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親歷的中國改革的十個故事

高尚全：我親歷的中國改革的十個故事

作者簡介：高尚全，高級經濟師。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1982年起任國 家體改委處長、副局長、中國體改研究所所長，1985-1993年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從1999年起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一、關于企業自主權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1956年發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了我一篇文章叫

《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當時用了一定的自主權，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點保守了。企 業應該要有完全的自主權，但是在當時提出一定的自主權，也是非常不容易。當時為什么 考慮要寫這個文章呢?計劃經濟體制它的弊病不是現在才暴露出來，在1956年的時候就暴露 出來了。因為計劃經濟是高度集中的體制，是審批經濟，什么事情都要經過政府審批才能 干，沒有政府審批你就不能干。當時有幾個案例，我記得非常深刻。

一個案例是，我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沈陽有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叫沈陽變壓器 廠，一個叫沈陽冶煉廠，這兩個都是政府行政主導，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由主管的一 機部從云南等地調到沈陽。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從沈陽調往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 個廠由于行政主導，沒有市場，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就是這種體制，企業沒有自主權。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個案例，1956年上海天氣很熱，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要買鼓風機，當時還沒有 空調，企業因為沒有權買鼓風機需要打報告申請。經過7個部門審批，最后一個部門批下來，夏天已經過去了。這是我經歷過的兩個故事，覺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經常會思考一些問題，一機部開會的時候問了一機部招待所，我說你們今天住了多 少人，他說住了1400多人，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為企業沒有自主權，沒有任務了要找部 里，沒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沒有電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業那個時候就要“ 跑部錢進”，部里誰管呢?部長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寫是“小二當家”，管事的 是小二，科里沒幾個人要管全國，怎么管的過來呢，管不過來。這樣子引起我寫了一個調 研報告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文章提出：“中央集權過多了，企業自主權過小有 什么弊病呢?第一，給國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費??;第二，限制了企業的積極性和主 動性，潛力不能充分發揮??;第三，助長了中央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事務主 義??”。

當時從實際出發，有感而發。我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出來以后，中央人民廣播 電臺作了轉播，當時我正好跟一機部的副部長、后來當了上海的市長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 差到沈陽。早上聽廣播，他說，“小高廣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贊賞的口氣來說 的。當時因為傳統的經濟體制，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政府就得統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企業有了自主權還了得嗎，社會主義企業就應該是政府 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業要自主權就變成南斯拉夫修正主義了。這個故事反映了高度集 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來了。大家記得毛主席在《十大關系》一文中 指出，兩個積極性比一個積極性好，要更多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一切統一到中央，把企 業卡的死死的，不是好辦法。我想這個故事對我國改革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二、廣東人吃魚的故事

大家知道廣東人愛吃魚，但是搞了計劃經濟就很少吃魚了，為什么吃?因為計劃經濟是 統治經濟，價格管死了，養魚的人沒有積極性了，因此魚就少了，價格就貴了。廣東吃不 到魚了，后來價格逐步放開了，養魚的人有積極性了，競爭以后，因此魚多起來了，魚價 也就下降了。

廣東人吃魚的例子說明，不搞商品經濟是不行的。哪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哪個地方 經濟比較有活力，哪個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錢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 革的決定》的時候，我主張要把商品經濟寫到《決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贊成，主要 擔心是把社會主義混同與資本主義;有的同志不同意寫商品經濟，只同意寫商品生產和商品 交換。我認為，有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有商品經濟。但是在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當時我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調研組的組長兼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所的所長，官不大，人家反對的官比我大，我沒辦法，就找了負責體改研究會的童大林同志，我說建議體改研 究會和研究所開個會，討論該不該搞商品經濟。他說好，我們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 社(現在叫西苑飯店)開研討會。童大林、董輔礽、蔣一葦等知名學者參加了會議。我首先 講：“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這是當前經濟改革要求在理論上的一個關鍵 突破。”大家思想比較活躍，討論的結果，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的階段。我們也討論“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認為，這個提法也不合適。當時為 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市場調節為輔作為一個方 法，一個制度一個方法，兩個結合起來，不對稱。要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要么計劃與 市場，對稱起來。

我把大家討論的結果反映給中央決策者，報告的主要內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

第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絕不會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我國現階 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

第三，發展商品經濟是我國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改革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 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

這個報告引起中央決策者們的高度重視，由于中央領導同志的智慧，和中國社科院更 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經濟的概念被吸收進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中。1984 年 10 月20 日，在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商品經 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高度贊揚《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 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

三、關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

當時為什么要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因為第一，要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準備，這是主要目的。同時，考慮到匈牙利、南斯拉夫是首先搞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去的人 很多，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也派人，企業也派人，學術機關也派人，匈牙利是一個小國，看見中國人來那么多，他們說：“我們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因為重復考察，提問 的問題差不多，考察結果本單位匯報一下，就把材料放到抽屜里了。當時我是國家體改委 副主任，我認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不能這樣重復考察。經國務院批準，就帶了18個人的 代表團去深入匈、南考察，代表團成員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包括馬凱、杜鷹、李劍閣、劉澤鵬，這幾個人后來當了部級領導，后來馬凱升為國務院副總理。

我們重點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兩國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的摩擦、矛盾問題、發 展趨勢和解決問題的方向。分別與兩國領導人、黨政有關部門負責人、著名學者、學術研 究機構和企業各界人員座談100多次，形成座談紀要30多萬字。

我國駐匈、南使館對這次考察十分支持，會見有關國家領導人都由大使館陪同，代表 團吃、住基本上在使館，每天夜里我們聚集在一起，交流考察情況，重要信息在當晚通過 使館密電發回中央有關部門領導。馬凱副總理在我從事經濟工作六十周年賀詞中說：“記 得1986年我隨您作為團長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考察團對匈牙利、南斯拉夫為期40天的考察，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繼日地看、問，熱烈深入地討論，至 今歷歷在目。”

考察結果，形成了《關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報告》。并匯集成書：《艱難 的改革探索》。考察報告主要內容分三部分：對改革的基本認識;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 題;幾點值得借鑒的經驗。1986年6月26日我向國務院主要領導匯報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 革的經驗教訓及對我國的啟示，這次考察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的充分重視和肯定。

四、關于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故事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提出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 負責《決定》中市場體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資本了，更不能提資本市場，只 能提資金，資金怎么應用，為什么?提資本好像跟資本主義聯系起來了，所以回避資本兩個 字，更要回避資本市場。1985年，我同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聯合寫了一 篇文章，題目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當中，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問題”，主要觀點，一是，社會主義經濟中提出資本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國家資金怎么轉為國家的資本，通過 資本運作來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

在《決定》草稿中，只提出“勞動就業市場”，提勞動力市場阻力很大。有的人說不 能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只能提勞動就業市場。我說這個不行的，勞動力市場肯定要提，我們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勞動力和資本是最重要的要 素，如果要素不能進入市場，不能搞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么 建立起來。但是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因此《決定》修改稿上仍寫著“勞動就業市場”。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修改稿，溫家寶組長作了匯報。中央政治

局常委會討論時，有個別政治局委員參加，起草小組組長、下設的分組組長也列席了會議，我作為市場體系分組組長，也有幸列席了會議。

中央常委會討論的問題，政治局委員一般也不發言。本來這樣的會議輪不到我發言，但是我當時憋不住了，因為如果我不站出來發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肯定出不來，一定是 原稿上的“勞動就業市場”。所以在我鼓足勇氣舉手發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講了五 條理由。一是勞動力市場是勞動能力進入市場，而不是勞動者本身進入市場。過去為什么 做茶葉蛋的跟造導彈的收入沒有很大的區別?因為沒有勞動力市場，沒有市場來評價。每個 人的能力不同，貢獻不同，它的收入應當有差別，只有通過勞動力市場能夠體現出來。

二是，確立勞動力市場的概念，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我們要建 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缺失了勞動力市場，市場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三是，勞動力市場是我國經濟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事實。

四是，現在勞動就業壓力那么大，靠政府來分配勞動力資源效果是不會好的。所以一 定要靠市場來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五是，確立勞動力市場不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可 以得到市場的尊重，勞動力有自主權了，所以不會影響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我又說李光 耀對我們中國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條他說你們的汽車司機態度欠佳。

為什么呢?因為司機認為我是工人階級，我是主人，你坐車的是仆人，主人怎么會給仆 人服務呢?我講了五條意見以后，總書記問了你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我說只要 中央提出來肯定能接受。會后溫家寶總理找我，他說你把材料給我，我轉給總書記。總書記 記看了以后批示：“復制請常委同志參閱”。常委沒有意見了，就這樣勞動力市場就進了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

五、關于一般和特殊關系的故事

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來，我們的改革目標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必須要有五根柱子 ：第一要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二要建立統一 開放的市場體系;第三要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第四要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相應的法 律法規體系。

對于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兩種不同理解。第一種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在社 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另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不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 版社》為我出的《中國經濟的創新——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中是這樣 寫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謂市場經濟，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國際化這個客觀需要，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經濟運行的形式和方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 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是特殊。”市場經濟是一般規律。價值規律，競爭規律，都是一樣的，不能因為搞社會主義就不一樣了。一般規律是人類經過長期探 索形成的共同價值、理念和經驗，是人類的文明成果。所以這個一般我們必須要重視，我 們不同的就是我們是搞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社會主義 是特殊。我們必須要在把一般的規律學習好，掌握好。同時在一般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特 點和條件來運用好，把一般與特殊要結合起來。不能因為特殊來否定一般，也不能重視一 般排斥特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時隔22年了，我至今仍堅持這個觀點，最近在學習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問題 時，我認為，法治、憲政也是一般規律。既然是一般規律，我們必須要重視它，必須要借 鑒好，不能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為一般規律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必須在一般規律的基 礎上結合特殊，不能把一般與特殊對立起來。

為了建設法治中國，為了體現對《憲法》的尊重，體現《憲法》的權威，我國要實行 《憲法》宣誓制度，這也是根據一般來的。世界上90多個國家都規定公職人員任職要對《 憲法》進行宣誓。關于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問一下是不是三個有利于，而不是首先先問一 下姓“資”還是姓“社”。

一般規律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人餓了要吃飯，這就是一般規律。只是外 國人吃西餐，中國人吃中餐，武漢人愛吃熱干面，北京人愛吃炸醬面，這就是不同地區的 特點，但是這是一個一般規律上的特色，你不能把特色否定一般。簡單的例子也可以說明 一般和特殊的關系。你餓了要吃飯，這是一般規律，至于你吃西餐吃中餐，吃炸醬面吃熱 干面，這是特殊的問題。

六、關于自由和人權的故事

1997年，我參加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時，我是負責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負責政治體 制改革部分，我們起草小組可以互相提意見，我看到這部分沒有寫自由，也沒有寫人權，我說為什么沒有呢?他們回答說沒地方了。我說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組大會上我就提出，必須要把“自由”和“人權”寫進去。當時講了三條理由：

