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基層宗教組織與農村治理研究

農村基層宗教組織與農村治理研究

——以浙江為例

張永明

宗教是人類長期存在的歷史現象,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中, 宗教對社會的發展既起到積極的作用, 又有消極的影響。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實踐中, 我們既不能忽視它的作用, 也不能擴大它的作用, 必須發揮宗教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克服消極影響, 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文明、民主發展。本課題分析浙江農村基層宗教組織在農村發揮作用和存在的問題, 提出農村基層宗教組織在農村治理中發揮作用的主要途徑。【關鍵詞】 基層宗教組織;農村治理;浙江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 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宗教組織就是由信教者所結成的、具有某種特定的宗教信仰與儀式, 并共同遵守一定的制度與規范的社會組織, 它是宗教得以在社會上存在的載體, 宗教儀式和宗教符號都是宗教組織的象征。鄉村治理最初是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學者提出來的。研究中心的著名學者賀雪峰認為:鄉村治理是指如何對中國進行, 或中國鄉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 從而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俞可平認為:農村治理就是農村公共權威管理農村社區, 增進社區公共利益的過程。這里的公共權威既可以是官方的, 也可以是民間的, 或官方與民間機構的合作。黨國英將鄉村治理的定義為:鄉村社會處理公共事務的傳統制度, 包括選舉政府首腦、監督政府工作和設置政府更迭的程序, 也包括政府制定、執行政策的能力及居民對這些制度的服從狀況。??隨著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 農村治理結構也相應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一、浙江農村基層宗教組織參與農村治理發揮的積極作用

我國是一個民族宗教比較復雜, 信教人數比較多的國家, 主要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浙江省是宗教歷史悠久、教徒人數眾多、宗教活動比較活躍的省份, 據不完全統計, 浙江省信教群眾人數約180萬, 其中基督教信徒150 多萬, 天主教信徒20萬左右, 伊斯蘭教信徒10000人左右,佛教僧尼約5500人, 道士、道姑約3500人, 佛教、道教信徒人數無法統計。

古今中外研究宗教的專家都比較一致地肯定宗教促進社會穩定有序, 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過程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從我們對浙江農村基層宗教的調查了解來看, 農村基層宗教組織在新農村建設中主要發揮以下幾方面的作用:(一)在家庭和社會公德建設中發揮團結和睦的作用

宗教道德是宗教教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宗教中最容易被人接受, 有著廣泛社會影響的部分。宗教道德中包含著許多社會公共道德準則的內容, 信教群眾在精神文明建設, 特別是社會公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建設中也作出了努力, 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據調查, 宗教道德在解決一些家庭和社會糾紛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如通過對如果您和鄰居或者夫妻鬧矛盾了通常找誰解決? 一題的問卷調查結果: 有589%的人表示自己解決, 同時也有847% 的人不愿意透露這一項信息, 也有1864%的人表示找宗教組織及相關負責人幫助解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信教群眾基本上都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規范, 做到與人為善, 在處理鄰里關系、婆媳關系等方面能互相謙讓。據了解, 在五好家庭、雙文明戶中, 教徒家庭的比例比較高, 如寧波市就有1600多戶信徒家庭被評為五好家庭、雙文明戶。由于宗教道德的約束, 信教群眾中很少有偷盜、賭博、嫖娼、吸毒、斗毆等行為;在經濟活動中, 也基本上能堅持誠信原則, 較少有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行為。如1997年浙江省平陽市43000名基督教徒的犯罪率等于0% , 可以說在法制仍不健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宗教對法律還起著一定的補充作用。(二)在社會慈善和社會公益事業中發揮扶貧濟困、慈悲救世的作用 在我國農村, 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還遠未建立起來,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決定了單門獨戶的農民經不起天災人禍的折騰, 一遇到這類情況就會束手無策, 于是不少宗教組織就擔負起了目前社會體制無法全部承擔的社會救助功能, 做一些扶貧濟困的好事。為積極參與社會慈善事業, 浙江許多宗教組織在內部設立了基金會, 作為社會的慈善機構。1997年, 寧波市弘法慈善基金會在七塔寺成立;臺州佛教協會慈善公德會至今已累計向全社會捐助善款500多萬, 衣服等物資260萬件, 價值超過3000萬元;湖州嘉善縣龍莊講寺, 成立一個慈善機構志蓮慈濟會, 倡導每位會員每天節省1元, 用于支助需要幫助的人。該慈濟會自2002年底成立以來, 共資助26585元。同時浙江農村基層宗教團體積極參與賑災救災支援災區建設。四川汶川地震時, 各基層宗教組織積極捐款捐物, 僅平陽縣佛教捐款達68萬元。從2001年至今, 浙江基督教捐款達到1100萬元, 而佛教從2003年至2008年中更是捐贈了6000 多萬元。另外, 各宗教組織經常在當地開展各種公益類的活動, 參與社會助老助學, 支持社會建設。寧波市佛教界2000年9 月建成居士林, 為困難老人提供養老;樂清市道教協會向大荊市中心小學捐助200 萬元。國家宗教局事務局消息,近5年來, 浙江省宗教界共為各類公益慈善事業捐款捐物達217 億元, 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好評。(三)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發揮提高村民文化水平, 豐富農村精神生活的作用浙江農村的信教群眾總的來看呈五多的特點, 教徒總量多, 婦女教徒多、文盲教徒多、病殘教徒多。據統計, 浙江省宗教信徒中, 農村人口占82.46% , 女教徒63.44%, 年齡60 歲以上的34.95% , 文盲占20.25%。

針對農村教徒文化素質較低, 對宗教教義理解不夠的情況, 一些宗教組織利用教堂辦文化補習班, 專門為村民進行文化補習。如溫州農村的基督組織為了能使信徒讀懂圣經, 對當地村民尤其是婦女和老人開設 識字班。同時一些農村宗教組織為了擴大信教人數, 爭取信教群眾, 早在上世紀80 年代, 不少地方基督教開設少兒班。從開始時以替信徒們臨時看管小孩為初衷的托兒班, 發展到現在系統地向學生們傳授神學思想的神學班;有的基督徒甚至提出 信基督要從娃娃抓起的主張。識字班 和 少兒班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和少兒的文化水平。浙江許多地方雖然經濟發達, 但不少農村仍存在著三無現象, 即無文化站、無娛樂設施、無文體活動, 村民精神生活貧乏, 教堂成為人們活動唯一的公共場所。在教堂中, 人們能歡聚一堂, 談天說地, 交流感情, 抒發郁悶, 宗教儀式洋溢著真誠祥和的氛圍。這對于建設當地文化、社會的長期穩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力地補充了農村人文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設的空白之處。(四)在農村經濟建設中發揮推動民間信貸,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

對于宗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說: 如果一種宗教能夠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產生積極的作用, 使人們能夠更加努力地工作, 提高勞動效率, 那么這種宗教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這段話羅伯特 巴羅從理論上分析宗教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從浙江農村的具體情況, 宗教道德在推動民間信貸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 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由于農村經濟規模小, 抗風險能力弱, 銀行不太愿意貸款給村民, 所以村民發展經濟, 大多數只能靠民間借貸, 但是, 在農村不少村民誠信度不高的情況下, 一些富裕的村民不敢隨便貸款給其他村民。而信教民眾由于受到教義教規的影響, 一般比較誠實守信, 教徒之間的借貸比較放心。所以在浙江農村, 教徒之間的借貸關系比較普遍。以溫州的民間借貸為例, 民間借貸非常活躍,已成為地區性、經常性的普遍活動。據陳東升對瑞安市漢田村的調查, 114個樣本中, 92% 的家庭創辦企業時向親戚、宗族、朋友借過錢, 84% 的家庭借過錢給別人。調查顯示, 人們對宗教與經濟的關系認識較為復雜, 因人而異。15.6%人認為宗教和經濟沒有什么關聯, 388% 的人認為宗教和經濟之間是促進的關系, 高達45.7% 的人說不清宗教和經濟的關系。

二、浙江農村宗教組織在農村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宗教熱削弱農村基層組織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人是群體性生活的動物, 人的活動依附于一定的社會組織。當宗教勢力在農村的影響力還比較小的時候, 農民遇上難題, 首先依靠黨和政府。隨著宗教熱在農村的興起, 一部分農民在成為虔誠的宗教信徒之后, 這些人在需要幫助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教友和宗教組織, 開始從感情上和行動上疏遠了黨和政府。在溫州農村存在著基層干部、甚至黨員干部信教的情況, 而且此種情況還有上升的趨勢。例如在XX 村的調研中, 村里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宗教的虔誠信徒, 而且村委基本上不會干涉宗教事務, 甚至會大力促進宗教的發展。在浙江一些宗教力量過分強大的農村, 宗教組織要求信教群眾必須聽從他們的安排, 以至于基層組織無法有效地去貫徹和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無法承擔其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和領導職責。宗教勢力經常組織集會, 不斷向群眾灌輸宗教信仰, 時間一長, 一些群眾就對宗教篤信不疑。農村基層宗教狂熱, 使個別黨員干部也拋棄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 投身宗教組織。隨著宗教力量在農村日益增強, 宗教勢力不甘于只在民間發展, 開始逐漸向基層組織中進行滲透, 力圖獲取農村社會的實際控制權。浙江許多農村地區重新興起修族譜、宗祠、寺廟的熱潮, 許多農民皈依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組織, 宗教活動日益興盛, 更有甚者, 不少黨員也參與其中。

(二)宗教組織的活動影響農村村民自治的建設

村民自治是廣大農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 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 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項基本制度。其核心內容是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全面推進村民自治, 也就是全面推進村級民主選舉、村級民主決策、村級民主管理和村級民主監督。宗教組織活動對村民自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影響村民公民意識的形成。在農村如果宗教組織過于強大, 宗教意識過于強烈, 村民的 公民意識 就難以形成, 必然形成過于強烈的宗教認同, 使國家權力意志貫徹不能夠順暢。宗教組織的活動也影響農村的民主選舉。在浙江宗教勢力比較強大的農村,宗教組織對村民的民主選舉產生很大的影響。李莊一名干部說:近年來農民紛紛信教, 教會聚會比干部還整齊, 教會對于政治事務, 如村委會的選舉、鄉人大選舉是不能介入的, 但在村民自治選舉中,往往以姓氏、宗族、宗派、財富等為形式組織起來的幫派勢力越來越大, 在有些地方甚至操縱村民選舉, 對村民自治造成嚴重影響。農村幫派意識增強導致農村內部利益沖突加劇, 農村內部團結受到削弱, 從而也對農村自治造成不良影響。(三)部分非法宗教組織擾亂社會秩序危害社會安全

