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有關詩歌格調的幾點思考

有關詩歌格調的幾點思考

一首寫蒼蠅的詩，而且用上了很多贊美之詞，該如何評價？作為詩歌愛好者和研究者，我很難簡單地說清楚個人的理解，比如詩歌不應該有題材決定論，詩歌有化丑為美的寫法，現在的詩歌和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寫“蒼蠅”也可以寫出高境界……不過，這個問題卻引發我從讀者的角度思考詩的格調問題。

不同的情感取向帶來不同的詩歌格調

詩歌在情感上有很多不同的取向，其中有三種大的取向值得特別關注。其一是單純的贊美，這樣的詩在上世紀50年代出現了很多。當時，共和國剛剛誕生，一切都是新鮮的、美好的，詩中充滿樂觀向上的情緒。這樣的情緒并沒有什么錯，也可能是詩人在當時的語境中的真實體驗，但這樣的詩還是遮蔽了很多東西，忽略了贊美之外的別的情緒，如果很多人或者所有人都寫這樣的詩，詩歌就會顯得非常單調，無法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其二是暴露詩人感受到的陰暗面，其情緒是向下的，沒有多少亮色，甚至無法找到人生的方向，詩中充滿茫然、困惑甚至絕望的情緒。從理論上說，在人生歷程中，這樣的狀況是可能存在的，表達這樣的情緒也是詩歌的藝術職責。這樣的詩在新時期以來出現過不少。以發展的眼光看，和過去一些時代相比，人們至少可以表達這樣的情緒了，打破了詩歌發展的單一局面，也體現了中國詩歌的進步。但這樣的情緒對讀者的影響可能是負面的，在感悟人生、反思現實的同時，無意中也將詩人個人的情緒帶給了讀者；其三是在揭示現實、人生的負面因素的同時，抒寫或者暗示詩人所理解的人生期待和可能的方向，既讓人感受到現實的復雜，也使人對改變現實、創造美好充滿渴望。在新詩史上，第三種情形的詩占有相當大的分量，郭沫若、聞一多、艾青、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等許多詩人的作品都是在對現實的深刻打量之中抒寫詩人對人生、現實的盼望與期待。這樣的詩避免了單純向下的困頓、絕望情緒，在問題、困境之中尋覓著可能的方向。它們帶給讀者沉思，也帶給讀者希望，表現和傳遞了一種富有感染力的人格力量。

不同的情感取向可以帶來詩歌不同的格調，單純贊美的詩可以帶給讀者樂觀向上的情緒，但如果這種贊美是片面的、虛假的，就可能帶來某種盲目的樂觀；揭露負面現實的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讀者的深度思考，但也可能蘊含茫然無措的情緒氛圍；深度揭示現實，包括現實的負面因素，同時又提煉或者蘊含了人生路向思考的詩歌，既可以避免詩歌情感的虛浮、片面、淺白，又可以為讀者提供具有向度的人生思索。艾青在抗戰時期曾經說過，“把憂郁與悲哀，看成一種力”。艾青在苦難之中感悟到的這種“力”，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的力量，其深層則是詩人通過藝術創造而積淀在作品中的人格力量，它帶給讀者的是詩歌的“理想光輝”。這種光輝不僅使艾青的淚水充滿魅力，充滿溫暖，也讓一句“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理想光輝是超越性的人生理想、人格力量

也許有人會把“理想光輝”理解為過去某些作品光明的尾巴，或者與假大空的詩歌聯系在一起。其實，我們所說的“理想光輝”，指的是詩人通過自己的人生體驗所發現的人生與現實的方向，是超越現實而帶給讀者的一種人生理想、人格力量。我們的詩在面對艱難、苦難、迷茫的時候，尤其需要這樣一種精神的光輝。如果打量人生與現實的負面因素、抒寫困頓迷茫甚至絕望體驗的詩，只是在迷茫與絕望的精神領地穿梭，那么詩人的藝術發現、人生體驗就和普通人沒有什么差別，讀者閱讀這樣的作品也難以獲得藝術啟迪和人生思索，那么他們為什么要喜歡這樣的詩呢？

在多元發展的詩歌時代，任何向度的詩歌探索都有其產生理由和存在價值。詩的個人性轉向強化了詩歌對人的尊重，也體現了對個體體驗的尊重。不過，詩歌畢竟是一種藝術，最終是要走向讀者的。雖然我們并不認為讀者越多的詩就一定是好詩，但是，無論怎樣新穎的詩，無論在圈子里評價多高的詩人，如果讀者不接受，詩的藝術效應肯定會大打折扣。從詩歌發展的歷史看，對理想光輝的關注應該是詩人的基本職責、詩歌的基本職能，閃耀著理想光輝的詩才能長久得到讀者的喜愛和流傳。

詩人張揚個性但不該沉溺于自我

其實，很多有成就的詩人都具有很強的個人性，但是優秀詩人總是善于將個人放在一定的文化、時代語境中，在感悟和反思現實人生的時候，盡可能剔除那些極端私人的、瑣屑的、延展特征不強的感受，留下獨特的但又可以為其他人所接受的體驗。李商隱的很多詩很難讀，寫得也很晦澀，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他的詩中讀到“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這樣滿含哲理、贊美和向上情懷的詩句。徐志摩是一個我行我素的詩人，不太遵循外在的規矩來規范自己的行為，但是他的許多詩篇卻充滿對普遍性的夢想、愛情的由衷贊美。有些作品在表象上關注的是負面題材與主題，但是詩人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某些精神思索，暗示了自己對人生、現實的理解，比如榮榮的《死于》寫的是精神之死，“一個人也能死于對更弱小生命的麻木/此刻，它們被一支享樂的利箭追趕著/集體奔逃在被虐的游戲之中”，這樣的詩的價值在于它的深層感悟、深層揭示，使讀者意識到這種現實的存在，也就可以警醒他們去反思，從而獲得對人生、現實的追問和選擇。其實，這也是一種理想光輝。

