現(xiàn)以與田園情懷相關的異同在陶詩《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和王詩《渭川田家》中作一分析。兩首詩的不同點 1.思想內(nèi)容上的不同：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年，當時戰(zhàn)亂不斷，政治上門閥制度森嚴，顯赫的祖業(yè)輪到他時，家境已衰落。據(jù)《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辭官歸隱后，返回田園躬耕。《歸園田居》（其一）描寫了恬美幽靜的田園風光，表達了詩人歸園后恬淡的愉悅心情和對污濁官場的憎惡。全詩共二十句，前八句敘寫了自己性格志向及誤入塵網(wǎng)，最后遠離官場，返回田園；接下來的八句，都是描寫寧靜的田園風光及田園生活的愉悅心情；最后四句，寫的是清靜的生活樂趣和返樸自然的心情。詩人以簡約的二十句詩，就描繪出田園風光的詩情畫意，字里行間無不表達出詩人歸隱后喜悅之情。王維活動在社會安定、國力強大、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各方面都繁榮的盛唐時期，過著一種亦仕亦隱的生活。《渭川田家》描寫的是山村景色和農(nóng)家生活。這首詩寫的是在夕陽西下，夜幕降臨之際，寫出恬靜自然的田家晚歸的情境。讀畢《渭》，全詩的重心自然而然就落在一個“歸”字。在詩人筆下，夕陽西下、牛羊歸來、老人候人、牧童歸來、麥田雞鳴等這些農(nóng)家平常隨處可見的景色，顯得詩情畫意盎然，簡直就是妙筆生花，別具一番牧歌情調(diào)。其實，農(nóng)夫們并不閑逸，與詩人自己擔驚受怕的官場生活相比之下，農(nóng)夫顯得更加安然、更加自由，故閑逸之情溢于詩中。詩中前大半部分都是寫那么多“歸”，實際寫的就是人人有得歸，反襯出詩人自己無隨歸；人人歸得親切、安然，反襯出詩人自己歸隱得太遲以及自己官場上的孤單苦悶。詩的最后一句“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即點出全詩的靈魂所在。由此可以得出，時代境遇和人生經(jīng)歷的不同造就了陶王兩位詩人分別在這兩首詩所表達的思想內(nèi)容不同。2.歸隱方式的不同，情感亦就不同。陶淵明掛冠歸隱，往往無法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是窮隱，得與鄉(xiāng)民同生活共勞作，其詩出于直接體驗，生活與詩，詩與生活，無不給人一種純樸而水乳交融的親切感。在《歸園田居》（其一）中僅透露出一點點信息，其組詩接下來的就能深透出這方面的體驗。王維把當官的俸祿作為隱士生活的經(jīng)濟支柱，是富隱，在鄉(xiāng)間別墅詩酒書畫，閑情逸致，故其山水詩精致閑雅，疏淡親禪，而田園詩則分明是一種局外的、旁觀的、缺少陶詩那種親切感的閑適清淡。《渭》的“即此”一句，就顯現(xiàn)出這一點。王維以下千余年，山水田園詩車載斗量，如摩詰者大可指數(shù)，而如淵明者則無一人，究其原因，與士大夫或者說讀書人鄙視勞作，遠離實踐有很大的關系，亦是兩人寫田園山水詩情懷不同的因素之一。3.藝術特點上的不同： 王維的田園山水詩詩風因其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明顯又別于陶淵明的田園詩風。（1）.景與人的關系。《歸園田居》只描寫景物而沒有涉及到人物，從南野、草屋、榆柳、桃李、遠村、近煙、雞鳴到狗吠，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不愜意，詩中雖沒有人物的痕跡，但這一切經(jīng)過陶淵明點化也都詩意盎然了。《渭川田家》則是兩者兼而有之，從夕陽、牛羊、麥田、老人到牧童，看似尋常，詩人卻信手拈來，人和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之意無不顯露出來。如《渭川田家》“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荊扉”，“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等句的老人家，牧童和農(nóng)夫在此詩中顯得人性化，增添了不少人氣味。讓人讀完之后，不禁進入此鄉(xiāng)間悠然的境界。（2）.《歸園田居》采用比興手法，用“塵網(wǎng)”，“樊籠”來象征黑暗的官場，突出詩人的愛憎情感。“故淵”，“舊林”象征美好的田園生活。守拙與適俗，園田與塵網(wǎng)，兩相對比之下，詩人歸田后感到無比愉悅。此外“羈鳥”、“池魚”句也是比興的運用。