在浙江農村, 大部分宗教組織是遵守國家法律的。但一些宗教組織, 特別是邪教組織打著宗教的外衣, 進行封建迷信和違法犯罪活動, 給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帶來不小的危害。如溫州的呼喊派以溫州蒼南為基地向周邊滲透;無固定教義的圓通派 常在農村做道場非法牟利, 收斂錢財。一些非法宗教組織散布謠言, 造謠惑眾, 破壞社會穩定。1999年 實際神 邪教組織由杭州富陽、湖州、上海等地滲入嘉興市, 在信教群眾中大肆散布謠言, 四處宣揚末世論、地球爆炸論 等, 稱 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耶穌即將要降臨, 審判世人, 大災難馬上來臨, 對世界不要有盼望, 跟著實際神 才有企盼, 鼓吹信其教才能 免災、保平安、升天堂 等謬論, 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 外來人員的增多, 國內外的一些異端邪教總是試圖借助各種理由, 擴大影響,一些邪教組織同境外非法組織勾結, 危害國家安全。比如經濟較發達的義烏市, 對外開放度高, 人員流動性強, 境外宗教勢力的滲透較為突出。

(四)亂建寺觀廟宇教堂, 給村民帶來經濟負擔和管理困難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浙江區域信教群眾城馬鞍形發展曲線。改革開放后, 浙江農村宗教信教群眾呈快速增長的勢頭, 但各種宗教數量增長不一。如義烏宗教原僅有佛教、基督教兩大宗教,現發展到五大宗教, 還有一些外來宗教, 社會影響日益擴大, 信教群眾人數從1990年近萬人發展到2008年的3~ 4萬人。從發展趨勢看, 隨著義烏市場經濟的持續繁榮, 到義烏來經商創業的外來人員將日益增長, 同時信教群眾也將隨之增長, 這種趨勢將不會改變。就浙江農村而言, 基督教發展最快, 佛教、道教次之, 天主教與伊斯蘭教的發展與當地人口自然增長同步。信教人數劇增, 加上少數村干部對亂建寺廟認識模糊, 誤認為這樣有利于農村社會和家庭的穩定, 少數企業老板將自己致富歸功于佛的保佑, 一段時間助長農村修寺建廟的熱潮。1996年浙江全省專項治理的統計, 共有非法建造的寺觀教堂、小廟小庵2萬多處。宗教的狂熱和亂建寺觀廟宇, 給農村帶來很大的危害, 直接增加群眾負擔, 建造小庵小廟動輒幾十萬, 甚至幾百萬至上千萬, 這些費用大部分是由群眾捐助和集資來的;同時也助長了封建迷信, 污染社會風氣, 沖擊合法的宗教活動場所, 妨礙了政府對宗教的依法管理。小庵、小廟的建造, 一不辦理土地征用, 二不辦理建房申請, 三不辦理宗教活動場所審批手續,造成管理上的失控, 增加了宗教管理的難度。

三、發揮宗教組織在新農村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

農村宗教問題是新農村建設無法回避、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是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制定的基本國策。縱觀我國和世界宗教的歷史, 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的規律, 宗教要適應其所處的社會和時代, 才能存在和延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 宗教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和活動的, 因此, 宗教必須和社會主義相適應。(一)正確認識宗教組織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農村基層宗教要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適應, 就要正確認識宗教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既不能夸大, 也不能忽視;既要看到積極的作用, 也要看到消極的影響。宗教工作是黨和政府的重要工作, 在全黨全國工作大局中占據重要地位。江澤民同志指出: 民族宗教無小事, 全黨都要充分認識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和重要性, 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充分認識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就要避免宗教工作的短視癥。宗教長期存在, 這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一個重要觀點, 因此, 必須把宗教存在的長期性作為一個根本性問題來強調, 既要著眼于眼前, 又要著眼于長遠, 堅持不懈地做好宗教工作。要正確認識宗教的特殊復雜性, 避免宗教工作的簡單粗暴。宗教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常常與一定的社的經濟、政治、文化、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有的干部在認識上有誤區, 要么放任不管, 要么簡單粗暴, 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有的熱衷于搞 宗教搭臺、經濟唱戲, 客觀上助長了宗教熱。宗教的復雜性, 要求我們在處理宗教問題時必須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 善于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善于把宗教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嚴格區分開來, 正確而慎重地處理。要正確認識宗教的兩面性, 避免放大宗教的積極作用, 忽視消極影響。目前在農村干部中更多的是從發揮宗教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積極作用角度出發去認識、看待、分析宗教, 而對消極影響重視不夠。2007年浙江省委黨校對全省地市黨校、社會主義學院的90 名干部進行問卷調查, 認為宗教的社會發展 起積極作用 和利多弊少 的達77.2%, 而認為 弊多利少或起消極作用 的只有17%。

(二)發揮宗教組織在新農村建設中社會關懷和社會服務功能

宗教在當代社會以社會關懷和社會服務為其主要的社會功能, 并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民政事務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社會關懷是從社會的角度給予的對人的關懷, 包括對人作為一種生物個體或生物種群的生理性關懷;對人作為一種精神實體的人文精神性關懷。在現代社會中, 資本、大工業、高度的競爭和社會流動所帶來的高度不安全感也意味著 物 與社會 對人的高度的異化, 意味著人與人的疏離、生活意義的迷茫、精神方向的喪失, 在物質性的繁華和各種成就感的深處, 是心靈的孤獨與漂泊。宗教的社會關懷主要體現為一種精神層面上的人生關懷。在人生遇到強大的自然力和社會的盲目力量面前的命運的思考, 對人的精神依托感的關懷、對本原性和終極性問題的思考的關懷等, 它體現宗教確實能夠對一部分人群有精神撫慰、心理調適的作用, 能給人們的精神需求以虛幻的滿足。宗教的社會服務, 也就是人們常說的 慈善事業。在過去的幾十年, 我國政府一直承擔巨大的社會福利責任, 并且投入了大量的社會資金、人力和物力,但隨著我國老年化的日趨加劇, 有限的政府資源不能滿足社會的種種社會福利慈善需要。在政府投入這個來源之外, 開辟更多的渠道來滿足更多的社會福利缺口, 無疑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從國外經驗看,多數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多推行允許和鼓勵教徒以及宗教團體積極參與社會福利的政策, 大量的福利由宗教團體來承擔。如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宗教團體一年用于慈善事業的就達500億美元。宗教團體積極參與社會慈善和社會福利事業, 這在客觀上減少了政府的負擔, 滿足了社會的需求, 也有助于小政府、大社會 的公民社會的形成。這既能有效地發揮教會社會慈善的功能和財力, 又能在不增加投入的情況下, 改善地方公共服務及社會慈善事業。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 我們黨要使宗教服務于社會主義社會, 應當在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總目標下, 著眼于社會主義對人的深層精神關懷, 以一種主動的態度將宗教的社會關懷作用納入我們的社會關懷體系中, 發揮其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團結的積極作用。(三)既加強愛國宗教組織的建設, 又要堅持宗教組織不干涉農村事務的原則

加強愛國宗教組織建設, 發揮宗教組織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積極作用, 是做好農村宗教工作的重要環節, 中共中央[ 1991] 6號文件指出: 愛國宗教團體是黨和政府團結、教育宗教界人士的橋梁。充分發揮宗教團體的作用, 是貫徹好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動正常化的重要組織保證。加強愛國宗教組織建設, 關鍵是要培養一支熱愛祖國、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有宗教學識, 能聯系信教群眾的高素質的教職人員隊伍。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和支持宗教團體的建設, 切實為宗教團體解決辦公場所、宗教院校的實際困難。同時, 宗教組織不能干預農村事務。從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看, 宗教組織不干預政事, 是宗教活動的基本準則。法國著名學者托克維爾1935年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 將美國人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直到19 世紀的宗教觀分析得淋漓盡致。他認為美國的宗教雖多, 但人們對國家事業和制度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宗教從來不參與社會管理, 但卻被視為不可或缺的統治工具。宗教組織不能干預農村事務, 是由宗教組織的管理運作方式決定的。宗教的管理運作主要是憑借成員的信仰、博愛, 要求的是發自內心的虔誠和自愿服從, 宗教團體使其成員忠于職守的唯一手段僅僅是規勸、訓誡和勉勵。如果經過這些手段仍不能使違反者改邪歸正, 那就沒有別的辦法可循, 只好將這種沒有希望挽救的頑固者逐出教會。這是教會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項權威。因而以宗教組織的方式管理社會, 那顯然是管不了、管不好、管不下去的, 因為社會比教會復雜得多。宗教組織式的管理只能局限在部分人(教徒)的部分事務中, 如果將此推廣到全社會, 對社會的全體成員的所有事務都進行靈魂介入, 就必然使社會走向專制。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中, 人民習慣將政治事務與宗教非政府組織劃分, 普遍不贊同神職人員參與政治選舉, 也不太接受在教會中從事政治活動。從浙江省一些地方的調查情況來看, 基督教自覺遠離政治, 絕大多數地方的基督教會與當地政府、社區、村委會都能保持較好的協洽關系, 而且能積極、主動地配合地方政府、社區、村委會完成各項任務。為防止個別宗教信徒參政, 避免出現宗教領袖政客化, 干預農村事務, 在農村黨政干部選舉中, 可明確規定信徒不得參與村支部書記及村主任的競選。

