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監獄醫院如何打造醫

淺析監獄醫院如何打造醫—警復合型民警隊伍

監獄醫院作為監獄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肩負著醫療衛生和執行刑罰的雙重職能，在監獄工作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隨著依法治監、構建和諧監獄的不斷深入，作為監獄的醫務民警需要既具備醫療業務技能又要掌握一定的監管改造技能，更新觀念，轉化思維，不斷適應監獄的新形勢和新要求。

一、監獄醫院民警職能的轉變

隨著監獄醫院職能的轉變以及罪犯醫療防疫保障的日常工作對執法要求越來越高，監獄醫院的工作重心逐步向監內轉移，監獄醫院的醫務民警也逐步轉入監內，監內的醫務力量得到增強，隨之而來，醫務民警的職能也悄然發生變化，由只對疾病診治的單一型轉變為對疾病診治與管理教育相加的復合型。

二、我院醫務民警情況分析

目前，我院現有醫務民警39人，其中醫生類（含醫士、醫師、主治醫師）19人，護理類（含護士、護師、主管護師）10人，醫技類10人。而從事分監區一線的醫務民警有9人，醫院分監區另有管教民警4人。

我院罪犯病區分監區既承擔著診治罪犯疾病的任務同時又有管理教育醫務類罪犯和病犯的職責，在現有配備的警力下，可以通過加強醫務民警與管教民警、醫務民警之間相互學習的模式，既能節約人力資源，同時又能培養復合型的醫務民警，從而全面提升醫院分監區的監管醫療水平。

三、如何打造醫—警復合型民警

在新的形勢下，醫務民警在監獄醫療保障過程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勢必需要一支素質高、能力強、業務精的復合型醫務民警隊伍，確保監管醫療的安全與穩定。

（一）、在監管醫療工作中努力把握“三個兩”理念

監管醫療工作是監獄醫院工作的重點，而醫務民警則是監管醫療工作的主體，在實際工作中，醫務民警要把握好“三個兩”理念：兩種身份，既是警察又是醫生；兩種職能，既是執法者又是行醫者；兩種界限，警察與罪犯的界限、醫生與病人的界限。如何把握，筆者認為要做到以下幾點：

1、對于前來就診的罪犯醫務民警要先以警察的身份進行排查，對于偽病、任意夸大病情的予以排除，對于真正患病的罪犯要用醫生的技術進行診治。

2、由于整個監獄住院罪犯都集中在醫院分監區，在罪犯住院期間，醫務民警既要對罪犯進行合理的醫療治療，同時又要加強對他們的教育，按照《監獄服刑人員行為規范》對他們進行考核。

3、作為醫務民警要嚴格遵守《監獄人民警察十不準》、《監獄人民警察六條禁令》等規定，時刻維護監獄人民警察的形象，堅決與罪犯劃清界線，同時要以醫生的身份主動關心患病罪犯的治療、康復情況。

（二）、青年醫務民警“管教”化

作為醫務民警，尤其是年輕的醫務民警，由于大部分是普通醫學院校畢業，在監管醫療方面缺少必要的手段和經驗，在管理教育罪犯上往往無從下手，因此可以通過有經驗的老醫務民警和管教民警對他們進行一對一“幫教”的模式，開展“三個一起”：一起值班、一起對罪犯進行個別談話、一起對罪犯點名教育，使青年民警盡快熟悉和掌握管教業務基本知識和技能，同時有經驗的老醫務民警和管教民警可以通過“明暗”結合的方式，先讓青年民警獨自處理，然后暗中觀察，事后再對他們的處理進行點評，這樣既有利于年輕的醫務民警在管理罪犯中樹立威信，又有利于他們在實踐中成長。

（三）、醫務民警“全科”化

醫務崗位是有不同科別的，比如有內科、外科、五官科等等，而醫務民警都有自己不同的專業類別，但是在監獄特殊的醫療環境下，需要一大批“全科醫生”。因此，作為醫務民警不僅要立足自己的專業領域，更要涉足其他領域，對各個領域的常見病、多發病也要有一定的掌握。我院目前通過實踐交流和正規培訓相結合的模式對醫務民警進行全科化培訓。醫務民警在住院查房、普通門診、急癥中，對每個領域典型疾病的病因、治療等相關情況進行相互交流，從而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同時，我院借助地方培訓機構在三年內完成對所有醫生類民警全科化的正規培訓，并取得全科醫生資格。

在監獄醫院職能發生轉變的今天，醫務民警也將發生從專科型到全科型，從單一型到復合型的轉變，不斷適應新形勢下的監獄醫療保障和監管改造要求。

第二篇：未來打造什么樣監獄

未來十年我們打造什么樣的監獄?

黨的十六大的召開具有跨時代的偉大意義，在新修改的黨章中，“三個代表”被寫進 了黨章，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求我們******人必須與時俱進。這些天，通過深 入地學習黨的十六大文件，心潮起伏，不能平靜，聯想到我們所從事的監獄工作，總感 覺到有許多話要說，也就是說，我們應當打造什么樣的監獄，才能夠與時俱進。

綜觀近十余年的監獄工作，變化之巨、發展之巨是過去任何時期都少有的，現在走到 哪兒，都可以見到建筑典雅、環境衛生的監獄或者是監區。雖……

1994年12月，監獄法頒布實施了，可以說，從那時起，我國的監獄工作開始了嶄新的 一頁。只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這部監獄法制定的很不完善，(注：2000年，《犯罪與 改造研究》編輯部曾經召開過一次“監獄立法與監獄工作”理論研討會，到會的專家學 者和監獄工作者對監獄法的不足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詳見《犯罪與改造研究》月刊 2000年第5期。)歸咎起來，有一個很深的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放眼當今的中國，經濟發 展迅速，舉世矚目，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社會的一個主流的傾向卻是重器物輕精神，反映到我們的監獄立法及其這些年來的監獄實踐上，也就是著重于從技術層面上加以 改進和完善，比如說監獄硬件方面的建設，各種管理手段的運用等等，卻忽視了我們本 應當倡導的科學，即：指引我們去構建那種能夠代表我們民族文明、民主、先進程度的 監獄的思想。

