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看中國司法改革定稿

我看中國司法改革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明確提出了推進司法改革的任務。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要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自主、公正的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可見，推進司法改革是建立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前提。而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正確合理的解決各種糾紛矛盾、對受害公民提供充分補救、保障法律正確實施和實現司法公正的關鍵，也是當前的法制建設的最重要的內容。

一、司法改革的重要性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騰飛發展，祖國到處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可是，本應和經濟制度一起發展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卻明顯發展滯后，很明顯的阻礙了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不是我們沒有改革，也不是我們的努力不夠，而是由于很多客觀和人為的原因使我們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本應和諧的發展有些許的脫節。經濟的發展要由相關的法律制度保駕護航，而法律制度的規范形成也要由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律來決定。經濟在闊步前進，法律制度也要緊緊跟上并且要對經濟的發展有實質的服務，只有如此，和諧的法律制度才會形成。

現在的中國，我們的司法制度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改革，我們要不斷探索也要謹慎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法律制度，非常重要的是要以我們的基本國情為準！我們國家的法律制度應該為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量身定做，不要無邊界無限度的引用外國制度超前發展，也不要固守中國舊的法律制度止步不前，我們需要的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和諧社會的法律制度。這種制度會讓我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讓我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明朗，越走越精神抖擻！好的法律制度也

有一個發展的過程，要不斷變革與更新。所以，我們需要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法律制度的新鮮的血液和強大的活力。因此我們得出，司

法改革由于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它已經成為和諧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我看中國司法改革問題

1，鞏固司法理念，增強法理知識。

要堅信通過是司法改革，我們的制度會更完善，我們的社會更有

條不紊！這背后的理論就是我們要有深厚的法理學知識，我們用“法

律”的視角審視觀察這個社會，找出社會的弊端，然后理論聯系實際，找出問題的解決辦法。如果我們固守自己的法律傳統,就不可能實現

法制現代化；而且中國法制是否實現現代化,也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

因為資本與文化的沖擊并不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愿和方式來發生。當我們改變我們的法律制度和政治體制以適應世界模式時,我們能夠吸收

多少西方制度的成分,如何在西方法律制度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保持

平衡,這些都不是通過學術研究可以解決的問題,它有待于社會的實

踐。實現當代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是中國社會全面進步的必然選擇。

和諧社會理念既融匯了中國傳統中以和諧為特質的文化資源,又融匯

了現代社會以民主法治為特征的文明理念,更凸顯了現代人類以公平

為最終尺度的正義價值觀。將和諧社會的理念導入法哲學研究勢必會

引發法本質、法價值、法功能和法作用理論的變遷,進而勢必會導致

整個法律觀的解構與重建。

法理學界對法治與和諧社會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側重的仍然是

外部視角的關系分析,而在內部視角上,也就是在和諧社會背景中法

治內在關系的和諧方面,受到的關注尚不充分。法治的內在關系和諧

主要指的是在法治背景中如何實現權利與權力、權利與權利以及權力

與權力的和諧,這三者關系的和諧是決定社會和諧與否的關鍵所在。

如果離開這三者關系研究和諧,要么會不得要領,要么會游離到法理

學研究之外。這三者關系的和諧決定著法治的水準,而法治的水準又

決定著社會和諧的狀態。權力與權利各自的邊界何在、三者關系的互

動機制依照何種準則構建,將是法理學研究常新的命題。2，關于立法。

現在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是我們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我們的法律（除了憲法）都是由它制

定的。我在這里想要說的是：我們都在說人民民主，我想問的是，我們離民主到底有多遠？中國選舉制度上的農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數四倍于城市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這只是表面上的近乎不平

等的民主。那么關系到我們每個公民切身利益的法律制定呢，我們是

不是都行使了我們的權利呢？是的，我們中國有自己的法律傳統和文

化，有我們的特殊國情，可是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

里面必須包括公平、正義和民主。我們都期盼著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我們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能夠受到充分的重視。這就要求我們民主公

平的制定出民主公平的法律，作為衡量裁判我們行為的標準。也就是

說我們要的是良法，適合這個社會和時代的最公平正義民主的法。這

是我們司法改革的前提。司法改革從良法開始，才會到達法治狀態。3，關于人權的問題。

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里面，第一個內容就是關于死刑方

面的規定。這體現了我國政府充分注重了這個問題，并且在逐步發

展我們的人權事業。國際上有些國家會拿人權的幌子來抨擊我們，在一些問題上會給我們造成很多的負面影響和經濟損失。聽到了對

我們的不利言論，我們應該找出問題的所在。誠然，我們的人權事

業發展很緩慢，我們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我們正在朝著完善的方向努力前進。但是，我們需要解決得問題還有很多，需要走的路還有很長。最近國際酷刑禁止委員會批評我國酷刑太多，這又反映了一些實質問題。我們確實要通過一些改革比如司法改革來發展我們的人權事業。比如，對死刑的核準權加以限制，禁止變相刑訊逼供，等等。

4，法院的獨立性。

在中國，我們有不同于歐美國家的法院體制。在歐美國家，法院獨立于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他們就是而且僅僅是裁判者，不受行政部門的干預。法官的唯一的信仰就是：天塌下來我們也要主持正義。這體現了他們的一種法律精神，一種對公平正義的至上的追求，也體現了法院的獨立性。而在我國，法院系統需要在黨的領導下，法院的財政需要政府撥款，這就嚴重制約了法院的裁判的自主性。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什么樣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也需要我們慢慢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法院不獨立，法官沒有按照法律的精神來裁判，這是嚴重制約我國法制建設的很嚴重的問題。我們要付出很大努力來解決。

當然，司法改革中還有很多問題，比如，法官遴選制度，國家賠償問題，違憲審查制度，案例指導制度，陪審員制度等等。司法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一個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和代價的過程。司法改革無所謂先進與否，只要適應我們社會的發展，符合我們的國情就是成功的。我們希望我們會堅定的走下去，一步一個腳印。我也堅信我們的社會會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和諧。

我 看 中 國 司 法 改 革

院系：法學院

班級：08JM02

學號：082027190

姓名：夏姍姍

第二篇：我看中國司法權力

論中國“司法獨立”之我見

文/政法學院08行政管理 0811030092 范海根

摘要：建立一個能夠普遍適用能為大眾接受和遵守的法律系統是現代法治社會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而一個健全公正的司法系統則是維護法律系統公正的最終裁決者。司法公正是實現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實現司法為民的前提保證。司法公正能夠真正給予民眾切實的安全感，從而使得全社會的公正觀念亦得以形成和強化。同時，司法公正真正能夠維護民眾對公共權力機構的信任，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侵權行為給行政相對人造成的損害能通過司法得到有效救濟。而司法為民作為人民法院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在人民法院的具體落實。①

關鍵詞：司法 公正性 獨立 權力監督 政黨制衡

引言： 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起點，中國開始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依據法律事了當代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國開始了從農業的、實，依照法律的規定對案件作出公正的判決。②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二、我國民主政權系統

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轉型的主體在法治社會，司法是解決社會爭端的審判底是社會結構，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線，是維護社會公正的終局手段。我國自古以來，變，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社會轉型時期。并就沒有民主自由的土壤，長久以來的封建專制統且在經歷的改革開放的巨變之后，中國儼然在經治已根深蒂固，使得民眾的“公民意識”仍舊處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工于較初級的狀態，用臣民慣性去服從、適應卻顯業生產在調整和改革中蓬勃發展，農村經濟全面得更加理所應當。二十世紀以來以原子能技術、推進，城鄉幣場繁榮興旺，對外開放不斷擴大，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為代表，還包括人2008年底我國GDP 世界第三，2006年2月，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等高新技術中國外匯儲備達到8536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引發了世界經濟的新一輪擴張，間而引發的民主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等等。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國，即第三波浪潮。③的確，而今的中國在綜合國力及世界影響力面對民眾日益進步的民主化思想以及外來方面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的民主化壓力，中國司法制度也采取了世界民主高速發展是以環境的極大破壞、犧牲弱勢群體的的普遍模式—分權，后經過系列改進，也就是現利益、高耗能高消耗等為代價的，并且在經濟發階段我們看到的政權模式—立法、司法獨立。立展取得如此顯著成就的同時，我們卻始終未能看法權屬人民代表大會，司法權屬法院、行政權屬到我國政治體制變革的到來，而這也意味著長久政府。但是通過進一步的觀察，我們發現，其實以來沿襲的政治體制將繼續服務于已經深刻變所謂的分權是只停留在形式意義上的，中國的政化了的經濟基礎。如此，也就漸漸積蓄了許多的治權力仍舊高度集中，所謂的民主變革只是開個潛在的社會矛盾，但是，在我國經濟仍舊保持高民眾的一張空頭支票。立法權與司法權很大程度速發展的要求下，此種矛盾也將被忽略甚至被壓上受行政權的限制，而三權當中，只有政府行政制。而這一點在司法體制反映的尤為典型。權無所限制。

一、司法獨立的涵義

三、我國的司法公正難以保證

司法獨立一詞通常在兩種意義上使用：一是在世界民眾發展趨勢與民眾自身民主化意結構意義上，是指司法機關獨立于其他機關團體識的雙重推動下，我國的民主化進程向前邁進了和個人，因此司法獨立是一種“國家權力的結構一大步。法院作為中立的司法裁判機關開始慢慢原則”；二是程序意義上，司法獨立的意旨是在轉型并越來越多的進入公眾視野，逐步進入法制司法過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維護程序正當性和化方向。但是從民眾的思維意識中仍未退卻“臣結果正確性，因此也被稱為“技術性的司法規民”因素，加之司法系統本身的運作方式不合理、則。”由此，我們可以用一個較為概括的概念-以及其存在與發展受制約性，我國的司法公正仍司法獨立是指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舊難以實現。

