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農民政策能力培育問題研究
新農民政策能力培育問題研究
劉東杰
摘 要:新農村建設需要一批有知識、有思想、會技能、懂政策的新農民。其中,懂政策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要求具備一定的公共政策能力。將公共政策能力作為新農民培育的一個維度或方面,對新農民更好地服務于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公共政策能力;新農民;問題研究
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主體是農民,其中具有一定思想、知識、技能和政策素養的新農民是中堅力量。為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2012年中央1號文件《關于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加強教育科技培訓,全面造就新型農業農村人才隊伍,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但是,當前在新農村建設中,普遍存在重“知識型”、“技能型”新農民,輕“政策型”新農民的現象,相應的,在新農民的培育過程中,“農業知識”、“業務技能”的培訓內容要遠遠多于“公共政策”,特別是“三農政策”的比重,這一定程度帶來對該文件的理解膚淺化、片面化。“政策型”新農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具備較強政策能力的新型農民,在當前我國農民群體中所占比重較小,而近些年來,國家各種涉農惠農政策密集出臺,亟需相當數量的具有一定政策素養的本土農民人才積極參與政策過程。而目前存在的新農民素養結構的失衡,必定會對我國各項涉農政策的順利推行和取得良好效果帶來諸多的不利影響,如,有些新農民只知帶領大家“科技致富”,卻忽視相關農業科技政策、環境政策,給農村生態帶來了破壞。因此,要使新農村建設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規劃遠景,和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科學發展之路,就必須培育和造就一批具備較強政策能力的新農民,或者,對現有新農民加強政策能力的培養和提升。
一、新農民政策能力的內涵
公共政策能力概念最早出現在公共管理領域,用來探討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權威主體制定、執行、監控、評估和終結政策的效率、效果和效能問題。這是一種對政策能力的狹義上的探討和運用。公共政策主體是“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的個人、團體或組織”[1],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將政策能力的研究對象局限于權威的政策主體范圍內。作為參與政策過程的更為廣泛的普通公眾,也應當成為政策能力研究之一維。新農民作為我國廣大政策主體,特別是農民政策主體的精英分子,在當前黨和政府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理應成為重要的政策能力主體被加以研究。
新農民政策能力是指,新農民介入政策過程的效度,及其自身具備的政策敏感性、政策認知力和政策運用水平。具體來講,新農民政策能力包括四個維度: 1.介入政策過程的效度。效度是指效力和程度。可作為新農民介入政策過程——政策制定、執行、評估和終結各個環節——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新農民介入政策過程越深、對政策過程影響越大,則表明其政策能力越強。當前,我國普通農民,包括黨和國家政策倡導大加培育的新型農民,對公共政策過程的介入效度都還很較低。這既源于幾千年的“冷漠型”政治文化的慣習影響,也與許多地方在新農村建設中,過分強調“經濟指標”,而忽視農村政治社會生態建設的導向有關。農民群體參與政策過程,特別是參與涉農政策過程,既是其合法權益的彰顯,也是其健全政治人格得以發育的重要途徑。長期的二元結構,造成了一種既定思維:農村落后于城市;農民落后于市民。這為我國整體政治民主的建設和推進帶來了巨大的思想障礙,嚴重地阻滯了鄉村政治民主的發展。新農民作為近年來在農村突起的一支精英隊伍,無論思想眼界、知識涵養、技能水平,抑或是政治素養,較普通農民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這與黨和國家對新農民承擔的重任要求還有很長的距離。
2.政策敏感性。政策敏感性是指在“某政策框架內做出反應的程度”[2],具體而言,就是政策主體對某項政策的反應速度、程度。政策敏感性越高,則反應速度、程度越高,反之則越低。政策主體只有具備較高的政策敏感度,才可能及時、準確地了解和把握政策,也才能在此基礎上合理地運用政策。當前,在我國廣大農村,農民政策敏感性不高的現象還普遍存在,華中師范大學相關調查報告顯示:“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的民生、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等發展規劃多處涉及‘三農’問題。然而,農民對‘十二五’規劃的知曉度與了解度都處于較低的狀態。僅有50.8%的受訪者表示‘聽說過’,目前農民對國家‘十二五’規劃的知曉度與了解度都還較低,國家政策難以‘入戶’。”[3]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農村居民包括新型農民在內的廣大農民群體政策敏感性還較弱,對于國家大政方針的反應速度、程度較低。
3.政策認知力。政策認知能力是對政策精神、具體內容、適用范圍、解決事項及預期效果的一種認識和把握能力。一項政策制定出來后,政策主體只有能夠明晰地了解其要解決什么問題、如何解決,以及涉及到哪些標的團體等,才能夠準確地把握和運用該項政策。但囿于興趣、知識涵養、理解能力、政策敏感性等局限,當前很多農村居民,包括部分新型農民對國家相關政策的認知能力還較低:不了解政策具體所指,望文生義、主觀演繹、牽強聯系等曲解或不解政策的現象還普遍存在。政策認知能力是合理運用政策的前提,缺少了這一步,任何努力追求政策合理運用的想法都是幻想。
4.政策運用水平。政策的介入、敏感性、認知能力最終都是要服務于政策的合理運用。換句話來講,即政策的運用水平是建立在前三種政策能力基礎上,深受其制約的。政策運用水平的高低,關涉政策主體的個人利益和政策標的團體的公共利益。一項制定科學完善的政策,要發揮良好的社會效用,不僅取決于政策權威主體依法嚴格執行,更需要作為政策對象的標的團體的參與配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政策標的團體參與政策執行,解決關乎自己的事務,就是一種對政策的運用。新型農民作為新農村的中堅力量,更多的是關注關涉農村、農業和農民發展的公共政策。我國農民群體整體政治素質不高的現狀將長期存在,得以扭轉尚需時日,因此,公共政策特別是“三農政策”在農村的有效執行,就應更多地寄希望于新農民的政策運用水平上。這個群體合理地運用現行政策,能夠起到帶頭示范作用,使更多對政策反應遲滯的農村居民在效仿中,逐步提高參與政策的能力,從而使公共政策在農村推行更為順利。
二、新農民政策能力提升的制約因素
當前,新型農民群體的數量在我國總的農村居民中的占比還很低,這也是近年來黨和國家多次發文要求重視農村人才工作的原因之一。新型農民在新農村的建設中起著領頭羊的作用,這個群體總體數量和素質將會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規劃和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目前,我國對新型農民培育的總體政策環境已經建立,也基本上形成了學歷教育、繼續教育、短期培訓等多種形式的新型農民人才培訓培育方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雖然目前教育培訓方式多元化,但總體的培訓課程結構卻有待完善:農業科技類內容占比過大,部分培訓課程脫離農村實際,對國家方針政策的培訓內容往往被忽視或輕視。這就帶來了在農村培養“政策型”新農民的難度。具體來講,目前新型農民政策能力提升存在的制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思想觀念的滯后。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歷經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肉食者謀之”的落后政治參與意識仍有較大市場。不參與政治,專事生產生活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的一貫行為選擇。雖然建國后,特別是改革開以來,我國政治民主建設走向了正軌化,制度化。但這種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心理仍難以在朝夕間得到改觀。在這種“冷漠”或者被動的政治心理遣使下,我國廣大農民,即使是具有一定思想開放性的新農民的政治態度仍傾向于保守,因此他們總體上對國家政策過程的介入效度、敏感性、認知能力和運用能力仍處于較低層次;二是在我國部分政府機構中,特別是基層政府機構中,重經濟建設,輕政治、社會建設的思想仍在主導著“公共選擇”。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政治建設的進程。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階級斗爭為綱”,做出逐步實現國家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的重大方略后,“經濟建設為本”的思想迅速的成了官民意識的主流。這種認識,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確對促進經濟快速的發展、崛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與經濟體制改革相較滯后的政治領域出現了“掣肘”經濟發展的不利狀況。如果目前我們仍普遍固守單一的“經濟建設為本”思想,就有可能出現社會發展的“短腿”現象。
