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左思與陶淵明
左思與陶淵明詠史詩的異同 對比原因
1)夠將兩人的詠史詩放在一起比較,是因為他們具有可比性。首先,他們都處于魏晉南北朝這個大時代背景,他們都與所處時代的整個社會風氣顯得格格不入。左思生活的西晉,是一個短暫而統一的王朝,腐朽的門閥政治與綿亙的八王之亂,虛幻的佛陀世玄與浮誕的清談玄學,構成當時割據紛爭的社會動態與斑駁陸離的士族風貌。這個時期的詩歌主要特征是反抗精神消失了,虛浮沉淀,缺乏社會現實內容。雖然詞藻輕綺靡麗,但卻“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既缺乏建安詩人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又沒有正始詩人憂憤深廣的思想境界,成就一般不高,而左思清拔雄邁的筆力,頗為濃厚的現實色彩的詩風,在一定意義上繼承著建安正史的優秀傳統,與太康詩風大不相同。2),左思的《詠史》詩與陶淵明的《詠貧士》創作承前啟后,是文學史詠史詩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自東漢班固《詠史》詩問世以來,詠史詩體就成了我國詩歌領域中一朵新的奇葩。班固在詩中只是歌頌緹縈上書救父一事,雖然表達對她的歌頌但并未聯系自身,確是單純歌詠史事,曹操《短歌行》第二首及《善哉行》第一首,曹丕《煌煌京洛行》歷舉古代許多人事,也可當作詠史之作,但這些作品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隱括本事,不加藻飾”,一詩詠一事,以客觀敘述為主,缺乏形象。孔融《雜詩》抒發自己于雄杰抱負中,舉出呂尚、管仲以自比較,這樣慷慨舉古人以自況即有了左思《詠史》詩的規模。而左思的《詠史》詩借史抒情,是對詠史詩的創新性發展,正如胡應麟指出:“‘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摯《贈毋丘儉》疊用八古人名。堆垛寡變。太沖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干云,遂為千古絕唱。”“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表明左思和前代文學的關系;“造語奇偉,創格新特”指出左思對詠史詩的發展創新。而陶淵明的《詠貧士》則進一步將這種以史抒懷發展的淋漓盡致,擺脫對史料的依附,出史人詩,在左思的基礎上又向前推進,歷史人物就是自己的化身,它與歷史人物融為一體,繼左思后,他將詠懷詩帶入一個新境界。在他所題詠的每一個古代貧士的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陶淵明的影子。以前評陶詩多以恬淡風格視之,實際上從《詠貧士》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陶淵明寄托的一 面,而繼左思與陶淵明后,后人繼承他們詠史詩詠懷的特點。并進一步將其深化。對比內容:
思想:
一、思想上與時俱變與堅守故轍
左思的八首《詠史》詩體現其不斷變化的思想,并大致可以推斷出:第一、三、四首應寫于青年時期,其一中“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雖非甲胄士,疇昔覽穰苴”。在文章方面,他自擬于賈誼、司如,甚至是孔子,政治軍事方面,自擬于穰苴、段干木、魯伸連、班超,從這些自許言辭中,透出他對人生前
程的樂觀向往態度。從第四首描寫中,可以看出他在人洛陽后,在現實面前產生一些失望情緒,“寂寂揚子宅,門無聊相輿”,難以進入權力中心,即使如此。仍不妨礙他對前景抱樂觀態度,而第五、六、七首于中年時期,詩中描繪的功業未成,理想受挫,透露出一種悲涼氣息,《詠史》其七中,詩人引以自擬的已不再是穰苴、班超一流著名功臣,而是“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人,昆弟不收”的主父偃,四十馀歲尚貧賤的朱買臣,負郭窮巷的陳平,居徒四壁的司馬相如,以及荊軻、高漸離這些悲劇英雄。這反映他對前程不再抱“談笑卻秦軍”式的浪漫天真“夢想”,不得不面對殘酷現實,詩篇基調因此由樂觀態度變為 梗概多氣。盡管如此,在本時期詩歌中,尚可看出左思對前程仍懷著希望,這里所詠的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四賢”皆是先窮后達者。“英雄迪遭”“遺之草澤”皆為一時遭遇,終究發達顯赫。“遺烈光篇籍”可以說此時詩人并未放棄功名期待,只是信心已大不如前。而第二、六、八首應寫于晚期,詩的基調悲慨蒼涼,詩人似乎處于絕望當中,但這時他對社會現實的審視也更加透徹,態度更加達觀。其二中以馮唐自擬“馮唐自首屈于郎署”,正與左思一生遭遇相合。馮唐與主父偃等“四賢”在畢生功業窮達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語,此一對象取舍變化,反映左思心境也有很大變遷,他對功名自許期待又降了一格,幾近于絕望。其八中以“習習籠中鳥”相比,可知詩人當時處境窘迫,“俯仰生榮華,咄嗟復調枯”,此正 左思一生數十年的概括,積聚了無數人事滄桑之感,這種蒼老頹唐心態與他早年“談笑卻秦軍”中年“高眄邈四海”差異明顯。
而陶淵明的《詠貧士》作于南朝劉宋永初二年(421年),也即陶淵明謝世前六年之作。所以反映的思想都大趨一致,借古代賢士安貧守節之事,表達自己不慕名利的情懷,堅守故轍、不改初衷的思想。如其三中“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其四中“朝與仁義生,夕死復可求”,作者用古賢榮叟、原生、黔婁風亮節激勵自己堅守故轍,不改初衷。隨著歲月流逝,不斷的火災、蟲害和洪澇,躬耕生活變得越來越貧困。陶淵明此時才真正體味到了貧窮的意義,才開始“憂道又憂貧”了。這時再無“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悠然情懷,幫助他度過難關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的“安貧樂道”、“固窮”的學說。“道勝無戚顏的“道”,基本上是儒者之道,也即孔子的“君子故窮”思想。其三中“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之意。其四中的“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則合于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旨,其七中的“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實際上是《論語·衛靈公》中的“君子固窮”之意,七首詩中,陶淵明肯定貧士氣節,主要是儒家道德觀念,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君子固窮”,所謂“固窮”是指賤困頓之中不移其志,不墜其節,不動其心,不失其正,使自己在心理上不為貧窮所困擾,精神上保持一種怡然和樂態度,消除凄涼處境在內心造成的緊張。固窮的目的最終是為了“抱樸”、“守拙”,即“養真”。