回顧新中國的監獄史，在一個非常長的歷史時期，毛主席所說的“三個為了”是我們 構建不同于過去任何形式監獄的指導思想和立業基礎，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中國的社 會文化是將國家和社會看成一體的，那么監獄作為國家的特定機構，其意義就在于保證 國家的意志即統治階級的意志能夠得到體現，因而，這一思想是非常科學的，它對于維 護一個新生政權具有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 到將國家與社會等同，或者用國家取代社會是非常有害的，應當逐漸將二者分開。這次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再一次提出我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先鋒 隊，我個人理解，這里面就蘊涵著對國家和社會關系的一種新的認識。我這里之所以強 調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是因為這一點非常重要，它對于我們探索構建的未來監獄發展之 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從我們目前監獄的實際狀況而言，監獄法第2條規定：“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這里姑且不論這條規定是否妥當，單就這條規定的本身而言，它告訴人們：監獄是運 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對國家制定的法進行適用的地方。換言之，就是監獄是國家意志的具 體體現。誠然，自從法產生以來，法都沒有超出以國家意志作為表現形式的范圍。從形 式上看，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者認可的，國家是法的最直接的創制者。但是，法的實施卻 是以社會作為基礎的人類關于法的實踐活動，國家只是法的載體，所以，從最終意義上 說，法是社會的產物，是由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與精神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對于監獄而 言，其最終的意義也應當是社會管理的一種方式，而絕非國家意志的體現。當然，就目 前而言，這還僅是我們對法治社會的一種美好愿望，但在我們現在正在致力于建設一個 法治國家的目標的前提下，我們的監獄是不是應該順應時代的發展要求，逐漸地從國家 意志的具體體現向最廣大人民意志的具體體現轉變，這也是順應“三個代表”對我們監 獄工作的要求。

然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卻非一件易事。首先應當搞清楚，在未來的社會進程中，我 們的監獄應當扮演一種什么樣的角色?監獄法上是這樣規定的：監獄的任務就是正確執 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這一任務具體落實到實踐中，就變成了一 個目的，即確保監獄長治久安，用各級領導人的話說就是監獄必須保證安全穩定，不能 出事。如果這個社會僅僅是由統治階級和犯罪受害人及其親屬所組成的，那么，監獄法 的這個規定確確實實恰如其分。問題是社會上還有犯罪人、犯罪人親屬以及那些對犯罪 問題有自己獨到見解的團體或者人群，千萬不能忽視他們，他們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擁護者，在他們的心目中，那些犯了罪的人，不是什么罪犯，而是他們的父母、兒女、丈夫或者妻子……，他們所期求的恐怕更多的 是監獄要善待罪犯，期求罪犯能夠早日平安地返回家鄉。如此說來，現行監獄法為監獄 所設定的角色就不太妥當了。我個人以為，切不可以將懲罰罪犯作為監獄的一項重要職 能。誰都知道，刑罰本身就是一種宣告的懲罰，執行刑罰事實上就是已經將這種懲罰付 諸實施，對于罪犯本人而言，失去了人身自由就已經意味著失去了包括人格名譽以及其 他諸如就業娛樂等等一系列物質和精神上的收益，損失是巨大的，給罪犯和其親屬造成 的痛苦是長遠的，尤其在我們這個有著重刑主義傳統的國度里，這種刑罰懲罰的程度就 更大一些。更何況，除了執行刑罰，法律似乎并沒有賦予監獄其他懲罰罪犯的權力，但 是，由于監獄法將懲罰作為了監獄的一項重要任務，這就為在具體的實踐工作中大量的 懲罰罪犯的措施出臺大開了方便之門。比如在行刑方式上刻意地追求嚴厲的管束和控制，以增大監獄的威懾力和懲罰力。我走訪過一些現代化文明監獄，與過去最大的變化就 是監控設施的完備，幾百萬的投入，將罪犯一言一行，24小時全部生活都納入警察的視 線范圍內，罪犯毫無個人隱私而言，這樣的行刑方式與更加民主文明的社會發展趨勢是 相違背的，其實，是一種倒退。畢竟過去由于條件簡陋，監獄用不上監控設施，罪犯反 而自由許多。

至于說改造罪犯的提法，就更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用我們目前教科書上比較通行 的解釋，改造罪犯就是改造罪犯成為新人，或者曰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的公民。這里就 比較模糊了，無論是新人也好，還是守法的公民，都要求罪犯實現一個轉變，這個轉變 指的是思想還是行為?換言之，改造罪犯是指改造罪犯的思想，還是改造罪犯的行為?我 們知道刑罰處罰是根據罪犯的犯罪行為而確定的，而不是根據罪犯的思想，因為思想是 不能夠懲罰的，現在也有觀點說思想是不能夠改造的，我這里并不想就思想能不能改造 這一問題進行探討。我想說的是，如果是指改造罪犯的思想，那么我們所需要改造罪犯 的思想指得是什么?是他的犯罪思想，還是他的落后思想?如果是后者，我以為沒有這個 必要，因為具有先進思想的人往往只能是社會的少數優秀分子，苛求將罪犯的思想境界 普遍提高到超過普通公民的認知程度是不現實的。如果是前者，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 假如法院將所有判決的罪犯都釋放回去了，而不是關進了監獄，是不是所有的罪犯都還 會犯罪?我想真正會再次犯罪的也是少數，這一點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也得到印證。前 年我去山東省搞調研，山東的同志告訴我說為了減輕監獄壓力，山東省的監獄和法院、檢察院和公安聯合辦案，將1萬余名短刑犯通過減刑、假釋、監外執行等等手段釋放了，這1萬多人放出去了，并沒有增加社會上的發案數，而且社會效果卻非常好，這說明 了什么?說明了真正惡習不改的人是極小一部分，也就是說，即便是在犯了罪的罪犯中 間，在受到了刑罰處罰以后依然不悔改、存在犯罪思想的人也是極少數。當然，也許在 很多人的身上依然存在許多非分的欲望，但是，只要他們不將這種欲望化作犯法的行為，那么，他們身上的這些非分的欲望和普通公民身上所同樣存在的非分的欲望在性質上 并沒有差別，不能夠與犯罪思想劃等號。所以，我們不應該將用于極少一部分罪犯身上 的改造犯罪思想的措施用于所有的罪犯，那樣對于絕大多數罪犯是不公平的。如果是改 造罪犯的行為，那么除了他們踐踏法律時所表現出的行為外，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 所為和社會上的普通公民應該別無二致，我們從事監獄實踐工作的警察都可以感受得到 這樣一個事實：真正經常性違反監規紀律的人(監獄俗稱反改造尖子)也只是很少的。這 種現象與監規紀律制定的是嚴還是松無關，因為，無論你監規紀律制定的有多嚴，其嚴 厲程度都不可能超過刑罰，否則，就是違法。