(四)發揮宗教領袖在處理宗教事務中作用,避免用行政手段解決宗教與社會的沖突

宗教的群眾性使宗教往往構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 處理得好, 可以對社會發展和穩定產生積極作用;處理得不好, 就會產生消極作用, 甚至產生很大的破壞作用。在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 宗教一方面在促進農村穩定, 發揮社會慈善功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宗教組織與教民也存在與政府、社會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教堂、信徒擴大宗教活動場所的要求與地方政府節約土地、限制宗教發展的政策會發生沖突;教堂、信徒擴大其社會公益活動范圍的要求與政策限定之間可能不一致。比如農村教會為方便村民, 提出辦幼兒園、小學等。面對這些可能產生的種種沖突, 政府部門要盡量避免用行政手段來解決, 要充分發揮宗教領袖的作用, 發揮宗教領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宗教領袖一般被稱之為精神領袖, 在信教群眾中具有很強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往往會成為整個宗教共同體團結的核心, 凝聚和控制著眾多的群眾, 在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時, 甚至可以調動廣泛的社會力量。宗教領袖以其對信仰精神的深刻把握、對人類發展高屋建瓴的洞觀, 以及以其獨有的宗教睿智和人格魅力, 可以對廣大信徒和人民群眾形成強大的感染力和深遠的影響。農村基層的宗教領袖在社會整合功能方面起著重大的作用, 在過去的歷史中, 宗教領袖為消除矛盾、化解沖突已做出了種種努力。在中國歷史與現實中, 不少宗教領袖都提倡一種普世之愛和人人共享之和平, 從其宗教教義及傳統中闡發其對和平的追求。2000年8月, 聯合國主持召開了宗教與精神領袖世界和平千年大會, 大會的主題便是 號召對話, 發揮宗教領袖在轉化沖突中的作用, 朝向寬容與和解、結束貧窮的肆虐和環境的惡化。習仲勛特別強調做好對宗教領袖的統一戰線工作, 重視發揮宗教領袖的作用, 民族事務復雜, 學問大得很。領袖人物的情況要摸清, 便于工作。

[注 釋] [1] 孫雄: 浙江宗教狀況及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 2001年第1期。

[2]《浙江宗教參與社會慈善事業》, 浙江宗教網, 2009 年11 月25日。[3]陳立旭、潘捷軍等: 《鄉村文明: 新農村文化建設 基于浙江實踐的研究》, 科學出版社, 2009年版。

[4] 陳東升: 《村落家族文化對對韓田村汽摩配業影響》, 溫州論壇, 2000年第4期。

[5]王衛平: 《宗教關懷在社會關懷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 理論與改革, 2003年第5期。

[6]江澤民: 《論民族工作》, 華文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60頁。[7]徐以驊、秦倩、范麗珠: 《宗教與美國社會》, 時事出版社,2008年版。[7][英]洛克: 《論宗教寬容》, 吳云貴譯, 商務出版社, 1982年版,第11頁。[8]《懷念習仲勛》, 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5年版,第85頁。

第二篇：農村基層治理機制問題研究0701

農村基層治理機制問題研究 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不斷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提高農村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立健全符合國情、規范有序、充滿活力的鄉村治理機制。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鄉村治理實踐不斷豐富與完善，逐步形成了適合我國國情的鄉村治理模式。在當前群眾利益主體多元化、農民民主法制意識日益增強的社會背景下，中央提出創新農村社會管理、健全鄉村治理機制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鎮化和工業化加速，城鄉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城鄉利益格局也不斷調整，廣大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土地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家庭經營性收入占農民收入的46%，農民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關注前所未有；財產性收入在農民總收入中的比重上升，農民對事關切身利益的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經濟權益更加重視；隨著農村集體經濟實力的壯大，農民要求村務公開、透明，參與村集體事務決策的呼聲也漸高。

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是鄉村治理的首要一環，構建新型村級治理機制的總體要求是：加強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以保障群眾主體地位為核心，以建立村民議事會制度為突破，積極推行村級自治事務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離、社會職能與經濟職能分離、政府職能與村民自治職能分離，完善農村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體系、集體資產經營管理機制，拓寬民主參與渠道，保障農民民主權利，強化權力監

督約束，著力構建黨組織領導下，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社會組織廣泛參與的新型村級治理機制。

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普遍的農村都無法以時俱進，在思想上，制度上都普遍存在問題,尤其在村級組織換屆中暴露出了諸多問題，部分群眾強烈反映本村上屆班子財務不公開、管理不民主、處事不公正等，多次上訪集訪。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干部群眾溝通不暢。一些村干部在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益事業發展、惠民政策落實上，向群眾宣傳溝通不夠，“替民做主”。一方面部分群眾對村務工作不知曉、不理解、不支持，另一方面不少干部被誤解、受委屈，一些村因此干群感情生疏、情緒對立。

二是村務工作監督不力。個別村干部存在“家長制”作風，憑主觀意志、人情關系辦事。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不召開黨員、群眾會議，不按照制度程序辦事，不聽取群眾意見，村務管理缺乏有力有效的監督。有的村幾年不做賬，不公開賬務，即使公開也是一筆糊涂賬、“坨坨帳”，低保戶評選不公開、不透明，“關系保”、“人情保”時有發生，因而群眾對村級組織、村干部評價不高。

三是少數群眾大局意識不強。當前農村興辦公益事業，既要靠國家的優惠政策支持、引導，更要靠群眾自力更生、自主籌資籌勞。但少數有承擔能力的群眾大局意識、公民意識不強，推諉扯皮，只愿享受權利，不愿承擔義務，導致農村發展不快，村級債務增大，干部與群眾、群眾與群眾不和諧因素增多。

治本治根創新基層治理機制克服上述問題，在于全面推行“一會五報告四評議”制度，通過加強村務監督、規范村務管理、深化村民自治，促進了干群關系融洽、社會和諧和加快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一會”即召開全村黨員及村民代表聯席會。聯席會由村支兩委負責召集，每季度召開一次，分五個步驟進行：一是會前公示，提前3-5天在村務公開欄公示會議時間、地點、主要議題、兩委報告等主要內容。二是征求意見，兩委干部、參會黨員、村民代表就公示的議題內容和黨員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向其他群眾廣泛征求意見。三是兩委報告，村支兩委在聯席會上從五個方面向參會人員做全面的工作報告，即“五報告”。四是評議討論，參會人員根據兩委報告的內容，從四個層面進行評議和討論，即“四評議”。五是形成決議。兩委干部現場梳理評議討論的結果，引導參會人員就是否通過兩委報告、村干部工作績效評價、興辦公益事業、村民自治管理等村內大事進行表決，并形成會議決議。決議經參會人員半數以上通過方為有效，對村干部、全體黨員和村民均具有約束力。凡涉及需提請村民大會討論決定的事項要依法召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

“五報告”即兩委干部在聯席會上必須報告五個方面的情況。一是報告計劃生育、退耕還林、農村低保、農業政策性保險等政策法規的執行情況。二是報告公益事業的進展、資金籌集使用、質量監督管理等情況。三是報告村級財務收支情況。村級財務除每月公示外，每季度還要在聯席會上向全體黨員及村民代表做全面公開。四是報告上次聯席會決議的落實情況。五是報告黨員群眾關心的其它問題的解決落實情況。

“四評議”即從四個層面進行相互評議。一是黨員群眾評議干部。主要是針對干部所做工作報告及平時工作實績進行公開評議，提出意見和建議。二是干部評議黨員群眾。主要對黨員群眾參與本村的各項工作和效果進行評議。三是群眾之間開展評議。以先進示范帶動后進，讓群眾教育群眾，真正讓少數不支持工作、不履行義務的群眾認識并改正自身存在的問題。四是干部之間開展評議。讓班子成員找準自身存在的問題及癥結，有的放矢進行改正，提升自身素質，提高工作效率。

在完善上述的村級管理制度的同時，提高村民的參政議政的意識。從各方面著手宣傳村民主人翁精神知識，普及每個村名都有選舉權的義務和被選舉權的權利，從而使村民自主參加村里工作，真正形成村集體村家庭的氛圍。

三、新機制下預期能取得的成效

一是加大監督力度，規范了村務管理。各村的工作思路、工作措施、工作途徑，通過召開聯席會，群眾心中有數了，對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群眾當即提出修改意見，村上的各項工作得到了群眾更有效、更有力的監督，確保村務管理公開透明、公平公正。各村按照聯席會上群眾的要求，結合本村的實際，普遍推行了辦公日制度、集體辦公制度，確定每旬3天為辦公日，村三職干部均到村活動室集體辦公，受理群眾訴求，方便群眾辦事。通過改革財務管理制度，實行每月到鄉做賬和每季度在聯席會上公開賬務，消除了群眾疑問，重塑了干部良好形象，提高了干部威信。

二是深化村民自治，凝聚了發展合力。村務管理新制度的推行，擴大了基層民主，拓展了群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途徑，增強了群眾的主體意識，提高了群眾自我管理村級事務的能力，群眾支持村務工作、履行應盡義務的積極性、主動性極大提高，凝聚了發展合力，促進了各項工作，且加快了發展步伐，改變了落后面貌

三是化解矛盾解決問題，促進了社會和諧。“一會五報告四評議”通過黨員、群眾、干部間的互評活動，化解了干群、黨群間的矛盾，促進干群、黨群和諧，干部形象得到進一步提升，群眾對干部的信任進一步增強，同時也提高了村民自主參政議政的意識，體現了當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

總之，面對經濟發展嚴重不足、基礎設施相對滯后的現狀，村支兩委應充分發揮聯席會作用，落實推行“一會五報告四評議”，宣講政策、凝聚人心、破解難題，讓發展為先的觀念深入人心，引導干部群眾積極建言獻策，商定共同發展思路、目標、舉措。

第三篇：農村基層治理-南街村

農村基層創新治理研究——以南街村為例

摘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踐探索在中國農村從未停止。我國農村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村與村之間的經濟基礎、自然條件、傳統習慣等千差萬別，適合農村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應多種多樣。改革開放30年來，摸著石頭過河，使南街村踏出了一條具有鮮明個性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之路，成為名副其實的城鄉結合的新型社區。他們前進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也經歷了艱難曲折、不斷創新的過程。南街村的經驗告訴我們，隨著發展的不同階段，每個地區所采取的發展模式也應有所調整，使其與時俱進，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需要。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新農村建設中，反思一下南街村的發展模式十分重要。關鍵詞：南街村，基層自治，集體經濟，農村發展

