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傳統家族制度與日本人家的觀念

日本傳統家族制度與日本人家的觀念

李卓丈《《《《《《《《《《《《《《《《《《《<《《《《《《

近代以來,家族制度間題是日本重要的道德間題、政治間題和法律問題,日本人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經濟生活都被置于“家”的觀念的束縛之下,可以認為,近代以來日本的成功與失敗,都與日本傳統家族制度及家族道德有密切關系。“君臣一家”、“勞資一體”、“企業一家”的觀念,便是日本傳統家族制度與家族道德在日本人的政治關系及經濟關系中的突出反映。本文擬對日本傳統家族制度的特征及其影響作一初步探討。一日本傳統家族制度的特征

在日本歷史上,家族制度與家族道德曾受到過中國文化的強烈影響。隨著平安時代末期以后日本脫離漢文化圈影響的傾向日益明顯,其家族制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所謂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是指在家族結構、家族道德等方面都具有本國的特點的家族制度,它在幕府時 代產生并不斷鞏固,在德川時代達到頂峰。明治維新之后《明治民法》,的制定,給它注入新的生命力,這種曾經盛行于武家社會的封建家族制度被推行于全體國民,成為此后一直到1945年戰敗為止日本國民家族制度與家族生活的準則。

具體說來,日本傳統家族制度最具特色之處有以下幾點: 1.重“家”而輕個人。在日本人的家族制度與家族意識中,永遠伴隨著一種觀念,這就是“家”。這種“家”是“依托于祖先之靈、縱式的、連續的觀念式存在”,1也就是說,在以婚姻、血緣為紐帶的具體的家族之上,還有“;家”這個“超越個人的生命、祖孫一體的永遠的生命體”。à不管家庭成員發生了什么變化(如出生、死亡、結婚、分家等),這種 觀念上的“家”都保持其統一性而存在下去。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人們生兒育女的具體家族不過是“家”的現象形態,即使家庭成員在肉體上全部不存在了,或被除掉戶籍,也并不意味著“家”的消失,它在觀念上依然存在,因此,也就有家族再興的可能。由此可見,日本的“家”比以婚姻和血緣為紐帶的具體家族有著更深的內涵,它除了組成“家”的人員之外,還包括作為居住的房子和家產(如土地、山林等)以及為維持家業的生產手段和埋葬祖先的墓地等。這些東西被作為“家”的古往今來的整體,在人們的心目中比實際生活在這個家里的具體成員更為重要,正因為如此,象征這種超家族的“家”的家徽(家的標志)、家 系(家的名譽)和家號等受到日本人的格外重視。毫無疑間,對于家庭成員來說,立于個人之上,支配個人的“家”是第一義的存在,一切為了“家”,“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便是人們的行動準則。為了“家”的延續和興旺,家族內實行嚴格的家督?繼承制,即由一人(一般是長子)繼承家業和家長權,同時,也繼承大部或全部家產,長子以下男性成員可以在結婚之后建立分家,并從本家領受一部分家產,但沒有要求財產的權力。家庭成員的婚姻、從事職業、居住地的選擇等都要服從“家” 的利益,并由家長來決定,他們所處的被管轄和服從的地位,決不會因成年和才華的增長而有所改變。這種重家而輕個人的情況同樣反映在家長身上,在“家”的觀念下,家長就象是一場接力賽的選手,他的任務是接過父祖手中的“家”的接力棒,再傳給子孫鄉被認為是“家”的一時的代表和家業的管理者。家長實際上也是為了“家”而生活,所以,他的品德和才能相當重要,在日本歷史上,讓不稱職的家長隱居或與無能不才的繼承人斷絕關系的事例并不少見。由此看來,在日本的家族中,至高無上的是家長權而不是家長,故有人將日本的家族秩序稱作“家的父家長制”。?

2.重家名而輕血緣。由于“家”是超家族的,所以,在日木人的家族中,血緣關系并不是構成家族的唯一紐帶,模擬血緣關系也是重要組成部分。它服務于兩種目的,首先,是為了“家”的延續。由于在日本人的家族中不僅以父子關系為核心,更強調祖孫一體,所以,自永久不滅的“家”的觀念產生后,“家”的延續便成為家族成員的頭等大事,斷嗣意味著“絕家”。為避免這種家族最大的不幸發生,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在沒有男性繼承人的情況下取養子而代之,或是在只有一女兒的情況下招婿進門,讓其繼承家業。為了傳家名這一根本目的,作為家業繼承人的養子從上門開始就要放棄自己的家系而改稱養家的姓。有了養子,養家解除了后顧之憂,養子本人也無須感到難堪,外人更不會因此說三道四。在日本人眼里,家名和血緣孰重孰輕,日本人選擇的是前者。其次,是為了家業的經營。一些家族中往往雇傭一些使用人,讓他們參與家務和家業的管理,他們被視為家庭的一員,并與主人保持終身的主從關系,有的人甚至還能成為家業繼承人。所不同的是,他們無須改變自己的姓氏。在這一點上最為典型的是德川時代商家的“奉公”制度,奉公人從10歲左右起進入主家作丁稚(學徒),一般要經過20多年的時間才能成為店員。其間,奉公人的衣、食、住及教育都由主家負責,儼然是主家的一個成員。到了店員這一級,主家便根據他們長年“奉公”的功績,給他們資金和作為商家標志的“暖廉”,讓其作為本家的一個支店獨立經營,稱為“別家”。顯然,這種主從關系與模擬血緣關系互為表里的“奉公”關系己遠遠超出單純的契約關系,并使階級關系混淆不彰。在整個封建時代,將主從關系模擬為家族父子關系的作法成為「l本的一種普遍的社會習慣,人的性格的捧角被磨光了,習慣于以服從為本份,這一點極大地影響了歷史的發展。

3舊本家族道德中的孝與恩。對于父母的孝是中日兩國家族道德的核心,但是比較起來,日本的“孝”與中國的“孝”在內容上又不完全相同。在中國的孝道中,單方面強調親權,要求子女絕對服從父母,而在日本的孝道中,還有“恩”的內容,即子女的孝就是報父母的恩,孝是以恩為前提的。這種以恩為基礎的孝的說教在德川時代就已流行,在日本近代的儒家道德教育中又被進一步提倡。如在作為小學教育指導的《幼學綱要》的第一章“孝行”中這樣寫道:“天地之間,無沒有父母之人,自其最初受胎、生誕,至于成長之后,其恩愛教育之深,莫如父母, 常思其恩,慎其身,竭其力以事之,盡其愛敬,子之道也。”?對孝道的反復宣傳和強調是當時中小學修身課的重要內容。子女的孝的義務的根據,是父母對子女有恩,因為父母對子女有恩,子女就負有報恩的義務,這就是日本家族道德中孝的倫理。那么,父母的恩包括哪些內容呢?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養育之恩”,此外,還包括為子女成家,讓子女立業,也就是說將家業與家產傳給兒子,由于家督繼承人在眾兄弟中居優先地位,他也就是格外寵受到父母之恩,所以要比他人更盡孝。“持孝行乃人倫之最大義”夕孝的內容除了尊敬父母,對父母恭順、服從這一

