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私觀念與傳統中國農民的行為邏輯

公私觀念與傳統中國農民的行為邏輯

作者：趙曉峰

摘要：本文試圖通過引入“大私”的分析觀念，將鄉土社會里的宗族或自然村賦之以“大私”的屬性，以此重構理解農民公私觀念的理想圖式。研究發現，宗族、自然村是農民認同的一個重 要的“自己人單位”。受此影響，傳統農民的行為邏輯是“以群為重，以己為輕”的群我主義，以農民認同的“大私”單位為界限，其內遵循個體利益服從群體利益的整體主義行為邏輯，其 外則遵循截然相反的特殊主義的陌生化的人際交往邏輯。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崇公抑私”等公與私的價值性術語的實踐效能就會有新的發現。

關鍵詞：公私觀念

傳統農民

特殊主義

群我主義

差序格局

一、問題的提出

探討中國人公私觀念的屬性，一個理想的起點即是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分析概念：

“為自己可以犧牲家，為家可以犧牲族??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公式。在這種公式里，你如果說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認的，因為當他犧牲族時，他可以為了家，家在他看來是公的。當他犧牲國 家為他小團體謀利益，爭權力時，他也是為了公，為了小團體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與私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1]

從中可以發現，在傳統中國社會，受儒家學說的影響，中國人的公私觀念從理論上來講有四個顯著特征：一是多層次性，在天下之“大公”與個人之“小私”之間有若干個類如家、族、黨、國的中間地帶的圈、層；二是規定性，“私”是人的本能，“私”先定而“公”后隨；三是伸縮性，在中間地帶的圈、層上，公與私都是相對的，不同的人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可以根據自身 需要給出完全相反的判斷；四是價值性，中國人為了任一圈層的“公”的利益，不會犧牲內圈層的私利，卻會言之鑿鑿地犧牲外圈層的公利。

公與私的價值性，在中國歷史上表現為長期存在的悖論現象：一方面是“崇公抑私”等褒公貶私的思想觀點盛行于世，另一方面是追求私欲而無公德的現象充斥在民眾生活實踐的各個角落。然而，公與私問題在價值性和實踐性之間存在著的認識論上的張力，可能更多是由公與私界限的籠統、模糊，由“公”的向內擴張性和“私”的向外擴張性疊加帶來的，也就是說是由公與私 的伸縮性引發的認知上的悖論，而不是一個普遍的實踐中的悖論。因為由公與私的多層次性所決定，一旦公與私的伸縮性特征被打破，公與私的另外兩個特征也就必然需要重新認識[①]。

筆者認為，認知上的公私悖論現象的產生更多是由于脫離了實踐的場域，抽離了時空，過于期待能夠在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層面上尋找到一個普遍性的本質主義和實體主義的認識論范式造 成的。一旦，將農民公私觀念的討論放到村莊這個特定的場域中，放到對農民日常行為邏輯的考察中，就可以發現，在“以己為中心”的家庭之外的若干層級上可能存在著一個結構性的“大 私”。因為在“多層次”的公與私中有一個“事先規定”的農民認同的結構性的“大私”的存在，公與私的伸縮性特征和價值性特征就有了重構的可能性。

為此，本文將把公與私的討論安放到村莊里，從公與私的層次性、規則性兩個層面著手，試圖建構理解傳統社會中國農民公私觀念的理想圖式，深化理解農民的公私觀及由其型構的地方社會 秩序的內在邏輯。

二、中國農民“私”觀念的起點及其行為邏輯

家庭是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單位，這是學界的共識。金耀基認為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由于家的過度發達，壓制了個人的獨立性，使中國沒有能夠產生類如西方的“個人主義”[2]，由個體組 成的家庭構成劃分群己、人我界限的基點。賀雪峰還進一步提出與認同有關的文化邊界而不是自然邊界構成人我、群己界限的邊界。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中，團體和個人是對立的兩端。而在 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是最基本的權利與行動單位，構成群己界限的邊界，中國傳統社會里的家庭與西方的個人一樣，構成了一個基本的“私”的單位。[3]

費孝通認為在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中，個人的行為取向是以己為中心的，“這并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費孝通說中國人不是個人主義者的判斷已經得到了學界普遍的認同[4]，但是 說中國人是自我主義者卻與他自己關于中國社會是“禮治社會”的判斷相沖突，引發了后輩學人的質疑。[5]個人主義建立在憲法和權利觀念之上，是權利本位的，而傳統中國是倫理本位的，沒有產生個人觀念和權利觀念，更多是依照義務的原則與他人進行交往的，強調的是個人對于他人的倫理義務。[6]

按照自我主義的邏輯，在“己、家、族??”由內向外推的序列譜上，一個中國人可以依據自身的需要為了某一個圈層的私利而犧牲之外所有圈層的更大的“公”的利益，而不會為了這個特 定圈層的“公”的公利而放棄其內任何一個圈層的私利，比如說中國人可以為了族的利益而犧牲國之公利，而不會為了族的利益甘愿去犧牲一己一家之私利。這顯然與中國人的生活經驗具有 不相符的一面，如果將自我主義邏輯的討論放到村莊這個特定場域中則更加明顯，一旦單個村民可以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而犧牲一族一村之公利，村落社會的秩序就無以形成，村莊也就不能 成為村莊了。

由此，中國農民的行為邏輯不是個人主義的，也不是自我主義的，更不是楊朱學說所渲染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為我主義，從表面上看更像是梁漱溟闡述的遵循倫理本位原則的“互以 對方為重”的利他主義。不過，從中國人的實踐行為邏輯來看，“以對方為重，以自己為輕”的利他主義是有邊界的，更適用于家人和熟人之間，適用于熟人社會親密社群內部的人際交往行 為。所以，在廉如鑒、張玲泉看來，“‘自我主義’有低度社會化之嫌，‘互以對方為重’則有過度社會化之嫌”[7]，都不能概括中國人行為邏輯的特點。鑒于此，筆者認為傳統中國農民的 行為邏輯是群我主義的，“以‘群’為重，以自己為輕”。因為有“群”的存在，就有“群”的規范，就有“群”內所有人都認同的地方性知識，有了一己一家必須遵循的規矩。群我主義相 對于自我主義和“互以對方為重”的利他主義來說，關鍵是存在著一個相對清晰的邊界，站在這個邊界上向內看，為了這個群體的共同利益，既可以犧牲邊界之內一己一家之私利，也可以犧 牲邊界之外的一國乃至天下的公利；在邊界之內，人際交往的邏輯是“以對方為重，以自己為輕”，而到了邊界之外則完全可以采取截然相反的陌生化的人際交往邏輯。

三、農民“私”觀念的拓展：“自己人”及其行為邏輯

雖然中國人長期以來都對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推崇備至，但是大家庭并沒有成為人們的普遍選擇。[8]家庭的規模限制了單個家庭提供水利、安全等公共品的能力，當傳統國家也無力為分散的小 農家庭提供種類繁多的公共品的時候，就需要在單個家庭的基礎之上構建諸多家庭聯合供給公共品的合作機制，因此也就需要一個超越單個家庭之上的能夠承擔這一功能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 位。

孫中山認為：“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是一盤散沙，這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而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于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大，往往因為 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價性命。”“至于說到對國家，從沒有一次極大犧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于宗族而至，還沒有擴張到國族。” [9]

楊國樞則更進一步將中國人這種家族重于個人的傾向稱之為家族集體主義，“在家族主義的取向下，??個人不得不屈從或融入家族，其個性或獨特性自然不受重視”。[10]對此，林語堂認 為“他們（中國人）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只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則為擴大的自私心理”。[11]

“擴大的私心”是家族集體主義意識的來源，是“自己人”認同的社會文化心理基礎。楊宜音提出中國人是通過先賦性關系和交往性關系來建立“我們”概念的心理聯系，“關系化”是形成 “自己人”意識的重要機制，而“類別化”則是判別與區分內外群體心理聯系的重要機制。[12]以此來看，以自然村落為中心的地方社會無疑是形成農民“自己人”觀念的最佳場域。在這里，依血緣而來的先賦性關系和依地緣優先性而來的面對面的交往性關系是可以充分地發揮作用的，宗族是最有利于建立“自己人”認同的先天性組織載體。宗族與宗族之間則會因為“類別化 ”機制的發酵而形成內外群體的區分。但是在自然村落里，高頻度的面對面的交往關系也有可能彌補先賦性關系不足的缺陷，使雜姓村落也有可能成為以自然村為認同邊界的“自己人”群體，而對于那些沒有或很少有互動交往關系的外宗族、外村落來說，自然也就成了陌生的“外人”群體。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再來看“差序格局”的農民公私觀。“差序格局”的伸縮性特征，在村莊視域中更形象的描繪來自于王銘銘。王銘銘在福建溪村考察時發現，全家族作為獨立的整體與異 族或村外人對照，被稱為“自家人”，即“私”的一部分；對于聚落房支和個別農戶而言，則轉化為“公”的單位。聚落房支于家族而言，稱為“私房”，是“私”的單位；而對于亞房和家 戶卻被稱為“公”的單位。亞房對于家族、異族、聚落房支而言，都成為“私”一級的單位；但對于家戶和個人，成為“公家”，也與它們一同稱為“家人”。家和個人的分別極小，家即自 己，自己即家。[13]

在費孝通和王銘銘看來，建立在家以上的“家、亞房、聚落房支、家族—村落、村外”四級公與私的認同較多的呈現出均質化特征，沒有顯著的差異。但是，賀雪峰對農民行動單位的研究無 疑打破了這種認識。他提出，在超越家庭之上的差序四級中，往往有一級構成超出家庭之上的主導的農民基本認同和行動單位，且因為這一級基本認同和行動單位的存在，而壓抑了其它各級 的認同水平和行動能力。而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宗族、自然村就是凸顯的超越農民單個家庭之上的主導的基本認同和行動單位。[14]

相比于費和王的論述，賀雪峰提出的雙層認同與行動單位的觀點可能更切合于鄉土社會的實際情況。從學界已有的研究來看，以解放前的華北農村為研究對象，日本學者平野認為中國的村落 具有共同體層面的意義。[15]暫且擱置中國農村是否是一個共同體的討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傳統鄉土社會中，宗族、自然村確實有可能是農民“自己人”心理認同的一個重要單位，是超越單個家庭之上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因為有了“自己人”的認同，它對內就能夠在不破壞群體團結的基礎上遏制介于家庭與宗族之間的諸如亞房、聚落房支的“私”的利益單位的挑 戰，使宗族“對內雖然從來難有一致的時候，對外卻從來沒有不一致的時候”的集體行動邏輯成為可能，從而使宗族、自然村成為村民日常生產生活中最為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公”的單位。宗族、自然村的“公”相對于個人、家庭來說是“公”，而相對于“國家”之“大公”來說，又退回到“私”的領域當中，實則是農民認同的“大私”。