而筆者認為，導致我國司法公正性難以實現的根源便是我國的司法不獨立。

四、為何司法不獨立

由于國家制度、政治體制和司法制度等原因，我國并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司法獨立。我們所說的當前我國的司法獨立，只能是一種特殊樣式的司法獨立。其具體表現在：其一，系組織獨立而非官員獨立。從法理上看，司法獨立固然包含在外部意義上的組織獨立，但其核心內容，是以司法官員為權利義務承受對象的個體性獨立。從根本上來講，在司法程序中的審判獨立應當是法官的獨立，因為只有法官獨立，才能幫助和制約法官作出正確裁決的一整套制度真正發揮作用，進而有效貫徹司法責任制度。

然而，在一定條件下，強調法院獨立而不強調法官獨立也不能說沒有現實的合理性。在我國情況下，根本上由大的體制背景所決定，而且與法官的“工匠化”、總體素質不高、對社會責任的承擔能力較弱等狀況相對適應。可見，法院不獨立的現狀乃是環境使然。其二，技術獨立而非政治獨立。我國憲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機關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獨立。因為我們國家結構形式上，實行人大監督下的“一府兩院制”。司法官員受人大任免，司法機關對人大報告工作并接受其監督。但是在實質的權力關系上，所有國家機關必須接受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司法機關與司法工作也不例外。

雖然黨的領導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司法機關并不享有政治結構上即國家權力關系上的獨立。憲法和法律只是肯定了司法機關的某種獨立性，即司法程序中的技術性獨立。這也突出顯示了我國司法獨立的畸形態勢。其三，有限獨立而非充分獨立。因為對司法機關具有上位關系的權力實體可能利用直接指導、人事任免、經濟控制等權力來通過司法機關貫徹其意志，尤其在那些重大、敏感的刑、民案件中。

除了這種體制性的制約，我國當前的司法獨立還受到其他幾個方面的限制。一是司法的體制造成的障礙。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負有審判監督的職責。這種監督的方式和程度雖然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趨勢，但畢竟與法院形成一種監督上的上位與下位關系。二是經濟保障不足且財政供應體制不順。法官的待遇低，在司法活動中法院經費受政府的制約，甚至陷入乞討”的尷尬。

三是法官資質與身份保障不夠。雖然近有法官法的頒布以提高法官素質，但總的看，由于法官與一般公務員無明顯區別，進入標準不高，資質要求不嚴，大量法官無論就其業務能力還是就其精神都難以做到獨立而公正地行使司法權。由于上述因素的影響，當前在司法活動中司法不獨立并由此而影響司法公正的情況較為突出。比如：地方保護主義，法院成為實現地方利益的工具；.以權代法，以言代法；掌權人物遇到一些利益問題時出于這樣那樣的考慮，于法不顧，直接干預司法或施加壓力要貫徹其意志；.辦“金錢案”、“人情案”，司法活動中的腐敗現象突出。由于缺乏獨立的能力和品格，司法官員可能因利誘腐蝕而出賣司法權。

五、權力制衡下的司法獨立

正如上述所說，在實質的權力關系上，所有國家機關必須接受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受制于行政權與黨的領導的司法在夾縫中很難求得一片公平公正的領域。

筆者認為，唯有黨的權力退出對于司法系統限制，還司法以財政獨立、權力獨立、運作獨立，清除司法體制詬病，保證司法公正推動我國政權構建民主化發展。④以趙作海案為例：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趙振晌的侄子趙作亮到公安機關報案，其叔父趙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離家后已失蹤4個多月，懷疑被同村的趙作海殺害，公安機關當年進行了相關調查。兩年后，趙樓村在挖井時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無頭、膝關節以下缺失的無名尸體，公安機關遂把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趙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商丘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向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年十二月商丘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但由于證據不足，商丘市檢察院在兩次退卷后，拒絕再次接卷。而警方堅持認為趙作海是殺人兇手，不能放人，造成趙作海在看守所長期羈押。在清理超期羈押的案件時，商丘市政法委等多次就該案召集開會，研討案情。

本應由司法系統獨立完成的民事案件，卻在黨的政法委的干預下被迫結案，而筆者認為這也

是權力干預司法的典型案例。

其實一黨執政并不是權力腐敗的理由。以威權體制的典型典型代表新加坡為例，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地位是由歷次大選即國會選舉確認的，具有憲制上的合法性和權威性。上世紀60年代中期，人民行動黨一黨長期執政的格局定型。在此后的連續四屆大選中，其得票率保持在70%左右，且囊括了全部議席。進入80年代后，新加坡法律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地位，允許反對黨進入國會。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不僅有法律保障，也是為歷次大選結果所確認的。這種在秩序范圍內依法獲取的執政地位，深得廣大民眾和各派政治力量的認同。⑤

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新加坡同樣是一黨獨大，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地位及其相似，但是同樣地處亞洲同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新加坡卻在長期的一黨獨大的情況下避免了嚴重的權力腐敗，并成為全世界最廉潔的地區之一。

六、新加坡威權體制帶給我們的啟示

新加坡多黨并存的政黨制度，給予了非執政黨生存的空間，滿足了民眾要求對執政黨的權力有所監督的愿望。國會的非執政黨議員使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有了宣泄的渠道，有助于減輕對執政黨的怨氣，避免了因對政府某一具體政策的不滿引發的感情因素轉化為不支持執政黨的理性因素。非執政黨以弱勢群體代言人的面目出現，從而督促執政黨照顧社會底層民眾的利益。執政黨也從非執政黨的政見和民眾對非執政黨的支持中了解民情，調整政策，獲益匪淺。

同時，非執黨扮演著執政黨監督者的角色，特別是公共政策的監督。非執黨的存在使人民行

動黨更加謹慎地執政，更注意自我約束，更注重

全面照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這又反過來鞏固了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⑥

因此筆者認為，我國也應該試著放寬對于非執政黨的限制，使其成為對執政黨權力監督、參政議政、甚至是權力制衡的良好渠道。同時放寬對于民間組織的限制，在合法的基礎上、培育與扶持民間各類組織的發展，使其成為民眾利益訴求的良好渠道，一方面有利于減少民眾對于社會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也能使政府聽到各方聲音，在多方的利益博弈中完成決策的制定，再者，這也是提高執政黨自律意識，保持政黨活力，鞭策執政黨勵精圖治，以最好的政績去不斷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委任的有力手段。

七、總結

我國現階段包括司法在內的政權體制存在著許多的弊端，要實現司法獨立，絕不是單單依靠某個組織或機構就能夠完成的。唯有重構權力體系，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真正完成分權—制衡。而整個過程中，執政黨扮演的角色將是至關重要甚至決定全局的，唯有執政黨認清自我行使，擺正心態，深刻挖掘我國社會體制的矛盾并尋求變革。

我們有理由相信，伴隨民主化不斷發展與進步以及社會變革的需要，未來的司法獨立并不遠，未來的民主并不遠。每個國家所創立的司法體系都將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些原則是超越國家界線的。強大、獨立的司法體系所具有的重要性就是這樣一項原則。盡管認同司法獨立對維護法治的重要性并不難，但將這些理念付諸于實踐卻是一個艱巨得多的任務。V

參考文獻：① 馬均—《淺論堅持司法為民確保司法公正》；2001（1531）：14。②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2001-10-09。③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200233）上海三聯書屋。④蔣德海—《權力體制的監督》；2002（2）：27⑤山西大學學術期刊；2001（24）：12。

⑥盧先福。當前黨的建設的幾個重大問題；2001-12-20。

第三篇：我看司法改革

我看中國司法改革

法律，通過司法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司法，讓法律的信仰根植于每個社會成員內心。

司法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中國的司法制度，深深扎根在中國廣袤的沃土。隨著我國民主法治進程加快推進，新形勢、新任務、新期待推動司法體制機制改革不斷開拓向前。

2010年5月9日，“殺害”同村人并已在監獄服刑十多年的河南商丘農民趙作海，因“被害人”趙振裳的突然回家而被宣告無罪釋放。無論是幾年前發生的佘祥林案件，還是趙作海案件，都考驗著中國司法。

比如，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在談到死刑時曾說，當法院決定是否判處一個人死刑時，群眾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排在其次的是社會形勢，第三才是法律。這樣來說，司法獨立到底是什么。在中國，這是國情，司法受到感性的挑戰。任何上層建筑都要受其基礎的影響。

死刑案件人命關天。“尊重和保護人權”是至關重要的。案件錯了可以改判，人誤殺了怎么辦。寬嚴相濟司法刑事政策是懲罰犯罪、保障人權，正確實施國家法律的指南。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莊市西郊孔寨村發生一起奸殺案，當地警方抓獲犯罪嫌疑人聶樹斌。

隨后，聶樹斌被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強奸罪判處聶樹斌有期徒刑15年，以故意殺人判處死刑，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

1995年4月27日，聶樹斌被執行死刑。那時聶樹斌年僅22歲，而聶樹斌案的多名辦案人員卻因此立功升遷。

2005年1月18日，河南省滎陽警方在一磚瓦廠抓獲可疑男子王書金，他向警方供述自己曾在河北省強奸多名婦女并將其中4人殺害。

2005年3月16日，“一案兩兇”的聶樹斌案被媒體公諸于世，輿論嘩然。在程序正義、無罪推定等大旗下，我們實在找不到拒絕為聶案平反的理由。惟一的理由就是，當年的辦案人如今還活躍在當地政法機關，有的甚至擔任要職。若是聶案平反，必伴隨著一系列問責。

