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打造新引擎構建新動能實現新突圍

打造新引擎 構建新動能 實現新突圍

——中國·瑞安云江科技創新大會帶來的思考

2018年1月10-17日，瑞安舉行了以“科創·人才·資本，助推經濟轉型”為主題的中國·瑞安云江科創大會，首次提出了在新時代下人才創新、金融創新、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融合發展的大科創突圍之路，受到了企業的一致好評，引起了國內外各界的關注。

一、會議背景：①十九大報告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未來,我們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前，世界正處于深刻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技術更新②自2014年1月獲批省創新型試點城市以來，我市始終以加快建設創新型城市為目標，科技創新工作取得長足進步，但還存在很多不足，面臨嚴峻壓力，許多企業尚未走入真正依靠科技進步的軌道，科技投入不足，全社會科技創新意識和能力薄弱。今年4月，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創建省級創新型城市的實施意見》；11月，市委辦、市府辦印發《2018中國·瑞安云江科創大會實施方案》。為加快建設創新型城市，切實開好并落實好科創大會各項任務，推動“千萬”科創工程實施，起草該文本。

二、會議成果：這次科創大會在兩會前夕召開，是瑞安歷年來層次最高、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歷史性科技盛會。成功舉辦了科創大會和九大分場活動，邀請兩院院士、“國千”“省千”人才、海內外科創精英等700多人參會，16個大項目、5個大資本、5個科創平臺成功簽約。

（一）主要成果①政策驅動，發展新動能。出臺了一批支持創新的科創政策，包括科技創新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培育新動能二十五條、規上企業科創三清零等政策文本，并將科技、經濟、人才等政策形成政策精編。搭建了一批支撐創新的科創平臺，奠基啟動建設東新科創園，簽約了浙江省高校創業學院聯盟浙南研究院、清華長三角研究院瑞安創業創新促進中心，成立了溫州大學海尚溫州機器人研究院。②集聚人才，打造新引擎。啟動浙南人力資源產業園；成立云江大智庫，入庫經濟金融、城市建設、科技咨詢等人才48人，組建科技咨詢委員會，23名國內知名專家學者、高層次人才共同組成全市今后開展科技咨詢工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③對接資本，實現新跨越。優化上市服務，與浙江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組建“浙財智庫”；成立和瑞北大科技園創業與轉型升級基金、甌瑞股權投資基金等5個“大資本”簽約，總額37億元；簽約濱江產城融合開發項目、瑞立高端汽車零部件產業園建設等16個大項目，投資總額280億元。

（二）主要做法①認識到位，部門聯動齊推進。跳出科技謀劃科創大會，打破科技創新是科技局的科技創新的觀念，著力融合金融、管理、人才和技術的創新意識。2017年9月始，抽調組織、統戰、社保、教育、金融等部門骨干干部脫崗組成會議組織籌備組，市政府領導親自掛帥，綜合謀劃科創大會。期間，籌備小組大大小小籌備會議召開近百次，市領導牽頭召開籌備會議二十多次，根據新情況、新要求、新變化，不調整會議內容,嚴之又嚴，細之又細，確保方方面面的情況都考慮到位。②責任到位，統分結合促協作。注重做到嚴禁細致，把握工作細節，注重程序規范，7把任務分細、把責任壓實，確保每項工作有人管、有人干。在會議架構設計上，采取主會場和分會場既相互承接又各自獨立的辦會模式。市籌備小組負責主會場和主論壇，職能部門負責各自分論壇，市兩辦居中銜接調度。③力度到位，考核保障顯成效。

三、經驗啟示:2018年是瑞安推進十三五計劃的攻堅年，也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鍵之年。在新時代下，市委市政府一直在不斷探索創新突圍之路，著力打造新引擎，構建新動能，實現新機制體制突圍，推動瑞安經濟社會新的跨越發展。中國·瑞安云江科創大會是近年來瑞安規模最大，層次最高的盛會，不僅在本地企業間引起強烈反響，更是受到上級領導和市內外媒體的關注。認真總結本次大會，我們認為政府在推動經濟社會突圍發展上大有可為，也應該有所作為。

①政府主動突圍：發揮政府主觀能動性，調研制定出臺創新驅動發展政策，提高企業自助創新意識和能力，促進經濟發展脫虛入實。本次大會上出臺的科技創新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培育新動能二十五條、規上企業科創三清零等政策，沒有虛話套話，條條都是實打實地激勵措施，讓參會企業受到很大鼓舞。

著力搭建公共服務平臺，北航浙江省新能源汽車研究院、國家汽車電氣零部件質檢中心通過驗收；建設閣巷智造產業園、僑貿小鎮等科技創新孵化平臺；清華長三角研究院瑞安創新創業中心和浙江省高校創業學院聯盟浙南研究院達成合作。

②倒逼干部突圍：大力深化政府審批改革，提高干部服務能力和服務意識。這次大會將廣大干部們把思路統一到科技創新工作的新形勢、新要求上來，更加重視科技了，也盡力關心科技了，抓科技的工作能力也將大大提升。圍繞科創人才資本，助推經濟轉型主題，打破部門壁壘，建立大創新服務機制。特別是對在各類創新創業園區和平臺內的企業，要樹立主動服務、綜合服務意識，能快速享受到政府各方面的扶持和激勵政策。