二、內容上詠古言志與借古詠懷
左思《詠史》詩共八首,都是借古人古事抒發懷抱和不平之情。“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事。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此千秋絕唱也。”《詠史》詩其一,前八句寫自己具有文才武略,后八旬寫自己報國安邊的壯志。“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表明他建功立業并非貪圖爵賞,功成之后仍愿過原來的生活,同樣在《詠史》其三其五中也體現了這 樣的情懷。其三歌頌了段干木和魯仲連有功于國而輕視爵位的高貴品質,并說明自己的志向,前四句點明自己仰慕的對象,中四句寫魯仲連功成不受賞的品質,末四句贊揚魯仲連視富貴如浮云的思想,“臨組不肯鰈,對璉寧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云”其五前六句寫皇宮的壯麗和貴族生活的豪華,后六句寫自己志在隱居,不慕榮華富貴,“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而他的抒發不平
之情的詩歌如《詠史》其二,此詩以松、草為喻,揭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不合理現象,前四比起興,以“澗底松”比喻才高位卑的寒士,以“山上苗”比喻才低位高的世族,在強烈對比中引人深思,中間四句點明不合理現象的原因,末四句引用史事,抨擊現實。同樣其七中借慨嘆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等人的困頓,說明自古以來就有不少奇才埋沒草野,前八句寫四賢的窮困狀態,中間六句點明賢士不遇時自古亦然,末兩句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而陶淵明的詩歌從內容上不像左思的《詠史》詩抒發內心不平和憤懣之情,他的詩歌是詩人在彭澤歸田的年末,繼《歸去來兮辭》后進一步展示歸田后的志向和如何克服困難以保證志愿實現的詠懷組詩,第一首在指出晉安帝復位,劉裕當權的政治形勢下,再宣不從政而“守故轍”的志愿,第二首設想實現這一志愿可能遇到的困難,頂多是個貧字.因此3—7首取古代貧士的各個突出方面做自己的學習楷模以堅志,即:學習榮啟期、原憲在昏暗的時代堅決不仕的政治態度,《詠貧士》其三中“榮叟老帶索,欣然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表現了古代貧士榮啟期、原憲身處貧賤而自得其樂的高尚品德;學習黔婁“憂道不憂貧”的信仰堅定,其四中,前六句寫黔婁的修身清節,不慕容祿,“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后六旬感嘆世上少有黔婁這樣的安貧守道的人,表示自己生死不改其節,“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學習袁安、阮公品德廉潔的修養,“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袁安見錢人,即日棄其官”;學習張仲蔚渝的堅持精神,《詠貧士》其六中,前六句寫后漢張仲蔚孑然獨立的人品和才華,中間四句寫他能安貧受賤的原因,末兩句表示自己追隨前賢,不改其志;學習黃子廉卸掉感情壓力的理智,其七中“在昔黃子廉,彈冠佐名州”的事跡不禁讓陶公發出“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的感慨。
三、用典上精切諷諭與“真率自然" 用典是詩歌形式很重要的方面。典故或稱用典、用事,是指用過去的事說明當前的問題,既要“師其意”,還須故中出新。左思的《詠史》詩和陶淵明《詠貧士》在用典上是各有側重的。左思的《詠史》詩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這里的“典”指的是他的詩歌引史實,借古諷今,對現實政治持批評度,故日“怨”,典怨,借歷史人物事實,抒發對現實的慨嘆,其諷諭精神強烈流溢于篇章中,是高度藝術性的體現。《詠史》其三中“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中引用齊人魯仲連舌戰梁客辛垣衍使趙國采取不帝秦政策,終解邯鄲之圍一事,使整首詩意義負荷量加大,讀后使人產生種種聯想,增加詩的氣氛,耐人尋思,含蘊深厚,而在《詠史》其八中“飲河期滿腹,貴足不愿馀”“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前一句是引用莊子《逍遙游》中“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意思是河水量很大而鼴鼠所需要的不過裝滿肚子而已,后一句同樣引用《逍遙游》中“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用《莊子》中現成的兩個比喻說明“達士”應該知足寡蘇秦、李斯那樣恥貧賤、慕容華的人相反,這樣的用典形象生動,使詩歌增加表現力。而陶淵明的詩歌用典并不像左思的詩歌用典飽含諷諭精神,基本上都是引用古代貧士的史實,用得“真率自然”。這些貧士的共同特點是:生活貧困,地位卑微,政治上不求仕進,不與俗世茍合,理論上尚儒家之道,道德上講究品格節操,始終如一堅持自己的志向,絕不因窮困而改初衷。《詠貧士》其三中“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榮叟是春秋隱士,據《列子·天瑞》載:一次游泰山,看見榮啟期已經九十歲了,還用一根繩子捆著一塊鹿皮當衣服穿在身上,可他還悠然地彈琴唱歌。原生,春秋宋國人,孔子弟子,《韓詩外傳》載,原憲居住在魯國上漏下濕的屋子里,相當貧窮,的學生子貢看他,原憲穿的一雙鞋。破得露出腳來,但他卻嘲笑子貢華麗車馬的裝飾,子貢慚愧地走了。其四中“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這里的黔婁的是春秋時魯國隱士,皇甫謐的《高士傳》中記載他終身潔節守貧,從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聽說他賢惠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鐘,并打算讓他做宰相,他堅辭不受,后來齊王又以札相加,賜金百斤,聘他為卿,也不肯接受,一直老死在家,不肯出仕。而據《列女傳》記載:黔婁死后,曾子去吊唁,見他的尸體停在下。衣服破爛,身上只蓋一塊短布被,遮不住身體,頭和腳都露在外邊。顯然這樣的貧士實際上就是陶淵明歸田后理想中的自畫像,因此所詠的貧士完全按詩人的意志“我”化了,用典用得非常本色。總之,左思和陶淵明雖然都生活在魏晉南北朝這個大的歷史階段里,兩人的詠史詩存在著一定的繼承關系,但在思想、內容和用典等方面還是存在差異的。左思的《詠史》詩和陶淵明的《詠貧士》的創作前啟后,特別是為唐代的詠史詩的全面繁榮開辟了道路,是詠史詩發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第二篇:陶淵明與酒文化
陶淵明與酒文化
以前,陶淵明和酒在我們腦海中沒有任何關聯,而學完《五柳先生傳》后,陶淵明與酒便緊緊聯系在一起!