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撇清與一起冤案的關系，拖延就成了關聯人物自然而然的選擇。既然已經不能期待涉案法院自己監督自己，自己矯正自己，吁請最高法院對聶樹斌案進行提審，就是可行而又合乎法度的選項。從1994年到2005年，刑訴法已然換了新妝。難道現在仍要堅持有錯不糾，有冤不雪，有法不依？

事實上，聶樹斌案已經成為檢驗中國刑事司法進步的一塊試金石。對于民眾和具體的受害人來說，他們期待的進步不僅停留在法條的變化，更在于一案一正義的達成。司法公正的冤魂正在聶樹斌的墳頭游蕩，最高法院無權“保持沉默”。法諺有云，遲來的正義非正義。但對于具體的當事人，以及正在流失的司法公信來說，遲來的正義也好過沒有正義。

但廢除死刑同時意味著社會成本的增加。這便體現我們國家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是拯救，還是打擊，還是威懾。唯有搞清楚這個，才能對死刑存廢有個統一的認識。

對于一些經濟犯罪，死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廢除。各國必須考慮本國的實際

國情，采取適合自己的改革措施。

一次不公的裁判如同污染了水源；一次不規范的量刑將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為什么同一類案件，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在判決結果上會發生同案不同刑、量刑畸輕畸重的現象呢？法院在原則上可以受理各種訴訟，但在實踐中卻會出現許多阻力，如有時不允許律師的介入。要記住的一點是，法庭并不能將所有的事都處理得很好……如果新法官能力或經驗有限。

能不能將量刑過程脫離案件的人文因素和地域因素，避免同案不同判呢？ 法院應建立一套科學規范的方法，使法官量刑從“估推”到“精確計算”決定刑期，避免因不同的法官由于學識、素養、經驗不同，對案情相近或相似的案件，得出不同結果。

探索建立案例指導制度是一次重要嘗試。我認為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案例制度，將一些典型的案子做成案例，供下級法院使用。在具體上，案例不應一成不變，由于人們認識的局限性，很難做到全面。所以案例應當也有更新。任何法律的建立都是一個探索試用的過程，盡管某個法律在別的國家早已成熟。

關于再審制度改革。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紡廠家屬區公廁內發生一起奸殺案，警方迅速將18歲的報案人呼格吉勒圖定性為犯罪嫌疑人。

60天后，呼市和內蒙古自治區兩級法院都認定呼格吉勒圖犯故意殺人罪，他被匆匆執行死刑。

2005年10月23日，作案21起、身負10條人命的犯罪嫌疑人趙志紅供認曾于1996年4月在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紡廠家屬區公廁內奸殺一名女性。2007年1月1日，趙志紅被臨時叫停執行死刑，但之后此案再無公開信息。

對生效裁判發現錯誤實行再審，其目的在于糾正司法錯誤、保護當事人權利，確有其積極作用。但如果不同時設計合理的條件和程序，則可能出現一些負面效應，導致有些案件無限申訴、終審不終，影響裁判的既判力；而申訴人的要求一旦得不到滿足，則可能把積怨發泄到司法制度上，影響司法公信力。在這個方面看來法律還是有些不很完善的地方，無法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因此即使真正的司法獨立了。

盡管我們的憲法和其他的法律都明確的規定了司法獨立這樣的原則，但是我們的司法獨立大致上還只是一個我們的法院整體上獨立與外部的干預，并沒有規定法官個人的獨立。法院在人事方面受制于他人,這個過程并不是透明的。

司法的獨立性，司法的公正性離不開媒體的監督。盡管輿論的監督可能被錯誤引導，輿論的意見有時會有一些偏激，我們不能因此否定他的作用。

在占相當多數的民意盛贊云南高院啟動再審的同時，另一些聲音表達了擔憂。一些法學專家認為，沒有證據證明李昌奎案二審程序存在問題，啟動再審是權力干預司法的結果，是對民間輿論的遷就。

但我認為，在這件事中是司法本身沒有底氣，既然你是按照法律判的，那就該堅持。之所以會動搖，在于法律本身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部分是很難界定的。想要改變民眾的想法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這將是個漫長的過程。正如所認識的那樣，改革需要一步步來。要求司法獨立也會與現實相違背。

第四篇：中國的司法改革

新華社北京１０月９日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９日發表《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全文如下：

中國的司法改革（2012年10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 錄

前 言

一、司法制度和改革進程

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三、加強人權保障

四、提高司法能力

五、踐行司法為民

結束語

前 言

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重要保障。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從國情出發，在承繼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優秀成果、借鑒人類法治文明的基礎上，探索建立并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了社會公正，為人類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的司法制度總體上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相適應，符合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實和民眾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長，中國司法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完善和發展。

近些年來，中國積極、穩妥、務實地推進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以維護司法公正為目標，以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加強人權保障、提高司法能力、踐行司法為民為重點，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擴大司法民主，推行司法公開，保證司法公正，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司法制度和改革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開啟了中國司法制度建設的新紀元。1949年9月頒布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奠定了新中國的法制基石。195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法律、法令，規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組織體系和基本職能，確立了合議制度、辯護制度、公開審判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法律監督制度、人民調解制度，形成了中國司法制度的基本體系。

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十年**期間，中國司法制度一度遭到嚴重破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確立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恢復重建了司法制度，制定和修訂了一系列基本法律。20世紀90年代，中國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伴隨著社會進步和民主法治建設進程，中國司法制度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

（一）中國司法制度的基本特點

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政權組織形式。中國的國體和政體決定了司法權來自人民、屬于人民、服務人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國家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依法審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案件，開展民事、行政執行和國家賠償等執法活動。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在訴訟活動中，實行審判公開、合議、回避、人民陪審員、辯護、兩審終審等制度。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國家設立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民事、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行使權力情況接受人大監督，并自覺接受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和社會的監督。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實行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準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

（二）中國司法改革的目標、原則和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公眾的法治意識顯著增強，司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司法工作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現行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中存在的不完善、不適應問題日益凸顯，需要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和發展。

中國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標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長治久安提供堅強可靠的司法保障。

中國司法改革始終堅持從國情出發，既博采眾長、又不照抄照搬，既與時俱進、又不盲目冒進；堅持群眾路線，充分體現人民的意愿，著眼于解決民眾不滿意的問題，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和檢驗，真正做到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堅持依法推進，以憲法和法律規定為依據，凡是與現行法律相沖突的，應在修改法律后實施；堅持統籌協調、總體規劃、循序漸進、分步推進。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就開始了以強化庭審功能、擴大審判公開、加強律師辯護、建設職業化法官和檢察官隊伍等為重點內容的審判方式改革和司法職業化改革。

從2004年開始，中國啟動了統一規劃部署和組織實施的大規模司法改革，從民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和影響司法公正的關鍵環節入手，按照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的要求，從司法規律和特點出發，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健全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中國司法改革走向整體統籌、有序推進的階段。

從2008年開始，中國啟動了新一輪司法改革，司法改革進入重點深化、系統推進的新階段。改革從民眾司法需求出發，以維護人民共同利益為根本，以促進社會和諧為主線，以加強權力監督制約為重點，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解決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障礙，從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加強司法經費保障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改革任務。目前，本輪司法改革的任務已基本完成，并體現在修訂完善的相關法律中。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中國司法改革也將進一步深入推進。

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司法改革的價值取向。中國從完善司法機構設置和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完善訴訟程序、強化司法民主和法律監督方面進行改革，努力提高司法機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能力。

（一）優化司法職權配置

司法職權配置的合理與優化，直接關系到司法公正的實現。中國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的體制性障礙出發，加強司法機關內部機構制約，理順上下級法院、檢察院的審判、檢察業務關系，規范完善再審程序，建立統一的執行工作體制和司法鑒定管理體制。這些改革提高了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的能力，有助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滿足民眾對司法公正的新期待、新要求。

法院實行立案、審判、執行分立。各級人民法院在原有的刑事審判庭、民事審判庭、行政審判庭的基礎上增設立案庭、執行局等機構，立案、審判和執行分別由不同的機構負責，強化內設機構職權行使的相互制約，促進了審判權、執行權的公正行使。

規范發回重審和指定再審。為解決司法實踐中發回重審、指令再審程序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2012年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后，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指令下級法院再審的刑事案件，原則上由原審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審理。

規范完善統一的民事、行政案件執行工作體制。法院生效判決和裁定的充分有效執行，事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切實保障和司法權威。近年來，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與公安、檢察、金融、國土、建設、工商、出入境管理等部門密切配合的執行聯動機制。法院實行執行裁決權與執行實施權分立。高級、中級人民法院建立執行指揮中心，統一管理和協調執行工作，必要時實行提級、跨區執行。執行體制改革進一步加強了執行權運行的內部制約，提高了執行工作的公正和規范化水平，有效保護了當事人合法權益。

改革職務犯罪案件審查逮捕程序。為有效防止錯誤逮捕，中國對職務犯罪案件審查逮捕程序進行了改革，省級以下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這項改革加強了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檢察院執法辦案工作的監督。