③引領社會突圍：實施科創九大行動，梳理表彰一批科技創新企業、團隊和項目，積極營造人人講科技創新，人人尊重科技創新的氛圍。領導和媒體紛紛給出了好評。宣傳的氛圍營造得好，對大會精神有深度的挖掘，人民日報、科技日報、中新社等媒體紛紛刊載大會和瑞安科創的報道70多篇，省科技廳、溫州市領導等也都紛紛點贊了大會和瑞安科創成效。

舉辦科技創新創業大賽，涌現出 等一批優秀的創業團隊和項目，吸引 風投基金投入。

④借力人才突圍：通過科創大會，我們建立了依托瑞安大智庫和瑞安科技咨委的，以浙南人力資源產業園為基礎的高層次人才聯系渠道。簽約人才項目10家單位，其中包括2家院士專家工作站，浙江中科光電有限公司引進的湯琦等9名博士團隊。

舉辦雙峰論壇，邀請到一批院士、國千等國內頂級專家學者大咖為瑞安科創事業帶來新的理論方向。簽約聘請引才大使，向全球各領域宣傳瑞安發展成就和引才政策，發布引智引才需求，幫助瑞安推薦和引進高層次人才，助力優秀人才高地建設。

⑤推動企業突圍：設立3億元科技創投基金，3000萬天使夢想基金，成立和瑞北大科技園創業與轉型升級基金、甌瑞股權投資基金等5個“大資本”簽約，總額37億元。項目帶動資金，簽約濱江產城融合開發項目、瑞立高端汽車零部件產業園建設項目 等16個大項目，投資總額280億元。加快資本對接，與浙江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組建“浙財智庫”。

主導制定國家和行業標準5 個，新增高新技術企業40 家和省級企業研究院XX 家、技術研發中心XX 家。狠抓“四換三名三加”，機器換人技改補助比例、省重點技改項目數均居溫州首位，新增省級兩化融合示范企業XX 家、上云企業XX 家，躋身全省兩化融合發展水平一類地區，瑞明等3 家企業入選國家級兩化融合管理體系貫標試點，海尚機器人關節減速機技術在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上發布。

第二篇：打造文化新引擎 提升文化軟實力

打造文化新引擎 提升文化軟實力（干部說干事）

楊柳蔭《 人民日報 》（2010年11月10日07 版）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進一步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對于正在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市來說，加快提升文化軟實力是一個重大而緊迫的課題。由北京原東城、崇文兩區合并而成的東城區，具有豐厚的文化資源和突出的文化優勢。根據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東城區牢固樹立“文化強區”理念，加快推進首都文化中心區建設，努力打造文化新引擎、提升文化軟實力，為北京市建設世界城市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打造“歷史文化傳承發展軸”，彰顯古都文化魅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和諧文化。從永定門到鐘鼓樓長達7.8公里的舊城中軸線，是北京的“歷史文化傳承發展軸”，也是東城區歷史遺存最集中、文化特色最鮮明的區域。在堅持舊城整體保護的前提下，東城區以傳統中軸線為依托，多途徑探索文保區風貌保護、民生改善、人口疏散與產業發展“四位一體”、有機結合的模式；以故宮、天壇為核心，推動區域文化資源整合和節點間聯動發展，逐步恢復玉河、前門護城河、三里河等水系，在建筑形制、人文景觀、商業業態等方面再現古都風貌；大力發展文化旅游、民俗體驗、飲食、休閑娛樂等特色產業，努力將該區域建設成古都風貌集中展示區、首都文化示范引領區。

培育特色文化品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培育文化品牌，是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途徑。東城區依托皇城文化、民俗文化等資源，注入時尚元素，著力打造“王府井國際品牌節”、“皇城文化旅游節”、“前門歷史文化節”、“國學文化節”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特色鮮明的文化品牌，使之成為展現首都文化魅力、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鞏固提升王府井、前門大街、南鑼鼓巷等歷史街區品牌和“老字號”民族品牌的國際影響力，探索中

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徑。同時，大力集聚國內外頂級品牌企業，推動實現民族文化與國際時尚相互交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

瞄準文化產業高端環節，推動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當今世界，經濟與文化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的趨勢日益明顯，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點之一。按照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要求，東城區積極把區域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競爭優勢，加快實現由文化資源大區向文化經濟強區轉變。近年來，東城區瞄準研發設計、版權服務、要素交易、企業總部等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重點建設雍和文化創意集聚區、前門歷史文化展示區、龍潭湖體育產業園區三個功能區，積極培育中醫藥、體育休閑等新興產業，加快推動文化與商業、旅游、金融、商務、信息等服務業融合發展，增強了文化對其他產業的滲透能力，推動了文化經濟的高端化、差異化發展。

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共享文化發展成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標準，也是人民群眾幸福指數的重要體現。東城區大力整合利用區域內豐富的戲劇演藝、文化體育等各類資源，支持鼓勵學校、社會單位的文體設施向公眾開放或提供服務，努力構建“一刻鐘文化圈”，滿足群眾就近、經常參加文化活動的需要。按照種類齊全、結構合理、布局均衡、實用高效的原則，規劃建設一批重要文化工程和街道、社區公共文化設施，提高公共文化設施的覆蓋率和利用率。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大力開展社區文化、校園文化、廣場文化等各具特色、豐富多彩的群眾文化活動，更好地滿足了不同群體差異化的公共文化需求。