第一，我們每個人都想一想，問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權?我相信如果不 說假話的話都要，都要人權，都要自由。說假話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憲法》上提出要有這樣或那樣的自由，為什么十五大就不說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我們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繼續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要繼續執政，就必須把這個旗幟舉得高高的。

這個建議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組工作的溫家寶同志的贊同。所以在十五大報告中家寶同 志親自寫上了“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后來溫總理在 兩會回答記者的時候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后來把“人權”都進了《憲法》。把“自由”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寫進去 了，我覺得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進步，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七、關于華為創新的故事

我在參加15大報告起草時，有人向中央寫信說，華為科技公司姓“資”不姓“社”。主要理由是，華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業，而且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我認 為，這是改革中必須弄清的重大問題，為此，我主動要求到深圳實地作了調研。時任中共 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他說：“我陪你一起去作調研”。經我們調 研，華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時，創始人任正非只有2.1萬人民幣原始資本起步，經過二 十多年的建設，華為已成為立足于世界的領先企業。雖然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但她為國 家和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稅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職工分享了改革發展成果。這樣好的企業，應該作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 題。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 其要提倡和鼓勵。”

現在，華為公司已成為世界500強企業中285的知名企業，不久前，世界最大的品牌咨 詢公司Jnterbrand發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華為成為首次上榜的中國品牌，排名 第94位。2014年銷售收入達46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通訊設備供應商，全球第三大智

能手機廠。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華為的秘密：為何整個世界都怕它 ?》引起了我對華為的思考。華為公司為什么能成為世界通訊設備產業的領先企業?靠的是 什么?我考慮有以下幾點：

一靠“領頭羊”的引領。“領頭羊”是誰?就是創始人任正非。他畢業于重慶建筑工程 學院，1974年為建設從法國引進的遼陽化纖總廠，應征入伍加入承擔該工程建設任務的基 建工程兵，歷任技術員、工程師、副所長(技術副團級)，曾因作出重大貢獻而參加全國科 學大會，1983年復員轉業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務基地，于1987年辭職創立了華為公司。任正非為人低調，實干興業，內心沒有“安然感”，他認為“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 ”。任正非是一個自我否定并把自我否定作為一種領導者關鍵氣質的人。時刻考慮的是“ 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這種危機感，促成了華為的核心競爭力。任正非認為華為 有今天是因為“15萬員工，以及客戶的寬容和牽引”，而他不過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將他們的才智粘合起來”。

二靠體制機制。審批經濟是出不了華為這樣的企業。華為是在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改 革為華為創造了寬松的體制環境，華為在20多年中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高科技企業，是因 為有了比較充分的自主決策權，所以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去拼搏，在競爭中知道了什么 是世界先進，在競爭中學會了競爭的規則，在競爭中學會了如何贏得勝利。華為堅持以奮 斗者為本的理念，有好的機制，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華為實行了員工和客戶利益 分享制度，98.6%的股份為員工所有，而創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這叫什么所有制的 企業?按照十五大報告所說，是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的新型集體經濟，這樣的企業 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實行員工和客戶利益分享機制，形成了“生命共同體”就是把企業的 發展和員工和客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創造了無窮的潛力。

三靠國際視野和國際戰略。華為的國際市場銷售額占到總銷售的70%以上，華為的電信 網絡設備、IT設備和解決方案以及智能終端已應用于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全球1 /3的人口。華為已成為中國“走出去”的典范。

四靠創新驅動力和巨額研發投入。華為的激勵機制，引發了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華 為每年將銷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究，在15萬員工中超過45%的員工從事創新研究與開發。華為在170多個個標準組織和開源組織中擔任核心職位，已累計獲得專利授權36511件。華為對電信基礎網絡、云數據中心和智能終端等領域持續進行研發投入，以客戶需求和前 沿技術驅動的創新使公司處于行業前沿，引領行業的發展。

八、關于“陳賣光”的故事

諸城是山東省的一個縣城。在大躍進時期，建立了一批國有小企業，如小機械、小水 泥、小化肥、小紡織、小農藥等“五小”企業。這類國有小企業不能適應市場需要，困難 很多，虧損嚴重。時任縣委書記陳光下決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辦法，以解脫困難。但 當時就有人起來反對，把陳光帶上“陳賣光”的帽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92年我應山 東省委書記，省長的邀請給省級和廳級干部作一次改革報告，我講完后由一位同志起來提 問：“諸城的改革議論紛紛，你認為諸城的改革是姓‘資’還是姓‘社’?”我回答是，諸 城的改革姓‘資’還是姓‘社’，判斷的標準，只能按小平同志說的是否符合“三個有利 于”。我看到一個對300個諸城青年職工的問卷調查，問卷的題目是：“假如有人偷國家工 廠的東西，你怎么辦?”答案有三個選擇：(1)與小偷作斗爭;(2)裝作看不見的;(3)你偷我 也偷。問卷回收的結果：選擇與小偷作斗爭的只有14人;選擇裝作看不見的220人;選擇你偷 我也偷的66人。這說明，這種企業財產的組織形式，職工并不關心，所以有人說：“國外 有一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從以上兩個案例說明，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沒 有完全搞清楚，總認為，國有化才是社會主義。其實，恩格斯早就說過：“自從俾斯麥致 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 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 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 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 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 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 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海外皇家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 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 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頁，人民出版 社，1963年版)。

資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動，這是經濟規律所決定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應該是常態。但我們有的同志習慣于國有資本固化，一說要退出就認為這不是搞社會主 義了。其實，原來國有資本是實物形態，現在變賣后成為貨幣形態，再投入到急需的領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務、改善民生方面，這不是資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動，也是結構調整的 需要。在流動中低價賤賣或權錢交易，不僅是流失，而且造成貪污浪費，在改革中，要避 免類似問題的發生。

九、關于“三個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個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時候，我在起草小組大會上做了一個發言。主要講了國有企業 的定位問題，我不贊成把國有企業定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執政 基礎，我當時講了四條。如果這樣定位，四種現象怎么解釋? 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它沒有私人經濟。為什么垮了，強大的國 有資本為什么沒有支撐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 第二，二次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國有經濟比重都是比較高的，30%到35%。但 是沒人說他們是搞社會主義。

第三，浙江的現象，浙江地處沿海，過去國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國有經濟比例很低。但在改革開放中，激發了老百姓創業、創新的積極性。所以財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稅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要低的多，但是沒有說越南是資本主義。如果按照國 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四條是不好解釋的。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 出了《關于黨的十八大的三點建議》，一、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二、黨 的執政基礎在于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

三、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使股份制 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三點建議中，重點是三個民。我說我們歷史的經驗也好，國際經驗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核心問題。為了得民心，必須要把民生搞上去，我 們黨為什么很注重民生問題呢?改革為了什么，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 人民分享。民生問題要搞好。

為了得民心，必須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權，要有參與權，要有監督權，要 有尊嚴。有了這“三個民”，共產黨執政基礎就牢固了。十八大召開前，我特向中央提出 了建議，表達了這個看法。中央主要領導非常重視，及時作了批示。

十、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兩次建議的故事

有人問我，你那么高齡了，對改革還操心干嗎?我覺得改革是無止境的任務，思考改革、參與改革這是我的責任，尤其是當改革碰到困惑的時候，更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過去 中央做出的綜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199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2003年作出 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三次改革的《決定》，我 有幸都參加了。2003年到現在也是十年了，中央應當做出決定的時候，我給中央提出兩次 建議，第一次，于2013年5月份給中央提出《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

建議有三個內容：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名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決定”。

二是，《決定》的主要內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個路線圖。改革的突破口是 什么?建議把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為了減少阻力，我提出來“三個率先”： 第一個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員當中建立這個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員當中的領 導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動產，因為動產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動的，不動產你 多少房子，一聯網馬上就顯示出來。

三是，建議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改革領導小組。過去中央起草三個改革文件都很好，但 是落實不到位，為什么呢?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重要機構。2005年我曾向國務院提出三點意見，第一恢復體改委，第二國務院成立一個改革領導小組，第三要加強發改委改革的職能。這次為什么沒提出國家要恢復體改委呢?因為現在改革是五位一體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文 化體制，就是恢復了體改委也不行，因此，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總書記 記任組長，國務院總理任副組長。

第二次，7月份我向中央提出《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議》，主要有兩 點：一是發揮智庫的作用，建議中央選五個智庫，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這樣，起草小組和智庫兩條腿走路，可以豐富中央文件的內容。二是，激發廣大干部群眾參與的 積極性。建議中央設立一個網站，廣大干部群眾來參與，獻計獻策。同時，呈送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關于全面深化改革30條建議供中央參考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我的兩次建議，上報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 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去，這是作為一個改革者夢寐以求的事情。

第二篇：高尚全：我親歷的中國改革的十個故事

高尚全：我親歷的中國改革的十個故事

2015-01-23 10:47 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作者:高尚全17329次點擊:我要評論

最近在學習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問題時，我認為，法治、憲政也是一般規律。既然是一般規律，我們必須要重視它，必須要借鑒好，不能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為一般規律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必須在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結合特殊，不能把一般與特殊對立起來。

作者簡介：高尚全，高級經濟師。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1982年起任國家體改委處長、副局長、中國體改研究所所長，1985-1993年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從1999年起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一、關于企業自主權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1956年發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當時用了一定的自主權，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點保守了。企業應該要有完全的自主權，但是在當時提出一定的自主權，也是非常不容易。當時為什么考慮要寫這個文章呢?計劃經濟體制它的弊病不是現在才暴露出來，在1956年的時候就暴露出來了。因為計劃經濟是高度集中的體制，是審批經濟，什么事情都要經過政府審批才能干，沒有政府審批你就不能干。當時有幾個案例，我記得非常深刻。

一個案例是，我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沈陽有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叫沈陽變壓器廠，一個叫沈陽冶煉廠，這兩個都是政府行政主導，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由主管的一機部從云南等地調到沈陽。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從沈陽調往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個廠由于行政主導，沒有市場，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就是這種體制，企業沒有自主權。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個案例，1956年上海天氣很熱，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要買鼓風機，當時還沒有空調，企業因為沒有權買鼓風機需要打報告申請。經過7個部門審批，最后一個部門批下來，夏天已經過去了。這是我經歷過的兩個故事，覺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經常會思考一些問題，一機部開會的時候問了一機部招待所，我說你們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說住了1400多人，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為企業沒有自主權，沒有任務了要找部里，沒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沒有電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業那個時候就要“跑部錢進”，部里誰管呢?部長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寫是“小二當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沒幾個人要管全國，怎么管的過來呢，管不過來。這樣子引起我寫了一個調研報告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文章提出：“中央集權過多了，企業自主權過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給國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費……;第二，限制了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潛力不能充分發揮……;第三，助長了中央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事務主義……”。