完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司法鑒定是在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并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改革前，中國的司法鑒定制度存在著立法不完善、管理不規范、標準不統一等現象。為解決這些問題，2005年中國的立法機關頒布實施《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確立統一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實行統一的登記管理制度。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主管全國的鑒定人和鑒定機構登記管理工作，省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負責鑒定人和鑒定機構的審核登記、名冊編制和公告。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不再設立司法鑒定機構；偵查機關根據偵查工作需要設立的鑒定機構，不再面向社會接受委托從事司法鑒定服務。推行行政管理與行業協會自律管理相結合的管理機制，實施司法鑒定人依法獨立執業制度，提高了鑒定的規范性和中立性。截至2011年底，中國經審核登記的司法鑒定機構有5014家，司法鑒定人52812名。

（二）規范司法行為

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應當落實到每一起案件的辦理過程中，體現在每一個司法行為上。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司法人員司法能力存在差異、地方保護主義觀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裁量權的行使不透明、司法行為不規范等現象依然存在。近年來，中國司法機關積極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建立案例指導制度，加強案件管理，有力促進了司法行為的規范化。

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為了規范量刑活動，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和《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明確量刑步驟，細分法定刑幅度，明確量刑情節的量化標準。對于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依法提出量刑建議，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見。在法庭審理中，建立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判文書中說明量刑理由。這些改革進一步規范了量刑裁判權，保障了量刑活動的公開與公正。

建立案例指導制度。2010年，中國的司法機關出臺了案例指導制度的相關規定，標志著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得以確立。與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不同，中國的案例指導制度是在以成文法為主的法律體系下，運用案例對法律規定的準確理解和適用進行指導的一種制度。近年來，中國司法機關選擇法律適用問題比較典型的案例作為指導性案例予以發布，供各級司法人員處理類似案件時參照。案例指導制度促進了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規范行使，加強了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加強對案件辦理的管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分別成立專門的案件管理機構，加強辦案流程管理和質量管理。截至2012年5月，全國共有近1400家法院設立了專門的審判管理機構，近1600家檢察院設立了專門的案件管理機構。公安機關在基層執法機構普遍配備專（兼）職法制員，對案件辦理情況進行監督和檢查。司法機關普遍建立了案件管理信息化平臺，實行網上辦案、監督和考核，提升了案件辦理的規范化水平。

（三）擴大司法公開

面對社會矛盾多發、案件數量大、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的狀況，中國司法機關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全面推進司法公開，讓司法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社會各界的有效監督下公開、公平、公正地行使。

擴大公開的事項和內容。人民法院將審判公開延伸到立案、庭審、執行、聽證、文書、審務等各個方面。人民檢察院依法充分公開辦案程序、復查案件工作規程、訴訟參與人在各訴訟階段的權利和義務、法律監督結果。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將主要職責、執法依據、執法程序、執法結果及警務工作紀律等向社會廣泛公開。

豐富公開的形式和載體。司法公開從各部門分散發布，轉變為統一的信息服務窗口集中發布。公開載體從傳統的公示欄、報刊、宣傳冊等，拓展到網站、博客、微博客、即時通訊工具等網絡新興媒介。建立健全新聞發言人和新聞發布例會制度，及時發布司法信息。

強化公開的效果和保障。加強裁判和檢察、公安業務文書的說理和論證，邀請民眾、專家參與公開聽證、論證過程，開通民意溝通電子郵箱，設立全國統一的舉報電話，建立部門負責人接待日，加強司法公開的人力物力保障，確保了司法公開的有序推進和良好效果。

（四）加強司法民主

作為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和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同樣需要發揚民主，確保公正司法。中國積極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和人民監督員制度，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人民群眾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管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是社會公眾依法直接參與和監督司法的重要方式。2004年中國的立法機關頒布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拓寬人民陪審員的選任來源，從社會各階層、各領域廣泛選任，采用在名冊中隨機抽取的方式確定參審案件的人民陪審員。人民陪審員除在合議庭中不得擔任審判長外，同法官享有同等權力，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獨立行使表決權。各級法院還圍繞陪審職責開展以審判程序、職業技能、法治理念等為主要內容的培訓，提高人民陪審員履職能力。

圖表：2006-2011年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情況 新華社發 探索建立人民監督員制度。200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啟動人民監督員制度試點工作；2010年10月，人民監督員制度在全國檢察機關全面推行。通過從社會各界選任人民監督員，依照監督程序對人民檢察院辦理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出現的應當立案而不立案、不應當立案而立案、擬撤銷案件、擬不起訴等情形進行監督與評議。從2003年10月至2011年底，各地人民監督員共監督案件35514件，提出不同意人民檢察院原擬定意見的有1653件，其中908件的人民監督員表決意見被人民檢察院采納，占54.93%。

（五）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

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對偵查、審判、執行等司法活動進行法律監督。中國將加強對司法權的監督制約作為改革重點，并推出加強法律監督一系列舉措。

加強對偵查機關立案、偵查活動的法律監督。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報制度和共享平臺，通過審查批捕、受理來信來訪、當事人投訴、社會輿論、媒體報道等途徑，及時發現偵查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和不應當立案而立案的線索并依法審查處理。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在調查核實的基礎上提出糾正意見，同時強化對審查逮捕、延長或者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等環節的監督。2011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監督立案19786件，對偵查中的違法情況提出糾正意見39432件次。

加強對法院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對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判決、裁定、調解，如認為確有錯誤，或者發現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違反法定程序影響司法公正的，檢察機關有權采取抗訴或者提出檢察建議等監督措施。人民法院應在收到檢察建議后一個月內作出處理并書面回復。加強對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的法律監督。針對近年來看守所、監獄內發生的個別惡性事件暴露出來的問題，檢察機關及時會同有關部門開展了全國看守所監管執法專項檢查和全國監獄“清查事故隱患，促進安全監管”專項活動，促進依法文明監管。規范和加強派駐監管場所檢察室建設，推進與監管場所的執法信息聯網和監控聯網，完善和落實收押檢察、巡視檢察等工作機制，加強對監管場所的監督。加強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活動的監督，探索建立刑罰變更執行同步監督機制，開展保外就醫、看守所械具和禁閉使用情況專項檢察。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監獄、看守所等執行機關向人民法院提出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建議或者書面意見的，應當將建議書或者書面意見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

加強對司法工作人員瀆職行為的監督。檢察機關對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等12種瀆職行為，可以通過調查核實違法事實、提出糾正違法意見、建議更換辦案人員等措施進行監督，依法懲治瀆職行為，維護司法廉潔和公正。

三、加強人權保障

加強人權保障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中國的立法機關2004年頒布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中國司法機關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和防范刑訊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保障律師執業權利，限制適用羈押措施，維護被羈押人的合法權益，加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保障，嚴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健全服刑人員社區矯正和刑滿釋放人員幫扶制度，完善國家賠償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制度，努力把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落到實處。

（一）防范和遏制刑訊逼供 完善偵查訊問制度是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強對偵查訊問的有效監督、依法保護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重要途徑。中國不斷完善法律，防止和遏制個別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出現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現象。

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原則。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

制定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應當予以排除，并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具體程序。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發現有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的，都應當予以排除。

完善拘留、逮捕后送押和訊問制度。拘留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偵查人員對被羈押人的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結合司法機關執法信息化建設，在訊問、羈押、庭審、監管場所實行錄音錄像。全面推行偵查訊問過程錄音錄像制度，明確規定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訊問過程必須進行錄音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

（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

為落實中國憲法規定的辯護權而建立的辯護制度，是中國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制度，體現了國家對生命、自由等人權的尊重。近年來，中國改革和完善辯護制度，改變過去司法實踐中“重打擊、輕保護”的觀念，積極發揮辯護制度保障人權的作用。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時獲得辯護。中國1979年制定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在法院審判階段才有權委托辯護人。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就可以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案件偵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后有權委托辯護人。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進一步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也可以代為委托辯護人。

擴大法律援助范圍。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權利，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將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從審判階段擴大到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并擴大了法律援助對象范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未成年人、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辯護。

強化證人出庭作證義務。證人出庭對提高庭審質量至關重要。為提高證人出庭率，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明確了證人必須出庭的范圍，建立了證人出庭作證補助機制。規定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食宿等費用，由國家財政予以保障。證人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完善證人保護制度。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不公開證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方式，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或者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保護等措施。

（三）保障律師執業權利

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對于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保證案件公正處理至關重要。針對律師在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執業活動中存在的困難，近年來，中國修改完善法律，為律師依法執業提供法律保障。

2007年修訂的律師法，對律師參與訴訟特別是刑事訴訟應當享有的權利進行了補充和強化。規定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除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外，不受法律追究。這些舉措促進了律師辯護職能的有效行使。2006—2011年期間，全國律師共為2454222件刑事案件提供了辯護，比2001—2005年期間增長了54.16%。

及時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查閱案卷材料和調查取證，直接關系到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辯護職能的發揮。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規定，除極少數案件外，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即可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案卷材料。辯護人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同時規定，辯護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控告。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或者控告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四）限制適用羈押措施

為保障社會公眾安全，保障犯罪案件偵查順利進行，中國法律規定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羈押和非羈押強制措施，并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為進一步規范強制措施的適用，加強對公民權利的保護，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對羈押強制措施進行了進一步完善。

細化逮捕條件，嚴格審批程序。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作為逮捕條件的社會危險性的具體標準。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訊問犯罪嫌疑人；對是否符合逮捕條件有疑問，犯罪嫌疑人要求當面陳述，或者偵查活動可能有重大違法行為的，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這些規定有利于全面了解案件情況，準確把握逮捕條件，防止錯誤羈押。

建立對在押人員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被羈押人的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發現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有關司法機關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

完善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強制措施的解除、變更程序。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羈押措施不當或者法定羈押期限屆滿的，應當及時撤銷、變更強制措施或者釋放被羈押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三日內作出決定。