《渭川田家》全詩采用的是白描手法，在客觀的景物描寫中流露出詩人的真情實感，自然清新；詩意盎然，詩情與畫意的高度統(tǒng)一，蘇軾在《題藍田煙雨圖》中曾評論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3）.結(jié)構(gòu)模式上，《歸園田居》采用的是前八句議論，后八句寫景，最后四句說理。〔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引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嘗云：“淵明詩中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渭川田家》卻是前八句寫景，后兩句抒情。〔清〕王夫之《唐詩評論》卷二：通篇用“即此”二字括收。前八句皆情語，非景語，屬詞命篇，總與建安以上合轍。兩首詩的相同點 1.在思想內(nèi)容上： 王維和陶淵明人生經(jīng)歷不同。王維是亦仕亦邊隱,陶淵明是先仕后隱,但兩位詩人在仕途上不得意以后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返回大自然,以此來尋找解脫，值此重新尋找新的人生價值。這就是他們的詩歌《渭川田家》和《歸園田居》在內(nèi)容思想上具有相同的地方：（1）.內(nèi)容都傾向于描寫自然，表現(xiàn)生活在其中的感受和心情。正是因為對自然的熱愛,田園亦成為抒發(fā)感情的必選題材之一，陶淵明的田園詩深得后人喜愛,而王維的田園山水詩也成為其詩歌中最出色的部分。（2）.思想情緒都流露出消極避世，由于“歸隱”或厭倦官場,王維包括《渭川田家》在內(nèi)的田園山水詩以及陶淵明包括《歸園田居》在內(nèi)的田園詩都帶有樂天知命逃避現(xiàn)實等傾向，這對后代文人產(chǎn)生了消極的影響。2.在藝術風格上： 顧名思義，王維的《渭川田家》和陶淵明的《歸園田居》都是寫農(nóng)景的五言體田園詩。（1）.語言表達和引用典故上。語言上都質(zhì)樸自然,往往淡淡幾筆，王詩《渭》僅10句共50字，的確是著墨不多，意境深遠。陶詩《歸》其一也僅20句共100字，具有內(nèi)在韻律美，更描繪出一幅如詩如畫的風景圖。而在自然描寫中,又真情流露,表現(xiàn)出一個獨特的意境。能夠如此深入自然美的內(nèi)層,表現(xiàn)出自然美的魅力,這與陶王的才學，特別是他們回歸自然的那種平和恬靜的心境不無關系。兩首詩都引用古詩文。陶詩中的“虛室”，引自語本《莊子?人間》：“虛室生白。” 陶淵明把漢樂府《相和曲》中的“雞吠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兩句略加改造，即成為描寫田園風光的傳世佳句。“榆柳蔭后檐”的“檐”字原作“園”，據(jù)汲古閣翻宋本《陶淵明文集》校改。王詩的“吟式微”，意謂作歸隱田園之想。《式微》，出自《詩經(jīng)?邶風》篇名，有句云：“式微，式微，胡不歸1這里取其意。（2）.描寫角度和運用手法上：《歸園田居》先由遠至近，再由近寫遠，如“噯噯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一遠一近，“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用到由總觀到遠再到近的視度，這樣的巧妙結(jié)合，顯得自然。“深巷中”表明聲音是一種由遠處傳來的，“桑樹巔”雞鳴的聲音也顯得深遠，顯得不那么實在、干脆，顯得比較的模糊，用的是由遠到近的聽角，給人一種很虛的感覺，顯得更靜。《渭川田家》前四句由近至遠，敘寫的是初夏傍晚的農(nóng)村風光，給人一種悠閑自然的感受。這兩首詩都運用了動靜結(jié)合的手法。《歸園田居》里狗吠雞鳴的動景，即“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以動襯靜，這種寧靜不同與死氣沉沉，狗吠雞鳴正好給寧靜的生活帶來生動的情趣，簡直達到了化境。《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依仗候荊扉”等靜景，“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等動景，從側(cè)面寫出田家的幽靜，也表現(xiàn)出詩人悠閑自在的情趣。以靜襯動，動靜結(jié)合，描繪出一幅恬靜悠然、詩意醇厚的田園風景。總的說來，《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和《渭川田家》這兩首詩在一定程度上分別代表了兩詩人的田園情懷，可以知道陶淵明的田園詩和王維的山水田園詩的所表達出的田園情結(jié)因時代背境、人生際遇和性格修養(yǎng)而有異有同。讓我們感受到兩位偉大詩人心境的不同，帶給我們說不盡的心靈深處的情結(jié)。

