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水稻協會引領農民增收

水稻協會：引領農民增收

發布時間：2009年08月17日 17:21 作者：趙衍波

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以出產“響水”牌、“鏡泊湖”牌大米久負盛名。但在１９９９年采用客土造田技術以后，雖然擴大了水稻種植面積，增加了產量，質量卻逐年下降。與此同時，渤海供銷社的發展也面臨嚴峻挑戰，原有的為農服務體系和功能基本喪失。在這一嚴峻形勢面前，我們新組建的班子決定從當地農民迫切需要解決的水稻生產問題入手，利用供銷社優勢，創辦具有合作性質的水稻協會，著力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第一步，搞好調查，聘用人才。我們多次深入各村農戶家中傾聽農民意見，了解農民想什么，需要水稻協會做什么。通過調查了解到，要辦好水稻協會，必須具備三個要素：一是水稻栽培技術人員，二是水稻生產物資供應，三是水稻產加銷龍頭企業。有供銷社作為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的主渠道，水稻生產的肥、藥、膜、具供應不成問題，我們還有響水米業、鏡泊湖米業做依托，龍頭企業也不成問題，缺的只是技術人員。為此，我們聘請在當地頗有名氣的水稻農藝師樸錦春作為協會的技術專家，常年為稻農提供技術服務。

第二步，打好基礎，抓好示范。為了把水稻協會真正辦起來，我們積極爭取牡丹江響水米業等龍頭企業予以扶持。響水米業承諾每年給訂單任務１０００噸。２００１年，我們考慮到技術力量不足等因素，根據實際能力先發展５０個訂單戶，落實水稻種植面積７５０畝。經過一年的試點示范，水稻增收效果明顯，訂單內水稻每公斤高于市場價格０．２元，并由響水米業全部收購。

第三步，成立協會，規范運作。經過緊張籌備，寧安市渤海水稻協會于２００２年８月正式成立。協會下設１５個水稻分會、１個水稻物資科技服務中心、１個大米專業合作社。為滿足會員和農戶的技術需要，我們特聘東北農大５名水稻專家做顧問，并有１名專家長期坐堂服務，深入田間地頭，指導農戶種植。水稻協會實行“六統一”，即統一品種、統一管理、統一價格、統一收購、統一品牌、統一銷售，為會員和農戶提供全程綜合配套服務，初步建立了專業化生產服務體系。

水稻協會成立后，我們將工作重點放在為會員和農戶提供水稻生產經營的系列化服務上。

產前服務。根據《全省Ａ級綠色水稻種植技術方案》，同會員簽訂《綠色水稻種植訂單合同》，由協會常年提供免費服務。為保證品牌質量，組織由會員代表、協會理事、專家組成的考察組，先后到省農科院、東北農大和水稻研究所學習考察，把已認定的品種收集起來，組織專家鑒定，邀請龍頭企業負責人、協會理事參加“品嘗會”，選出品質好、口味佳、粒形美的品種，供會員和農民選擇。品種最終選定后，我們再請有關專家講授品種特征、種植要領及要求，嚴格按照《Ａ級綠色水稻栽培技術標準操作規程》生產。

產中服務。第一是保育秧。俗話說：“秧好半年糧，壯秧產量高，秧苗壯不壯，就看播種量。”為了確保育出壯秧，我們采用了東北農大金學泳教授發明的“三超”水稻栽培技術，要求農戶按規程操作，為水稻在后期生長過程中抗病害、抗低溫、抗倒伏打牢了基礎。第二是搞好病蟲害防治。在水稻的每個生長期，我們都要將《預防措施方案》及時通報給各水稻分會和農戶，并派人深入田間地頭指導農戶操作。第三是指導科學施肥用藥。近兩年，寧安多雨寡照，稻瘟發病率高。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制訂了《施肥施藥科學管水方案》，印成小冊子發放到每個會員手中，指導他們科學施肥用藥。小朱家村過去由于施肥用藥不合理，水稻單產和質量一直很低。自該村加入水稻協會以來，我們對全村農民進行技術培訓，使該村迅速跨入科學種田的先進行列。