2.政策知識的匱乏。公共政策科學在我國起步較晚,雖經政府和學界的多年推動,目前成為公共管理領域的“顯學”,但其理論影響力仍多局限于學界。在我國政府政策過程中,相關的科學化的政策理論雖也常用,但不可忽視的是,本土化、適合我國政治經濟體制特色的政策理論仍很匱乏,或者,雖然存在著相關理論,卻因主客原因難以得到有效的借鑒運用,政府決策中的“一言堂”、政策執行中的“異化”現象等都是佐證。科學的政策理論在政府中尚且成為稀缺資源,更遑論政治民主化進程滯后的廣大鄉村。缺少了科學的政策理論,面對周全公正的政策,即使農民有參與的欲望,也會因“無知的畏懼”而卻步。新農民雖然是農民群體中的精英分子,但其也往往會面臨著政策科學知識匱乏的窘境,不知如何著手參與政策過程,提高政策認知水平和運用能力。政策知識的匱乏現象在我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認為政策理論就是具體政策,或者將政策知識膚淺化的人群廣泛分布,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新型農民介入政策過程,增強政策敏感性,提高認知能力進而合理運用政策的能力。
3.政策運用的效用未得彰顯。“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做權威性的分配。”[4]科學合理的公共政策,往往也是遵循著對社會總體價值進行公平、公正分配的價值的。有了科學合理的政策,要使其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不出現偏差,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則不僅需要權威政策機構的嚴格依規執行,也需要作為政策作用對象的公眾以“主人翁”的身份參與到具體的政策過程中去,起到監督、促動和規范政策運行的效力。由于受消極的參與意識、政策知識的匱乏、國家相關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約,農村政策主體,包括新型農民對政策的運用效果并不明顯:有的不了解政策運作的科學過程,難以介入;有的雖介入但缺乏對政策的確切把握,難以實現自身合理利益的維護;有的對具有較強時效性的政策缺乏敏感性認知,以致錯失政策時效等。政策運用效果不彰顯,既是前面提到的各項因素的綜合作用結果,同時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弱化農民的參與意識和對科學政策知識獲取的積極性,形成一種不良循環。
4.相關培訓制度的缺失。近年來,黨和國家對農民群體的素質提升逐步重視。“2004年2月教育部啟動‘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通過遠程開放教育的方式,將高等教育延伸到農村,為農村第一線培養‘留得住、用得上’的實用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5];2006年中央1號文件就提出,要提高農民整體素質,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同年,“十一五”規劃中進一步提出,支持新型農民科技培訓,提高農民務農技能和科技素質;2012年中央1號文件再一次強調培養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相應的,各地也開始著實中央文件精神,制定了本地切實可行的農民培訓規劃,“將農民送入課堂,將知識帶進田間”。各地基層黨校、電大、農廣校以及其他農業職業培訓教育機構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資源和培訓特色加大對農民的技能培訓、知識培訓等。但是,由于各地具體的培訓制度的缺失,還普遍存在著財政撥款的不足、培訓課程結構的不合理、培訓流于形式等問題。在眾多的培訓機構中,設置“公共政策”課程,對新農民進行“政策知識”培訓的較少,大多都集中在職業技能的培訓上。這使得國家對農民的培訓過于偏重技能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民群體的政策能力的提升。
三、破除新農民政策能力提升障礙的路徑
新型農民雖然是整體農民群體中的佼佼者,但他們的整體政治素質與我國城市居民相較還有一定的差距。就單純的政策能力而言,城市居民由于環境、受教育程度、信息渠道等原因,對于國家各項政策的接觸、認知和運用能力普遍要高于農村居民,且有擴大的趨勢。如何縮小這種差距?這需要破除新農民政策能力提升過程中的各種障礙。
1.樹立積極的政治觀。觀念的破除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單純的通過教育和外在約束消除一種觀念是極其困難的。但利用新觀念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逐步替代舊的觀念,雖需耗費一定時間,但往往所遇阻力較小,效果也最明顯。新農民群體過于注重技能知識的培訓,而輕視政策素質培養的觀念意識,源于我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國家一定時期內的工作重心導向。當前,要使新農民真正具備積極的政治意識,主動參與政策過程,首要的就是從思想上破除“遠政治”的舊觀,樹立重“權利”,“親政治”的與時俱進的時代政治觀,只有這樣,新農民參與政策過程才會是出于自愿,參與的效果也會較好,故而也能更容易提升其政策能力;對于部分存在“以經濟建設為本”,輕社會建設觀念的政府部門,特別是基層政府,要消除或替代這種觀念,首要的是使其認清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以調整職能結構,轉變政府角色為契機,逐步以新的工作內涵和范圍引導觀念的嬗變;其次,通過公共職業精神的集體教育培訓,使抱有舊觀的公共管理者真正能認識到自己的觀念與當前新形勢、新任務之間的不相適應,從而能以一個負責任的“公共人”主動拋卻落后觀念;最后,在軟手段無法起到理想效果的時候,可考慮制定必要的懲戒規范,通過具有權威性的制度約束,迫使抱有舊觀的公共管理人員,“不得不”以新觀念主導自己的行為。當然,對于存在落后政治觀的新農民抑或部分政府機構,要確實樹立起積極主動的“政策參與觀”,仍有較長路程要走。2.加強政策科學知識的傳播。政策活動需要科學知識的指導。沒有正確的政策理論指導,政策過程容易走向偏差。提升新農民政策能力,保證其參與的科學性、合理性是重要前提。因為,只有科學地參與政策過程,才會有較高的政策參與效度;只有具備一定的政策理論知識,也才能更透徹的理解政策內涵、精神;只有具備一定政策理論素養,也才可能更容易掌握政策規律,發展出較強的政策敏感性;只有具備科學的政策理論,也才能合理有效地運用政策,獲得較好的政策效用。但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當前對科學的政策知識、政策理論有一定掌握的農民群體包括新型農民在內,數量偏小,難以對公共政策在農村的運行產生較大影響。如何加強政策科學知識的宣傳普及,成為當前新型農民提升政策能力的一大問題。這需要相關制度、機構、人事和財力的跟進。首先,必須建立新型農民政策知識培訓的常規制度,使其培訓內容、培訓周期常態化;其次,設立相應的政策本土化研究機構。由于我國農村面積廣大,人口眾多,環境復雜,因此,必須做好政策本土化工作。設立相應的政策農村本土化研究培訓機構,將宏觀的、原則性的政策具體化為本地適宜的政策,進行宣傳培訓,從而,為新農民對政策的理解運用掃除障礙;再次,要加大農村高學歷人才的引進培養,在農村傳播政策知識,需要一批了具備一定政策理論功底、了解農村現狀、懂得農民需求的人才參與,這類人才的培養和引進,需要國家相關政策的支持;最后,公共政策科學知識在農村傳播,需要有必要的財力保障。國家各級政府應當建立相應的財政保障機制,使新農民政策培訓不至于經費掣肘。
3.增強典型示范作用。運用政策并取得效用滿足,是政策標的群體參與政策過程的最根本動機。政策運用效果不佳必將弱化新農民參與政策的積極性,從而不利于其政策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適時塑造典型,以示范的力量引領更多新農民參與到政策過程中來。這需要通過國家媒體宣傳、定期的會議討論、典型表彰大會等形式來實現。首先,充分利用官方各類媒體:報紙、電臺、網絡等,將典型的影響力推向高度。其次,通過會議討論的形式,組織相關新農民參與討論,總結典型的經驗,尋找自身的差距,從而在比照中,自覺樹立典型標桿意識;最后,通過表彰大會的形式,讓典型承載榮譽,以此刺激更多的新農民積極投身到公共政策在農村的運行過程中,在提升自身政策能力的同時,助推政策效用的疊加。
4.健全培訓制度。培訓制度不健全,是新農民培訓中的一個制度性問題。前面也提到,雖然黨和國家陸續出臺了一些有關農民培訓的文件,但總體上都是宏觀的,原則性的,雖具備較強的方向性,但缺少具體的操作性。雖然也有地方,例如江蘇、山東等省份,響應黨和國家文件,出臺過相應的農民培訓制度規劃,但具體的執行效果并不太理想。未來,黨和國家應當牽頭地方制定各地適宜農民培訓計劃、制度。這些制度主要包括:培訓課程制度、培訓師資供給制度、培訓效果考評制度和培訓的機構設置制度等。培訓課程制度,就是要設置合理的培訓課程結構,使這種結構制度化,保證公共政策課程在總的課程中占有一定比例,避免過于偏重技能性培訓課程的現象;培訓師資制度,要求培訓師資的選配、使用、更新以及作用的發揮有一套可行的制度保證,這可解決新農民培訓中存在的教師力量薄弱、配備隨意性,以及教師不稱職等問題;建立健全培訓效果考評制度,是使培訓工作真正落到實處的重要保障。培訓效果的好與壞,需要加以考評,否則,會出現庸師占位、資金糜費、培訓流于形式等不良后果。建立考評制度,對培訓效果較佳的課程及師資總結其經驗,給予表彰,并加以推廣。對培訓效果較差的課程及師資,要找出問題源頭,調整課程或給予相應懲戒、更換師資;最后,要整合或建立相應的培訓機構。當前,黨校、電大、農廣校、農民學院及農林類高職院校是我國農民培訓的主要載體。但這類載體存在著培訓內容交叉、資源難以共享的問題。這需要,相關部門出臺文件,將此類機構的相關資源整合利用,發揮集約效力。另外,也可以在農村設立非官方的培訓機構,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發動非政府組織在農村設立農民專業培訓學校等。
結論:由于長期關注城市發展,以致國家對農村欠賬太多,職業農民的素質培訓更是長期被忽視。當前,在城鄉一體化,協同發展的背景下,黨和國家制定出臺了系列的農民培訓文件,這是對農村人才工作的重要支持。但是,對農民包括新型農民的政策能力的培訓,當前還缺少相關文件支持、各項制度的保障。對于這一點,相信在未來的新農村建設中,會逐步重視起來。參考文獻: [1] 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49.[2][美] 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2.[3] 首個《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發布 農民對惠農政策缺乏了解[EB/OL].http://www.tmdps.cn/info/detail.jsp?id=84700.[4 [美] D.Esston.The Political System.New York:Kropf,1953:129. [5] 章康龍.加快培養新型職業農民[J].杭州:觀察與思考,2012(5):45.作者單位:中共淮安市委黨校 科研處
