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陶淵明的當代意義與價值

淺述陶淵明的當代意義與價值

田玉偉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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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簡介：

陶淵明（365 – 427）晉宋時期詩人、辭賦家、散文家。字元亮，又名潛。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私謚靖節，世稱靖節先生。出生于沒落的仕宦家庭。其曾祖陶侃，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他的青少年時代，生活貧困，但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博覽群書。29歲起，出仕，起家為江州祭酒，后賦閑；繼而為荊州刺史桓玄屬吏，后因母喪辭職歸家，在家鄉潯陽開始躬耕。后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繼而轉任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42歲起，歸田躬耕，直至貧病交加而下世。

二、思想性格

“歸隱”思想：是陶淵明厭倦官場污濁，不愿與統治者同流合污所采取的潔身守志路，是他與黑暗社會決裂的反抗行為。一方面，陶淵明歸隱，是對現實的一種逃避，是消極行為；另一方面，歸隱田園，是尋求人格獨立之道，是一種“自我實現”行為。

“真淳”思想：陶淵明崇尚自然，具有“性本愛丘山”的性情，做人“任真”，做事“真誠”。陶淵明的“真”基與他的生命意識，其詩所表現的是他整個生命的各個層次和各個方面，所反映的是他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經歷過的那一個復雜的、艱難的、曲折的過程，是真正博大且豐富多彩的。

三、作品簡介

他的文學創作豐碩，今存詩歌125首，文12篇，影響巨大，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今存詩作包括四言詩9首，五言詩116首。前者一般，后者包括詠懷詩和田園詩兩類。詠懷詩內容豐富：有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詩，表達宦海奔波者對家園的想念，透露出時代的污濁與動蕩；有晚年歸田后的抒情言志詩，如《雜詩》、《飲酒》、《詠貧士》、《擬古》、《讀山海經》、《挽歌詩》等，或者表達了詩人堅持躬耕道路，傲視豪門世族，拒絕統治者的征召，淡然忘世的態度，或者表達詩人身在鄉村關注政治，感慨人生而“猛志常在”的心情。

他的現存文包括辭賦3篇，韻文5篇，散文4篇。其中的《感士不遇賦》雖是自悲有志莫騁、懷才不遇，卻也表達了寒門庶族文士備受壓抑的憤激聲。《歸去來兮辭》更是他同封建官場訣絕的宣言，是至今被傳誦的不朽之作。散文《五柳先生傳》和《桃花源記》都有很大的影響。陶淵明的詩文，藝術成就自唐代以來，備受推崇，在唐代山水田園詩人中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他的詩文，在他死后100多年，才由蕭統搜集編定，稱《陶淵明集》，今已不存。

四、壯麗詩篇

田園詩：陶淵明的田園詩數量最多，成就最高。這類詩充分表現了詩人守志不阿的高尚節操；充分表現了詩人對淳樸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對自然社會的向往，對勞動的認識和對勞動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為一個文人士大夫，這樣的思想感情，這樣的內容，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門閥制度和觀念森嚴的社會里顯得特別可貴。陶淵明的田園詩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頓狀況的，可使讀者間接地了解到當時農民階級的悲慘生活。陶淵明是田園詩的開創者。他的田園詩以純樸自然的語言、高遠拔俗的意境，為中國詩壇開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響到唐代田園詩派。在他的田園詩中，隨處可見的是他對污濁現實的厭煩和對恬靜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因為有實際勞動經驗，所以他的詩中洋溢著勞動者的喜悅，表現出只有勞動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歸園田居》第一首就是有力的證明，這也正是他的田園詩的進步之處。

《歸園田居》詩歌中，詩人抒發了對宦海沉浮的厭倦和掛印還鄉的欣喜之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這詩大約作于從彭澤令解職歸田的次年，抒發回到田園生活的愉悅心情。中間寫景的一節，“方宅”以下四句，以簡淡的筆墨，勾畫出自己居所的樸素美好；“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視線轉向遠處，使整個畫面顯出悠邈、虛淡、靜穆、平和的韻味。作者正是以此作為污濁喧囂的官場——所謂“樊籠”——的對立面，表現自己的社會理 想和人生觀念。結末“復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環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詠史詩：陶淵明的詠懷詩以《詠荊軻》，《讀山海經》十三首為代表。《讀山海經》十三首借吟詠《山海經》中的奇異事物表達了同樣的內容，如第十首借歌頌精衛、刑天的“猛志固常在”來抒發和表明自己濟世志向永不熄滅。

五、當代意義

陶淵明的當代意義主要從其詩作中體現。陶淵明的詩歌藝術追求樸素、自然、真淳的意境。由于中國有了陶淵明這個典范，“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用以保護自己出仕和歸隱的選擇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及至今日，陶淵明的詩歌所散發的光輝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愈發明亮。因為這是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每個人都在拼命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我想有不少人都被這時代的浪潮裹挾著向前奔涌，沒有時間停下腳步來稍作休息。于是，在當代中國，出現了不少隱士。

那些城市生活中的成功者們。他們事業有成，然而也面臨著巨大的生活壓力。為了排遣這種苦惱，他們選擇將更多的時間花在與自然的親近上。他們在郊外置辦住宅，吃的是自己的田里種出的蔬菜，甚至他們也會騎馬作樂，享受原始，但在今天顯得奢侈的快樂。盡管我認為這并不算一種真正的回歸，但也可以從中窺見，幾千年來從陶淵明的作品中傳承的信仰，已經扎根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陶淵明這位古人，對于當代的我們仍然發揮著他歸隱田園，隱逸之宗的精神，他營造出的“世外桃源”今天仍然是我們憧憬的烏托邦。啟示我們像陶淵明那樣詩意地看待人生。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其隱世避世的作風不可避免的帶上消極的心態，“小隱于野大隱于市”當代社會中，真正能脫離世俗又有幾何？

陶淵明的詩歌對當代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陶淵明追求樸素自然而又高度精煉的語言；追求平淡而又精警的風格。當代的許多文學作品或多或少有他的風格。

六、結語

陶淵明的精神，以其獨特的詩文，以其獨特的審美意蘊，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它是東方人寧靜超逸精神的化身。他那沖淡虛靜的田園審美，純樸和諧的社會審美，無不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美學財富，讀著其詩其文，讓我們在毒霧彌漫的現代都市，又聞到了青草的氣息和泥土的芬芳……那優美的意境，是充滿暴風雨的人生旅途的騷站，也是醫治人們心理疾病的良藥，更是浮躁的都市人的一味清醒劑，是日益西化的中國人難得的精神家園。

第二篇：南方談話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南方談話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回顧歷史，重溫鄧小平當年的重要談話，其歷史價值和對當今改革開放事業的指導意義，仍然值得我們嚴肅對待、認真學習。

一、談話的歷史背景

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到底有幾次？

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談話；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

鄧小平兩次談話可以說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談話中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這和他1992年的談話有什么矛盾嗎？一點矛盾也沒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樣。我認為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南方談話。

但鄧小平這次談話，廣大干部、群眾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會上對改革姓“資”姓“社”的激烈爭論，這次談話被爭論淹沒了。所以，認為小平同志曾有過兩次南方談話是對的，把第一次南方談話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這種說法應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談話作為他1992年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來認識。