接著，我們再來看“大私”的規范性。鄉土社會是一個依靠禮治形成秩序的社會。[16]禮治就是以地方性共識、以公共規則為內在秩序機制的習慣法、民間法來治理。由于其極度強調“公共 性”，對個人而言，“禮治秩序”所蘊涵的就是整體主義的價值取向，是不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行為邏輯。整體不是單個的我，是由諸多的“小我”聚集而成的“大我”。整體主義強調 的是以“小我”為中心向往外推的人情、面子等社會交往機制具有“公共性”，“自我”必須“克己”以按照地方性共識、公共規則來約束自己的行動。這也是傳統中國農民“群我主義”行 為邏輯的根源所在，而其群就是“自己人”群體，即宗族、自然村。

然而，農民行為邏輯的整體主義一旦超越了宗族、自然村等“自己人”的范圍，自外向內、自上向下看則會發現其很快就回歸到特殊主義行為邏輯中去了。說到底，禮是規范熟人社會里人與 人之間的交往關系的，并不能推廣到宗族、村落以外的陌生人社會。與規范禮治社會秩序的人情、面子等習慣法、民間法相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國家法才具有普遍性。法是靠權力和暴 力來推行的，禮則是靠教化來習得的，在“民不告，官不究”的傳統社會里，法和禮以宗族、自然村為界限是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所以，許烺光才會認為：“中國人決非一盤散沙，尤其在親屬關系和地方組織中，中國人彼此在一起的力量比粘土還緊。至于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性格，只有在主要親屬以外的團體關系中才會 出現”。[②]以宗族為界，宗族內為“粘土”，宗族外為“沙”的論斷無疑是對“自己人”內外整體主義邏輯和特殊主義邏輯分屬轉換機制的最形象的說明。

超越家庭之上的“自己人”、“大私”的存在，一方面較好地解決了農民正常的生產、生活所必需的公共品供給問題，為村落社會提供了基本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卻也阻隔了國家與農民之 間直接關聯機制的建立，致使傳統中國的農民只知道有宗族而不知道有國家，只愿意為宗族做義務本位的付出，而不愿意為國家做輕搖賦稅、有限兵役等之外的更多付出，以致在農民的心里 出現了“有宗族而無國族”的認同窘況。正因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前輩先賢才會說中國農民一盤散沙，也更能體會到這里的“一盤散沙”實則更多指的是以宗族等阻隔農民建立起對國家認 同的“自己人”、“大私”為單位的粒粒“沙子”的“散”，而不僅僅或者說主要不是個人層面的“散”。

四、村莊視域中農民的行為邏輯：“小私”和“大私”何以“通了家”

村莊社會性質是理解單個農民群我主義行為邏輯和“自己人”整體主義行為邏輯是如何交匯融通以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的關鍵。談起鄉村社區的社會性質，仍不得不提費孝通“熟人社會”的 理論模型。“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17]熟悉而非陌生構成傳統農村社區的底色。然而，僅僅是“熟悉”遠遠不足以理解傳統村落的性質，“熟悉”并不足以使世 代延續的宗族性村落得以長存，由“熟悉”而生發出的“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成本”問題難以構成理解傳統農民行為邏輯的根本原因。那么，在熟人社會里，由“熟悉”到“信任”、“規 矩”等秩序生產機制，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呢？陳柏峰認為是“親密”，支撐機制則是人情。[18]但是，僅從“親密”出發來理解鄉土社會的本質，理解宗族共同體是如何可能的顯然還不夠。歸根到底，“親密”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感情、感覺，“人情”也是人與人之間交往、交流的一種方式和規則，從微觀的個體到中觀的宗族、村落存在著“驚險的一跳”。換句話說，個人和 社會、“小私”與“大私”在哪里“通了家”的問題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

費孝通說：“在一個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自由。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從俗即是從心” [19]這里的“習”字很 關鍵，正是一個“習”字建立起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密切關聯。“習”就是人的社會化，其本質是建立起個人對規矩、對社會、對地方性共識的“認同”。在一個長期實行自治性管理的社區 中，熟人社會的秩序生成關鍵靠農民在不斷“習”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認同”。“認同”就是將宗族、村落在長達數百年的人類歷史上所沉淀下來的地方性共識“內化”為個人的行為規范，其本質是一個“私化”的過程，將宗族、村落“私化”為個人，使之成為農民超越單個家庭之上的主導的基本認同和行動單位。

群己界限的劃分是“習”的主要任務，建立起以“自己人”為界限的“認同”是“習”的關鍵內容，宗族、自然村內部是“自己人認同”，之外則是“陌生人認同”，以宗族、村落等“自己 人”群體為界限，規矩、法律成為人們內外有別的行為依據。因此，鄉土社會之所以能夠積眾人之“小私”成社會之“大私”，使宗族、村落成為自治的共同體，關鍵還在一個“習”字，在 “認同”二字，沒有“自己人認同”和“自己人行動邏輯”，宗族、自然村落的秩序就無以生成。

那么，農民“認同”的是什么，“小私”和“大私”憑借什么“通了家”呢？楊宜音認為：“自己人結構雖然帶有先賦性的特征，但是最為核心的還在于結構邊界具有的心理動力特性。隱藏 在‘自己人圈子’背后，是一個具有自主性的‘自我’，它掌握了人對環境的適應和創造，打通了‘我’與‘我們’的邊界”。[20]以自我為中心，個人可以通過先賦性關系自動成為一個“ 自己人圈子”的成員，也可以通過后天的交往性關系融入這個圈子從而成為“自己人”。在這個結構性“自己人圈子”中，內核是依血緣關系而來的宗族，非宗族的人必須通過通婚、過繼等 各種擬血緣的手段或者是通過交往才能被接納為“自己人”。在傳統村落社會里，“自己人”的信任建構是在“祖祖輩輩而來，子子孫孫而去”的熟人社會的場域中完成的，得益于先天的血 緣性關系和后天的交往性關系的疊加效應。但是不管是在南方單姓主導型的宗族性村落，還是在北方多姓雜居的村落，“關系”都是打通“我”與“我們”，“小私”與“大私”之間隔閡的 重要的實踐機制。

黃光國在研究中國人的行為邏輯時分析到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三種不同的關系形式，并分別有不同的適用法則：一是情感性關系。在傳統社會里，以家庭為單位，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就屬于這 個類別。它的社會交易和資源分配法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則”；二是工具性關系。它是個人與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建立的以獲得物質利益為目標的關系，適用的是“公平法 則”；三是混合性關系。一般而言，這類關系包含親戚、鄰居、師生、同學、同事等不同的角色關系，適用的是“人情法則”。在黃光國看來，混合性關系是個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來影響 他人的人際關系范疇。[21]

黃光國的分析比較契合梁漱溟的判斷，中國傳統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倫理本位的實質是關系本位。而關系的建立往往要依賴人情、面子等社會交往機制。黃光國對中國人行為邏輯的研究 超越了村莊，旨在提出一個普遍性的解釋模式，更重視的是以人情、面子為權力游戲規則的混合性關系的分析，難以清晰地揭示出傳統中國農民在村莊里的行為邏輯。

將黃光國的研究成果用之于村莊則會發現，情感性關系在傳統社會里不僅適用于一己之家，而且還通行于“自己人圈子”，但其所講的需求法則就不一定適用于以宗族等為存在形式的“自己 人圈子”。也就是說，黃光國的情感性關系既適用于傳統社會的家庭，也在一定限度內適用于宗族。并且，混合性關系同樣也適用于宗族、自然村落這樣的“大私”單位。因此，在家庭之外，宗族、自然村落之內，人情和面子都是重要的關系資源。人情是以禮物的互惠等形式建立起來的，面子也是通過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饋贈與接受”的互惠關系建立起來的。

由“倫理本位→關系本位→人情、面子”倒推過去，就是費孝通的“倫理路線”。費孝通認為孔儒學說一統天下之后，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政治路線就和倫理路線就分野了，學者們的職責是去 維持倫理路線。[22]在“皇權不下縣”的傳統社會里，鄉村社會的日常治理主要不是依賴國家法的治理，而是依賴人情、面子等關系資源的治理。倫理路線的治理依托的主體是將義務本位的 價值取向內化到日常行為中的個人，也就是遵循群我主義行為邏輯的個人。因為人情和面子都蘊藏著人際交往的規范，個人通過社會化的過程習得了這些規范，也就會認同這些規范，將之作 為日常行為的標準，從而這些規范也就成了地方性知識，具有了“公共性”。正是在這里，“小私”和“大私”之間“通了家”。

當然，為了維持“大私”社群內部的秩序僅僅依靠這些軟的規范還不夠，畢竟它們所針對的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往關系，因此還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硬的規范，這就是族規家法、村規 民約。族規家法、村規民約雖然也有人際關系處理方面的倡導性、預防性規定，但其主要的功效應該是防止和打擊越軌者對“大私”秩序機制的挑戰和破壞，使“大私”社區的秩序得以保持 穩定。在清朝末年，在滿清政府的支持下，宗族組織甚至可以將不法族人處死。[23]因為有血淋淋的事實和相關故事的傳承，在一個缺乏流動性的社會里，農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必然對之耳 熟能詳，從而將族規家法、村規民約在無意識中就內化為自身的行為規范。

正是人情、面子、族規家法、村規民約等“自己人圈子”里的公共性規范，為個人“正心、修身”提供了“習”的知識性資源，使“小私”和“大私”可以憑借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步建立 起的“自己人認同”意識而“通了家”。

五、農民的國家觀：“大公”與普遍主義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變革的時期，也是公與私問題得以萌芽、成長、成型的第一個關鍵期。在中國走向大一統帝國的過程中，“立公滅私”成為先哲們尊崇的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并最終導致了封建君主專制王權的建立。但那個時候的國家是君主一人、一家、一族之國家，代表國家的法律實則是一人、一家、一族之法律，統治者將私家的法律凌駕于一國之上用之于 規范社會。

到宋明兩朝的時候，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公”的意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開始直接代表“善”或世界的根本原理——如義、正、天理等，出現了高度抽象化的現象。明清之際，“公”的大 致含義雖然仍是普遍，全體，但其新特點在于承認了“私”的正當性，甚至認為理想的“公”，就是全天下的“私”都得到合理實現的境界。[24]進入近代以來，“在較抽象的層次‘公’代 表一種符合多數人利益的超越理想，亦即是正道或正義；在一個具體的層面，‘公’代表近代國族主義下人們對新群體的想象與認同”，人們逐步經歷了一個“從追求正道到認同國族”的現 代性轉變。[25]

“公”的抽象含義的變遷一般都是先在知識精英分子那里醞釀成熟，逐步走進民間，通過意識形態教育的滲透影響農民的觀念和生活的。現代意義上國家的觀念是從清末新政開始逐步形成的，到民國年間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展開，以國家名義出現的普遍主義的法律、制度、政策已經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農民的生活實踐，成為農民在村莊生活中可以借用的外界資源，國家的話語 日益成為農民（主要是精英分子）生活話語的一部分。[26]