第二篇：陶淵明與酒文化

陶淵明與酒文化

以前，陶淵明和酒在我們腦海中沒有任何關聯(lián)，而學完《五柳先生傳》后，陶淵明與酒便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

說起陶淵明為什么會喜歡上喝酒，我總結(jié)有兩條原因：一是陶淵明在做官時，有應酬，“酬”字的左邊是“酉”，說明就和酒有不可分開的關系，于是在各個應酬中喜歡上了喝酒。二是因為他每次喝完酒后，精神很亢奮，很爽，所以喜歡上了酒。

再說陶潛陶淵明，在文中是這樣描寫他喝酒的行情的：“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通過這段描寫，可以簡要概括，①貧窮，喝不到酒②別人請客③他喝④他醉⑤他走，去除第一步，只需四步，就可以喝得大醉，剛開始我想：“這不就是地痞流氓嗎？雖說是別人請客，說兩句客氣話也是應該的呀！”而后來我才明白，這不是沒禮貌，而是直率，我們其實有些做作了，就應該像陶淵明一樣，不用管那么多禮節(jié)，所以我們應向陶淵明學習！

現(xiàn)在說一下中國的酒文化，我不說大家也應該知道，中國人最喜歡喝白酒，白酒是中國的國酒，也與它的原料有關，只有兩個：高粱和水。高粱在中國的產(chǎn)量遠比國外多！所以白酒的數(shù)量也多。但最重要的還是白酒能使人的精神麻木，有滿足的感覺，它的味道也很甜美，勁很沖，使人陶醉！所以陶淵明喜歡酒也是情理之中的！

最后說陶淵明與酒文化，不如說是“文人與酒文化”，我發(fā)現(xiàn)文人大多喜歡喝酒，因為喝酒后會激發(fā)出人的潛能，從而作出好詩。李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因酒的幫助成名，也因酒的危害而身亡，但沒有酒他也不會作出這么多好詩，所以我認為還是值得的。陶淵明也是一樣，酒使他的思想開闊，他享受那樣的感覺，也許是因為感覺才去喝酒，而不是酒本身。但總而言之，酒是中華民族的一根樹根，它在某個方面引領或干涉了中華民族的發(fā)展，而陶淵明恰恰是受到了酒的影響！

總結(jié)全文的幾個字可以這么說：“無酒無陶淵明，更無中華民族今日的輝煌。"

王明古

第三篇：陶淵明與鳥

魏晉時代是一個天姿爛漫、瀟散發(fā)露的時代。魏晉人向外發(fā)現(xiàn)了自然，向內(nèi)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深情。他們鐘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蘭亭之游、金谷宴游風流千古；特別是山水、田園詩派均濫觴于此期。陶淵明更是造化所鐘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時代的寧馨兒，他對自然的追求和對自然觀的理解實又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淵明的個性品格、詩歌題材、詩中之理、藝術風格無不表現(xiàn)了對自然的追求。自然與自由相關，淵明及魏晉士人對自然的渴望，實際上表征了他們對形體自由及精神自由的雙重渴望。這種渴望在兩漢經(jīng)學統(tǒng)治相對松弛之后，變得尤為突出。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淵明的自然追求與鳥大有關聯(lián)。與玄風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晉詩文中，鳥意象出現(xiàn)得比率明顯增加。這決不是偶然的現(xiàn)象，應該說是有其深刻時代內(nèi)涵的。

鳥是有一定象征意義的對象物，它的象征內(nèi)涵是經(jīng)過長期積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漸》、《小過》等卦中均有鳥的影子，這里的鳥大體上象喻著堅貞自守、遠遁自晦的高蹈情懷。《詩經(jīng)》中的鳥意象更是不勝枚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諧；“交交黃鳥，止于棘”，則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莊子》“逍遙游”中高飛遠舉的大鵬，則是遠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視野中的鳥開啟了后代詩文中鳥的“原型意象”，歸納起來，大概為兩類：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經(jīng)過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選擇退守，是疏離主流群體的個體自由。兩種鳥的原型意象，陶詩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轉(zhuǎn)換的前后標志。淵明思想之轉(zhuǎn)變實可以以鳥意象一以貫之。