第三篇：因應消費新趨勢打造發展新引擎

因應消費新趨勢打造發展新引擎

摘 要：隨著居民消費升級紅利的快速釋放，消費領域新業態、新熱點競相涌現，快速成長，正在成為各地發展的新藍海和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但我區目前還存在區內居民“不能消費、不愿消費、不敢消費”，區外居民“不愿來消費”等堵點和痛點，制約著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誠然，提振居民潛在消費需求，離不開區內居民收入增長和區外消費群體拓展這個大前提，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創新供給方式，增加有效供給，加快消費新熱點的形成，對新常態背景下打造我區發展新引擎，實現新舊動能有序轉換意義重大。

關鍵詞：消費升級 激發消費潛力 經濟增長點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全國范圍內居民消費升級步伐正在加快，個性化、多樣化、品質化、綠色化和體驗化需求漸成主流，以文化消費、旅游消費、健康消費等為代表的新消費競相涌現，快速成長，正在成為消費領域的新藍海和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在此帶動下，2015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10.7%，城鄉居民消費增速分別達到了7.1%和10%，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較上年提升15.4個百分點，消費在國民經濟構成中占據了半壁江山，所占比重達到了50.7%，對穩增長起到了重要的“穩定器”和“壓艙石”作用。

目前，我區正處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期，在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逐漸下降、新型消費正在成為消費領域新藍海以及穩定經濟增長新引擎背景下，亟待借力發力，強化消費在穩增長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和彌補新舊動能轉換空擋的“緩沖器”作用。但從實際情況看，還存在區內居民“不能消費、不愿消費、不敢消費”，區外居民“不愿來消費”等堵點和痛點，不能在供需對接中形成新消費的“凝結點”，從而制約著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2015年全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8%，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7個百分點，全區城鄉居民消費增速為4.7%和6.7%，分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4個和3.3個百分點，尤其是農牧民消費增速較慢，在交通通訊、教育文化娛樂和醫療保健等服務消費方面支出占我區城鎮居民支出比重僅為64.1%、70.5%、80.8%。受消費增長較為緩慢的影響，2015年我區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在40%左右，較全國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左右，消費在地區生產總值總構成占比僅為40.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0.4個百分點。

二、原因分析

居民消費潛力的激發，不能就消費論消費，而是要跳出消費看消費，把消費放到“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宏觀經濟循環中加以考察。造成消費潛力釋放不足，固然有消費習慣和收入增長這個基礎性影響因素，但有效供給不足以及落后的市場供給方式，這也是當前制約消費潛力釋放的關鍵。

（一）不能消費

首先，供給不能有效對接消費需求升級步伐。當前消費行為正在從千人一面向個性、多元化的方向加快轉變，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差異化越來越明顯，個性化、多樣化、綠色化和定制化需求漸成主流，消費方式業已由單純的線下向?上和線下融合發展轉變，但供給還無法及時跟上消費升級步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消費潛力的釋放。

其次，新興消費供給不足。隨著人均生產總值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費結構正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轉型，尤其是文化、旅游、健身、養老、社區服務等方面的服務消費異軍突起，消費潛力巨大。但受發展基礎、發展條件和產品服務創新等方面制約，我區在旅游、信息、文化、養老、健康和體育等有效供給上存在很大的不足，這既制約了區內消費潛力的釋放，也大大減弱了外部消費吸引力。

最后，消費拓展方面還存在一定“盲區”與不足。受農牧區基礎設施不完善、市場供應方式落后以及普惠式消費金融供給不足等因素影響，農牧民的消費潛力還不能夠得到有效釋放。同時，在產品服務質量以及品牌塑造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不能形成吸引外部消費者來我區消費的有效“黏滯點”。

（二）不愿消費

消費潛力的激發，繞不開“物美價廉服務好”這些關鍵性考量，但從目前情況看，還存在并不盡如人意的方面。

首先，從產品質量方面看，“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及網絡謠言等時有發生，迫使不少消費者不愿消費或直接出區消費，導致了部分消費需求的外溢和萎縮。

其次，從產品價格因素看，受綜合成本高企影響，與我區居民生活消費密切相關的“衣食住行娛”等方面的價格在逐步提高，但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大背景下，產品價格的上升以及收入的放緩，必然對消費預期產生一定的打壓，不利于消費潛力的釋放。

最后，從服務質量看，從滿足溫飽走向更高消費層級，消費過程中服務質量對于激發消費潛力至關重要。但從現實看，滿足個性化體驗的服務供給和創新較為缺乏，基本停留在“成本為要、銷售至上”的傳統思維階段，對服務質量的重視和投入還存在很大不足。

（三）不敢消費

收入是否用于消費，還取決于個人對未來生活的保障的期望。但從目前看，我區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還存在水平不高和體系不健全等問題。目前我區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基礎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使得居民儲蓄動機長期處于較高水平，不敢消費。此外，高住房支出也是抑制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對策建議

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應創新供給方式，增加有效供給，加快消費新熱點的形成，對新常態背景下打造我區發展新引擎，實現新舊動能有序轉換意義重大。

（一）適應消費升級趨勢，培育新消費增長點

一是建議加快制定出臺我區新興消費相關規劃。結合國家和自治區已出臺相關意見，總結發達地區和國家消費熱點向落后地區傳遞規律，建議加快制定出臺新消費方面的總體規劃，發揮規劃的統籌和引領作用，挖掘最新消費動向，形成各方合力，加快培育和形成信息消費、旅游健身消費、文化娛樂消費、養老服務消費、社區服務消費等新消費熱點。