六、結語

結合上文所述，我們可以初步構建一個理解傳統中國農民公私觀念的理想圖式，如下表：

由于傳統中國農民是終老于鄉的，宗族、自然村不僅是農民日常的一個生產、生活、娛樂單位，而且還是農民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實踐場，是農民魂牽夢繞可以安置靈魂的地方。而高高在 上的國家，遠離了農民的生活，超越了農民的想象，不能承載普通大眾對人生意義的終極追問，不能為農民提供宗教般的信仰來源。所有這些，農民都是在宗族和自然村里得以實現的，傳宗 接代的生育觀念和光宗耀祖、葉落歸根的桑梓之情也是在這里久經醞釀生成的地方文化和地方傳統。因此，為國爭光、報效國家等將人生價值直接指向國家的觀念是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才 出現的，并且更多還只是社會中的精英群體才會有的實踐行動。所以，在傳統社會里，宗族和自然村阻斷了國家和個體的有效對接，使“有宗族而無國族”的農民政治社會認同模式成為可能。[③]

進一步地講，在傳統社會里，崇公抑私的重點在宗族層面，“抑”的是宗族之“大私”的力量，以防備其發展成威脅國家之“大公”利益的力量，至于個人和家庭等微觀主體的力量往往并不 是“抑”的重點。“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楊朱學說關注的重點也不是個體、家庭層面的“小己”，而是宗族層面的“大己”。在宗族內部，為了“大私”整體的利益，個人是不能過于彰 顯“小私”利益的。而到了宗族的外部，“小私”就有著極大的沖動為“大私”謀取能夠“光宗耀祖”的利益，以致“誅九族”常常成為皇帝處罰臣子的最嚴厲的刑法。如此一來，公與私的 價值性術語才有更強的實踐解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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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懷印。華北村治[J].北京：中華書局，2008.-

[①] 筆者認為這也是建構理解農民公私觀念理想圖式的關鍵點所在。本研究即著力于從公與私的伸縮性特征出發，尋求理論創新的起點。

[②]轉引自：翟學偉。中國人行動的邏輯[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261-262。

[③]正是基于此認識，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孫中山認為要以宗族為基礎，一級一級的改造、聯合，直到成就一個國族（見《孫中山全集》第9卷）。與之相反，毛澤東則將族權看作是“束縛 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之一，必須要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以解放農民（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本文發表于《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第二篇：中國農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中國農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編者按：今年春節后，媒體上刊發了不少回鄉見聞、回鄉散記等，頗受追捧，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在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的大潮之下，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受關注度。編者特約此文，與讀者分享一位“三農”問題研究者對中國農民的某些觀察角度。

需要從多個角度著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實的農民群體形象。

我國外出農民工大約有2.7億，這些農民工都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

我國的農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理性不及”的傳統與文化當中。

總而言之，現代中國農民所展示的積極和消極兩面形象，與其他階層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

（一）我國還處在政府與市場轉型階段。政府正從管治朝著治理轉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朝著市場經濟轉型。與此相應，我國的農業正從小農經濟朝著現代農業轉型，我國的農民則與其他社會職業一樣，均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轉型。

在國人當中，看高農民者有之，看低農民者也有之。不過，看低者的人數要遠遠多于看高者。我國農民總體上處于被歧視的地位，這一點可以從農民工的處境中看出。一是經濟方面，比如工資福利待遇差；二是社會方面，比如有些地方農民工子弟往往不讓進當地普通學校，只能上子弟學校，甚至還出現過強行關閉子弟學校，同時又不安排農民工子弟進當地學校的事情。又如公交車上的一些乘務員可能對背著大包小包的農民工動輒橫眉冷對；三是政治方面，比如人大代表 1 和政協委員中的農民代表比重偏低，農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組織；四是政策方面，比如迄今為止我國仍然存在城鄉戶籍隔離制度，盡管當前各地在引入居住證制度。

其實要看準農民群體的形象特點并不容易。與我們看待政府官員、企業家、學者、記者編輯和工人一樣，我們對農民群體不能一概而論。正如哲學家波普爾所言，一個人不能絕對把握真理，但可接近真理，其方式是試錯。這意味著，我們只能盡可能通過試錯的方式日漸更為準確地去把握農民群體的形象特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在描述農民群體這樣一個職業群體的時候，往往采取先入為主、一概而論的態度。需要從多個角度著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實的農民群體形象。

（二）現代中國農民這一職業有些特殊性，它集眾多職能于一身。在某種程度上，農民既是企業家，又是經理人；既是老板，也是打工仔；既是技術員，又是莊稼漢；既是地主，也是佃農。

對農民的地主-佃農身份，國人可能容易犯迷糊。根據憲法，土地歸農村集體所有。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怎么會變成“地主”了呢？這是因為集體是有邊界的，由其成員農民組成，農村土地雖然歸集體成員共有，但畢竟集體成員人人有份。但是，農民怎么又變成佃農了呢？這是因為農村集體所有的農地又依法承包給了農民，這樣農民等于佃租了農地。

我國是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工”的重要性實際上排在“農”之前。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現在，我國都是推行趕超戰略，“三農”雖然被重視，但實際上城市地區和工業化更被重視。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通過人民公社制度、戶籍控制政策和統購統銷等政策措施，長期壓低對農業生產要素的回報，把由此擠壓出來的農業剩余轉移到城市地區，用于推進工業現代化。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于1984年基本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并到1992年取消統購統銷政策。城鄉戶籍隔離政策一直延續到今天，近年來才有較大松動。1998年以來我國各地政府大興土地財政，迄今為止仍以無補償或低補償方式大量征收農民土地。

過去十幾年里，政府對“三農”的支持則是史無前例。連續十二次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均鎖定“三農”，也說明了這一點。但政府的實際政策仍然朝著城市傾斜，比如城鄉戶籍隔離政策畢竟還沒有完全撤除，土地征收的補償標準也有待提升，還沒有完全基于公平市場交易價格實行補償。

當代中國企業家會對傳統中國所遵循的“士農工商”等級秩序感到天然的反感。畢竟“商”在這一等級秩序中排在末位，這與現代人的觀念大相徑庭。到了現代，企業家的地位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提升。改革開放的一大成就，就是企業家階層的重新出現。多少人都想成為企業家，都以成為企業家為榮，這是不爭的事實。經濟學家熊彼特甚至說過，在經濟和社會的金字塔中，企業家應該占據塔尖位置。

很多國人認為農民守舊、保守、目光短淺、不思進取。這不符合我們對農民群體的就近觀察。我們一般很難把農民和企業家這兩個群體扯在一起，但中國的情況是：農民與企業家有著巨大的交集。我國外出農民工大約有2.7億人，這些農民工都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愿意冒風險背井離鄉去打工謀生。這么多農民工背后有著大量的留守老人、婦女或兒童在支持他們。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出現大量鄉鎮企業，成為經濟的半壁江山。這些鄉鎮企業的創辦者和經營者中，大量是農民企業家，像希望集團的劉永好、萬向集團魯冠球和華西集團吳仁寶。

（三）我們每個人的行為其實都或多或少嵌入于習慣與傳統當中。其實“仁義禮智信”這些價值觀以及“溫良恭儉讓”這些行為規范，在任何文明體中都可以發現，只是存在程度不同，表現形式也可能不同。而在我國，反而是在農民當中更能發現這些價值觀和行為規范。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國的多數村莊雖然已經脫離了封閉的傳統村莊的范疇，介于半封閉社群與開放社群之間，但農民比城里人更為嵌入于傳統。試圖回到過去很難，很多現代化派人士可能也不屑于回歸傳統。社會學家將我國農村發生的這種現象稱為傳統的“斷裂”。這種“斷裂”差不多發端于閻錫山于民國之初在山西大搞“村本政治”，從那時起，權力開始直接介入村治，其后一發不可收拾。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重視對農村的外部正式制度供給，所謂“破四舊”、“文革”、村級民主，其實都屬于此類，其結果就是傳統的“斷裂”。社會學家 陸學藝警告中國可能走向“社會結構的斷裂”。著名人類學家、耶魯大學教授蕭鳳霞女士曾經說過，很多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村莊已經消失，而且一旦消失，就難以復原。不過，部分傳統已經內化在農民的言行中，世代相襲，父母言傳身教，必然在子女身上留下一些烙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將傳統和文明視為一種自發秩序，屬于“人的行動而非人為設計的產物”，是一種演化秩序。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它是“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不服務于單個人的特定目的，不是由單個人的理性所創制，不為單個人所完全把握、影響或者操縱。它是很多人互動的結果，又為很多人接受，體現在很多人的行為當中。這種高頻度行為所體現的特征，又被瑞典社會學家伯恩斯稱為“文化”。這種文化或者傳統里面，有著大量的自然法和習慣法因素，也難免有著一些與個人自由不兼容的成分。在古代的“禮”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自然法和習慣法因素。孔子在2500多年前“述而不作”，其弟子將其言行編入《論語》，其中大量內容屬于孔子對當時存在的自然法和習慣法規范的提煉和總結，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國的農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這種“理性不及”的傳統與文化當中。中國文化區分大傳統和小傳統，其中儒家文化屬于大傳統，而民間信仰或者農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被稱為小傳統。比如很多農民會祭拜財神爺，在農閑時節或節日期間往往打麻將，這種財神文化和麻將文化均屬于小傳統。儒家的某些傳統對經濟發展有利，比如反對官員經商，重視教育。但是，如果要說中國農民旺盛的企業家精神從何 而來，則需要更多歸因到上述小傳統。生活條件的惡劣與生活壓力較大，助長了這種企業家精神的形成和發揮。溫州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當地農民在古時候就需要依賴海洋和經商生存。那里在宋朝時居然出現功利主義色彩濃重的永嘉學派。在改革開放之前，溫州農民就鬧過分田到戶。改革開放之后，溫州的商業文化迸發出力量，在發展實業方面找到了著力點。