一、南街村的基本情況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面積1．78平方公里。緊靠1 07國道，西臨京廣鐵路，東臨京848戶，3 1 80口人．1 000畝耕地，總面積1．78平方公里。

改革開放以來．南街村遵循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走集體共同富裕道路，早在20世紀90年代產值就突破1億元成為有名的“億元村”，實現了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飛速發展。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全國十大名村，它是集體主義經濟的代名詞。在堅持集體主義的原則下，南街村幾近實現了共同富裕，經濟平穩發展，社會和諧，人們安居樂業。南街村成功的關鍵是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堅持集體主義。南街村是國家4A級景區，長期生活工作在南街村做出突出貢獻的非南街村籍人士，被授予“榮譽村民”稱號。南街村集團是南街村創建的集體經濟實體，下屬28個企業，產業涉及食品、飲料、酒類、印刷、包裝、醫藥、工藝品雕刻、旅游等。

南街村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以雷鋒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勵人，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強化了職工村民的集體主義精神，營造了濃厚的昂揚向上的集體主義氛圍。全村黨員干部、職工村民發揚“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堅持“外圓內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業愛崗、樂于奉獻。黨務、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會、共青、婦聯、計劃生育等各項工作。這些均受到了黨中央和省、市、縣各級領導的高度稱贊。

南街村獲得了“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全國文明村”、“中國十大名村”、“國家級生態村”、“全國優秀鄉鎮企業”等殊榮。南街村集團多次獲得國家級、省市級榮譽稱號：是中國食品工業質量效益獎企業、工業排頭兵企業、中國食品工業百強企業、全國食品工業優秀龍頭食品企業、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河南省百戶規模優勢企業、河南省重點服務企業、河南省科技企業和河南省民營科技企業50強等。“南街村”商標為國家馳名商標。

二、南街村發展模式解析

南街村模式的形成可以說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是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條件相結合的產物。它的特性是：在原有社隊工業的基礎上，結合當地資源面對外部大市場建立社區企業體系和社區企業制度，在工業集體推動下完成了農業集體化；在經濟集體化基礎上建構了特殊的分配體系和激勵機制，形成了一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維系社區整合和社區企業發展?。

1、以農促工，以工扶農，實現農業產業化 農業是當前農村經濟的基礎，如何穩步高效地發展農業是解決整個農村經濟問題的關鍵。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村采用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營方式。這種方式曾經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成了農業的第一次飛躍，然而在農村經濟發展到新的階段、新的形式下，這種方式在某些地區(尤其是平原地區)已不再適應農業的發展。其主要弊端在于：(1)一家一戶的經營，土地分散(據全國262個村莊的抽樣調查，平均每戶承包面積0．55hm2，分為9．7塊)，這樣不利于農業的規模化，也阻礙了土地的合理利用”l。(2)每家每戶農機設施的重復配置造成了浪費，提高了農業的生產成本，形成增產不增收的局面。(3)長期以來形成的小農意識強烈，阻礙著高效農業和精細農業的發展。(4)農戶處于無組織的分散狀態，掌握市場信息較難，而且大多數農戶素質較抵，市場意識和經濟實力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抗風險能力差。

南街村在發展中通過農業的規模化經營較好地解決了農業中存在的上述問題。1985年之后，該村將分到的土地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逐步收歸集體，實行集體統一規模經營。該村從規劃土地人手，建立集體農場，下設“五隊～站”(農機隊、積肥隊、水利隊、蔬菜隊、大田管理專業隊和良種科研站)，隊與隊之間由集體調配管理，既分工合作又相互獨立，合理調配著農業生產中的每一個環節。采取農業規模經營的另一優勢是大量減少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南街村現有67hnl2耕地，但只有70多人從事生產任務，僅占從事工農業生產總人數的1％，這不但提高了生產效率．而且解放了農業生產勞動力，促進了農業生產人口的轉變，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南街村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以雄厚的經濟基礎為依托，采取了以工扶農，以工導農的原則。該村連續從工業積累中抽出420多萬元資金，投資于農田基本建設，打機井、搞噴灌、上大型機械，改善生產件，增強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使農業生產從耕種到收割全部實現機械化，促進了農業的高效發展。同時，南街村也注重科技在農業中的作用，走高科技的農業發展之路。針對土地日益減少和當今現代化農業的發展趨勢，該村開發了“高科技農業區”，建設了六座占地面積1800 m2的6連棟Pc板溫室和15座占地面積23240的3連棟EM210型雙層氣膜溫室，生產優質的蔬菜、經濟林木、花卉等。此外，該村還采用先進的技術如無土栽培、有機栽培、水培等生產綠色農產品和無公害食品。農業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和精確型②。

2、發展品牌企業，實現生產規模化

南街村地處平原，無山無礦無森林，但附近盛產小麥、玉米、大豆等農產品，村辦企業充利用當地資源，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導產業，組建龍頭企業，主導產業的發展又帶動了相關配套產業的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骨干企業方便面廠、食品廠的發展，帶動了面粉廠的發展，目前南街集團擁有三個面粉廠。南街生產的產品包裝用紙箱，是由村里第一、第二包裝廠生產；每年需要價值約1．5億元人民幣的塑料包裝，精制禮品盒，是村里合資企業“耐可達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膠印制品有限公司”生產。企業每年需要近500萬元的花椒湯料，又帶動了花椒種植業。為充分利用方便面廠，食品廠，面粉廠的下腳料和副產品，村里又建立了飼料廠，生產的混合飼料提供給養雞廠，養豬廠，養魚場，其產品既滿足生產又滿足生活需要。原材料產品，半成品需要運輸，又帶動了交通運輸業的發展。隨南街企業規模的擴大，知名度的提高，來參觀、考察、經商的人也越來越多，又帶動了商業、飲食等服務行業的發展。1995年又建立了南德賓館，在南街，圍繞農業辦工業，圍繞龍頭上配套，農工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種養加齊發展的產業化經營格局已經形成③。

3、“外圓內方”的南街村經濟管理模式 南街村頭有一條大標語：“依靠外圓闖商海，嚴守內方治南街”。南街村對外實行市場經濟，開放搞活，對內實行計劃經濟，嚴格管理。“外圓內方”是南街村在經濟建設中堅守的原則。所謂“外圓”，是為了求發展適應社會大氣候，在市場經濟往來中采取一定的靈活變通措施，如請客送禮拉關系等等。憑著這個“圓”，他們把日本人“圓”到南街村來了。為了吸引日資，南街村不惜重金為日本投資商建了一座日本風格的豪華別墅，內有小舞廳、卡拉OK廳、健身房、酒吧間。在南街村禁止打麻將，但這座小別墅是允許打麻將的“小特區”。南街村甚至花3萬多元為他們購置了電腦控制的高級麻將桌，在他們人手不夠時，三大班子領導還輪流陪他們打幾圈，使他們高興，以優越的工作環境、生活環境、投資環境吸引外商。僅這一家外商，短短3年時間里就先后與南街村合資興建了彩印廠、膠印廠、麥恩食品廠和拉面廠4個企業。

所謂“內方”，是指嚴格的內部管理，規規矩矩方方正正，要求黨員干部、職工群眾廉潔自律一塵不染。用南街人的話來說，就是“一絲不茍干南街事，一塵不染做南街人”。上至黨委成員，下至業務員，在業務往來社會交往中收到的禮品、好處費、回扣款一律上交村集體。南街村還不斷開展各種思想教育活動，如講故事活動、共產主義小社區建設大討論活動、整風活動“五獻一留”(五獻一留：忠心獻給祖國，愛心獻給社會，關心獻給別人，奉獻獻給企業，孝心獻給老人，信心留給自己。)活動等等，都包含著教育干部群眾嚴守“內方”的內容，使人們嚴格律己，更加主動積極地投身于社區建設事業④。

4、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樹立集體主義思想

南街村高度重視精神文明建設，他們認為，“富裕不等予幸福，幸福包括富裕。”要全面發震，就不能一手硬、一手軟，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在精神文明建設上狠下功夫。他們在精神文明建設上有明確的思路，就是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襲”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先進文化和特色文化教育人，對全村干群強化公心教育。為使這項工作寓有成效和特色，村黨委設立了宣教辦和文明辦，專門負責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強化教育管理，不斷提升廣大干群的思想素質和文明素養。

為進一步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村黨委建立了報社、電視臺，作為宣傳群眾、鼓舞群眾工具的同時，也開辟了向被套宣傳南街村的窗口。村黨委還重視職工村民的業余文化生活，成立丁藝術團、戲校、女子軍樂隊、職工娛樂中心中心等，文化活動開展的非富多彩、有聲有色。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村團委成立了200多個學雷鋒活幼小組，活躍在全村各個角落。他們經常利用業余時聞，打掃公共衛生等。《南街村報》長期開設“文明花”專專欄，大力宣傳涌現出來的好人好事，形成了良好的氛圍；婦聯會每年都要開展吸納進評比活動，一許多“好夫妻”、“好婆媳”、“五好文明家庭”等相繼涌現；企業經常開展“最佳職工”、“先進班組”和“企業標兵”等評選活動；黨受干部和業務人員經常上交業務往來的禮品禮金等。多年來，南街村共為抗洪救災、抗震救災等社會捐款達2000多萬元。整個南街村形成了人人愛集體、個個講奉獻的文明新風。南街村經濟發展、人心思齊、文化繁榮、村風文明，形成了一幅新農村的新景象⑤。

5、建立嚴格的村內制度，保障和諧發展

南街村村民過著平等而穩定生活的南街村的現狀值得關注。南街村的體制是在嚴格的規章制度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南街村可稱為“村的憲法”的規章制 度。這一制度分思想、工作、生活三方面，共有23條，違反者將受到處罰。村里還有定期從思想、紀律、衛生等十個方面檢查各家庭執行規章制度情況的制度。根據檢查結果，只要有一個方面不合格，部分福利就得自費。據村民說：“滿分的家庭很少，大多數家庭都是總有某個方面不合格。” 福利是村民生活的基礎，村當局在這方面掌握著大權。村民不得不乖乖地服從村當局及各項規定。南街村用非同一般的做法，保證了所有人都能過上一定水平的生活。從這點說實現了“和諧社會”的目標。