我們過去說，詩人是時代的良知，是民族的代言人，很多優秀的詩人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聲譽。最基本的原因就是這些詩人在張揚個性的同時，也通過發現人生與現實中的許多具有普遍性的元素，敏銳地感悟到了人生與現實的可能向度，他們通過詩篇說出了許多人想說但又說不出的體驗與夢想，因而成為讀者心目中的英雄甚至偉人。而現在，很多詩人時常抱怨詩歌沒有人讀了，詩人的地位越來越低了，寫詩甚至成為一件受恥笑的事情。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時代觀念的影響，有社會文化的影響，有科技發展的影響，但是，最應該反思的還是詩人自己：我們在作品中究竟寫了些什么，我們的寫法是不是讀者所喜歡的，我們在關注自我的同時心里是不是還裝著更多的人，我們的作品能夠給讀者帶去些什么？

第二篇：《格調》讀書筆記

《格調》讀書筆記

黃瑞晴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工商管理專業

[學號 2001041097]

《格調》這本書是討論社會等級方面的書，這方面書在西方并不少見，而且普遍受到歡迎，因為大家都想擠進更高的階層，而又怕露出某些低階層的跡象，而閱讀這方面書無疑是增強對各階級的認識，以使自身能往更高一個階層走。

閱讀《格調》這本書時，我注重將社會的高層和低層作比較，找出它們之間“相對立”的地方，并分析形成這種對立的根本成因。

我分析的答案是：生活層次的高度，和見識面的廣度決定了人們對不同事物的重視程度，而這種對不同事物的重視程度直接決定了一個人的“等級”（Class），或說“格調”。我個人認為這本書附錄上的《客廳評分表（修訂版）》很能體現這一道理。“低俗”的家庭之所以低俗就是因為它們將一些實質上沒什么了不起的事物予以重視，比如說：將摩托車存放于起居室內扣10分；客廳里有冰箱、洗衣機或干衣機扣6分；保齡球托架扣6；有顯示家中任何一個人名字或其名字縮寫的物品扣4分；雕塑（戶主或任一家庭成員所作）扣5(每一件)分； 墻壁嵌入式電視和音響系統扣4分；每件裝框的證書。文憑或獎狀扣2分；以上每件經過壓膜扣3分；透明塑料家具保護罩扣6分；每件家具以流蘇裝飾扣4分；任何家庭成員的“專業”油畫肖像扣3分；金魚缸或熱帶魚缸扣4分；有用玻璃紙裝飾的燈罩扣4分；任何收藏品的展示扣4分；仿制的Tiffany燈扣4分；家庭成員所作油畫、素描或版畫扣4分（每一幅）??其中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就是：“自己”或“自家”。許多比較低俗的人和家庭將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榮耀看得特別高，常常要炫耀出來，這就表明他們的生活層次低，見識面窄，于是類似于“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能體現這一道理的不僅僅是客廳，只要稍微留意人的裝束就知道了。Class的差異體現得最明顯的是“易讀性信息”，低層的人往往穿著印有巨大文字、標志的衣服，而中層的人多穿有名牌小標簽的衣服，上層的人穿昂貴但去找不到任何文字、標志的衣服這也就是說出于社會低層的人對一些沒什么不起的東西過于崇拜。

當然，造成生活層次和見識面上差距的重要因素是金錢與地位，但這也不是絕對的，作者在書中喜歡強調“暴發戶”和“精神貴族”這兩個概念，“暴發戶”是區別于“貴族”的，即有錢有權卻沒有文化、傳統、修養、品味的人；而“精神貴族”則指有貴族的文化、傳統、修養、品味而沒有貴族的金錢與權力。在當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依然非常強調“貴族”這個概念，不管是保留君主制的國家還是實行共和制的國家。許多人可能認為這是與“資本主義”不相稱的，但我認為“資本主義”真是使“貴族”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因為商業社會帶來許多“暴發戶”，當人們對“富有”已經見慣不怪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更高的追求，而貴族的確是上層中的上層，“貴族”在“富人圈”中脫穎而出。而中國目前之所以稍有錢有權的人都帶有幾分“貴族氣”，原因就是社會不夠發達，富人還較少，僅在物質上富裕的人也很受人崇拜了，所以在中國富人圈中，“暴發戶”和“貴族”這兩個概念還沒分離，當然這還可能與中國自身的歷史和國情有關，但我想若僅從經濟角度解析，答案大致就是這樣。