（四）很多學者往往喜歡從自己的角度去忖度農民的心態與行為，糾結于農民是否屬于“理性農民”這一問題。其實，農民的經濟行為一般都是有成本收益計算的，這就是說，農民是理性的。經濟學家喜歡講“理性人”模型，假設人是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但這只是假說，用在現實世界，只要一個人能夠有意識地盡量經濟地選擇和投入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就是理性的。比如，浙東農民到蝦塘打小工幫助抓蝦，打工一個長潮約8小時，收入大概240元；一個短潮約4小時，收入大概120元。低于這一水平，則不接受這份短工。但是，近鄰親友之間也相互幫助對方抓蝦，不計報酬，只提供一包煙，管一頓飯。很明顯，農民與其他階層一樣，精于討價還價。青年農民工出外打工，更是基于計算，雖則是一種對預期成本收益的毛估，不保證出外必然會掙到錢，但仍屬理性計算。理性計算不能保證不犯錯，只說明其有預期成本收益的計算，在此基礎上采取行動。現在沿海地區的工廠往往找不到足夠的外來農民工，這也是農民工們理性計算的結果。隨著中西部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改善，農民種糧直補的增加，本 地工商業的發展，以及本地就業機會增加，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減小。一些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子女，被稱為第二代農民工，一方面不愿意像父輩一樣辛勤勞動，另一方面享受不到與本地人子女一樣的舒適生活和平等待遇，對城市社會充滿怨恨。可以說，沿海地區大中小城市不為長期在本地工作的外地農民工及其子女解決戶籍問題，這本身已經成為其非理性的表現。

我國農民生活有著很大的禮儀經濟和面子經濟成分。婚喪嫁娶支出和人情費支出已經成為他們的巨大負擔，他們為習俗和禮儀付出了巨大代價。因此，介于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農民，其家計經常處于尷尬的處境。浙東地區的一些村莊里，婚喪嫁娶都需要花費巨額資金，很多農民家庭為此負債，有些甚至為了婚禮借入“高利貸”。男方娶媳婦，一般需要造好新房子，或者在鎮里買新居，然后要用紅緞被包著10萬～20萬元送到女方家。女方可以留下，也可以悄悄退回男方。留下者一般在嫁女時提供加倍的陪嫁，甚至包括一輛10萬多元的小汽車。來喝喜酒的親友一般要帶人情費，人均800～1000元。喪事方面的鋪張也很驚人，比如出喪之前，親朋好友和鄰居們每日都來相聚，需要安排麻將桌、煙酒和用餐，費用很大。而且請樂隊吹打，請道士做法事，均需要花費。對于所有參與者而言，這一禮儀很重要：大家按照規定的程序和規矩做事，均會比較從容，否則會感到不知所措。雖然婚喪嫁娶均可收入一筆可觀的人情費，但這方面的花費仍然是實實在在的負擔，因為收入的人情費其實是需要分頭歸還的。如果別人家婚喪嫁娶，或者造房生子，也需要跟進人情支出。對于一位來自外 部的不偏不倚的旁觀者而言，村民的生活就像進入一個惡性循環。筆者曾經調查過很多農戶，村民們一般認為這確實是負擔，但又是情愿的，沒別的辦法，必須跟進，否則不合禮儀，丟失面子。

農民之間存在大量的民間借貸行為。民間借貸分為無息和有息兩種。多數農民是講信用的。如果他們欠了你的錢，可能會拖欠，但一般不會否認欠了這筆債。傳統上的父債子還這種家庭無限責任仍然有效。

最后需要關注農民的消費習慣和文化娛樂生活。很多農民存在不良的消費習慣，其文化娛樂生活也比較單一和貧乏。在一些沿海農村地區，青年農民習慣于抽高規格的香煙，比如中華牌，而且當地的禮俗是見面遞煙。在娛樂方面，像電影和戲劇節目，每年一般是在節日或婚禮時組織觀看，更多的時候是無所事事，到處擺麻將桌。據說一些沿海農村地區現在正盛行六合彩，流動賭博窩點仍然存在。

總而言之，現代中國農民所展示的積極和消極兩面形象，與其他階層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反倒是農民階層更凸顯其樸實和誠信的一面。在農民生活中，在保持其積極因素的同時，如何消除其消極因素，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課題。最近筆者看到，全國各地越來越重視鄉賢在村莊治理中的作用，比如佛山市三水區很多村莊設立了家鄉建設委員會、鄉賢慈善會，鼓勵鄉賢參與村莊建設。這應該是個好的趨向。

第三篇：統計分析的重要邏輯觀念

非常好的文章——死人不會說話[轉帖]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

有一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統計學 家沃德 教授(Abraham Wald)遇到了一個意外的訪客，那是英國皇家空軍的作戰指揮官。他說：“ 沃德教授，每次飛行員出發去執行轟炸任務，我們最怕聽到的回報是： 『呼叫總部，我中彈了！』 請協助我們改善這個攸關飛行員生死的難題吧！”沃德接下這個緊急研究案，他受委托分析德國地面炮火擊中聯軍轟炸機的資料，并且以統計專業，建議機體裝甲應該如何加強，才能降低被炮火擊落的機會。但依照當時的航空技術，機體裝甲只能局部加強，否則機體過重，會導致起飛困難及操控遲鈍。沃德將聯軍轟炸機的彈著點資料，描繪成兩張比較表，沃德的研究發現，機翼是最容易被擊中的部位，而飛行員的座艙與機尾，則是最少被擊中的部位。

沃德詳盡的資料分析，令英國皇家空軍十分滿意。但在研究成果報告的會議上，卻發生一場激辯。負責該項目的作戰指揮官說：“沃德教授的研究清楚地顯示，聯軍轟炸機的機翼，彈孔密密麻麻，最容易中彈。因此，我們應該加強機翼的裝甲。” 沃德客氣但堅定地說：“將軍，我尊敬你在飛行上的專業，但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建議加強飛行員座艙與機尾發動機部位的裝甲，因為那兒最少發現彈孔。”

在全場錯愕懷疑的眼光中，沃德解釋說：“我所分析的樣本中，只包含順利返回基地的轟炸機。從統計的觀點來看，我認為被多次擊中機翼的轟炸機，似乎還是能夠安全返航，而飛機很少發現彈著點的部位，并非真的不會中彈，而是一旦中彈，根本就無法返航。”

指揮官反駁說： “我很佩服沃德教授沒有任何飛行經驗，就敢做這么大膽的推論，就我個人而言，過去在執行任務時，也曾多次機翼中彈嚴重受創，要不是我飛行技術老到，運氣也不錯，早就機毀人亡了，所以，我依然強烈主張應該加強機翼的裝甲。”這兩種意見僵持不下，皇家空軍部部長陷入苦思。他到底要相信這個作戰經驗豐富的飛將軍，還是要相信一個獨排眾議的統計學家？

由于戰況緊急，無法做更進一步的研究，部長決定接受沃德的建議，立刻加強駕駛艙與機尾發動機的防御裝甲。不久之后，聯軍轟炸機被擊落的比例，果然顯著降低。為了確認這個決策的正確性，一段時間后，英國軍方動用了敵后工作人員，搜集了部份墜毀在德國境內的聯軍飛機殘骸，他們中彈的部位，果真如沃德所預料，主要集中在駕駛艙與發動機的位置。看不見的彈痕最致命。

乍看之下，作戰指揮官加強機翼裝甲的決定十分合理，但他忽略了一個事實：彈著點的分布，是一種嚴重偏誤的資料。因為最關鍵的資料，其實是在被擊落的飛機身上，但這些飛機卻無法被觀察到，因此，布滿了彈痕的機翼，反而是飛機最強韌的部位。空軍作戰指揮官差點因為太重視“看得見”的彈痕，反而做出錯誤的決策。

這個案例有兩個特別值得警惕的地方。死掉或被俘的人無法發表意見。

第一，搜集更多資料，并不會改善決策品質。由于彈痕資料的來源本身就有嚴重的偏誤，努力搜集更多的資料，恐怕只會更加深原有的誤解。

第二，召集更多作戰經驗豐富的飛行員來提供專業意見，也不能改善決策品質，因為這些飛行員，正是產生偏誤資料過程中的一環。他們都是安全回航的飛行員，雖然可能有機翼中彈的經驗，但都不是駕駛艙或發動機中彈的“烈士”。

簡單的說，當他們愈認真凝視那些“看得到”的彈痕，他們離真相就愈遠。信息界有所謂“Garbage In, Garbage Out”，前提（或假設）若是錯誤，再漂亮的統計算式或方法、再多的資料，也不能讓后面的推論變得正確。

在管理實務與日常生活中，許多關鍵的資料，也像上述轟炸機的個案一樣，會因為“失敗”而觀察不到。臺大 劉順仁教授在著作《決勝》一書中，對“存活者偏差

(survivorship bias)”舉例說明，是我讀過的書中最生動貼切又清楚的一個。如果有一位70歲的老人在電視上說，他就是靠每天抽一包煙、嚼一包檳榔才能長壽，請想起“死人沒法上電視說話”這件事。同樣的道理，不是那個地方長壽的老人家吃或喝某東西，某東西就是養生圣品。

再看一個騙錢的例子（這已經進化到E-mail版）。1月2日你接到一封匿名信，向你表示，這個月市場會上漲，結果市場果然上漲，但你不以為意，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元月效應這回事（歷年來一月間股價漲多跌少）。到了2月1日，你又接到另一封信，向你表示，市場將下跌。這一次，又給那封信說中了。3月1日再接到一封信，情形一樣。7月，你對那位匿名人士的先見之明很感興趣，對方邀你投資某個海外基金。于是你把全部的儲蓄拿出來投資, 兩個月以后，那些錢有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你伏在鄰居的肩膀上嚎啕大哭，他告訴你，他也接過兩封這種神秘信，但寄到第二封就停了。他說，第一封信的預測正確，但第二封不正確。

這是怎么一回事？那些騙子玩的把戲是，他們從電話簿找出一萬個人名，寄出后市看漲的信給其中一半的人，后市看跌的信給另一半的人。一個月后，將有五千人接到的信預測正確，然后再針對這五千人如法炮制。再一個月后，剩下二千五百人接到的信預測正確，如此直到名單上剩下五百人，其中會有兩百人受騙上當，因此騙子只要花幾千美元的郵資，便可賺進數百萬美元。

把手法作些改變。某騙子假裝投顧老師招收會員，跟你說你可以先加入一般會員，等你覺得準了再加VIP會員。這改變更巧妙的地方在于，騙子一開始就能賺到錢，此外VIP會員還會幫騙子建立口碑，證明騙子有多準：存活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只要信息不流通，其它人不知道這假的投顧老師有多么（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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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思維邏輯里，成功企業總有成功的原因的，于是將其歸納總結。

但我們往往不會去關注那些，和成功企業在同一年代成長，最后相繼消亡的那些，為什么會消亡。

研究成功者，你能看到美艷的皮膚。

研究失敗者，你能看到生死的命門。

第四篇：現代孝心故事與傳統孝觀念

一、事實論據：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事跡 2013《陳斌強：用行動注解孝德的好兒子》

【頒獎詞】小時候，這根布帶就是母愛，媽媽用它背著你。長大了，這布帶是兒子的深情，你用它背著媽媽。有一天，媽媽的記憶走遠了，但愛不會，它在兒女的臂膀上一代代傳承。【事跡】陳斌強自身的樸實行為給他的學生，也給整個社會上了極為生動的一課。他是一個真正有師德的好老師。陳斌強付出的孝心，不僅撫慰母親，也撫慰每一位中國人的心，這種中華民族樸素而真摯的人性之美，可以作為社會的良藥。陳斌強，38歲，浙江磐安縣冷水鎮中心學校初中語文教師。