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他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態度。在改革初期，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搞企業的擴大自主權，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氣推不動，沒想到農村餓肚子，糧食不夠吃，有包產到戶了，開始爭論。鄧小平講，有人對此的態度是：“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里不說，心里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這段話也是鄧小平1991年在上海講的。也就在當年的11月25日至29日，黨中央召開了十三屆八中全會，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

黨中央這次全會的決定，不是無的放矢。當時很多省開展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活動，好像是農村又出現了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斗爭。這實際就是對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提出懷疑。田紀云同志回憶當年的情況說，搞社會主義教育活動，連他這位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都不知道，這不亂套了？此時，有一種輿論來勢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來自經濟上的自由化，經濟上的自由化來自農村的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就是不正之風的溫床，三資企業就是和平演變。如果問題不嚴重，如果人們的頭腦未被搞亂，中央何至于要做這么一個決定呢？其實當時聯產承包責任制還要統分結合，農村辦不了的水利、種子、化肥，可以統，統和分是雙重措施，而且說我們要走一條高效益、低投入的農村發展道路，還要生態環保，當時生態環保就提出來了。一個半月之后，鄧小平才南下湖北、廣東發表南方談話。談話之始就是談農村改革，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贊揚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我認為這次全會成功召開，也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又一層歷史背景。

二、怎樣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片面強調GDP的增長，產生了許多片面、機械、畸形的做法，忽視了發展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影響了國內需求；放松了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的調整，產生了一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產模式。這些弊病必須盡快扭轉，轉換經濟發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為要糾正追求GDP發展速度出現的偏差問題，就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呢？我認為，絕對不行！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要以什么為中心呢？當然不能重走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老路，國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醫療、國防為中心吧！

鄧小平同志在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劇變之后，非常清醒地認識到，不能再回到舊有的階級斗爭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談話，首先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做了明確表態：“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在他看來，貧窮的社會主義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今天，盡管我國的社會經濟方面出現了諸多問題，但對這一中心任務切不可有須臾的懷疑和動搖。一些問題恰恰還是對經濟問題鉆研不夠、認識遲緩造成的。這是我要說明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黨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理念，絕不是單純的、純技術的觀點。這一中心觀念是和民生、人民群眾的需求、生產目的直接掛鉤的。

改革初期，我黨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任務，就不是一個空洞的、口頭的號召，而是有著豐富的、重要的內容，也就是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世紀末要翻兩番。1979年，鄧小平就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說，20世紀末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將“達到小康”水平。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為中國的發展算了一筆賬：從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創造工業總產值6萬億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業品，如彩電、冰箱、洗衣機和鋼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長。農民蓋了新房，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剩余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羨慕的“四大件”（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早就飛進普通農戶家庭。鄧小平說：“這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有說服力的發展過程。”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當時的國民經濟掛鉤，和人民需求掛鉤，和小康生活掛鉤，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發展中，我們將要更加注意經濟成果為全民共享，不僅是要國強，還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鄉社會保障、公共開支的力度，把民生問題處理得更加和諧公正。

第三點，我黨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理念，也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觀點，這一觀點也是和民權、民眾權益密切掛鉤的。

民權應該賦予更多的法律含義，就是民眾的合法權益應該受到法律保護。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飛速發展，我國基本農田的紅線受到侵蝕，農村的土地、建設用地大量變性為國有土地，由此使部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民的合法權益受到極大傷害，從而發生了不可勝數的官民沖突和群體性事件。值此巨大變化之時，讓我們回憶一下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的一段話，仍有現實意義，值得我們牢記。他說：“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農村的土地政策當然要完善、修補，還要發展、改進，但不能改變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當年在農村改革中，身處一線的杜潤生同志著書回憶道：“包產到戶是屬于分權性質的改革。”他認為分權給農民一點自主、自由的空間，就能釋放巨大的生產力。前幾年，廣東省委正確、妥善處理了烏坎事件；上海閔行區試行了在農村集體的建設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國務院有關部委決心要上海、溫州、大連、武漢承擔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試驗任務，這很好，其中心內容就是“產權明晰，用途管制，節約集約，嚴格管理”。農村的經濟發展和集體土地、農民用地的法律問題必須緊密掛鉤，亦即和民權掛鉤，這是今天農村社會萬萬不可忽視的農民權益問題。

最后，只要我國的經濟發展、繁榮和民生、民權緊密結合，互為一體，民主問題，村民和城鎮居民自治組織就會逐漸走上正軌。那么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統一起來，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復的博弈，三者的利益邊界也會逐漸清晰起來，那種漫天要價、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現象也會難以立足。所以，生產力的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任務，除了要和民生、民權掛鉤，也必須要和民主掛鉤。因為這時公民手中的選票，表決的事項，才和自己的物質利益、法律權屬血肉相連，呼吸相關。要說這種民主，公民沒有興趣，公民素質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話。

三、為什么要開放？

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當然要自力更生，內因為主，但能否離開國際環境和國際交往呢？如果離開國際、時代的歷史背景，中國今天處在什么樣的社會發展階段都很難說。

截至2010年底，我國共有13000家企業到國外設立了16000家企業，共投資3172億美元，形成資產總額15000億美元，輸出勞務人員543萬人，而個人出外謀生打工經商者及家屬還未計算在內，僅溫州一地恐怕就有百萬人以上吧。

回顧歷史，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最先有感割地、賠款、痛哭亡國滅種、力求變法的人是康有為、梁啟超等少數人。他們“公車上書”，呈言三論：拒簽和約，遷都再戰，變法圖強。但早于“公車上書”8個月之前對中國提出忠告者卻是一位歐洲人――恩格斯。他的話對今天的中國人，對戰爭與和平、對認識世界形勢、人類歷史仍有重大意義。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論中國的話抄錄于下，以紀念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

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甲午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戶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業品），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千百萬人將不得不離鄉背井，移居國外；他們甚至會移居到歐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國人的競爭一旦規模大起來，就會給你們那里和我們這里迅速地造成極端尖銳的形勢，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將促進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頁）

恩格斯的話，當時并未化為現實，今天也不可簡單類比。那時，我國的開放是“門戶開放”，是被動的，是消極的，是喪失主權的。今天的開放則是完全相反的。中國群眾和世界各國的競爭，今天已化為活生生的現實。其中，就有我國民營經濟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國人的群眾性競爭，將和世界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一起，徹底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和舊秩序，把世界推向一個和平、發展、安全的新時代。不管我國經濟存在多少問題，但歷史的機遇、中國的進步將是無人能阻擋的。

四、需要繼續學習的新課題

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又說，改革不敢闖，“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鄧小平的講話教育了廣大群眾、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說服，在一些領域中市場運作對一部分人也確有傷害。有人看到貧富、城鄉差距，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就是要對改革問個姓“資”姓“社”問題。如何從多個角度理解鄧小平這些論斷，我想從改革歷程的角度，說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安徽農村開始包產到戶時，萬里同志明確支持農民要吃飯、要包產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萬里就此問題展開了尖銳的爭論。爭論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會主義，還是要人民群眾？那位同志說，我要社會主義！萬里說我要群眾。我覺得，“我要群眾”這個話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膽略。杜潤生在書中評論：“爭論雙方所用語言、邏輯上雖有不嚴密的地方，真理是在萬里一邊，社會主義目標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說“包產到戶”是“尊重群眾的選擇”。真實的歷史留下了當時人們真實的內心記錄：什么叫“社會主義的目標”？如何“尊重群眾的選擇”？