上面主要探討了造成生活層次和見識面差距，即等級差異的“經濟原因”，下面接下來討論它的其它因素：

1．家族傳統。這一點太明顯了，我想也勿需論證。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到中國自己的情況看。或許有許多人認為中國實在沒什么“家族”，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從他們的姓氏或家徽上就可看看出其是否貴族。中國確實沒有什么“皇族性”，也沒有什么“家徽”、“族徽”，中國目前的家庭也難稱得上“家族”，因為現在的家庭通常都是小家庭制。不過這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地方，也就是“小家庭制”并非“有中國特色”的，相反，其實“小家庭制”是從西方引進的，在民國以至以前歷朝，中國都是“大家庭制”的，在民國時期，西方文化大力沖擊中土文化，時至當今，中國的“大家庭制”也基本上退去了，“家族”這個詞也很少提了。于是今天中國的家族傳統雖沒多大影響力，但家庭文化卻是不可擺脫的。目前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教養”，很分明可以判斷出，這里所說的“教養”不非依賴于學校教育，反而是依賴于家庭教育。這也就是說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教養”的影響遠遠大于“學校教育”，這一方面不能不歸究于目前學校教育在“教養”教育方面做得不夠。目前中國的教育界大談“素質教育”，其實其本意跟“教養教育”是很類似的，但“素質教育”越談越離題，而到了實施階段就更離譜了。目前的學校為搶著戴“素質教育”這頂帽子，就一味往硬件上形式上花盡心思，什么：鋼琴、芭蕾舞、武術、勞技、實驗、電腦、天文??其實據我看來，要學好這些東西靠學校是絕對不足夠的，而且搞好了這些方面也不會對一個人的“素質”或說“教養”有什么影響，什么是素質？什么是教養？所謂實踐檢驗真理，讓我們到社會上看看我們什么時候會被人稱贊“有教養”、“有素質”，什么時候會被別人罵道：“沒教養”、“沒素質”，那我們自然就會知道了：當你連一個很常用的字都不會寫的時候，有人說你素質太差；當你在公共汽車上見到有老幼病殘在身旁卻不主動讓座的時候，會被人說沒素質，當你在圖書館大聲說話，別人會說你沒教養；當你與人交往，言語之間流露出狂妄自大，別人也會說你沒教養??其實“素質”這種東西，一部分來源于家庭教育，另一部分來源于“應試教育”，也即使我們以前強調寫字、背詩詞文章、運算、還有各學科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識。這些雖不能算是我們目前社會談得最多所謂素質，但這的的確確是社會上要求的素質，反而懂演奏一些樂器、懂唱歌跳舞等是工作不需要的。孔子曾說過：“樂以和”，意識是說樂的目的并非懂樂，而是在于樂給人的心靈帶來的調和、陶冶，所以學音樂的目的是通過美育來達到德育的效果，而并非單純地學幾項本領、技能。但我們現在的所謂素質教育卻以為讓學生掌握幾項稍“高雅”的本領就等于有素質，這就真所謂揀了芝麻丟了西瓜。說到底這是人們的功利心太重導致的，功利心用在其它方面可能還有些利用價值，但在“素質教育”、“道德教育”方面動了功利心，“素質教育”是最不能碰到“功利心”的，因為素質本身就是一種需要長時間、大氛圍才能釀醞出來的東西。不能沁透人性、從整體上、本質上塑造一個人的就不叫“素質”，所以功利心主導下的形式上的，急于求成的教育，不管是素質教育還是應試教育，都注定是教不出“素質”的。我們原來的教育制度其實并非真的是傳媒中容的“素質殺手”的形象，造成作業、考試過繁多的原因也還是因為學校、家庭為用分數來

爭奪一些利益，據我所致，有些學校甚至鼓勵學生在考試時作弊，因為這有利于提高平均分，學校就是根據這平均分來“分紅”，有些不讓同學抄襲自己試卷的學生反而會招到批評。如今分配利益的指標變為“素質”，學校就找遍各種能被人覺得是素質的東西來作文章。以自己擁有多少個電腦室、語音室、實驗室、舞蹈室、體育館、天文臺，以在各種文藝體育活動中得過多少獎來鼓吹自己在“素質教育“上取得的“豐功偉績”??所以我們的“素質教育”改革是換湯不換藥的，有成效才奇怪。總之，害了教育的是人們的“功利心”，而非教育制度本身，再完美的制度一旦被世俗的功利心染指，那注定是事與愿違的。但愿我們的“教育”，一塊本是純凈的土地重返純凈，從本質上走上素質教育。

2． 知識面。我想，通過大量的閱讀對提高生活層次和擴大知識面的意義是很大的，而且約束

條件也是很少的，這就是所謂精神貴族。馬斯諾需求層次理論經常被人批判的地方也就在此。因為許多人認為一個人即使物質生活層次很低，但由于思想領悟較高，其追求的層次也很高，而這是馬斯諾理論沒顧及到的地方。所以，假若我們將物質和精神統一起來，簡稱為：“資源”，而把決定一個人的需求層次的決定因素假設為：得到資源的多少。這里的資源是包括精神與物質的，資源的多少與精神和物質之間的所占的比例沒多大關系，只要是資源豐富的人，無論其中有多少是物質，多少是精神，其需求層次都會較高。而需求層次和Class的關系不言而喻。所以希望提高自己的Class，就要盡量獲得更多的資源。當然精神資源和物質資源之間的不平衡會導致不少問題的，所以在“多”的基礎上盡量保持良好的比例結構，無疑使同樣多的資源顯得更多，產生更大的效益。有了以上“資源”的概念，就可彌補馬斯諾原理的一大漏洞。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大致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對“資源”的占有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活層次和見識面，而生活層次和見識面又決定了一個人的Class。

第三篇：園林景觀格調

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的中國藝術，重內在情感的表現而不重物象的再現，重主觀情感與客觀景物的交融互滲，即重意境的表現。于是，就有了宋代文人寫意園的產生和興盛。這是繼魏晉南北朝之后，造園風格產生了又一大轉變一注重園林“意境”的營造。從禪宗的觀點看，世間萬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若般。

因此，在色彩上運用質樸素凈的色彩，造就素雅的園林景觀格調來表達禪意。現代主義園林精神和色彩文化 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后，伴隨著人工合成技術和人工材質的發明創造，由于我國長期的閉關鎖國且不重視科技技術的發展，忽視美學的發展，導致近百年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民對園林景觀色彩的理解與領悟遠遠未達到西方色彩的高度和深度。