根本的孝之外,還有要立身出世,揚家名于天下;贍養父母;為繼承和發展自祖宗傳下來的“家”而生兒育女。表面看來,父母的恩與子女的孝是互為條件的,仔細分析起來,生養子女,撫育其成人,幫其成家立業,只不過是父母應盡的義務,世界古今皆如此,而在日本人的家族道德中,卻被作為一種恩而反復強調,要求人們知恩、報恩夕以盡孝作為回報,實際上是以更隱晦的辦法強調家長權,讓家庭成員心甘情愿地去服從家長的統治。所以說,在恩的外衣包藏下的日本的孝與赤裸裸的要求絕對服從的中國的孝,其作用是不一樣的,對于中國人來說往往是被迫與無奈,而對于日本人來說,則多了幾分主動與自覺。父母與子女間的 這種終生的恩與孝的關系使得在“家”之內形成一種永久的恩義關系,即本家對分家有庇護之責任,有永久的恩情,分家永遠對本家有報恩的義務。恩與孝的觀念也同樣滲入日本人的社會生活中,武士團首領與武士,領主與臣民間的“御恩”與“奉公”的關系是日本封建主 從關系的牢固基礎。再聯想到現代社會日本人的倫理觀念中,十分重視“恩”和“情義”、日本人說“我受某人之恩”,就意味著“我對某人負有義務”?這一點,恐怕也是從家族道德中的恩與孝觀念演化來的。綜上所述,對于大多數日本人來說,“家”既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物質的存在,也是他們終生為之奮斗并終生受其轄制的精神的存在,它基于血緣而成又不唯血緣,“家”的利益至高無上,成員個人微不足道。在家的觀念下,日本人的家族結構往往以超現實、超血緣、超階級的“復合大家族”的形態出現,所以極易被利用和擴大,從而服務于某種目的,長期的家族生活的熏陶,也使日本人能夠接受和適應社會生活的家族化。事實證明,日本近代以來,在所有的人群集中的、被日本人稱作“場”的地方,如村、如企業、如學校、如國家,都是一個被擴大了的“家”。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國家倫理中的“君臣一家’夕和企業道德中 的“勞資一家”與“企業一家”。二家族傳統與“君臣一家”

所謂“君臣一家”是近代日本統治者極力鼓吹的家族國家觀的核心,它利用傳統的“家”的原理,將國比擬為家,將君臣關系比擬為父子關系,是直到戰敗為止日本統治階級控制民眾的有力工具。明治維新后有兩大事件為家族國家觀的形成推波助瀾,一個是“民法

典論爭”,一個是《教育救語》的制定。所謂“民法典論爭”是明治維新后就民法的頒布與實施,圍繞著是維護封建的家族制

度,還是對其稍作改革,以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間題,’在法學界展開的一場激烈的論

戰。為了建立、健全近代法制,明治政府從1870年就開始了民法的編纂工作,經過各種周

折,直到1890年才正式公布(史稱“明治舊民法”)。它參照了法國民法,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男女平等及削弱家長權的進步性,它一經公布,便引起軒然大波。以東京大學法學部教

授穗積八束為代表的“延期實施派”對這部民法最強烈的指責就是它具有個人主義、自由主 義傾向,破壞了日本家族制度的“固有的美風”。如他在《民法出則忠孝亡》一文中宣稱, “我國乃祖先教之國,家制之鄉,權力與法皆生于家”,指責民法“先排斥國教,繼而破滅

家制”,“視三千年之家制為敝履”。?穗積八束等人明確地將國體問題與家族問題聯系在

一起,并提出“權力與法皆生于家”的理論,不容對作為天皇專制主義基礎的傳統家族制度

產生任何動搖。“民法典論爭”最終是“延期實施派”取勝,實質則是作為明治政權主要支

柱的官僚、大地主、政商、藩閥的勝利,造成“明治舊民法”夭折,’代之以1898年開始實施 的維護和肯定封建家族制度的“明治民法”。“民法典論爭”是家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充分暴

露和表演,通過這場論戰,不僅奠定了傳統家族制度在日本近代史中的法律地位,也奠定了 家族國家觀的理論基礎。

《教育救語》的制定,是家族國家觀形成的標志。明治維新后不久,教育界在“文明

開化”口號下實行的歐化主義教育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責。1879年,天皇的侍講、儒學者元

田永孚以‘怪旨”的名義,發表了《教學大旨》,批評學校教育“輕視仁義忠孝,徒洋風是

競”,主張“自今以后,基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à此后, 盡管國家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與干涉,并采取了將過去的在學校各門課程之末的修身課改列

為各門課程之首、編寫解釋儒家道德的《幼學綱要》,作為小學教育指導等措施,但是,元

田永孚倡導的以儒家道德教育為主的教育方針受到堅持文明開化的一些“開明派”的反對, 并引發了一場包括思想家、教育家參加的“德育論戰”。明治維新以來的自由教育政策和尊

重實利、偏重智育的傾向并未即刻改變,因此也就出現了在小學學了六七年的學生,不知君

臣是指何人的情況。á1890年初,一些地方官員上書首相山縣有朋,指責那些“從美國回來 的學士”“主張極端的西洋派學說”,致使文部省的政策偏重于智育,其后果,“將紊亂社

會秩序,終將危及國家”, 要求大興德育,增加倫理修身課的時間。于是,在山縣有朋的

?宮川透等:《近代思想論爭》,青木書店1963年版,第77頁.à唐澤富太郎:《教科書的歷史》,第105頁.á石田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未來社1964年版,第32頁.信夫潔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滅,7JI}} 一

界歷史1993年第4期

親自策劃下,1890年10月,公布了明治天皇親自簽署的《教育效語》。《教育救語》將以“孝

父母”為首的浸透了儒家道德的十多條規范作為臣民應守的德目,將儒家道德與近代資本主

義社會的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的權威,’為持續多年的“德育論戰” 劃上了終 _ lf.符,是明治以后意識形態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如果說在“民法典論爭”和《教育救語》公布之前,以忠孝為核心的儒家道德教育政策

只是在學校中部分推行著的話,那么,自“民法典論爭”與《教育救語》公布后,’這種儒家

道德教育不僅是學校教育的根本方針,而且由學校推向全社會,成為日本國民精神生活的主

要內容。在甲午戰爭中,經過日本統治階級的大力宣揚,忠君愛國由過去只是學校兒童的口

號,發展為“銘刻在人們心底”的巨大精神力量,全體國民作為“臣民”團結在作為“民之

父母”的天皇周圍。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使得當時的統治者更加認識到家族國家觀對