擴大監視居住的適用，減少羈押。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將監視居住定位為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將符合逮捕條件，但是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懷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以及系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唯一撫養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納入監視居住的適用范圍。

（五）保障被羈押人的合法權益

看守所是中國羈押被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羈押機構。依法保障在押人員的合法權益，是提升看守所文明規范執法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保障人權的現實需要。

中國高度重視改進看守所監管水平，嚴格防范刑訊逼供和超期羈押，改善羈押和監管條件，改善被羈押人的生活條件，保障被羈押人的合法權益。被羈押人送入看守所后七日內每日進行體表檢查。被羈押人被提訊前后和提解出所及送返看守所時，嚴格實行體表檢查制度。逐步實行被羈押人床位制，推動看守所醫療服務社會化，使被羈押人患病能得到及時治療。完善被羈押人投訴和調查機制，建立被羈押人約見民警、看守所負責人和駐所檢察官制度，及時受理、調查處理被羈押人投訴、控告。被羈押人羈押期限即將屆滿的，看守所書面報告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室，由其對偵查機關是否及時釋放被羈押人或者變更強制措施進行監督。2008—2011年，全國檢察機關通過監督檢查，糾正看守所違法羈押5473人。大力打擊和防范“牢頭獄霸”，在每個監室設置報警裝置，在押人員被侵犯時能夠及時報警；實行在押人員出看守所談話和跟蹤觀察訪談制度，了解看守所有無“牢頭獄霸”等違法行為；落實主、協管民警監室管理責任制，對因管理松懈，發生“牢頭獄霸”致其他在押人員死亡或重傷的，依法依紀追究有關人員責任。建立特邀監督員巡查監督看守所制度，特邀監督員可以在工作期間采取不事先告知的方式對看守所履行職責、執法管理等工作進行監督。2010年，看守所發生事故數量同比下降31.6％。在全國看守所推行被羈押人視頻會見方式，方便家屬探視。建立被羈押人的安全風險評估和分別管理制度，加強對被羈押人的心理干預。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針，以管理促教育，寓教育于管理之中，充分體現對被羈押人的人性關懷，幫助其重塑積極向上的人生信念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六）加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保障

中國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懲戒與保護并舉的措施，盡最大努力促進失足未成年人回歸社會。中國的法律明確了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司法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司法人員承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司法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和人民法院決定逮捕，應當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對被拘留、逮捕和執行刑罰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實行分別羈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審判時，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親屬和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認為辦案人員在訊問、審判或詢問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可以提出意見。訊問筆錄、法庭庭審筆錄應當交給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員閱讀或者向其宣讀。訊問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應當有女性工作人員在場。對犯罪情節輕微，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并有悔罪表現的未成年人，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司法機關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并作為辦案的參考。審判時被告人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對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實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除司法機關因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以外，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2011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

（八）》明確了對未成年人應當適用緩刑的條件，規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構成一般累犯。截至2011年7月，全國已經建立少年法庭2331個。2002—2011年，經過各方努力，中國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基本控制在1%—2%。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現下降趨勢，未成年罪犯占全部罪犯的比例逐漸減少。

圖表：2009-2011年人民法院判處未成年人罪犯情況 新華社發

（七）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

中國保留死刑，但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中國刑法規定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并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標準。2011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總數的19.1%，規定對審判時已年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一般不適用死刑，并建立死刑緩期執行限制減刑制度，為逐步減少死刑適用創造法律和制度條件。

死刑直接關系到公民生命權的剝奪，適用死刑必須慎之又慎。從2007年開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準權。中國實行死刑第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加強死刑復核監督。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死刑復核程序的改革，確保了辦理死刑案件的質量。自2007年死刑案件核準權統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以來，中國死刑適用標準更加統一，判處死刑的案件逐步減少。

（八）完善服刑人員社區矯正和刑滿釋放人員幫扶制度

改善監獄執法條件，增強教育改造效果。中國努力建設公正、廉潔、文明、高效的新型監獄體制，逐步實現監獄“全額保障、監企分開、收支分開、規范運行”的改革目標。監獄行政運行經費、罪犯改造經費、罪犯生活費、獄政設施經費等均列入財政預算，全額保障。監獄建立罪犯勞動報酬制度，實行每周五天勞動教育、一天課堂教育、一天休息的教育改造制度，加強道德、文化、技術教育和勞動就業技能培訓，提高服刑人員刑滿釋放后回歸社會的能力。2008年以來，全國共有126萬名服刑人員在服刑期間完成掃盲和義務教育課程，5800余人獲得國家承認的大專以上畢業證書。全國監獄開設各類技術培訓班3萬余個，服刑人員職業技術獲證率達到參加培訓總數的75％以上，完成技術革新近14000項，獲得發明專利500多項。

開展社區矯正。近年來，中國致力于刑罰執行制度的改革與完善，從2003年開始進行社區矯正試點，2009年在全國推開，將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以及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放在社區矯正機構，在社會力量的協助下，矯正其犯罪心理和不良行為，開展社會適應性幫扶，促使其順利融入社會。中國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已將社區矯正確立為一項法律制度。截至2012年6月，全國累計接受社區矯正人員105.4萬人，解除矯正58.7萬人，社區矯正人員在矯正期間的再犯罪率為0.2％左右。

加強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幫扶教育。中國政府關注并幫助解決刑滿釋放人員在生活、就業等方面的實際困難。對生活困難且符合條件的人員，及時納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對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但生活確有困難的，給予臨時救助；對自主創業的刑滿釋放人員和為其提供就業崗位的企業，落實減免稅費政策。據統計，2008—2011年，全國接受社會救濟的刑滿釋放人員數量增加了2.7倍。監獄服刑人員刑滿釋放后的重新犯罪率始終保持在較低水平。

（九）完善國家賠償制度

中國確立國家賠償制度，對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時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的損害，國家依法予以賠償。2010年修改的國家賠償法健全了國家賠償工作機構，暢通了賠償請求渠道，擴大了賠償范圍，明確了舉證責任，增加了精神損害賠償，提高了賠償標準，保障了賠償金及時支付，進一步完善了行政賠償、刑事賠償和非刑事司法賠償制度。近年來，國家刑事賠償標準隨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每日賠償金額從1995年的17.16元人民幣，上升到2012年的162.65元人民幣。2011年，各級法院審結行政賠償案件（一審）、刑事賠償案件、非刑事司法賠償案件共計6786件；其中，審結刑事賠償案件868件，賠償金額3067余萬元人民幣，與2009年相比，分別增長16.04%、42.9%。

（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近年來，中國積極探索建立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對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無法及時獲得有效賠償、生活陷入困境，特別是因遭受嚴重暴力犯罪侵害，導致嚴重傷殘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由國家給予適當資助。各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確定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具體標準和范圍，并將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與落實法律援助、社會保障等相關制度相銜接，完善了刑事被害人權益保障體系。2009—2011年，司法機關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發放救助金3.5億余元人民幣，提供法律援助11593件。

四、提高司法能力 提高司法能力，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近年來，中國不斷完善法律職業準入制度，加強職業教育培訓和職業道德建設，改革經費保障體制，有效提高了司法能力，為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了堅實基礎。

實行統一的國家司法考試制度。中國建立并不斷完善國家司法考試制度，將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取得律師資格和擔任公證員的考試納入國家司法考試。作為法律職業準入的國家司法考試制度，在規范法律職業人員任職資格、提高司法人員綜合素質、推動法律人員職業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自2002年起，國家司法考試每年舉辦一次，由國家統一組織實施，實現了法律職業準入制度由分散到統一的轉變。到2011年底，全國共有近50萬人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取得法律職業資格。

建立警察執法資格等級考試制度。為提高人民警察的能力素質，國家規定所有在編在職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必須參加執法資格考試，未通過考試的不得執法。2011年，173萬余名公安民警參加了首次執法資格考試，其中169萬人通過考試。

加強司法人員職業教育培訓。為適應時代發展、滿足公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中國越來越重視完善司法人員職業培訓制度，不斷提升司法能力。目前，中央和省級司法機關設立培訓機構，制定培訓規劃，把培訓范圍拓展到全體司法人員，確立首任必訓、晉升必訓以及各類專項培訓制度。在培訓中，轉變傳統的以提升學歷、傳授理論知識為主的培訓模式，選擇有豐富實踐經驗和較高理論水平的法官、檢察官、警官擔任教官，圍繞司法工作實踐中的重點、難點和新情況新問題開展教育培訓，不斷強化針對性和實用性。近五年來，全國共培訓法官150萬余人次、檢察官75萬人次、公安民警600萬人次。

加強司法人員職業道德建設。司法機關結合各自工作特點，普遍制定了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從職業信仰、履職行為、職業紀律、職業作風、職業禮儀、職務外行為等方面，對司法人員道德修養和行為舉止提出具體要求。2011年以來，在司法人員中廣泛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活動，把“忠誠、為民、公正、廉潔”作為共同的價值取向。

加強律師職業道德建設。在律師中開展以“嚴格依法、恪守誠信、勤勉盡責、維護正義”為核心內容的律師職業道德建設，強化律師協會的行業自律作用，建立律師誠信執業制度，完善律師誠信執業的評價、監督和失信懲戒機制，促進廣大律師不斷增強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責任感，提高律師行業的職業道德水準和公信力。