第二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問題研究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問題研究
張建軍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 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簡稱“四化”)道路,促進“四化”同步發展。但在當前,農業現代化明顯滯后,工農業發展不平衡,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比較效益低,農村缺乏一批年富力強的新型職業農民,極大制約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把“農村實用人才隊伍建設”作為全社會人才隊伍建設的主要任務; 實施引導人才向農村基層和艱苦邊遠地區流動、人才創業扶持等10 項重大政策;把“現代農業人才支撐計劃” 列為12 項重大人才工程之一。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著力加強農業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中辦、國辦聯合印發的《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中辦發〔2014〕61號)明確要求,努力構建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培養、認定、扶持體系,為統籌開展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認定工作指明了方向。農民教育培訓特別是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培養任務更加緊迫而繁重。培育一大批新型職業農民就顯得特別重要而緊迫。正如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所言,發展現代農業根本出路在科技,關鍵在人才,最基礎的就是要培育有科技素質、職業技能與經營能力的新型職業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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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型職業農民,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為自身職業,并以此為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能創業的新型農民。他們與傳統農民相比較,有其不同特點,即具有職業選擇自主化、生產經營規模化、科學性和創造性。職業農民是能夠主動適應現代農業產業化、市場化、規模化、標準化要求的職業人,享有與其他行業勞動者同等的職業保障和權益。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的重大意義
1.1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是建設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的迫切要求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是一種發展趨勢和必然要求。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經過自身多年的努力,已經培育出一支職業農民隊伍。他們占人口總數比例低,數量不多,但能夠很好承擔所屬國家農業生產的重任。當前農業現代化實質就是要實現農業社會化的大生產,核心是專業化、協作化生產,農業的分工越來越精細,越來越科學,從而形成農業產業的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實現這個過程的關鍵是科技創新和科技進步,歸根結底是要依靠掌握和使用先進科學技術,支撐農業產業發展的高素質的新型職業農民。目前,隨著我國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持續大量轉移,農戶兼業化、村莊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農村新生勞動力離農意愿強烈和務農經歷缺失加劇農業后繼乏人,“誰來種地”、“地如何種”已成為現實而緊迫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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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務農勞動力文化水平偏低,老齡化現象嚴重,從業人員數量銳減,已經嚴重制約農業高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客觀上要求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消除這種不利影響。
1.2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是解決我國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非農產業,新生代農民棄農現象日趨突出,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嚴重。在農村,婦女、兒童、老人充當主要勞動力,他們沒有太多精力和時間務農,使得更多的土地被荒廢,“將來誰來種地”、“地如何種”的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這是一個直接關系到我國糧食安全和農產品有效供給的根本問題。新型職業農民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是我國未來農業生產中的主導,是推進現代農業發展的力量源泉,也是集約農業生產的主力軍,能有效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當前我國農村荒地現象嚴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包括土地等各種要素迅速被吸收、積聚、重新組合。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農村土地被拋荒的情況,客觀上需要土地集體承包,集約生產,現實條件呼喚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解決好這個問題,有利于我國糧食安全和農產品有效供給。
1.3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是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的迫切需要 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本質上是提高農村勞動者的人力資本。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勞動者業務素質、科技素質不高,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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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制約了農村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量青壯年農民涌入城市務工,婦女、兒童、老人充當主要勞動力,直接導致農業生產效率的降低。一方面隨著工業發展和人民需求的增長,糧食也面臨需求的剛性增長; 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成本剛性上升,無論是土地,還是水資源等農業生產資源受到剛性約束,供給壓力增大。所以發展農業不能脫離客觀的資源條件。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業發展還應該在現有基礎上突破資源的束縛,我們需要不斷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提升農村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切實將農業發展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培養一批引領農民致富的帶頭人和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村市場管理人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全國各地都十分重視對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深感培育的意義重大而緊迫,從2013年到現在一些地方根據農業部的要求結合自身地區特點大膽創新探索培育模式、手段和方法,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 2.1 農村職業教育經費投入嚴重不足
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屬于社會公共產品范疇,對此問題的重視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國家和地方財政應該安排專項資金加以支持,解決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作長遠打算。新中國成立幾十年來,國家對農民欠缺的太多,現在應該是還帳的時候了。應該切實提高農民的人力資本,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農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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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有效實施。因此需要加大農村職業教育經費投入力度,在重點領域、重點項目等方面增加投入力度。