歷史的這一瞬間說明了萬里同志不但出于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對農民長期饑餓的同情，也說明了共產黨人的一種責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種社會主義價值觀。我認為，包產到戶的爭論是一次典型的姓“資”姓“社”的爭論。還有一次集中的爭論就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之初。這種性質的爭論，不是偶然的，其歷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

中國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澤東同志很快又重提階級斗爭，而且把階級斗爭又作為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總綱，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問題都是細目。因而全黨、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思維和話語模式：就是凡事都要問個姓“資”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碼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無事，甚則名利雙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輿論，整個社會也會無語沉默。這一思維、話語模式隨著粉碎“四人幫”，真理標準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改革開放的興起，已逐漸消歇，但一直沒有絕聲。未曾想到的是，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姓“資”姓“社”的質問、批判又成氣候。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豈有不能問個“姓“資”姓“社””的道理？這種輿論又使廣大干部、群眾對改革開放事業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鄧小平南方談話，關于對改革“姓“資”姓“社””問題的回答，他首先從“三個有利于”的立場看待這一問題，哪有反對生產力發展、人民幸福和國家富裕的社會主義呢？其次，他從接受人類共同的物質、精神財富的態度出發來認識這一問題，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先進合理的經營管理及市場運行的手段。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存在著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著社會的分裂、矛盾雙方的絕緣。比如英國早期資本主義勞資雙方的矛盾，能夠引起資本家和無產者互不來往，社會分裂嗎？我認為不管剝削多么殘酷，雙方總生活在一個矛盾統一體中。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難道就一定要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絕緣，不進行交流嗎？這也是不可能的。厲以寧老師有一席話對我啟發很大。他認為隨著時代、歷史的進步發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雙方體制、機制都變得更有彈性了，內容、形式也都變化得更加豐富多樣了。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有剛性和彈性兩種類型，從二戰后到上世紀70年代，已由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調節為混合市場經濟的體制。厲老師概括兩類社會制度目前的命運是：改革體制則制度存，固守體制則制度亡。我認為用這種觀點，也許可以更深入解讀鄧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名言。

鄧小平曾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在黨的十二大上，他還說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他認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災難不會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更不要說“文革”了。2012年，習近平同志在美國談到的人權問題也是此類問題。

可見，社會主義不但要有它基本經濟制度、生產關系的實體，也要有它的上層建筑和社會的價值觀念。而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最終說明，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用此價值觀念解釋我國改革的實質和前途恐怕更為徹底。這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給我們提出進一步思想解放的又一嶄新課題。

第三篇：先秦服飾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先秦服飾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摘要] 本文通過研究先秦服飾——服裝發展史上的發祥期，深入分析了先秦服飾的重要地位和蘊含在其中的民族文化，進一步對中華民族服飾注重情與意的整合傳達這一思想作了探討，從而揭示了其中的視覺符號和視覺意義，最后發掘服飾滲透在教育技術中的藝術美，從而為我們教育技術的研究和視覺文化的研究提供幫助。

[關鍵詞]先秦服飾民族文化視覺文化教育技術

俗話說佛要金裝，人要衣裝，三分靠相，七分靠裝，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證明服飾的重要性和穿戴存在美學的問題。郭沫若說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可見衣著打扮體現一個人的文化修養，體現一個民族文化的狀態。

先秦的服飾在中國服裝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以后的服裝發展提供了很多的借鑒和參考，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我們通過研究其中的歷史價值來發掘其當代的意義，從而指導我們現在的工作。

我們在以下幾個方面來討論先秦的服飾文化，揭示蘊含在其中的視覺意義。

1、先秦——中國服裝史的發祥期

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時期，正是中國服裝史的發祥期，這時人們已用骨針縫制獸皮的衣服，并用獸牙、骨管、石珠等做成串飾進行裝扮。山頂洞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細長的骨針，這是縫制獸皮衣服的工具，縫線可是用動物韌帶劈開的絲筋。山頂洞人佩戴裝飾品的穿孔，幾乎都帶有紅色，似乎他們的穿戴是用赤鐵礦研磨的紅色粉末染過的。山頂洞人不僅關心生活的美，而且也表現了對死者的關懷，他們把死去的親人加以埋葬并舉行儀式，還在死者身邊撒下紅色赤鐵礦粉末。紅色在原始人意識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紅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說明原始人的色彩觀念是和原始宗教觀念交織在一起的。

服飾之禮是先秦時代重要的禮儀，這種建立在宗法禮制基礎上的服飾之禮，表現出了獨特的審美特性。商周時，北方的許多地方已經成為絲織業的中心，已有了華美的提花綢和多彩的刺繡。其服裝審美趣味，主要表現在奴隸主、王侯、貴族對服裝面料和色彩的選擇，以及衣服邊緣部位(領口、袖口、襟、擺)的裝飾上，即“衣作繡，錦為緣”。相比較而言，當時除了上衣、衤夸和下裳外，佩件裝飾還不及后來春秋戰國時代講究，有研究者甚至認為，夏、商、周三代，基本上男女同服。

先秦服飾是中國服飾歷史的奠基階段，中國服裝的基本形制均在此期間逐步走向成熟。

據史書記載，黃帝堯舜時期已出現了衣裳，結束了史前的圍披狀態，人們按照這種衣裳式樣穿著，有秩序的拜祖先，祭天地，從而實現天下治。《周禮》中“享先王則兗冕”表明祭祀大禮時，帝王百官皆穿禮服。當時有官任“司禮”者，專門掌管服制實施，安排帝王穿著，說明自周朝起，冠服制度已經完備。

2、先秦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服飾介紹

在紡織技術尚未發明之前，動物的毛皮是人們服裝的主要材料。當時還沒有繩、線，可能用動物韌帶來縫制衣服。在山頂洞人的遺址及其它古墓里，層發掘出大量的裝飾物，其中有頭飾、頸飾和腕飾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獸齒魚骨和海里的貝殼等，當時佩戴這些飾物，可能不僅是為了裝飾，也許還包含著對漁獵勝利的紀念。

商周時期的織物顏色，以暖色為多，尤其以黃紅為主，間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籃、綠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黃制成的紅黃二色，比其他顏色更鮮艷，滲透力也較強，所以經久不變并一直保存至今。經現代科技分析，商周時期的染織方法往往染繪并用，尤其是紅、黃等正色，常在織物織好之后，再用畫筆添繪。

周代服飾大致沿襲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變化。衣服的樣式比商代略寬松。衣袖有大小兩式，領子通用矩領。這個時期的服裝還沒有扭扣，一般在腰間系帶，有的在帶上還掛有玉制的飾物。當時的腰帶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絲織物制成，叫“大帶”。另一種腰帶以皮革制成，叫“革帶”。

戰國中期的服飾有絹、羅、錦、紗、絳等各種衣著。從實物來看，錦袍和禪衣樣式基本相同，即前身、后身及兩袖各為一片，每片寬度與衣料本身的幅度大體相等。右衽、交領、直裾。衣身、袖子及下擺等部位均平直。領、袖、襟、裾均有一道緣邊，袖端緣邊較為奇特，通常用兩種顏色的彩條紋錦鑲沿。

楚墓出土的陶俑中多數穿直裾袍，袍式長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邊均鑲錦緣。袍身紋飾為雷紋和重菱紋，重菱紋又稱“杯紋”，因它形似雙耳漆杯或稱為“長命紋”，取長壽吉利的含意。