說起陶淵明為什么會喜歡上喝酒,我總結有兩條原因:一是陶淵明在做官時,有應酬,“酬”字的左邊是“酉”,說明就和酒有不可分開的關系,于是在各個應酬中喜歡上了喝酒。二是因為他每次喝完酒后,精神很亢奮,很爽,所以喜歡上了酒。
再說陶潛陶淵明,在文中是這樣描寫他喝酒的行情的:“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通過這段描寫,可以簡要概括,①貧窮,喝不到酒②別人請客③他喝④他醉⑤他走,去除第一步,只需四步,就可以喝得大醉,剛開始我想:“這不就是地痞流氓嗎?雖說是別人請客,說兩句客氣話也是應該的呀!”而后來我才明白,這不是沒禮貌,而是直率,我們其實有些做作了,就應該像陶淵明一樣,不用管那么多禮節,所以我們應向陶淵明學習!
現在說一下中國的酒文化,我不說大家也應該知道,中國人最喜歡喝白酒,白酒是中國的國酒,也與它的原料有關,只有兩個:高粱和水。高粱在中國的產量遠比國外多!所以白酒的數量也多。但最重要的還是白酒能使人的精神麻木,有滿足的感覺,它的味道也很甜美,勁很沖,使人陶醉!所以陶淵明喜歡酒也是情理之中的!
最后說陶淵明與酒文化,不如說是“文人與酒文化”,我發現文人大多喜歡喝酒,因為喝酒后會激發出人的潛能,從而作出好詩。李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因酒的幫助成名,也因酒的危害而身亡,但沒有酒他也不會作出這么多好詩,所以我認為還是值得的。陶淵明也是一樣,酒使他的思想開闊,他享受那樣的感覺,也許是因為感覺才去喝酒,而不是酒本身。但總而言之,酒是中華民族的一根樹根,它在某個方面引領或干涉了中華民族的發展,而陶淵明恰恰是受到了酒的影響!
總結全文的幾個字可以這么說:“無酒無陶淵明,更無中華民族今日的輝煌。"
王明古
第三篇:陶淵明與鳥
魏晉時代是一個天姿爛漫、瀟散發露的時代。魏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他們鐘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蘭亭之游、金谷宴游風流千古;特別是山水、田園詩派均濫觴于此期。陶淵明更是造化所鐘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時代的寧馨兒,他對自然的追求和對自然觀的理解實又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淵明的個性品格、詩歌題材、詩中之理、藝術風格無不表現了對自然的追求。自然與自由相關,淵明及魏晉士人對自然的渴望,實際上表征了他們對形體自由及精神自由的雙重渴望。這種渴望在兩漢經學統治相對松弛之后,變得尤為突出。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淵明的自然追求與鳥大有關聯。與玄風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晉詩文中,鳥意象出現得比率明顯增加。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應該說是有其深刻時代內涵的。
鳥是有一定象征意義的對象物,它的象征內涵是經過長期積淀的。《周易》之《中孚》、《明夷》、《漸》、《小過》等卦中均有鳥的影子,這里的鳥大體上象喻著堅貞自守、遠遁自晦的高蹈情懷。《詩經》中的鳥意象更是不勝枚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諧;“交交黃鳥,止于棘”,則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此外,《莊子》“逍遙游”中高飛遠舉的大鵬,則是遠大理想的象征。先民視野中的鳥開啟了后代詩文中鳥的“原型意象”,歸納起來,大概為兩類: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經過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選擇退守,是疏離主流群體的個體自由。兩種鳥的原型意象,陶詩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轉換的前后標志。淵明思想之轉變實可以以鳥意象一以貫之。
一、淵明前期功業追求與鳥意象
六朝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世族與門第。任何個人都無法超越社會時代帶給他的局限,陶淵明就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門第觀念影響。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功勛僅亞于王導,史家把陶與王相提并論,比做周朝夾輔王室分陜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說:“陶士行(侃)據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導)為分陜之計,江東可立。”[1]又說陶侃“望隆分陜,理則宜然。”[2]淵明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仕官已歷三世。如按照三世為官便成世族的傳統,確實也不能目淵明為寒門了。考諸淵明詩文,可見其對家族歷史的自豪感。《命子》詩中,詩人首先緬懷了祖先的光輝歷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對曾祖陶侃的功業與人格高度贊美:“桓桓長沙,伊勛伊德。天子躊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再如《贈長沙公》詩中,稱自己的家族為“令族”,并將長沙公引為自豪,稱其為“實宗之光”。詩曰:“于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華,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受大環境影響,陶淵明形成了一定的門第觀念,這在當時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股時代潮流。寒門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躋身于世族高門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計地善保家門、發揚宗族之光。因此,對于淵明的門第觀念,我們應該給予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門第觀念也與用世之心緊密相聯。受儒家傳統觀念影響,建功立業、光耀門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標,在六朝時代,這兩者更強烈地聯系在一起。陶淵明帶著一定的門第觀念步入社會,沾溉著門第之澤,享受著由門第與家族帶來的榮譽與利益。權利與義務是相互的,享受權利的同時要為此付出代價。這種責任感主要不是出于外在的壓力或官方意志,它實際上近乎內心的的律令。振興家族、光耀門庭,并實現個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將個體功業的建立與家族命運的興衰緊密聯系在一起,個體與家族休戚與共,共損共榮。清代方東樹說過這樣的話:“昔人云:讀杜詩,當作一部小經書讀。余謂陶詩亦然。但何必云小也。”[3]可見,他是把陶詩當作儒家經典來推崇的。這種看法在歷代并不罕見,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說過:“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于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4]此說絕不是空穴來風、無根之談,它們從一個側面道出了淵明早年確實受過儒家思想影響并且形諸詩文。研讀陶詩,會發現淵明早期的篇什中,多處流露出儒家的功業思想及用世之志。《停云》詩寫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暗寓著詩人關懷世難的憂心,以及功業難成的感慨。《時運》詩化用儒家所樂道的“曾點氣象”,表達了淵明早年對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羨之意。《榮木》一詩更表達了一種自強不息的功業追求,該詩第四章寫到:“先師遺訓,余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從以上詩句中我們可以見出,淵明內心郁勃著昂揚的進取之心、功業之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這句話活脫了淵明另一面孔,它與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者形象,相距實在太遠。我們以往對陶淵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淵明豐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時會出現以偏概全的弊病。淵明早期功業之心,主要是傳統文化的熏陶、影響使然。對于古代大多數知識分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們最大的夢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時代,誰能天生就超越歷史的局限而對功業榮名不屑一顧、視如糞土呢?