當下，由于盲目的效仿西方艷麗的色彩觀，使中國園林景觀設計出現嚴重的色彩污染現象。現如今，色彩設計依然在中國園林景觀中處于可有可無的地位。我國園林景觀色彩設計在受到西方園林景觀色彩設計沖擊的同時，色彩基礎環境依然十分薄弱，色彩人才醫乏，這些嚴重阻礙了中國園林景觀色彩設計的發展，導致設計很難形成自己的新特色。

西方園林景觀精神文化和色彩設計理論基礎文藝復興年代的園林色彩文化西方古典園林 文藝復興年代注重明暗，投影。色彩的布局有主觀的規劃意向，這種色彩結構對表現園林的空間感發揮了一定作用。從文藝復興的諸多畫作可以看到西方的色彩研究在這個年代己經得到廣泛應用。

由于當時的色彩原料比較醫乏，色彩表現出單純，和諧和典雅的風格品質。色彩的情感寓意表達突出，讓色彩世界變得神秘莫測。色彩在各領域的運用與其說是對客觀存在的現實反映，不如理解成是藝術家和設計者們內心的吶喊!

第四篇：重提文化格調

重提文化格調

主持人：沈衛星

文藝，理應是人類審美地把握世界，但時下卻出現了一種迎合低級趣味、滿足刺激受眾感官的非藝術非審美的媚俗傾向。

主持人：在有目共睹的文藝繁榮興旺的同時，一股粗劣、低俗、洋奴的文化氣息也陣陣襲來，并漸漸彌漫在我們生活的周圍，構成了與作為文化而存在的進步健康的意義，與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特有審美情趣迥然相異的景觀。今天，就請幾位專家一起來探討這個話題。

雷達：的確，就我的眼界所及，我覺得有一些作品和現象確實存在格調低下的問題。如一些所謂新歷史小說和影視中的清宮戲、唐宮戲、民國戲就非常風靡，也許數量多不算什么，真正的問題是，有些作品把皇權思想、人治思想、專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兒很濃，把一些皇帝搞得可親可敬，十分的高大全，這就不對了。我倒不是用批帝王將相的老眼光苛求它們，而是它們與21世紀人類文明的大趨勢和現代化進程未免太不協調。但就是改變不了，據說因為老百姓歡迎。再比如，一些偵破性、法制性的文學或影視作品，暴露罪惡淋漓盡致，殺得血淋淋，很富感官刺激，有的已經滑向誨淫誨盜的邊緣。還有，反貪小說的風行總體看是大好事，也出了不少好作品，但也有在反腐名義下對腐朽的東西采取諧謔的游戲態度的，或者堆砌大量葷段子，這就把一場極嚴肅的斗爭化為笑談，不惟態度不端正，更談不上什么力度。

仲呈祥：對此我也深有同感。藝壇，顧名思義，理應是人類藝術地即審美地把握世界的圣壇。但時下由于那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藝壇出現了一股迎合低級趣味、滿足刺激受眾感官的非藝術非審美的媚俗傾向。如熒屏接連出現了10余部描寫男女兩性關系題材的長篇電視劇。其中不乏有置社會道德規范于不顧，公開渴望婚外“激情”的；又如，某省電視臺的綜藝節目中，居然讓兩男兩女去搶睡一張床，結果出現了一對男女搶睡到同一張床上，主持人還故作斥責“你們怎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出這種事”的鬧劇；再如美術界，竟有自稱“行為藝術家”的人當眾剖開牛腹，自己鉆將進去，然后讓人縫合起來，鮮血淋淋，慘不忍睹，還名之為《娘胎》……

馮驥才：如果把目光更擴大一些的話，我們每天一出門看到的城市面貌，盡管較以前得到迅速的發展，但依舊能看到與之不相稱的粗劣的新建筑，庸俗的街景，臟亂的匾牌，等等。在一些小區，其審美是由開發商決定的，其結果可想而知。尤其什么羅馬花園，美國小鎮，威尼斯小區等，觸目皆是，一種偽豪華、充滿享樂主義的氣息撲面而來。還有一些旅游景點的解說詞中，充斥著封建、迷信、落后的色彩。走在大街上，各種店鋪的名稱粗俗不堪，什么王二哥，小老大。多姿多彩的民居和古鎮正在變成廉價的、不倫不類的所謂小洋樓，連農村也是遍地這種小洋樓。這些都透出文化上的低俗和缺乏主體性。

盡管對于“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文化主流來說，這股非審美媚俗文化傾向，還只是支流，但影響大，且有蔓延之勢，不可小視。

主持人：一些文藝工作者逐漸對社會流俗無奈屈從，甘心泯滅自己的創作理想，肯于降志屈身，隨俗俯仰，與世浮沉。尤其是在一些綜藝性節目中，有關人的精神情感、性格氣質、價值取向漸漸迷失。

仲呈祥：上述的描述，足以說明當今確實出現了一股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非審美媚俗文化。盡管它們對于“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審美文化主流來說，還只是支流，但影響大，且有蔓延之勢，不可小視。今天，我們的主流是對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傳統美德的頌揚和呼喚，但中華民族畢竟有過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傳統，有過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影響，還有過十年“文革”浩劫的遺患，因此，在當今人民群眾的文化鑒賞心理中，確實還殘留著某些落后的、愚昧的和不健康的東西。對這股非審美媚俗文化消極順應，勢必強化群體鑒賞心理中的不良一面，而它又反過來又助長了這股非審美的媚俗文化。

雷達：就拿“美女作家”的風靡來說，這很讓人費解，文學是看作品好壞的，與寫作者本人的相貌能有多大關系呢，但有些人總是樂此不疲，偏在這上面大做文章，“美女作家”閃亮登場啊什么的。當然他們兜售的并非僅僅是容貌，主要還是某些炫耀式的性經歷，對性事的渲染，或標榜“用身體寫作”之類。我看到一位女評論家就此提出批評，文章題目是“警惕新的文學紅燈區”，很好。我個人認為，要把必要的道德約束與扼殺人性區別開來，一切皆開禁，一切迎合欲望，屈從欲望，不是人性復歸的證明和尊重人性的表現，因為欲望不等于就是人性。