當時從實際出發，有感而發。我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出來以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了轉播，當時我正好跟一機部的副部長、后來當了上海的市長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陽。早上聽廣播，他說，“小高廣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贊賞的口氣來說的。當時因為傳統的經濟體制，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政府就得統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企業有了自主權還了得嗎，社會主義企業就應該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業要自主權就變成南斯拉夫修正主義了。這個故事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來了。大家記得毛主席在《十大關系》一文中指出，兩個積極性比一個積極性好，要更多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一切統一到中央，把企業卡的死死的，不是好辦法。我想這個故事對我國改革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二、廣東人吃魚的故事

大家知道廣東人愛吃魚，但是搞了計劃經濟就很少吃魚了，為什么吃?因為計劃經濟是統治經濟，價格管死了，養魚的人沒有積極性了，因此魚就少了，價格就貴了。廣東吃不到魚了，后來價格逐步放開了，養魚的人有積極性了，競爭以后，因此魚多起來了，魚價也就下降了。

廣東人吃魚的例子說明，不搞商品經濟是不行的。哪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哪個地方經濟比較有活力，哪個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錢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時候，我主張要把商品經濟寫到《決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贊成，主要擔心是把社會主義混同與資本主義;有的同志不同意寫商品經濟，只同意寫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我認為，有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有商品經濟。但是在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當時我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調研組的組長兼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所的所長，官不大，人家反對的官比我大，我沒辦法，就找了負責體改研究會的童大林同志，我說建議體改研究會和研究所開個會，討論該不該搞商品經濟。他說好，我們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現在叫西苑飯店)開研討會。童大林、董輔礽、蔣一葦等知名學者參加了會議。我首先講：“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這是當前經濟改革要求在理論上的一個關鍵突破。”大家思想比較活躍，討論的結果，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的階段。我們也討論“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認為，這個提法也不合適。當時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市場調節為輔作為一個方法，一個制度一個方法，兩個結合起來，不對稱。要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要么計劃與市場，對稱起來。

我把大家討論的結果反映給中央決策者，報告的主要內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

第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絕不會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

第三，發展商品經濟是我國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改革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

這個報告引起中央決策者們的高度重視，由于中央領導同志的智慧，和中國社科院更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經濟的概念被吸收進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中。1984 年10 月20 日，在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高度贊揚《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

三、關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

當時為什么要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因為第一，要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準備，這是主要目的。同時，考慮到匈牙利、南斯拉夫是首先搞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去的人很多，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也派人，企業也派人，學術機關也派人，匈牙利是一個小國，看見中國人來那么多，他們說：“我們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因為重復考察，提問的問題差不多，考察結果本單位匯報一下，就把材料放到抽屜里了。當時我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我認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不能這樣重復考察。經國務院批準，就帶了18個人的代表團去深入匈、南考察，代表團成員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包括馬凱、杜鷹、李劍閣、劉澤鵬，這幾個人后來當了部級領導，后來馬凱升為國務院副總理。

我們重點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兩國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的摩擦、矛盾問題、發展趨勢和解決問題的方向。分別與兩國領導人、黨政有關部門負責人、著名學者、學術研究機構和企業各界人員座談100多次，形成座談紀要30多萬字。

我國駐匈、南使館對這次考察十分支持，會見有關國家領導人都由大使館陪同，代表團吃、住基本上在使館，每天夜里我們聚集在一起，交流考察情況，重要信息在當晚通過使館密電發回中央有關部門領導。馬凱副總理在我從事經濟工作六十周年賀詞中說：“記得1986年我隨您作為團長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考察團對匈牙利、南斯拉夫為期40天的考察，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繼日地看、問，熱烈深入地討論，至今歷歷在目。”

考察結果，形成了《關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報告》。并匯集成書：《艱難的改革探索》。考察報告主要內容分三部分：對改革的基本認識;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幾點值得借鑒的經驗。1986年6月26日我向國務院主要領導匯報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對我國的啟示，這次考察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的充分重視和肯定。

四、關于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故事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提出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負責《決定》中市場體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資本了，更不能提資本市場，只能提資金，資金怎么應用，為什么?提資本好像跟資本主義聯系起來了，所以回避資本兩個字，更要回避資本市場。1985年，我同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聯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當中，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問題”，主要觀點，一是，社會主義經濟中提出資本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國家資金怎么轉為國家的資本，通過資本運作來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

在《決定》草稿中，只提出“勞動就業市場”，提勞動力市場阻力很大。有的人說不能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只能提勞動就業市場。我說這個不行的，勞動力市場肯定要提，我們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勞動力和資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進入市場，不能搞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么建立起來。但是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因此《決定》修改稿上仍寫著“勞動就業市場”。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修改稿，溫家寶組長作了匯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有個別政治局委員參加，起草小組組長、下設的分組組長也列席了會議，我作為市場體系分組組長，也有幸列席了會議。

中央常委會討論的問題，政治局委員一般也不發言。本來這樣的會議輪不到我發言，但是我當時憋不住了，因為如果我不站出來發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肯定出不來，一定是原稿上的“勞動就業市場”。所以在我鼓足勇氣舉手發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講了五條理由。一是勞動力市場是勞動能力進入市場，而不是勞動者本身進入市場。過去為什么做茶葉蛋的跟造導彈的收入沒有很大的區別?因為沒有勞動力市場，沒有市場來評價。每個人的能力不同，貢獻不同，它的收入應當有差別，只有通過勞動力市場能夠體現出來。

二是，確立勞動力市場的概念，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我們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缺失了勞動力市場，市場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三是，勞動力市場是我國經濟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事實。

四是，現在勞動就業壓力那么大，靠政府來分配勞動力資源效果是不會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場來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五是，確立勞動力市場不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可以得到市場的尊重，勞動力有自主權了，所以不會影響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我又說李光耀對我們中國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條他說你們的汽車司機態度欠佳。

為什么呢?因為司機認為我是工人階級，我是主人，你坐車的是仆人，主人怎么會給仆人服務呢?我講了五條意見以后，總書記問了你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我說只要中央提出來肯定能接受。會后溫家寶總理找我，他說你把材料給我，我轉給總書記。總書記看了以后批示：“復制請常委同志參閱”。常委沒有意見了，就這樣勞動力市場就進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

五、關于一般和特殊關系的故事

為什么要講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因為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里面提出來，我們的改革目標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必須要有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二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第三要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第四要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

對于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兩種不同理解。第一種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另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不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版社》為我出的《中國經濟的創新——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中是這樣寫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謂市場經濟，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國際化這個客觀需要，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經濟運行的形式和方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是特殊。”市場經濟是一般規律。價值規律，競爭規律，都是一樣的，不能因為搞社會主義就不一樣了。一般規律是人類經過長期探索形成的共同價值、理念和經驗，是人類的文明成果。所以這個一般我們必須要重視，我們不同的就是我們是搞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社會主義是特殊。我們必須要在把一般的規律學習好，掌握好。同時在一般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特點和條件來運用好，把一般與特殊要結合起來。不能因為特殊來否定一般，也不能重視一般排斥特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時隔22年了，我至今仍堅持這個觀點，最近在學習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問題時，我認為，法治、憲政也是一般規律。既然是一般規律，我們必須要重視它，必須要借鑒好，不能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為一般規律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必須在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結合特殊，不能把一般與特殊對立起來。

為了建設法治中國，為了體現對《憲法》的尊重，體現《憲法》的權威，我國要實行《憲法》宣誓制度，這也是根據一般來的。世界上90多個國家都規定公職人員任職要對《憲法》進行宣誓。關于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問一下是不是三個有利于，而不是首先先問一下姓“資”還是姓“社”。

一般規律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人餓了要吃飯，這就是一般規律。只是外國人吃西餐，中國人吃中餐，武漢人愛吃熱干面，北京人愛吃炸醬面，這就是不同地區的特點，但是這是一個一般規律上的特色，你不能把特色否定一般。簡單的例子也可以說明一般和特殊的關系。你餓了要吃飯，這是一般規律，至于你吃西餐吃中餐，吃炸醬面吃熱干面，這是特殊的問題。

我們為什么要把權力關在籠子里呢，因為權力如果沒有制衡必然腐敗，權力越大腐敗越多，這是長期積累的一般規律。權力為什么腐敗，因為權力沒制衡，所以要提出把權力關在籠子里。

六、關于自由和人權的故事

1997年，我參加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時，我是負責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負責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我們起草小組可以互相提意見，我看到這部分沒有寫自由，也沒有寫人權，我說為什么沒有呢?他們回答說沒地方了。我說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組大會上我就提出，必須要把“自由”和“人權”寫進去。當時講了三條理由：

第一，我們每個人都想一想，問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權?我相信如果不說假話的話都要，都要人權，都要自由。說假話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憲法》上提出要有這樣或那樣的自由，為什么十五大就不說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我們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繼續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要繼續執政，就必須把這個旗幟舉得高高的。

這個建議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組工作的溫家寶同志的贊同。所以在十五大報告中家寶同志親自寫上了“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后來溫總理在兩會回答記者的時候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后來把“人權”都進了《憲法》。把“自由”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寫進去了，我覺得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進步，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七、關于華為創新的故事

我在參加15大報告起草時，有人向中央寫信說，華為科技公司姓“資”不姓“社”。主要理由是，華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業，而且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我認為，這是改革中必須弄清的重大問題，為此，我主動要求到深圳實地作了調研。時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他說：“我陪你一起去作調研”。經我們調研，華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時，創始人任正非只有2.1萬人民幣原始資本起步，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華為已成為立足于世界的領先企業。雖然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但她為國家和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稅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職工分享了改革發展成果。這樣好的企業，應該作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

現在，華為公司已成為世界500強企業中285的知名企業，不久前，世界最大的品牌咨詢公司Jnterbrand發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華為成為首次上榜的中國品牌，排名第94位。2014年銷售收入達46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通訊設備供應商，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廠。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華為的秘密：為何整個世界都怕它?》引起了我對華為的思考。華為公司為什么能成為世界通訊設備產業的領先企業?靠的是什么?我考慮有以下幾點：

一靠“領頭羊”的引領。“領頭羊”是誰?就是創始人任正非。他畢業于重慶建筑工程學院，1974年為建設從法國引進的遼陽化纖總廠，應征入伍加入承擔該工程建設任務的基建工程兵，歷任技術員、工程師、副所長(技術副團級)，曾因作出重大貢獻而參加全國科學大會，1983年復員轉業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務基地，于1987年辭職創立了華為公司。任正非為人低調，實干興業，內心沒有“安然感”，他認為“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任正非是一個自我否定并把自我否定作為一種領導者關鍵氣質的人。時刻考慮的是“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這種危機感，促成了華為的核心競爭力。任正非認為華為有今天是因為“15萬員工，以及客戶的寬容和牽引”，而他不過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將他們的才智粘合起來”。