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淵明前期詩中言及功業之志間或用“鳥”意象來傳達。鳥的高飛遠舉象征著人的功業追求,鯤鵬展翅九萬里,境界何其高遠!淵明早期詩中之鳥多用來表現其用世之心,功業追求。《雜詩》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看作是此期內心世界的寫照。《停云》詩最后一章寫“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未始沒有期盼知音賞識的意味。淵明懷著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會,我們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腳步,感受到了他躁動的心跳。然而,誠如范文瀾先生所言,這是一個“殺奪而濫賞”的社會,“統治集團中人得失急驟,生死無常,心情上表現緊張與頹廢??”[5]因此,興沖沖步入仕途的淵明不免碰壁,產生了矛盾與麻煩,在矛盾無法協調時,淵明開始了痛苦的轉換。淵明在斷斷續續做了十三年官以后,終于辭官歸田了,關于辭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喪于武昌”,后人則以為是恥于束帶見督郵,不肯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來流為佳話。實際上其辭官深層原因是其質性與官場不和。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序中明確指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其《與子儼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感士不遇賦》中淵明更從社會政治現實角度揭示了辭官之由:“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封建社會特別是有晉一代,政治混亂,官場腐敗,“政失準的,士無特操”。在人命危淺、朝不保夕的社會里,士子們缺少一種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還何談實現政治理想!淵明在長期的官場生涯中,飽嘗了顛沛流離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為,認識了仁政理想之虛幻性,從而產生了擺脫現有生存方式尋找新生活的想法。
二、鳥與淵明的詩意回歸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雜詩》其五)淵明一生的尋覓與求索,如用兩個字概括就是——止泊——尋找精神的故鄉與歸宿。
那么淵明何以獨對鳥如此情衷,為何不厭其煩地多次以鳥自況,特別是日夕歸鳥在其筆下頻繁出現呢?此中有深刻的哲學、文化底蘊,逯欽立先生已然有所闡發:“竊謂魚鳥之生,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鳥為尤顯。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極言之,鳥與我同。鳥歸以前,東啄西飲,役于物之時也,遂其性故稱情。微勞無惜生之苦,稱情則自然而得其生。故鳥之自然無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時。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時。則山氣之所以日夕始佳,晚來相鳴之歸鳥始樂,因為人類直覺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覺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9]鳥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為人類欣羨。因此它最易成為多情敏感的詩人筆下的寧馨兒。逯欽立先生所言極是,鳥為最富自然情趣者,與人生具有質的相似性。
鳥之與淵明的生死觀、義利觀還有莫大之聯系,不可不辨。鳥日出飛林,遠近覓食,象征著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鳥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歸本原,無怨無悔。淵明向來“視死如歸”,《歸去來兮辭》、《雜詩》、《挽歌詩》中都表現了此意。“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這是多么達觀的人生態度!另外,鳥日出而作,相約尋食,自食其力;然鳥之于利果腹便足,如“鼴鼠飲河,期在滿腹;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決不縱欲逐利,此點與淵明之義利觀如出一理。對于物質利益,淵明向來是持靈活態度。他不諱言利,且躬耕田園以求利。但是,他所需求的不過是正當衣食之需,這又與鳥性相通。可見,淵明與鳥確實有著極大的緣分。
只有淵明之“翼翼歸鳥”最具深度及人格力量,只有陶淵明的探尋成功了,他的成功體現在文學、玄學和人生。就玄學而言,他的思考解決了困繞魏晉士人數百年的精神困惑,結束了一個時代;就人生而言,他將玄學詩意化、人生化,是藝術化人生的大師,開創了知識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淵明是魏晉玄學的終結者,代表了魏晉玄學的最高成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寅恪先生稱淵明“革新舊義,孤明先發”,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羅宗強先生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一書中,也以淵明為魏晉玄學的終結。從“竹林七賢”到“金谷俊游”再到“蘭亭玄思”,都停滯在尋覓自然途中的某個點上,只有淵明走完了全程。基于此,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一書,將建安文學以來的人格生成模式依次概托為:“鄴下——竹林——金谷——蘭亭——南山”,與之相表里的分別為“孕育——徘徊——焦慮——消釋——重鑄”之心理流變,同樣視淵明為魏晉人格之終結。他更以優美筆觸描繪了淵明達到的境界:“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鄴下或金谷文人那樣依附于權貴,也無須像竹林或蘭亭文人那樣耽溺于某種玄思。他是獨立的自由的個體,他身后是自然溫馨而神秘的擁抱。”[10]“翼翼歸鳥”,在今天仍是自由和諧人生的象征,對當代人或許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和人生啟示。陶淵明的人生轉換及生存方式,從形式上,不一定值得效仿,而從其精神實質上看,它的潛在價值無疑是巨大的。
注釋:
[1]《晉書·元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頁158。[2]《晉書·陶侃傳》,出處同上,頁1768。
[3]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4]宋·真德秀《跋黃瀛甫擬陶詩》,《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叢刊》本。[5]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頁283。[6]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頁150——151。[7]同上,頁151。