三、南街村發展模式的潛在危機

從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在連續7年銷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長之后，進入了經濟困難時期。2005年，南街村集團的銷售收入急跌至10億元，和1997年的巔峰數據16億元相差極大。這些數據都暴露出南街村模式存在的不足，面臨著一些潛在危機。

1、單一的集體經濟體制并非完美無缺

南街村實行的集體經濟的體制是區域性群眾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勞動群眾在生產與交換過程中實行合作經營，使生產、管理集中進行，資源統一配置。就包容性發展的要求而言，一個健全的、可持續的經濟體系需要多種所有制形式協調共生，更重要的是，包容性發展從根本上強調人的自由發展。而單一的集體經濟體制的固有弊端不僅會阻礙資源的合理流動，抑制勞動力的自由發展，而且會影響整個經濟體的效率和創新。南街村有著“共產主義小社區”的美譽，“共產主義”要求“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單一的集體經濟體制為個體提供的發展環境是“不自由也不全面”的。從宏觀角度出發，單一集體經濟體制的管理體系缺乏層次的獨立性。南街村以王宏斌為核心的“三大班子”對南街村的各項事務全面管理，為了維持這種幅度過大、層次過少的管理體系運轉就要增加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這會造成巨大的資源非生產性浪費。從微觀角度出發，單一的集體經濟體制缺乏競爭和激勵機制，因而造成生產效率和人力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南街村實施集中計劃下的生產模式，勞動者在既定框架內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機械工作代替了自主創新，這種隱形的人力資源抑制作用也會嚴重影響南街村整個經濟體的活力。

2、封閉式“工資+ 供給”的社會福利模式隱憂重重

南街村實行的是“工資+ 供給”的福利制度，絕大部分生活資料靠集體免費供給[2]。1992年，南街村提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全部公有”的建村目標。王宏斌說：“要使南街村富到個人沒有一分錢存款。”[3] 在改革開放初期，南街村的福利模式確實很好地滿足了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需求變化，這種福利模式的隱憂會凸顯。

首先，封閉式的“工資+ 供給”模式難以滿足人們不斷發展的個性化生活需求，生活水平很難真正提升。這種福利模式僅限于南街村這一行政區域，并且這種模式供給的福利產品相對于人們的個性化生活需求顯得單一。其次，長期的福利供給會造成“福利依賴”的負向激勵，嚴重影響經濟效率。低工資使村民努力工作的積極性無法被激發，福利的長期性使村民外出打工賺取高工資的機會成本在時間因素的作用下被擴大了。再次，排他性的福利供給有悖于包容性發展的“主體全民性、機會的公平性、成果共享性”原則。集體福利的排他性體現在資格限制上：村名資格和村民遵守“村民公約”的良好表現。這就將外來打工者基本排除在享受集體福利之外，外工參與了南街村的價值創造過程卻不能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顯然，這種排他性模式因“村民資格”產生了起點不平等，在發展過程中機會也不會均等，這就必然導致成果不可共享。

3、“能人政治”治理結構亦有“不能”之處 “能人政治”模式強調能人在鄉村治理中的權威作用。在南街村，王宏斌集村中大權于一身，既擔任村黨組織的一把手，又擔任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但是，這種模式存在監督機制缺失、制度性欠缺等內在缺陷。更重要的是，這種模式對群眾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的積極作用重視不夠，在充分激發村民的民主意識方面，“能人政治”結構的包容性略顯不足。首先，“能人政治”模式缺乏必要的決策監督和權力制衡機制，容易造成決策失誤和滋生腐敗現象。由于能人掌控的權力和資源高度集中，以至于村級公共權力組織甚至國家法律有時都無法對其產生有力約束，因而村級治理能否公平、順利的運作很大程度都依賴于能人的自我道德約束[5]。但鄉村能人畢竟也有認知水平的局限性和趨利動機，這無疑會增大決策失誤和腐敗的風險。其次，“能人政治”模式缺乏制度性，這會對社會產生難以預期的影響。這種模式以能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鄉村的治理方針會隨著能人的主觀意志的改變而改變。如果能人找不到與其治理思路相協調的繼任者，那么這種先前的治理模式可能因此中斷，造成鄉村治理的非連續性，而政治層面的動蕩必然對社會的各方面發展產生難以預期的影響⑦。

四、南街村發展給當代中國農村發展的啟示

1、新農村的發展模式需要政府加以引導。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尚是新鮮的事物，借鑒其它地方的成功經驗十分重要。政府要搞試點、樹典型、加以正確引導，當初是南街村人就是通過學習劉莊經驗，興辦工廠，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當今我國新農村發展模式，有國外、國內很多經驗可以借鑒，關鍵是要結合當地實際。我國目前已經涌現出一大批新農村示范點，有的很成功，應該組織大家進行觀摩、學習，在學習中要注意結合實際，切忌生搬硬套。

2、新農村的發展模式需要不斷改革、不斷創新。現在我國的經濟和社會背景已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今后農村依靠發展小工業逐漸積累集體資本的模式難以模仿，如何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經濟、非農產業需要模式創新、制度創新。為解決吃飯問題，從發展鄉鎮企業起家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在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中要不斷發展完善，并實現轉型升級。政府在總結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的成功經驗和模式基礎上。應盡快完善村鎮建設必要的法律及規章制度，建立必要的研究與管理機構，認真解決村鎮建設存在的矛盾與問題，確定符合實際的城鎮化標準，進一步理清發展思路，制訂切合實際的發展農村城鎮建設的有力措施，全面推進城鎮化進程⑥。

3、南街村的具體經驗學習

南街村經濟模式實質上是以農村規模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適度發展規模經濟在我國農村與農業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適度發展規模經濟可以完善農村雙層經營管理體制。在對待“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問題上，“統”與“分”是不可分割的，“統”是為了發揮集體的優越性，“分”是為了調動農戶的積極性，兩者必須相互結合、相互依存、相互補充．才能完善雙層經營體制。(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適度發展規模經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它把農民推向市場，把生產經營推向社會。而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經營形不成規模，缺乏對市場的應變能力。在規模經濟模式中，集體便充當了農戶與市場的“橋梁”作用，使單個獨立的農戶以集體為依托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提高農戶在市場中抗風險的能力，保護農戶的利益。(3)農業產業化的要求適度發展規模經濟。農業產業化的內涵之一便是農業的規模經營，這就要求規模經濟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整體，壯大生產經營主體，增強在市場中競爭力”(4)適度發展規模經濟可推動農村的城鎮化。目前，農村城鎮化的問題在于規模經濟勢力弱，無力投資城鎮的基礎建設。規模經濟的發展可以為城鎮化提供資金，另外，它還有利于從區域發展的全局出發，統一規劃、因地制宜，改變鄉村工業的分散情況，擴大企業規模，提高農村的經濟聚集度，實現經濟的規模和聚集效益。同時，規模經濟有助于轉換農村剩余勞動力，促使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變，從而推動農村城鎮化進程。(5)適度發展規模經濟有利于以工補農，擔負起改造農業的重任，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并促進高效農業的發展。(6)適度發展規模經濟可以增強農村社會化服務的范圍，促進社會公共福利的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南街村的經驗告訴我們，由于全國各地具體情況不一樣，在對待農村經濟發展問題上一定要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經營方式不可能生搬硬套或搞一刀切，而且，在發展的不同階段，每個地區所采取的發展模式也應有所調整，使其與時俱進，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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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耒陽市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研究

耒陽市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研究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突飛猛進和現代化農村過程的發展,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改變,其次是環境質量污染的日益嚴重,這在很大范圍上危害到了大部分農村范圍農民的身體情況。農村環境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這必定會涉及到十八大要求的努力建造美麗中國、全力推動建設生態文明、有必要把構建生態文明放在建設完善小康社會的顯著的戰略方位、歸納為社會主義建造總體格局的策略。在生態污染情況非常嚴峻的今天,現代化農村過程中的保護環境工作是拭目以待的。對于耒陽市的農村生態環境情況也需要不斷改善和加強。關鍵詞：農村；生態質量；污染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speeding up of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al economy, followed is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some extent this threat to the masses of rural people's health.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 is not solved, is bound to affect the eighteenth big strive to build a beautiful proposed by China,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ust pu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more prominent strategic position, into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trategy.In today's problem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s very important.Based on this, LeiYangShi also needs to suit the remedy to the case, improv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work

目 錄

一、引言............................................................3

二、耒陽市農村生態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3 2.1環境污染現象嚴重.............................................3 2.1.1水污染嚴重..............................................3 2.1.2垃圾污染................................................4 2.1.3秸稈焚燒帶來的污染......................................5 2.1.4農業生產帶來的土壤污染..................................5 2.2生活環境衛生有待提高.........................................6

三、耒陽市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剖析............................6 3.1直接原因.........................................................6 3.1.1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6 3.1.3城鄉關系的變化..........................................9 3.2間接原因........................................................10 3.2.1環保隊伍建設力度不夠...................................10 3.2.2基礎設施建設匱乏.......................................10 3.3.3制度建設缺乏支持..............................................11

四、完善耒陽市農村生態環境的對策...................................11 4.1提高農村環保隊伍建設............................................11 4.2進一步加強環保基礎設施的建設....................................12 4.3完善環保制度機制建設............................................12 參考文獻...........................................................14

一、引言

伴隨現代化農村進程的發展,農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法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農村的環境污染情況嚴重惡化,不只影響到幾億農村人民的日常生活、工作生產和身體健康,并且還通過水源、空氣和食品等途徑最終使城市人口的身體健康和生活受到影響。在黨中央把保護環境工作放在了首要的策略方位上,我國保護環境工作在其他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在有關十八大的報告中指出關于努力建造美麗的新中國,大力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的偉大響應,把建設生態文明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更為顯著的戰略指導方針上來,歸納社會主義建設現代化的總體格局中來。在有關政府號召大力建設改造生態文明的今天,努力解決關于農村環境難題已經成為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要任務。