黃式憲：在時下的電視媒體空間，任何一個對于文化風向變化稍稍具有一定敏悟性的人，都不難切身地感受到，一種以“生產快樂”為標榜卻解構了任何精神、價值思考的“純粹消費性的快餐文化”，正廣為傳播。所謂的“戲說風”、“豪華風”、“濫情風”，正一度而再度地漫卷我們的熒屏。面對此情此景，正是：“幾家喲歡喜幾家喲愁”。

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種傾向歸咎于大眾文化，而應該歸因于有人借大眾文化來拋售低級趣味。

主持人：由大眾文化中產生的這類格調低俗現象，當然會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根源的。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雷達：為什么現在格調問題變得比較突出呢？事實上，不是現在變得突出，而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創作中的格調問題一直比較突出，我認為這是文化轉型和價值重建的過渡期中產生的必然現象。隨著市場化、商品化、城市化潮流對人們日常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深刻影響，隨著實惠化消費化傾向的膨脹，文藝上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大眾文化的全面登堂入室和文藝的消遣、娛樂、休閑功能的上升。在審美意識方面，則呈現出世俗化、日常化、平民化等特點。當然，這些并不意味著格調一定有問題，問題的癥結在于，當我們在向市場靠攏時，當我們在大力肯定人的商業化操作下從事寫作時，當我們片面追求“上座率”、“發行量”和尋找所謂“賣點”時，當我們熱衷于追求新奇、刺激、有趣時，往往可能會出現沖淡甚至放棄對人的精神價值，對高尚道德理想，對人性全面發展，對人的終極關懷的追求的傾向。與此同時，在某些作品中，還會出現對縱欲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享樂主義的有意無意的放任和玩賞的態度。當然，文藝的思想意義是分層次的，側重于娛樂性的作品有它應有的位置，格調未必低，這里并沒有要大家都繃起面孔說教或玩深沉的意思。

馮驥才：其實，說到文化格調問題，還有其更深層次的歷史原因和民族心理原因。清代300年，是文化品格逐漸下降和粗鄙化的過程。如果說家具是一種文化的話，明代是高峰，到了清代就粗鄙不堪。“五四”運動以后，我們對民族文化的財富沒有精心整理。“文革”中的文化更是成了革命對象。改革開放后，西方文化又憑借電子產品等大舉進入我國，年輕人一下子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這樣，沒有任何準備的民族文化受到沖擊是理所當然的，今天娛樂文化上的低格調就是盲目追逐模仿西方的結果。另外，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的農民意識，封建皇帝在改朝換代時總要跟前一代徹底決絕，總認為自己才是開天辟地，這都導致了民族文化難以有深厚的影響力，而只是碎片。

黃式憲：倘若沉靜下來思索一番，則不難發現，在這種現象的背后，恰恰深藏著一些耐人尋味的、具有本質性的東西，其一是一些媒體以急功近利的廣告收益為“驅動力”的媚俗傾向，其二則是在一些媒體喪失自身主體性的前提下，廣大受眾“感官式的視覺文化消費性”導致“欲望的膨脹”而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提倡文化的多樣化，但前提是作為文化生產和傳播者，不能放棄對受眾作為“領航角色”的責任。

主持人：廣大受眾尤其是青少年如果沉浸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形成有關美丑對錯的價值觀念，并以這樣的方式確立自己與當代社會秩序和體制的關系，這將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

黃式憲：在一些文藝作品中，連篇累牘地呈現出所謂“都市生活情感，世紀之交的欲望”的私密化景觀，而留給影視受眾的人文空間，卻又微乎其微，其后果便是：感官與精神的日漸失衡，欲望的膨脹與道德文明的陷落。特別是那些五光十色的“綜藝性欄目”里，當看到那些庸俗、低級的“搞笑游戲”時，簡直難以令人卒睹，而見主持人帶領著在場的觀眾笑得前仰后合，面對此等景觀，真為這些被無端領進此等“娛樂場”，聽人擺布、任人愚弄、供人笑樂的男孩、女孩今后的成長而感到憂慮。我們的孩子們在智慧的開發、情操的冶煉、人格的培育上，又有多少生長的空間呢。

雷達：都市文學的興盛，使文學的商品化、時尚化比較嚴重，正如有人形容的“寫口紅，寫手袋，寫時裝，時尚散文風行；演秘書，演老板，演大腕，白領電視走俏”，這格調自然不高了。還比如，出版業的惡性炒作現象，直接影響文藝產品的格調，最近神童作家，娃娃文學，少年寫手，低齡化寫作，少年寫作成人化等口號非常時髦。我認為善于在兒童中發現人才是好事情，不必苛求，更不必大驚小怪，也別動不動就說是“傷仲永”之類，但麻煩的是孩子身后的某些炒作者，看到銷路好，就拼命拉小孩的稿子，與媒體聯手，制造熱點，達到賺錢的目的。在12歲小女孩的長篇小說里出現了“我找的男朋友要富貴如比哥（蓋茨），瀟灑如馬哥（周潤發）”固然不好，但孩子說的也許是實話，責任應由社會的文化環境和大人們來負。