于長期生活在家族社會的日本人來說具有難以估量的作用,因而,進一步加強了家族國家觀

在教育、思想、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的運用與推)b。如1904年,文部省首次編纂了國定修身教

科書,1911年又進一步修訂,書中充滿了忠孝一致、君臣一家、忠君愛國的家族國家倫理道

德的內容。尤其是在法西斯軍國主義專制體制下,‘對家族國家觀的宣傳和鼓吹愈演愈烈,致

使日本國民陷入以“忠君愛國”為號召的戰爭狂熱之中。

所謂家族國家觀就是將政治權力與家族父子關系等同起來,實現了天皇(君主總家長)對國民(臣民、家庭成員)的統治的國家倫理觀,它是在傳統的家族制度基礎上派生出來 的,因此,家族關系中必須遵循的一切倫理道德同樣適用于國家關系中。首先,鼓吹國就是家,家就是國,將國作為家的擴大。東京大學教授、哲學家井上哲次

郎在其所著《救語衍義》一書中赤裸裸地宣稱:“國君之于臣民,猶如父母之于子孫,一即一

國為一家之擴充。” 既然,國是家的擴大,那么,天皇自然就成了總家長,所有日本國民則

是天皇的“赤子”和“臣民”,天皇與國民的關系“義為君臣,情為父子”,“一國之國君

指揮命令臣民,無異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孫。”。這種鼓吹的目的,就是要求國民象

侍奉父母那樣去服從天皇的統治,使天皇專制主義統治得以順利實現。官僚學者加藤弘之曾

夸耀這種君臣之間的父子式關系“非中國和歐洲之君民可比”,事實正是如此,這種將政治

權力與家族關系等量齊觀的作法,不能不說是日本人的一大創造。其次是鼓吹忠孝倫理道德。由于人們將國與家等同起來,所以,忠孝一致也就成了人們 的道德準則。“一切為了家”的觀念被引入人們的政治生活中,變成對夭皇的絕對服從。

“個人對家之觀念的厚薄關系到人民對國之觀念的厚薄,愛家之心能成愛國之心,孝親之心

是愛國之心的基礎。”à持孝行是人倫之最大義,那么忠君愛國則是“臣道之第一義”,子

敬父母的人的自然的感情被服務于維系君臣關系,因而極具蠱惑性。所謂忠君愛國就是要無

條件地、拋棄自我地絕對服從國家和天皇,直至奉獻個人的生命。以“君臣一家”相標榜,以忠君愛國相號召的家族國家觀在維護天皇統治和日本軍國主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98頁.@?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64頁.0明治43年固定修身教科書高等科,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3頁.日本傳統家族制度與日本人家的觀念

_____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義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它使人們淡漠了階級觀念,安于統治和服從,并積極奉公—許多人都是自覺自愿地投入‘怪戰”。他們不知天皇專制主義統治正將他們一步步推向災難與毀滅,對天皇的迷信和崇拜達到難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在戰后民主改革

時,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發現“天皇是勝過二十個機械化師團的戰斗力量”,并將其依然作

為“刺激國民忠誠和愛國行動的中心”而保留下來。?“君臣一家”的觀念造就了日本人愚

昧的忠誠,使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較為順利地推行了對外侵略政策,其結局,不僅害了別

人,也害了自己,這是日本民族有史以來的最大悲劇。三家族傳統與“企業一家”

近代以來,與意識形態領域里推行以“君臣一家”為核心的家族國家觀的同時,“企業

一家”、“勞資一家”也是在日本企業界盛行的口號。所不同的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的失敗,宣告了家族國家觀的徹底破產“君臣一家”,受到唾棄,而“企業一家”、“勞

資一家”則經過改頭換面被保存下來,形成堪稱“日本式經營”的現代經營管理方式的核 心。

日本雖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壓榨和剝削,并不亞于老牌資本

主義國家,工業化時代的工廠只不過是歐洲工業革命時代的那種黑暗的、地獄般的工廠的變

種。勞動條件苛刻,工人工資低,而且沒有保障,造成工人不等契約期滿就中途逃跑,因而

出現勞動力的高度流動性,曾作為德川時代商家經營靈魂的終身雇傭思想被徹底拋棄。同

時,急速的產業革命浪潮使得文化技術基礎薄弱的后進國家日本自然而然的發生人才不足。

這些情況使得資本家頻頻哀嘆,過去的工場主與職工間“親睦協和恰如家族師徒關系漸漸消

失”,“雇者、被雇者的規律紊亂”。?資本家不得不正視工人的頻繁移動造成熟練工人嚴

重不足的現實,逐漸認識到留住一個有能力的工人,比讓他們逃走并另雇一個人更為合算, 因而不得不改變策略,重新拾起已被拋棄的德川時代商行的家族主義經營思想,用家族式的

“溫情主義”掩蓋對工人赤裸裸的剝削。

從明治末年起,一些大企業就推出了家族主義的經營方針。紡織行業的大企業鐘淵紡織

在當時的輿論對紡織業勞動條件惡劣的強烈指責下,學習美國和德國一些大企業的經驗,率

先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勞務管理的措施。如建立乳兒保育所,設立職工衛生基金;建立注意箱

制(即由從業員就各種困難、問題向公司方面投書,然后由公司予以解答和處理),開辦學

校,進行從業員的企業內教育;發行旨在勾通勞資雙方感情的社內雜志,進而于1905年創設

了由公司和從業員共同出資、以救濟從業員為目的的“鐘紡共濟組合”。鐘紡的創始人武藤山

治將這套管理體系稱作“大家族主義”,他認為“吾國家族制度與西洋不同的美點在于各人

按其能工作,皆基于溫愛之情,其中充滿尊敬與犧牲精神,即使如何思想過激者,在家族內

也不得拋棄溫愛之情”,“把一家內每個人之間親密關系推廣于社會,任何人也感到滿

?井上清:《天皇制》,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4頁。

倔江保藏:《日本經營史中<家>的研究》,臨川書店昭和59年版,第96頁。76世界歷史1993年第吐卿l 足”,@因此,他提倡將存在于家族間的溫情實行于雇主與被雇者之間。鐘紡的“大家族主

義”曾被作為日本式勞務管理的典型和樣板,它同日本鐵道院于明治末年提出的“國鐵一

家”的口號一起流傳下來,至今對日本企業經營有著重大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以“大家族主義”、“國鐵一家”為代表的家族主義經營受到日

本企業界的廣泛重視,原因是世界規模的經濟危機使工人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勞資糾紛不

斷發生,還因為此時財閥企業已確立了壟斷優勢,隨著大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和技術水平的

提高,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對工人隊伍的穩定和熟練工人的要求越來越高。在企業對熟練