二是做好消費制度與具體政策的統籌設計。進一步減少對民營資本和外資的準入限制，打破行業壟斷，尤其是要加快制定和出臺全面放開民營資本進入教育、醫療衛生、養老、文化等短板領域相關政策及標準。繼續在完善財稅制度助力消費增長上發力，除逐步增加消費領域和民生改善方面的支出比重外，更要走好結構性減稅這步“棋”，界定好結構性減稅的規模和對象，改善居民和企業支出預期，促進消費需求增長。此外，要找準著力點，重點包裝和打造國際國內知名文化品牌、旅游企業品牌以及壯美內蒙古的區域形象，發揮文化和旅游所具有的巨大的正外溢效應。加快服務業內部“文化+旅游”“文化+金融”“文化+科技”等新業態融合創新，規范構建專業化、產業化、規模化、連鎖化的社區服務業及養老服務業系，在完善公共服務供給中挖掘服務業新動能。

三是創新市場供給方式。借助互聯網在提升經濟運行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的獨特優勢，出臺相關政策，加快生產環節的互聯網發展步伐，個性化在線定制新模式，推進新型制造模式服務化，撬動新消費。推進互聯網支付體系以及物流、配送體系建設，支持相關企業依托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手段，健全產品質量追溯體系，建立平臺經濟商業新模式，提升消費者購買便捷度和滿意度；加大對大型電子商務企業的支持力度，加快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和農牧區網購滲透步伐，進一步豐富并拓展消費新空間。

（二）健全消費品供給的市場監管協調機制，營造放心消費環境

完善統一權威的監管體制，嚴厲打擊“假劣偽冒”產品和“坑蒙拐騙”行為，尤其要加強在食品安全等關系國計民生重點領域的市場監督，形成匯集工商、質檢、食品藥品監管、農林等多個部門力量的流通市場監管立體網絡。實施“質量強區戰略”和“標準化三年行動計劃”，強化價格監管，確保市場價格總水平與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相適應，全力消除價格壟斷、價格欺詐等不良現象發生，重點公開食品、藥品和旅游欺詐等重大經營違法事件處理、懲治過程和結果。借助于媒體和網絡力量，構建更加完善的消費者保護體系和商業誠信記錄，探索建立產品或企業紅黑榜制度，并配套相應的獎懲制度，為激發消?M營造良好的環境。

（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效率

要加快推進公共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和均等化水平，進一步推進流通和服務設施的便利化，重點加大對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低收入群體在居民服務設施、信息基礎設施、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財政支出力度。扎實做好城鄉低保、自然災害生活救助、疾病應急救助等工作，緩解基層勞動者、普通白領等非托底階層生活負擔過重問題，激發消費升級原動力。要盡快改變居民住房消費透支現象，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這一定位，從土地供應、住房供應、價格和信貸調控等方面綜合施策，加快建立健全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改變因購房而擠占其他消費的問題，為激發居民消費解除后顧之憂。

（四）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增強消費能力

加快落實“七大群體增收計劃”，倡導機會公平與物盡其用的發展理念，將技術、管理、勞動、資本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作為重點，加快完善和出臺本區域技能人才、新型職業農民、創新型科研人員、中小創業者、企業家、基層公務員、有勞動能力等群體的收入分配激勵政策，不斷培育和擴大新中產，提升消費原動力。加快破除農牧區土地制度、戶籍制度、金融制度對要素流動的阻礙與束縛，加大探索農牧民以土地、草場、勞動力等形式入股，推進農牧區股份合作社改革，增加股份的財產性收入。深化農牧區產權制度改革，以土地（草場）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房屋產權為重點，擴大用益物權，增加農牧民財產性收入。大力倡導農村集體產權股份制改革，把農村集體產權量化到戶、到人，使農民可以按股權來分享集體經營的收益，從體制上釋放農牧區居民的消費潛力。

參考文獻：

[1] 國務院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國發[2015]6號[OL].http：//www.tmdps.cn/zhengce/content.2015年11月25日.[2]徐紹史.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J].中國經貿導刊，2015，（12）.[3]王蘊，梁志兵.制約消費潛力釋放的突出問題探析[J].宏觀經濟管理，2015，（12）.[4]路紅艷.推進消費升級的路徑選擇[J].經濟觀察，2016，（7）.[5]梁達.新消費引領新產業加快發展[J].經濟縱橫，2016，（23）.

第四篇：知識管理——企業發展新引擎

知識管理——企業發展的新引擎

——淺談企業知識管理發展之路

【摘要】 對于當今企業而言，知識已成為一種重要的競爭資源，誰能樂于并善于運用知識資源，誰就能在未來的競爭中拔得頭籌，立于不敗之地。在對知識進行管理的過程中，需要將知識管理作為一項系統過程進行實施，構建切實可行的知識管理實施框架，最終實現知識管理在企業創新發展中的引擎作用。