曲裾深衣與其他服裝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連這一特點之外，還有一明顯的不同之處，叫“續衽鉤邊”。“衽”就是衣襟。“續衽”就是將衣襟接長。“鉤邊”就是形容衣襟的樣式。它改變了過去服裝多在下擺開衩的裁制方法，將左邊衣襟的前后片縫合，并將后片衣襟加長，加長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時繞至背后，再用腰帶系扎。

古代戰甲，多以犀牛、鯊魚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繪。除皮甲之外，商周時期的戰甲還有“練甲”和“鐵甲”。練甲時間較早，大多以縑帛夾厚綿制作，屬布甲范疇。鐵甲出現于戰國中期，它的前身為青銅甲，是一種比較簡單的獸面壯胸甲。戰國時期的鐵甲通常以鐵片制成魚鱗或柳葉形狀的甲片，經過穿組聯綴而成。

3、先秦服飾中滲透的中華民族文化

在西周時代，自從周公制禮作樂以后，包裹人類軀體的服飾已成了展現等級尊卑的物化符號，成了統治者懲治被統治者的一種慣用手段。服裝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一種符號，它代表個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在中國傳統上，服裝是政治的一部份，其重要性，遠超出服裝在現代社會的地位。

中華民族服飾以色彩鮮明、技藝精巧、風格獨特而著稱。各民族的服飾，風格款式迥然不同，反映了各個民族的審美情趣，這可以從人們日常的穿戴和習俗禁忌中表現出來。

概括來說，漢族服飾細致中體現著傳統禮教；北方少數民族服飾表現出渾厚質樸，威武粗獷；西北少數民族卻奔放瀟灑，凝重簡約；西南少數民族則秀麗多姿，豐富多彩。每個民族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生產方式和藝術傳統等特點，無不體現在衣冠服飾上。

中國服飾可說是一套儒家的禮儀文化。儒教一直支配著中國人的思想生活，儒教之禮講究服飾要與其儀容、言談、舉止相一致。所以，古代服飾品位在禮儀活動中極其重要，不僅在上朝、大典、祭祀等活動中必須穿禮服，日常生活中的服飾也很講究。

中國古代的服飾受禮教和封建社會道德規范所限制，在特定的時間內服飾是守禮尊規的一種表現。

每一個民族的服飾都是本民族文化的延續，他們沒有刻意去設計，而是在繼承中發展。

4、中華民族服飾情與意的整合傳達

中華民族服飾經過幾千年的風雨滄桑，形成了富有中國氣派、博大精深的民族服飾文化體系。它不僅體現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以及審美主體內心熾熱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視出中國特定社會文化結構下的特定民族生活習俗和民族審美理念，以純真、質樸、平淡的符號化視覺語匯及獨到的視覺審美視點，高度藝術化地概括反映了民族服飾文化的本質特征，從而體現出我國民族服飾語言從審美意象到具體化藝術符號情和意的整合構筑與傳達。

民族服飾歷經數千年演變之后，除繼續負載傳遞服飾文化信息和展示服飾文化信息的使命之外，還通過其凝聚著的特定歷史文化語言，向人們詮釋服飾自身誕生的歷史時期或時代印記，表現出博大精深的社會歷史文化涵義。服飾不僅是形象化展示藝術的載體、人們情感意念的寄托物，而且具有文化概念和歷史屬性，具有承載歷史文化、撰寫歷史文化的功能。

人類求新、求異、求變、求美的本性，決定了情感與形式之間的穩定性結合只是相對的、短暫的，人類的情感和形式語言間總是在相互交融的運動之中尋覓著一種新的結合與平衡，從而產生出諸多各具民族特色的服飾藝術視覺交流語言及服飾語義傳達符號，這些語言和符號既構筑起特定時期、特定地域的特定造物文化。

民族服飾美感本身是無形的、抽象的概念，只有將其轉化成具體形態才能被人們所認同或感知。民族服飾語言的造型傳達是多層面的復合結構，可概括為內在本質和外在表象兩大范疇。

外在表象是根據民族傳統理念、民族習俗、民族事象等選擇的恰當藝術組成方式、造型元素，如廓型、色彩、裝飾、材質等，為揭示民族服飾主題本質服務，是看得見、摸得著、真實的客觀具體存在，是依附載體體現出來的具體形象和形式特征。

內在本質的表達則通過外在表象發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內在性格、精神、本質通過色

彩及紋樣等外在造型形式的反映；傳達物化于其中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追求、審美觀念、文化傳統等，則是將造型語言形式化、人格化，形、意交融于一體，抒發人的情感，展現實用功能和審美意念的和諧統一，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層次的需求。

民族服飾與整個民間文化、民族文化的心理結構、民族審美、民族風格、生活習俗甚至民族的經濟、歷史和地理環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民族服飾的這些品格，均可通過一定的服飾造型設計及服飾圖案設計呈現出來，通過特定的民族服飾形體語言和形式特征，使人們體味出它的舒適、美觀和其中所隱喻的民族傳統文化意蘊和民族審美習慣，領略它的裝飾美以及樸素純真的藝術品格。

民族服飾展示的不僅僅是形體語言，而且通過形體語言，延伸了審美心理空間和審美心理感應，傳達出形體所隱藏的情感語匯，將有限的形體物理空間轉換成了無限的心理想象空間。

5、服飾滲透在教育技術中的藝術美

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視覺文化處于研究的中心，給我們提供了研究的橋梁和方法。

視覺文化、教育理論、技術支持的融合形成了教育技術這一新的領域，教育技術領域包含視覺文化的內涵，兩者相互影響，相互支持。

雖然服飾文化、建筑文化等等和教育技術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但是它們能夠真正的融合還是要經過視覺文化的鏈接。

服飾通過藝術鑒賞提高教育技術工作者的藝術品位，形成良好的視覺素養。

教育技術也通過自身的技術支持為服飾文化提供更強的視覺沖擊力，促進服飾文化的發展，進一步鞏固視覺文化素養。

研究服飾，不僅僅看到它的外表，我們還要進一步研究它的內涵，服飾不但代表了當時的審美情趣，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狀。

服飾追求情與意的完美表達，我們教育技術也是這樣，在發展的過程中追求藝術和技術的完美結合，真正的將教育、技術和藝術結合在了一起。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通過服飾文化的研究，將教育技術的藝術美進一步升華，特別是提高藝術素養；

通過教育技術的技術支持，多渠道、多方式的推進服飾文化的發展，發揮教育技術的優勢，提高服飾文化傳播的效率和效果。

[參考文獻]

1、雅俗文化書系 服飾文化

2、中國傳統服飾文化

3、從審美意象到藝術符號的構建——論中華民族服飾情與意的整合傳達

4、弘揚民族文化再現服飾輝煌——寫在中國五千年服飾展開幕之前

5、先秦服飾之美的發展歷程

6、先秦服飾之禮與審美

7、中國歷代服飾的演變

第四篇：陶淵明的文化價值

陶淵明的文化價值

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一位偉大的田園、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他是中國文學史上偉大的杰出的詩人。他思想豐富、性格獨特，開創了田園詩并且寫得情味極濃，具有沖淡之美。同時他的詩中也不乏豪邁之風格。除了詩創作，他還有著名的散文和辭賦。他的這些創作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瑰寶。無論是詩、散文還是辭賦都表現出他對田園生活的向往、熱愛和歸隱之心。