圖表：2011年律師隊伍結構 新華社發

拓展律師發揮作用的空間。中國借鑒國際上建立公職律師和公司律師制度的經驗，2002年以來，國家推行公職律師和公司律師試點，為政府決策和公司重大經營提供法律意見，進一步完善了社會律師（包括專職律師和兼職律師）、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共同發展的律師隊伍結構。2007年修訂的律師法完善了律師事務所組織形式，允許個人開辦律師事務所，形成國資律師事務所、合伙律師事務所和個人律師事務所共同發展的格局。截至2011年底，中國有律師事務所1.82萬家，與2008年相比，增長31.6%，其中合伙律師事務所1.35萬家，國資律師事務所1325家，個人律師事務所3369家；共有律師21.5萬人，其中，專職律師占89.6%，兼職律師占4.5%，公司律師、公職律師、法律援助律師和軍隊律師占5.9%。2011年，全國律師共擔任法律顧問39.2萬家，與2008年相比，增長24.6%；辦理訴訟案件231.5萬多件，與2008年相比，增長17.7%；辦理非訴訟法律事務62.5萬多件，與2008年相比，增長17%；承辦法律援助案件近84.5萬件，與2008年相比，增長54.5%。

圖表：2008-2011年律師承擔各類案件業務圖 新華社發

改革完善司法經費保障體制。在2008年啟動的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中，明確提出建立“分類負擔、收支脫鉤、全額保障”的司法機關經費保障體制。中央和省級政府加大對司法機關的經費投入，確保各級司法機關的經費由財政全額保障，大大提高了基層司法機關的履職能力。司法機關依法收取的訴訟費和罰沒收入全部上繳國庫，做到收支脫鉤、罰繳分離，遏制因利益驅動而亂收濫罰的現象。國家還制定了司法機關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和裝備配備指導標準，改善辦公、辦案條件，提高信息化、科技化水平，為提升司法能力提供扎實的物質保障。

五、踐行司法為民

以人為本、司法為民，是中國司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近年來，中國主動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不斷推進基層司法機構建設，強化司法工作的服務意識，延伸工作平臺，完善工作流程，切實為人民群眾行使權利提供便利。

（一）加強基層司法機構建設

司法機關辦理的絕大部分案件發生在基層，基層司法機構是為民眾提供司法服務的第一線平臺。各地基層審判、檢察、公安和司法行政機關大力加強基層人民法庭、檢察室、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等派出機構建設，使司法服務更加貼近民眾、便利民眾。

加強基層人民法庭建設。人民法庭審理各類案件年均240余萬件，占全國法院一審訴訟案件的三分之一。近年來，為方便當事人訴訟，各地基層人民法院對其派出的人民法庭進行了恢復、新建和調整，并推行人民法庭直接立案機制，簡化立案程序。全國現有人民法庭近萬個，覆蓋到絕大部分鄉鎮、街道。同時，在邊遠鄉村設立便民訴訟站、訴訟聯系點并選聘訴訟聯絡員，在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設置巡回審判點，大力推行巡回收案、巡回辦案，最大限度服務群眾。

加強基層檢察室建設。各地基層人民檢察院在一些中心鄉鎮設置檢察室等派出機構，接收群眾舉報、控告、申訴，發現、受理職務犯罪案件線索，對訴訟中的違法問題依法進行法律監督，開展犯罪預防和法制宣傳，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和平安創建活動，監督并配合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截至目前，全國檢察機關共有派駐檢察室2758個，檢察聯絡站、檢察工作站等其他形式的機構9622個。

加強基層公安派出所建設。公安機關以加強派出所建設為載體，深入推進城鄉社區警務戰略，全國現有派出所5萬多個、警務室17萬多個，實現了對鄉鎮和街道的全覆蓋。警力分布和警務服務更加貼近基層、貼近公眾，公安機關預防打擊犯罪、駕馭社會治安局勢、服務群眾的能力明顯提高。2006年以來，全國公安機關立案的殺人、搶劫、強奸、綁架、傷害等八類嚴重暴力犯罪案件連續下降，2010年比2009年同比下降9%,2011年同比下降10%。

加強基層司法所建設。近年來，司法所在原有法制宣傳、法律援助、指導人民調解、基層法律服務等職能的基礎上，新增了實施社區矯正、安置幫教等職能。目前，全國共有司法所4萬多個，覆蓋到絕大部分鄉鎮和街道。2004—2011年，全國司法所累計開展糾紛排查284萬次，參加調解疑難復雜糾紛4677萬件，參與接受刑滿釋放人員269萬多人，指導辦理法律援助案件112萬件。

（二）簡化辦案程序

近年來，訴訟案件大幅增加，人民法院在對案件性質、繁簡程度綜合考量的基礎上，將案件進行繁簡分流，不同案件適用不同的審理程序，使案件性質與審理程序相一致，促進了審判資源配置優化和訴訟效率提高。

擴大刑事案件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將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由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擴大到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刑事案件。

推進小額訴訟制度改革。為及時公正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在部分基層人民法院開展小額速裁試點工作。試點法院在雙方當事人自愿選擇的前提下，對事實清楚、權利義務明確、爭議標的金額較小的簡單民事案件實行一審終審。在認真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2012年修改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簡單的民事案件，爭議標的金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30%以下的民事案件，實行一審終審，從立法上肯定了小額訴訟的改革成果。

探索行政案件簡易程序。人民法院對基本事實清楚、涉及財產金額較小、爭議不大的一審行政案件，在雙方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實行獨任審理，簡化訴訟程序，立案之日起45日內結案。

（三）建立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為應對社會快速發展時期社會矛盾糾紛易發多發的狀況，中國立法機關2010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有關部門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深入推進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構建起符合國情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2012年修改的民事訴訟法增加了先行調解、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等內容，鞏固了司法改革成果。

發揮人民調解作用。人民調解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非訴訟矛盾糾紛解決方式。中國在全國村（居）委、鄉鎮（街道）、企事業單位以及矛盾高發行業和領域廣泛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截至2011年底，中國有人民調解組織81.1萬個，調解員433.6萬名。2011年調解糾紛893.5萬件，調解成功率96.9%。

發揮行政調解作用。行政機關依據法律規定，在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對職權管轄范圍內的行政爭議和與職權相關的民事糾紛積極進行調解，使之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協議，促進矛盾糾紛及時、合理解決。

發揮司法調解作用。人民法院對受理的民事案件，依職權或經當事人申請，在法官的主持下進行調解，化解糾紛。2011年，全國法院調解民事案件266.5萬件，調解撤訴案件174.6萬件。人民檢察院建立健全檢調對接工作機制，對符合條件的輕微刑事案件、民事申訴案件，由人民調解組織先行調解，檢察機關再根據調解情況依法作出決定，共同化解矛盾糾紛。

加強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注重發揮人民調解組織、社會團體、律師、專家、仲裁機構等的作用，積極推動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結合的“大調解”工作體系，加強三者之間在程序對接、效力確認、法律指導等方面的協調配合。對仲裁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人民法院尊重其自身規律，并在證據保全、財產保全、強制執行等方面依法予以支持。

完善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對一些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微故意犯罪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

（四）降低當事人訴訟成本

國家加快改革和完善訴訟收費制度，2006年出臺了《訴訟費用交納辦法》、《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等規定，在保障正常司法工作秩序、防止濫用訴權的同時，大幅降低了當事人訴訟成本，顯著緩解了訴訟難、請律師難等問題。

降低訴訟收費。明確限定訴訟費用交納范圍，人民法院只收取案件受理費、申請費。大幅調整財產、離婚、勞動爭議等與人民群眾密切相關案件的收費起點和比例、標準，實際收費大大減少。對行政賠償案件等情形免收案件受理費。對行政案件不論是否涉及財產標的，一律按件收費。減免訴訟費用。當事人交納訴訟費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救助，并明確了免交、減交、緩交訴訟費用的情形、程序和比例，保證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能夠依法充分行使訴訟權利。

規范律師收費。在擴大實行市場調節價的律師收費范圍的同時，對代理國家賠償案件及各類訴訟案件的申訴等律師服務收費，繼續實行政府指導價，并嚴格規范律師收費環節和程序，在促進律師業健康發展的同時，有效保障了當事人合法權益和國家利益。

方便當事人訴訟。司法機關普遍建立訴訟服務中心、業務受理接待中心，建立健全首問負責、服務承諾、辦事公開、文明接待等制度；改進訴訟引導、查詢咨詢、訴前調解、舉報受理等服務；利用信息技術，開通服務熱線，探索推行網上預約立案、送達、庭審、查詢等便民措施，為公眾提供便利的訴訟環境。

（五）開展法律援助

中國高度重視法律援助工作，2003年頒布實施《法律援助條例》以來，逐步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建立健全經費保障機制，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當事人提供免費法律服務，使越來越多的困難民眾通過法律援助維護了自身合法權益。近年來，法律援助事項范圍從刑事辯護向就醫、就業、就學等民生事項拓展，經濟困難標準參照各地生活保障標準，辦案補貼標準進一步提高，并針對農民工、殘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婦女五類特殊群體建立了專項經費保障制度。截至2011年底，全國共有3600多個法律援助機構，1.4萬名專職法律援助人員、21.5萬名律師和7.3萬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了法律援助地方法規。2009年以來，全國法律援助經費年均增幅為26.8%，2011年達12.8億元人民幣，法律援助工作水平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提高。

圖表：近年來全國法律援助案件量、咨詢量和經費總額 新華社發

（六）暢通司法機關與社會公眾溝通渠道

司法機關高度重視聽取民意，積極保障公眾對司法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司法機關普遍成立專門機構加強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溝通聯系，并辦理與司法工作相關的提案、建議。聘請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群眾代表擔任特約監督員、特約檢察員、人民監督員、特邀咨詢員等對其工作進行監督并聽取意見和建議。設立網站、微博客等平臺，建立網絡民意表達和民意調查機制，方便與公眾溝通交流。通過接待群眾來信來訪、舉辦開放日活動等方式走近公眾。