二靠體制機制。審批經濟是出不了華為這樣的企業。華為是在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改革為華為創造了寬松的體制環境，華為在20多年中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高科技企業，是因為有了比較充分的自主決策權，所以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去拼搏，在競爭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進，在競爭中學會了競爭的規則，在競爭中學會了如何贏得勝利。華為堅持以奮斗者為本的理念，有好的機制，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華為實行了員工和客戶利益分享制度，98.6%的股份為員工所有，而創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這叫什么所有制的企業?按照十五大報告所說，是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的新型集體經濟，這樣的企業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實行員工和客戶利益分享機制，形成了“生命共同體”就是把企業的發展和員工和客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創造了無窮的潛力。

三靠國際視野和國際戰略。華為的國際市場銷售額占到總銷售的70%以上，華為的電信網絡設備、IT設備和解決方案以及智能終端已應用于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全球1/3的人口。華為已成為中國“走出去”的典范。

四靠創新驅動力和巨額研發投入。華為的激勵機制，引發了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華為每年將銷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究，在15萬員工中超過45%的員工從事創新研究與開發。華為在170多個個標準組織和開源組織中擔任核心職位，已累計獲得專利授權36511件。華為對電信基礎網絡、云數據中心和智能終端等領域持續進行研發投入，以客戶需求和前沿技術驅動的創新使公司處于行業前沿，引領行業的發展。

八、關于“陳賣光”的故事

諸城是山東省的一個縣城。在大躍進時期，建立了一批國有小企業，如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紡織、小農藥等“五小”企業。這類國有小企業不能適應市場需要，困難很多，虧損嚴重。時任縣委書記陳光下決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辦法，以解脫困難。但當時就有人起來反對，把陳光帶上“陳賣光”的帽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92年我應山東省委書記，省長的邀請給省級和廳級干部作一次改革報告，我講完后由一位同志起來提問：“諸城的改革議論紛紛，你認為諸城的改革是姓?資?還是姓?社??”我回答是，諸城的改革姓?資?還是姓?社?，判斷的標準，只能按小平同志說的是否符合“三個有利于”。我看到一個對300個諸城青年職工的問卷調查，問卷的題目是：“假如有人偷國家工廠的東西，你怎么辦?”答案有三個選擇：(1)與小偷作斗爭;(2)裝作看不見的;(3)你偷我也偷。問卷回收的結果：選擇與小偷作斗爭的只有14人;選擇裝作看不見的220人;選擇你偷我也偷的66人。這說明，這種企業財產的組織形式，職工并不關心，所以有人說：“國外有一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從以上兩個案例說明，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沒有完全搞清楚，總認為，國有化才是社會主義。其實，恩格斯早就說過：“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海外皇家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資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動，這是經濟規律所決定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應該是常態。但我們有的同志習慣于國有資本固化，一說要退出就認為這不是搞社會主義了。其實，原來國有資本是實物形態，現在變賣后成為貨幣形態，再投入到急需的領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務、改善民生方面，這不是資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動，也是結構調整的需要。在流動中低價賤賣或權錢交易，不僅是流失，而且造成貪污浪費，在改革中，要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

九、關于“三個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個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時候，我在起草小組大會上做了一個發言。主要講了國有企業的定位問題，我不贊成把國有企業定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執政基礎，我當時講了四條。如果這樣定位，四種現象怎么解釋?

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它沒有私人經濟。為什么垮了，強大的國有資本為什么沒有支撐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

第二，二次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國有經濟比重都是比較高的，30%到35%。但是沒人說他們是搞社會主義。

第三，浙江的現象，浙江地處沿海，過去國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國有經濟比例很低。但在改革開放中，激發了老百姓創業、創新的積極性。所以財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稅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要低的多，但是沒有說越南是資本主義。如果按照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四條是不好解釋的。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關于黨的十八大的三點建議》，一、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二、黨的執政基礎在于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

三、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三點建議中，重點是三個民。我說我們歷史的經驗也好，國際經驗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核心問題。為了得民心，必須要把民生搞上去，我們黨為什么很注重民生問題呢?改革為了什么，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問題要搞好。

為了得民心，必須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權，要有參與權，要有監督權，要有尊嚴。有了這“三個民”，共產黨執政基礎就牢固了。十八大召開前，我特向中央提出了建議，表達了這個看法。中央主要領導非常重視，及時作了批示。

十、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兩次建議的故事

有人問我，你那么高齡了，對改革還操心干嗎?我覺得改革是無止境的任務，思考改革、參與改革這是我的責任，尤其是當改革碰到困惑的時候，更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過去中央做出的綜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200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三次改革的《決定》，我有幸都參加了。2003年到現在也是十年了，中央應當做出決定的時候，我給中央提出兩次建議，第一次，于2013年5月份給中央提出《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

建議有三個內容：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名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二是，《決定》的主要內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個路線圖。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建議把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為了減少阻力，我提出來“三個率先”：第一個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員當中建立這個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員當中的領導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動產，因為動產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動的，不動產你多少房子，一聯網馬上就顯示出來。

三是，建議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改革領導小組。過去中央起草三個改革文件都很好，但是落實不到位，為什么呢?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重要機構。2005年我曾向國務院提出三點意見，第一恢復體改委，第二國務院成立一個改革領導小組，第三要加強發改委改革的職能。這次為什么沒提出國家要恢復體改委呢?因為現在改革是五位一體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就是恢復了體改委也不行，因此，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總書記任組長，國務院總理任副組長。

第二次，7月份我向中央提出《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議》，主要有兩點：一是發揮智庫的作用，建議中央選五個智庫，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這樣，起草小組和智庫兩條腿走路，可以豐富中央文件的內容。二是，激發廣大干部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建議中央設立一個網站，廣大干部群眾來參與，獻計獻策。同時，呈送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關于全面深化改革30條建議供中央參考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我的兩次建議，上報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去，這是作為一個改革者夢寐以求的事情。

責任編輯：花滿樓

第三篇：高尚全：我親歷的中國改革的十個故事

高尚全：我親歷的中國改革的十個故事

作者：高尚全 來源：共識網

來源日期：2015年01月23日 本站發布：2015年01月29日 點擊率：50次 電郵推薦 打印 加入收藏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作者簡介：高尚全，高級經濟師。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1982年起任國家體改委處長、副局長、中國體改研究所所長，1985-1993年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從1999年起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一、關于企業自主權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1956年發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當時用了一定的自主權，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點保守了。企業應該要有完全的自主權，但是在當時提出一定的自主權，也是非常不容易。當時為什么考慮要寫這個文章呢?計劃經濟體制它的弊病不是現在才暴露出來，在1956年的時候就暴露出來了。因為計劃經濟是高度集中的體制，是審批經濟，什么事情都要經過政府審批才能干，沒有政府審批你就不能干。當時有幾個案例，我記得非常深刻。

一個案例是，我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沈陽有兩個相鄰的工廠，一個叫沈陽變壓器廠，一個叫沈陽冶煉廠，這兩個都是政府行政主導，變壓器廠需要大量的銅，由主管的一機部從云南等地調到沈陽。冶煉廠生產的銅由冶金部從沈陽調往全國各地。一墻之隔的兩個廠由于行政主導，沒有市場，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就是這種體制，企業沒有自主權。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個案例，1956年上海天氣很熱，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要買鼓風機，當時還沒有空調，企業因為沒有權買鼓風機需要打報告申請。經過7個部門審批，最后一個部門批下來，夏天已經過去了。這是我經歷過的兩個故事，覺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經常會思考一些問題，一機部開會的時候問了一機部招待所，我說你們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說住了1400多人，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為企業沒有自主權，沒有任務了要找部里，沒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沒有電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業那個時候就要“跑部錢進”，部里誰管呢?部長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寫是“小二當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沒幾個人要管全國，怎么管的過來呢，管不過來。這樣子引起我寫了一個調研報告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文章提出：“中央集權過多了，企業自主權過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給國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費??;第二，限制了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潛力不能充分發揮??;第三，助長了中央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事務主義??”。

當時從實際出發，有感而發。我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出來以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了轉播，當時我正好跟一機部的副部長、后來當了上海的市長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陽。早上聽廣播，他說，“小高廣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贊賞的口氣來說的。當時因為傳統的經濟體制，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政府就得統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企業有了自主權還了得嗎，社會主義企業就應該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業要自主權就變成南斯拉夫修正主義了。這個故事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來了。大家記得毛主席在《十大關系》一文中指出，兩個積極性比一個積極性好，要更多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一切統一到中央，把企業卡的死死的，不是好辦法。我想這個故事對我國改革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二、廣東人吃魚的故事

大家知道廣東人愛吃魚，但是搞了計劃經濟就很少吃魚了，為什么吃?因為計劃經濟是統治經濟，價格管死了，養魚的人沒有積極性了，因此魚就少了，價格就貴了。廣東吃不到魚了，后來價格逐步放開了，養魚的人有積極性了，競爭以后，因此魚多起來了，魚價也就下降了。

廣東人吃魚的例子說明，不搞商品經濟是不行的。哪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哪個地方經濟比較有活力，哪個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錢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時候，我主張要把商品經濟寫到《決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贊成，主要擔心是把社會主義混同與資本主義;有的同志不同意寫商品經濟，只同意寫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我認為，有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有商品經濟。但是在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當時我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調研組的組長兼中國經濟體制研究所的所長，官不大，人家反對的官比我大，我沒辦法，就找了負責體改研究會的童大林同志，我說建議體改研究會和研究所開個會，討論該不該搞商品經濟。他說好，我們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現在叫西苑飯店)開研討會。童大林、董輔礽、蔣一葦等知名學者參加了會議。我首先講：“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這是當前經濟改革要求在理論上的一個關鍵突破。”大家思想比較活躍，討論的結果，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經的階段。我們也討論“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認為，這個提法也不合適。當時為什么提計劃經濟為主，因為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市場調節為輔作為一個方法，一個制度一個方法，兩個結合起來，不對稱。要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要么計劃與市場，對稱起來。

我把大家討論的結果反映給中央決策者，報告的主要內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

第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絕不會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

第三，發展商品經濟是我國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改革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

這個報告引起中央決策者們的高度重視，由于中央領導同志的智慧，和中國社科院更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經濟的概念被吸收進黨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中。1984 年10 月20 日，在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高度贊揚《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

三、關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

當時為什么要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因為第一，要為1987年1988年改革方案做準備，這是主要目的。同時，考慮到匈牙利、南斯拉夫是首先搞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去的人很多，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也派人，企業也派人，學術機關也派人，匈牙利是一個小國，看見中國人來那么多，他們說：“我們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因為重復考察，提問的問題差不多，考察結果本單位匯報一下，就把材料放到抽屜里了。當時我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我認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不能這樣重復考察。經國務院批準，就帶了18個人的代表團去深入匈、南考察，代表團成員都是精明能干的年青人，包括馬凱、杜鷹、李劍閣、劉澤鵬，這幾個人后來當了部級領導，后來馬凱升為國務院副總理。

我們重點考察了匈牙利、南斯拉夫兩國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的摩擦、矛盾問題、發展趨勢和解決問題的方向。分別與兩國領導人、黨政有關部門負責人、著名學者、學術研究機構和企業各界人員座談100多次，形成座談紀要30多萬字。