關鍵詞：田園詩；歸隱；躬耕；樸實無華；寧靜平淡

一、陶淵明生平經歷和思想性格

陶淵明，字元亮，淵明，號五柳先生，私謚靖節，潯陽柴桑人。是晉宋時著名詩人、辭賦家、散文家。在潯陽柴桑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期，曾三仕三隱，理想和現實矛盾貫穿一生。陶家到陶淵明時家道衰落、家境貧寒。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顏延之在《陶征士誄》序中稱他“學不稱師，文取皆達”。

他性情認真，脫穎不羈、嗜酒、閑靜少語、不慕榮利、常著詩文自娛已示己志、不計得失。做官不堪忍受吏府拘束，也不愿做小小吏職，便辭官而歸。也曾一度在荊州為吏，但最終還是辭官歸田，安生立命于田園中。他深深向往的是飛鳥游魚般的自由生活。

他的思想有儒道兩種，但同時也受佛家思想的影響，有大濟蒼生之心；受魏晉以來名士傳統的影響，尤其是東晉士人清虛恬淡心態的影響，形成不慕容利，忘懷得失的人生態度。他在《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面對人生的苦患，他除了以老莊無為的玄學人生觀去對待，更重要的，是靠儒家思想力量，是儒家一片仁心與安于貧窮的道德標準。對世界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不滿，他沒有化為牢騷，而是對人生充滿一種任民愛物的胸懷。《桃花源記》中淳樸和睦，安居樂業的社會是他這種胸懷的流露。面對貧窮，他以儒家安貧樂道的精神處之，有簞食飄飲不改其樂的高尚情懷和寧靜心境。

另外，佛家般若思想也影響了陶淵明。般若思想認為世間一切皆如夢幻、鏡花水月，原為幻像本非實有。陶淵明擺脫了人間世俗的種種羈絆煩憂，在精神上真正達到了委運任化、與自然泯一的境界，并由此而創造出格高千古的優秀詩篇。

陶淵明達到了物我一體、心與道冥的人生境界。他領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機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安歸之所，完全融入自然中去。他心目中，大自然的一切都生生不息，自樂自得地存在，一切都那么美好。

二、陶淵明的詩歌成就

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貢獻，就是開創了文人詩歌創作的新領域田園詩。田園詩以描繪歌唱田園生活為主的詩歌，寫農村田園之景、之物、之事、之情。

在陶淵明之前，山水題材已進入詩歌創作中，但都是從觀賞自然的角度寫的。而陶淵明的田園詩，寫田園風景、稼檣生活，都是他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或缺的需要，他已與它們完全融合唯一。他不田園生活的旁觀者和欣賞著，而是其中一員。他親切自然地描繪出田園風光，寫出它的恬美意境和樸茂生氣。代表作《歸園田居》其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等句子描繪田園的寧靜美好，表現對官場和對農村田園的熱愛之情，表達詩人辭官歸隱的志向和歸田后的欣喜心情。他在詩中通過對草屋茅舍、榆柳桃李、遠村炊煙、雞鳴狗吠的白描，流露出對田園風物的由衷喜愛和深切依戀。

陶淵明的田園詩真實描繪自己的躬耕生活，對勞動的艱辛詩人卻表現出平靜樂觀的心態，躬耕之至始終不渝。他喜愛躬耕生活，每天早出晚歸。在自己的躬耕生活中找到樂趣，遠離官場生活，寧肯力耕而不肯同流合污，成為高潔士人人格的理想和楷模。代表作《歸園田居》其三，寫詩人早出晚歸的勞動生活，表達歸隱之心。“種豆南山下”敘述詩人躬耕生活和歸隱決心，是與一般隱士有區別的。“帶月荷鋤歸”的優美詩句，充分體現出他參加勞動的喜悅心情。“但使愿無違”更可見他歸隱之心的堅定不移。

陶淵明的田園詩中還記敘了他與農夫野老、素心摯友的交往。在田園躬耕生活中與農夫的交流，并真心的把他們當作朋友，且討教勞動中不懂之處，全身心投入勞動中，熱愛這樣的勞動生活。代表作《移居》二首，突出農民的淳樸真誠，反襯官場人際關系的險惡。他們談論的沒有世俗官場的爭名逐利、勾心斗角，而是農事家常，他們所來往的，不是出于功利的金玉奇珍，濁酒一杯足矣，這些與澆薄的世俗不啻天淵。

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另一貢獻就是創造寧靜平淡，樸實無華的藝術境界，創造了情味極濃的沖淡之美。

這是一種新的意境美類型。他的詩平淡不是淡的無味，而是意味雋永，平淡自然卻韻味淳厚，平和淡泊的人生境界，自然流露于詩，因之其詩才具有平淡自然之美。最能代表他沖淡之美的詩莫過于《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說明了心遠地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四句借具體形象表達詩人的人生追求。最后兩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提示全詩所要表達的人生真意，讓讀者從說理與形象中體會。

形成陶詩平淡自然的原因，一在于詩人心境的平和散淡，二是在于詩人語言的平易樸華。由于他委運任化，順乎自然，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而于田園生活日用之中自得其樂。代表作《葵卯歲始春懷古田舍》：“秉耒歡時務，解顔勸農人”。《飲酒》其九：“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歸園田居》其五：“日入食中香，荊新代明燭”。等詩句超越了世俗的功力計較，與天地自然泯而為一，陶然忘機，依然自適，流露于詩中自會有平淡自然之格調。

陶詩質樸無華，不加雕飾，極盡語言純凈之美。鐘嶸說陶詩“文采省凈，殆無長語”。陶淵明的詩不用夸張的鋪排和綺絕的色彩，不用刻意雕琢的對仗和深辟的典故，他詩句的魅力，在于全是性情中自然流露出的言語，在于內在的感情力量。他向往的是閑適淡泊的人生，他要表達的情懷是一片純真的心地，所以他選擇的只能是這種純凈的去盡飾的語言。但是，陶詩的語言又不是未經過加工的民間口頭語言，而是語言巨匠剝落浮華后高度凝練的高境界和水平。如他《閑情賦》，寫得多么綺麗多姿。他在詩文創作中洗盡鉛華，以質素自然語創造出情味極濃的沖淡之美的藝術境界。又如他在《葵卯歲十二月中作從弟敬遠》中寫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不用“撒鹽”“飄絮”之類的精巧比喻，只是平平常常的十個字。寫風“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不用“青萍”“惠風”之類典故，只一個“翼”字，便將南風寫得和煦暖人。還有他好多詩句，寫得如同口語，但其無心中而心與物會、物我兩融之境，宛如目前。所以陶淵明的詩歌語言功力達到爐火純青的極致境界，非尋常輩可比擬。元好問也稱陶詩：“一語天然萬古行，豪華落盡見真淳”。

雖然陶淵明的詩歌藝術成就主要在于田園詩歌的創作和沖淡之美境界的創作。但是作為一位杰出詩人，他詩歌創作還有豐富的多樣性。他詩中還有“金剛怒目”試豪放詩風。他的詠史詩《永荊軻》寫得慷慨激昂，豪情逬溢，充分表現出詩人的豪邁詩風。抒發了詩人憤恨強暴者反抗精神。他通過人物的行動描寫和環境的渲染，塑造了不畏者反抗精神、英勇犧牲、具有俠義精神的荊軻現象。