2.2 職業農民隊伍建設制度體系不完善
我國還沒有制定關于職業農民隊伍建設的國家層面制度,培養職業農民缺乏法律和制度依據。戶籍制度二元化使得要素流動受限,制約了職業農民隊伍的發展;目前的土地制度無法進行有效的土地流轉,很難進行集約化、規模化的現代化農業生產,制約了職業農民隊伍的形成; 教育體制還不完善,制約了職業農民培養; 我國還沒有建立規范的職業農民崗位標準和準入制度,缺乏相應的投入機制、補貼機制和激勵機制等保障制度,制約了職業農民隊伍建設。
2.3 農民科技文化素質偏低,培養難度大
據農業普查有關資料顯示,我國農民受教育的程度整體偏低。在農村從業人口中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僅占5.8%,平均受教育年限7.8 年(城鎮這一數值為11年)。當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狀況也不容樂觀,未受到任何培訓的占76.4%。再加上農業科技推廣人員緊缺,農民科技文化素質偏低,各種因素相加,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難度增大。
2.4 農民參與培訓主動性不夠,培訓內容針對性不強 相當部分農民參與培訓往往是因為當地主管部門對培訓給予了財政支持,或是將參與培訓與某種利益相掛鉤,其積極主動性不高,在培訓過程中抱有應付差事的心態,使得培訓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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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預期的效果。此外,現有的農民培訓內容大多只是簡單的技能培訓,而農村地區差異明顯,呈現多樣化需求,既包括傳統的家庭種植業與養殖業方面,也包括非農職業技術服務方面如農產品加工、建筑、運輸、服裝加工、家政等,培育內容與農民需求脫節,培訓效果大打折扣。據調查,目前培訓的情況是,超過60%的農民認為沒有合適的內容,超過50%的農民認為內容不切合實際。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路徑選擇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必須立足當下,著眼長遠,充分發揮市場調控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主導性作用,充分調動農民的參與積極性主動性,高瞻遠矚,制訂出科學嚴謹的長遠規劃,才能獲得理想效果。
3.1 營造新型職業農民產生發展的社會環境
3.1.1 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樹立平等的農民職業觀念在全社會營造重視農業、關心農村和尊重農民的社會氛圍。農業作為產業、農村是工作地點、農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職業,猶如工人在工廠做工一樣,農民在農村務農,沒有尊卑貴賤之分。但目前農民不僅收入低,而且社會地位低下,難以享受與非農民平等的社會福利和待遇,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特別是農村青壯年遠離家鄉,涌入城里務工,逐漸形成了“只有沒出息的人才留在農村”的社會心理。因此,要吸引有志于現代農業的青年選擇做職業農民,就要求社會拋棄一切歧視農民的偏見和行為,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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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于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社會輿論環境。
3.1.2 營造要素雙向流動的環境,穩定和壯大新型職業農民隊伍營造要素雙向流動的環境,推動城鄉一體化的進程,消除限制城鄉要素流動的障礙因素。一方面,創新和規范土地流轉制度,使土地流轉在自愿、平等、有償的原則下按市場機制運行流轉,確保土地能夠集中起來,實行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經營,為新型職業農集中起來,實行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經營,為新型職業農民的產生和發展提供條件。另一方面,一部分城鎮人才也可到農村創業,成為新型職業農民,這樣新型職業農民打破了戶籍限制,沒有身份區分,隊伍就會不斷發展壯大。
3.1.3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傳統農民向職業農民轉化目前,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員工實行退休制,退休后有退休金供養,但在農村,農民干一輩子都退不了休,七老八十的人依然還得干農活,不然什么也沒有,依靠目前及其微薄的每月幾十塊百來塊錢的政府補貼根本生活不下去。在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方面應建立完善體系,確保新型職業農民沒有后顧之憂,這對傳統農民向新型職業農民轉化有很大的吸引力。
3.2 科學篩選和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為了使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達到更好效果,有必要對培育對象進行事前篩選和培育。將生產經營型人才、技能服務型人才和農村發展帶頭人作為重點培養對象,特別是農業生產企業主、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大學生村官、科技示范戶、農機能手、7 / 11
動物防疫員、種植養殖大戶等主體,以及農民植保員、經紀人、水利員、信息員、沼氣工等各類生產經營和技能服務型人才,將他們進行培訓引導成為新型職業農民,然后再通過他們的示范帶動,發展出更多的職業農民。其次,政府還應該從農業大專院校和中等職業學校畢業學生中選拔具有潛在發展能力的、有意愿服務三農的農業技術人才,要對這類人員進行培育、引導,鼓勵其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發展成為新型職業農民。在此特別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農民都被“趕”回農村務農,而是重在引導,出臺激勵政策,完善培訓機制,對農民合理分流,一部分作為城市農民工,一部分作為職業農民。多年來政府在農民工轉崗培訓方面財政投入了大量資金,積累了不少經驗,而對職業農民的培訓方面一些地方才剛剛起步。在對農培訓上要統籌兼顧、立足長遠,不能只看短期利益。
3.3 構建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體系
圍繞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構建靈活多樣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訓機構和培訓組織體系,創新培育培訓內容和方式,通過不斷探索實踐,總結經驗,確保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適用、有效果。
3.3.1 完善培訓主體,創新培訓模式
政府應整合職業院校、電大、黨校等資源,加強與農業院校合作,引進人才,完善培訓主體。要創新培訓模式,可以采取學校+園區、農技推廣體系、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等培訓模式。培訓方式方法要靈活,采取送教下鄉、教師進村等農民易于接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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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把教育培訓辦進農村、辦進田間、辦進合作社和農業企業,實現就地就近培養。采取傳統的講授、現場教學、多媒體教學、土專家傳授等多種手段進行培訓。
3.3.2 制定培訓計劃,確定培訓內容因地制宜制定培訓計劃,應從各地方特點和需要出發,將培養內容與地方主導產業緊密結合,圍繞各地現代農業發展急需的關鍵技術、經營管理知識及市場信息等開展教育培訓,要因地制宜開展,各地方農村適宜做什么就培訓什么技能,并制定相應的培訓計劃。在培訓內容上既要涵蓋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又要結合地方農業發展特色,有針對性地進行培訓和指導。培訓內容要從傳統的種植養殖技術擴展到涵蓋產前產后的相關領域,如農產品銷售及服務,食品加工,農場管理等,以及從技術培訓拓展到創業經營和就業技能培訓等。此外還要結合農業生產特點及農民需要,合理安排培訓時間、地點和內容,在培訓時間上,要避開農忙時節,確定適中的培訓周期;在培訓地點上,必要時可安排在距離農民住所較近的地方,選派教師入村進行培訓。
3.3.3 加強培訓體系的監督評價,建立和完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體系監督評價機制,對培育效果情況進行評價監督也是很有必要的。監督評價機制包括評價主體、評價方式、評價內容、評價反饋等基本內容。
3.4 完善政府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制度供給
3.4.1 頒發綠色執業資格證書,提高準入門檻參照成熟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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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準入規則,應該實行新型職業農民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就像教師職業有教師證、會計職業有會計證一樣,可以優先選擇容易實行企業化運作的產業選拔優秀農民進行職業化培訓試點,穩步推進,逐步實行職業資格準入制度。獲證者才能享有新型職業農民各種優惠待遇。