我國駐匈、南使館對這次考察十分支持，會見有關國家領導人都由大使館陪同，代表團吃、住基本上在使館，每天夜里我們聚集在一起，交流考察情況，重要信息在當晚通過使館密電發回中央有關部門領導。馬凱副總理在我從事經濟工作六十周年賀詞中說：“記得1986年我隨您作為團長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考察團對匈牙利、南斯拉夫為期40天的考察，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繼日地看、問，熱烈深入地討論，至今歷歷在目。”

考察結果，形成了《關于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考察報告》。并匯集成書：《艱難的改革探索》。考察報告主要內容分三部分：對改革的基本認識;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幾點值得借鑒的經驗。1986年6月26日我向國務院主要領導匯報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對我國的啟示，這次考察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的充分重視和肯定。

四、關于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故事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提出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負責《決定》中市場體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資本了，更不能提資本市場，只能提資金，資金怎么應用，為什么?提資本好像跟資本主義聯系起來了，所以回避資本兩個字，更要回避資本市場。1985年，我同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聯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當中，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問題”，主要觀點，一是，社會主義經濟中提出資本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國家資金怎么轉為國家的資本，通過資本運作來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

在《決定》草稿中，只提出“勞動就業市場”，提勞動力市場阻力很大。有的人說不能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只能提勞動就業市場。我說這個不行的，勞動力市場肯定要提，我們要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勞動力和資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進入市場，不能搞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么建立起來。但是起草小組還是通不過。因此《決定》修改稿上仍寫著“勞動就業市場”。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決定》修改稿，溫家寶組長作了匯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有個別政治局委員參加，起草小組組長、下設的分組組長也列席了會議，我作為市場體系分組組長，也有幸列席了會議。

中央常委會討論的問題，政治局委員一般也不發言。本來這樣的會議輪不到我發言，但是我當時憋不住了，因為如果我不站出來發言，勞動力市場的概念肯定出不來，一定是原稿上的“勞動就業市場”。所以在我鼓足勇氣舉手發了言，一下子一二三四五，講了五條理由。一是勞動力市場是勞動能力進入市場，而不是勞動者本身進入市場。過去為什么做茶葉蛋的跟造導彈的收入沒有很大的區別?因為沒有勞動力市場，沒有市場來評價。每個人的能力不同，貢獻不同，它的收入應當有差別，只有通過勞動力市場能夠體現出來。

二是，確立勞動力市場的概念，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我們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缺失了勞動力市場，市場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三是，勞動力市場是我國經濟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事實。

四是，現在勞動就業壓力那么大，靠政府來分配勞動力資源效果是不會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場來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五是，確立勞動力市場不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可以得到市場的尊重，勞動力有自主權了，所以不會影響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我又說李光耀對我們中國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條他說你們的汽車司機態度欠佳。

為什么呢?因為司機認為我是工人階級，我是主人，你坐車的是仆人，主人怎么會給仆人服務呢?我講了五條意見以后，總書記問了你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我說只要中央提出來肯定能接受。會后溫家寶總理找我，他說你把材料給我，我轉給總書記。總書記看了以后批示：“復制請常委同志參閱”。常委沒有意見了，就這樣勞動力市場就進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

五、關于一般和特殊關系的故事

為什么要講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因為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做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里面提出來，我們的改革目標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必須要有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二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第三要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第四要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

對于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兩種不同理解。第一種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另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不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在1993年11月《人民出版社》為我出的《中國經濟的創新——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中是這樣寫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謂市場經濟，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國際化這個客觀需要，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經濟運行的形式和方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是特殊。”市場經濟是一般規律。價值規律，競爭規律，都是一樣的，不能因為搞社會主義就不一樣了。一般規律是人類經過長期探索形成的共同價值、理念和經驗，是人類的文明成果。所以這個一般我們必須要重視，我們不同的就是我們是搞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社會主義是特殊。我們必須要在把一般的規律學習好，掌握好。同時在一般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特點和條件來運用好，把一般與特殊要結合起來。不能因為特殊來否定一般，也不能重視一般排斥特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時隔22年了，我至今仍堅持這個觀點，最近在學習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問題時，我認為，法治、憲政也是一般規律。既然是一般規律，我們必須要重視它，必須要借鑒好，不能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為一般規律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必須在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結合特殊，不能把一般與特殊對立起來。

為了建設法治中國，為了體現對《憲法》的尊重，體現《憲法》的權威，我國要實行《憲法》宣誓制度，這也是根據一般來的。世界上90多個國家都規定公職人員任職要對《憲法》進行宣誓。關于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問一下是不是三個有利于，而不是首先先問一下姓“資”還是姓“社”。

一般規律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人餓了要吃飯，這就是一般規律。只是外國人吃西餐，中國人吃中餐，武漢人愛吃熱干面，北京人愛吃炸醬面，這就是不同地區的特點，但是這是一個一般規律上的特色，你不能把特色否定一般。簡單的例子也可以說明一般和特殊的關系。你餓了要吃飯，這是一般規律，至于你吃西餐吃中餐，吃炸醬面吃熱干面，這是特殊的問題。

我們為什么要把權力關在籠子里呢，因為權力如果沒有制衡必然腐敗，權力越大腐敗越多，這是長期積累的一般規律。權力為什么腐敗，因為權力沒制衡，所以要提出把權力關在籠子里。

六、關于自由和人權的故事

1997年，我參加十五大報告起草工作時，我是負責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負責政治體制改革部分，我們起草小組可以互相提意見，我看到這部分沒有寫自由，也沒有寫人權，我說為什么沒有呢?他們回答說沒地方了。我說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組大會上我就提出，必須要把“自由”和“人權”寫進去。當時講了三條理由：

第一，我們每個人都想一想，問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權?我相信如果不說假話的話都要，都要人權，都要自由。說假話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憲法》上提出要有這樣或那樣的自由，為什么十五大就不說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權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我們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繼續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要繼續執政，就必須把這個旗幟舉得高高的。

這個建議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組工作的溫家寶同志的贊同。所以在十五大報告中家寶同志親自寫上了“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后來溫總理在兩會回答記者的時候說，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后來把“人權”都進了《憲法》。把“自由”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寫進去了，我覺得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進步，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七、關于華為創新的故事

我在參加15大報告起草時，有人向中央寫信說，華為科技公司姓“資”不姓“社”。主要理由是，華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業，而且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我認為，這是改革中必須弄清的重大問題，為此，我主動要求到深圳實地作了調研。時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他說：“我陪你一起去作調研”。經我們調研，華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時，創始人任正非只有2.1萬人民幣原始資本起步，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華為已成為立足于世界的領先企業。雖然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但她為國家和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稅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職工分享了改革發展成果。這樣好的企業，應該作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

現在，華為公司已成為世界500強企業中285的知名企業，不久前，世界最大的品牌咨詢公司Jnterbrand發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華為成為首次上榜的中國品牌，排名第94位。2014年銷售收入達460億美元，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通訊設備供應商，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廠。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華為的秘密：為何整個世界都怕它?》引起了我對華為的思考。華為公司為什么能成為世界通訊設備產業的領先企業?靠的是什么?我考慮有以下幾點：

一靠“領頭羊”的引領。“領頭羊”是誰?就是創始人任正非。他畢業于重慶建筑工程學院，1974年為建設從法國引進的遼陽化纖總廠，應征入伍加入承擔該工程建設任務的基建工程兵，歷任技術員、工程師、副所長(技術副團級)，曾因作出重大貢獻而參加全國科學大會，1983年復員轉業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務基地，于1987年辭職創立了華為公司。任正非為人低調，實干興業，內心沒有“安然感”，他認為“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任正非是一個自我否定并把自我否定作為一種領導者關鍵氣質的人。時刻考慮的是“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這種危機感，促成了華為的核心競爭力。任正非認為華為有今天是因為“15萬員工，以及客戶的寬容和牽引”，而他不過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將他們的才智粘合起來”。

二靠體制機制。審批經濟是出不了華為這樣的企業。華為是在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改革為華為創造了寬松的體制環境，華為在20多年中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高科技企業，是因為有了比較充分的自主決策權，所以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去拼搏，在競爭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進，在競爭中學會了競爭的規則，在競爭中學會了如何贏得勝利。華為堅持以奮斗者為本的理念，有好的機制，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華為實行了員工和客戶利益分享制度，98.6%的股份為員工所有，而創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這叫什么所有制的企業?按照十五大報告所說，是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的新型集體經濟，這樣的企業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實行員工和客戶利益分享機制，形成了“生命共同體”就是把企業的發展和員工和客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創造了無窮的潛力。

三靠國際視野和國際戰略。華為的國際市場銷售額占到總銷售的70%以上，華為的電信網絡設備、IT設備和解決方案以及智能終端已應用于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全球1/3的人口。華為已成為中國“走出去”的典范。

四靠創新驅動力和巨額研發投入。華為的激勵機制，引發了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華為每年將銷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研究，在15萬員工中超過45%的員工從事創新研究與開發。華為在170多個個標準組織和開源組織中擔任核心職位，已累計獲得專利授權36511件。華為對電信基礎網絡、云數據中心和智能終端等領域持續進行研發投入，以客戶需求和前沿技術驅動的創新使公司處于行業前沿，引領行業的發展。

八、關于“陳賣光”的故事

諸城是山東省的一個縣城。在大躍進時期，建立了一批國有小企業，如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紡織、小農藥等“五小”企業。這類國有小企業不能適應市場需要，困難很多，虧損嚴重。時任縣委書記陳光下決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辦法，以解脫困難。但當時就有人起來反對，把陳光帶上“陳賣光”的帽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92年我應山東省委書記，省長的邀請給省級和廳級干部作一次改革報告，我講完后由一位同志起來提問：“諸城的改革議論紛紛，你認為諸城的改革是姓‘資’還是姓‘社’?”我回答是，諸城的改革姓‘資’還是姓‘社’，判斷的標準，只能按小平同志說的是否符合“三個有利于”。我看到一個對300個諸城青年職工的問卷調查，問卷的題目是：“假如有人偷國家工廠的東西，你怎么辦?”答案有三個選擇：(1)與小偷作斗爭;(2)裝作看不見的;(3)你偷我也偷。問卷回收的結果：選擇與小偷作斗爭的只有14人;選擇裝作看不見的220人;選擇你偷我也偷的66人。這說明，這種企業財產的組織形式，職工并不關心，所以有人說：“國外有一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從以上兩個案例說明，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沒有完全搞清楚，總認為，國有化才是社會主義。其實，恩格斯早就說過：“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只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海外皇家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資本要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動，這是經濟規律所決定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應該是常態。但我們有的同志習慣于國有資本固化，一說要退出就認為這不是搞社會主義了。其實，原來國有資本是實物形態，現在變賣后成為貨幣形態，再投入到急需的領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務、改善民生方面，這不是資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動，也是結構調整的需要。在流動中低價賤賣或權錢交易，不僅是流失，而且造成貪污浪費，在改革中，要避免類似問題的發生。

九、關于“三個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個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時候，我在起草小組大會上做了一個發言。主要講了國有企業的定位問題，我不贊成把國有企業定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執政基礎，我當時講了四條。如果這樣定位，四種現象怎么解釋?