三、陶淵明的散文和辭賦

陶淵明今傳散文四篇：《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晉故征西大將軍史孟府軍傳》、《與子儼等書》。

《五柳先生傳》帶自序傳性質的散文，文筆簡潔省凈，全文共百余字，卻傳神入化地寫出一個高潔脫俗，安貧樂道的隱者，即屬夫子自道，而又寄托了作者的人生態度和人生理想。“閑靜少言，不慕榮利”，這有與世抗爭的意義。前者針對魏晉時代多言取禍的特定情況，后者是對仕途名利的鄙視。

《桃花源記》中虛構了一個理想社會，通過描寫一個美好的世外桃源，表達

了作者的社會理想，也從而對現實社會的黑暗進行反諷。作者向往一個和平、康樂、安定、富足、民風淳樸的社會環境。這種自給自足，豐衣足食的和平生活，成為后代人世世追求呼喚的人間樂土。以紀實手法寫虛構故事。語言上，自然簡潔而極致生動，敘事簡練，寫景優美。在藝術上達到了絕妙的境地。

陶淵明今存辭賦三篇：《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閑情賦》。

《歸去來兮辭》全篇流溢著詩人擺脫官場返歸田園的欣喜之情，行文亦隨之流暢輕快，成為后世文人脫離世事矛盾糾纏，返歸精神家園的一條共同道路。抒寫了作者的歸田的決心，回歸途中的輕快心情，到家后的天倫之樂和自由自在的田家生活，顯示悠閑，恬靜的心境。他的辭賦同他的詩一樣，善于以平淡質樸的語言描寫自然景物，并從中寄托作者的個性和情操。

《閑情賦》中寫到曾對意中女子的深切思念，寫得極為細膩，譬喻妙切，辭采綺麗，十愿十悲，角度各個不同，與陶淵明的人生境界迥異。這也說明陶淵明曾經有過大膽熱烈愛情。

除了散文辭賦，陶淵明也寫了些韻文《扇上畫贊》、《詠史述》、《自祭文》等。

經過以上的宗論，可以更清楚的認識到陶淵明在中國文化史上堪稱杰出詩人，具有較高的文化價值。真正是中國文化史上不朽的偉大詩人，值得后人慢慢的品味解讀。讓陶淵明的文化價值深深影響中國以后社會。

參考文獻 :[1]《中國古代文學史

（一）》,北京大學出版社.： [2]《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

（一）》,北京大學出版社.[3]《宋書隱逸書》.[4]《論詩絕句三十首》.

第五篇：淺談長征精神與當代價值

2013-2014年第一學期《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科目考查卷

專業：機電 班級：機電12—4 任課教師：盧誠 姓名：寇恒超 學號：12024410415 成 績：

淺談長征精神及當代價值

摘要：紅軍長征的勝利，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它不僅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跡，而且形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紅軍長征精神其實就是一種精誠團結、艱苦奮斗，積極進取，永不言敗的精神。長征精神在當今社會的價值表現為：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全面推進小康社會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都需要大力弘揚長征精神。

7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一部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這次舉世無雙的軍事遠征,不僅為挽救黨和紅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更錘煉熔鑄出偉大的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創造了不朽的精神財富。歲月流逝未能磨損長征精神的光彩,新的征程更凸現出她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時代價值。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我們弘揚長征精神,就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信念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高揚愛國主義的旗幟,弘揚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努力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滿懷信心、精神百倍地投身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7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一部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這次舉世無雙的軍事遠征,不僅為挽救黨和紅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更錘煉熔鑄出偉大的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創造了不朽的精神財富。歲月流逝未能磨損長征精神的光彩,新的征程更凸現出她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時代價值。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我們弘揚長征精神,就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信念和共 1 / 12 產主義遠大理想,高揚愛國主義的旗幟,弘揚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努力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滿懷信心、精神百倍地投身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一． 長征精神的基本內涵

什么是長征精神？不同的人對長征精神有不同的概括。1996年10月，江澤民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六十周年的講話中則將長征精神概括升華為“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分析長征精神的主要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首先，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和對黨的堅定信念，是紅軍長征精神的根本要義，這是紅軍將士最終戰勝敵人、克服險阻的原動力，是派生長征精神其他要義的初始源泉，是整個長征精神之源；其次，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是紅軍長征精神狀態的集中體現，這是紅軍將士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鑄成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和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沒有這種精神狀態，就不可能取得長征的勝利，也就沒有長征精神；第三，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互助友愛的高尚品德，是紅軍長征精神轉化成凝聚力、戰斗力的一個重要條件；第四，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援與幫助，是紅軍長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外部條件和力量基礎；第五，實事求是地思想路線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是紅軍長征精神得以發揮的正確指南，只有在這正確路線和戰略戰術的指導下，上述精神才能結出燦爛之果，引導革命取得勝利。長征精神可以概括以下幾點：

(1)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精神

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是紅軍戰勝一切困難的強大精神支柱和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長征途中,中國工農紅軍不僅面臨著國民黨反動派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而且面臨著嚴重的給養不足、自然環境極其險惡的生存問題。紅軍每前進一步都充滿著艱難與險阻,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與犧牲。但是,自然和社會的困難并沒有難倒我們英勇的紅軍戰士,沒有阻擋紅軍戰士前進和走向成功的步伐“紅 2 / 12 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這是何等的英雄氣魄,何等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紅軍戰士所表現出的這種特有的精神從何而來?從根本上講,來自他們所具有的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因為他們堅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勝利,堅信共產主義一定能實現。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為什么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斗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

(2)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紅軍長征,是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銳、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步步入侵,嚴重地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加重了中華民族的危機。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和自身生死存亡的嚴峻形勢,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將士并不是只顧自身的安危,而是把自己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始終高舉抗日的神圣旗幟,正確處理長征與抗日、國內階級斗爭與抗日民族斗爭之間的關系,把紅軍的戰略退卻與北上抗日有機地結合起來,將紅軍的戰略轉移變成向抗日前沿陣地的勝利進軍。在經過國共的十年內戰,又經歷了長征中“追剿”與反“追剿”的血戰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寬宏大量,再度倡導實行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偉大的愛國主義情懷。

(3)知難而進的自強不息精神

長征是在革命形勢極其險惡、斗爭異常艱苦、自然環境非常惡劣的情況下進行的。紅軍每前進一步,都要克服巨大的困難,甚至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一次又一次的危險,把紅軍屢次推入絕境。面對強大的敵人和險惡的自然環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卻無比英勇頑強,表現出了不怕困難和犧牲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以及對前途充滿必勝信心的革命樂觀主義態度。長征把中華民族知難而進、“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自強奮進精神發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了這種自強不息精神,紅軍將士就會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知難而進。

正是這種自強不息精神,鑄造了偉大的人民軍隊、偉大的紅軍戰士、偉大的人間奇跡。據不完全統計,紅軍長征中,經歷了大約120次主要戰役、戰斗,共殲敵40個團,擊潰敵軍數百個團,擊落敵機四架,繳獲長短槍3萬多支、輕重機槍330多挺、3 / 12 火炮20多門、騾馬約2 000匹。在長征的兩年時間里,紅軍損失了10多萬人。漫漫征途灑遍了紅軍將士的鮮血,萬水千山掩埋著中華民族的忠骨。他們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業績將永遠為人民所敬仰和緬懷。