實際上，就絕大多數罪犯而言，除了法院為他貼上罪犯的標簽這一點外，他的日常行 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應當說和普通公民沒有多大的差別，否則的話，監獄秩序不可能那樣 穩定。這里，我絕沒有否定我們監獄警察的作用，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監獄 中那些反改造尖子的罪犯別說達到100%，即便只有10%，那么，這個監獄就別想太平了。前不久，我看了一篇報道，有一部火爆熒屏的電視劇叫《黑洞》，劇中刑警隊長的原 型在現實生活中被誣告入了獄，關押了幾年，待他平反出獄的時候，《黑洞》的作者看 到他的時候，驚詫地發現原本精明強干的刑警隊長，坐了幾年的監獄，竟然一言一行儼 然是一個罪犯的樣子，這不能不令我們監獄工作者發省：一個并不是罪犯的人經過我們 監獄的改造，變成了罪犯的樣子，那么，對于那些本身就是罪犯的人，結果會怎么樣呢 ?所以說，對于罪犯的行為，更多意義上應該是一種管理，而非改造，否則的話，不僅 僅是對絕大多數罪犯的不公平，而且極有可能對罪犯的心理造成傷害，使其難以適應社 會。

需要聲明的一點，我決非有絲毫貶低改造的意義，改造這桿大旗是我們監獄的魂，什 么時候也不能丟。但既然是大旗是魂，就應該把它擺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它所針對的應 該是罪犯群體，而不應該面對著罪犯個體，不然的話，就是將它與管理等同起來了，與 具體的管理措施都等同起來，其結果就是使改造庸俗化了。

這里就牽扯到一個如何看待罪犯的問題，我們現在常說，罪犯在監獄中是弱勢群體，為什么在社會上橫行霸道的人，一旦犯了事進了監獄就成了弱勢群體呢?這主要是歷史 傳統和觀念這兩方面因素造成的。自從有了監獄以來，罪犯都是社會的渣滓，是喪失了 獨立人格的社會棄兒，象《水滸》所描寫的宋江、林沖、楊志之流，臉上被燙上金字，永世不得為人，方苞《獄中雜記》所描述的罪犯悲慘待遇，在當時的監獄是很習以為常 的事情。在我們過去的觀念中，罪犯是什么?罪犯就是階級敵人，罪犯和人民屬于敵我 矛盾，原先獄情不叫獄情，而叫敵情。既然是敵人了，怎么對待他們都不為過。現在比 過去進步多了，許多地方開始了人性化管理。但是，在許多人的潛意識中，盡管臉上不 會再為你燙上金字，但是你的身份不要忘記，你是什么人?這是什么地方?你到這里來是 干什么的?(至今，還有許多單位的圍墻上寫著這3句話。)所以，對你的人性化管理或者 改造，是我們對于你的一種感化措施，是政府干部對你的施恩。在監獄實踐工作中，對 罪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服從管教”，這要求本身很合理，但問題是這與罪犯是否能夠 獲得相應的權利掛起來了，因為你的權利是我政府干部給予的，只要是服從管教，那么 只要是政策允許的，我都可以給你，即便是政策不允許，只要是對你的改造有利，也可 以試行。但是你要是不服從管教，對不起，你的那些權利我就要剝奪了。監獄法出臺后，我去一些單位搞調查，就聽到很多的反映，說現在罪犯難以管理了，對抗干部的情況 越來越多。乍一聽來，覺得問題非常嚴重，但經過調查，仔細分析起來，根子卻多半出 在我們監獄警察身上。比如說服從管教，在許多基層的同志看來，就是要服從我，我的 行為、我的命令就是管教，一句話，干部的權威是神圣不能被侵犯的，至于是不是侵犯 了罪犯應有的權利，罪犯的要求是不是正當合理，這都不是我首先考慮的事情。2002年 11月，我去浙江開會，會議上有一個省的同志說，在他們省發生了一起罪犯毆打干部的 事件，在干部中間引起了軒然大波，罪犯毆打干部這在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現在竟 然也發生了，而且這個干部竟然沒有還手!這還了得!我并不想探究這一事件的起因，我 想說的是，如果社會上發生的兩個人打架，就是一個人把另外一個人打死了，至多是新 聞媒體報道一下，不會有多大的反映，兩個人打架，太習以為常了。到了監獄，如果是 干部打罪犯，在很多人看來，很正常，罪犯嘛，不是個好東西，該打!要是因為打罪犯 受到了處分，一定有許多人叫屈。而罪犯毆打干部，那性質就嚴重了，為什么?因為他 是罪犯，是被看管專政的對象，他打的是一個干部，但是他藐視的卻是干部全體，總而 言之，怎么給他上綱上線都不過分。其實，罪犯打干部和干部打罪犯都是一樣嚴重的問 題，都是應當受到譴責和處罰的，如此看來，罪犯之所以成為弱勢群體，是因為在實踐 中罪犯并沒有被平等地對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恰好看到《》刊載的一 篇文章，說的是青島有一名叫王澤釗的語文老師，他上課時，學生要給他起立，他不讓，他的觀點就是學生尊敬老師，老師也要尊敬學生，老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學生給老師 起立以示尊敬，這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無可厚非，但是，在我們這個崇尚師道 尊嚴的國度里，學生給老師起立似乎已經由以示尊敬而演變成了一種學生的義務，在很 多人的眼里，學生不給老師起立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無怪乎王老師的做法引起了眾 多人的關注。