黃式憲：由媒體的“媚俗”與受眾在“快樂誘惑”下的“欲望的膨脹”，兩者相依共生，在以商業性操作的類型化、流行化電視劇創作的層面上，乃漸漸形成一種可名之為“文化想象缺席”的“感官的盛宴”。這類“感官的盛宴”，大體不外如下幾種市場屢試屢爽的模式：一曰“搞笑劇”，這類“戲說搞笑”的作品，一部、兩部倒也無關痛癢，怕的是陳陳相因成了“時尚”、成了“風氣”，那么，所有的歷史俱遭解構，這些看“格格劇”長大的孩子，將來還能嚴肅地面對我們的歷史或現實么？二曰“武俠劇”，有識者不禁為此憂心忡忡，這類劇中崇尚、禮贊的所謂“江湖義氣”，所謂效忠“山頭”、效忠霸主的盲目的“英雄主義”，恰恰散發著封建主義的陳腐氣息。這對于那些少不更事、童蒙未開的孩子們的文化心理的正常發育，顯然是無一益而有百害的。三曰時尚化的“青春偶像劇”，它們獨獨缺少對生活“慧眼獨具”的發現，缺少歷史感和現實感，缺少真切的生命體驗和人生況味，那些如癡如醉的青少年“偶像劇迷”們，何處去尋覓自己的社會身份和腳踏實地的人生之路。

仲呈祥：這股非審美媚俗文化完全悖離了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放棄了文藝的神圣使命和社會責任。它不是著意于提高全民族整體精神素質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而是在趙公元帥指揮下迎合低級情趣和不健康的欣賞心理，與先進文化和優秀作品爭奪受眾，宣揚以追求感官享受為人生內容、以“跟著感覺走”為人生哲學，造就一種淺薄、浮躁、油滑、媚俗的群體性鑒賞習慣，營造一種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需求相悖的貪圖私利、尋歡作樂、玩物喪志的文化氛圍。上述種種不健康的文藝作品，作用于執政黨中的意志薄弱者，很可能導引他們走向賴昌星們的“紅樓”，走向腐敗墮落；作用于廣大受眾，將敗壞國民的審美修養和精神素質。

時代對文化的需求空前提高了，各種需求也從未變得這樣多樣化。但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放任式的“并存”，或把“并存”當終極目的。

主持人：中國文化人的優秀傳統非常寶貴，他們為社會進步奔走呼號的情景至為動人。文化若不能作用于世道人心，將最終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今天，有些文化人卻正在毫不可惜地放棄自己的優秀民族文化，同時也輕率地對待正在被創造著的文化。

馮驥才：一個民族對待自己的文化如此輕率是很可怕的。中華民族有非常優秀的文化寶藏，有很多方面需要我們進一步挖掘利用，如漢唐文化寶庫就沒有很好地去打開。東方知識分子有責任解釋好東方文明。江總書記在“三個代表”中，提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是非常有眼光的。民族文化是和民族精神聯在一起的。加入WTO以后，外來文化將更加沖擊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化不能再進入人家的游戲規則，文化是自己民族的王牌。要知道，文化一旦斷裂后，要重新樹立文化情感是很困難的。

雷達：文藝創作和文藝產品的生產，從來都有個格調問題，但我認為，在今天，我們如果不正視它，不認真抓一抓，就會影響文學藝術的健康發展，影響到能否真正給人民提供豐美的精神食糧。過去從“左”的眼光出發，動不動指責別人格調低下，當然讓人反感，而且只能阻抑文藝的真正繁榮。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種極端，連對藝術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低、美丑、精粗、文野都不敢講了，連分一分精品與庸品的勇氣都沒有了，以為一講格調高低就是打棍子，那樣下去也很可怕。在藝術問題上，我贊成多樣共生，海納百川，只有多種流派、風格、樣式、方法的相互激蕩和互補，才是藝術發展的坦途。但不能僅僅滿足于放任式的“并存”，或把“并存”當終極目的，藝術畢竟有它的客觀標準，我看格調問題就是重要的衡估標準之一。藝術沒有鑒別，比較，必要的批評甚至批判（科學意義上的），怎么向前發展？事實上，由于對格調問題談得不深入，對格調低下、粗制濫造的作品缺乏擊中要害的剖析，時間長了，無論讀者還是批評家，都會像舌苔太厚喪失味覺一樣，分不清什么是精華什么是糟粕了。魚龍混雜，精華與糟粕一鍋煮，無所謂好，也無所謂不好，大家在一片叫好聲中和光共塵，這是很可悲的。

單純：柏拉圖在《會飲篇》中說：“世間有些人在心靈方面比在身體方面還更富于生殖力，長于孕育心靈所特宜孕育的東西。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以及其他心靈的美質。一切詩人以及各行技藝中的發明人都屬于這類生殖者。但是最高最美的思想智慧是用于齊家治國的，它的品質通常叫做中和與正義。”在目前這個社會的轉型期，每個行業的人都面臨素質提高的問題。文藝工作者首先應當提高個人素質，因為社會要求他們有垂范人倫的責任，特別是“星級”文藝工作者，他們對大批青少年“追星族”的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示范作用。他們應當用自己的作品或形象為社會去探討價值標準，有責任去思考社會公義并以身載道。

雷達：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法則與審美規律的關系，仍是解決格調問題的一條重要途徑。不能無視市場法則，也不能無視文藝作品主動塑造讀者的能量。“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它們的關系是互相制約，互為促進的。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文學藝術提高全民族道德情操和重鑄民族靈魂的責任。現在不少趣味低級的東西，大都是假借“滿足最廣大讀者的閱讀趣味”名義出來的。

文藝工作者理應從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激發詩情畫意，以世界的眼光捕捉創作靈感，從而以優秀作品提升人民大眾的整體素質。