3.4.2 制定各種優惠政策對新型職業農民給予重點扶持。國家出臺必要的政策,對新型職業農民給予一定的補助,或給予優先提供產業發展相應低息或政府貼息貸款,保障擴大生產規模、提高市場競爭力的基本資金需求。此外,還應該在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方面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給予大力扶持,了卻新型職業農民的后顧之憂。通過各種優惠政策使從事農業職業的收入水平達到或趕上各行業平均水平,才可能吸引更多人才,壯大新型職業農民隊伍。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對新型職業農民所給予的政府補助或提供的產業發展相應低息或政府貼息貸款,應嚴格控制其用途,不得挪作他用,否則立即收回所有補助和貸款。
3.4.3 制定和修改各項涉農法規,完善激勵機制。現行的涉農法律法規為保障農業發展、農村建設、農民權益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是,隨著社會形勢的不斷發展變化,應該適時進行調整,同時,一些“三農”新法律需要及時制定。把培訓新型職業農民與各種涉農法律法規有機結合,才能保證培訓工作的長期性和持續性,新型職業農民從事農業職業、規模發展壯大才能有法律保障。此外對有顯著貢獻的新型職業農民,政府給予表彰獎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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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宣傳,以提高其社會影響力和政治地位,這樣就能引領帶動傳統農民更多更快地成為新型職業農民。
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是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的新課題,必須高度重視,不斷創新探索。問題十分復雜,涉及面廣,需要多方長期共同奮斗去解決,包括各級政府資金、政策支持。不僅需要構建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體系,更需要政府政策的傾斜與資金的投入力度,還需要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制度供給以及農村自覺意識的提升。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農村勞動者人力資本,從而為農業現代化與新農村建設奠定良好的人力保障。
甘肅省農業廣播電視學校兩當縣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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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農民增收問題研究
農民增收問題研究
[摘 要]農民收入問題,事關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戰略性問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成為影響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也是“三農”問題的集中反映,增加農民收入對于保持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新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關于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作了詳盡的分析。
[關鍵詞] 農民收入,增長,影響,建議
促進農民增收,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必要保證,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農村改革三十多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長期困擾我們的農產品短缺時代已永遠成為歷史。農村、農民也已擺脫了貧困狀態,基本實現了小康。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呈現出一片祥和興旺的景象,但近幾年,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日漸凸顯。
一、當前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國農村農民純收入年遞增速度從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連續4年下降,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歷史最高水平。江寧區也同全國一樣,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據目前該地區農村的實際情況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場因素、自身因素等。
政策因素。一是農民土地承包制度與新時期新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土地所有權不能得到合理流動和轉讓,限制農業生產規模化、集約化發展,一些地方出現了有田無人種(拋荒)和有人無田種的怪現象。個別政府部門和單位打著“示范”旗號,轉租農民承包田,變“示范園區”為部門和單位增收的“小金庫”。另外,還有的以發展為名侵占農民土地使用權,如某某專業種(養)植園地等,農民被迫低價出讓土地使用權。二是對農業的投入不足。從全國來看,1991年~1995年國家財政支出中,農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與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七五”期間為5.3%,而“八五”期間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門受到金融體制的限制,對農村、農業貸款投放相當不足,從而導致了優良品種和先進科學技術得不到及時推廣,農業機械陳舊落后,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無法抵御自然災害的沖擊,局部地區又回到了“刀耕火種”時代。三是農民負擔過重。其一是維持基層政府運轉的費用。有統計資料表明,縣鄉兩級財政供養人員占全國供養人員的71%,而財政收入只有全國的21%,七站八所,機構重疊,人浮于事,因官設位,政府財政負擔沉重。在這次機構精簡中,江寧區鄉鎮由原來23個減為17個,行政村由343個減為248個,精簡各級干部1000人,為此每年可減少農民負擔3000萬元。其二是承擔義務教育的費用。我國實行的是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在接受義務教育的總人數中70%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雖由中央、省、市、縣、鄉鎮幾級共同承擔,但鄉鎮承擔高達78%之多,而最終農民承擔達80%左右。其三是各種亂收費現象屢禁不絕。農民除應繳農業稅等外,基層政府和各部門亂開口子,巧立名目現象時有發生,給農民增加了沉重的經濟包袱,激發了不少社會矛盾,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2.市場因素。加入WTO后,我國的農業發展將面臨著重大考驗。如何面對市場,應對國際農產品出口競爭的挑戰,將直接影響到農民的增收。從客觀上講,市場激烈的競爭和復雜多變給農民帶來很大的震蕩,國內市場空間有限。目前我國城鄉人口占比是3∶7,而農產品是7個人生產,3個人消費,賣方市場自然轉向買方市場。“賣難”現象尤為突出,依靠農產品增加農民收入潛力極其有限。而我國長期以來在農產品生產上注重的是數量上的擴張,而忽視質量上的提檔.使其缺乏國際競爭力,出口數額有限。從主觀上講,在生產和經營上仍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小農”思想,嚴重缺乏市場意識,單兵作戰,而以千家萬戶的小生產方式難以抵御千變萬化的大市場沖擊。自身因素。江寧區是一個農業大區,由于歷史原因,城鄉差別比較明顯,農村發展較為滯后,因而農業作為弱質產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在市場競爭中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嚴重影響到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一是農民素質較低。目前江寧區現有農村勞動力33.6萬人,其中大中專生占1.8%,高中生占9.3%,初中以下占89.9%,由于文化素質低,導致綜合素質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運用現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力弱。就業門路窄、致富機會少,造成豐富的農村人力資源的浪費,嚴重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農業資源匱乏。目前江寧區人均擁有耕地0.8畝,林地2.85畝,水田0.48畝。撤縣設區后,東山鎮將納入南京市主城區,大面積的開放開發、人口不斷增加、基建規模不斷擴大已成定局,而原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農業資源下降和農業生產規模上升的矛盾日趨激烈,這都將給農民增收帶來阻力。
二、如何增加農民收入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在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在全國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實現農村小康的關鍵在增加農民收入。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地方黨委和政府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是實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貫徹十六大精神的具體體現,應進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切實有效的新對策、新措施。