肯定有許多人認為，罪犯和監獄管理人員的關系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師生關系。但是，在我們倡導建立一個更加民主文明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背景里，平等、公正、人道，這是社會賦予每一個人最起碼的權利，哪怕這個人是一個罪犯，是一個被專政的對象。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印度的甘地領導非暴力運動獲得了成功，在英國殖民主義眼里，甘地是他們最痛恨的敵人，他們將甘地一次次地關進了牢里，可以說英國殖民主義給印 度帶來了深重災難，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當時英國的建國理念是在西方一大批啟蒙思 想家的人道、****、人性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盡管那時它的民主制度、憲政體系還很 不完善，但它畢竟是民主制度，不管它對殖民地在多大程度上貫徹它的自由平等思想，它仍然是按照一定的規則行使，在這樣的背景里，甘地雖然坐了牢，但是他照樣可以讀 書、寫作、會見親友，設想如果甘地坐的是希特勒的牢，別說是領導非暴力運動成功了，是否能夠活著走出牢門都是個問號。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就是說在100年前，西方 的民主制度就已經滲透到了他們的監獄管理中了，那么，對于我們今天的監獄來講，我 們擁有比西方更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就更應該遵循根據民主制度所確立的基本 游戲規則，平等地對待罪犯。20世紀80年代我們對待罪犯有一個“三像”：像父母對待 子女、像老師對待學生、像醫生對待病人。我想更換其中的一個字，就是我們對待罪犯 不應該是“三像”，而應該是“三是”，即：是父母對待子女、是老師對待學生、是醫 生對待病人。

平等的對待罪犯有什么重要意義呢?其意義不僅僅反映了我們的監獄制度的先進性，而 且對于提高罪犯的總體改造質量，對維護社會穩定等等諸方面都具有積極的作用。從世 俗的眼光看，罪犯基本上是與壞人劃等號的。這反映到我們的監獄管理上，無論是在我 們監獄警察的頭腦里，還是具體到各種管理措施上，無不將防范罪犯放在第一位。因為 罪犯是壞人，要干壞事是必然的，所以我們改造罪犯就有了一個前提，即罪犯是一群社 會渣滓。事實上，從過去到現在，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對罪犯就是這樣的定性，對罪犯 來說，受傳統和世俗的影響，絕大多數罪犯對這樣的定性是認同的，這表現在對監獄各 項管理措施的認同，用他們比較通俗的話說就是守規矩。然而，就是因為這樣的定性和 監獄對他們的防范始終伴隨著他們在監獄生活的全過程，使他們的潛意識中無處不刻著 罪犯的烙痕，對于絕大多數罪犯而言，待其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他的罪犯意識反而比 接受法院宣判時要強烈的多，(注：有許多人在聽到法院宣判時都不敢或者不愿意相信 自己成了罪犯，是監獄的認罪服法教育讓他在承認有罪的同時，也最終認可了罪犯的稱 號，雖說認罪服法教育本意只是讓他正確地對待法院的判決，對自己的犯罪有清醒的認 識，但是，監獄警察和早入獄的人對罪犯的理解使認罪服法教育帶上了一層對罪犯身份 確認的內容我前面所提到的：你是什么人?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干什么來的?這3句話是 對認罪服法教育這額外的內容的注解。)這就是許多刑滿釋放人員在很長時間內難以適 應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一個最大的進步就是無罪推定，這是對人 權的尊重，對于監獄而言，必須改變那種將罪犯與壞人等同，將防范罪犯放在監獄工作 第一位的觀點，這是對罪犯人格的尊重。試想一下，在人格上已經被徹底否定掉的人，你能夠祈望他改好嗎?

平等地對待罪犯，能夠解決目前許多困擾我們的問題。比如說，我們下去調查的時候，常能夠聽到現在罪犯改造質量難以提高的話題，為此，全國上下都想了不少辦法，探 討如何提高罪犯的改造質量。2002年12月剛在濟南開了一個全國規模的會議。問題是，很多時候，我們探討的出發點值得商榷：我們改造的是罪犯，盡管是按照我們的意愿來 改造，但是，是否能夠按照我們的意愿被改造還得看罪犯的。所以，就必須首先考慮到 罪犯的感受，而不能只以我們的好惡為標準。拿調整監獄布局來說，現在的做法是收縮 農場型監獄，增加圍墻型監獄，這樣的好處是明顯的，罪犯的脫逃減少了，監獄警察也 少了日曬雨淋，罪犯的勞動、生活、學習區集中了，便于管理。總而言之，對提高罪犯 的改造質量好處多多。其實，仔細分析起來，未必如此，農場型監獄相比較圍墻型監獄，其監管條件寬松，少了許多森嚴和不自由，空氣、陽光和四季自然的變化，加上周圍 居民較自由的出入，農場型監獄更似于一個半社會，對罪犯而言，似乎農場型監獄更有 益于罪犯的身心健康，有益于罪犯的改造。像“三分”工作，在實踐中實行了十幾年了，好象很成功了(注：其實，缺乏在同等條件下對實施“三分”和未實施“三分”工作 的實證比較，見諸于各種研究的成果多半是基于分析，難以令人信服。)，但這種帶有 明顯主觀因素的分類方式，其實是對罪犯的極大不尊重。本來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上就 是由不同的氣質、不同秉性、不同行為方式的人組成的，正是因為有了不同類型的人，我們這個社會才呈現出五彩繽紛的光彩。試想一下，如果這個社會上只有同一類型人才 能夠生活在一起，那這個社會一定是機械僵化的。在這方面，教育部門分好壞班的教訓 就是最好的例證，它極大地傷害了那些成績差的學生，同時也傷害了社會所倡導的素質 教育。由此看來，其實，不獨“三分”工作，我們現在正在探討的監獄按照戒備程度劃分等級的做法就更加值得商榷。因為，這已經不僅僅是對罪犯的不公正，而且，也是根本上否定了改造罪犯——設定重度監獄的一個理念其實就是否定了一部分罪犯的可改造性。還有罪犯勞動問題，據我了解，在目前發生的罪犯抗改行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勞動任務過大、勞動時間過長、勞動方式過于單調所引起的。我到基層調查，吃飯的時候，有個監獄長指著豐盛的飯菜感慨地說，監獄的錢不好花，那是罪犯的血，干警的汗!當然，監獄搞超時超體力勞動的現象只是個別的，不能代表全部。但是，就目前我們監獄所組織的罪犯勞動而言，罪犯的勞動基本上是無償的，即便是試行罪犯工資制的少數單位，那種報酬也只是象征性的，與罪犯所付出的勞動是無法相比的。過去我們組織罪犯生產，盡管罪犯勞動也是無償的，但那時候，勞動所得基本上都是上繳國家的，在很大程度上，罪犯的勞動還具有支援國家建設的意義。而如今，罪犯的勞動所得變成了監獄企業的利潤，在來料加工搞得好的地方，還變成了民營企業家的利潤，罪犯付出了勞動，卻得不到相應的報酬，也就是他的勞動價值沒有得到真正的體現，他對勞動怎么能夠不產生厭煩情緒?更何況，從勞動收入的分配去向看，很大一部分為民營企業家所有，剩下的成了監獄警察的福利，也難怪基層有同志發牢騷說監獄的勞動變了性質，監獄為資本家打工，罪犯是奴隸，監獄警察是監工。這種說法雖然不妥，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組織罪犯無償的生產勞動確實是一種倒退。既然是勞動，就一定要有價值、有效益，這是對罪犯勞動的尊重，所以，我很贊同監獄組織罪犯從事生產活動，尤其是目前監獄經費無法滿足監獄正常運行的狀況下，組織罪犯進行生產就更為必然。但是組織罪犯生產，必須要體現出罪犯的勞動價值，否則就是對罪犯的勞役和剝削，罪犯勞動必須有償，這不獨是對罪犯權益的尊重，而且也是對社會上從事同工種勞動者權益的尊重。我去一些來料加工搞得好的省調查，那里有許多社會上的企業都競爭不過監獄，有個監獄長自豪地說，他們地區2/3的服裝加工都在他們的監獄，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是罪犯的勞動是無償的，使社會上的企業受到了一種不公平的競爭，結果是使許多從業者失去了飯碗，加重了社會的負擔。還有其他許多問題，都要論及很困難，我姑且只簡單地擷取這其中之三。