[8]朱光潛《詩論·陶淵明》三聯書店1998年版,頁293。[9]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236。[10]李建中《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頁133。
第四篇:孟浩然與陶淵明比較
陶淵明和王維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出名的田園詩人。一個是晉代田園詩的開山鼻祖,一個是唐朝山水田園詩的代表。陶淵明的田園詩和王維的山水田園詩盡管都有寫田園農家的成分,但他們所表達的田園情結盡不相同。由于社會背境、人生際遇和性格修養的原因,在這個方面上無論是思想內容上還是藝術特點上,都有相同之處,但又具有明顯的不同。現以與田園情懷相關的異同在陶詩《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和王詩《渭川田家》中作一分析。兩首詩的不同點 1.思想內容上的不同: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年,當時戰亂不斷,政治上門閥制度森嚴,顯赫的祖業輪到他時,家境已衰落。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辭官歸隱后,返回田園躬耕。《歸園田居》(其一)描寫了恬美幽靜的田園風光,表達了詩人歸園后恬淡的愉悅心情和對污濁官場的憎惡。全詩共二十句,前八句敘寫了自己性格志向及誤入塵網,最后遠離官場,返回田園;接下來的八句,都是描寫寧靜的田園風光及田園生活的愉悅心情;最后四句,寫的是清靜的生活樂趣和返樸自然的心情。詩人以簡約的二十句詩,就描繪出田園風光的詩情畫意,字里行間無不表達出詩人歸隱后喜悅之情。王維活動在社會安定、國力強大、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繁榮的盛唐時期,過著一種亦仕亦隱的生活。《渭川田家》描寫的是山村景色和農家生活。這首詩寫的是在夕陽西下,夜幕降臨之際,寫出恬靜自然的田家晚歸的情境。讀畢《渭》,全詩的重心自然而然就落在一個“歸”字。在詩人筆下,夕陽西下、牛羊歸來、老人候人、牧童歸來、麥田雞鳴等這些農家平常隨處可見的景色,顯得詩情畫意盎然,簡直就是妙筆生花,別具一番牧歌情調。其實,農夫們并不閑逸,與詩人自己擔驚受怕的官場生活相比之下,農夫顯得更加安然、更加自由,故閑逸之情溢于詩中。詩中前大半部分都是寫那么多“歸”,實際寫的就是人人有得歸,反襯出詩人自己無隨歸;人人歸得親切、安然,反襯出詩人自己歸隱得太遲以及自己官場上的孤單苦悶。詩的最后一句“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即點出全詩的靈魂所在。由此可以得出,時代境遇和人生經歷的不同造就了陶王兩位詩人分別在這兩首詩所表達的思想內容不同。2.歸隱方式的不同,情感亦就不同。陶淵明掛冠歸隱,往往無法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是窮隱,得與鄉民同生活共勞作,其詩出于直接體驗,生活與詩,詩與生活,無不給人一種純樸而水乳交融的親切感。在《歸園田居》(其一)中僅透露出一點點信息,其組詩接下來的就能深透出這方面的體驗。王維把當官的俸祿作為隱士生活的經濟支柱,是富隱,在鄉間別墅詩酒書畫,閑情逸致,故其山水詩精致閑雅,疏淡親禪,而田園詩則分明是一種局外的、旁觀的、缺少陶詩那種親切感的閑適清淡。《渭》的“即此”一句,就顯現出這一點。王維以下千余年,山水田園詩車載斗量,如摩詰者大可指數,而如淵明者則無一人,究其原因,與士大夫或者說讀書人鄙視勞作,遠離實踐有很大的關系,亦是兩人寫田園山水詩情懷不同的因素之一。3.藝術特點上的不同: 王維的田園山水詩詩風因其創新和發展,明顯又別于陶淵明的田園詩風。(1).景與人的關系。《歸園田居》只描寫景物而沒有涉及到人物,從南野、草屋、榆柳、桃李、遠村、近煙、雞鳴到狗吠,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不愜意,詩中雖沒有人物的痕跡,但這一切經過陶淵明點化也都詩意盎然了。《渭川田家》則是兩者兼而有之,從夕陽、牛羊、麥田、老人到牧童,看似尋常,詩人卻信手拈來,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之意無不顯露出來。如《渭川田家》“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荊扉”,“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等句的老人家,牧童和農夫在此詩中顯得人性化,增添了不少人氣味。讓人讀完之后,不禁進入此鄉間悠然的境界。(2).《歸園田居》采用比興手法,用“塵網”,“樊籠”來象征黑暗的官場,突出詩人的愛憎情感。“故淵”,“舊林”象征美好的田園生活。守拙與適俗,園田與塵網,兩相對比之下,詩人歸田后感到無比愉悅。此外“羈鳥”、“池魚”句也是比興的運用。《渭川田家》全詩采用的是白描手法,在客觀的景物描寫中流露出詩人的真情實感,自然清新;詩意盎然,詩情與畫意的高度統一,蘇軾在《題藍田煙雨圖》中曾評論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3).結構模式上,《歸園田居》采用的是前八句議論,后八句寫景,最后四句說理。〔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引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嘗云:“淵明詩中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渭川田家》卻是前八句寫景,后兩句抒情。〔清〕王夫之《唐詩評論》卷二:通篇用“即此”二字括收。前八句皆情語,非景語,屬詞命篇,總與建安以上合轍。兩首詩的相同點 1.在思想內容上: 王維和陶淵明人生經歷不同。王維是亦仕亦邊隱,陶淵明是先仕后隱,但兩位詩人在仕途上不得意以后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返回大自然,以此來尋找解脫,值此重新尋找新的人生價值。這就是他們的詩歌《渭川田家》和《歸園田居》在內容思想上具有相同的地方:(1).內容都傾向于描寫自然,表現生活在其中的感受和心情。正是因為對自然的熱愛,田園亦成為抒發感情的必選題材之一,陶淵明的田園詩深得后人喜愛,而王維的田園山水詩也成為其詩歌中最出色的部分。(2).思想情緒都流露出消極避世,由于“歸隱”或厭倦官場,王維包括《渭川田家》在內的田園山水詩以及陶淵明包括《歸園田居》在內的田園詩都帶有樂天知命逃避現實等傾向,這對后代文人產生了消極的影響。2.在藝術風格上: 顧名思義,王維的《渭川田家》和陶淵明的《歸園田居》都是寫農景的五言體田園詩。(1).語言表達和引用典故上。語言上都質樸自然,往往淡淡幾筆,王詩《渭》僅10句共50字,的確是著墨不多,意境深遠。陶詩《歸》其一也僅20句共100字,具有內在韻律美,更描繪出一幅如詩如畫的風景圖。而在自然描寫中,又真情流露,表現出一個獨特的意境。能夠如此深入自然美的內層,表現出自然美的魅力,這與陶王的才學,特別是他們回歸自然的那種平和恬靜的心境不無關系。兩首詩都引用古詩文。陶詩中的“虛室”,引自語本《莊子?人間》:“虛室生白。” 陶淵明把漢樂府《相和曲》中的“雞吠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兩句略加改造,即成為描寫田園風光的傳世佳句。“榆柳蔭后檐”的“檐”字原作“園”,據汲古閣翻宋本《陶淵明文集》校改。王詩的“吟式微”,意謂作歸隱田園之想。《式微》,出自《詩經?邶風》篇名,有句云:“式微,式微,胡不歸1這里取其意。(2).