1.更新觀念,增強市場、服務、科技意識。具體應做到提高三種意識:一是提高市場意識。隨著我國農業的快速發展,農產品出現了結構性過剩,“賣難”現象時有發生,它已成為影響農民增收的一道屏障。首先要以市場為導向,適時調整農產品的種植(養殖)品種、規模,既要立足于當前效益又兼顧長遠利益,既要滿足市場需求又要依據自身實力;其次是抓好流通,以江寧市場為依托,輻射南京和周邊城市,以水、陸、空便利交通為橋梁,以特色農產品為龍頭(如橫溪西瓜、土橋大米、祿口獺兔等),在大、中城市設立營銷點,使農產品的外調、外運、外銷靈活運轉,自然形成適應市場需求的生產——儲運——銷售——信息反饋的良性循環機制,圍繞市場、重視市場、研究市場、開拓市場,最終達到建一方市場、活一方經濟、富一方百姓的新理念。二是提高服務意識。基層政府當務之急就是轉變職能與角色,充分發揮政府各職能部門的優勢,搭好舞臺,讓農戶上臺唱主角,政府做好服務甘當“配角”,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江寧區橫溪鎮為促進本地區農產品升級,不惜一切代價花巨資每年為瓜農舉辦一次 “西瓜節”,使“橫溪西瓜”不僅在全省乃至華東地區聞名遐邇,成為帶動橫溪農村經濟發展的龍頭,就此一項就使瓜農人均增收350元。三是提高科技意識。首先必須加大科學技術宣傳推廣力度,健全農業科技推廣體系,送知識、送科技、送信息下鄉,使優、特、新品種和現代農業科學技術被廣大農戶所接受、信任和應用推廣。委派責任心強、業務精的科技骨干、專家、學者深入到農戶、田頭、場棚,為農戶排憂解難,結合實際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宜漁則漁,不搞行政命令或形象工程。其次是農民自身應不斷增強科技意識,加大對科學技術、文化知識的投入,提高自身檔次和科學文化綜合素質,依靠科學技術發家致富。
2.夯實基礎,采取多投、少取、調整的方法。“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實現強民富民關鍵在于夯實農業基礎,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需要從多方面、多層次夯實農業發展基礎。
一是多投,從多方面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加快農業的發展。必須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在繼續抓好大中型水利設施建設的同時,還要加大對農村的電、路、溝、渠、壩、庫、閘和農業機械等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的投入,逐步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要在努力增加對農業補貼數額的同時,切實改進補貼方法,逐步建立農民收入直接補貼制度,真正讓農民得到實惠。逐步完善金融體制,加大對農業的放貸尤其是放寬對農戶的中短期小額貸款的政策,簡便手續,建立信用等級評估體系,大力支持農業生產經營所需資金,切實為農戶服務。二是少取,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抓好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把減輕農民負擔各項政策落到實處,比如近幾年對電力農網進行的全面改造,重新調整線路,更新設備,減少自然損耗,嚴厲打擊偷電行為,統一電腦計費,杜絕了關系電、人情電,為農業每年減少電費支出達50%以上。堅持按中央“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即:取消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行政事業性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脫產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辦法的內容,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等,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真正使農民通過減負促增收。
三是調整。為了順應市場的需求和加入WTO后的需要,緊緊圍繞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數量這個中心環節,面向市場,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導農民自主調整種植、養殖結構,使油糧經濟二元結構向多元結構轉移,大力發展畜牧業、水產業、蔬菜業、林果業等優質高產、高效農業,創品牌、創名牌。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的同時,切實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問題。
農民稅收政策對農民收入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國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村稅條例》,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全部免征牧業稅,終結了實行2000多年的農業稅。相關學者關于取消農業稅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提出了相關的看法。戴天放①研究認為取消農業稅在短期時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相當明顯直接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但其長期趨勢卻表現為農民增收效應遞減,主要是農業稅減免引起市場交易成本如農資成本、人工成本增加和引起政府農業服務職能萎縮等。賀景霖②分析了河南省周口市農業稅費減免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認為農業稅取消后,降低了農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了農業效益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促進了農民收入的提高;但由于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農產品加工技術含量低,農產品生產流通企業資金缺乏,農民思想觀念相對落后,商品意識、市場意識、開放意識相對淡薄,農業產銷信息不暢通,農民科技素質較低等方面,農民收入增長仍然有限,仍未根本扭轉城鄉收入差距大的局面。
趙樂俊在《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原因分析及改進措施》中提到: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日益突出。其根本原因是,一是農業結構不合理,農業結構不能適應市場需求和對外開放的變化,這是導致農民收入增幅持續下降的根本原因;二是農業的產業化生產程度低和非產業發展緩慢。③
馮招容在《農民收入增長的體制性障礙研究》中提到:當前農村經濟體制不完善阻礙農民收入增長,主要表現為,一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不健全,二是市場制度的不完善,三是鄉鎮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四是農村財稅制度不完善。④
在增加農民收入的改進措施中,趙樂俊在文中提到:現階段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是,一繼續鞏固、完善、強化強農惠農政策;二是加快培訓、勞務輸出以促進增收;三是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增值增收;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增收。⑤
潘盛洲在《農民收入問題:現狀、原因及對策》中提到關于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政策建議:直接面向農民的政策措施,一是穩定糧食保護水平,切實做到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二是由政府承擔費用,免費向農民提供優質良種和有關科技服務,三是對購買大型農機具、修建住房的農民提供消費信貸;有關宏觀經濟政策措施,一是積極推進業產業化經營,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擴大農產品出口,二是調整產業結構和發展戰略,促進鄉鎮企業再次騰飛,三是加快城鎮化步伐,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
第四篇:全市新農民培育農民工培訓工作方案
文章標題:全市新農民培育農民工培訓工作方案
全市新農民培育農民工培訓工作方案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提高我市農民素質,進一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推進城鄉協調發展,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小康社會建設進程,根據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和《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
〔2005〕35號)、《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國發〔2006〕5號)、《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農業部等部門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的通知》(國辦發〔2003〕79號)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實施意見》(贛府發〔2006〕25號)精神,制定本培訓方案。