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它沒有私人經濟。為什么垮了，強大的國有資本為什么沒有支撐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

第二，二次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當時國有經濟比重都是比較高的，30%到35%。但是沒人說他們是搞社會主義。

第三，浙江的現象，浙江地處沿海，過去國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國有經濟比例很低。但在改革開放中，激發了老百姓創業、創新的積極性。所以財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稅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要低的多，但是沒有說越南是資本主義。如果按照國有經濟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四條是不好解釋的。為此，我于2013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關于黨的十八大的三點建議》，一、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二、黨的執政基礎在于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

三、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三點建議中，重點是三個民。我說我們歷史的經驗也好，國際經驗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核心問題。為了得民心，必須要把民生搞上去，我們黨為什么很注重民生問題呢?改革為了什么，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問題要搞好。

為了得民心，必須把民意要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權，要有參與權，要有監督權，要有尊嚴。有了這“三個民”，共產黨執政基礎就牢固了。十八大召開前，我特向中央提出了建議，表達了這個看法。中央主要領導非常重視，及時作了批示。

十、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兩次建議的故事

有人問我，你那么高齡了，對改革還操心干嗎?我覺得改革是無止境的任務，思考改革、參與改革這是我的責任，尤其是當改革碰到困惑的時候，更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過去中央做出的綜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2003年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三次改革的《決定》，我有幸都參加了。2003年到現在也是十年了，中央應當做出決定的時候，我給中央提出兩次建議，第一次，于2013年5月份給中央提出《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主題的建議》。

建議有三個內容：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名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二是，《決定》的主要內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個路線圖。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建議把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為了減少阻力，我提出來“三個率先”：第一個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員當中建立這個制度。第二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員當中的領導干部公示。第三率先公示不動產，因為動產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動的，不動產你多少房子，一聯網馬上就顯示出來。

三是，建議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改革領導小組。過去中央起草三個改革文件都很好，但是落實不到位，為什么呢?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重要機構。2005年我曾向國務院提出三點意見，第一恢復體改委，第二國務院成立一個改革領導小組，第三要加強發改委改革的職能。這次為什么沒提出國家要恢復體改委呢?因為現在改革是五位一體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就是恢復了體改委也不行，因此，建議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總書記任組長，國務院總理任副組長。

第二次，7月份我向中央提出《關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議》，主要有兩點：一是發揮智庫的作用，建議中央選五個智庫，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這樣，起草小組和智庫兩條腿走路，可以豐富中央文件的內容。二是，激發廣大干部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建議中央設立一個網站，廣大干部群眾來參與，獻計獻策。同時，呈送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關于全面深化改革30條建議供中央參考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我的兩次建議，上報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去，這是作為一個改革者夢寐以求的事情。

第四篇：十個故事

十 個 評 價 故 事

作為一名平凡的教師，我沒有什么轟轟烈烈的壯舉，更沒有值得稱頌的大作為，可是平淡的教學生涯卻賦予了我寶貴的課堂教學經驗。我欣慰地看著我的學生在我的教育下露出滿足的笑容，那一張張燦爛笑容的背后是一個個刻骨銘心的故事。

故事一：我們班有一個小男孩，經常不交作業，偶爾交上作業也不會讓老師高興，因為每次批改他的作業都讓我頭疼不已，字跡潦草不說，做的題目也是漏洞百出，這個地方忘了寫單位，那個地方又沒寫答語，讓人看了不禁心煩。自從參與了作業評語式評價小組以后，我也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在他的作業本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作業就是向所有人證明你在這節課的學習情況！”“人們都說字如其人。老師相信你是一個很漂亮的孩子！”第二次的作業，小男孩的作業竟然出奇的認真，雖然還有些錯誤，但比起以前，真是讓我興奮不已。以后的每次作業我都用心的在他的作業本上和這位小男孩用數學批語展開了交流。面對小男孩的如此神速進步，我不禁寫下了這樣的批語 “你的進步，大家都看在眼里，加油！”

故事二：韓汶潔是我班里的一個性格內向的小女孩，她天性膽小，性格懦弱，不愿與同學交往，學習成績在中下游不到。我接班時，她的作業寫得非常工整，但她的數學考試從來及格的很少。一天，我在她的作業上寫上了這樣的批語：“老師非常喜歡你的認真勁兒，希望也認真聽講！”在以后觀察的日子里，我發現這位女孩由原來的不抬頭看黑板變成了專注的盯著老師。在作業中我也不斷地對小雨進行鼓舞與表揚，“其實你很聰明，繼續用心聽講！”這以后她的幾次作業出現的錯誤不再那么多了我很高興就在他的作業本上繼續寫“看到你的進步，老師感到由衷的喜悅！”“你今天認真聽講的樣子，可不可以讓老師多看幾眼，老師真的很想多看你幾眼.”?在數學的學習中，小雨有了新的變化，課上她開始積極回答問題，課下也能夠向自己的同桌請教問題。不僅如此，在生活中她也變得樂觀多了，班級里的事情她參與的越來越多了，不少的老師還在辦公室說起經常看到韓汶潔提著垃圾桶去送垃圾呢。

故事三：劉春鵬，我班一個12歲的小男孩，思維很活躍，平時課堂表現不錯，回答問題也很積極，可是一上作業就出現問題了：作業字跡潦草，粗心大意，仿佛作業之后還要千萬件事等著他去完成。作業本從來都是5、9不分，不僅作業這樣，就連考試試卷也是如此，經常把除號誤認為乘號用。于是，我對他進行細致的觀察了解，原來他生長在一個叫劉山的小山村里，渴望讀書，平時專愛看一些課外讀物。這位學生的學習能力不錯的，只是學習態度不端正，對待學習總是吊兒郎當的，不能正確、積極地對待學習。知道了問題的根源后，我就在他的數學作業本上寫了一句這樣的批語：“要做就要做得最好。”在以后的作業批改中，我總會給他寫一些關于“學習態度”的批語，“良好的態度，是成功的開始。” “你的學習態度越來越端正了，老師為你的進步感到驕傲。” “你學習態度的轉變，老師看在眼中，喜在心里，老師期待著你更大的進步”，??類似的批語接連不斷地出現他的作業本上，他的進步也越來越明顯，作業的質量也越來越好，成績隨之也有了一定的起色。不僅如此，這位學生做任何事情，都能用心做了。看來，只要態度端正了，只要有心，就能成功。

故事四：六年級下學期，我在批改數學作業的時候，發現李路晴做題時，總會時不時的犯些粗心大意的錯誤。如：用方程解答應用題時不寫“解：設??”，有時忘了寫答語，還有時不寫單位。再如：脫式計算過程很準確結果確實錯的。這些問題看似雖不很嚴重，但卻是解決問題不可缺少的格式和要求，同時反映了一個人是否具有嚴謹的學習態度和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于是，我在他的數學作業本上這樣寫：“你是漂亮的小姑娘，聰穎的大眼睛不可能發現不了自己的錯誤”“不要覺得這樣的錯誤無所謂”??經過幾次的批語交流，我發現李路晴的作業質量也有了很大的長進。漸漸地，我發現這小姑娘粗心大意的問題減少了許多，如今，她的成績在班中已經名列前茅，并且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看到李路晴的進步，我不得不再次感嘆數學批語的獨特魅力。

故事五：一次作業多次批改。第一次作業批改后發給學生，一旦學生能夠及時糾錯或者給出不同的解題方法，那么可以給與較高的等級。為了增強實效，給學生一些有啟發性、針對性和鼓勵性的話語。如：學生沈蘭華在做38×199+38時，它的設計方法為：“38×199+38=7562+38=7600”。我給他評了B級，但是給了這樣的評價語“得數是正確的，但是還有沒有更好的計算方法呢？”。這名學生很快就補充了另外一種計算方法：“38×199+38=（38×200-38）+38=7562+38=7600”。當時我很生氣，為什么學生就不能好好地運用乘法分配律呢？所以，這次給他的等級沒有改，但是我寫下了“很好！”的評價語，并在38下面劃了一條紅線，暗示學生這里有問題。第二天這名學生又補充了一種算法：“38×199+38=38×（199+1）=38×200=7600”.這次我給他提高了作業等級。通過這樣的多次評判，不僅使學困生得到了反思的機會，還讓學生勤于動腦、勤于思考。

故事六：我們班有一個調皮的孩子——劉世好，看似比較聰明，有些問題一提醒就會。但是不提醒他就坐在那里東看看西瞧瞧，絲毫不為自己的行為而心動。每次的作業也是信手涂鴉，一看就知道是不用心的結果。每次看到他的作業，就讓我煩心。我也找到他談話，但是每次的結果都是無功而返，收效甚微。對于劉世好，我真的感到無可奈何。自從參加莒南縣小學數學作業評價改革推進會議之后，我私下里認為用批語與他進行交流或許是改變小光學習態度的一個有效方法。于是，我決定在小光身上嘗試一下。批改作業的時候，我特意注意小光的作業狀況：大體的解答思路是正確的，但是個別環節總是考慮得不是很細致。我就給他寫了這樣一條批語：“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老師希望在課堂與作業本上都能表現出你的聰明才智。”同時，在課堂上我有意加強了對他的注意，尤其是提問的頻率加大了。幾天之后，我發現小光的表現稍有起色：課堂上開始認真聽講了，老師布置的作業也能認真地完成了。沒想到這小小的批語竟有如此大的作用。既然，批語式評價是一種評價學生的好方法，我當然不會輕易地放棄。在以后學習中，我更加重視了對小光的觀察，寫出了符合他的實際情況的個性化批語。“聰明是你的長處，希望你能發揚你的長處，并把這種長處運用到數學的學習中。”不論是課堂上，還是集體活動中，小光都表現得都比較優秀。我又這樣評價他：“勤動腦，勤思維，你會受益終身。”這樣的數學批語評價似乎賦予了小光無窮無盡的動力，在數學學習中，他開始積極主動，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學習上也有了較大的進步。

故事七：教學列式計算時，有一道這樣的題目：78加上1000除25的商，和是多少？有的學生這樣列式：78+1000÷25，這時我并沒有對學生的作業進行等級評價，也沒有指責他們，而是指導他們去復習課本上的同類例題，學生弄清了道理，把錯題糾正以后，再進行評價。這樣既沒有給學生造成心理上太大的壓力，也保護了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積極性，同時也讓學生弄明白了除和除以的區別。

故事八：在學生的作業當中，有時會出現一些令老師疑惑不解的問題。如：我們班的李路玉同學平時基礎比較差，作業不認真做，在計算“401-（8+7）×25”這道題時，是這樣做的“401-（8+7）×25=25+1=26”。我不知道他為什么會用這樣的解題方法！抄襲別人的作業？沒有這樣計算的啊！于是我就寫了“老師很想知道你的想法，相信結果不是你抄襲的！”。課間，李路玉找到我指著題對我說：“減數（8+7）×25是15個25，而被減數401是16個25再加上1，這樣不就是25+1=26了嗎？”我對他的這種解題方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同時我又告訴他在做題時應該把必要的解題步驟寫出來。這樣，我們通過協商最后給了他A+的創意性評價語。