產后服務。每到秋收季節，協會都要求會員和農民分品種單割、單打、單拉、單送，防止品種混雜；對預留的種子，收割前要到地中選優分離，復壯繁殖，防止退化。為避免會員交糧過于集中，我們還同米業公司制訂了會員交糧日程表，做到統一收割、統一交糧、統一結算。這幾年，由于稻子水分大，不能按時交糧入庫，農民還貸出現困難。我們及時出面同米業公司協商，解決了絕大部分農民的還貸問題。在搞好產后服務的基礎上，每年水稻銷售完畢后，我們都要召開協會理事會，總結一年來水稻生產中的經驗和教訓，研究制訂第二年的協會發展計劃。

創辦水稻專業協會，使我們供銷社和廣大農民嘗到了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甜頭。目前，水稻協會會員達１５００多戶，發展綠色水稻種植面積近１．６萬畝，每畝比非會員戶增產三到五成；每公斤水稻售價在１．８元以上，比非會員戶高０．２２元，僅此一項人均增收就達１５００元。今年，我們又在會員中推廣了東北農大“兩段育苗”這一高產新技術，預計可使水稻單產增加二三百公斤，每畝增收近５００元，農民增收將再上一個新臺階。

（作者：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水稻協會會長）

第二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第三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基層政府因人設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現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現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可以考慮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可以有效避免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校或農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黨建引領產業發展 干果助推農民增收

黨建引領產業發展 干果助推農民增收

今來以來，孔氏鄉黨委以兩保三帶四規范為統領，干部住村包扶活動為契機，緊緊抓住縣委縣政府實施“西菜東果”戰略有利時機，突破就黨建抓黨建的工作模式，因勢利導把基層黨建工作有機地融入到培育適宜本地發展的干果產業，確立了“項目促黨建，項目促農建，項目帶人才，黨建帶經濟，黨建促發展”的工作思路。鄉黨委、政府積極爭取、協調干果片區扶貧開發項目落戶我鄉，該項目計劃新栽植核桃樹11500畝，今春實際栽植10930畝，其中：加密3000畝（實為1500畝），耕地4200畝，二坡地、山地5230畝，剩余部分今年秋季完成。項目完成后，可實現人均60株干果樹的目標，全鄉產業收入可達5000萬元。在抓黨建促進干果產業培育確保農民增收工作中，我們充分發揮鄉黨委及村黨支部核心作用和黨員在農村的先鋒模范作用。

一、抓組織龍頭，創建黨建領辦項目機制。

年初，鄉黨委首先抓黨組織這個龍頭，注重從轉變思想觀念入手，統一全鄉黨員干部的思想和認識，堅持把黨建工作的“虛”與“實”結合、“軟”與“硬”結合、“形式”與“內容”結合，把抓產業、抓發展、抓項目作為2011年鄉黨委黨建工作的重點工作來抓。鄉黨委決定：把干果發展項目作為黨建工作的領辦項目，落實領辦責任人和領辦責任。

二、抓班子建設，筑牢干果發展組織保障。通過干果項目的發展，鍛煉了村級班子的工作能力，統一了廣大干部和群眾“謀發展、謀出路”的思想和認識。在工作中，對個別軟弱渙散的村級班子進行了整頓和幫助，對工作不負責任，阻礙經濟發展的少數村干部進行了嚴肅處理，使村級黨組織真正成為農業產業項目建設的戰斗堡壘。

三、抓黨員帶動，提升干果產業發展規模。

在發展干果產業過程中，鄉黨委要求鄉黨委成員聯系具體村進行督導，村支部委員及其他村干部蹲點落實。農村黨員帶頭發展，每戶黨員戶要幫帶3戶一般農戶。由黨員干部牽頭，成立了“干果專業合作社”，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完善了相關手續，使合作社按章運作，規范發展。洪川村黨支部書記時雙印帶頭種植核桃、板栗達上千畝，黨員干部牽頭成立的馬占巖干果經濟林合作社投資20萬元，整林地1000畝，植核桃樹2萬多株。