二、耒陽市農村生態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 2.1環境污染現象嚴重

2.1.1水污染嚴重

當前在我國存在著許多這樣的情況,建造污水處置設備不去使用,一方面是污水處置的花費對應來說太高,一些有關單位為了對付檢測引入或是建造污水處理設施,卻把設備作為一種擺設。作為“經濟人”的視點思考,公司處置污水所花費的要比直接把污水處置掉的花費多的多,為了讓自個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就讓設備空閑于此。作者在調查中了解到這種情況在耒陽市也是有的。耒陽市的處理污水設備跟不步伐,在很多建造污水處置設備后水污染情況得到改善。可是耒陽市的污水處置設備并沒有完全得到有效利用,污水沒有取得良好地處理,依然有鄉鎮企業和養殖用戶直接把污水排放到河道,害的水污染情況不斷惡化（見下圖）。在調查過程中作者發現,大多數河流都出現周邊的養殖業、農家等場所直接把沒有經過處理的污水排放到河道的現象。

另一方面,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也把地下水資源嚴重污染了。現代化農村過程中,過分的用化肥和農藥使得過多的化肥和農藥通過土壤進入地下水,同時地下水的污染已經嚴峻危害到了人類的身體健康。

2.1.2垃圾污染

目前,伴隨著現代化農村步伐的加快,農村生活質量有了一定的改進,可是生活水平的進步也帶來了許多的環境難題。農村生活廢物從單一的剩菜飯、人畜糞便到當今的各類一次性生活用品、破舊家用電產品等,廢物的多樣化超出了農村環境本身的承受力。盡管耒陽市在有關處理廢物分類做了很多的宣傳,調查中作者了解到69%的農民并不知道垃圾分類,只是把各種生活廢物堆放在一起,另外雖然31%的農民知道廢物分類,但是并不明白怎么分類。

于此同時有一部分農民在搞好小家庭衛生的時候,卻忽視了周圍的大環境衛生情況。盡管耒陽市的法治環保做了大量的宣傳,環保意識也得到了群眾的贊許,可是還有一少部分農民沒有意識它的重要性,盡管有環保認識的人在想到自己利益時都會選擇對自身有利的方面,這就致使了農村公共衛生環境問題的顯現。

作者觀察到幾乎所有的村莊都會有定點的垃圾堆,但這些垃圾堆沒有人管理（見下圖）。隨變堆放的廢物腐爛后到處都是,特別是到了夏天更是臭氣熏天,蒼蠅亂飛。這不僅給壞境、水、空氣帶來了污染還給農民的身體狀況帶來了一定的危害。

2.1.3秸稈焚燒帶來的污染

耒陽市雖然在立體交通網四周猛抓焚燒稻稈并建設了秸稈氣化站,可是只是重點地區減少了焚燒稻稈的跡象。在作者調查過程中發現,有些農民圖省事依舊露天稻桿焚燒（見下圖）。焚燒稻桿給生態環境質量帶來許多危害,不但空氣受到污染,還使人體帶來呼吸道疾病極易引發交通事故和火災;同時破壞了土壤結構,使天地質量下降。直接在田里燃燒的稻稈，他的高溫能使破壞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導致農作物不能極好地汲取土壤營養,使農作物減少。與此同時燃燒稻稈導致的焦土和濃煙對鄉村的環境質量帶來最大的破壞。

2.1.4農業生產帶來的土壤污染

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現代化農村過程的不斷加速使得中國面臨著土壤污染難題十分嚴峻。從1949年耒陽市的耕地使用面積的五萬六千多公頃到2011年減少了三萬六千多公頃,化肥使用量從1998年的一萬多噸增加到2008年的兩萬二千多噸,明顯呈現上升趨勢。現代化的生產過中使用的農藥、地膜、化肥等帶來了十分惡劣的污染。過量不合理的使用地膜和化肥致使土壤板結。

作者調查過程中發現有的村民用的是沒有處理過的農家肥,這才導致了土壤中不干凈的病原菌大量增加,造成了污染土壤環境。土壤污染就會導致農作物的質量和產量都會受到不同的下降,最終導致人們的身體健康受到危害。

2.2生活環境衛生有待提高

耒陽市在推動現代化農村的過程中,不斷完善村民的居住環境,可是農村生活質量還存在一些的環境衛生問題。柏油路或者是水泥路柏油路并不是全部覆蓋所有農村的道路,同時道路上的垃圾堆有限,垃圾回收點也沒有有效合理的利用,村民對環保認識以及積極性和城市居民相比要差許多。一些鄉鎮企業以及養殖戶在發展進程中違反規定排放出的廢水、廢氣、廢渣和動物排出的糞便超出了農村自身環境的承受的能力,廢物腐爛過程中所帶來的污染都會迫使農村生活的衛生質量有所下降。

三、耒陽市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剖析 3.1直接原因

3.1.1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

首先,過量使用化肥。在傳統的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的過程中,農民耕地中施肥很少再運用農家肥多半是使用化肥。在對耒陽市調查的進程中作者觀察到在家務農的大多是一些年老的老人和婦女,大部分年輕人都到鄰近的鄉鎮企業或者出省打工以求得更高的工資,而這些留守的人中種地為了省事方便就依靠使用化肥使產量提高。一些老人告訴作者,以前家里養牲畜就會把牲畜的糞便和生活中的剩飯菜攢在一起,等到發酵好以后就會挑到地里上肥,如今牲畜也不養了,化肥使用的方便就都用上化肥了。因為對化肥的使用情況掌握的不標準,往往致使濫用化肥的現象,大量的使用化肥會致使土壤大面積板結,水土流失后就會破壞水土資源,導致確酸鹽受到污染,威脅到農村的用水安全。

其次，過量的使用地膜。到2012年,中國農用使用地膜量(折純)已經達到1

一百多萬噸,湖南省農用使用地膜量(折純)達到七萬九千多噸;我國農用地膜覆蓋面積(折純)就達到了一千五百多萬公頃,湖南省農用地膜覆蓋面積(折純)達九十多萬公頌。我國使用的地膜量很大,從數據統計中作者發現，從2001年到2010年我國使用農用地膜量十年時間連續都在增長,并且回收率卻很低,在農業生產力得到相對提高吋,環境的污染也在加劇。使用地膜把破壞土壤的儲蓄功能和水分傳導功能。甚至于造成了對植物的生長發育以及水肥吸收的破壞,并最后導致農產品的品質和質量都受到損害。而且在有風的時候會,地膜會隨著飄揚,造成了嚴峻的白色污染。在耒陽市大量用地膜的現象也是到處都有的,有一些新品種的蔬菜培育都要求鋪上地膜，以給蔬菜的正常培育提供的溫度、濕度。1.能源利用方式的改變

在現代化農村過程中,農民的生活質量水平也正在提高,資源的使用形式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從一開始的稻稈、樹枝、樹葉的燃燒，使用的蠟燭等到現在的各種燃煤氣以及形形色色的家用電器。一開始的能源是能夠循環使用的生物能,而當今燃煤的利用對空氣污染帶來了十分嚴峻的危害。耒陽市現代化農村過程中資源的使用模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稻稈等生物資源漸漸從村民廚房消失,有些村民因為處理起稻肝來麻煩就直接把稻桿在地里露天燃燒,這不只污染了空氣還破壞土壤。盡管一些天然氣、沼氣、液化氣等相關清潔的資源一直在發展,可是煤球。煤塊的使用還是有的,這不僅導致了污染大氣,燃燒以后的殘渣沒有得到有效的處理。

此外，家用電器的使用使用電量增大,目前，耒陽市農村用電量的增大帶來越來越多的電子產品使得廢舊電池的數量越來越多,由于農民對廢電池的危害知之甚少,所以將用完的廢舊電池隨意丟棄。在關于廢電池的處理方法的調查中,80%的村民都是選擇隨意丟棄,并表示他們對電池對環境造成的危害并不十分了解。廢電池對人類環境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一粒鈕扣電池不經合適處理隨意丟棄,在土壤里腐爛后可污染600立方米水;一節一號電池腐爛將造成永久性的危害。若把廢電池混入生活垃圾中填埋,時間久了其中的有害物質將會通過土壤和地下水影響人類身體健康。這些新資源使用完的廢物對耒陽市鄉村生態質量造成了是不容忽視的危害。2.生活污染物的大量排放

在平常是生活中會出現形形色色的生活垃圾,這些生活垃圾不容置疑會對環境質量產生一定的影響。伴隨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生活垃圾的數量在不斷曾漲。據顯示,每年農村產生的生活非物量大約是1.2億噸,并且沒有通過合理地處理,對鄉村質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生活垃圾從最開始的只有舊衣服、剩飯、剩菜、人畜糞便污染發展為當今的塑料用品、各種材料的兒童用具等。

在對耒陽市的調查過程中作者詢問的當地老人所得知,以前他們買東西都是提著菜籃子,一個菜籃子可以反復使用,假如壞了還可以當柴火燒,燒成的灰還可以施肥,而如今村民買東西都是使用一次性方便袋,一次性方便袋盡管方便,但對環境質量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在作者做的有關限塑令的問題的調查問卷中,大多數村民表示曉得限塑令,可是并清楚塑料袋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這就說明村民環保認識還需要提高。在有關能不能盡量少使用塑料袋的研討中,其中51%的村民表明會恰當減少,29%表明會重復利用,20%表明不會再使用方便袋而是使用替代的環保購物袋。在這個調查結果我們能夠明白的看出,以前農村的生活質量盡管不高,可是走的卻是循環發展的可持續路線,而現在我們的生活習慣使得生活產生的廢物的數量增多,對環境的質量狀況是十分嚴峻。同時,在調查的過程中大家能夠發現許多學生在下課或是放學時手里都會拿著各色各樣塑料裝的零食,吃完的零食袋大多數都是不容易處理的塑料品。

因為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同樣盒飯也走進了鄉村市場,飯盒的一次性使用成為新的一類污染源。因此可以明白,在鄉村生活形式變化的同時生活廢物的質量和數量也在曾漲,這些形形色色的垃圾廢物已經超過了鄉村生態質量的承受能力。