工人的激烈爭奪中,資本家已經意識到除招雇徒工在企業內自己培養外,沒有別的辦法解決

人才來源間題,不得不把德川時代商家培養店員的“子飼” 制度運用到資本主義雇傭關系

中。許多企業都設立了旨在培養熟練工人的見習工制度,見習期滿則雇為正式工人,這些

“子飼工人”逐漸成為職工隊伍的主體。為了穩定現有職工隊伍,也開始出現了定期提薪、發獎金、企業內福利的作法,從大正年間到昭和初年,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已經在大企

業中形成慣例。與此同時,隨著國家觀中“君臣一家”觀念的日益膨脹,企業方面也加強了

對“勞資協調”的宣傳,連當時的全國性工會友愛會在創立之初也推行“勞資協調”的方

針,主張“勞資宜相親不宜相背”,“兩者的關系如魚水,只有互相幫助,才能圓滿發展事

業”。這種思想直接影響了大正年間的工人運動。

自1937年杭日戰爭爆發后,日本全國各行業都被納入戰爭體制,在工廠企業界里推行的

“產業報國運動”將“勞資協調”進一步發展為“勞資一家”。每個工廠都要成立“產業報

國會”,以廠長或社長為會長,資本家、職員、工人都是其會員,要求人們發揚事業一家、家族和睦的精神,盡職盡責,為國家和戰爭服務。在產業報國聯盟綱領中宣稱:“我等產業

人,確信產業是資本、經營、勞動三者的有機的結合體,事業者以至誠當經營指導之任,謀從

業員的福利,從業員忠實盡其職分,舉勞資一體、事業一家之實,以期產業之健全發展。”國

在這里,資本家變成了“事業者”,資本家、職員、工人都成了“產業人”,成了沒有身

分差別的“勞動者”,階級的概念被徹底抹殺了。從表面上看,“勞資一家”與“勞資協

調”都是強調勞資雙方的一致,而實際內容并不相同。“勞資協調”是承認勞資雙方的對立

關系,’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上達成雙方的和解,而“勞資一體”從根本上否定勞資雙方的對立

關系,強調資本、經營、勞動三者是個有機體,因而,不僅更受資本家的歡迎,而目更具蠱 惑性。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以后,作為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封建的家族制度被廢

除,但是,在企業中以“勞資一家”、“勞資一體”相號召的家族主義經營卻與日本人的傳

統家族道德一樣,并未因一紙法律而消聲匿跡。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巧妙地運用日本人的

家族傳統與家族道德,將戰前日本人的“一切為了家”的觀念和家族主義經營傳統移植到現

間宏:《日本的經營》,日本經濟新聞社昭和53年版,第91一92頁.意即自己培養的人.德川時代商家的使用人一般都是在很小的年紀進入商家,按照丁稚(學徒)、手代(助理店

員)、番頭(店頭)、大番頭(掌柜)的階梯向上升進,終生為主家服務,稱為’子飼”制度。

間宏:《日本勞務管理史研究》,御茶三水書房1978年版,第78頁。

掘江保藏:《日本經營史中<家>的研究》,第6。頁.日本傳統家族制度與日本人家的觀念

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中,把職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使勞資之間結成“命運

共同體”,人們將它稱作“集團主義經營”或“公司主義經營”,被譽為戰后日本經濟高速

發展,在國際競爭中以優取勝的“秘訣”,日本人對此也頗引為驕傲。不論是戰前的家族主義經營,還是戰后的“集團主義經營”或“公司主義經營”,其共

同點都是將傳統的家族制度原理和家族道德運用子企亞的經營管理。基于日本人的家族傳統

和家族觀念,企業也可成為以人倫關系組合的大家庭,最高經營者社長、廠長就是家長, 所有從業人員都是這個家庭的一員,在這個家庭中,“父”與“子”的關系和經營者與從業

員的工作關系掩蓋了資本家與工人的階級關系。企業的經營管理也是家族主義的,具體說

來,在雇傭關系上,實行終身雇傭制,一旦被雇入某一企業,只要沒有嚴重損害企業名譽, 只要不對如父親般的經營者進行反抗,企業就不會輕易解雇工人,這樣,不僅增加了職工的

安定感,也增強了對企業的忠誠心,同時,使企業有了穩定的職工隊伍。在工資制度上,實

行“年功序列制”,如同在封建式家庭的兄弟姐妹中要嚴格遵守長幼之序,日本的企業不僅

在用人上實行明顯的論資排輩,而且職工的工資也要根據在企業內的連續工作的工齡來決

定,這種工資制度是“屬于終身雇傭制或叫做‘企業一家’的經營制度中最基本的體制”。@作

為家族道德中“孝”與“恩”的觀念的延長,在日本的企業中除了要求職工的服從和忠誠, 也提倡企業的經營者講究“恩情主義”,實行企業內福利制度,對職工的住宅、休假、婚

喪嫁娶、生老病死等各種家庭事務加以關心,乃至對職工家屬、子女統統給予福利待遇, 這些都被視為經營者“恩情”的表現,使企業更帶有家族色彩。在勞資關系方面,推行家族

主義意識形態,宣揚有了企業的繁榮才有從業員的幸福,要求大家在企業這個“命運共同

體”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對企業經營者的反抗被視萬最大的“惡德”。總之,“勞資一

家”的實質就是將雇傭關系和勞資關系家族化,變勞資雙方的根本對立為協作。它最突出的

作用是贏得了工人與企業方面的通力各作,雇傭關系穩定,使企業很少面臨歐美那種大規模

工人斗爭造成的困境,能夠建立并實現長期事業發展規劃。也就是說,日本的企業從工人的

忠誠中獲得了極大好處,毋寧說這是戰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以“家”為核心的傳統家族制度,不僅是戰前日本人家族生活的準則夕也直

接左右著日本人的人倫關系、倫理道德、思維習慣和行動方式,“家”的觀念是日本人意識

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君臣一家”、“勞資一家”這種日本特有的政治關系、經濟生活、社

會生活家族化的情況正是在日本傳統家族制度與家族道德基礎上產生的。它雖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一也是導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徹底失敗、日本民族幾近

毀滅的重要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經過戰后民主改革,“君臣一家”已不復存在,而“勞資一

家”仍然伴隨著日本人的傳統家族意識和家族道德存在于企業管理當中,并作為處理勞資關

系的根本指導思想至今發揮著令世人矚目的影響。〔本文作者李卓,1954年生,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講師〕

?高橋龜吉:《戰后日本經濟躍進的根本原因》,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頁.