(4)團結互助的合作精神

團結是人與人之間各種積極因素的有機凝結和最佳整合。長征實現了全軍的空前團結。長征途中,紅軍各部隊圍繞黨的作戰意圖,密切協同,互相配合,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紅

二、紅六軍團轉戰湘西,紅四方面軍舉行嘉陵江戰役,與中央紅軍轉戰云貴川互相呼應,使國民黨軍顧此失彼,疲于奔命。紅軍各部隊風雨同舟,生死與共,表現了高度的全局觀念和團隊精神。在困難和危險的時刻,紅軍指戰員和紅軍戰士總是將方便和生存的希望讓給別人,把困難和死亡的威脅留給自己,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團結戰斗的光輝篇章。

長征在全國人民中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使人民群眾進一步看清,只有紅軍的道路, 才是他們爭取自身解放的正確道路。正是這種軍民“魚水情誼”,使紅軍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物質支持、兵力支援和精神動力,從而保證了長征的最后勝利。長征是一首團結協作的凱歌。長征的歷史表明,緊密團結、互相合作、顧全大局是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團結出凝聚力,團結出戰斗力。黨和人民軍隊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鋼鐵般的團結和統一,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打不破的。

（5）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

長征是紅軍指戰員艱苦樸素的壯麗史詩。艱苦樸素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剝削階級政黨的顯著,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的政治本色,是人民軍隊戰斗力的重要源泉。長征途中,紅軍物質極其匱乏,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但是紅軍將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力發揚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官兵平等、軍民一致,最終戰勝了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實現了自己的戰略目標。長征途中所經歷的斗爭之艱苦卓絕,為人類戰爭史之所罕見;長征途中生活之艱辛,更是常人之所難以想象。長征途中,紅軍缺少給養和武器彈藥,面對敵人的前堵后追和重重險山惡水,邊行軍,邊作戰,野菜充饑,篝火御寒。

/ 12 二． 長征精神的當代價值

一、精神導向價值

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追求是長征精神的精神導向的時代價值的靈魂。強大的精神支柱是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長征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講理想、講信念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是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共產黨人矢志不渝革命精神相結合的勝利，也是“一次體現出堅忍不拔精神的驚人業績”(蒙哥馬利元帥)。著名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也稱贊長征“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在它仍然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我們后人在緬懷這段歷史時常在困惑：是什么讓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沒有飛機和大炮，沒有汽車和坦克，沒有足夠的槍支和彈藥，沒有現代化的裝備，沒有援助，溫飽不能、缺醫少藥卻前有強敵后有追兵、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以所向披靡的英雄氣概翻越了終年積雪、陡峭險峻的高山，穿越了人跡罕至的草地，沖出了國民黨數十萬軍隊的一道又一道封鎖線，使紅軍長征成為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什么力量支持著并讓紅軍指戰員們那樣堅定不移、義無反顧、不屈不撓、視死如歸地向前沖呢?正是因為在長征精神中所孕育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就是他們把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放在首位，堅信中國革命的事業一定會勝利，為此他們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紅軍在長征這個人類超越自身極限的過程中，正是靠這種崇高的理想支撐著他們戰勝了種種艱難險阻。因此，長征的勝利是堅定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勝利，百折不撓的革命意志是戰勝一切困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源泉。長征勝利的歷史證明：偉大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必定會激發出不懈的追求和產生強大的精神動力。

在今天，對于新時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既面臨著復雜的西方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的考驗，又面臨著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在這種種考驗面前，保持黨的先進性就需要大力弘揚對革命無限忠誠、對理想信念無比堅定的長征精神。堅定的理想信念是黨永葆先進性的精神動力。因此，在錯綜復雜的形勢面前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我們要自覺做到既有遠大理想，又能正視暫時的困難和挫折，自覺地把個人的奮斗目標融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 5 / 12 目標之中，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蓬勃朝氣、浩然正氣、昂揚銳氣，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今天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三講”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以及“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無一不是理想、信念等長征精神的時代體現和延續。這正是長征精神的精神導向的時代價值之所在。

二、凝聚向心價值

“團結協作”是長征精神所蘊含的凝聚向心時代價值的重要內容，是長征精神在社會凝聚中作用的體現。

長征是一曲團結協作的英雄贊歌，是團結起來的人們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攜手奮進的征程。人常說：“人心齊、泰山移。”長征途中，紅軍將士生死與共、風雨同舟，涌現出了許多顧全大局、團結協作的感人事跡。其一，表現在紅軍將士們能在關鍵時刻團結一心維護黨中央的正確領導。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曾發生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政治事件，黨中央同張國燾的右傾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最終戰勝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維護了紅軍的團結統_。其二，長征中紅軍的團結協作還表現為在戰斗中各部隊的密切配合、協同作戰、聽從中央的統一指揮。盡管長征中的各路紅軍在實行戰略轉移時大都是獨立進行的，但在長征這一全局中大家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有些部隊不惜犧牲局部利益，為了保證主力部隊的安危，無怨無悔地直至戰斗到最后一人。長征途中，紅軍指戰員從革命利益出發，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真正做到個人服從組織、局部服從全局，只要上級一聲令下就無條件地堅決完成戰斗任務。其三，紅軍的團結協作還表現在紅軍與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共同對敵的行動上。有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就為取得長征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長征途中，物質極度匱乏，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但紅軍戰勝了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戰略目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和緊密團結人民群眾，這是紅軍長征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在長征途中，紅軍每到一地都嚴守革命紀律，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幫助各族人民群眾建立起人民政權。紅軍將士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贏得了各民族人民群眾的衷心愛戴和大力支持。當地群眾以主動為紅軍帶路、看護傷病員、給紅軍獻糧草，甚至參軍打仗的行動來有力地支援長征。在紅軍長征中，6 / 12

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一個民族不屈的斗志和崇高的品格，看到了源自中華民族靈魂深處強大的凝聚力。得民心則興、失民心則亡。長征勝利告訴我們：維護團結，是長征勝利的重要保障。同樣，維護團結，也是現代化建設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

弘揚“團結協作”是長征精神在社會凝聚向心中作用的體現。長征精神有助于堅持集體主義的正確價值導向。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在激烈的競爭中進行優勝劣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激烈的市場競爭使人們既感受到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給自己帶來的實惠，同時也體會到經濟生活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如經濟活動的主體意識被一些人異化為以自我為中心的極端個人主義，公平競爭的經濟手段被扭曲成為錢權交易，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損人利己不道德行為，這不能不引起我們認真的思考。但我們應該懂得這種經濟關系只是整個社會關系中的一個層面，我們堅持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我們發展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其價值指向的重點是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每個人都只是關注個人小利，無視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那么整個社會秩序必然失衡，最終也難以保證個人利益的實現。因此，在今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奔向現代化的新時期，要繼續弘揚長征精神“凝聚向心”的時代價值，發揚“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團隊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團結友愛，優勢互補，向著共同目標齊心協力地形成健康向上的價值導向并用以規范人們的行為。