3.生活污染種類發生了變化

曾經鄉村的生活廢物品種比較少,如：剩下的飯菜、人畜糞便之類以及一些污水都能夠放在一同發酵,最終都能夠變成肥料施在田地里。現如今,村民生活質量不斷在提高,村民對這樣的肥料的利用率在漸漸減少，自己家的能夠做肥料的廢物也都隨意丟棄。生活質量的提高使得資源消耗量加大還使許多能夠循環利用的廢物的丟棄量增多,而且因為廢物種類多，同時人民沒有認識到分類的重要性,不完善的鄉村垃圾回收點等基本設備致使堆積在一塊的廢物中存在著大量難以分解的塑料品,況且這些廢物沒有被收回使用,對環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性。

在對于耒陽市農村的研究中發現,曾經村民都是穿自個做的服飾,大孩子的服飾小了就會讓給弟妹穿,一旦衣服舊了或者是小了就會拿來做它用。例如：做鞋子,救很少有人會丟棄。當今,生活質量的提高,農民的消費也跟著提高,幾乎沒有人去做衣裳,農民說出了賣的衣服不但價格不貴,樣子也好看。盡管穿過的破衣服、破鞋子等幾乎沒有人再去加以使用了而是直接丟掉或者是帶到廢品收購站賣掉。與此同時,現代日常生活中人們使用的洗衣用品的使用量日益增加,和這些用品的生活廢水融入在一起直接排放就會使水體污染更加嚴重。3.1.3城鄉關系的變化

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的城鄉聯系經歷了深刻地變動。從農業到工業、農村到城市的城鄉開展策略到城鄉統一發展,中國的城鄉聯系開展步入了新的時期。在城鄉聯系發生變動的同時還給了農村的生態質量也帶來了相對的影響。

建國初的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生產水平及其落后,主要以發展農業為先,為了推進工業發展,中國建設了計劃經濟制度。這種環繞著工業化建設的經濟體系使城市與農村分幵,在這一階段農村環境質量并沒有影響到城市化進程。農村自個產生的廢物都是很極易分解的生活廢物,這些垃圾分解后可以進行施肥,因此根本不存在現代化城市的廢物。

從開放以來,城鄉的關系明顯增加。這是因為城鄉交流的周圍和模式，隨著市場體系的引進而不斷增大。首先,伴隨著工農業產品交換市場程度的不斷提升,很多的工業產品駐進農村市場。工業產品駐入農村就使得農村生活廢物的種類變得多樣,比方各種商品的包裝塑料袋等。這些包裝塑料袋通常都是低價的塑料制品,在環境中不容易分解,當時村民的環保意識也比落后,對其隨便丟掉,工業商品的進駐正在慢慢影響鄉村生態環境的變化。其次,鄉鎮企業也給鄉村生活環境帶來嚴峻的污染難題。盡管鄉鎮企業有利于城鄉二元結構的變動和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可是其中帶來的工業污染也會使農村環境質量的不斷惡化。第三,伴隨著現代化農村不斷加快的進程以及農業不斷完善的基礎設備,當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于是,有一些文化的村民都會到城里打工,這就使農村人口原本相對較低的文化水平越來越低,關于環保知識了解更較少,環保常識較弱,這關于鄉村生態環境的維護同樣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國家確定了統籌城鄉的發展、城市支持鄉村發展的道路,在建設新農村的進

程中,現代化農村步伐越來越快,一些鄉鎮企業工業的不停發展,由于工業發展出現來了農村環境質量問題也日益顯著。

由于國家制度的不斷變化耒陽市的城鄉聯系也在發生改變,城鄉聯系變化進程中同樣給現代化農村過程中帶來了不可忽略的環境難題。當前隨著耒陽市不斷發展的工業,耒陽市統計發展城鄉的腳步也在加快,工業的開展在現代化農村過程中出現的環境污染己經超過了農村自己的承載能力,因而鄉村環境難題日益顯現出來。

3.2間接原因

3.2.1環保隊伍建設力度不夠

領導推動制度是耒陽市建設生態環境實行的鮮明特點,在建設進程中成立了有關領導小組進行指揮，為建設生態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從以往的經驗而言,環保組織需要具有和諧政府多部分組織的職權,因此市委、市政府領導能夠取得杰出的效果。他們聯合國家建設新農村需求和耒陽市的宏觀經濟、文明、生態等要素來擬定農村環保方針也會獲得杰出作用。但是,這樣一套體系對于研究和解決農村生態環境中的生態難題，特別是與農民生活息息相關可是同經濟沒有關系的問題能起到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耒陽市推動的現代化農村,對保護鄉村生態環境和創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耒陽市能夠全面結合優化生態環境和保護。進一步加強在生態保護環境中注重生態環境的生態疑問。

作者經過實際調查和翻閱資料從中發現,目前耒陽市在反映農村生態疑難點上,通過主要是向上級反映鎮一級的狀況和有關縣級部門直接調查。比如,對耒陽市深入調查發現,對于保護生態環境狀況,特別是保護農村生態質量環境依然存在大量的問題。在指導工作、安排工作、在機關的服務程度上和在人際交往上都存有一定的不足。這就充分表現了鄉村生態質量環境因素的小、散對于保護生態環境要求很高和線政府保護生態能力有限相矛盾,農村生態實際問題反映出需求的真實有效性和經過組織途徑致使信息過濾的有關矛盾,環保生態對于環保常識和不高是素質要求和現代化農村建造對生態環境質量的高要求的有關矛盾。3.2.2基礎設施建設匱乏

現代化農業過程中對于農民居住區產生重要的影響。現代化農村包括集中對農村房屋建造的改善,使農民居住集中,增加農村人口,相比以前產生的生活垃圾

數量明顯增加。作者調查指出,耒陽市廣泛布置生活垃圾處理點,基本包括生活廢物處理站點,但是還是有垃圾處理的肓區,在耒陽市現代化農村改造進程中,不斷改造農村居住區,有一個不斷延續漸進的進程,這樣導致在一些地區農民居住集中,生活基礎設備處理點不完善。剩下只有沒有改造的農民居住區,由于居住條件的分散、差、生活廢物處置點設置比較短缺致使污染非常嚴重,主要表現在生活廢物隨意堆積、氣味難聞。在通過下雨之后,導致進一步的水土污染。對于群居區的生活廢物處理,作者發現,雖然設立生活廢物處置點,可是分類處理力度不大,雖然在垃圾箱上標明可回收廢物和不可回收廢物,但是,在沒有區分回收廢物和不可回收廢物的狀況下,農戶廢物并不進行分類。作者還了解到,廢物處理站的垃圾箱容量太小，因為農戶是集中居住,所以每天產生的生活廢物相對于一起有了很大的曾漲,迫使農戶丟掉的垃圾廢物經常性溢出而堆放在垃圾筒四周,埋沒了垃圾筒,而垃圾車不可能完全清理并帶走全部垃圾,導致每天都會有多余的垃圾而產生堆放。并且垃圾筒存在破壞而且沒能夠及時更換的情況。

3.3.3制度建設缺乏支持

目前人們關于污染環境詮釋的主體不清楚,忽視了建筑方面關于農村環境質量的污染狀況,在耒陽市現代化農村過程中,由于村民的生活質量轉變,絕大數家庭會對房屋進行翻新,這就導致很多的建筑垃圾產生。

農村產生建筑垃圾的渠道有：①在新建建筑物過程中產生；②在維修建筑物過程中產生；③在拆除以前的建筑物時；④在不可抗拒的外因作用下發生。建筑垃圾的主要特點是普遍性、污染性、經常性和數量大。耒陽市建筑垃圾問題的產生,和當地農村經濟水平的提高有著重要的關聯。現代化農村進行改造新農村,導致大量的建筑垃圾產生。農民收入的增漲,使得農民翻蓋新房子的概率大大增加,過多產生建筑垃圾的數量。首先對處理建筑垃圾時必須有一定的建筑垃圾處理過多的建筑垃圾,而耒陽市就缺少這樣的處理設備。比如,毎年北京都會設立幾十個處理垃圾收納站;而深圳對于建筑垃圾處理只設立很少的收納站,有98%的概率直接進行處理,而剩余的2%通過加工和提煉,進行回收使用。可是耒陽市在處理建筑垃圾體制方面建造的還不夠全面。

四、完善耒陽市農村生態環境的對策 4.1提高農村環保隊伍建設

保護環境就需要我們大家的參與,不管是政府還是環保隊伍的建立都需要我們繼續改善。在政府的環保建設方面首先政府要分析環保的職責,在確定環保部門對環境實施直接管理后,作為環保的行政部門的主管在環保活動中的絕對權益,其他相關環保部門都有法律的權利配合環保部門處理環境問題，應該全面加強環保員工的環保認識和劃清環保職務的界限,加強環保法律力度,樹立完善的信息傳達制度,進行走基層對環保宣傳,提高底層環保員工的環保認識。在組織環保隊伍構建方面,政府應該給予大量人力與財力的有關支持。底層干部是農村村民的帶頭人,他們的環保意識的提高有利于村民環保水平正常地進行。同時基層干部對于基層環保的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提高鄉村領導干部意識就顯得迫在眉睫。耒陽市環保提出民眾參與其中,但是并沒有有效形成的環保組織。

環保組織的建構關于鄉村生態質量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政府要大量加強地方環保的培訓,把環保教育知識落到位。在發展農村基層環保組織,不僅有利于農民了解環保知識,主動參加到環保當中,還有助于政府及時關注鄉村生態環境質量存在的難題,及時給予相關的環保法規。

4.2進一步加強環保基礎設施的建設

環保基礎建設分為農業環保和生活環保兩種基礎設施。其中在農業環保設施方面,對農資點的出售和采購渠道應規范,加大對農資點的辦理。監督其環保農資產品的銷售,并在農資地點安放環保人員對農民進行宣傳環保教育,環保活動可以由相關政府或者是環保組織參與。在對農民進行化肥和農藥的有關知識教育,以及回收地膜的處理和禁燒秸稈給農民與土地帶來的好處,使農民了解到應該減少使用化肥和農藥等環境污染產品,應該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或者是盡可能不要使用,在生產中采用綠色無污染方法。同時有關部門應該建設對應的回收地膜和秸稈處置站。在生活環保設備方面,應對處理生活垃圾設施的合理分布,無論是改造完的新居住地還是偏僻的鄉村都應建立有效的污水處理及垃圾設備。垃圾處理設備應依據農民人口的平均分布,還應設置處理垃圾分類教育宣傳單,以及村民的環保概念。同時,關于廢物的分類,農民要主動對丟棄的廢物進行處理分類,把生活廢物、電子廢物等,可回收廢物和不可回收廢物進行分別堆放。