第二篇：家族制度與日本人的忠誠集團心

家族制度與日本人的忠誠集團心

湯曉黎

臺州學院人文與社會學院 浙江臨海 317000

摘要：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從其誕生之日起便對日本社會的政治、經濟、道德等方面起著深遠的影響。它以“家”為核心，“家”的觀念是日本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形成了忠誠集團心。“君臣一家”、“勞資一家”這種日本特有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社會生活家族化的情況正是在此基礎上產生，并對日本社會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關鍵詞：家族制度；“家”的制度；忠誠集團心

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從其誕生之日起便對日本社會的政治、經濟、道德等方面起著深遠的影響。在日本，實行的是“家的父家長制”，[1]血緣關系相對淡化，故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緣的社會集團 這一傳統為日本社會的現代化提供了組織資源和個人對組織的忠誠心，使其社會成員具有強烈的一體化感覺，全國從上到下全體動員之快，確是天下無雙的。

一、以“家”為核心的傳統家族制度

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在幕府時代產生并不斷鞏固，在德川時代達到頂峰。明治維新之后，《明治民法》的制定，把這種充滿封建色彩的、原通行于武家社會達到家族制度推行于全體國民。這種家族制度的突出特征是“家”的制度。所謂家，是以家為中心，以家名為象征的家族經濟共同體，是“依托于祖先之靈、縱式的、連續的觀念式存在”[2]和“超越個人生命的、祖孫一體的永[3]遠的生命體”。也就是說，這種“家”有著遠遠超出以婚姻和血緣為紐帶的具體家庭的深刻內涵，它除了組成家的人員之外，還包括作為住居的房子、家產、維持家業的生產手段和埋葬祖先的墓地等等。不管家庭成員發生了什么變化，這種觀念上的“家”都保持其第一義的存在，一切為了“家”，“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便是人們的行動準則。

為了家族永續的目的，實行長子繼承制，長子娶親后與父母及祖父母共同生活，家庭的中軸是親子關系。長子具有絕對的優先繼承權，目的是保證長子的“子嗣”地位，財產也不致分散。次子以下子女結婚后要作為“分家”另立門戶，秉屬于長子的“本家”。分家雖是一個獨立的單位，但與本家的經濟聯系非常密切，要對本家念忠誠和服從的義務，本家要扶助和保護分家。因此，在日本的家中，沒有兄弟之間平等相處的橫向關系，只有因維護家業需要而產生的本家與分家的縱向關系。這樣，就構成了主干與分枝相互認同的總本家—分家—孫分家的同族團。另外，由于“家”是超家族、超血緣的社會集團，所以，在日本人的家族中，除血緣關系外，還包括非血緣關系的成員。長期忠實服務于本家的傭人亦可分得部分財產，獲得分家的地位，屬于同族的一員。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成分是非血緣的干親子關系。

日本人有認干親的習慣，例如出生時認“接生親”、“奶親”，舉行成年禮時認“加冠親”、“系帶親”、“改名親”，加入“青年組”時認“宿親”，入村落戶時認擔保人為干親。一個人往往一生中都處于復數交叉的親子關系之中。干親是干子的社會生活后盾，從經濟等各方面給予支持和照顧，而干子對干親要盡為人子的一切社會義務。干親子關系是親子、主從關系的擴大和補充，是日本家族的一個特色。

自永久不滅的“家”的觀念產生后，為了維護和發展家業，人們對繼承人的選擇非常嚴格，往往不惟長子，而是先要看繼承人的才干，像1306年武士中原中道“守器量，以四郎秀賴為嫡子”[4]之類的例子在日本歷史上屢見不鮮。若以無能不才的長子繼承有可能危及家業的話，寧可廢嫡而另擇他人，甚至以無血緣關系的養子或女婿取而代之。在整個封建時代，將主從關系模擬為家族父子關系的作法成為日本的一種普遍的社會習慣，人的性格的棱角被磨光了，習慣于以服從為本份，這一點極大地影響了日本歷史的發展。在日本家族道德中，“孝”是核心。由于家長權是至高無上的，子女的孝就是報父母的恩，孝是以恩為前提的。日本的家族道德要求人們知恩、報恩，以盡孝作為回報，實際上是以更隱晦的辦法強調家長權，讓家庭成員心甘情愿地去服從家長的統治。父母與子女間的這種終生的恩與孝的關系使得

在“家”之內形成一種永久的恩義關系，即本家對分家有庇護之責任，有永久的恩情，分家對本家永遠有報恩的義務。對于日本人來說，他們是“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5]

總之，“家”是基于家族之上的超家族、超血緣的集團。在“家”制度下，家長就像是一場接力賽中的選手，他的任務是接過父祖手中的接力棒，再傳給子孫，毫無疑問，作為“家”的象征和祖先神化身的家長權是至高無上的。在一切為了家的信念下，家長即使怎樣行使家長權也不為過。這種觀念深入人心，“對于戰前的日本人來說，家族制度可以與萬邦無比的國體并列，作為日本的美德而夸耀于世界”。[6]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對于這種制度是多么的引以為豪。

二、忠誠集團心及其兩個表現

在日本，集團是家族的延伸，個人生活的集團化，一個人孕育、出生、成長、死亡的整個過程，始終被置于集團的規范之中，各種集團活動強化了人們的集團意識。馬克思說：“抽象的人只是作為法人即社會團體、家庭等，才能把自己的人格提高到真正存在的水平。”日本人的“自我”是以社會群體的方式體現，而并非以個人或血緣家庭為主體。“日本人同美國人或一般西方人之間的最大差別，莫過于日本人那種非常強調集體、難免要使個人受到一些犧牲的傾向了。”[7]因此，日本民族是具有較強烈的團結心，集團觀念較強的民族。在日本社會上，長期以來形成的倫理，“社會并不以個人為本體”。[8]而個人生活在各種集團之中，個人屬于不同集團的一員，因而形成了日本人的集團習性即集團意識。“即使在現代社會之前，這類團體也是凌駕于家庭之上的，雖然有時用家庭的稱呼來表達這些關系。”[9]如，稱統治者為子民之“父”等等，把行幫老板稱作老頭子，隨從稱為下輩。如同在家庭內一樣，各個集團的社會成員必須對所在的集團盡忠。