主持人：作為文化人，不能回避自己承擔的那份感世憂時的責任。時代要求他們自覺地對社會作出關注和承諾。

馮驥才：保持對文化的尊嚴就是一種愛國主義的體現。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化中蘊含有最深的民族情感。有了對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自尊，就不可能不愛國。世界上許多國家對自己的文化是那樣地摯愛。如果文化松懈后，國家感也就淡漠了，就沒有事業心，責任心，就走向極端個人主義，自私，沒有公眾精神。對于責任感的藐視，極不可取。責任感是人的良知，是文化人的存在價值所在，它體現民族的良知。今天，知識分子應當站出來，負責任地去進行一次文化的精致和校正。

雷達：其實，格調的高低與寫什么沒有必然的直接聯系，不能說寫世俗小市民的，新言情新武俠的，格調就一定不高。格調的高低與體裁樣式也沒有直接聯系，不能說通俗文藝，大眾文化，格調就一定不高，純文學就一定高。事實上在有的純文學作家筆下，不是也有格調很低的東西出來么。問題的關鍵仍在于“怎么寫”，怎樣處理題材，作家藝術家把怎樣的價值觀、審美觀、哲學觀寄寓和滲透在其形象世界中。那么究竟什么與格調問題關系最密切呢？我認為，作品的格調與作家的人格精神的高度直接有關，甚至可以說，作家的道德情操、審美趣味有多高，他作品中的格調就有多高。當然，人格與風格，人品與文品分離的現象也不少，大體而言，人格決定文格這話是沒錯的。

單純：經濟學中有個“劣幣逐良幣”的“格魯什姆定理”，就是說人們不能等待市場被徹底破壞了、無法進行正常的商品交換了才來整頓市場，打擊劣幣，那樣社會的成本就太高了，沒有一個正常的社會能承受這樣高昂的代價。文化市場也一樣，受眾也不能等待低劣的文藝作品已經敗壞了整個市場才起來糾正它，而是未雨綢繆，接受各個方面的批評。我們不能以為只要有市場就可以不接受批評，因為回避批評的市場很可能是個假的、短期的市場，低劣的作品也可能在某個時期有某些受眾，但是我們還應記住林肯說過的那句至理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某些人；你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你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明星以及他們的作品都要面臨持久的受眾市場，那就非要具備止于至善的精神不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法乎其中，風斯下矣。”要求作品的格調高雅并不是說每件具體的作品都得達到這個標準才行，而是說我們要確立一種文藝創作的價值取向。如其不然，反以作品或人品的格調低劣為榮，投好某些暫時的受眾市場，這樣的文藝作品絕對長不了。

黃式憲：電視劇作為一門訴諸形象、訴諸心靈的現代大眾藝術，其商品屬性顯然不應被無限膨脹，還是要兼顧到它作為精神文化產品的一面，應堅持“寓教于樂”，使之在感官與精神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不應忽略媒體所擔負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使命和責任。我認為，克服媚俗弊端，首先應當強調媒體的“自省”、“自律”、“自重”。所謂“自省”，就是要敢于面對自己的失誤；所謂“自律”，就是要在“當下、終極”之間突出人文的終極關懷，而不是一味地去炮制所謂的“感官盛宴”；而所謂“自重”，就是要注重媒體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形象。

仲呈祥：伴隨社會的進步，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日益多樣化，這是歷史的必然。只要是健康無害的，都應給予一席位置。但我們首要的還是大力倡導能凝聚和激勵全民族的審美文化，惟此，才有資格進入先進文化的行列，才能完成文藝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文藝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理應自覺地從人民群眾和時代前進的腳步聲中獲取力量，以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激發詩情畫意，從世界范圍的眼光捕捉創作靈感，從而創作出優秀作品，導引受眾超越世俗，升騰到人類精神和理性應有的審美殿堂，提升人民大眾的整體素質。

《光明日報》2002年1月9日

第五篇：《格調》讀后感

《格調》讀后感

當仔細品讀一部作品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獲，是時候抽出時間寫寫讀后感了。現在你是否對讀后感一籌莫展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格調》讀后感，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格調》這本書充分說明了當今社會存在的問題、現象，從等級問題到解析問題，再到現在社會上最明顯主要的以貌取人、住房、消費、娛樂、擺設、智力生活、言談舉止、社會中的貧民化趨勢的問題。《格調》讀完后人完全可以感受到社會的現實，感受到早現在社會中，社會等級、地位依舊是個很敏感的話題，哪怕只是稍微提及都會刺激到別人，激怒了別人。

然而，實際上，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人們恰恰暴露了對社會等級的敏感：越是感到煩惱和憤怒，越說明等級存在的真實和嚴酷。如果誰容易變得非常焦慮，這種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產階級，你非常擔心自己會下滑一個或兩個等級梯級。另一方面，上層階級熱衷于談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在這種事上投入的關注愈多，就愈顯得地位優越。貧民階層通常并不介意討論這個話題，因為他們清楚，自己幾乎無力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所以，對他們而言，整個的等級問題幾乎就是一個笑話——上層階級空洞的貴族式的自命不凡不過是一種愚頑和妄自尊大；而中產階級的焦慮不安和附庸風雅則令人生厭。而事實上呢，對社會等級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產階級，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被這個問題嚇得要命。正像你在等級問題上的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階級身份一樣，解釋這件令你生氣的事物的方式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底層的人們樂于相信，等級是由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多少來作為標準的。生活在中層的人們承認金錢與等級差別有關，但一個人所受的教育和從事的工作類型同樣重要。接近上層的人們認為品味、價值觀、生活格調和行為方式是判斷等級身份不可或缺的標準，而對金錢、職業或受教育程度則未加考慮。

我們并不是生活在一個有等級差別的國家里。可，職業標準來了，也就不是這么回事了。在美國，等級差別是如此復雜和微妙，以至于國外的訪客常常會忽略那些細微的差異，或者有時甚至意識不到等級結構的存在。所以，國外訪客稍不留意就會忽視等級體系在這個國家的運轉方式。