故事九：我班的劉暢同學是班里公認的待提高生。該生沒有良好的學習習慣，作業常做的零亂、潦草，而且時常出錯，有時還不做作業。有一天，由于作業較簡單，劉暢積極完成了作業，并且全部正確，只是作業的書寫還是比較的糟糕，但當時我沒有批評他書寫不工整，而是給了他肯定的評價“太好了，這次作業出乎老師的意料呀，加油！”，等級也給的是A級，他很開心，看到他當時的表情，我又對他語重心長地說：你今天的作業做的不錯，全部都正確了，說明你今天上課時認真學習了，要是你再把你的字寫的工整一點，你的作業就更好啦。同時還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表揚了他，給了他很大的鼓勵。有了這次的經歷，流暢上課的學習態度端正多了，壞習慣也改掉了不少，作業也不再像以前那樣零亂、潦草，筆誤也少了很多。可見老師的鼓勵對學生來說是多么的重要，既能鼓勵學生上進，還能充分的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故事十：六年級下學期的一天，我在批改作業時發現，孫振豪的作業竟然寫的是端端正正，又大大方方的，你說，能看不出這不是他寫的嗎？我改變了以前簡單的教育方法，把他叫到跟前問：“這道題寫的字可真好呀？”還沒等我說完，他就說：“這不是我寫的，是媽媽寫的。”我一聽，還很誠實嗎，我還沒有批評他，溫和的說：“那，哪一道題是你自己做的？”他看上去很誠懇的樣子說：“就這一道題不是我寫的，其它的都是我寫的。”我有點不相信，其它的字雖然不是那么好，但是相對來說，也有很大進步，也不像是他的風格。我還不批評他，心平氣和地說：“那好，你就照著上邊的字，再寫一遍。”只見他很自信的拿著書回去了。不一會兒，就又回來讓我看。我接過書一看，嗨，還真是他寫的樣子，就是有了很大改變。我想幸虧沒有批評，不然的話，還不知道怎樣收場呢。我發現孫振豪，作業經常不完成，上課也不認真聽講，學習很是被動。在批改作業的時候，我找到他的作業。寫了這樣的批語評價：“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我希望能用這樣的話語勸勉小楊，讓小楊知道時間是不等人的，必須珍惜現在的時間，努力用功學習。發下作業后，我發現小楊課堂的表現有了一點變化，開始聽講了，還開始舉手回答問題了。此后，我繼續用批語鼓勵他、肯定他的表現。

我表揚了他好幾次，我發現，越表揚他，他越愿意寫。事后，我想：今天這事，如果換成別人也許不會承認媽媽替他寫作業。看來，差生也有可愛的一面。從這件事，我明白在工作中，把事情弄明白，再做處理，會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還有，和學生談話也要有平等，慢慢來講，同時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差生也會改變的。應該對孩子進行全面評價。當孩子在某方面表現不錯時，那我們應該從這些優點入手，彌補他的缺點，通過鼓勵，提升他學習的興趣。我相信，只要孩子能獲得適當的鼓勵，他的潛能就會被激發，各項能力都會發生一個質的飛躍。

第五篇：十個故事

一 阿拉伯數字和羅馬數字

最早的原始人根本沒有“數”的概念，他們只知道“有”和“沒有”，后來他們知道了“多”和“少”。在很長的時間里，原始人就是借助手指來計算的，數數時就數指頭有一個，就把手指曲下去一個，一、二、三、四、五，一只手指用完了，就舉起另外一只手指接著數。因為全球原始人都是十個手指，所以全球都是十進位，因為當時根本不可能召開經濟交流會。十個以后怎么辦？原始人就用在獸骨等東西上劃杠或用繩子系扣的方法，來把兩個東西一一對應起來。比如說，打來四只兔子，就在繩子上結四個扣子，根據繩子的顏色、扣子大小來代表不同事物的數目。所以，中國的古書上早就有“結繩記事”的說法。在文字出現時，就有比較完整的數字符號了。在四千多年前，中國人已經會用十進制，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從1到10的全部數字符號。不過，我們現在用的“阿拉伯數字”(0 1 2 3 4 5 6 7 8 9)，是印度人在兩千三百多年前發明的，后來經過上千年的演變，又傳到阿拉伯，再從阿拉伯傳到歐洲，再經過演變，最后才成為像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西方認為這是阿拉伯人發明的，就一直稱阿拉伯數字。

那么什么是羅馬數字呢？同學們見過舊座鐘吧？有些舊座鐘刻度盤上十二個小時的表示為：“ⅠⅡⅢ ⅣⅤⅥ Ⅶ Ⅷ ⅨⅩⅪⅫ”，這叫羅馬數字，在這種數字應用里，沒有“0”這個符號。后來，羅馬帝國有一位學者從印度記數法里發現了“0”，經過使用，感到很方便，就把“0”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推廣介紹。過了一段時間，羅馬教皇知道了這件事，惱怒倍至，斥責說，神圣的數是上帝創造的，在上帝創造的數字里沒有“0”這個怪物，如果誰使用“0”就是褻讀上帝，于是教皇就下令把這位學者抓起來，還施以酷刑，用夾子把他的手指緊緊夾住，使他兩手殘廢，讓他再也不能握筆寫字。愚昧、殘忍的羅馬教皇，想禁止“0”的使用的行為是徒勞的，羅馬的數學家們在數學研究中仍然秘密地使用“0”。后來，“0”終于在歐洲被廣泛使用，而“上帝創造”的羅馬數字卻逐漸被淘汰了。

二 祖沖之的故事

祖父經常給祖沖之講一些科學家的故事,其中張衡發明地動儀的故事深深打動了祖沖之幼小的心靈.祖沖之常隨祖父去建筑工地,晚上,在那里他常同農村小孩們一起乘涼、玩耍.天上星星閃爍,在祖沖之看來,這些星星很雜亂地散布著,而農村孩子們卻能叫出星星的名稱,如牛郎、織女以及北斗星等,此時,祖沖之覺得自己實在知道得很少.祖沖之不喜歡讀古書.5歲時,父親教他學枟（yun運）論語枠（hua話）,兩個月他也只能背誦十幾句.氣得父親又打又罵.可是他喜歡數學和天文.一天晚上,祖沖之躺在床上想白天老師說的“圓周是直徑的3倍”這話似乎不對.第二天早,他就拿了一段媽媽绱（shang 尚）鞋子的繩子,跑到村頭的路旁,等待過往的車輛.一會兒,來了一輛馬車,祖沖之叫住馬車,對駕車的老人說： “讓我用繩子量量您的車輪,行嗎?”老人點點頭.祖沖之用繩子把車輪量了一下,又把繩子折成同樣大小的3段,再去量車輪的直徑.量來量去,他總覺得車輪的直徑沒有1／3的圓周長.祖沖之站在路旁,一連量了好幾輛馬車車輪的直徑和周長,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這究竟是為什么?這個問題一直在他的腦海里縈繞.他決心要解開這個謎.經過多年的努力學習,祖沖之研究了劉徽的“割圓術”.所謂“割圓術”就是在圓內畫個正6邊形,其邊長正好等于半徑,再分12邊形,用勾股定理求出每邊的長,然后再分24、48邊形,一直分下去,所得多邊形各邊長之和就是圓的周長.祖沖之非常佩服劉徽這個科學方法,但劉徽的圓周率只得到96邊,得出3.14的結果后就沒有再算下去,祖沖之決心按劉徽開創的路子繼續走下去,一步一步地計算出192邊形、384邊形 ?? 以求得更精確的結果.當時,數字運算還沒利用紙、筆和數碼進行演算,而是通過縱橫相間地羅列小竹棍,然后按類似珠算的方法進行計算.祖沖之在房間地板上畫了個直徑為1丈的大圓,又在里邊做了個正6邊形,然后擺開他自己做的許多小木棍開始計算起來.此時,祖沖之的兒子祖 ?? 已13歲了,他也幫著父親一起工作,兩人廢寢忘食地計算了十幾天才算到96邊,結果比劉徽的少0.000002丈.祖暅（geng更）對父親說：“我們計算得很仔細,一定沒錯,可能是劉徽錯了.”祖沖之卻搖搖頭說：“要推翻他一定要有科學根據.”于是,父子倆又花了十幾天的時間重新計算了一遍,證明劉徽是對的.祖沖之為避免再出誤差,以后每一步都至少重復計算兩遍,直到結果完全相同才罷休.祖沖之從12288邊形,算到24567邊形,兩者相差僅0.0000001.祖沖之知道從理論上講,還可以繼續算下去,但實際上無法計算了,只好就此停止,從而得出圓周率必然大于3.1415926,而小于3.1415927.很多朋友知道了祖沖之計算的成績,紛紛登門向他求教.之后,祖沖之又進一步得出圓周率的密率是355／113,約率是22／7.直到1000多年后,德國數學家鄂圖才得出相同的結果.三 引入西方數學概念的第一人

李善蘭是我國晚清的大學者，尤其精通數學，還懂外文，他一生除了自己的著述之外，還翻譯了很多外國的數學書籍，借此向中國學者介紹了西方較先進的符號、代數及微積分知識，還創立了許多新概念，新名詞，新符號。這些來自西文原本的東西，經李善蘭的再創造，就成了今天，我國用的數學名詞，如代數學、系數、根、方程式、函數、微分、積分、幾何學等。連許多數學符號，如“十”、“一”、“×”、“÷ ”這些運算符合，也是李善蘭通過翻譯外文引進的。

李善蘭小時候，偶然看到一本中國的數學名著《九章算術》，翻看了幾頁，覺得很有趣，便把這本書一口氣讀完，從此他便愛上了數學。后來，他博覽群書，精通的東西很多，除數學外，還有物理、化學、生物等，可以說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大學問家。因為李善蘭的工作，才讓我們中國人第一次了解了西方最新的先進科學知識。

四 數學奧林匹克

大家都知道2008年北京奧運會吧？這是奧林匹克體育競賽，可你是否知道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呢？

1894年，匈牙利數學物理協會通過了在全國舉辦中學數學競賽的決議，開中學生數學競賽先河，每年10月舉行，每屆3道題，限4小時完成，造就了一大批數學大師。

1934年原蘇聯在列寧格勒大學舉辦了中學數學奧林匹克首次把數學考試與公元前776年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體育運動聯系起來，“數學奧林匹克”的名子就此誕生了。第一屆全世界數學奧林匹克于1959年7月在羅馬尼亞古都布拉索拉開帷幕，這是數學競賽跨越國界的創舉。如今，大多數經濟文化發達國家都置身其列了，數學奧林匹克已成為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學科競賽，也是世界公認水平最高的中學數學競爭。