首先，日本民族的“忠誠集團心”，并不是什么小團體主義，它是同愛國心聯系在一起的。在日本歷史上，大唱愛國主義高調的是大有人在，尤其是在統治階級的宣傳中，總是把尊王忠君與愛國連在一起。日本家族道德中，“‘恩’在用之于第一位和最大的恩情，亦即‘皇恩’時，是在無限忠誠的意義上使用的。??在整個日本歷史上，一個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個生活圈內的最高上級。”[10]在這種國家大家族是觀念下，天皇與國民的關系便是本家與分家的關系及父子關系。“國君之于臣民，猶如父母之于子孫，即一國為一家之擴充，一國之國君指揮命令臣民，無異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孫。”[11]因此，就要求國民要像奉戴父母那樣服從天皇的統治。家族道德中的“孝”的擴大，便成為國家道德中的“忠”。“個人對家之觀念的厚薄關系到人民對國之觀念的厚薄，愛家之心能成為愛國之心的基礎。”[12]這種忠君愛國的思想觀念，就是完全拋棄個人利益，拋棄私欲，無條件地絕對地服從天皇和國家，正如當時有識之士譏諷的那樣，“什么都是，蚊子也是為了國家，一是國家，二是國家，三、四都是為了國家。”[13]這種家族國家觀，實質上是維護天皇制的統治和推行對外侵略的思想武器，目的是愚弄民眾，使其安于統治，絕對服從。在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中，這種剝奪自我、抹殺人性的家族國家觀別作為輿論工具，釀成狹隘是民族主義，造就了無數無知愚昧、野蠻瘋狂的法西斯軍人。他們只知盡忠于天皇，一切為了圣戰。許多人都是抱著“為君而死，此乃報恩于萬一”的信念喊著“天皇陛下萬歲”而喪命戰場的。日本法西斯創造并推行的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的“肉彈戰術”和“特攻戰術”，曾被日本法西斯軍人引以為豪，特攻隊員活著回來就被視為不忠，多少人為了“盡忠”而成了法西斯侵略戰爭的炮灰。而在同時，法西斯婦女團體“大日本婦人會”動員了全國2000萬婦女及其家庭參加“大政翼贊”運動，支持戰爭，承擔后方生產的重擔，連結婚、生育都被賦予“報國”的使命。對于無論怎樣喜歡疼愛的孩子，一旦應征，都感到無比的榮耀，高高興興地把他送上戰場，“在感謝的同時痛感日本的家庭的重大使命和責任”。[14]

家族制度觀是將日本傳統家族制度的功能運用于國家政治，宣揚“所謂日本是家族國家，并非把家集中起來形成國家，而是國就是家，各個家族作為國之本而存在”，[15]天皇與臣民的關系是“義為君臣，情為父子”，要求日本國民忠君愛國。以至于在戰后民主改革時，麥克阿瑟發現“天皇是勝過二十個機械化師團的戰斗力量”，并將其依然作為“刺激國民忠誠和愛國行動的中心”[16]而保留下來。

其次，“忠誠集團心”對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日本已成為高度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但就“日本人的十分之八是在農村長大的”[17]和近代前期數百年封建武士階級的統治來看，傳統的群體觀念對現代日本人的價值意識、倫理道德和行為模式仍然具有重大影響。事實上，“在日本，不論是對公司還是對工人來說，雇傭就像結婚一樣，是一種終身承擔的義務，”“公司是家族式的，在雇員中間，在雇員與經理人員之間，流行著一種可以稱之為具有血緣關系的團結感情”。雇員要對企業忠誠，“當一個雇員在沒有獲得雇主完全同意的情況下離開企業到另一個企業去，便將看作是‘在不和睦的背景下’離開公司的人，會被打上‘叛徒’的烙印”[18]。企業對于成員來說是榮譽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匯聚著成員的義務、責任、忠誠，決定著成員的一切。“這種工人同其工作團體的一致性，對日本企業和經濟的經營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巧妙地運用日本人的家族傳統與家族道德，將戰前日本人的“一切為了家”的觀念和家族主義經營傳統移植到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中，把職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使勞資之間結成“命運共同體”，人們將它稱作“集團主義經營”或“公司主義經營”，被譽為戰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在國際競爭中以優取勝的“秘訣”。

這種經營方式，是將傳統的家族制度原理和家族道德運用于企業的經營管理，企業也可以成為以人倫關系組合的大家庭，最高經營者社長、廠長就是家長，所有從業人員都是這個家庭的一員。在雇傭關系上，實行終身雇傭制，一旦被雇入某一企業，只要沒有嚴重損害企業名譽，只要不對如父親般的經營者進行反抗，企業就不會輕易解雇工人。這樣，不僅增加了職工的安定感，也增加了對企業的忠誠心，同時，使企業有了穩定的職工隊伍。作為家族道德中“孝”與“恩”的觀念的延長，在日本的企業中除了要求職工服從和忠誠，也提倡企業的經營者講究“恩情主義”。“‘愛’這個詞在日文中特指上級對下屬的愛，在日語中，它的意思不僅是庇護，而是一種親愛之情”。[20]實行企業內福利制度，對職工的住宅、休假、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各種家庭事務加以關心，乃至對職工家屬、子女統統給予福利待遇，這些都被視為經營者“恩情”的表現，使企業更帶有家族色彩。在勞資關系方面，推行家族主義意識形態，宣揚有了企業的繁榮才有從業員的幸福，要求大家在企業這個“命運共同體”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種經營方式的實質就是將雇傭關系和勞資關系家族化，變勞資雙方的根本對立為協作。它贏

得了工人與企業方面的通力合作，雇傭關系穩定，使企業很少面臨歐美那種大規模工人斗爭造成的困境，能夠建立并實現長期事業發展規劃。

綜上所述，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是以“家”為核心的，“家”的觀念是日本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盡孝、報恩思想深入人心，于是形成了忠誠集團心。“君臣一家”的家族國家觀、“勞資一家”的集團主義經營方式這些日本特有的政治關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家族化的情況正是在此基礎上產生。曾經的忠君愛國已經隨著日本在二戰中的失敗而灰飛煙滅，而如今，“企業一家”仍伴隨著日本人的傳統家族意識和家族道德存在于企業管理當中，并作為處理勞資關系的根本指導思想至今發揮著令人矚目的影響。

注：

[1]川島武宜：《作為意識形態的家族制度》，巖波書店1957年版，第40頁 [2]福島正夫：《日本資本主義與〈家〉制度》，東京大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6頁 [3]福尾猛市郎：《日本家族制度史概說》，吉川弘文館昭和52年版，第1頁 [4]羽下德彥：《總領制》，至文堂昭和41年版，第69頁 [5][10][20]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68、70、72頁 [6]福武直：《現代日本社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頁 [7][9][19]賴肖爾：《日本人》，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第134、138、139頁 [8]史太因：《日本工業和對外貿易》，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版，第55頁 [11]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未來社1964年版，第164頁

[12][13]明治43年（1910）國定修身教科書高等學科，前引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3、10頁

[14]羽仁本子：《今日日本家庭的最高使命》，《婦人之友》1943年10月號 [15]《家族制度》，《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家庭出版社昭和51年版，第5卷第174頁 [16]井上清：《天皇制》，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4頁 [17]福武直：《日本社會的構造》，東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頁 [18]森島通夫：《日本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頁，第168頁，第158頁

注：此文發表在2006年第7期《中國科學學報》

第三篇：名古屋與日本文化

名古屋與日本文化

提起日本的傳統文化，人們總會聯想起櫻花與武士道，似乎這兩樣事物，已經定格為東瀛的象征。還記得幾年前，好萊塢拍攝過一部名為《最后的武士》的電影，湯姆·克魯斯在里面扮演一位被武士精神感染的美國軍官，那部電影里的唯美畫面讓人印象深刻。在名古屋，我近距離了解了日本的武士文化。