平等就像神話般存在在美國的社會中，這本書《格調》，作者的理解又是主要針對社會等級問題中那些可視的和可見的符號，但作者又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個人的行為選擇的符號上，這意味著作者不會考慮種族因素，甚至，除非偶爾論及，也不會考慮宗教或政治因素。種族的區別顯而易見，卻由不得自己選擇。宗教和政治觀點通常由人選擇，但人們的表現除了偶爾限于前院的圣龕或汽車保險桿上的小標貼，一般并不外露。面對一個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羅馬天主教徒”還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繪的領帶”或者“蹩腳的滌綸襯衫”，你聽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論”。為了弄清楚諸如此類五花八門的.信號，作者一直依靠感覺和直觀判斷，而非任何可以稱為“合乎科學標準的”方法。等級尤其應該成為一個嚴肅的美國話題。因為在這里，我們并沒有一個世襲的頭銜，地位和榮譽的體制可以從容展開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級體系。這個社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會都要變化得更快。并且，幾乎是獨一無二地，美國人會因為在這個社會立足何處的問題而困惑不安。在美國，由于社會等級間的流動是如此順暢，似乎每一位幸運兒都可以得到獎賞。而伴隨這一情況而來的特殊危險則是：失望，以及接踵而來的妒忌。這個神話給人的印象是，你隨時能用“掙”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個人發現自己陷身于一個等級差別體制，并對這個體制的必要性表示懷疑，此時的幻滅感和內心痛苦就格外強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產階級生活中發現，在他們為社會等級的攀升而奮發努力時，一些明顯不相關的因素，例如遺傳特征，早年背景，父輩或更年長一輩的社會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們的發展。他們因此變得有些絕望，這種絕望并非沒有破壞性，盡管他們一般說來對這一破壞性秘而不宣。

而讀完《格調》這本書，不禁為美國乃至當今社會的等級地位等一些現實問題而更為感觸，人們為了貧富感到煩惱和憤怒，就越說明等級存在的真實和嚴酷。

人生來是有階層的，現代社會的機制或許能夠允許人們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和社會地位，但其在先天環境和早期經歷中形成的觀念、性格和品位依然會束縛著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審美觀，從而左右著他們的行為方式、選擇能力和欣賞能力，一個向上的野心并不足以改變這些。一個人得到了什么東西，擁有了什么技能，過上了什么樣的生活并不會決定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從本質上而言，他們其實并沒有改變，仍舊屬于自己原本的階層。

但人們總要掙扎一下，尤其是在這個信息共享和自我意識泛濫的時代。為了彌補先天條件不足而導致的由來已久的不平衡感，最快速便捷的方法便是粉飾自我。偽裝或隱瞞其真實的面目（通常此類人，關于他聲稱的他所擁有的那些，他所了解的僅僅只是一些名詞罷了），但當一個人熱衷于做姿態而不敢表現出真實的自我時，他的姿態就會變得千篇一律、呆板乏味和流于表面。（若是仔細看，還會發現一個故作姿態的——不管是人或者物都會透著一股諂媚的氣質）

“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源自于傻瓜們的充分自信”。當一個人脫離了他的先天環境，自認為他已經改變了命運時，他會很容易因先天條件缺乏而產生后天補償心理，由此便會產生許多問題（正如圣經有云，使地震動的是仆人做主）。

長期以來被壓抑的心理需求會得到釋放，過往的自卑會轉化成自負（當然在他自己眼中是為“自信”）。他迫切地需要別人看到他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他迫切地需要收獲自己曾經很少得到過的贊賞（但他不愿意去考慮他所得到的贊賞來自于怎樣的人和怎樣的欣賞力），于是炫耀和賣弄便成了必要的事情，因為他們必須要讓別人看到經過粉飾貼金后的“美好”的自己。

不幸的是，他們所認為的改變和美好僅僅只是局限在表層，局限在他們自己的認知當中的。當他們下意識地想要去彌補過往帶給他們的，他們仍舊在被過往牽著鼻子走，這樣的他們其實很消除先天環境刻在他們身上的烙印。他們真正的改變或許只有在這種不平衡感得到彌補后才會開始，然而有多少人不會被自己刻意制造的這種美好假象所迷惑呢，或者說不滿足于這個假象呢。

有人說讀《格調》的人最沒有格調，聽起來有點酸；有朋友從來不打保齡球，就因為《格調》說貧民階級的人才去打；

用書中的觀點來分析，這應該是屬于中產階級的人的反應。因為在乎別人看自己的眼光，沒有階級安全感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心理。

與其說這本書指出了階級的現象，不如說它給了普通人們以一種平時不大會用的視角，用理論的方式去分析那些隨處可見的細節和現象。所以讀過《格調》的人，在短時間內都會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冷冷地觀察人們的衣著、動作、言談、用品等，試圖應用書中所提及的標準來界定等級。

也許這樣做有點隔岸觀火般的陰險的嫌疑，但它確實給人以一個新的理由，去解釋一些無法用品性、知識、智商、情商等等原因來說明的事情，從而讓人更能體諒人心。

用等級來給人作劃分，無論古今，無論國度，都一直是件遭到鄙夷的事情，但我們能否認嗎？不能。因為這個理由，韓劇《巴厘島的故事》里那讓人窒息的無法逾越的等級鴻溝所造成的絕望氣氛，讓人深深記住了它。

能從書中得到裨益的人可能還會包括市場營銷和廣告從業人士。通過對消費群體的劃分和定位，可以參考其所處階級而投其所好，這不失為又一個不錯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