中國的小選手們在數學奧林匹克中多次獲得好成績，幾乎每年都把金牌捧回家，將來，你會成為其中一員嗎？

五 菲爾茲獎——數學上的“諾貝爾獎”

當今數學界的最高獎勵是已故的加拿大數學家菲爾茲提出的，它的資金來源由菲爾茲本人提供。有人會問，為什么諾貝爾不設數學獎，據說諾貝爾和瑞典著名數學家萊夫勒有仇，諾貝爾知道，如果設立了數學獎，萊夫勒必是首位獲獎人選，所以他決定不設數學獎。但萊夫勒是菲爾茲的好友，菲爾茲感到諾貝爾也太有點小家子氣，于是決定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和諾貝爾對抗。

1924年，菲爾茲成功地在多倫多舉辦了一次世界數學大會，就是在這次大會上提出把大會結余的經費用來設立一個數學獎金，1932年，菲爾茲去世前，立下遺囑把一大筆錢加到剩余經費中，這筆錢交到于1932年在蘇黎世召開的數學大會，大會決定接受這筆錢并設立“菲爾茲獎”。于是菲爾茲的聲譽很快傳遍全世界。

現在“菲爾茲獎”雖然知名度無法與諾貝爾相比，但卻是國際公認的世界數學界最高獎項。

六 聰明的女神紀塔娜

非洲有一個神話故事，說一個酋長要分給聰明女神紀塔娜一塊地，這塊土地的大小可以用一張鼠皮圍起來。酋長實際上是有意刁難紀塔娜.紀塔娜接過灰鼠皮，并沒有直接把它鋪在地上，而是把它剪成很細很細的皮條，接成一根很長的皮繩，選擇靠海岸的地方圍成一個半圓形的土地，這塊土地建造一幢別墅還綽綽有余，自作聰明的酋長一看可傻眼了。

聰明的女神紀塔娜聰明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她知道只要技術條件許可一個平面可以分割成無限長的線條；其次，她還懂得，用一定長度的繩子圍面積，圍成圓的面積最大；再者，靠海岸線圍成半圓形，這海岸線就等于繩子的另一半，這樣，圍出的土地面積就是最多的。看來，傳說中的聰明女神紀塔娜，不僅是聰明，還稱得上是一個數學家呢？你看她懂得多少數學知識，而且還會應用這些數學知識為自己造福。

七 陳景潤理發的故事

陳景潤是我國有名的數學家。他不愛逛公園，不愛遛馬路，就愛學習，常常忘記了吃飯睡覺，在大街上邊走邊思考問題，撞到人行道的樹上還說聲“對不起”，一次吃午飯時，他摸到自己的頭發太長了，就決定下午理發，早早就去排號，排了個38號，他看時間還早就到外面掏出一個小本子演起數學題來，在演算過程中有一個地方需要查資料，就又跑到圖書館去。一直工作到五點多，才想起理發的事，回到理發店門口見人家關門下班了。

陳景潤就是這樣忘我的工作。文革期間，他就在一間六平米的樓梯間，掀起被褥在床板上運算，停電的時候，就點上煤油燈夜戰。有志者事竟成，1973年，他終于徹底突破? 3（1+2）的難關，論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領先地位，離（1+1）的“皇冠明珠”只有一步之遙了，一位英國數學家寫信祝賀陳景潤說：“你移動了群山”。所以人們都稱陳景潤是數學領域里的“當代愚公”。

八華羅庚的故事

華羅庚自是自成才的數學家，他1910年出生于江蘇省金壇縣，1924年從金壇中學畢業后，因家境貧寒，年僅14歲的他就在父親經營的小雜貨鋪里當小伙計，為了抽出時間學習，他經 常早起。隔壁鄰居早起磨豆腐的時候，華羅庚已經點著油燈在看書了。伏天的晚上，他很少到外面去乘涼，而是在蚊子嗡嗡叫的小店里學習。嚴冬，他常常把硯臺放在腳爐上，一邊磨墨一邊用毛筆蘸著墨汁做習題。每逢年節，華羅庚也不去親戚家里串門，埋頭在家里讀書。白天，華羅庚就幫助他的父親在小雜貨店里干活與站柜臺。顧客來了，幫助他父親做生意，打算盤，記賬。顧客走了，就又埋頭看書或演算習題。有時入了迷，竟然忘記了接待顧客。時間久了，父親很生氣，干脆把華羅庚演算的一大堆草稿紙拿來就撕，撕完扔到大街上。有時甚至把他的算草紙往火爐里扔。每逢遇到這種時候，華羅庚總是拼命地抱住他視之如命的算草紙，不讓他的父親燒掉。華羅庚的志氣與行徑，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的，阻力愈大，反阻力也愈大；困難愈多，克服困難的決心也愈堅。他承受了常人難以設想的困難與阻力。不斷前進，這倒反而鍛煉了他。沒有時間，他養成了早起，善于利用零碎時間，善于心算的習慣。沒有書，就養成了他勤于動手，勤于獨立思考的習慣。這種習慣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他的中學老師很欣賞他的數學才華，鼓勵他繼續自學數學。19歲那年，華羅庚突然染上傷寒，此后留下腿部殘疾。但他并不悲觀氣餒，仍是頑強地發奮自學。有一次，他發現一個有名的教授的一篇論文中有錯誤，一個數值計算得不對，于是就把自己的計算結果和看法寫成文章，投寄給上科《科學》雜志社，1930年這篇文章在該雜志上發表了，這篇論文改變了華羅庚以后的生活道路。當時在清華大學擔任數學系主任的熊慶來看到了這篇論文后，就到處打聽華羅庚是哪個大學的教授，當得知他是自學青年時，并不在乎學歷，邀請華羅庚到清華大學工作。華羅庚拖著殘腿走進了清華校園，起初他在數學系當助理員、圖書資料管理員兼打字，用一年時間學完了大學數學系全部課程，兩年后被破格提撥為講師，后來熊又送他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1938年回國任西南聯大教授，當時他才28歲。

九 數學之神、幾何之父—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有譯歐幾里得）大約生活在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臘，隨著馬其頓帝國的領土擴張，曾遷移至北部非洲尼羅河河口的亞歷山大城。下面介紹幾則阿基米德的數學故事。

（一）阿基米德在思考問題時，精神高度集中，常常廢寢忘食，周圍的人想讓他適當休息一下，于是在他身上抹黑色油質想強迫他去洗操，然而阿基米德在澡池里長時間沒有出來，身邊人還以為出了什么事，沖進去一看，原來他在澡堂里趁身上的黑色在畫幾何圖形哩，早把洗澡的事忘干凈。

（二）一次，權傾一時的埃及國王請教阿翁講幾何學，阿翁講了半天，國王卻聽得一頭霧水，他問阿基米德，了解幾何學有沒有簡單的方法，阿翁回答道：“在幾何學里，大家只能走一條路，沒有專為國王鋪設的捷徑。”這句話成了千古傳誦的學習箴言。

（三）相傳敘拉古城的國王定做了一頂純金皇冠。做成后老懷疑工匠們在王冠里摻了銀子，想請阿基米德在不破壞王冠的情況檢驗一下。開始，阿基米德也沒有辦法，后來他到澡堂洗澡，發現自己的身體在浴盆里沉下去的時候，就有一部分水從浴盆邊溢出來。阿基米德高興得連衣服也不顧穿好就跑到大街上手舞足蹈地大喊：“有辦法啦，有辦法啦。”后來他從水從池子里溢出來這件事上悟出了一個道理：如果材料是相同的，排出的水量是一樣的，用這種方法可以測出金冠的純度。

（四）相傳阿基米德在70多歲時，他所居住的敘拉古城與羅馬共和國發生矛盾，羅馬派兵來攻城，而阿基米德負責城防工作，他設計制造的防御機械——靈巧的擲石機，能迅速把石頭拋向敵人，把敵兵打得頭破血流，他設計的投火器，能把敵方的船只燒毀。羅馬軍隊統帥馬塞拉斯將軍沮喪地說：“我們是在與數學家打仗，這個數學之神使我們出盡了洋相，簡直比神話中的百手巨人還要厲害！”然而由于彈盡糧絕，再加上叛徒里應外合，敘拉古城終被攻破，居民遭到了殘酷屠殺，而此時正在沙盤前專心繪圖的阿基米德見一敵兵闖進住室，憤怒地吼道：“滾開，不要踩壞我的圖。”愚昧的羅馬士兵撥出短劍刺向阿翁，偉大的數學家被沒有一點數學知識的人殺害了，得知阿基米德的死，羅馬統帥馬塞拉斯十分痛心。雖然阿翁的設計給他的軍隊造成極大損失，但他非常佩服阿基米德，他下令，把殺害阿基米德的士兵當作殺人犯處死，并為阿基米德修了一座陵墓，讓后人永遠懷念。

（五）阿基米德在2300多年前編寫的《幾何原本》采用了前所未有的編寫方式，先提出定義、公理，然后由簡到繁的證明一系列定理，這本書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最成功的教科書，從此以后一直使用2000多年，從1482年印刷發行后，重版了大約一千版次，被譯成世界各主要語種。

十 數學小王子高斯的故事

德國著名大科學家高斯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他還不會講話，就自己學計算了。三歲時有一天晚上他看著父親在算工錢時，還糾正了父親的計算錯誤。小高斯八歲時進入鄉村小學讀書。一天，數學老師出了一道這樣的題目：

1＋2＋3＋4＋5＋?＋98＋99＋100。

把100個數一個一個地加起來。教室里的小朋友拿起石板開始計算：“1加2等于3,3加3等于6,6加4等于10?”一些小朋友加到一個數后就擦掉石板上的結果，再加下去，數越來越大，很不好算。有些孩子的小臉孔漲紅了，有些手心、額上滲出了汗來。還不到半個小時，小高斯拿起他的石板走向前去，“老師，答案是不是這樣？”老師頭也不抬，說：“去，回去再算！錯了。”他想不可能這么快就會有答案。可是高斯卻站著不動，把石板伸到老師面前：“老師！我想這個答案是對的。”數學老師本來想怒吼起來，可是一看到石板上整整齊齊寫了這樣的數：5050，他驚奇起來，因為他自己曾經算過，得到的數也是5050，這個八歲的小鬼怎么這么快就得到這個數值的呢？

同學們，你們知道高斯是怎么算出來的嗎？大家看黑板：

1+2+3+4+5+6+7+8+9+10=（1+10）+（2+9）+（3+8）+（4+7）+（5+6）=11+11+11+11+11 所以1+2+3+4+5+6+7+8+9+10=11*5=55 同樣

1+2+3+?+98+99+100=(1+100)+(2+99)+(3+98)?=101*50=5050 這種方法就是高斯算法。后來高斯繼續勤奮學習，刻苦鉆研，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中作出許許多多重大貢獻，被稱為“數學家之王”，和阿基米德、牛頓齊名。高斯是數學史上一顆光芒永恒的天王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