平等的對待罪犯并不意味著放縱罪犯，這如同無罪推定不是放縱犯罪一樣。平等的對 待罪犯，就意味著罪犯并不是什么弱勢群體，因為一旦將罪犯應有的一切權利還給罪犯，包括法律上的和道義上的，而不是將這些權利作為獎勵或者是一種恩賜，或者是作為 標榜我們工作人道的宣傳，如果罪犯的這些權利沒有得到保證和實現，就是我們工作的 失職，罪犯就有權利去控告、去申訴，這就是法治對我們監獄的基本要求。只有建立在平等對待罪犯基礎上的改造，才是真正地、不虛假的改造，也才能夠真正實現我們所期 盼的那種改造。

當然，這對我們的監獄警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我們構建什么樣的監獄警察隊伍也 提出了新的思路。但限于篇幅，我這里不再贅述。

論述到此，我認為，對于我們監獄的未來發展應該有這樣一個方向：在社會主義民主 文明的價值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能夠保證罪犯得到正確行刑、平等對待并最終實現罪犯改 造的監獄。這樣，我們的監獄就能夠真正地反映包括絕大多數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罪犯 及其親屬在內的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著時代的發展方向。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要想使我們的監獄工作者都樹立起平等對待罪犯的觀念，也非一日之功。我個人以 為，10年，最多10年，如果到那時起，我們還未廣泛地樹立起平等對待罪犯這一觀點，那么，我們的監獄就真的落后了，真的!

第三篇：淺談監獄醫院文化建設

淺談監獄醫院文化建設

作者：王軍

摘要

監獄醫院文化建設既是監獄文化建設的有機組成，又是新時期彰顯監獄文明執法、提升執法公信力的重要體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監獄醫院文化建設應以團結向上的和諧文化、科學規范的管理文化、文明執法的行為文化、爭先創優的精神文化、舒適優美的環境文化為主要體現，在繼承“救死扶傷”優秀醫療傳統的基礎上，創新理念，豐富內涵，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引領，大力推進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監獄醫院文化建設。關鍵詞 監獄醫院 文化建設 醫療質量

醫院文化是一種特殊的行業文化，其本質就是人的文化。醫院是以技術為支撐，以服務理念作為指導的特殊部門。隨著形勢的發展與執法環境的改變，加強監獄醫院文化建設已成為彰顯監獄文明執法，提升執法公信力的重要方面。因此，監獄醫院應審時度勢，大力開展醫院文化建設，努力提高監獄醫院的社會形象。醫院文化的含義及其特征

醫院文化是醫院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傳統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鮮明職業特色的基本信念、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生活方式、人文環境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方式的總和。對內具有共性化，對外又具有個性化。它具有以下幾個特征：（1）珍惜生命、患者至上是醫院文化的核心。患者有權利選擇醫生、醫院，但是醫院、醫生必須以患者作為立醫之本。患者是醫方的價值所在，其核心目標就在于通過高質量的服務，達到救死扶傷、防病治病、服務患者和珍惜生命的目的；（2）以人為主體的人本文化是醫院文化的中心。醫院文化應該比企業文化、校園文化更具有人本性。醫院的服務對象是身心患有疾病的人，其文化的宗旨就在于幫助患者消除這些疾病和因疾病引起的痛苦。在對患者進行診治時．應珍惜病人的生命和健康，尊重病人、關心病人、理解病人，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3）提高醫療質量是醫院文化建設的目標。醫院文化建設的最終目的是讓患者滿意，獲得身心健康，而讓患者滿意就必須提高醫療質量。醫療質量直接關系到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醫療質量是醫院一切工作的著眼點，是醫院管理工作的核心，醫院文化建設也必須緊緊以提高醫療質量為最終目標。

監獄醫院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 1.監獄醫院的精神文化

醫院的精神文化是醫院文化建設的靈魂和核心，是醫院建設和發展的推動力。監獄醫院精神文化應體現在：救死扶傷的奉獻精神、爭創一流的拼搏精神、恪盡職守的敬業精神、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愛院如家的主人精神。2.監獄醫院的人本文化