陳斌強9歲時父親車禍去世，媽媽獨自撫養三個孩子長大。2007年，媽媽得了老年癡呆癥，喪失了日常生活能力。

一天，陳斌強的姐姐在無意中提到，媽媽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兒子住在一起。陳斌強回憶起多年來媽媽對自己的付出，他決定再困難也不會丟下媽媽。

那時，陳斌強的兒子不到兩歲，妻子建議他把媽媽送到養老院去，他說：“一個連兒子都不認識的老人，送到養老院，被欺負了怎么辦？”為了照顧媽媽，他硬是把兒子提前一年送進幼兒園。

為了能每天親自照顧母親，他每天用一根布條把母親綁在自己身上，騎著電動車行駛30公里去學校上班。開始同事們都不太理解，說：“這樣帶在身邊照顧，一兩天倒可以，一年兩年怎么吃的消？”可陳斌強做到了，一連五年，風雨無阻帶著媽媽上班。

照顧母親的生活異常辛苦。陳斌強一天到晚連軸轉：晚上9時，服侍母親睡下；凌晨1時，準時起床抱母親上廁所；清晨5時，鬧鐘響起，他要趕在師生之前起床，將母親房間打掃干凈，處理好母親的大小便；早上7時喂過母親吃飯后，開始學校一天的工作。

盡管生活上的事兒很多，可是陳斌強的教學任務卻一點也沒落下，他教著兩個班語文，負責教初一學生廣播體操，總管學校體藝2+1活動。他總說：“我是跑著走的。” 2012孟佩杰：恪守孝道的平凡女孩

【頒獎詞】在貧困中，她任勞任怨，樂觀開朗，用青春的朝氣驅趕種種不幸；在艱難里，她無怨無悔，堅守清貧，讓傳統的孝道充滿每個細節。雖然艱辛填滿四千多個日子，可她的笑容依然燦爛如花。

【事跡】命運對孟佩杰很殘忍，她卻用微笑回報這個世界。

五歲那年，爸爸遭遇車禍身亡，媽媽將孟佩杰送給別人領養，不久也因病去世。在新的家庭，孟佩杰還是沒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養母劉芳英在三年后癱瘓在床，養父不堪生活壓力，一走了之。絕望中，劉芳英企圖自殺，但她放在枕頭下的40多粒止痛片被孟佩杰發現。“媽，你別死，媽媽不死就是我的天，你活著就是我的心勁，有媽就有家。”

從此，母女二人相依為命，家中唯一的收入來源是劉芳英微薄的病退工資。當別人家的孩子享受寵愛時，八歲的孟佩杰已獨自上街買菜，放學回家給養母做飯。個頭沒有灶臺高，她就站在小板凳上炒菜，摔了無數次卻從沒喊過疼。

在同學們的印象中，孟佩杰總是來去匆匆。她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替養母穿衣、刷牙洗臉、換尿布、喂早飯，然后一路小跑去上學。中午回家，給養母生火做飯、敷藥按摩、換洗床單……有時來不及吃飯，拿個冷饃就趕去學校了。晚上又是一堆家務活，等服侍養母睡覺后，她才坐下來做功課，那時已經九點了。

“女兒身上最大的特點是有孝心、愛心和耐心。”劉芳英說，如果有來生，她要好好補償女兒。為配合醫院的治療，孟佩杰每天要幫養母做200個仰臥起坐、拉腿240次、捏腿30分鐘。碰上劉芳英排便困難，孟佩杰就用手指一點點摳出來。

2009年，孟佩杰考上了山西師范大學臨汾學院。權衡之下，她決定帶著養母去上大學，在學校附近租了間房子。大一那年暑假，孟佩杰頂著炎炎烈日上街發廣告傳單，拿到工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買養母最愛吃的紅燒肉。

“我只不過做了每個女兒都會做的事。”不少好心人提出過幫助，都被孟佩杰婉拒了，她堅持自己照顧養母。孟佩杰的畢業愿望是當一名小學老師，安安穩穩，與養母簡單快樂地生活。2012吳菊萍：托舉生命的最美媽媽

【頒獎詞】危險裹脅生命呼嘯而來，母性的天平容不得剎那搖擺。她挺身而出，接住生命，托住了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傳統美德。她并不比我們高大，但那一刻，已經讓我們仰望。

【事跡】物質生活富足的時代，信仰迷茫、價值紊亂的新聞接踵而來，吳菊萍用柔弱的臂膀，托起了生命奇跡，喚醒了普羅大眾對傳統美德的自覺。

2011年7月2日下午，杭州濱江白金海岸小區。兩歲的妞妞趁奶奶不注意，爬上了窗臺，接著被窗沿掛住，隨時都有墜落的可能。這可是在10樓，樓下的鄰居都驚呆了。堅持了一分鐘左右，妞妞還是掉了下來。說時遲那時快，剛好路過這里的吳菊萍踢掉高跟鞋，張開雙臂，沖過去接住了妞妞。

被緊急送往醫院后，吳菊萍被診斷為左手臂多處粉碎性骨折，尺橈骨斷成三截，預計半年才能康復。逃過一劫的妞妞在10天后蘇醒過來，開口叫了“爸爸、媽媽”。

“這是本能，是一個母親應該做的事情。”躺在病床上，吳菊萍一臉平靜。事件發生時，她的孩子只有七個月大，尚在哺乳期。

榮譽鋪天蓋地，吳菊萍保持了清醒的認識，“我只是普通人，問心無愧就好。”公司獎勵了20萬元，她留作自用，為此背負了不少壓力。“我需要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才有能力去幫助身邊的人。”贍養父母、培養孩子、還房貸……任何普通人，都無法對這些現實問題視而不見。“我會把重心調整回工作、家庭中來，減少媒體活動。”吳菊萍年后將重返工作崗位，她最大的心愿是看著妞妞與自家孩子健康長大.2010阿里帕-阿力馬洪：十九個孩子的媽媽

【頒獎辭】不是骨肉，但都是她的孩子，她展開羽翼，撐起他們的天空。風霜饑寒，全都擋住，清貧勞累，一肩擔當。在她的家里，水濃過了血，善良超越了親情。泉水最清，母愛最真！【事跡】從1963年收養鄰居家的3個孤兒開始，維吾爾族阿媽阿里帕又先后收養了漢、回、維吾爾、哈薩克4個民族的10余個孤兒。

為了不讓孩子們餓肚子，阿里帕的丈夫阿比包每天下了班就去幫人家打土塊。阿里帕則每天都要到菜市場撿別人不要的蔬菜。雖然家里養了兩頭奶牛，但誰也不舍得喝奶，全部賣了換錢以支付孩子們的學費和購買生活必需品。

2008年8月，操勞一生的阿比包病逝。子女們爭搶著贍養阿里帕老人。每到過年過節，孩子們都會回家團聚，180多口人圍在老人身邊。每當有孩子問：“阿媽，你對哪個孩子最好？”老人總會大笑說：“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樣親！”

詳細：1963年，阿尼帕已經是6個孩子的母親，丈夫阿比包在縣公安局工作，10口之家的生活全靠著丈夫每月45元的工資支撐著。生活拮據但日子過得卻其樂融融。可是就在這年冬天，和阿尼帕一墻之隔的哈薩克鄰居亞合甫夫婦不幸相繼去世，撇下了3個不滿十歲的孩子。

阿尼帕看到這三個失去父母的孩子十分可憐，就把他們接回了自己的家。今年已經53歲的托乎提是阿尼帕老媽媽最初收養的三兄弟之一，那時他只有8歲，回想起當年阿尼帕媽媽收養他們的情景，至今仍記憶猶新。之后的十年間，阿尼帕又先后收養了回族孤兒王淑珍，王作林兄妹4人，漢族孤兒金海、金花和金雪蓮，這時，她和丈夫撫養的孩子增加到了19個。

為了保證全家20多口人的一日三餐，阿尼帕專門買了一口直徑1米2的大鐵鍋，她幾乎把家里的全部收入都換成了食物，春天糧食不夠吃，她就去地里挖野菜，秋天還要出去撿麥子、收土豆。盡管如此，生活依然捉襟見肘。為了多賺些錢為孩子們交學費做衣服，丈夫阿比包下班后就去為工地打土塊，而阿尼帕也在縣食品廠找到了一份洗羊肚和羊腸的工作。

阿尼帕夫婦的目標不僅僅是讓孩子們能吃飽，還要讓孩子們有學上。家里用不起電燈，阿尼帕就用破棉絮搓成條，做成小油燈，19個孩子們就在這一盞盞跳動的燈光下讀書學習，上完了小上學、中學。孩子們沒有一個因為家里貧窮而輟學。正是因為阿尼帕對這個特殊大家庭付出的艱辛，讓兄弟姐妹們早早就懂得了珍惜，懂得了相互關愛。阿尼帕的19個孩子在她含辛茹苦的照料下漸漸長大，每到逢年過節，是阿尼帕老媽媽最快樂的時候。因為這時，全家老小都能聚到一起。

2010陳玉蓉：暴走媽媽捐肝救子

【頒獎辭】這是一場命運的馬拉松。她忍住饑餓和疲倦，不敢停住腳步。上蒼用疾病考驗人類的親情，她就舍出血肉，付出艱辛，守住信心。她是母親，她一定要贏，她的腳步為人們丈量出一份偉大的親情。

【事跡】陳玉蓉的兒子葉海濱13歲那年被確診為一種先天性疾病——肝豆狀核病變。這種肝病無法醫治，最終可能導致死亡。為挽救兒子的生命，陳玉蓉請求醫生手術將自己的肝移植給兒子。可是她患有重度脂肪肝，無法捐肝救子。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陳玉蓉從醫院出來后，當晚就開始了自己的減肥計劃——每天走10公里。在隨后的7個多月里，她每餐只吃半個拳頭大的飯團；走破了四雙鞋子，腳上的老繭長了就剮，剮了又長。

當她再次去醫院檢查時，奇跡出現了：脂肪肝沒有了。醫生感嘆：“從醫幾十年，還沒有見過一個病人能在短短7個月內消除脂肪肝，更何況還是重度。”

2009年11月3日，這對母子在武漢同濟醫院順利地進行了肝臟移植手術。她賦予了孩子第二次生命。

詳細：今年55歲的陳玉蓉，是湖北武漢一位平凡的母親，她的兒子葉海濱13歲那年被確診為一種先天性疾病——肝豆狀核病變，這種肝病無法醫治，最終可能導致死亡。前不久，葉海濱的病情惡化住進醫院，生命危在旦夕。為了挽救兒子的生命，陳玉蓉請求醫生手術將自己的肝移植給兒子。