從戰國時代開始，名古屋就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地區。日本歷史上最杰出的三位武士都是在這里稱雄的，他們就是名滿天下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戰國時代的日本兵荒馬亂、諸侯爭雄，武士文化也在這種氛圍中逐漸成形。在那時，人們對武士精神的判斷，還是以個人實力為最根本的準則，武士階層也習慣于以下克上，反叛領主，他們信仰一種強者哲學。

為了達到對武士的控制，豐臣秀吉首先通過著名的“繳刀令”完成了武士跟農民的分離，并使前者成為貴族，逐漸將這個階層轉化為國家的基石。后來，當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后，他進一步完成了對武士道的改造。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和幕府的利益，德川家為武者制定了不少新的哲學。例如，從日本的神道教中，武士學到了要忠于主君，尊敬祖先；從佛教的禪宗中，他們領悟到了平靜、沉著與不畏死亡的哲學；隨后，儒家的倫常秩序也被引入到武士氣質的內核之中，至此，武士道被改造為一種視死如歸的效忠精神。

作為梟雄的崛起之處，名古屋可以被視為武士精神的發源地，而在其城區內，也確實有不少景點與日本的尚武文化有關。其中，最為著名的要算熱田神宮，在整個日本的宗教系統中，這里也享有極高的地位。在日本的典故與傳說中，天照大神曾經賜給天皇家族三件神器，作為皇權的象征，而這三件神器之一的“草雉劍”，就被供奉于熱田神宮之內。根據《日本書紀》記載，這把神劍是從八歧大蛇（傳說中的怪物）的體內取出的，它意味著“征服”和“勇氣”，但也有人將其理解為“武力”的象征。

如此重要的寶物，普通游客是不能參觀的。不過在熱田神宮的博物館里，收藏有很多名刀可供參觀，在名古屋市內的德川美術館中，也供奉著不少日本古代名劍。

每年的10月上旬，名古屋市會舉行以“鄉土豪杰”為主題的狂歡節。在這里，游客們可以欣賞到各種傳統的武士道表演。名古屋市周邊的伊賀地區，是日本忍者的主要發祥地。每年此時，會有不少忍者愛好者專程來名古屋表演忍術。他們的表演雖以娛樂為主題，但也確實流露出不少殺氣。在狂歡節的游行中，最為精彩的環節是對戰國時那些著名戰役的重現。演員們會通過表演，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稱霸過程展現出來，通過半個小時的細致勾畫，歷史的脈絡逐漸在觀眾眼前展開。

這就是日本的武士文化，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心懷著對它的崇敬。在歷史上，武士道精神曾經犯下過屠戮的罪行，但是在其基本的要義中，還是能發現“義、忍、勇、禮、誠、名譽、忠義”等美好的詞。在日本，評價武士成功與否，并不在于他們是否忠君愛國，而是看他們能否忠誠于上述這些作為武者的守則。也正因如此，對那些在明治維新中反對天皇的武士，后來的日本人也經常給予他們極高的評價。

第四篇：日本特有的傳統職業

在日本，有許多誕生于本國文化的特色職業，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發展，有些被傳承至今，有的則早已失傳。這些工種都有兩個特點：重視傳統和成規，經歷艱苦的修煉方能獨當一面。舞妓，藝妓

藝伎指的是一種從事表演工作的女性，她們主要在宴席中表演唱歌、跳舞和彈“三味線”等技藝，以此助興。舞伎則是在經過5年的學習后便可正式成為藝伎。日本藝妓產生于17世紀的東京和大阪。最初的藝伎全部是男性。18世紀中葉，藝伎職業漸漸被女性取代，一直沿襲至今。藝伎并非妓女。除為客人服侍餐飲外，很大一部分是在宴席上以舞蹈、樂曲、樂器等表演助興。在過去，藝伎是一個終身職業，必須女承母業。藝伎業是表演藝。行業規定，藝伎在從業期內不得結婚，否則，必須先引退，以保持藝伎“純潔”的形象。她們有著獨特的著裝，從服飾到頭飾等，有著嚴格的規定。雖然收入不菲，但藝伎一般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她們之間形成一個小圈子，一般人很難窺探她們的生活。隨著時代的變遷，由于藝伎訓練嚴格，生活辛苦，再加上是以取悅男性為主的服務業，所以這一行業已經成為一種夕陽產業。隨歷史的發展，只有日本的藝伎一直延續到現代，而且成為日本傳統文化的載體，日本傳統文化的象征之一。藝伎雖衰猶存，雖也努力進行改革，但風光不再，消亡也只是時間問題。對于藝伎的衰與興、保與棄還存在針鋒相對的斗爭。

宮大工

指親手建造寺院、神社、神轎等日本古代木制建筑的木匠。他們使用的建筑材料多為大件的高價木材，除了新建工程，還負責珍貴文物的拆卸和維護，責任重大。日本的修建宮殿的木匠起源于飛鳥時代。以前只是對僧侶自身寺院的進行建筑和修理，之后修建宮殿的木匠工作的情況較多。日本傳統的建造物，從很早以前就符合日本本土習慣。日本是地震大國。因此，日本的建造物也必須能承受地震的搖晃。以前的修建宮殿的木匠，幾乎不使用釘子建筑。這是因為木內釘撞擊比木相結合的方式，少了耐震性。另外，在石頭建造物的基礎上，豎起柱子。這樣做是即使受到地震的搖晃也能防止建筑物的倒塌。另外也防止木材吸入地面的潮氣而腐爛。這集結了先人的智慧和努力，極大地發展了木造建筑的技術。現在科技的進步也使得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但是由于人工智慧少了，人們認為現在的宮廷木匠的技術的也逐漸退化。

左官泥瓦匠

從事建筑物抹墻工作的工匠。主要工作內容有涂抹土和水泥等材料、砂壁和灰泥壁面的潤飾等最后表面加工。奈良時代的官員宮中的修理墻壁的人粉刷了現在的泥瓦匠的語源據說。他們擔負著建筑物的耐久性和居住舒適性的重要使命。當然還要給予美麗的裝飾。抹灰工程的材料的土，即使在相同的地方采摘的土也因時期不同，顏色和成分也不同，所以泥瓦匠手藝人如何均勻等質量的土也是重要的工作。因此相關土的豐富知識也是有必要的。江戶時代漆喰墻的開發，建筑物的耐火性得到了飛躍性地提高，并且設計性也得到完美體現。此后漆喰雕刻的浮雕狀的裝飾施工也被加進去了。在這一點上，泥瓦匠技術的藝術性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日本傳統的建筑物中泥瓦匠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但是近年來墻壁水泥板的使用和熟練的泥瓦匠手藝人正在減少的事實等，導致灰泥工程質量趨向于下降。