【關鍵詞】知識資源知識管理

提起“知識”二字，相信每個人都不會感到陌生，十七世紀偉大的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就曾經說過“知識就是力量”，可惜這句富有哲理名言卻長時間被人停留在理論修養層面，一直沒有真正地上升到企業級應用。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隨著現代企業管理模式的不斷變化，知識生產力成為競爭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如何從紛繁復雜的信息資源中獲取有用的部分，將其轉化為所需知識，實現對這些知識科學的、合理的運用管理才成為供企業思考的一個全新概念。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正面臨著一種全新的市場競爭環境，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簡稱KM)這個知識經濟時代出現的新名詞,已然從概念層面提升到知識發現、知識積累、知識共享的新高度, 至此，知識的系統管理應用才逐漸走近企業，成為一個企業適應市場環境變化、求得持續平穩發展、助推現代化建設中重要的一環。

一、當前企業知識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對于大多數中國企業而言，雖然知識管理這個新的管理方法也逐

漸被成功引入，但其發展仍舊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有的企業缺乏整體思路，缺少戰略性思維，缺少創新精神，為了做知識管理而做知識管理。有的企業一味照搬國外經驗，不結合自身實際，對知識管理的應用程度僅僅停留在軟件開發應用階段，最終導致在交了大量學費之后，將知識管理做成了“四不像”。

在知識管理過程中, 公司通過收集員工的創意, 對信息進行篩選整合，最終得到能夠在公司內部廣泛應用的知識。但其過程中仍舊存在著一系列問題。

1、缺乏參與知識管理的積極性

在知識發現到知識匯集這個環節中，員工習慣將知識管理當成是領導指派的一項任務，當用“強硬”措施推進的時候，知識提供量及保有量得到顯著提升，在沒有強有力的措施的時候，便沒有人和部門持續的向知識庫提供知識，知識庫就“枯竭”了。同時，對知識入庫的缺乏有效審核，造成知識庫中內容雖多，但可用性很差的現象。以至于員工反映上企業的知識庫查找資料還不如上谷歌、百度好用，最終知識管理系統便失去了最初設計的初衷。

2、將知識管理等同于信息傳遞。

在對知識進行整理、共享的過程當中，員工通常會陷入一個思維怪圈，即知識管理就是信息之間的相互傳遞。有人曾說：知識管理就是在正確的時間把正確的信息傳送到正確的人的手中。乍一看，確實很有道理。但是在知識管理范疇，這句話是狹隘片面且錯誤的。因為在知識管理范疇內，知識的定義是一切人類總結歸納并認為正確真

實，可以指導解決實踐問題的觀點、經驗、實施方法等的信息。通俗點說也就是知識是信息的總結提煉。知識管理并不直接傳遞知識，而是搜集相關的信息數據交付正確的人員手里，由這些正確的人員對相關信息加以評價總結以得到他所需要的知識。

3、把知識管理當成新軟件開發應用。

當下大多數企業對知識管理還處于原始的粗放的狀態。認為知識管理只與技術有關，只要有了知識管理系統，建立了完備的知識管理系統體系就可實現對知識的管理，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站在知識是企業的一項重要戰略資源的高度。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只看到了知識管理系統軟件所帶來的信息化工作流程的便捷性，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看到知識共享所體現的優越性，而殊不知，實現對企業信息資源的全面、充分開發及有效利用，才是知識管理的初衷和最終歸宿。

4、知識信息流通不暢、共享困難。

在知識管理的建設過程中，知識信息流通不暢、共享困難等情況在實施過程中屢見不鮮。之于企業，既希望員工能夠充分利用企業的資源，快速學習，提高效率。又擔心若將這些資源全部下發到員工手中，當員工離職時會將這些資源帶走，甚至變成競爭對手的資源；之于員工，擔心自己分享了自有知識，得到知識的人便很容易利用原本屬于自己的知識去超越自己。形成這兩種思維最終的結果便是企業和員工互不信任，員工之間互不買賬，并有意的建立知識壁壘，最后，在員工真正需要知識解決問題的時候發現竟沒有知識可用。

二、如何對“知識”進行“管理”

面對這樣一些現狀，企業需要從建立完備的知識管理系統的認知高度，多方入手，實現知識管理在企業的完美運行，將知識管理真正意義上轉化為企業級智慧。

1、加強組織制度建設，確立知識管理的建設方向。

教導型組織是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管理變革的趨勢，是企業基業長青的必由之路。而建立學習教導型組織，是要打破傳統的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建立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在這種管理結構下，企業領導人角色定位在領導者的基礎上增加了組織者、教導者的內涵。同時，從組織上確立知識管理的建設方向，由專門的人員收集員工的創意, 整合公司的既有知識與新知識，構建企業專屬的知識倉庫,負責企業的知識管理的日常工作，確保公司的知識管理擁有組織支撐。

2、提升企業的整體素質，建設一支高水平的知識型人才隊伍。人才是企業發展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一，隨著知識管理工作的逐步推進，勢必就需要一支高素質的知識型員工隊伍。為此，一方面通過引進學歷高、素質好、能力強的人才，充實企業的人才隊伍，不斷完善企業的知識型人才結構。另一方面，通過開展不同層次的崗位培訓，使全員特別是中層以上干部或骨干人員擁有掌握、挖掘和利用各種信息的能力，造就一支具有較高水平的知識型管理隊伍。

3、提高員工的認知水平，增強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企業在知識管理的發展過程中，必須塑造一個基于共同價值觀的企業文化，以文化的引領來提高企業全員對知識管理的認識，變強制任務為正確引導，將知識管理當作是一種全員、全過程的管理。強調