一、進一步提高對農民及農民工培訓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我市是農業大市,也是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大市。抓好新農民培育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及失地農民培訓轉移,對于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據統計,我市有農村勞動力173.6萬,每年外出務工人員近65萬人。但大多數未經過培訓,整體素質不高,缺乏必要的就業技能,就業空間較窄,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隨著城鄉經濟和加工制造業對勞動者素質要求的不斷提高,很多用工單位正在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對勞動者的要求也逐步由體力型向技能型轉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也急需一大批具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新農民,特別是隨著我市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工業園區蓬勃興起,園區用工量不斷擴大,一些園區招工難的問題逐步開始顯現。作為與市場、與經濟、與社會直接聯系的職業教育,具有鮮明的職業性、社會性和人民性,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在推進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社會就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開展職業培訓的重要性,從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高度,把對新農民的培育,務工農民的技能培訓和失地農民的培訓,納入整個教育發展規劃之中,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中之重,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強領導,統籌規劃,分工協作,切實抓緊抓好,抓出成效。
二、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一)指導思想:以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五中、六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按照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搞好服務的原則,堅持多予、少取、方便靈活,綜合運用財政扶持政策和市場手段,以整合培訓資源,引導和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和社會力量參與,充分調動用人單位和農民工的積極性,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開展引導性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轉移就業能力,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有效解決工業園招工不足的難題,為建設新九江提供有效的技能人才支持。
(二)基本原則:加強市場調查與預測,堅持按需培訓,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堅持政府支持引導與市場化、社會化培訓相結合,多方籌集培訓資金;堅持培訓與職業技能鑒定相給合,提高培訓質量和效果;堅持短期培訓和學歷教育相結合,擴大培訓覆蓋面;堅持培訓與轉移就業相結合,增強培訓的實效性。
三、培訓目標和任務
(一)構建一個網絡,就是農村教育和培訓網絡。即以市農業類普通中專和省、市已經審定的培訓基地為骨干,以縣級職教中心(職業高中)為主陣地,以鄉(鎮)村級農民文化技術學校為輻射點,構建覆蓋全市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的網絡體系。
(二)實施兩項工程。一是職業教育強縣富民工程。就是充分發揮職業教育在人才培訓、技術服務、項目引進、生產示范和成果推廣等方面的作用。為農村現有優勢產業做大做強服務,圍繞強縣富民,2007—2010年每年培訓新農民2萬人,即每年對新進入農民隊伍的2萬名初中、高中畢業生進行1—2門現代農業科技知識、農產品經紀人以及農業實用技術知識的培訓,努力提高新農民的素質。達到培訓一批人才,推廣一項技術,形成一個產業,致富一方百姓的目的。二是職業教育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工程。就是以增加農民收入,發展壯大農村經濟為根本目的,組織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失地農民參加職業技能培訓,普遍提高務工人員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質,使其掌握1—2項實用技能。達到培訓一人,輸出一人,脫貧一戶的效果。2007—2010年培訓35萬人,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轉移。
四、培訓內容和方式
(一)引導性培訓。引導性培訓主要是開展基本權益保護法律知識、城市生活常識、安全生產知識、尋找就業崗位等方面知識培訓,目的是幫助農民工樹立新的就業觀念,提高就業能力,增強守法和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引導性培訓主要由各級政府、特別是勞動力輸出地政府統籌組織各類教育培訓資源和社會力量,通過集中辦班、開辦夜校、咨詢服務、印發資料以及利用廣播、電視
第五篇:土地政策和農民問題總結
土地政策和農民問題總結
一、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隨著近代中國從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動。舊的被統治階級即農民階級中,不少自耕農失去土地,向貧農或雇農轉化。有些成為產業工人的后備軍,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
太平天國運動:精講精練P266一
(二)1 《天朝田畝制度》(略)
戊戌維新運動:精講精練P272二
(二)維新派在經濟上雖然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卻未觸及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封建土地所有制。
辛亥革命:精講精練P278三
(一)3
民生主義——平均地權。(并非將土地所有權分給農民,沒有正面觸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難以成為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的理論武器)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革命動力中關于農民階級的分析:精講精練P14
4(三)3
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其中的貧農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而中農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中國革命戰爭實質上就是黨領導下的農民戰爭。工人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工人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是實現革命領導權的基礎。沒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農民的革命動力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
經濟綱領:精講精練P146二
(二)2
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土地制度極不合理,要解放農村生產力,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必須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進行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以掃除封建剝削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發展農民的個體經濟,解放農村生產力。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逐步認識到土地革命的極端重要性,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線,這就是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
1.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八七會議:精講精練P297二
(二)1
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會議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反動統治的重要基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始終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要獨立地領導革命斗爭,就必須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占人口絕大多數農民的支持和參加,開展武裝斗爭和建立革命政權才有廣泛的、可靠的群眾基礎。在中國革命處于嚴重危機情況下,八七會議的及時召開,并制定出繼續革命斗爭的正確方針,為挽救黨和革命做出巨大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