四、抓組織引導，建立干果發展服務體系。

今年在實施干果發展項目過程中，積極落實措施，為種植戶提供各種服務。一是鄉黨委政府多方籌措資金為每戶種植戶給予補貼，凡種植干果的農戶免費提供優質秧苗，并給予一定補貼。二是幫助解決種植戶資金投入不足，鄉黨委積極與農村信用社協調為種植戶聯系貸款，為種植戶提供資金支持。三是抓好干果銷售，鄉黨委、政府主要領導多次前往河北等地干果營銷企業實地考察和聯系，簽訂購銷合同，把孔氏干果推向市場，推向縣外和省外。

五、抓技術培訓，助推鄉土技術人才成長。鄉黨委及各村支部多渠道組織種植戶學習干果生產技術，促進鄉土人才的成長。一是由鄉黨委出面，邀請干果種植專家到我鄉進行技術和知識講座，開展對種植戶和鄉土人才的培訓。二是鄉黨委多次組織村干部、干果技術員和專業合作社主要成員出鄉、跨縣，到外地進行實地考察學習，先后重點考察了左權核桃種植、汾陽干果種植等。重點學習了組織、種植、田間管理、儲藏、營銷等各環節組織和管理模式。

六、抓獎懲激勵，增強干部群眾創業勁頭。

在2011年的干果發展工作中，鄉黨委把干果產業發展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樣納入日常工作按月進行考核獎懲。年終，鄉黨委還將專門表彰一批干果生產種植大戶、發展干果生產的先進集體和個人，同時對干果項目發展工作不利集體和個人給予通報，并拿出新的整改發展措施。

在縣委政府的領導下，縣級相關部門的指導和支持下，通過鄉村兩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干部及廣大群眾的共同努力，我鄉“抓黨建促產業發展”工作將會開展得更有聲有色，取得更好的成績。

典 型 材 料

龐鎖懷，男，中共黨員，1963年3月生，現任西寨鄉黨委副書記。近年來，在鄉黨委的領導下，按照縣委組織部的統一安排部署，以全面推行“兩保三帶四規范”農村黨建新機制為抓手，積極開展創先爭優活動，全鄉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精神狀態進一步振奮，基層黨組織引領農村發展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全鄉新農村建設的業績進一步躍升。

一、強素質，樹形象，努力增強抓好黨建工作的能力。龐鎖懷同志自擔任西寨鄉黨委副書記以來，自始至終把提升全鄉農村黨建工作水平放在了重要位臵，為確保實現全鄉黨建工作跨越發展。首先，從提高自身素質，提升本人的工作的能力做起，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為抓好黨建工作奠定過硬的工作本領基礎。一是注重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二是注重了黨建工作的調查研究，堅持每月有10天左右的時間深入農村基層對全鄉的黨建工作進行調研，認真了解和掌握全鄉農村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思想狀況、發展思路等；三是嚴要求、守紀律，對全鄉黨員干部的學習培訓教育，農村干部的考核管理、發展黨員等工作，帶頭執行紀律和有關制度，嚴格把關，認真負責。

二、抓基層，求實效，努力提升全鄉黨建工作水平。多年來，龐鎖懷同志按照縣委組織部的安排部署，在黨委的領導下，明確黨建工作思路，積極組織和開展了全鄉創先爭優等活動。

一是推行黨建新機制，實施規范化建設工程。去年以來，在推進黨建工作中，始終把推行“兩保三帶四規范”農村黨建新機制作為黨建工作的中心，全面推行，全力實施。

全鄉21個行政村全部選舉產生了村代會主席，特別是“四規范”的推行理順了農村辦事程序，還改善了農村的干群關系，不僅增強了兩委與村民的凝聚力，更為農村的發展注入了活力。今年凡是涉及項目實施、林權改革等重要事項的落實，全部按照“四規范”程序辦理，有效破解了諸多問題和矛盾，呈現出良好勢頭。完成了4000畝退耕還林補植工程，通過國家驗收，完成了自籌30萬元的沼氣整改任務；25萬畝的林改正在順利推進。這些都有賴于四規范的助推。