然而，就在手術前常規檢查中，葉海斌被查出丙肝，必須全部切除，需要母親切1/2甚至更多的肝臟給兒子。可是，母親患有重度脂肪肝，1/2的肝臟不足以支撐其自身的代謝。無奈，捐肝救子的手術被取消。

陳玉蓉從醫院出院后，當天晚上就開始了自己的減肥計劃——每天走十公里。在隨后的7個多月里，她每餐只吃半個拳頭大的飯團，有時夾塊肉送到嘴邊，又塞回碗里去。

陳玉蓉說自己有時太餓了，控制不住吃兩塊餅干，吃完了就會很自責。7個多月來，她的鞋子走破了四雙，腳上的老繭長了就刮，刮了又長，而幾條褲子的腰圍緊了又緊。

當她再次去醫院檢查時，奇跡出現了。脂肪肝細胞所占小于1%，脂肪肝沒有了。就連醫生都感嘆：從醫幾十年，還沒有見過一個病人能在短短7個月內消除脂肪肝，更何況還是重度。醫生說“沒有堅定的信念和非凡的毅力，肯定做不到！”2009年11月3日這對母子在武漢同濟醫院順利地進行了肝臟移植手術。

2005洪戰輝：“我想再做一回孩子”

【頒獎詞】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對另一個更弱小的孩子擔起了責任，就要撐起困境中的家庭，就要學會友善、勇敢和堅強，生活讓他過早地開始收獲，他由此從男孩開始變成了苦難打不倒的男子漢，在貧困中求學，在艱辛中自強，今天他看起來依然文弱，但是在精神上，他從來是強者。

【事跡】1994年，洪戰輝的父親突發間歇性精神病，造成妻子受傷骨折，女兒意外死亡，家里欠下巨債。隨后，父親又撿來了一個和女兒年齡相仿的女嬰。面對沉重的家庭負擔，母親離家出走了。年僅13歲的洪戰輝，默默地挑起了伺候患病父親、照顧年幼弟弟、撫養撿來妹妹的家庭重擔。這副重擔，對于成年人來說尚且不易，何況一個10多歲的孩子！但洪戰輝沒有退縮，一挑就是12年。為了掙錢養家，他像大人一樣，做小生意，打零工，拾荒，種地。他利用課余時間賣筆、書、磁帶、鞋襪，在學校附近的餐館做雜工，周末趕回家澆灌8畝麥地。在兼顧學業和謀生之時，他犧牲了幾乎所有的休息時間。為了帶好撿來的妹妹，洪戰輝費盡心血。每天晚上，他都讓妹妹睡在內側，以防父親突然發病傷及妹妹。妹妹經常尿濕床單、被子，他就睡在尿濕的地方，用體溫把濕處暖干。從高中到大學，他將妹妹一直帶在身邊，每天都保證妹妹有一瓶牛奶和一個雞蛋，自己卻常常啃方便面。在懷化念大學的日子里，他安排妹妹上了小學，每天不管學習多忙，都堅持接送妹妹，輔導妹妹功課。為了治好父親的病，洪戰輝吃盡苦頭。2002年10月，父親突然發病，因為沒有錢，他不得不在一家精神病醫院門前跪求治療，在他孝心的感染下，2005年底河南第二榮康醫院主動將他父親接去診治。現在，父親的病情已明顯好轉，出走的母親、打工的弟弟也相繼回家，一家人終于重新團聚。

2006年以來，已成為公眾人物的洪戰輝，又將愛灑向了社會。為資助貧困學生，他在學校和政府的幫助下建立了教育助學責任基金。為推動青少年思想教育，他應邀在全國各地作了150多場勵志報告，并欣然出任“中國宋慶齡基金會青少年生命教育愛心大使”。他還多次到湖南、河南等地貧困山區與困難學生交流，捐贈學習用品。他說：“我要力所能及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2004田世國-捐腎救母

【頒獎辭】“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是一個被追問了千年的問題。一個兒子在2004年用身體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把生命的一部分回饋給病危的母親。在溫暖的謊話里，母親的生命也許依然脆弱，但是孝子的真誠已經堅如磐石。田世國，讓天下所有的母親收獲慰藉。”

【事跡】2004年9月30日，田世國身患尿毒癥的母親，在手術后一分鐘順利排尿。只是她至今也不知道，那個腎來自于她做律師的大兒子。“她是我老娘，我這么大塊頭給她捐個腎怎么不行？我也咨詢了專家，手術對我的健康不會有大的影響。”田世國說，他現在也為人父了，深能體會““父母惟其疾之憂”。

有人問田世國，是不是他母親有什么特殊之處讓他們兄妹三人有如此舉動？田世國說：“我們家的母愛和父愛跟中國千萬個家庭一樣，都是點點滴滴的積累，沒有轟轟烈烈的大筆狂書。但是這還不夠嗎？”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如果非得再另外找原因，就是我姥爺病危時不能大便，我媽洗凈了手給他摳出來。”

因為害怕母親知道真相后心里有負擔，田世國兄妹一直瞞著她。“我媽總是替我們著想，生怕老了給兒女添麻煩。得了這個病以后，她知道會花很多錢，就把自己鎖在房子里等死。如果知道換的是我的腎，還不知道我媽怎么想呢。”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捐腎救母”會有那么大的“影響”。

開封韓海蘭孝敬公婆演繹人間真愛：俗話說“百善孝為先，孝為德之本”，20年來，韓海蘭用實際行動默默地詮釋著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美德，從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從細微之處關心婆婆、孝敬公公，盡一切努力讓老人開心，讓老人感受到生活的快樂。如今，公公婆婆都已經80多歲，由于韓海蘭的悉心關愛，老人對晚年充滿著更多的期望和憧憬，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這位樸實無華的普通婦女身上散發著沁人的芳香。

云南徐麗萍：一位10年來一直致力于養老事業的“普通人”真正做到了讓“愛在生命未了時”！老年人要的不是錢，要是”被尊重、被記住、被重視“，要的是子女們記得他，不遺棄她，希望被”愛在生命未了時"。

蘇州張惠琴“孝老愛親”的事跡尤其打動人心。張惠琴的一家七口沒有任何血緣關系，像是臨時組合起來一樣，各有各的姓氏，她和媽媽都是領養的。三代人沒有血緣關系，但張惠琴同時侍奉三個媽，和養母、親生父母保持聯系，平時象親戚一樣相互往來，感情非常好。她對媽媽們一視同仁，羽絨被、保暖內衣、解悶的隨身聽等，對她們的關愛一個都不少。老公是隨叫隨到的“修理工”，她是父母快樂的“心理疏導員”。中午陪生母吃飯，做些家務，晚上和老公看望婆婆和養父母，休息日準備豐盛的飯菜，讓三個媽媽聚在一起時，說說心里話。她的無條件孝敬讓勞碌了一輩子的老人享受著家庭的幸福和安詳。

遼寧中醫藥大學王東雪的養父母雙雙病倒，生活不能自理，這徹底改變了王東雪原有的生活軌跡，她稚嫩的雙肩過早地壓上了沉沉的家庭重擔。但王東雪卻在不幸中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孝敬父母”的基本道德準則，把孝敬的優良傳統發揮到淋漓盡致。同時在她身上也集中展示了當代青年善待他人、勇于擔當的優秀品質。她在痛苦的磨礪中為全社會展現出的可貴孝道和頑強意志是高尚的，令人敬佩的。

貴州劉秀祥在面對了父親的逝世，哥哥姐姐的離異，母親的患病的一系列變故后對磨難不逃避，他堅持著背母求學，自己通過各種手段謀生，他用近十年的時間以行動踐行著“孝是無條件”傳統美德，他透露給我們的不正是是一種自立自強、孝老愛親的精神。

湖北寒門姐妹互爭退學為母治病 ：姐姐易慶在第二師范學院讀大二，妹妹易慧在監利實驗高中宏志班念高二，為醫治患有直腸癌的母親，共花去醫藥費近30萬元，欠下20余萬元債務。而父親易年平在陪妻子做化療時，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效離世。家中還有83歲雙目失明的爺爺和智障的奶奶。為撐起貧寒的家，姐姐易慶與妹妹易慧商量，打算輟學打工掙錢供媽媽治療和易慧讀書，而妹妹易慧堅稱要自己退學養家，助易慶完成學業，她們不正給我們演繹著無條件盡孝的感人一幕嗎？

丘索維金娜：女子體操運動員，擅長跳馬項目。自1992年開始，她連續參加了六屆的奧運會。1993年以前，她是代表蘇聯參加比賽；在蘇聯解體后，丘索維金娜成為烏茲別克斯坦公民、并代表開始代表烏茲別克斯坦征戰。

2002年，她的兒子阿里什被確診患上了白血病。由于白血病的治療費用昂貴，并不富裕的丘索維金娜和丈夫賣掉了房子和汽車，為了繼續能給兒子治病，丘索維金娜來到德國并決定加入德國國籍，并選擇了復出參賽，代表德國參加國際體操大賽。通過獲取獎金來挽救孩子。

2002年釜山亞運會，丘索維金娜以27歲的高齡復出參賽，一舉奪得跳馬和自由體操的金牌，震驚世界。由于德國科隆醫院的白血病化療很有效果，兒子阿里什的病情漸漸穩定，并進入小學讀書。二、一些理論論據：

“新二十四孝”行動標準

1.經常帶著愛人、子女回家2.節假日盡量與父母共度3.為父母舉辦生日宴會4.親自給父母做飯5.每周給父母打個電話6.父母的零花錢不能少7.為父母建立“關愛卡”8.仔細聆聽父母的往事9.教父母學會上網10.經常為父母拍照11.對父母的愛要說出口12.打開父母的心結13.支持父母的業余愛好14.支持單身父母再婚15.定期帶父母做體檢16.為父母購買合適的保險17.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溝通18.帶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動19.帶父母參觀你工作的地方20.帶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21.和父母一起鍛煉身體22.適當參與父母的活動23.陪父母拜訪他們的老朋友24.陪父母看一場老電影

（1）在當今社會，我們應當怎樣盡兒女之孝道？博大精深的孝道文化，哪些應當很好的繼承和發揚？哪些應當賦予時代精神而修正？我想就此機會談一下個人的理解和觀點。

一、恩情常思，敬意長存，愛心常表，永遠牽掛。兒女對父母的孝心并非天生就有，是從小在父母的關愛中萌生的，或在長期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風尚的影響中產生、培養并得以強化的。作為兒女應當經常思念父母的生育之恩，扶養之情，無私之愛，生活之辛勞，來不斷培養和激發自己的孝心。因而對父母心生敬仰與敬愛，將父母的喜怒憂樂、冷暖溫飽時常掛念在心頭，尋求各種機會表達自己的孝心與愛心。現代社會，生活、工作節奏加快，人們的活動范圍不斷加大，在父母身邊生活工作的人越來越少。很多人在為金錢、事業、官職、名位、房子、車子而奔波勞碌。條件好的給父母寄些錢就以為盡了孝心，很長時間難見一面，甚至連個電話也不打。對于這種行孝方式，孔子很不贊成，他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隨著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老人不缺乏物質條件，而缺乏精神上的安慰。沒有對父母的感恩與牽掛，沒有對老人的理解與尊重，沒有發自內心的敬與愛，行孝就沒有感情基礎。