三、感召勵志價值

“勇于探索、開拓創新”是長征精神感召勵志時代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長征精神的感召勵志價值是號召、激勵、感動人們的意義所在，是紅軍與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一種精神價值。長征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永恒的豐碑。72年滄桑彈指一揮間，盡管長征的歷史隨著時光的流逝已漸行漸遠，但長征為我們播下了堅持“勇于探索、開拓創新”的信念和品質、樂觀向上的精神和無堅不摧的斗志。這種精神來源于我們優秀的民族精神，也為我們的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時代元素。毛澤東對長征偉大意義所作的生動描繪直到今天仍然影響重大。“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已經成為激勵勇于奮斗的人們的最富鼓動力的座右銘。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人民軍隊的“勇于 7 / 12

探索、開拓創新”的奮斗史。萬里長征，艱苦卓絕。紅軍將士與天斗，與地斗，與敵人斗，斬關奪隘，搶險飛渡，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具有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他們堅信“爬過雪山就是勝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以驚人的毅力戰勝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惡魔，表現出了“勇于探索、開拓創新”崇高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長征勝利的歷史表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軍隊，只要有艱苦奮斗、勇于探索、開拓創新的革命精神，就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任何艱難險阻，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勇于探索、開拓創新”的長征精神體現著感召勵志的時代價值，是我們黨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是全國人民發展進步的精神動力。

今天，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長征路上，我們科學地認識長征精神所蘊含的民族精神的時代價值，不僅是要更好地繼承和弘揚紅軍追求理想信念、團結協作、開拓創新的長征精神，而且對于我們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使長征這份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中國人民在新的形勢下加強“三個文明”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乃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長征的強大精神動力。同時代精神結合起來的長征精神，過去、現在都讓我們受益匪淺，今后也必將激勵中華民族完成新的崛起和騰飛。

三、如何弘揚長征精神

長征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不僅創造了人類歷史和戰爭史上的奇跡，而且形成了震古爍今的長征精神。長征精神集中體現了黨和紅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全面展示，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最近，胡錦濤同志在對紅軍長征勝利進行回顧和思考時強調指出：要把學習中國革命史與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緊密結合起來，與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緊密結合起來，讓長征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代代相傳，永放光芒。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長征精神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1、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發揚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始終懷著堅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 8 / 12

必然勝利的精神。

紅軍長征，是在黨和紅軍面臨嚴重生存危機、中華民族面臨嚴重民族危機的情況下被迫進行的。其間險象叢生，生死莫測，戰士們都不知前面有多少敵兵，今夜在哪里宿營。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定信念，跟黨干革命為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奮斗終生的崇高理想激勵著支撐著他們奮勇前行。鄧小平同志曾用“跟著走”三個字來概括自己的長征，這“跟著走”就是懷著堅定的理想信念跟著紅軍隊伍走，跟著黨走。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才能歷盡千辛萬苦，克服千難萬險，才能有英雄氣概，昂揚斗志，樂觀情懷，才能用生命奏響“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的豪邁戰歌，把長征這一悲壯的戰略撤退，變成了走向勝利的序幕。今天，我們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的長征中，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為實現武漢在中部地區率先崛起而不懈奮斗。

2、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發揚為了救國救民，不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

紅軍長征，所經歷的艱難困苦是世上所罕見的。長征中的作戰，是在敵強我弱形勢下的殊死決斗；長征中的跋涉，要翻越多座空氣稀薄、鳥獸絕蹤的雪山或穿越沼澤密布的茫茫水草地。但氣吞山河、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使這支紅色鐵流始終所向披靡，一往無前。無數紅軍將士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長征勝利的豐碑。今天，我們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敢于迎接各種挑戰。面對當前改革和發展中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困難和壓力，我們決不能畏縮不前，知難而退；而應當像當年紅軍戰士強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攻占臘子口、翻越夾金山那樣，發揚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齊心協力、迎難而上、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奮發進取、堅定不移地朝著武漢既定的努力實現改革走在全國前列，發展走在中西部前列的戰略目標開拓前進。

3、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發揚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典型范例。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 9 / 12 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正確地解決了黨內迫切需要解決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把我黨我軍從危亡邊緣挽救出來的一次重要會議。此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根據客觀情況和形勢的變化運籌帷幄，采取正確的戰略方針，制定機動靈活的戰術，及時修正戰略轉移方向和目的地，巧妙用兵，出奇制勝，穿插于敵重兵之間，突破層層堵截，保存了革命力量，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從挫折走向勝利。

今天，我們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堅持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等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當今武漢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以長征的求實和探索精神，追求思想上不斷有新的解放，理論上不斷有新發展，實踐上不斷有新創造，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著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埋頭苦干，真抓實干，盡快縮小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

4、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發揚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凝聚合力的精神。

70年前紅軍的英雄業績是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創造出來的。長征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戰勝了黨內分裂的嚴重危機后，實現了全黨的空前團結，紅軍內部、軍民間的大團結而取得全面勝利的。在同優勢的敵人和惡劣的自然環境的較量中，紅軍各部隊胸懷大局，服從指揮，密切配合，協同作戰。長征中各路紅軍先后有八次會師，每一次會師，都是革命力量的會合與團聚。廣大紅軍指戰員情同手足，生死與共，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在生活上互相幫助，在艱難和危險的時刻，總是把方便和生的希望讓給戰友，把困難和死的危險留給自己，譜寫了義薄云天的動人篇章。今天，我們弘揚長征精神，就一定要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加強團結，維護穩定，形成推進改革發展的強大合力。最近，黨中央作出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和諧的認識不斷深化。我們一定要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強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切實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過程的長期歷史任務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現實課題抓 10 / 12 緊抓好，努力構建和諧武漢。

5、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發揚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長征中部隊所到之處，紅軍指戰員堅持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嚴格遵守群眾紀律，不擾民，不動民間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還常常沒收軍閥、官僚、劣紳的財物，分給民眾。紅軍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為群眾排憂解難，使人民群眾認識到紅軍是為他們謀利益求解放的人民軍隊，贏得了各族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積極支持。無論是紅軍力量的補充，軍需物資的補給，還是救護掩護傷病員，積極為紅軍帶路、提供情報、船只、乃至直接為紅軍駕船渡江渡河，人民群眾都對紅軍給予了多方面強有力的支持。這是長征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長征的勝利，是黨的群眾路線和人民戰爭思想的勝利。

今天，我們弘揚長征精神，就是要繼承革命傳統，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進一步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千方百計把群眾工作做深做細做實，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指出：“渡過湘江，中央紅軍只剩下三萬多人，這使我深為焦慮不安，我躺在擔架上冥思苦想，為什么不能讓毛澤東來領導？”長征的勝利說明了一個真理：農民起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近代的革命運動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都是不能成功的。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之所以取得最后勝利，就集中地說明了紅軍長征中逐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穩定的領導核心和領導骨干隊伍。遵義會議后的領導策略，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這三者的結合統一。這三者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在實際工作中的體現，是辨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的創造性運用，因此，最富有科學創新的精神，開拓進取精神，是黨的群眾路線的根本工作方法典范而成功的堅持與運用。長征精神最為深刻地體現了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精神，其要害是在艱苦卓絕的歷程中創造著自身，并把自身的創造與自身更新和自身的不斷豐富統一起來。研究長征精神，只有深入到長征精 11 / 12 神的內在邏輯結構中，才能發現長征精神的無限生命力，才能發現它無比巨大的時代價值。正是因為長征精神具有富有生命活力的內在邏輯結構，所以它才具有如此豐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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