4.3完善環保制度機制建設

第一，農村環保法律體系方面

國家對于農村環保法律體系建設的不完善使得許多污染環境的行動沒有辦法執行。在法律規定中缺少有關農村環保的有利根據以及環保職位劃分的不是很明白。因而國家及省政府部門在有關城市環保的應急措施中應提前想到農村環保的重要性,為農村環保提出法律根據。

第二,完善農村及政府部門的信息獲取渠道

政府要明白環保的職責,在了解環保部門對保護環境實施垂直管轄后,環保部門作行政部門在保護環境中的相對權力,其它有關環保部門都有相應責任配合環保部門處理環境問題。同時直接對鄉鎮企業進行監管,以減少工業污染物的排放對鄉村環境的嚴重污染。實行環保部門對鄉村垂直管轄能夠減少信息傳遞過程中的信息誤差。

第三,政府應該加強環保公共服務管束制度

作為非盈利的公共環保服務使得一些企業和個人不積極參與,政府在進行服務的同時還會考慮到自身的利益進行定向的服務。因而應大力加強政府的環保服務以及管束制度,對環保工作進行全面的服務。

第四,改善建筑廢物的處理體系。在現代化農村過程中,城鎮化過程加速,新農村建造中的建筑產生的廢物不斷增大。應該建立完善的建筑處理垃圾制度,例如建立建筑處理垃圾收納站,對可以回收再次利用的建筑廢物回收使用,對不可以回收廢物的進行掩埋處置。

在農村生態環境質量嚴峻的今天,現代化農村過程中的保護環境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作為我國文明生態縣的耒陽市,也需不斷改善現代化農村過程中的保護環境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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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第五篇：民間宗教研究

民間宗教研究

一、為什么做民間宗教研究？

理由1：

中國民間的宗教文化滲透于大眾的生活之中，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民間宗教傳統不僅影響著占中國社會大多數的一般民眾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社會關系和政治行為，還與帝國上層建筑和象征體系的構造形成微妙的沖突和互補關系。因而，民間宗教的研究，不僅可以提供一個考察中國社會-文化的基層的角度，而且對于理解中國社會-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義。

理由2：改革以來，隨著意識形態控制的逐步松懈，在全國的許多地區民間的傳統社會-文化形態出現 “死灰復燃”的現象。民間宗教信仰活動就又一次重新興盛起來，丁荷生（Kenneth Dean）1993年發表的調查說，僅福建一個省，到1992年就重建了三萬多個神廟，而各個大的家族還在陸續重建或新建他們的祠堂。

傳統民間信仰的基本形式依然頑強地傳續下來，并且仍舊是一般民眾的信仰主要的表達與實現方式，比如請大仙、信卜筮、看風水、講禁忌等等以及敬造廟宇、供奉神像、歲時祭祀、舉行廟會，各種儀式和方法與1949年以前完全一樣。

理由3：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里，中國社會科學界曾采用古典進化論的分類架構，簡單地把豐富的民間信仰、儀式和象征形式歸結為古代史的殘余，在還沒有對它們加以深入的探討之前，就認為這些文化形式在社會進入“現代”之后就不再具有原有的功能和意義。為了解釋這種舊傳統的復興“現象”，政策研究界采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以中國社會還未進入高級社會主義階段為理由、解釋目前民間“迷信”存在的時代特點和它為什么尚未“消失”的緣由。

隨著研究的展開，學術界逐漸認識到，有三方面合力促成民間宗教的復興—— 內在原因：民間一直需要支持信心與精神的信仰，民間宗教信仰在平民思想中始終不絕的延續。在沒有真正的文化提升之前，支撐信心的信仰及其形式，終究要由隱而顯。外在環境：

1、由于對宏揚傳統文化、發揚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誤解；

2、觀光旅游形式為主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需要。

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

二、民間宗教研究的內容（研究些什么？）

一、什么是民間宗教？

1、傳統社會的看法：淫祀與秘密教派。

傳統的地域民間節日，一般會以寺廟為中心，舉行酬神、娛神、求神的群眾性集會，同時也舉行娛樂、游冶、集市等活動。這種群眾性的文化活動中常常表現出縱欲的、粗放的、顯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為方式，維護傳統社會秩序的等級制度被極大地沖淡了。這類活動的組織者往往是社會上層人士，諸如城市的士紳或商人，鄉村的大戶和族長，主要的參加者則是下層民眾，甚至平時飽受禁忌的婦女也不再限制地參加廟會及娛神演出。在此期間使用的各種服裝、道具等象征物品表現了對“官方符號系統”的嘲弄，而且極盡鋪張浪費之能事，對傳統社會的統治秩序具有強烈的顛覆性和破壞性。

因而，它常常被官方目為淫祀，而遭到禁止。

秘密教派。白蓮教、明教，天地會、三合會等等。

2、現代學術界看法主要包括兩類：一類不承認民間的信仰、儀式、象征為宗教；另一類認為它們構成一個“民間宗教”。前者為采用古典宗教學的分類架構的學者。他們認為，因為民間的信仰沒有完整的經典和神統、儀式不表現為教會的聚集禮拜、而且象征繼承了許多遠古的符號，所以不能被當成宗教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制度化的宗教相提并論，也不能與中國大傳統里的儒、道、釋三教等同待之。

后者為對于社會-文化人類學者。他們之所以采用這一概念，是因為他們主張通過對民間的信仰、儀式和象征的宗教體系的考察，探討中國社會中的文化現象與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具體地說，他們所理解的“中國民間宗教”指——在中國一般民眾、尤其是農民中間的(1)神、祖先、鬼的信仰；(2)廟祭、祭祖和生命周期儀式；(3)血緣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廟宇的儀式組織；(4)世界觀和宇宙觀的象征體系。

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傳統的信仰、儀式和象征不僅影響著占中國社會大多數的一般民眾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社會關系和政治行為，還與帝國上層建筑和象征體系的構造形成微妙的沖突和互補關系。因而，民間的信仰、儀式和象征的研究，不僅可以提供一個考察中國社會-文化的基層的角度，而且對于理解中國社會-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義。

二、民間宗教體系

這一文化體系包括信仰、儀式和象征三個不可分開的體系：

信仰體系主要包括神、祖先和鬼三類；

儀式形態包括家祭、廟祭、墓祭、公共節慶、人生禮儀、占驗術等等；

象征體系包括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象征(如對聯、族譜、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等。

三、民間宗教與國家傳統

所謂“民間宗教”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代表它的整體。它不僅與官方和士大夫的文化體系有差別，與制度化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也不可混為一談。如果我們采用“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概念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民間宗教屬于“小傳統”(盡管信仰或實踐這種宗教的人占中國人口的大部分)，與作為“大傳統”的官方文化、儒、道、釋文化之間存在許多差異。

例如，“大傳統”比較制度化、有文字的系統化記載、受官方的承認和利用、離一般民眾的生活實踐較遠、受上層社會的支撐等等；而民間宗教則比較彌散、口頭傳承比文字傳承優先、不受官方承認、與一般民眾的生活實踐不可分離等等。

總之，第一，民間宗教和“大傳統”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并且兩者各自的內部都存在不同的層面和分化。第二、民間宗教是在與 “大傳統”的不斷互動和交換中發展的。第三，在這種互動和交換中，民間宗教始終沒有失去它自身的社會-文化特點。

歷史學家最為關注的是第二點，民間宗教與 “大傳統” 不斷互動和交換。在他們看來，民間宗教不但是一種象征，同時也是改變社會文化網絡歷史過程的動力。

四、民間宗教與區域社會史民間宗教如何與區域社會發生關系？家神——角頭廟——村廟——超村際的廟宇民間祭祀組織與區域社會結構發展。

五、祭祀圈理論及其修正：

最早提出祭祀圈概念的是日本學者岡田謙，后來參與臺灣中央研究院“濁大計劃”的人類學者，根據濁大流域的田野調查資料再度提出祭祀圈的觀念，并試圖建立祭祀圈的模式。這個模式是有點回應Skinner的市場體系概念。當時Skinner的學生Crissman，曾將市場體系運用在彰化平原二林的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市場體系理論不適用於解釋臺灣漢人社會。因此，臺灣學者認為:或許可以從祭祀圈，亦即從村廟祭神的角度，不必再從市場體系來看聚落的空間分布及其發展模式。也就是企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探討漢人的活動空間、人群的地域組織及社會動作等問題。

臺灣學者一般認為，“祭祀圈”是指特定地域范圍內的公眾祭祀組織。因而亦可定義為以神明崇拜為標志的地域性社會組織。這種地域組織通常以聚落或村落為基本單位，逐漸向

超村落區域擴展。

由於兩岸學者自改革開放以來交流頻仍，在臺灣本土形成的理論也有機會傳播到對岸。諸如劉永華、鄭振滿以及王銘銘等人的研究，對於祭祀圈名詞定義以及范圍的界定，略作修正，并提出更具彈性且涉及宗教與文化現象的探討。

在大陸傳統社會的區域研究中，大陸學者同樣發現“祭祀圈”此類地域組織的普遍存在，但其社會性質未必“完全是老百姓的自發性組織”。從里社向村廟演變的歷史過程，固然可以視為地域社會的自我組織過程，但也不能忽視官方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的制約。只有把 “祭祀圈”置于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之中，才有可能闡明其社會性質和歷史成因。

丁荷生(Kenneth Dean）在福建甫田地區進行的區域儀式體系之研究，也認為祭祀圈的概念尚不足以概括這個歷史過程的復雜性，應該將國家、區域、地方的文化體系視為一種開放而不是封閉的體系，而且不同層級之間的體系是有互動關系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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