二是夯基礎抓培訓，實施“固本強基”工程。

1、抓村級組織活動場所建設項目，1、司家溝村自籌35萬元建設了高標準村級組織活動場所；

2、直峪寺、茶臼溝村2個新建，三烈、小都、西五川、七截四個村改擴建工程克服了資金不足、路途遙遠、拉運材料運費多、成本高等困難，按時按標準全面完成。

2、強化農村干部管理，為深化完善新機制，塑造過硬的干部隊伍。（1）、抓培訓提素質，切實做到“兩委”干部清楚明白，黨員群眾支持理解。

（2）、抓考評重實績，把新機制的推行納入年終考核的重要內容，切實把新機制運用到工作中。

（3）、抓管理鄉監督，黨委制定了重大項目檢查監督制度，主要程序上嚴格把關，涉及重大開支必須提交村代會或村民大會表決，經鄉長審核批準，方可報賬。

三是創先爭優，實施黨員干部引領工程。

開展活動以來，以“加快科學發展，建設綠色、活力、和諧新西寨”為主題，以促發展建設“四大產業，創星級黨員抓五個帶頭，建五好支部強基層組織”為活動載體，以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服務人民群眾，加強基層組織為目標，扎實有效地開展了各項工作。

1、強化領導，周密部署，夯實開展活動的組織基礎。在縣委動員會后，全鄉就開展創先爭優活動召開了專題會議。

1、成立了創先爭優活動領導組；

2、制定了《實施方案》；

3、黨委政府班子成員確定了聯系點11個；

4、各支部確定了指導員30名；

5、與建設學習型黨組織相結合，做到了黨委重視、組織健全、分工明確、責任到人。

2、圍繞工作中心，創新創先爭優活動的實踐主題。在開展創先爭優活動中，按照活動方案的目標要求，緊密結合西寨鄉的實際情況，圍繞全鄉的工作重點，把招商引資工作和做強蔬菜產業作為活動的重點，確立了“基層組織爭項目，黨員干部抓工程”的實踐主題。

一是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夯實農村農業的發展基礎。西寨地處偏遠山區，長期以來項目少，投資少，基礎設施落后，在這次活動中，鄉黨委把招商引資工作作為今后改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重中之重來抓，納入活動開展中，結合年終考核，要求村村要有動作，截止目前，已經實施和正式批準的項目共計19個，投資1025萬元，正在洽談積極爭取的2個，投資930萬元。其中，平盛生態園蔬菜交易批發市場，清漳河生態流域治理一期集中灌溉工程。司家溝黨員活動室、武家川扶貧養牛項目和茶臼溝、莊窩河道整治工程均已完工，這些項目的實施，極大地改善了農業和農村的基礎設施。

二是扭住蔬菜產業發展不放松，確保農民收入持續增長。按照縣委、政府提出的“西菜東果”戰略，把蔬菜產業進一步做大做強，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號召全體黨員創辦蔬菜專業合作社，利用能人帶頭跑市場，搞營銷，今年，全鄉茴子白種植面積達到了6280畝，特別是西川八村在黨員帶領下面積達到1560畝。全鄉茴子白產量達到了6500萬斤。在整個銷售過程中，全鄉六個銷售點，其中武家川、宋家溝、漳漕、司家溝四個銷售點由黨員成立的專業合作社主辦，為全鄉蔬菜的外銷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今秋，在推廣設施蔬菜過程中，安家莊、司家溝、武家川三個村黨員干部帶頭搞示范，建成大棚蔬菜100畝，為全鄉蔬菜產業的提升發展起到了表率作用。