人本理念是監獄醫院文化建設的基石，體現了監獄醫院文化與時俱進的要求。醫院要把對患者的“人文關懷”真正落到實處，醫院在向患者提供診療服務時，要保障患者的各項權利，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和義務，充分尊重患者的生命健康權、知情同意權、治療手段的最終決定權、隱私權等權利，為病人的診療提供便利。3.監獄醫院的科教文化

科教文化是監獄醫院發展的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進步，醫療技術也在飛速發展，沒有前沿的醫療技術，醫院不可能走在行業的前列，這就需要醫院科技的支撐。監獄醫院要堅持 “科教興院”戰略，加大科研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力度以及科研經費的投入，大力開展監管醫學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工作，并積極加強與醫學科研機構和醫學院校的協作，堅持科研教學并重，努力形成具有鮮明監管醫學特色的科研教學體系。

監獄醫院的服務文化

醫院的服務理念是提升醫院文化的關鍵路徑。監獄醫院應注重服務文化的倡導和積淀，著眼于建立起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的醫院服務文化，做到“服務熱心、解釋耐心、診察細心、治療放心”。

監獄醫院文化建設的實施 1.制訂監獄醫院文化建設規劃

醫院文化建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必須制定有針對性的、可操作性強的發展規劃。監獄醫院文化建設規劃應分為以下幾個步驟：（1）確定醫院文化建設戰略模式；（2）劃分醫院文化建設階段；（3）制定醫院文化建設的短期和中期計劃；（4）選擇醫院文化建設的具體策略。而要達成上述目的，監獄醫院就必須對自身的文化現狀、醫務人員的行為取向和醫院價值觀進行深入調查論證，并讓廣大醫務人員參與進來。另外，醫院文化也是一個綜合體系，是由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和制度文化相結合而形成的。在進行調查分析時，必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物質文化。這是精神文化的基礎，是由物質硬件如建筑、醫療設備、生活設施等組成的。物質文化環境的不同決定了文化建設的內涵不同；二是精神文化。這應該是醫院文化建設的重點，如醫務人員素質、管理人員水平、社會形象、價值取向等；三是行為文化。即醫務人員的所作所為，如行為規范、精神面貌、工作態度、人際關系等，這些是醫院文化的直接表現；四是制度文化。用于輔助醫院文化建設的開展，主要涉及到規章制度是否健全、執行程度以及反饋結果等。做好以上四個方面的調查分析是進行文化建設規劃的基礎。2.強化醫務人員形象建設

醫院形象是給患者的外在印象，這種形象分為可見和不可見兩個方面。可見的形象是具有一定物理屬性或具有外在形象的東西，如建筑布局、診療條件、醫院環境等。而不可見的形象則是醫院的價值觀和服務理念，這種理念最終以可見或可以感受的方式體現出來，而表現出來的載體則是醫務人員。因此，醫院必須強化醫務人員的形象建設，主要是提高他們的醫德修養。在醫院文化建設中，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對各級醫務人員而言，就是以患者為本。因此，醫院文化建設應將患者作為醫院管理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在醫院文化建設中，應把只重視建制度、定指標、搞獎懲等行政和經濟手段轉移到注重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調動醫

務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上來，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更好地尊重患者，提高服務質量。同時，醫務人員作為醫院文化建設的主體參與者，也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這種精神滿足。3.持續改進醫療技術質量

醫務人員給予患者最大的服務就是最大程度地減輕患者的痛苦，而決定其最重要因素就是醫療技術質量。醫療技術質量的提高主要通過以下三種途徑來實現：一是先進診療設備的使用。醫療設備往往是一個醫院物質基礎是否雄厚的標準，是能否獲取患者信任的基本條件之一。醫院對醫療設備的采購應結合其自身的需要，做到重點突出，避免盲目采購；二是專業技術人員的培養。醫療設備只是基礎，運用現代診療設備對病情進行分析診斷的關鍵因素則是人。醫務人員的整體素質既決定了醫院的實力和水平，也決定了醫院的生存和發展。監獄醫院應重視醫務人員培訓，倡導終身學習觀念，為醫務人員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通過醫院內部的在職教育、自我培養和外出進修、脫產學習等多種繼續教育方式，不斷提高醫務人員的綜合素質；三是持續提升醫療服務水平。醫療服務是以醫療設備、技術水平為基礎的一種綜合能力，這種能力除了醫護人員本身的體現外，醫院還必須從制度上予以創新，以此來全面提升服務水平，如建立綠色通道、專家門診、遠程會診（網絡醫院）等特殊服務，將醫療服務從病人延伸到健康、亞健康人群，將提供單純的醫療服務轉變為提供醫療、預防、保健、康復、健康教育促進等一體化服務，將醫院文化延伸到院外，以不斷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小結

當前，監獄醫院文化建設已經成為彰顯現代化文明監獄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建設過程中必須緊密結合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方向，依托自身多年形成的優秀醫療傳統和實踐，形成具有自身鮮明特色的醫療、教學、科研文化，并與醫院物質文化、環境文化相互滲透，使得醫院文化內涵不斷延伸，才能建設成為具有先進性、和諧性、服務性、創新性、前瞻性的醫院文化，從而為促進監獄醫院在新形勢下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助力

第四篇：淺析監獄醫院發展

淺析監獄醫院發展

眾所周知監獄醫院作為監獄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整所監獄的醫療工作，它的發展關乎整個監獄的發展。隨著依法治監、構建和諧監獄的不斷深入，監獄醫院要更新觀念、轉化思維，不斷適應監獄的新形勢和新要求，找準自己的位置，謀求新的發展之路。

監獄醫院從原來的幾間平房、幾名大夫、設備簡陋、藥品匱乏的時代一路走來，到現在擁有了自己的辦公樓、數十名大夫、現代化的醫療設備、藥品種類和數量日益增多，但是隨著監獄改革發展的不斷深入，監獄醫院卻遭遇了發展瓶頸，成為監獄發展樂章中一個不和諧的音符。