表具師

即是裱糊匠，就是制作掛軸、匾額、隔扇和屏風的工匠。登場于平安時代。這種職業隨著佛教的傳入一同進入日本，與佛教有著深厚的淵源。主要是對佛教中使用的經本卷軸，或佛堂禮拜描繪的佛像畫等的制作，并在自古就寺院神社眾多的京都地區得到發展。之后，從鐮倉時代到室町時代為止，日本獨自的室內風格的“壁龕”文化完成，壁龕裝飾作為裝飾品掛軸傳開了。這和同時期屏風和隔扇拉門作為很受推崇的東西。明治以后，由于日本畫的發展，裱糊匠的工作在美術拉門和美術屏風等方面的工作范圍也擴大了。裱糊匠的工作是把好幾張日本紙用糨糊粘貼在一起，反復加濕和干燥來修復東西。這項工作涉及多方面。每個步驟都需

要足夠的經驗和熟練的手藝。處理寶貴的美術品事也有，所以細心是必要的，當然美術相關的知識和材料，形式，配色的設計時的感覺也是不可缺少的。裱糊匠的工作，自古以來，在日本人的生活文化扎根很深，到今天也被很好的繼承。尤其是京裱的技術很高，這也是日本人自豪的一點。

花火師

就是從事煙火的制造和發射，并負責煙火大會的準備、運營等工作的工匠。他們在冬天進行煙火制造的踏實作業，為夏日絢爛的煙火大會做好準備。這些工匠是為夏季夜空增光添彩的煙火大會的幕后功臣。花火師在日本是很受尊重的職業。工作危險系數高，招聘少，一般都根據煙花制造公司的需要來進行。比如每年的花火大會會需要大量的發射工作者和有經驗的花火師。關于花火師的年齡，也會根據煙花制造公司規定的情況不同而不同，但越高年齡越難成為花火師。為了成為花火師必須具備的資格是沒有的，但是相關的知識資格還是要有的，比如火藥類辦理保安責任；煙火消費保安手冊；發射資格等。花火師作為能夠10年獨當一面是必要的，所以被認為是難度高的職業。花火師的年收入是由所屬公司規定的。1000萬日元以上的高收入的焰火師也存在著。日本的煙花技術在世界上也很出色，五顏六色，從哪兒看都是日本獨特的東西。這也是焰火師們長年的努力和重復鉆研的結果。漫畫《bleach》里的志波空鶴是流魂街上首屈一指的花火師。

忍者

日本忍者是自江戶時代開始出現的一種特殊職業身份。忍者們接受忍術的訓練，通過特殊的超越人體極能鍛煉，有男女忍者，主要從事間諜活動。像日本武士的武士道一樣，忍者也遵循一套自己引以為榮的專門規范忍術。這種人需要運用忍術，潛入敵方陣地，進行密探、干擾等間諜活動。其中，主要活躍于戰國時代的伊賀、甲賀的忍者組織尤為著名。按照階級，忍者又分上、中、下忍三種。忍術分為陰忍和陽忍。忍者盛行于日本戰國時代，效力于大名及封建貴族，執行刺殺等秘密任務。直到德川幕府將其納入正式編制后，進入最興盛的年代。忍者經常穿著黑色和深藍、深紫色的服飾，因為容易隱匿于星夜之中等等。忍者的特殊能力也常常被夸張，如隱形、變成動物。忍者除了使用短型武士刀外還有幾種特殊武器對抗敵人，最出名的應該是苦無手里劍、卍”字型手里劍和鎖鐮。日本動漫中有著名的有《火影忍者》。侍

即是武士。武士的雛形是在日本平安時代律令制下產生的武官，最初是日本桓武天皇為了鞏固政權而設立的。日本武士理論上必須是文武雙全的人，除了要擅長劍道、馬術、射箭等武藝，也須讀書、習漢文、練書法、做文章；尤其兵法、韜略更是所須精通。品行、操守、勇氣也都是被評鑒的范圍，武士的道德被稱為武士道。武士小學年紀就需現場參觀死刑的執行，甚至上戰場作戰，日本戰國時代，失去君主的武士會變成浪人。直到明治維新，武士都是統治日本社會的支配力量，這種情況在明治維新后改變。日本歷史上，只有武士才能佩長刀，一般平民是無權使用的。武士佩刀一長一短。武士以自己的刀為榮耀，碰撞武士的刀鞘，會被視為不禮貌。這也是為什么日本人行走都是靠左邊。剖腹是作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用來證明自己的忠心。在20世紀，宮本武藏成為世界家喻戶曉的日本武士代表人物；日本電影導演黑澤明為詮釋日本武士電影最佳代表人。

第五篇：探秘日本皇室傳統婚禮.

探秘日本皇室傳統婚禮

日本皇室的婚禮至今保留了1000多年前平安時代的儀式，從訂婚到結婚的儀式有十多種。圖為昭和夫婦。

首先是“納彩之儀”，也就是男方給女方送彩禮的儀式。圖為平成夫婦。

日本傳統彩禮很簡單，規矩卻不少。紀宮公主行“納彩之儀”時，黑田家就派出了黑田慶樹的堂兄黑田直志帶了兩尾新鮮鯛魚、三瓶清酒、兩匹絹布，到皇宮向宮內廳長官表達了入宮締結婚約的意思。圖為德仁夫婦。

“告期之儀”，是由男家向女家傳達結婚正式日期的儀式。圖為文仁夫婦。

日本一般都選在“大安”這一天，寓意萬事大吉。紀宮公主舉行“告期之儀”時，黑田家的“使者”在皇宮的“桂之間”拜見宮內廳長官羽毛田信吾，向他轉達了結婚儀式在11月15日舉行。接著，羽毛田來到天皇、皇后陛下和紀宮公主等候的“鳳凰之間”，向他們傳達黑田家的意思。圖為文仁夫婦。

結婚的儀式就更復雜了，通常幾天才能完成。首先是“結婚奉告之儀”，新郎和新娘向先祖和神靈報告婚事。隨后的“朝見之儀”是拜見天皇、皇后，報告婚事。圖為寬仁夫婦。

“結婚之儀”是通常所指的大典，夫婦進行禮拜，新郎宣讀誓詞，夫婦喝神酒，宣告婚姻的成立。此后，還舉行夫婦喝交杯酒的“供膳之儀”。紀宮公主的結婚儀式選在日本帝國飯店舉行。

按規定，天皇和皇后不參加子女的結婚儀式，但因為紀宮公主是獨生女，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要“破例”參加。

有趣的是“三夜餅之儀”，在四只銀盤中分別放入與新娘年齡相等的糕餅，由新郎、新娘品嘗，余下的放入紫檀木寶盒內，在新房放置三天三夜，到第四天，選一吉利地點掩埋，以期多子多福。一般在一星期后，宮中還舉行宴會慶祝大婚，稱為“宮中饗宴之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