結束語

通過司法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不斷完善。司法改革促進了司法機關嚴格、公正、文明、廉潔執法，推動了中國司法工作和司法隊伍建設的科學發展，贏得了公眾的認可與支持。實踐不斷發展，創新永無止境。司法改革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還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逐步深化。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司法改革的目標，中國將為此繼續不懈努力。

第五篇：中國司法改革十年檢討

從我國上個世紀90年代初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時起，中國的司法改革也因形勢的需要而被提到日程上來，屈指算來，這個過程已經持續有十個年頭了。回顧十年司法改革的歷程，無論從實踐方面還是在理論研究方面，都可以說是成果頗豐。而在本文中，筆者并不打算過多地為司法改革的過去歌功頌德，只想從我國當前的司法改革和學術研討的角度出發，對司法改革十年來的一些作法及理論研究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為我國的司法改革貢獻綿薄之力，并請各位讀者提出批評意見。

一、司法改革十年歷程簡要回顧

在20世紀90年代的前五年，司法改革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刑事訴訟方面，尤其集中在法院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制定了《關于第一審刑事（公訴）案件開庭審判程序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公訴機關起訴材料的移送、法庭調查中公訴人員與審判人員訊問、詢問的時間以及庭審中被告人的權利等問題作了與當時的刑事訴訟法不盡一致的規定。這個意見幾乎是一開始就遭到了來自檢察機關的反對，檢察系統接連發表文章對此作法表示不予接受。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態度很直接也很堅決，認為：辯論式訴訟不符合我國憲法、法律關于檢察機關性質、地位和公訴人員職責的規定。《意見》將法律規定應由審判人員承擔的法庭調查任務全部轉給檢察人員，要求出庭的公訴人員進行訊問、詢問，同時賦予了被告人多項法律并未規定的訴訟權利，而且還要求幾乎所有的證人、鑒定人必須出庭作證，否則書面證言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等等，這些規定均與法律相悖，因此，“對于依據《意見》擅自搞的一些庭審改革試點，檢察機關的態度只能是一不參加，二要對違反現行法律的審判活動實施監督，依法予以糾正。”當然，在此期間，學者們也對其他一些具體問題展開了討論，如免予起訴、收容審查的存廢問題，檢察機關的拘留權問題，律師參與訴訟的時間與問題等。討論的結果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重大修改，許多理論觀點、主張及實踐中的作法被法律采納，我國的刑事審判方式由此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在刑事訴訟法修改施行之后，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并且指出要“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因而社會對法律規則的依賴日益增強，人們的法律意識也有了極大的提高。而與此同時，受市場經濟的影響，司法活動受地方、部門領導干預的情況也較嚴重，司法人員吃拿卡要、枉法裁判等腐敗現象有蔓延的勢頭，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的不滿。于是，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把研究的視點描向了宏觀的司法體制方面的改革，即如何確保司法能夠公正、如何確保司法能夠高效等。圍繞著這些問題，司法機關和理論工作者提出各種各樣的對策措施，對司法獨立的制度性保障、對審判委員會的存廢、對檢察權的配置、對公檢法三機關的關系、對法官的選任、對人大對司法機關的個案監督、對司法機關的錯案責任追究制等展開了全方位的討論和改革實踐。

回顧司法改革所走過的1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贊嘆的，任何一位司法工作者及理論工作者都有理由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在自豪的同時，我們還必須靜下心來仔細地想一想，我們的改革實踐、我們的理論研究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們是否還應該有其他辦法使改革工作做得更好。下文即是筆者對10年司法改革某些方面的檢討，其中既有對司法改革實踐方面的思考，也包括對司法改革學術研究方面的反思。

二、關于司法改革的目標

司法機關關于司法改革的迫切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來自于社會對司法腐敗的強烈不滿，而司法不公的大量出現除了有司法機關內部的原因以外，來自外部力量的干預、影響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正是外部的干預使得司法機關不能獨立的辦案，不獨立的結果便是案件的長期拖延、久拖不決和處理結果的不公正。而這些因素并非能夠單單依靠司法機關的力量就能予以消除，即使是司法機關內部人員的原因，司法機關也不一定有實際的權力對這些違紀違法者進行處理。所以，要消除人們對司法的不滿，就有必要進行司法改革，但是，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什么，是司法公正，還是司法獨立，抑或是公正與高效？對于這個問題，在不同的論述中，大家的主張各異。而司法機關在多年的改革實踐中，在很長的時期內都未能提出明確的指導整個司法改革活動的最終目標。其直接的后果是，改革只是圍繞著社會反映比較強烈、急待解決的問題提出一些修補性的措施，如錯案追究制、人大個案監督制等，缺乏一個能夠統領整個司法改革全局的目標。直到最近兩年，才陸續看到了有關機關的“改革綱要”、“工作規劃”等，這說明我們的改革在最初帶有很大的自發性。

司法改革為什么要預先設定最終的目標？目標相當于前進的旗幟，旗幟就是方向，只有預先確立了目標，才能圍繞著這一目標設計出各種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制度。沒有目標，司法改革就不可能有一個中心，也不可能會有總體的規劃，當然也就難以避免不同領域間的制度發生沖突的可能性。

那么，我國司法改革的目標應當定位為什么？從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許多司法不公的案件都與來自地方或者部門領導的干涉有很大關系，而從司法的國際性標準（國際性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是法治發達國家的標準）來看，司法獨立是一項基本的司法準則，因此，許多的論文著述都把建立獨立的司法作為我國司法改革的終極目標。但是在我們看來，有必要追問這樣一個問題，即：司法何以必須獨立？如果對此問題不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要求司法獨立的正當性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更不用說要作為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了。從歷史的發展沿革和實踐的運行來看，司法應當獨立的原因在于要保證受過專業法律訓練的司法人員在不受外來干預的情況下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由此看，司法獨立只有與司法公正相聯系才有意義，司法獨立只是確保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保障制度而已，離開了司法公正的目的，司法獨立的要求便不再具有單獨存在的正當根據，所以，司法獨立自身尚無資格成為指導和統率司法改革全局的最終目標。

那么司法公正是否應當成為我國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從司法活動存在的根據分析，之所以存在司法，就是因為需要恢復在現實中遭到破壞的社會公平和正義，司法是整個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公正是司法自身存在的目的；而就目前的中國形勢來看，也急切地呼喚公正的司法，因為當前出現的司法不公現象已經使得整個社會對司法的不信任到了極其危險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說，司法公正應當是中國當前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們認為提高司法效率也是司法改革所應當達到的目標，但筆者同時也認為，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應有之義，不可能存在沒有效率的公正。實踐中有的案件可以被拖上十年、八年，這樣即使最終的處理結果符合法律的實體性規定，可是誰能說權利人在這樣的案件中獲得了公正的審判呢？“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拖沓、延誤所得到的結果根本不能被稱為公正，不管其與實體法律的規定多么相符。

所以筆者認為，我國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應當是確保司法公正，而這里的司法公正包含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和司法的高效率。除此之外的某些具體的制度設計都應當是圍繞著如何確保和實現司法公正來進行的，當然，眾多學者所提出的保障司法獨立的改革其實也是為了更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這一總的目標。

三、關于司法改革的方式

前文已提出，我國的司法改革在起初是帶有自發的性質的，因而改革的進行更多的是依據理論界的討論和司法機關的自我摸索與實踐進行的。而司法改革的目標是要通過改革以實現司法公正，它所涉及的領域不僅僅是司法機關自身能夠解決的，或者說主要不是司法機關自身所能夠解決的，它尤其需要來自司法系統之外的機制的調整和權力配置的變化，也就是說司法改革需要司法機關之外的力量介入。

但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司法改革仍然是司法機關“自身內部”的事情，有關機關所提出的“改革綱要”、“改革實施意見”等也都是在其內部所進行的改革。而且即使是在改革力度最大的法院與檢察院兩家機關，也沒有體現司法改革目標的同質性和改革進程的同步性。最高法院提出的改革目標是確保獨立審判，以實現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最高檢察院提出的改革目標是充分發揮法律監督機關的應有職能，加強對偵查、審判工作的法律監督。而囿于自身的地位和權力，對于涉及其他國家機關的組織體制、權力配置等全局性的司法制度問題，法檢兩家在各自制定的改革目標中則根本沒有提及，實際上他們也沒有資格論及。另外還須指出的是，法院、檢察院兩家的權力配置本身就是需要改革的，所以這種由各家自查自改的狀況難免會出現兩家因擴大自家權力、限制對方權力而引起的沖突，事實的確也正是如此。此種狀況嚴重影響了司法改革的進度和力度，影響了改革目標的實現。這就又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國的司法改革應以何種方式進行？是守囿于司法機關之內、對一些具體的零碎制度修修補補呢，還是跳出系統、從整體的國家體制方面統籌考慮？