自身發展與企業戰略的整合性。讓員工明白企業的知識管理的最終受益者是員工自身，其次才是企業的戰略目標。

4、高度重視知識共享，構筑知識發現、積累、共享、運用不間斷的循環鏈條。

知識管理的核心過程包括知識發現、知識匯集、知識積累、知識共享、知識運用諸多環節。而不僅僅是對知識進行收集、處理、傳播的簡單概念，在知識管理中，知識的運用其實是一個知識共享的過程。在知識運用中實現知識共享,將個體智慧轉化為群體智慧，群策群力地完成任務才是知識管理的最佳狀態。在實際工作中,要促進組織員工之間知識的溝通聯系，增加組織整體的知識保有量，提升員工自身吸收、理解、掌握新知識的能力，真正意義上將個人知識轉化為企業整體知識。

5、積極推進知識創新，開啟知識管理新一輪的循環過程。創新是企業永葆活力的關鍵。知識創新是建立在知識共享的基礎之上，開啟新一輪知識管理循環的起點，知識創新相對知識共享更為復雜。只有搭建一個員工參與知識管理的良好平臺，持續不斷的激發企業員工的創造力，并給予創新員工相應的物質獎勵及精神激勵，使員工將創新作為一種對工作精益求精的追求，不斷提升創新型員工的企業歸屬感，使知識創新成為構筑企業競爭優勢的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事實證明，“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對于企業，只有把知識變為動力，以知識引領創新，用知識驅動

發展，通過靈活運用現有知識，不斷推出新的創意去參與市場競爭，才足以搭建起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溝通橋梁。當前企業只有牢牢把握信息化快速發展的大趨勢，讓知識管理成為企業創新驅動的發展引擎，才能實現由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的成功飛躍。

第五篇：互聯網+釋放文化產業新動能

互聯網+釋放文化產業新動能

——花建研究員在“兩岸文創產業高峰論壇”上的演講

打造智慧鏈——產業要素的新組合

當代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帶來了互聯網新思維，仿佛“七劍下天山”，更新了現代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創新為主要引擎；快捷的迭代更新；極致的用戶體驗；發達的平臺經濟；免費/低價的商業模式；廣泛開放與聯通；高度的專業化。

作為知識型、創意型、綠色型的新興產業，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從來不是無本之木，必須具備三大基本條件：一是對各類資源的高度倚重，即根據市場需求，把文化資源、資本資源、技術資源、制度資源等有機整合起來；二是對多元包容的高度依賴，即在保護文化多樣化和廣泛開放的前提下，讓不同文化要素各顯特色，又相互交融和啟發；三是對創意的高度依賴：文化產品的核心是知識產權，必須極大地釋放人的創意、知識、智慧和技能，才能形成源源不斷的要素供給。

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時代，上述三大條件往往是相互割裂的。文化生產被分割為在地文化生產（裝備制造、印刷包裝等）、在場文化生產（表演、放映、會展等）、在線文化生產（數字內容、視聽互動等）等不同門類，大量的文化企業采用的是類似傳統制造業和行政管理的模式，即由上而下的金字塔型層級管控，采用以區域和行業為劃分的批量生產和銷售，限制了生產效率。而文化產業的核心要素——知識產權和文化資源，具有輕資產性、不確定性、高風險性、低標準性，使得傳統的投融資模式難以與之對接，導致文化產業新產品的開發舉步維艱，文化價值的兌現困難重重。而“互聯網+文化產業”的出現，促進了文化生產力的新組合，通過整合硬件、軟件、創意、資本等要素，正在形成具有極大包容性和連貫性的文化商業生態系統。這種系統便于人類把文化資源、資本資源、技術資源、制度資源進行跨時空、跨領域的靈活組合，把在地、在場、在線三大文化生產方式進行縱向和橫向的貫通，使得開發價值的文化創造、尋找價值的文化金融、實現價值的文化市場這三大環節逐步實現對接和交融，推動文化資源轉化成為文化資本，又吸引大量文化投資變現成為文化財富。它推動人們對文化產業的組織形態、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進行深刻的革命，從而在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上，擴大了人類對文化財富的創造力、享受度和擁有量。

技術顛覆了模式，思維更新了自我，業態釋放了財富，這已經成為互聯網思維推動文化產業新業態的三部曲。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正在探索：在“互聯網+”的背景下，形成更加廣泛和多樣的智慧鏈，開發包括新技術、新服務、新業態等在內的文化產業新模式。比如互聯網文化產業金融，突破長期困擾文化產業的融資難題，以互聯網眾籌等方式，使得文化籌資越來越平民化和大眾化，針對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間接融資模式的弱點，啟動了更加便捷的直接融資渠道。又如互聯網文化項目開發，顛覆了金字塔型的傳統企業層級管控，以眾創和眾包推動大量文化新產品的開發，實現外包化、低成本化、社會化。而互聯網文化企業孵化器，作為高端的服務業，本身也可以成為一個欣欣向榮的新型企業。比如：2008年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一批來自傳統報社的中青年，創辦了一個新型的文化產業企業——“創業家傳媒”體系。它顛覆了傳統的紙質報紙模式，把三大領域：內容（媒體端）、服務（商業端）、客戶（用戶端：創業者、投資者、服務商等）組成一個閉環系統，逐步發展成為國內領先的虛擬孵化器和創業加速器，與硅谷的孵化器、風險投資、上市企業開展廣泛合作，幫助萬興科技、優曼家紡、hihey藝術網等創業項目獲得融資200多億元。