一、淵明前期功業(yè)追求與鳥意象

六朝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世族與門第。任何個人都無法超越社會時代帶給他的局限，陶淵明就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門第觀念影響。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功勛僅亞于王導，史家把陶與王相提并論，比做周朝夾輔王室分陜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說：“陶士行（侃）據(jù)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導）為分陜之計，江東可立。”[1]又說陶侃“望隆分陜，理則宜然。”[2]淵明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仕官已歷三世。如按照三世為官便成世族的傳統(tǒng)，確實也不能目淵明為寒門了。考諸淵明詩文，可見其對家族歷史的自豪感。《命子》詩中，詩人首先緬懷了祖先的光輝歷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對曾祖陶侃的功業(yè)與人格高度贊美：“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躊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贈長沙公》詩中，稱自己的家族為“令族”，并將長沙公引為自豪，稱其為“實宗之光”。詩曰：“于穆令族，允構(gòu)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華，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受大環(huán)境影響，陶淵明形成了一定的門第觀念，這在當時不是個別現(xiàn)象，而是一股時代潮流。寒門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躋身于世族高門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計地善保家門、發(fā)揚宗族之光。因此，對于淵明的門第觀念，我們應該給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門第觀念也與用世之心緊密相聯(lián)。受儒家傳統(tǒng)觀念影響，建功立業(yè)、光耀門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標，在六朝時代，這兩者更強烈地聯(lián)系在一起。陶淵明帶著一定的門第觀念步入社會，沾溉著門第之澤，享受著由門第與家族帶來的榮譽與利益。權利與義務是相互的，享受權利的同時要為此付出代價。這種責任感主要不是出于外在的壓力或官方意志，它實際上近乎內(nèi)心的的律令。振興家族、光耀門庭，并實現(xiàn)個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將個體功業(yè)的建立與家族命運的興衰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個體與家族休戚與共，共損共榮。清代方東樹說過這樣的話：“昔人云：讀杜詩，當作一部小經(jīng)書讀。余謂陶詩亦然。但何必云小也。”[3]可見，他是把陶詩當作儒家經(jīng)典來推崇的。這種看法在歷代并不罕見，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說過：“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jīng)術中來，故形之于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4]此說絕不是空穴來風、無根之談，它們從一個側(cè)面道出了淵明早年確實受過儒家思想影響并且形諸詩文。研讀陶詩，會發(fā)現(xiàn)淵明早期的篇什中，多處流露出儒家的功業(yè)思想及用世之志。《停云》詩寫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暗寓著詩人關懷世難的憂心，以及功業(yè)難成的感慨。《時運》詩化用儒家所樂道的“曾點氣象”，表達了淵明早年對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羨之意。《榮木》一詩更表達了一種自強不息的功業(yè)追求，該詩第四章寫到：“先師遺訓，余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從以上詩句中我們可以見出，淵明內(nèi)心郁勃著昂揚的進取之心、功業(yè)之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這句話活脫了淵明另一面孔，它與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者形象，相距實在太遠。我們以往對陶淵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淵明豐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時會出現(xiàn)以偏概全的弊病。淵明早期功業(yè)之心，主要是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影響使然。對于古代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們最大的夢想，在“學而優(yōu)則仕”的時代，誰能天生就超越歷史的局限而對功業(yè)榮名不屑一顧、視如糞土呢？