描寫角度和運用手法上:《歸園田居》先由遠至近,再由近寫遠,如“噯噯遠人村,依依墟里煙”一遠一近,“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用到由總觀到遠再到近的視度,這樣的巧妙結合,顯得自然。“深巷中”表明聲音是一種由遠處傳來的,“桑樹巔”雞鳴的聲音也顯得深遠,顯得不那么實在、干脆,顯得比較的模糊,用的是由遠到近的聽角,給人一種很虛的感覺,顯得更靜。《渭川田家》前四句由近至遠,敘寫的是初夏傍晚的農村風光,給人一種悠閑自然的感受。這兩首詩都運用了動靜結合的手法。《歸園田居》里狗吠雞鳴的動景,即“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以動襯靜,這種寧靜不同與死氣沉沉,狗吠雞鳴正好給寧靜的生活帶來生動的情趣,簡直達到了化境。《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依仗候荊扉”等靜景,“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等動景,從側面寫出田家的幽靜,也表現出詩人悠閑自在的情趣。以靜襯動,動靜結合,描繪出一幅恬靜悠然、詩意醇厚的田園風景。總的說來,《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和《渭川田家》這兩首詩在一定程度上分別代表了兩詩人的田園情懷,可以知道陶淵明的田園詩和王維的山水田園詩的所表達出的田園情結因時代背境、人生際遇和性格修養而有異有同。讓我們感受到兩位偉大詩人心境的不同,帶給我們說不盡的心靈深處的情結。
第五篇:淺論左思《詠史》
淺論左思《詠史》
【摘 要】:
左思是西晉最杰出的詩人,代表作《詠史詩》八首,風格剛健,感情深沉,和當時流行的華麗詩風迥然不同。西晉是曾有短暫的統一,但腐朽的門閥制度又特別嚴重,從西晉初就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左思出生寒門,仕進不得意。面對此情他的詩形象生動而又深刻地對當時門閥制度進了激勵的抨擊,從而形成了左思豐富多彩的思想內容。左思詩除了內容豐富多彩,而且在藝術上也有自己獨特的特色,左思的藝術才能,使《詠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獨立,并能體現出一定的社會意義;同時用一根高潔理想、情操的金縷線,把首首串連在一起的,渾然一體,內在結構緊密使之不可分割。他的詩承建安風骨,抒寫懷抱,抨擊現實,多不平之音。氣勢雄健,筆調挺拔,辭采壯麗,形象鮮明,風格獨樹一幟,人稱“左思風力”。【關鍵詞】:
豐富多彩 獨特 左思風力。
一.豐富多彩的思想內容
左思出身寒門,他因妹妹左芬入宮被封為“貴妃”,遷居洛陽,而做了個秘書郎的小官。當時門閥制度已經形成,當官的路被世家大族所壟斷。雖然左思的妹妹被皇帝選入宮,加上他的《三都賦》已經聞名于世,但還是因出身寒微而只能位居下位,得不到重用。左思是個有才能有抱負的人,一心想建功立業,但不能有所成就,自然憤憤不平,表現在詩歌里,就必然“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樣的詩,就超過了同時期的忽視內容而專為辭藻句法等藝術形式的陸機、潘岳的詩作。﹙一﹚抨擊揭露當時反動腐朽的門閥制度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長期陷入分裂和**中。西晉是曾有短暫的統一,但腐朽的門閥制度又特別嚴重,從西晉初就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左思是出生寒門,仕進不得意。面對此情,他對這進行了抨擊,像他的《詠史》其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以山上的小苗比無才而又有權勢的人,以澗底的高松比有才而屈于下位的人,接下來 就直接說世族子弟居高位,有才而無勢的人只能做下官。再借用金張因祖先世代為官,因此他們家族七代都做漢朝的貴官,馮唐雖有才,但到老也只是個小官不被重用。這是封建社會的極不合理的現象,也是它的本質,在這樣的時代里有才學而出身低微的人是不可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抱負的,現實和理想是有矛盾的,而這個矛盾是無法解決的。這里用了史事來比喻,因此形象生動而又深刻地對當時門閥制度進了激勵的抨擊。左思不僅把犀利的批判鋒芒直指當時的社會現實,還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對象與否定對象對比之中,使詩對士族制度的揭露和批判顯得更加有力度。其七“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的感嘆,表明了并非自己無才能而是出生寒士被“遺之在草澤”,對門閥制度也是強烈的控訴。
(二)表現自己為國立功的胸懷
漢末豪強與軍閥割據混戰,破壞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之后,三國鼎立的局面,盡管消滅了許多小的割據者,為全國的統一創造了有利的形勢,但距離全國統一時日尚遠。三國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馬氏集團,成了全國統一趨勢的新勢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晉政權正式成立后,為全國的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司馬氏集團也急切于在全國的統一中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奪取東吳,蕩平邊境內的騷亂勢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聲。生活在這樣歷史條件下的左思,為形勢所推動,有志于全國的統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業的思想。
所謂“國家興旺,匹夫有責。”自古以來的達士,更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左思作為一位達士盡管仕途不得意但他依然有為國立功,安定邊疆的責任感和志向。例其一“雖非甲胃士,疇昔覽《穰苴》”表明自己雖非武人,但熟讀兵書。在封建社會中,習文秉武雖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會制度中,確實需要勇氣的。特別魏晉期間,士族制度占據著統治地位,士族以“積世業儒”為貴,左思出生在一個世代業儒的下層世系之家,他能夠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立志到疆場上去,在實現祖國統一事業中盡自己的一份力,這是可貴的。“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說自己胸中的豪氣需要發泄,并且根本不把東吳放在眼中,從此句可見作者的豪情壯志。作者以“鉛刀”自比說自己雖才鈍,但也想自試才能,為國立功,正如鉛刀也以一割為貴,表明了左思為國立功就是獻身也在所不辭的胸懷。
(三)表現自己“功成不受爵”的價值觀
左思雖一再表明自己有為國立功的思想,但卻毫無貪圖爵賞之愿,像其一最后兩句“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就表明了自己功成后還是愿過自己平淡的生活,“歸田廬”更有些隱士的意味。