存在的問題及現象

一、對罪犯的基本醫療保障標準界定不清

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監獄通常遇到如下罪犯醫療標準問題。

1、疾病的時間范圍。罪犯先天性的疾病，或者入獄前患上的疾病，監獄是否有責任給予治療？監獄是否還要負擔罪犯出獄后疾病后續治療的費用？

2、疾病的種類范圍。有些病嚴重影響人的健康和生活，有些病對罪犯生活有影響但影響不大，不治也沒大礙。哪些種類的疾病是監獄應該為罪犯治療的？

3、醫療設備、器械和藥品的檔次和標準。檔次不同，費用往往差別很大，罪犯提出過高要求，監獄應該選擇什么檔次的醫療設備、器械和藥品？

4、治療的限度。有些疾病，如植

物人，繼續治療下去也不會有明顯好轉，有些疾病，如尿毒癥，繼續治療要花費巨額的費用，監獄是否有義務不惜代價不計成本地為罪犯治療下去？

5、醫療費用的負擔。監獄是否承擔罪犯醫療的所有費用？罪犯應否承擔費用？每個罪犯的醫療費用是否有最高限額？

6、醫院的等級與地域范圍。監獄應該在什么等級、什么地方的醫院為罪犯病人診治？

7、罪犯及其家屬有哪些選擇權？是否有選擇醫院、選擇醫療設備和藥品的權利？是否可以自己出錢看病、自己購買藥品？對于這些罪犯醫療標準，法律法規規章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監獄沒有一個可操作的標準。監獄法第五十四條只明確了監獄有提供醫療保健的責任，對醫療保健的標準、如何實施等具體問題，沒有涉及。司法部、司法部監獄管理局對個別嚴重的傳染病（如結核病、艾滋病等）的防治有所規定，而對于罪犯的醫療保健這個一般性的問題，沒有系統、詳細的規定。現代化文明監獄標準中有“保障罪犯的基本醫療”的規定，但何謂“基本醫療”，沒有具體指標的進一步細化，監獄仍然難以把握。由于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界定，給具體工作帶來諸多不便。有些罪犯提出過高的醫療要求，如要求到北京、上海等大醫院治療、要求使用昂貴的醫療設備和藥品、要求換腎、要求監獄負擔出獄后繼續治療的費用等，監獄不答應，罪犯或其親屬就要糾纏，告監獄不作為、侵犯人權。有些要求顯然不合理，但由于沒有一個標準，回絕罪犯及其親屬，監獄不能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直氣壯的解釋。為了化解糾紛，監獄常常是花錢買平安，承擔額外的費用。此外，由于沒有明確的標準，監獄缺乏自我保護的法律武器，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

二、監獄醫院的整體治療功能有限

監獄醫院是為罪犯提供醫療保障的基本部門，罪犯的疾病預防、診斷和治療服務首先由監獄醫院提供。然而，監獄醫院現狀滿足不了為罪犯提供醫療保障的需要。

1、經費不足。現在病犯增多，重大疾病增多，監獄醫院普遍感到經費緊張。

2、醫護人員匱乏。罪犯與醫生的比例過低，尤其缺少全科醫生。

3、分科不分人的現象普遍存在，有的監獄醫院科室看上去挺全，但大部分醫務人員都不具有相應的從業資格，屬跨范圍執業，為監獄醫療埋下了一枚隱性炸彈。

4、知識更新不夠，導致醫療水平下降。醫生承受的壓力大，風險高，部分單位職稱評定不落實，吸引人才無途徑，留住人才不容易。

5、犯醫犯護問題。由于醫療人才的缺乏，監獄不得不大量使用犯醫犯護，但犯醫犯護不具有行醫資格，使用犯醫犯護有一定風險。

6、醫療設備老化。老舊的醫療設備不能與監獄日益增長的醫療保健需求相適應。

三、犯屬維權糾紛增多，監獄醫院處于風口浪尖

現在罪犯及其親屬在醫療上常常提出過高的要求。有些人認為只要一進監獄就是監獄的人，罪犯生什么病都得給治療，有的罪犯或其親屬提出要用貴重藥品及營養品、先進設備檢查治療。當過高的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時，有些罪犯的家屬就四處上訪告狀，說監獄侵犯人權。對于有些罪犯，雖然監獄醫院盡心盡力，已經提供盡可能好的治療，但最終沒有挽救病人的生命，罪犯家屬仍然不依不饒，要求監獄承擔“責任”。有些罪犯符合保外就醫的條件，但為了讓監獄承擔醫療費

用，家屬就是堅決不同意保外就醫。有些罪犯已經刑滿釋放，但要求監獄承擔繼續治療的費用，否則就想盡各種方法糾纏、要挾監獄。在處理以上問題時，監獄醫院如何來維護自身的“權益”？

做好當前罪犯醫療保障工作的對策

一、要準確把握罪犯醫療保障標準

1、要明確罪犯醫療保障是“基本”醫療保障。各監獄應通過罪犯醫療費、罪犯部分勞務收入、社會捐助、罪犯親屬資助等途徑建立罪犯醫療保障基金。不是所有的疾病都保障，國家只能保障對一些常見病、多發病、傳染病以及多種慢性病進行相應的治療和管理，加強對結核等甲、乙類傳染病的防治工作，提高治愈率，減少發病率。及時對危急重病人開展搶救，開展獄內疾病的預防和監測，建立醫療應急預案措施，防治醫療突發事件。罪犯自傷自殘的醫療費用由罪犯本人承擔。

2、對罪犯的醫療用藥，應參照自治區基本藥品的相關規定執行，罪犯及其家屬若要求使用超范圍的藥品的，由罪犯自行承擔或由其撫養、贍養義務人承擔。考慮罪犯經濟條件的差異性，在罪犯或其親屬提出申請的前提下，可以允許其在監獄醫院或協作醫院自費選擇藥品和檢測設備，但要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

3、每個罪犯的醫療費用應該有一個限額。如果監獄所在市縣有標準，監獄參照該標準執行。對于一些嚴重疾病，國家只能提供一個

合理的費用。超出部分的費用由罪犯自行承擔或由撫養、贍養義務人承擔。罪犯及其家屬要求提高自己的醫療保健標準，超出部分費用自理，該標準應該在一個合理的限度內，不會給監獄內的秩序造成不良影響。罪犯的醫療保障，應該遵從這樣一個原則，就是與當地比照，與監獄所在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與監獄當地城鎮居民的醫療保健水平相當，不能低于當地水平，也不應高于當地水平。