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淵明前期詩中言及功業(yè)之志間或用“鳥”意象來傳達。鳥的高飛遠舉象征著人的功業(yè)追求，鯤鵬展翅九萬里，境界何其高遠！淵明早期詩中之鳥多用來表現(xiàn)其用世之心，功業(yè)追求。《雜詩》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看作是此期內(nèi)心世界的寫照。《停云》詩最后一章寫“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未始沒有期盼知音賞識的意味。淵明懷著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會，我們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腳步，感受到了他躁動的心跳。然而，誠如范文瀾先生所言，這是一個“殺奪而濫賞”的社會，“統(tǒng)治集團中人得失急驟，生死無常，心情上表現(xiàn)緊張與頹廢??”[5]因此，興沖沖步入仕途的淵明不免碰壁，產(chǎn)生了矛盾與麻煩，在矛盾無法協(xié)調(diào)時，淵明開始了痛苦的轉(zhuǎn)換。淵明在斷斷續(xù)續(xù)做了十三年官以后，終于辭官歸田了，關于辭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喪于武昌”，后人則以為是恥于束帶見督郵，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來流為佳話。實際上其辭官深層原因是其質(zhì)性與官場不和。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序中明確指出“質(zhì)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其《與子儼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感士不遇賦》中淵明更從社會政治現(xiàn)實角度揭示了辭官之由：“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封建社會特別是有晉一代，政治混亂，官場腐敗，“政失準的，士無特操”。在人命危淺、朝不保夕的社會里，士子們?nèi)鄙僖环N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還何談實現(xiàn)政治理想！淵明在長期的官場生涯中，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為，認識了仁政理想之虛幻性，從而產(chǎn)生了擺脫現(xiàn)有生存方式尋找新生活的想法。

二、鳥與淵明的詩意回歸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雜詩》其五）淵明一生的尋覓與求索，如用兩個字概括就是——止泊——尋找精神的故鄉(xiāng)與歸宿。

那么淵明何以獨對鳥如此情衷，為何不厭其煩地多次以鳥自況，特別是日夕歸鳥在其筆下頻繁出現(xiàn)呢？此中有深刻的哲學、文化底蘊，逯欽立先生已然有所闡發(fā)：“竊謂魚鳥之生，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鳥為尤顯。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極言之，鳥與我同。鳥歸以前，東啄西飲，役于物之時也，遂其性故稱情。微勞無惜生之苦，稱情則自然而得其生。故鳥之自然無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時。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時。則山氣之所以日夕始佳，晚來相鳴之歸鳥始樂，因為人類直覺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覺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9]鳥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為人類欣羨。因此它最易成為多情敏感的詩人筆下的寧馨兒。逯欽立先生所言極是，鳥為最富自然情趣者，與人生具有質(zhì)的相似性。

鳥之與淵明的生死觀、義利觀還有莫大之聯(lián)系，不可不辨。鳥日出飛林，遠近覓食，象征著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鳥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歸本原，無怨無悔。淵明向來“視死如歸”，《歸去來兮辭》、《雜詩》、《挽歌詩》中都表現(xiàn)了此意。“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這是多么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另外，鳥日出而作，相約尋食，自食其力；然鳥之于利果腹便足，如“鼴鼠飲河，期在滿腹；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決不縱欲逐利，此點與淵明之義利觀如出一理。對于物質(zhì)利益，淵明向來是持靈活態(tài)度。他不諱言利，且躬耕田園以求利。但是，他所需求的不過是正當衣食之需，這又與鳥性相通。可見，淵明與鳥確實有著極大的緣分。

只有淵明之“翼翼歸鳥”最具深度及人格力量，只有陶淵明的探尋成功了，他的成功體現(xiàn)在文學、玄學和人生。就玄學而言，他的思考解決了困繞魏晉士人數(shù)百年的精神困惑，結(jié)束了一個時代；就人生而言，他將玄學詩意化、人生化，是藝術化人生的大師，開創(chuàng)了知識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淵明是魏晉玄學的終結(jié)者，代表了魏晉玄學的最高成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先生稱淵明“革新舊義，孤明先發(fā)”，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羅宗強先生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tài)》一書中，也以淵明為魏晉玄學的終結(jié)。從“竹林七賢”到“金谷俊游”再到“蘭亭玄思”，都停滯在尋覓自然途中的某個點上，只有淵明走完了全程。基于此，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一書，將建安文學以來的人格生成模式依次概托為：“鄴下——竹林——金谷——蘭亭——南山”，與之相表里的分別為“孕育——徘徊——焦慮——消釋——重鑄”之心理流變，同樣視淵明為魏晉人格之終結(jié)。他更以優(yōu)美筆觸描繪了淵明達到的境界：“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鄴下或金谷文人那樣依附于權貴，也無須像竹林或蘭亭文人那樣耽溺于某種玄思。他是獨立的自由的個體，他身后是自然溫馨而神秘的擁抱。”[10]“翼翼歸鳥”，在今天仍是自由和諧人生的象征，對當代人或許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和人生啟示。陶淵明的人生轉(zhuǎn)換及生存方式，從形式上，不一定值得效仿，而從其精神實質(zhì)上看，它的潛在價值無疑是巨大的。