其三以段干木、魯仲連自比,贊揚他們“功成恥受賞”、“比之猶浮云”對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屏棄,表明自己對這一切的藐視,這固然是對其一所詠嘆的“功成不受賞,長輯歸田廬”思想的繼續和深化,只是在這一首中具體地規劃了自己“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的道路,即做一介布衣。需要的只是平凡的隱士的生活。具有代表性的是其八: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枳棘塞中涂。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疏。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俯仰生榮華,咄嗟復雕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愿余。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
以籠中鳥比窮巷士,荊棘比喻障礙,說明“士”的生活貧困并充滿艱難困阻的,想施展才智,卻事與愿為。以李斯、蘇秦這兩個縱橫家的尊榮和殺身都是在頃刻之間發生的,一切榮耀都是過眼云煙不值得太刻意的去追求。“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愿余。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以鼴鼠、鷦鷯來說明“達仕”應該知足寡欲,不應像李斯、蘇秦那樣恥貧賤、慕榮華。其實這表明了左思自己對深居僻巷,落落寡歡生活的贊揚及喜歡,不追求榮華富貴,過平淡的隱士生活。其五中“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許由”是傳說中的高士,堯讓位給他,他不肯接受而逃避山下,隱居躬耕。寫自己愿意著貧民衣服離去京城,去像許由一樣去過隱居躬耕的生活。“高步”可見作者毫不猶豫,灑脫的從“塵世”走向“山林”同時也表達了他的曠達、豪邁的胸襟。
(四)表現自己面對困難不屈的精神
自古英雄多磨難。在左思小時候,他父親就一直看不起他。父親左雍從一個小官吏慢慢做到御史,他見兒子身材矮小、貌不驚人、說話結巴,倒顯出一副癡癡呆呆的樣子,常常對外人說后悔生了這個兒子。及至左思成年,左雍還對朋友們說:“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左思不甘心受到這種鄙視,開始發憤學習。當他讀過東漢班固寫
的《兩都賦》和張衡寫的《兩京賦》,雖然很佩服文中的宏大氣魄,華麗的文辭,寫出了東京洛陽和西京長安的京城氣派,可是也看出了其中虛而不實、大而無當的弊病。從此,他決心依據事實和歷史的發展,寫一篇《三都賦》。為寫《三都賦》,使得筆筆有著落有根據,左思開始收集大量的歷史、地理、物產、風俗人情的資料。收集好后,他閉門謝客,開始苦寫。他在一個書紙鋪天蓋地的屋子里晝夜冥思苦想,常常是好久才推敲出一個滿意的句子。經過十年,這篇凝結著左思甘苦心血的《三都賦》終于寫成了!在他創作之初陸機償譏之:“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最后《三都賦》名滿京城使“洛陽為之紙貴”。可見左思也是經過了許多困苦才獲得成功的啦!例四寫楊雄著書生活雖寂寥,但其在艱苦的條件環境中成有成就,其才將傳于天下。可見楊雄也是先遭受困厄,終成大業的。其七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不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分別以主父眼、買臣、陳平、司馬相如四賢的遭遇,及接下來說歷代英雄都會遭遇很多困厄。以此一方面對自己在當時“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的情況下自己仕途不順的安慰、激勵,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以英雄自居,因此才會面對困厄的,表現了他樂觀、曠達的心志。
二.獨特的藝術特色
左思詩除了內容豐富多彩,而且在藝術上也有自己獨特的特色陳祚明曾說:“太沖一代偉人,胸次浩落,灑然流詠。似孟德而加以流麗,仿子建而獨能貴簡。創成一體,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無其志,語必虛矯;有其志而無其才,音難頓挫。”陳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結合,是很對的。左思的藝術才能,使《詠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獨立,并能體現出一定的社會意義;同時用一根高潔理想、情操的金縷線,把首首串連在一起的,渾然一體,內在結構緊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暢抒自己的理想,可謂全組詩的總綱;其二,寫遭受門閥制度的壓抑而產生的悲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魯仲連為榜樣,另僻蹊徑,以期報國;
其四,寫自己甘于孤寂專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寫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許由;其六,贊譽荊軻,借以披露情懷;其七,從歷史上許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寫社會的黑暗,決心避世,求潔身自好。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瀉翻騰;又似九曲黃河,曲折回環,一詠三嘆,反復宛轉。慷慨悲壯之中,有細膩旖旎;低音纖氣之內,又挾滾滾沉雷。左思把豐富多變的思想感情,分別寫在各首之中,恰似一個巨手巧匠把顆顆散珠組成一個完整精美的花環。不僅如此他在藝術手法上也有其獨特的特色。
(一)對比手法的運用
左思《詠史八首》中運用了許多對比手法,可謂處處皆見,大塊運用啦。例其四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區。
一邊是漢代繁榮的長安城中權貴們的豪華生活,一邊是揚雄寂寞的著書生涯;一邊是朝夕相聚、尋歡作樂、醉生夢死荒淫無恥,一邊是安于貧賤、甘于寂寞、潛心著述、閉門寫書。這首詩是整首對比,前半部分與后半部分形成層層對比鮮明地突出了主題,對揚雄甘于寂寞的著書生活的贊揚表明了作者自己的心志。
其二中“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是把澗底松與山上的小苗相比,雖然山上的草木才長出,不好是枝葉繁茂,但它由于地勢的緣故反而能把澗底的枝葉茂盛的松樹給遮擋住。把“躡高位”的“世 胄”子弟與“沉下僚”的“英俊”之士相比較;把金張與馮公相比,一邊是憑借祖業世代為官,一邊是有才能但不被重用,通過這些對比該詩鮮明、深刻生動地揭示出門閥制度的腐朽。
其三的“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云。”與其六的“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及“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相比較,一褒一貶,表現了作者藐視一切的氣概。
(二)比興手法的運用
其二把郁郁蔥蔥的澗底松比作寒門出身沉淪下層的才智之士,將山上的寸莖小苗比作豪門出身居高位的無能之輩,由于地勢的不同,使得“高者為卑,卑者為高。”
這種比喻使主題鮮明生動。