二、所需之物，及時保障，優先供奉，悉心贍養。進入老齡階段的父母，喪失或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需要兒女的奉養。兒女應時刻關注父母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之物，及時給予物質保障，尤其是在吃的方面，經常變換些花樣，調劑老人的生活。好吃的食物優先供奉老人，悉心照料老人的生活。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缺衣少食的家庭幾乎沒有了，但有些兒女仍然不能保障老人的生活所需，自己在外面喝酒，三瓶五瓶不吝惜，打麻將三百五百不在乎，而在老人的生活供給問題上卻斤斤計較。不是沒有條件，而是沒有孝心。

三、關注健康，注重預防，有病早治，精心調養。人到老年，體能和免疫力下降，疾病也會增多，要經常關心父母的身體健康狀況，多給父母介紹推薦一些健身養生的科學方法，提供健身養生的條件。有效地預防疾病。一旦發現身體不適，盡快檢查，及時診治，精心照料。特別是對長期染病臥床的老人，更是對兒女孝心的考驗。常言道，百日床前無孝子，長期患病的老人大多脾氣變壞，兒女要喂食喂藥，接屎接尿，還要忍受呵斥，好話安慰。要培養自己的耐心、耐力和耐性，才能盡好孝道。有條件的雇了保姆，但不能完全代替自己盡孝，一旦有時間要親自侍奉在床前。

四、父母德行，學習繼承，若有不義，言勸規行。對父母的優良品德，兒女要認真學習，傳承良好的家風。但并非所有的父母都是兒女的楷模。社會上有些做父母的染有酗酒、賭博、坑騙、嫖竊等惡習，面對這樣的父母，兒女如何行孝？封建社會的孝道是“子為父隱”、“父為子綱”。兒女隱瞞父母的惡行，以免遭到社會的譴責和法律的追究而陷于不義。今天看來，這一條則不是優良傳統，我們不能學習繼承，而應當加以修正。父母若有惡習和不良行為，兒女應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盡力規勸其改邪歸正。如果危害了社會，觸犯了刑律，也應規勸敦促其認罪伏法，改過自新。這不僅是對父母的孝心，也是對國家的忠心，對社會的愛心。

五、好學上進，奮發有為，奉公守法，立身立業。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父母的共同心愿。可憐天下父母心，做兒女的要深深體諒父母這一心愿。為學就要好學上進，學有所獲，成績優良；從業就要奮發有為，業績豐碩；交往，就要誠實守信，童叟無欺。居家就要和睦家庭，團結鄰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關愛社會上其他的老人；做人堂堂正正，做事踏踏實實，有一個好的社會評價。讓父母臉上有光，感到自豪，這也是盡孝。兒行千里母擔憂，外出時一定要告知父母，及時通報平安，不讓父母擔心也是盡孝。特別是要遵紀守法，做一個好公民。不惹是生非而免遭社會譴責，不違法亂紀而免受牢獄之災。平安快樂的工作生活，不讓父母操心，不讓父母因自己的不良行為而蒙羞，也是行孝。

六、養老送終，厚養薄葬，文明祭奠，力行新風。為老人送終也是兒女行孝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父母逝世后，要舉辦隆重的葬禮，要使用名貴的棺槨，要奉用大量貴重的隨葬品，還要服孝三年。不然，就是不孝。這種喪葬文化傳統，也不能全盤繼承。父母在世時，竭力盡孝，讓他們生活得幸福，安度晚年。父母去世后，舉辦適度規模的喪葬儀式，使用一些必需的喪葬用品，料理好父母的后事，以表達兒女的哀思與孝心，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從簡而不要鋪張浪費，實行厚養薄葬。人父母活著不孝，死了大鬧。大擺宴席，擺出一副孝子的姿態，實際是不孝子孫。

事親行孝，歷來是做人的根本，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家庭和諧、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的基本要素，是愛國主義情懷的感情基礎和道德基礎。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如何行孝養老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給我們提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使命，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辯證的學習繼承我國傳統的孝道文化，賦予其時代精神，形成先進的思想文化，進而推動良好的社會風尚。《家庭百科報》和山東電視臺《天下父母》欄目，一直在積極探索和努力實踐，我們每一個倫理學研究者和德育工作者也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履行各自的社會責任。共同努力，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盡一份力，發一份光。

（2）父母和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不停的囑咐要多穿衣服，要多注意安全!當我缺錢的時候，總是不停的嘮叨賺錢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的，一邊教訓一邊把錢塞進我手里......總以為自己已經長大，對父父母的嘮叨置之不理，甚至有時頂撞他們說：“我已經長大了，我的事兒我自己來決定，不用你們管！”總是直言不諱說出一些話語去傷害父母，總是不在意的給父母一些任性的臉色看，總是以為父母不會對我記仇和復仇的，總是以為父母可以隨時隨地的原諒孩子的過錯，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兩個字“責任”，那是在為人母后才知道的可憐天下父母心......無論我們的父母,生活在城市還是鄉下 ?無論他們貧窮還是富有 ？父母的恩情都是天恩，都是最無私的，兒女們用盡一生也報答不完。事實上，父母們也不奢望，子女們以何種方式予以報答。但我們每一個子女都應該學會、懂得去感恩、孝敬和尊敬父母。天下的父母雖然長相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性 ：那就是對于子女的愛！反過來，天下的子女雖然相也各不相同，但同樣也應該有一個共性 ：那就是對于父母的孝順和尊敬！

我記得央視播過一篇感人的廣告：一個大眼睛的小男孩，看到媽媽對老人孝敬后，就返身吃力的端著一盆水，天真的對媽媽說：媽媽，洗腳！就是這樣的一部廣告時至今日，仍在熱播，它的感情動人心腑，它的場景感動得讓人心酸，也不知感染了多少天下人？那一份至深的愛，和發自內心的感恩，不就是為了讓我們的愛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續嘛！這樣的事，每個人都能夠做到，卻又不重視的錯過著......父母從我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就傾注了他們無盡的愛和祝福。或許，父母不能給我奢華的生活，但是，他們給予了一個人一生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當我還很小的時候，他們花了很多時間教會我用勺子吃東西、教我穿衣服，綁鞋帶，系扣子、教我洗臉，教我梳頭發、教我擦鼻涕……教我做人的道理。父母為我撐起了一片愛的天空，當我受傷時，哭泣時，憂郁時，難過時，可以隨時回到這里，享受父母的愛，為我的心靈遮擋人生全部的風寒。

經常給父母拍照,帶父母去旅行,經常帶著愛人、孩子回家,為父母舉辦生日宴會，親自給父母做飯，每周給父母打個電話，為父母購買合適的保險，帶母親去做美容，讓母親穿得舒適，讓父親穿得體面，帶父母看一場老電影，支持父母的所有娛樂活動......多抽些時間行動起來吧，讓父母的愛在得到感恩后無怨無悔，讓兒女們的愛給父母送去幸福和快樂的光芒。有些人，有些愛，都是經不起拖延的，好好地把握，好好地珍惜，讓我們生活中遺憾的事情少一些，再少一些吧！因為，有些愛真的是經不起拖延的。

（3）盡孝是尊重：面帶笑容認真傾聽老人的意見和看法，雖然不一定按他們說的去做，但也不能自以為是地指責老人是“死腦筋”，“老皇歷”。

盡孝是寬容：當你眼中的“廢物”、“破爛”，被老人當作寶貝收藏時，你最好報以理解的一笑。盡孝是耐心: 有些事情在沒有和老人取得一致意見時，要慢慢做解釋工作，絕不可以動輒就發脾氣，更不能對老人要挾。

盡孝是善意的欺騙：為了讓老人穿得心安理的，明明是百余元的衣服，不妨告訴也只花了40元；明明你們下崗的下崗，降職的降職，但為了不讓老人擔心，不妨告訴他們：放心吧，我們很好。盡孝是報答：滿懷柔情地為母親梳頭，父親捶背；母親節時捧上一束康乃馨、父親生日時別忘了拎回一瓶好酒；如果您和愛人孩子過生日、結婚紀念要下飯館或者要吃得好點兒，別忘記常同父母一起共樂；在父母身邊不妨提高一下廚藝，沒人說您沒出息！

盡孝是欣賞：老人愿意參加健身舞蹈了，或者寫的文章見報了，參加某某大賽得獎了，老人照了巨幅金婚藝術照。。。你一定要仔細欣賞并真誠贊美。

盡孝是自強自立：堂堂正正做人，讓老人臉上有光。不要今天打架了，讓老人提心吊膽；明天又犯錯誤了，讓老人顏面無存。

盡孝是身體力行：教育子女尊敬長輩，更要以身作則，做出榜樣。

（4）有這樣一則公益廣告：一位母親做了一桌好菜，盼著子女回來一起吃飯，結果兒子打電話說要應酬，女兒說去健美班。母親只好孤零零地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直看到電視屏幕上滿是“雪花”。每次看到這個廣告片，我心里酸酸的，直想掉眼淚。

是的，時代變了，工作節奏加快了，生活豐富多彩了。子女因為種種原因常常不能和父母在一起。這不能說子女沒有孝心，也不能說忙得一點兒空閑時間都沒有，而是有一個糾結在作崇：今天不回家，還有明天，明天不回家，還有后天……直到有那么一天，哭天號地痛罵自己為什么總是把孝心寄托在“一天又一天”，愧疚得自己要跳黃河去，唉，這又何苦呢，早干什么去了。

子女長大，像鳥兒一樣展翅飛走了，外面的天空很晴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子女想過沒有，不管你飛得再遠再高，仍然是父母心尖上的一塊肉，時時刻刻掛念著，惦記著，心疼著。父母不求你掙回多少錢，只求你干好本職工作，為社會多做貢獻，期盼你胸前掛上光榮花，年年捧個創優爭先的紅本本回家，這讓父母臉上有光，心里比蜜甜。當祖國需要你沖上去的時候，比如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或者邊防的一草一木一寸土地被殘踏被搶奪的時候，父母期盼的就是子女不辱使命，擔起責任，哪怕是為國捐軀，流盡最后一滴熱血，父母也許會流淚，但絕對會為你驕傲，會為你自豪。什么是孝心，這就是最貴重最珍品的孝心。子女很忙，父母是理解的，但不能拿父母的“理解“做借口。子女要盡孝心，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發個短信或視頻，哪怕是噓寒問暖；在父母生日這天，送上一件背心一塊頭巾，父母都會高興好幾個星期；對了，別忘了讓小孫孫多回來陪陪爺爺奶奶，那才是父母最掂記的心肝寶貝。要盡孝，不要等到明天，就從今天開始吧，把盡孝道變為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趁早莫拖后啊。