注釋：

[1]《晉書·元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頁158。[2]《晉書·陶侃傳》，出處同上，頁1768。

[3]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4]宋·真德秀《跋黃瀛甫擬陶詩》，《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叢刊》本。[5]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頁283。[6]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頁150——151。[7]同上，頁151。

[8]朱光潛《詩論·陶淵明》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頁293。[9]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236。[10]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頁133。

第四篇：王維與孟浩然比較

王維與孟浩然比較

摘要：王維與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的杰出代表，被后人并稱“王孟”。王孟二人繼承了陶淵明的田園詩和大謝、小謝的山水詩藝術，在學習借鑒中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出許多富有各自個性的詩歌。

第五篇：與智者陶淵明同行

與智者陶淵明同行

【摘要】語文之本在語言，含英咀華莫等閑。陶情悟理人文事，務必沿波去討源。《文心雕龍》： “披文以入情，猶沿波以討源，雖幽必顯。品讀陶詩中真性情的語句，探討陶淵明的人性之光。感悟歷史，感悟人生。

【關鍵詞】陶淵明田園詩情人性之光

撣拭去歷史長卷的灰塵，在一個稱為魏晉的荒唐年代，于紛繁俗世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卓然獨立、高標逸志的文人墨客――陶淵明。

他穿越田園，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指話桑麻，躬耕西疇；他含觴賦詩，琴瑟樂心，或倚南窗以寄傲，或時矯首而遐觀。好一個圣潔、飄逸、浪漫、悠游的田園詩人之宗。陶淵明活在詩意里。作為一種生存方式，詩意成為一種人生哲學。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則集中展現(xiàn)他的人生智慧。

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中，一般都鄙視力役，看不起農(nóng)業(yè)勞動，更不消說去發(fā)現(xiàn)挖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的詩情畫意和參加勞動后的感受和體驗了。魏晉時代的清談之風盛行，清談家以不染事務為高雅，遠離勞動為時髦。出現(xiàn)了魏晉南北朝時代山水詩盛行而謳歌田園之章則大為遜色的狀況。有人以“山水詩”為陶淵明定位，忽略了陶淵明自身獨特的價值。朱自清先生就認為田園才是陶淵明的獨創(chuàng)。陶淵明的“質(zhì)性自然”“性本愛丘山”的自然和山水，與謝靈運等人又有所不同，陶淵明這里的自然，不僅是脫世的名山秀水，也不僅是自然的生活方式，更主要的是審美的、文化的第二自然。審美功能在使個體精神的安寧和超脫方面對陶淵明極為重要。

因而，陶淵明的田園詩，就不僅僅是詩的題材領域的拓展問題，也不是放下文化人的架子與村夫野老交往的問題，它反映的恰恰是一個文化人的特質(zhì)--真正的農(nóng)民是不會把面朝黃土背朝天視作一種享受的。陶淵明眼中的田園不再是孔子門徒、游俠劍客、簪纓世家、清談雅客眼里的農(nóng)夫野老等下等人的生活圈子。他眼里的農(nóng)村，已是過濾了因戰(zhàn)亂導致的荒蕪破敗、扶犁把鋤的艱辛、粗茶淡飯的清苦、布衣褐服的寒酸的優(yōu)美田園。

陶淵明活在詩意里。作為一種生存方式，詩意成為一種人生哲學。陶淵明陶然期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他實踐著一種審美意義上的人生，這種美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是審美的至境，所以才會“欲辨已忘言”。

詩共五首，是陶淵明歸隱之初的作品。這一首（少無適俗韻）與另一首《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都是陶淵明田園詩的代表作，向來十分著名。