4、入獄時就患有的疾病，監獄應該提供醫療，監獄可以要求罪犯自己負擔一部分，或罪犯親屬資助一部分。出獄后的醫療費用原則上應該由罪犯自己解決。罪犯工傷治療費，監獄應該負擔。罪犯假釋、保外就醫、離監探親等離開監獄監管期間發生的醫療費用由罪犯本人承擔。

二、要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發揮監獄醫院的作用

首先，要提高醫務工作者的政治素質、法律素質，培養工作責任感和愛崗敬業精神。監獄醫務工作者首先是執法者，為罪犯提供醫療是監獄的執法行為，與社會上的醫務工作者的角色有所不同。醫務工作者要講政治，清正廉潔，公正執法。要提高法律素養，遵守法律法規，依法辦事。

其次，要提高醫務工作者的的業務素質。要努力創造條件，開展對醫務工作者的培訓，增加與其它醫療機構交流的機會，以利于監獄醫務工作者更新知識，提高技能。要落實職稱評定，提高政治待遇，設立特殊津貼，創造條件吸引醫療專業人才。要積極與人事部門溝通，招聘一批醫療專業人才，要人盡其職，堅決按照國家衛生部門的相關規定來開展醫療業務。

再次，關于犯醫犯護問題，基于現實情況，監獄醫院還是要繼續發揮其作用，但是要加強管理。犯醫犯護只是協助干警醫生做些工作，處方必須由警察醫生開。

第四，要充分發揮監獄醫院現有醫療設備的作用，罪犯入獄時要按規定對其進行體檢，以后還要定期體檢，及時發現病情，避免小病發展成大病，按照相關規定引進相關設備，以增強監獄醫院的診療水平。

三、要大力發展協作醫院，充分利用社會資源

建立協作關系，對于監獄和社會醫院雙方來說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是醫療資源的整合。對于社會醫院來說，可以擴大患者來源，提高設備利用率，增加收入，提高醫院的社會形象。對監獄來說，在自身醫療人才缺乏、醫療設備落后、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加強與資源優勢部門的合作，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可以使社會醫院的人才、設備優勢為我所用，降低醫療成本，還可以為罪犯提供及時、優質的醫療服務，降低安全風險。因此，要大力發展協作醫院，要深化協作關系，簽定詳細的協作協議，明確協作方式、協作范圍、費用支付等內容，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要創新協作方法，拓展協作領域。監獄

醫院不能收治的病犯，可以送到到協作醫院治療。可以在協作醫院建立特殊病房區，專門用來關押、治療病犯。協作醫院提供場所和必要的安全設施，監獄負責警衛。既可以送病犯到協作醫院就診，也可以請協作醫院醫生來監獄出診，形成雙向互動。有些疾病，可以在協作醫院檢查、治療后，按照醫生開的處方和治療方案，在監獄醫院繼續治療，以降低外診費用。既可以讓協作醫院為病犯提供醫療服務，也可以讓協作醫院幫助我們對監獄醫院的醫療人員進行培訓。

四、堅持原則，靈活應對，依法處理犯屬維權糾紛

罪犯生病，監獄要以積極的態度給予治療，要規范治療行為，落實有關制度，盡量避免醫患糾紛的發生。醫務人員對待病犯要熱情、關心，認真檢查，積極治療，使病犯感受到監獄對其是重視和關心的。醫務人員要嚴格執行規章制度和醫療操作規范，詳細記錄病歷資料，認真落實病情告知制度，需要告知病犯的事項一定要履行告知義務，不適合告知病犯本人的要告知其家人或親屬，重要的或容易產生糾紛的告知事項，告知后還應讓病犯或家屬簽字。對監獄不能確診或病情危重的要及時外診，盡量不讓病犯死在獄內。監獄醫院還要積極主動地向駐獄檢察部門通報情況。

第五篇：沈陽萬佳醫院打造醫改創新樣板惠民生（精選）

沈陽萬佳醫院打造醫改創新樣板惠民生

隨著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繼續深入，符合醫改方向的沈陽萬佳醫院日漸成為備受矚目的新焦點，吸引了眾多癲癇患者的關注。沈陽萬佳醫院作為癲癇專科的醫院杰出代表，也在加速醫改實施的新布局，并致力于打造醫改創新樣板，提升服務惠民生。

沈陽萬佳醫院成為近年來備受矚目的新焦點

我國醫療長期存在“重醫療，輕預防；重城市，輕農村；重大型醫院，輕社區衛生”的問題，民眾又過多依賴公立醫院，“一號難求”現象頻發。這些因素一方面延誤患者就診時間，其次也增加了就醫困難，加大了患者的經濟負擔。

隨著人民群眾的醫療衛生需求的日益提高，醫療體制改革呼聲的提高以及現代信息科技的快速發展，沈陽萬佳醫院、智慧醫療備受矚目，也成為近年來眾多媒體的新焦點。

沈陽萬佳醫院，將物聯網技術用于醫療領域，借助數字化、可視化模式，進行生命體征采集與健康監測，將有限的醫療資源讓更多的人共享，特別是在疾病預防和個性化醫療兩個方面，智慧醫療將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沈陽萬佳醫院打造醫改創新樣板，提升服務惠民生

智慧醫療，即醫療衛生信息化由于可以提高醫療效率、減少藥品過度使用、降低整體醫療支出，符合醫保控費大方向，將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從國家到地方政府都已經將其列入發展規劃，但目前也存在一些阻力。當然，從總體來看，智慧醫療前景比較明朗。隨著移動互聯網、智能穿戴、大數據的快速發展，可以預見，醫療的各個細分領域，從診斷、監護、治療、康復到給藥都將全面開啟一個智能化的時代。

沈陽萬佳醫院精湛的醫療技術、強大的專家團隊、先進的醫療設備，全面提高醫療服務質量水平及醫學科研實力，提升醫院核心競爭力。這樣受益最大的還是老百姓，尤其是東北三省的老百姓，將在家門口享受到同北京、上海、杭州等大都市的優質醫療服務。

沈陽萬佳醫院的發展有利于改善我國醫療服務體系結構、質量和效益，有利于促進我國醫療服務市場的競爭，促使醫院拓寬思路、提高質量，有利于形成我國多層次醫療體系，為人民提供更多醫療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