3、積極開展爭創“星級黨員”競賽活動。在按照縣委組織部實施意見開展活動的同時，全鄉出臺了鼓勵措施，在年終總評后，按照四星村優，五星鄉優，六星縣優的標準，每顆星要給予一定的經濟獎勵。通過開展活動，農村黨員的先鋒帶頭作用進一步彰顯，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全鄉種植、養殖、銷售等各類致富能手300余人，其中黨員占52%，達到150余人；

2、全鄉農民經紀人，特別是蔬菜營銷大戶，全鄉現有蔬菜交易市場6個，其中4個由黨員領辦創建；

3、全鄉現有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38個，其中有21個是由黨員干部設立領辦。

近年來，在黨委的領導下，全鄉的黨建工作得到了提升，為實現全鄉的跨越發展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有決心、有信心，繼續強化學習，深入基層，把“兩保三帶四規范”農村黨建新機制推行好、實踐好、運用好、完善好，努力實現全鄉黨建工作的跨越發展。

第五篇：促進農民增收

白水民間資本助推經濟發展澄城六大舉措促進農民增收

（記者 王小麗 通訊員 楊娟）作為全省首個出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意見》的白水縣，今年民間資本呈現出活躍態勢，已有48億民間資本計劃投向71個建設項目。白水縣圣源果業有限責任公司二期工程目前正在建設中，這個占地15畝，由民間資本投資2800萬元的工程計劃建設18個冷庫、兩個儲藏庫和加工車間等，用于果品的冷藏和外貿加工，預計6月份就可以投入運營。白水康貿糧食物流、弘海

海洗浴等項目也已開始試運營。這些注入白水民間資本的項目不僅涉足果業、糧食等基礎產業，同時也逐步進入白水的基礎設施、民生和社會事業等領域。

近兩年，白水不斷放寬民間投資范圍，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縣內各階層自主創業、引導外出打工人員回鄉創業，吸引縣外人員來白水創業。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性產業、市政設施、公益性事業、旅游開發等領域。開展各類培訓活動，提高民營企業主管理水平和市場開拓能力。減免各類稅費，幫助企業減輕負擔。

據介紹，今年全縣民間資本共投向71個建設項目，總投資48.6億元。目前已有26個項目開工，投資1.97億元，全部項目有望在明年內完成。

本報澄城訊（通訊員 張建軍 記者馮戰武）今年以來，澄城縣委、縣政府結合縣情實際，圍繞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21%的目標，重點實施六大舉措，確保群眾增產增收。這六大舉措即：深入開展“水利建設年”活動，明確今年水利建設七大重點任務，為促進全縣農業農村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水利支撐和保障；縣財政列出300萬元專項資金，加大對蘋果新建園苗木補貼力度。截至目前，全縣新建果園2.4萬畝，占全年任務的60%；對新建標準化圈舍每棟獎補1.8萬元，對新建600頭

種豬場獎補80萬元，進一步增強群眾發展生豬產業的積極性，力爭年內實現存欄70萬頭，出欄100萬頭目標。同時，狠抓生豬產業發展的飼料來源，全面擴大地膜玉米種植面積，積極落實農資補貼等，確保全縣18萬畝任務完成；嚴格按照“城鄉增綠、農民增收”的方針，堅持經濟林與生態綠化并舉，全縣新發展核桃經濟林1.2萬畝，綠化道路20公里，義務植樹35萬余株；抓住農民進城基礎在戶籍、核心在住房、關鍵在社保、重點在培訓、根本在就業五個關鍵問題，建立和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衛生等各項相關保障機制，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目前700余人已辦理落戶手續；積極開展農村環境衛生春季“百日集中整治”活動，積極推行村、組（巷道）垃圾“戶清掃、村收集、鎮拉運、集中處理”模式，有效改善群眾生產生活環境，加快了新農村建設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