建設平臺鏈——跨界融合的大機遇

互聯網提升和重塑了文化產業的服務平臺，正在造就強大的平臺型企業和平臺型經濟。在國家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背景下，不同類型的服務平臺連接起來，包括從宏觀到微觀的垂直聯通、從內容到技術的水平連接，形成縱橫貫通、覆蓋區域和全國的文化產業平臺體系，激發出更大的產業乘數效應。有鑒于此，近年來許多文化產業發達地區，紛紛制訂規劃，把建設先進的服務平臺，作為激發文化生產力的加速器。

所謂“平臺經濟”，本意指借助有效的服務系統和交易空間，促使雙方和多方之間形成廣泛的交易和合作增值效應。隨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視聽表達、仿真技術等的不斷升級，文化產業領域中的平臺經濟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一方面是信息和資源的集聚，使得眾多分散的資源，包括資金、技術、品牌、許可證等被聚集，通過降低服務成本使上下游關聯方匯集在一起，實現高效率的信息集聚和資源交易；另一方面是價值的融通和交換，使得人與機、人與人、物與物、人與物之間形成了全面感知、互聯互通、智慧交換的新型關系，使得過去要突破重重壁壘、效率極低的功能融合和價值交換，可以通過高效的服務平臺體系來集成，這種組合本身就會成為激發創意的引爆器。

正如Skype的創始人尼古拉斯·詹姆特羅姆所說：“看似不相關的事物之間也有可能相互關聯。要有一種這樣的能力，即能夠捕捉同時發生的不同事物，然后將它們聯系起來”。蘋果公司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就是聯系多樣平臺的高手。他在1986年收購了全球領先的三維動畫電影研發企業平臺——皮克斯，親自領導它長達10多年。他從中獲得了與過去在計算機和通訊企業開發平臺工作的不同經驗。這兩種平臺思維形成了強大的跨行業視角，便于把高度個人化的互聯網終端和震撼性的視聽表達相結合，開創了基于互聯網傳播視聽內容的新模式，開發了 iTunes、iPod、iPhone和iPad，根本性地更新了人類的視聽文化商業生態。

“互聯網+”給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中國文化產業通過科技、金融、文化的融合，可以在與主要發達國家比肩的起跑線上，開始新一輪競爭，而競爭的焦點恰恰是吸引全世界的創新資源。近期，英國國家科學和藝術基金會發表重要報告

《中國的吸引力狀態》，依托大量數據和研究指出：“吸引力”指一個國家和城市更好地吸收新思想、吸引人才、吸引投資、創造機會的能力。今天的中國以“吸收”、“再創新”、“自主創新”為三大戰略，以長三角、珠三角、環北京三大城市群為代表，正在建設大量的服務平臺、創業園區和研發中心，成為一個對全球創新資源都極具吸引力的國家。

比如上海文化產權交易所，正在開創中國領先、世界首創的文化產權交易服務平臺模式。它針對文化產業的互聯網金融需求，創立了文金所等新模式，突破了文化資源和文化產權輕資產、低標準化、不確定性、低通兌性、流通性差的難點，以信息發布、登記確權、交易鑒證、清算交割為四大重點功能，利用大數據、云計算、搜索引擎、移動互聯等實現文化產業的資金融通，大大便利了供需雙方實現文化產業項目的場內和遠程交易。在2014年完成各類文化產權交易601億元，成交26488宗，實現26904個項目掛牌，全年主營收入同比增長118％。上海文交所正在穩步建設連接長三角、長江流域乃至境內外的文化產權交易平臺網絡，在海內外建立了30多個專業化的交易服務中心，涉及國際品牌、文化城鎮產權、影視旅游、珠寶玉石等專業領域。在倡導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在“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下，中國文化產業的產權交易服務，從創建平臺—創造模式—創立規則，將更多地造福各國人民。

依托互聯網的催化作用，中國文化產業正在形成多個新的爆發點：其一是誕生了越來越多新型的平（臺）企（業）合一的文化企業；其二是正在培育具有百億級交易收入、千億級交易流量的文化創意平臺經濟高地。在人類逐步進入到后工業化的體驗經濟時代，從追求價廉物美，到物有所值，再到體驗享受的過程中，文化產業正在與制造業、現代農業、城市建設業、旅游業等結合，發揮“越界、滲透、提升、拉動”的作用。在文化產業與相關產業跨界融合的過程中，單一的服務平臺已經難以滿足規模化、集約化的需要。把文化產業與相關產業的投融資服務平臺、產權交易平臺、物流配送平臺、O2O線上線下銷售平臺等組合起來，形成平臺經濟高地，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新趨勢。

拓展服務鏈——高水平的用戶參與

互聯網推動了文化產業用戶的高水平參與，極大地提高了文化服務的精準度和覆蓋面，擴大了各類文化消費市場的范圍和深度。在互聯網提供的全面感知、互聯互通、智慧服務的基礎上，文化產業企業可以獲取無數小眾群體的即時反饋，也讓用戶廣泛參與到文化產品的開發過程中，通過大數據的分析，采用可量化的精確市場定位技術，進行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個性化投放，從而大大提高文化消費用戶的滿意度，形成生生不息的命運共同體。