這首《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共二十句。前面的八句，詩人坦誠地傾吐了對過去仕途生活方式的鄙棄，和退隱歸田、從自在中尋找新的生命價值的懷抱，也刻畫了詩人與世俗不合，熱愛自然、崇尚真樸的性格。他把求取功名進入仕途看作是“誤落塵網(wǎng)”。一個“網(wǎng)”字，包含了他對虛偽的、束縛人們精神的官場生活的極度厭惡和否定。“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三十年的時光已經(jīng)在塵風中虛度了，只有回到了田園中，才呼吸到了大自然的新鮮空氣，內(nèi)心充滿了得到自由的幸福感。這里的“三十年”，有人認為當是“十三年”，因為從他二十九歲入仕算起，到四十二歲寫這首詩時，正好合“十三”之數(shù)。但若從他“少無適俗韻”的少年時代算起，則差不多是三十年。其實，詩中的數(shù)字往往不應過實地去理解。在這里，兩種說法都有道理，不過是一虛一實罷了。從詩的表現(xiàn)特點來說，宜虛不宜實，因此還以“三十”為好。詩人用“羈鳥戀舊林”和“池魚思故淵”來表達自己對園田故居的依戀。自然，接下來的“開荒南野際”，就不是述其艱苦的勞動，倒是具有一種輕松愉快的情緒。他回到田園是實踐了他“返樸歸真”的社會主張。在他看來，這樣接近自然的生活，才是人最正常、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從“方宅十余畝”開始，他細膩生動地描繪了園田居的農(nóng)家風貌。雖是極平常的景物，卻代表著農(nóng)村景象的典型特征：宅院、茅屋、榆柳、桃李，遠處的村落，裊裊的炊煙……特別是“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兩句，就更具生氣。宋代張戒說：“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本以言郊居閑適之趣，非以詠田園。”這就是說，作者的本意并不在寫田園景物之美，而在于田園生活之趣，這是很好的見地。在這首詩中，詩人所寫的景物都是田園中人們極常見的，孤立地看，它們本身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審美價值。可是，在這里詩人為這些平常的景物賦于了“靈性”，它們處處洋溢著詩人歸田后所體味到的農(nóng)村生活情趣。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陶淵明在他的《桃花源記》里這樣記載：“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相反，無雞鳴的圖景則是災難性的：曹操《蒿里行》有“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由此可見，陶淵明筆下的田園已不僅是他的存身之所，而且也是一個桃花源的雛形。

陶淵明四隱四仕，想要沖破籠網(wǎng)，實現(xiàn)自己的大濟蒼生的抱負，但東晉政治的黑暗和腐敗，士族的狂妄與奢糜，個人仕途的坎坷蹇困，地位的卑微窘迫。殘酷的現(xiàn)實距離陶淵明人生理想甚遠。志向越遠大，建功之心越強烈，越使他憤懣感慨，痛苦壓抑，孤高純真的心靈備受折磨。另曾懷大濟蒼生抱復的陶淵明徹底于官場決裂。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守拙”，“愚拙”，實乃流俗對陶淵明的譏諷之語。而作者仍然“堅守情操氣節(jié)”不變。“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返自然”指的是作者要回歸“田園與本性”即物質(zhì)家園與精神家園。

正因為過去有那種如在樊籠的生活，才能懂得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可貴。這里的生活盡管簡樸，但是和那種充滿機詐的、虛偽的、喧囂的生活相比，它寧靜，適意，自然，更符合陶淵明的生活理想。

所以在陶淵明看來茅檐草舍遠勝官府高堂，樹環(huán)花繞遠勝前呼后擁，樸素村落遠勝繁華鬧市，雞鳴狗吠遠勝車喧馬囂。

陶淵明不愿受樊籠之苦去干謁入仕，歸隱鄉(xiāng)間田園。因為他深知身處亂世積極抗爭，固為上策；隨波逐流，才是下策；潔身自好，不失良策。拒絕沉迷物欲，堅守精神；拒絕摧眉折腰，堅守節(jié)操；拒絕隨波逐流，堅守本性。求純、求樸、求真、求拙、融入自然和田園之中，這種做法在當時無疑是智者所為。陶淵明的“人性之光”在這首詩中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

而現(xiàn)今社會我們?nèi)匀恍枰@種陶氏智慧，我們身處“追星”泛濫的時代：有人追“名星”，有人追 “官星”，有人追“財星”……明星滾滾，鋼絲碌碌，又有幾人能堅守自我的“本星”？！孟子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胡適復曰：“時髦不能趕。” 可以相信，倘若陶潛遇此“追星”大潮，依然會“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讓我們與智者陶淵明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