其八以“籠中鳥”比喻“窮巷士”。說小鳥要展翅高飛就碰到籠子的四角,飛不起來。貧士深居僻巷,落落寡合,獨守窮廬,形影相吊。仕進之路充滿枳棘,無路可通,想施展才智,卻事與愿違,終身失意,比喻恰當形象。鐘嶸《詩品》說左思“文典以怨,頗為精切”。所謂典怨,就是托史以鳴不平。所謂“精切”主要就是指這類形象貼切的比喻,這是左思詩中運用比興的藝術效果。他把概念的東西(指社會不合理現象)用形象表現,把社會現象用自然現象來比附,將自己心中的憤慨托之古人,以代古人鳴不平發泄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增加了詩歌的興味和寄托。遠離“人世”是困苦的,引出下面的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涂。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疏。
同時寫蘇秦、李斯那些人他們處心集慮想得到榮華富貴但終究是短暫而過終被殺,左思認為人應該安貧知足,做一個“達仕”。該首把一、二句鋪墊用得游刃有余,使整首詩都達到一個完美的境界。
(三)語言的質樸而奇特
語言往往會影響整首詩的效果,并且不同作家各自有自己的語言習慣。像魯迅先生的語言犀利、尖銳就決定了他的作品有強烈的批判性。屈原喜用兮字,因而開創兮字體的詩。左思的詩語言質樸是因為他的語言并沒有刻意求工﹑雕琢字句﹑語句華麗。但是其語言也有其自己的特點。1.喜用疊字
其二中的“郁郁”是指樹木繁茂的樣子,“離離”是枝葉下垂的樣子。這兩個疊字對“澗底松”與“山上苗”進行了很好的說明與修飾,才有了下面的“以彼徑寸莖,蔭尺百尺條”其八中的“習習籠中鳥”“落落窮巷士”“習習”說鳥屢飛貌,“落落”指和人疏遠難合,用這兩個疊詞也是說明了士生活的貧困。其二和其四兩個疊詞都起修辭作用,它使表達更加深刻形象。
其四“濟濟”是美勝的樣貌,“赫赫”是顯盛的樣子,兩句話寫出了京城內王侯住宅富麗堂皇,詩歌用疊字渲染氣氛,使人仿佛身處鬧市之中。“寂寂揚子宅”“寥寥空宇中”“寂寂”“寥寥”都是寂靜的意思,寫出了揚雄甘于寂寞,安于貧窮,安
心著書的精神。2.喜用反問句
其二“馮公豈不偉”說馮公難道沒有才能嗎?我們知道“馮公”是指馮唐,漢文帝時人,曾對文帝指出當時法律嚴苛,不能用將等弊,由此可見他是個很有才能的人。但老年還是居郎官小職,不被重用。用這一個反問語氣更加強烈,不僅對馮公“白首不見招”的憤憤不平,同時帶出作者自己的感慨,自己也是有才能而不能受到重用。這是多么的讓人痛心啦。
其六“豪右何足陳”是說富貴大家沒有什么可以說的,表現了作者對貴族的一種鄙視,結合全詩看,作者認為那些貴人只知道食祿,他們像塵埃一樣不值得一提。
其七“四賢豈不偉”說的是“主父”﹑“買臣”﹑“陳平”﹑“長卿”這四賢難道他們都沒有才干嗎?這是更加肯定的他們是很有才干的人,結合他們各自的遭遇看:主父游學四十年,困于燕、趙,父母兄弟不以其為親;買臣未仕時窮困賣柴,妻不耐貧苦,改嫁而去;陳平漢高祖功臣之一,少時家貧,所住的地方在背著城郭的僻巷里,以席為門;長卿是指司馬相如,歸成都家中空無所有只見四壁。他們都是有能之人,但在人生中都經歷了很大的挫折。這樣用反問更加肯定地表達了自古以來英雄多遭困厄,歷代英雄始終埋沒不彰的多的很,自己不被重用也是眾多英雄中的一個,同時也肯定了自己的英雄地位。可見反問的運用使語氣更加肯定,加強詩的主題思想。
三.左思風力及其影響
左思的詠史詩在對“建安風骨”的繼承下,通過自己創造出現了“左思風力”。“風骨”我們通常認為“風”指藝術特色,“骨”指思想內容。劉勰對風骨的解釋為:“《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于風;沉吟哺辭,英先于情。故辭之侍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文心雕龍.風骨》可見時代特色鮮明,情感真摯強烈,格調慷慨悲壯,文筆健美有力,是被劉勰納入了風
骨的美學范疇的。對于“建安風骨”這個詞,各自的文學家下的定義各不相同,郭預衡先生編著的《古代文學史》把通脫、騁詞、華糜這些特點認為是“建安風力”或“漢魏風骨”而袁行沛先生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則認為:“既有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負又有務實的精神,通脫的態度和應變的能力,他們不再拘守于儒學,表現出鮮明的個性,他們的創作反映了**的時代;對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具有強烈的個性,濃郁的悲劇色彩。這些特點構成“建安風骨”這一時代風格。”而我們通常所說的“建安風骨”是:健康積極向上的思想內容和完美藝術的高度統一。左思的《詠史八首》在內容上表達了自己為國立功,而又不貪榮華富貴,對門閥制度的批判,同時還寫了面對困厄時不頹廢沮傷,內容可謂是積極、健康、向上的啦。藝術上具有引用史事、對比、比興等,因此他的詩有“左思風力”、“文典以怨”之稱。
左思志高才雄,胸懷曠邁,富有反抗精神,所以他的詠史詩筆力矯健,情調高亢,氣勢充沛,具,太沖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陶冶漢魏、自冶詩詞,故是一代做手,豈潘(岳)、陸(機)輩所能比埒。”①左思不僅在文章方面艱苦琢磨,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深深地冶煉.左思在洛陽生活很艱難,但他仍然自尊自重“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其六)左思在洛陽門庭很冷落,但他并沒有自暴自棄,“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區。”(其四)他不為暫時的困苦而折節奴顏,不為長久的孤寂而攀附獻媚。同時在當時“上品無寒士,下品無世族”這種門閥制度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左思作為一個下士并沒有放棄為國立功的想法,并對門閥制度進行了激勵的抨擊。可見左思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和遠大的胸懷。例其三: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對寧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云。
看似贊揚段干木、魯仲連,其實是以他們自比,用樸素的語言寫自己在“上品無寒士,下品無世族”這種時代背景下,自己仍愿為國家排憂解難,又不圖封賞,歌頌了他自己視功名利祿如浮云的態度。“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云”氣勢雄健、感情充沛,表現了自己對功名富貴不屑一顧的志節。
“左思風力”對古典詩歌的傳統風格也是有影響的。它曾直接熏陶了東晉大詩人
陶淵明,唐代陳子昂提倡詩歌革新﹑反對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時,得諷喻之致的左思便受到很大推崇,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顯然受到左思的影響。今天左思所抨擊的黑暗時代一去不返了,但他的《詠史》詩作為珍貴的古典文學遺產,那沉雄悲涼的詩句依然回扣人們的心弦。
總的字數:7580
注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沈德潛,《古詩源》卷七,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66頁。②張玉谷言,轉引自劉文忠《中古文學與文論研究》,學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3頁。
③沈德潛,《古詩源》,中華書局卷七,1977年7月版,第163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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