文化消費的一大特點，就是用戶在消費文化內容時，具有極為多樣的個性特點和情感需求。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即便是同一個用戶觀賞同一幅中國山水畫，也會有前后三種不同的收獲：“第一次，看山就是山；第二次，看山不是山；第三次，看山還是山。”這為“互聯網+”基礎上的文化產業服務，提供了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在傳統的文化商業模式下，被忽略不計的用戶“微情緒”，在互聯網時代被集中成為有用的“大數據”，成為開發新產品的“市場指南”，其特點就是“兩低兩高，個性對接”：“兩低”是指降低獲取用戶信息的成本、降低文化產品配送的成本，即利用大數據、云計算、智能移動終端、搜索引擎等，廣泛獲取海量消費者信息，通過數據配比和模式分析，采用最佳的投資和生產方式，開發針對性的文化產品，并且以網絡傳輸和物流配送來降低零售成本；“兩高”是指高度的信息匯聚、高靈敏的反應，即通過數字化平臺，把大量的文化內容集聚起來，包括數據、出版、音樂、游戲和視頻，向廣大用戶提供個性化的文化消費配送。

著名的倫敦泰特藝術中心依托互聯網做過一系列有趣的觀眾調查。過去有人認為藝術展覽官網，會吸引許多觀眾在網上匆匆瀏覽，從而減少到現場買票觀摩的觀眾數量，也會使得藝術展覽的資助者悄悄流失。但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有80.6%的觀眾認為：“藝術展網頁開啟了我對藝術思考的新方式”；65%的觀眾在網上觀展后，覺得意猶未盡，希望繼續到現場觀摩；更有超過50%的觀眾表示：愿意考慮在網上觀展之后，在線捐助給泰特藝術中心。這些數據使得藝術策展人大受鼓舞，他們根據觀眾的情緒和反饋，不斷策劃新的展覽內容和展覽方式，使得藝術中心的線下和線上展覽相得益彰。

互聯網推動了許多文化產業企業邁向真正意義上的學習型企業。正如美國學者戴夫·格雷在《互聯網思維的企業》中強調的：互聯式的企業不像一部冷冰冰的機器，更像一株生機勃勃的植物！它的客戶環繞周圍，分享信息，自我組織，形成一個個熱鬧的網絡社區。企業必須把服務的根系扎入這個巨大網絡，從客戶群體中反復吸取營養，成為這個巨大網絡中更加靈敏和主動的核心小網絡。正是在向客戶學習的過程中，去中心化的企業自組織生產開始出現，傳統大規模、批量化、流水線的生產逐漸向柔性化、智能化、專業化方向發展，按需生產、規模定制、互動服務正在變為現實。我國互聯網教育的龍頭企業——滬江網的CEO伏彩瑞，在歷經14年創業之路后深有體會地指出：在線教育領域有很多特殊性，領域非常垂直，用戶特別細分，形式特別多樣。

其他許多基于互聯網的文化產業骨干企業，如藝術品和高端印刷領域的雅昌、旅游演藝領域的宋城演藝、流行音樂現場服務領域的合縱文化、原創音樂產業的A8等，都在不同的專業領域，建立起充滿活力的開放型網絡，讓用戶與合作者也作為產業生態中的重要角色。它們把更多的生產主導權和控制權交給了企業和客戶互動的節點，借此來學習和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讓各個文化生產力的節點具有很強的自組織功能。這樣高水平的用戶互動，可以靈活地協調多樣化的節點和組團，為企業和用戶帶來更大的效益。這些新型文化企業員工的角色也開始轉變，管理和創新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如著名企業家張瑞敏所概括的：企業平臺化、員工創客化、顧客用戶化。

在“互聯網+”的背景下，許多通訊、電腦、仿真、視聽表達技術的專用名詞，如“迭代”、“疊層”、“互聯”等正在被廣泛地理解和運用，成為許多文化產業企業管理的獨特結構。這種管理語言的變化，象征著思維模式的變革，推動著運作機制的創新。許多依托互聯網的文化產業企業，舍棄了金字塔型的層級模式，也不把部門分割成為一個個機械執行指令的齒輪，而是根據本專業的特殊需求，靈活地運用網絡規律，顛覆了傳統營銷模式的核心要素“顧客”，創造了網絡服務模式的核心要素“用戶”。它們的運營模式采用了電腦和通訊技術的“疊層”概念，建立了獨特的層疊架構。其中最底層的是低價/免費的公共服務平臺“基礎層”，開始時用戶數量少，一旦用戶規模超過臨界點，網絡效應就會滾雪球般吸引越來越多的海量用戶，形成“攜用戶令諸侯”的規模優勢，甚至形成推動整個文化商業生態的大動能。而在這個基礎層上的“疊加層”，又可以派生出豐富的增值服務，以良好的經濟效益反饋基礎層。整個垂直疊加的層級系統，可以通過迭代方式，周期性地進行技術更新，形成生生不息的成長節奏。比如，中國文化產業上市公司的龍頭企業——騰訊，發展起通訊與社交、媒體與資訊、娛樂、商務等四大業務板塊，形成基礎服務、流量平臺、變現渠道等疊層結構，旗下微信活躍用戶超過8億，海外用戶超過1億，注冊創業開發者達到80萬戶，2014年4月11日的微信同時在線用戶高達2億多戶，它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互聯網企業中名列第四位。

可以預見，在“互聯網+”的推動下，中國文化產業將如澎湃的春潮，釋放出更加巨大的能量，從而造福中國和世界人民。

（作者花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