有一種愛，我們會享用一生，溫暖一生；有一種愛，讓我們成長，學會堅強。這，就是深刻偉大無私不求回報的父母之愛！恐懼時，父母的愛是一塊踏腳的石；黑暗時，父母的愛是一盞照明的燈；枯竭時，父母的愛是一灣生命之水；努力時，父母的愛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時，父母的愛又是鼓勵與警鐘！

（5）一部《水滸》，最令讀者揪心揪肺的倒是那個背著老娘上水泊梁山的黑旋風李逵。魯莽的硬漢，卻一點也不匱乏對母親的百般孝順。

（6）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可以從長計議的，而惟獨對待父母的愛，盡孝，是不能懈怠的（7）孝乃為人之本。一個人生在世上，都是父母含辛茹苦、不辭辛勞，撫養成人。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從不求回報，也從不希望回饋。從嬰兒時蹣跚學步、喂奶喂飯到咿呀學語，父母們總是不厭其煩，耐心引導；從幼兒園上學的接送到學習成長每個過程的諄諄教誨，風雨路上送來的雨傘、雨鞋，到高中、大學校園背來的厚重行囊，更不用說有的父母東拼西湊而來的學費，事無巨細無不傾注父母的深深愛意。父母在兒女生病時的噓寒問暖，擔憂害怕，到四處求醫訪藥，“唯其疾之憂”（《論語學而篇》）等等，我們見過太多的天下父母心！這種無私的愛，總能令人感動。汶川大地震中，為了保護孩子，父母用潺弱之身軀撐起千萬斤壓力，孩子得救了，父母仍舊保持著承受死亡的姿勢。父母的心中永遠想著兒女，唯獨沒有他們自己。當兒女漸漸長大成人，我們的父母卻早已老眼昏花，駝背彎腰，渾身病痛，行動遲緩，這時的父母最需要的就是兒女的孝道。

何為孝？許慎《說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也就是指兒子背負年紀大的父母，作服侍狀。具體而言，孝就是子女對父母的關愛，是在衣、食、住、行及情感上照顧父母，盡人子之責；孝是兒女對父母愛心的回報。古人云：“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動物皆如此，何況乎人？《詩經·小雅·蓼莪》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母之于子女，有生育之恩，教誨之情，其恩如天之高廣、海之深邃，恩重難報。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可見，行孝順親是為人子應盡的義務，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孝經》開篇就說：“孝乃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教化的啟蒙，是教育之開始，所以說“百善孝為先”。《論語》也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所以為人必須盡孝。如何踐行孝道？我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踐行孝道首先要盡力。孔子說事父母能竭其力，子女自己經濟很困難，但是寧愿自己少吃或不吃，也要給父母吃。子女心里時常惦記父母，時常有孝敬父母的心情，我們就說這個人是有孝心的。清李毓秀《弟子規》里引用黃香溫席的故事：“冬則溫，夏則凊；晨則省，昏則定”，就是告誡我們孝敬父母要從生活小事入手，關懷備至。現代社會，為父母盡孝，就是為他們買必要的東西，讓他們吃飽穿暖，盡可能地滿足他們的需要。然后“出必告，反必面”（《弟子規》），心中時常惦記父母，離開父母身邊經常給他們報告自己的情況，經常回去探望，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和心里愉悅。父母生病，要做到“親有疾，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弟子規》），要盡可能多關心照顧父母親。正如那首《常回家看看》所唱的：“找點時間，找點空閑，領著孩子，常回家看看，哪怕幫媽媽刷刷筷子洗洗碗，幫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這便是盡孝，中國人最看重的是一家團圓，和和睦睦。當父母不在了，要按照禮儀謹慎而哀傷安葬，要“喪盡禮，祭盡誠”，祭奠的死后也能虔敬追懷。這樣就可以說盡了自己的努力。有的人父母在世時，不聞不問，父母死后，卻風光大葬，但別人不會認為他是孝子，他的孝是做給別人看的。但反過來說，竭其力不能為了盡孝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顧，連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事也去做，那么他的孝心便出了問題，“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弟子規》）所以古人說“百善孝為先，原心不原跡，原跡貧家無孝子”。

踐行孝，對父母態度要恭敬。《論語為政篇》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對父母盡孝，不僅是供養就夠了，給點錢米，送些東西，更重要的是恭敬的態度。《弟子規》有句：“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應勿懶。父母教，需靜聽。父母責，需順承。”在言語上要體貼父母，溫顏細語，在情感上體恤父母，不讓父母憂心。“親所好，力為具，親所惡，力為去。”（《弟子規》）要從孝出發，改正自己缺點，規正自己的行為。恭敬是內心應有的態度，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禮記哀公問》）這里古人強調的是“敬親”，要如敬天般恭敬自己的父母。

踐行孝道還要和顏悅色。《論語為政篇》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人子女，見到父母勞作，自己能出力幫忙，父母要我挑水搬柴，子女也能隨叫隨到，有好吃的東西，給父母長輩先吃，以前以為這樣盡孝就夠了。實際上，這些還不夠，孝敬父母更應做到和顏悅色。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能夠時常侍奉父母，而且心中有愉悅之色、和婉之容，確實不容易，更何況我們現在時常可以聽到、見到不供養、侍奉年邁父母的事情。有的子女對父母頤指氣使，蠻橫無理，這些都是不孝。《弟子規》說：“親愛我，孝何難。親憎我，孝方賢。”恪盡孝道還有在父母偶爾出現過錯時，我們微言勸諫，“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弟子規》）。父母不能接受也不要氣餒，更不能得理不饒人，唐突雙親，這樣才不違孝之本意。在勸諫父母的過程中，子女更加需要操心憂勞，內心不要有一絲一毫怨懟憤懣之心。這就是說盡孝外表“色難”，是孝道的外在表現。

盡孝是刻不容緩的。父母年歲已大，盡孝豈能等待！《論語里仁篇》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總會惦記兒女的生日，子女卻經常以工作忙、生活忙為由，常會忘記父母的生日，常會忘記盡孝。古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便是告誡天下子女，盡孝要及時，要在父母有生之讓他們安枕無憂、頤養天年。否則等到父母逝去，想盡孝時卻只能對著父母照片，哀然長嘆。

盡孝還要推己及人。孝不僅限于父母，把孝擴充到身邊的人，孝于天下，愛天下人就是大孝。古人常說的“孝治天下”，就是源自孔子孝道的思想。《論語學而篇》道：“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一個人如果孝順父母，那么他就不會去“犯上作亂”，一個有孝心的人，他也就有了關心他人、推己及人的愛心。再推而廣之，“事諸父，如事父”（《弟子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梁惠王上》），則修己安人，就達到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所以《孝經》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孝之終也。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當然，我們在踐行孝道的同時，要注意不能陷于拘泥。如孔子講的“三年無改父之道”、“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等觀點，我們今天要批判地學習，不能照搬照抄。

踐行孝道，能使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和才能內外無怨、上下無憂；懂得孝道的人，必定是一個懂愛的人，懂得愛己、孝父母，才會愛人、愛眾；懂得孝道的家庭，必是和睦的家庭，才能形成友愛親善的社會；倡導孝道的民族，必是和諧有為的民族。

第五篇：中國農民與中國近代社會

中國農民與中國近代社會

班級：廣告策劃3班學號：20113501姓名：賈敏中國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質來說，是中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中國偉大復興而英勇奮斗、艱苦探索的歷史。中國農民在中國近代社會的前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喊著“均田免糧”口號的太平天國運動到打著“扶清滅洋”旗幟的義和團運動再到新中國成立背后廣大的農民隊伍，無不閃現著中國廣大農民的身影，他們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國近代社會的歷程上書寫了輝煌的篇章。

長期以來，中國廣大農民在封建地主的壓迫、博學下，過著極其貧困和不自由的生活。從中國近代社會發展來看，農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活動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首先，從思想觀念上來看，中國古代是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國家推行重農抑商政策，農民就在社會構成中占了很大一部分，為中國古代農業文明做出了極大貢獻。包括現代，農業也是國家產業之根本，農民也還是相當大的一部分群體。從1840年到1949年這樣一段布滿硝煙的歲月里，中國農民掙扎的模樣猶然深刻，土地政策在變，革命方式在變，洪秀全的“均田免糧”粉碎在了天京的浮華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最終也沒能戰勝資產階級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訴求。之所以共產黨取得了革命的最后勝利，是因為他徹底地意識到中國農民在社會變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前的或者農民起義或者資產姐姐革命，因為他們的階級局限性，容易忽視中國底層農民的需求和生活現狀。近代以前，中國農民大多尊崇的是安土重遷、自給自足的小農思想，而近代，隨著中國市場的打開，許多農民漸漸放下對商業的歧視，而且大隊伍的農民還加入了工業生產，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財富，更加合理的利用了農村的過剩或剩余勞動力，加快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進程。

其次，從社會活動來看。中國古代社會的陳勝吳廣起義、李自成起義、或者說最成功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都脫離不了狹隘的小農思想，只想著推翻一個政權，再建立另一個封建政權，給農民更多的剝削和壓榨，當他們手握天下的生殺大權，當他們之手翻云覆雨的時候，可能已經完全忘卻最初的誓言了吧——給農民一個自由的生存空間。而近代農民很多都加入到自發起義運動中，從原來的推翻一個政權到反帝反封建再到人民當家做主，這樣的思想飛越和精神跨度是中華民族在封建政權統治千年后的最響亮的吶喊。近代以來西方的經濟侵略促使中國傳統的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中國農業經濟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資本主義，并成為其市場體系中的一部分。中國自然經濟的基礎雖然遭到破壞，但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任然在廣大地區保持著，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嚴重阻礙。農民階級仍是近代中國社會人數最多的被剝削階級。因此近代中國各階級各政黨各政治團體能否高度重視農民問題、能否解決農民問題決定了其政治綱領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據定了其政治綱領能否化為一場農民廣泛參加的社會運動。

就中國近代社會農民運動的經驗和教訓來看。太平天國起義及其失敗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具有偉大的革命潛力：但它自身不能擔負起反帝反封建斗爭取得勝利的重任。單純的農民戰爭不可能完成取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1921年9月，經過共產黨人的努力，浙江蕭山縣衙前村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民協會，開展反抗地主壓迫的斗爭。1922年6月，彭湃來到家鄉廣東海豐縣赤山約，經過艱苦的工作，成立了農會。次年元旦，召開海豐全縣農民代表大會，海豐總農會宣告成立，全縣范圍的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起來。這種新式的農民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過的。

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農民問題始終貫穿于中國近現代史的始終。但愿現在乃至以后中國農民都能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