對此問題的回答需要從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來分析，既然將司法改革的目標設定為實現司法公正，既然改革的實質就是要將現存的不合理的因素驅除，那么我們就必須對現行的制度從整體上予以考察，找出一切不合理的東西，然后再根據各方面的條件，找出適合我國實踐的制度。否則，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有人認為司法改革應采取“漸進”的方式，不能盲目追求一步到位；另有人認為改革應采取“激進”的方式，一步到位，不能老是“修修補補”；還有人認為改革應采取“折衷”的方式，對某些必須改的應一步到位，對某些應當改但條件尚不具備的，可以分階段進行。筆者認為，對司法改革采取上述哪種方式進行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但是不論采取哪種方式，都必須從宏觀的層面、從整體的角度來設計、把握我們的司法制度。換句話說，即使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改革，也必須統籌設計未來的整體司法制度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某些制度限于社會環境、各種條件等的影響不能立即進行改革，也必須將其納入整個司法制度體系中予以通盤考慮，而不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根據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主要由法院和檢察院兩大機關各自為政，互不協調、互不交流的改革，根本不可能觸及我國的宏觀司法體制，也根本不可能從我國司法制度的整體出發考慮問題，它們的“改革綱要”、“改革實施意見”等只能對其內部的問題作出安排。所以，我們主張改變目前的這種狀況，應該由專門的機構對司法改革工作進行整體的規劃。司法改革要改的不僅僅是司法機關的不合理要素，還包括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府及其有關的職能部門中的不合理要素。如：人大如何更好地選任司法人員、人大如何合理地履行監督職責、被監督者應當承擔何種責任等；再比如：各級政府及其財政、人事、公安等部門應當與司法機關保持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如何將律師的司法行政管理與訴訟程序更好地結合起來等。這些問題都因牽涉到國家的體制問題，因而應由專門的權威機構進行領導與部署才能實施改革。

四、關于司法改革的領導機構及改革原則

由于司法改革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涉及國家體制、國家機關、社會環境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因此，應當有一個直接領導、規劃、協調全國司法改革工作的機構。而在我國司法改革進行的十余年時間里，并沒有類似的機構承擔起這個責任，致使司法改革長期以來缺乏總體的規劃與部署。

對于這個領導機構應當如何設置，學者們提出了三種方案：一是由中央政法委員會直接領導司法改革，其辦公機構即為司法改革的工作機構；二是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和內務司法委員會聯合作為司法改革領導機構，其辦公機構由該兩個委員會抽調專人組成；三是設立全國司法改革委員會或全國司法改革領導小組，并組建相應的工作機構。我們認為，上述方案有其可行之處，因為整體性的司法改革必將觸動現行的干部人事、機構編制、財政預算與撥款、權力的配置等制度。因此，考慮到我國政治體制的實際情況，應當像當年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一樣成立司法改革委員會，該委員會除了應由全國人大、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參加外，還應當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機構編制委員會、國家人事部、財政部等相關機關參加，同時吸收有關專家學者、協會團體的代表作為委員或顧問，設立辦事機構并制定相應的工作制度和議事規則。

有了司法改革的領導機構以后，應當以什么樣的原則指導改革實踐？在當下的改革中，各地紛紛出臺了一些改革措施，應該說很多措施的出發點是好的、積極的，但是卻給人以違法之嫌。比如：2000年9月，有媒體報道了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檢察院辦案零口供規則。規則的內容確實有媒體所說的“驚世駭俗”的效果：“我們是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檢察院起訴科的檢察官，今天來提審你。如果你認為公安機關對你認定的事實有誤，你可以作無罪、罪輕的辯解；同時，對我們提出的問題，你可以保持沉默，也就是說，你可以不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下面，我們開始提問。你要求保持沉默嗎？”

在我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是否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之際，在順城區檢察院起訴科受審的嫌疑人卻比全國其他地區的嫌疑人有幸提前享受到了這一權利。對此，我們的疑問是：如果沉默權如此容易就能夠在實踐中實行的話，理論上的討論、立法時的爭論以及立法上的確立與否還有什么意義？由此又可以引出更大的一個問題是：司法改革應當在法律的限度內進行，還是可以跳出法律的現行規定、予以適當的逾越和超前？

如果認為司法改革只能在現行法律的規定之內進行的話，那還怎么進行改革？改革本來就是要去除現行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不跳出現有的框框能成嗎？而如果認為改革可以突破現有法律，那么各地區、各部門是否都可以以司法改革為名，制定一些違反法律規定的所謂“意見”、“規定”、“措施”等？如果出現這樣的情形，那國家的法律還如何實施、法制建設將會出現什么的后果？。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堅持一個明確的原則：絕對不允許各地以司法改革之名違法制定所謂的改革措施，否則將可能出現法制混亂的局面。但是改革又必須跳出現行法律的不合理規定，怎么辦？這正是我們建議設置全國司法改革委員會的目的之一。對于那些需要在實踐中實施、但又與法律不甚協調的改革措施，應當經過全國司法改革委員會科學論證之后，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決定”或者“補充規定”的形式通過施行，因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和“補充規定”具有與法律一樣的效力，這樣就解決了改革與守法的矛盾問題。

五、關于司法改革學術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多年的司法改革過程中，理論界提出的各種觀點和主張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司法改革的實踐工作，為中國的法制建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這一點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容抹殺的。但是，在新的時代開始之際，理論界要為改革事業奉獻更多的聰明才智，就必須對自己的過去進行理性地思考，反思在學術研究方面還有哪些缺陷以致影響到了對司法改革問題的正確認識。筆者在此只想談一個問題，學術研究的方法問題。

中國當前的法學研究中，一個很常見的現象是首先考察外國（一般是西方國家）的法律規定、制度構造，然后指出中國制度中與此不符之處，最后指出中國的法律應當如何規定、制度如何構建等。而對于這些規定、制度在外國存在的背景及相應的政治、文化、歷史、人文等環境卻極少提及，對于中國移植這些規定、制度可能會在實踐中引發什么樣的癥狀也很少進行論證，所以許多研究常常是書齋成果。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學者注重比較研究，卻很少進行實證研究（或許是囿于科研經費、科研體制等的限制無法進行實證研究）。

筆者指出上述現象并不意味著筆者反對借鑒外國的先進制度，相反，筆者極力主張應當認真研究國際上通行的司法準則，使我國的司法制度更加文明、更加科學；同時，筆者指出上述現象也并不意味著筆者贊同凡事都拿“國情”作為拒絕改革的理由，相反，筆者一貫反對那種動輒以“國情不同”為借口的保護部門利益的作法。我們的觀點是，法律制度是經驗性很強的知識，它的產生和存在并不是一個人、幾個人在書桌上設計出來的，它是在社會實踐中形成并在社會實踐中發展、變化的。現行的每一項制度都是多種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地理等條件綜合作用的產物，所以在一個地方適用效果極佳的制度，到了另一個地方就可能沒有這樣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現相反的效果。那么到底可能會出現什么樣的結果呢？科學的做法是首先創造條件對此先行論證，以指導具體的改革實踐。但是從當前來看，理論界在這方面的工作還需加強。比如，現在討論最多的刑事案件證人不出庭作證的問題。許多學者都主張建立西方國家的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和證人出庭作證的保障制度。對拒不出庭的，要采取罰款、拘留、判處刑罰等強力措施；對于出庭的證人，國家要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同時加強對證人及其親屬的人身、財產權利的保護等。但是，對于我國刑事案件中證人不出庭的原因是什么？有些文章提出的：中國人傳統的“賤訟”觀念、現行制度下證人得不到經濟補償以及害怕被報復等是否是證人不出庭的主要原因？強制證人出庭是否能夠達到理想的效果？給予證人經濟補償是否能夠達到讓證人出庭的目的？給予多少補償才能達到預計的效果？這些問題都很少有人去進行實地考察，當然也沒有確切的數字比例可以作為立法時的參考。而就筆者在平時與人交談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來看，中國大多數刑事案件的證人不出庭不在于他損失了多少錢（我相信即使國家實行證人經濟補償制度，補償的標準也很可能會是一個并不吸引人的低數字），而在于對中國人的生活影響極大的“人際關系”。對于講究相互之間關系的中國大多數人、尤其是對于生活空間相對集中的廣大農民來說，一旦他在一個刑事案件中作證而使生活圈子中的某人受到刑事處罰，他面對的將不僅僅是當事者及其家屬的仇恨，而很可能是來自周圍整個村民的鄙夷和指責：“那個家伙太不仗義了，把某某都給咬了出來”，接下來的結果很可能是別人都想法遠離他，他在村里漸漸地被孤立。相信沒有人愿意落得這樣的下場，這遠不是微薄的經濟補償所能解決的問題，也不是司法機關加強對證人的保護使其免受報復就能夠解決的。那么怎么解決這樣的問題？當然是應該進行實證的研究，了解大多數公民的想法，摸清他們在什么情況下會不顧這些因素的影響而出庭作證。而在很多設計證人作證制度的文章中并沒有體現出作者做了這些工作。論證的方法依然是：“針對我國當前如此的現狀，我們應當借鑒外國的某種制度。”

要改變當前理論研究上的這種弊端，科研經費的發放、科研人員的管理以及理論研究的體制都應當進行適當的改革，這已經超出本文探討的話題了，只能留待有關部門進行研究。但理論工作者應當從自身做起，盡力改變上述那種不盡科學的研究方法，使科研成果真正能夠貫徹到改革的實踐中去。

以上是筆者對10年司法改革的個人反思，當然改革還存在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改革的口號性大于法律性，類似“讓人民滿意”，“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向政協通報工作”等的標題散見于各種媒體，但卻都不觸及司法改革的具體措施；再比如許多論著中大都會提到要理順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黨只在政治上、組織上領導，在具體業務上不干涉，但是究竟有什么樣的規則能夠保證地方黨組織做到這一點，鮮見有明確具體和可操作性強的建議。總之，我國的司法改革在經歷了十余年的進程之后，盡管已經取得了可喜的進步，但是從改革的長遠考慮，還必須正視其中存在的問題，唯如此，才能取得更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