《井岡山土地法》:精講精練P299
(二)2
1928年12月,毛澤東在井岡山主持制定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廣大農民以革命的手段獲得土地的權利。由于缺乏經驗,這個土地法關于沒收一
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買賣等方面的規定,并不適合中國農村的實際。
《興國土地法》:精講精練P299
(二)2
1929年4月,毛澤東在興國主持制定第二個土地法,將“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是一個原則性的改正,保護了中農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
毛澤東還和鄧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路線和土地分配方法:堅定地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礎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至此,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制定了可以付諸實施的比較完整的土地革命綱領和路線。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體現:精講精練P300一
(二)1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提出堅決打擊富農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主張。
2.抗日戰爭時期 精講精練P312四
(二)1
減租減息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為適當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實行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減租減息以改善農民的生活;另一方面,農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顧地主富農的利益。實行這個政策既調動了廣大農民的抗日積極性,又有利于爭取地主資產階級的大多數站在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一邊。
3.解放戰爭時期(包括全面內戰爆發前夕)《五四指示》:精講精練P321二
(一)1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史稱《五四指示》),其基本內容是要堅決地支持和引導廣大農民群眾,采取各種適當方法,使地主階級剝削農民而占有的土地轉移到農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農參加運動,絕不可侵犯中農土地;一般不變動富農土地,對富農和地主有所區別;不可將農村中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方法,運用于城市中反對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斗爭。這就將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這一政策的提出,標志著解放區在農民土地問題上,開始由抗日戰爭時期的削弱封建剝削,向變革封建土地關系、廢除封建剝削制度的過渡。這是中國共產黨土地政策的重要改變。
《中國土地法大綱》:精講精練P322二
(一)2
在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之后,為了維護廣大農民的利益、進一步激發他們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和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這個大綱指引著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億萬農民群眾,將自己的力量匯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三、建國之后
1.新解放區土改 精講精練P332二
(二)2
1950年至1953年春,在新解放區進行土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了這次土改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土改中對待富農的政策,由解放戰爭時期征收富農多余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這次土改使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其他生產資料,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群眾獲得了翻身解放。這次土地改革運動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也是歷次土改運動中進行得最好的一次。
2.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精講精練P156一
(一)土地改革后,貧農、雇農由于分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有半數人迅速上升為中農。根據中農在生產中的地位、生活狀況和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毛澤東把中農分為上中農和下中農。貧農和下中農一起,約占農村人口的60%到70%,都是黨在農村的依靠力量,從而解決了在農村依靠大多數農民和建立無產階級優勢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黨制定并貫徹執行了依靠貧下中農,團結其他中農。發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的農村階級政策。這使農業合作化有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及時總結農民的實踐經驗,創造出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等過渡形式。這種從實際出發引導農民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漸進的改造方式,一方面可以使農民親身體會到組織起來力量大,可以增加生產,有利于克服困難,抵抗災害,防止出現兩極分化,從而逐步地提高農民的覺悟,逐步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中出現的由于富農反抗,一些農民破壞生產資料的情況。
用和平方法進行改造: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動搖農民對土地、耕畜的深厚的私有觀念和各家各戶自主經營的習慣,自然會引起相當大的抵觸,但是黨和政府堅持和平的方法和自愿的原則不動搖,并用事實向農民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占農村人口多數的、在生產條件方面還有各種困難的貧農和下中農得到利益,至少不損害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對合作化是擁護的或者是比較擁護的。
精講精練P335-336二
(一)土改后農民的兩種生產積極性:
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和勞動互助的積極性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基本原則和方針: 在中國的條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的道路。
中國特點的農業合作化道路: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總結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概括提出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幾種過渡性經濟組織形式。第一是互助組,這具有社會主義的萌芽。
第二是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農具私有的基礎上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有較多的公共財產,實行土地分紅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原則,這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
第三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將土地及其他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這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伴隨著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化,我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來的地主和富農正在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
四、改革開放以后
精講精練P203(4)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1978年以后,農村集體經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近幾年,又把承包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行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即所有權歸集體不變,承包權歸農戶,經營權放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