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探索與抉擇_歷史論文

五四時期，我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的思想文化進行了揚棄和比較，對中國的出路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艱苦的探索。經過反復比較和思考后，一批最有覺悟又富有開拓精神的知識分子作出共同的選擇——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國的武器。在一個短暫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能夠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又能對社會政治歷史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這是非常奇特的社會現象，也是研究五四時期歷史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今天，深入研究這一問題，更能使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事業中的偉大地位和作用，從而促使我們在世紀之交與知識經濟時代到來之際，對自己的使命作出更新更深的思考。

一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思想的演變，盡管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就開始了，但真正發生質的變化，從根本上接受資本主義思想文化，還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從辛亥革命的失敗中得到深刻的啟示：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變革具有不徹底的一面，封建的傳統文化沒有受到根本的觸動，仍然束縛著廣大國民的思想。因此，必須在思想文化領域實行變革，切實引入新的思想文化成分。這場革命的失敗，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試驗和破產，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是促進了許多知識分子重新開始思考與探索。于是，在五四運動前，一場旨在傳播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文化革命——新文化運動便應運而生。這場運動，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發生了近代以來最大的變動。

中國知識分子在總結辛亥革命的教訓時，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領域。新文化運動初期使用的武器是民主、科學。民主在當時的含義是：法律上的平等人權，倫理上的獨立人格，學術上的破除迷信與思想上的信仰自由。他們認為，這三者是歐美文明進步的根本原因?？茖W在當時主要是指，以生物進化論為基礎，以生存競爭觀念為核心的科學實證思想。他們認為，近代歐美能超越其他民族而居于領先地位，科學之興，功不可沒。所以，中國的社會變革必須“以科學與人權并重”。

辛亥革命后，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在思考：袁世凱竊國，復辟帝制，造成民國的悲劇，究竟說明了什么？陳獨秀認為，這是因為“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里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里實在裝滿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而“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現在袁世凱雖然死了，袁世凱所利用的傾向君主專制的舊思想，依然如故”?！叭缃褚柟坦埠停窍葘衲X子里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凈不可”。（注：《獨秀文存》三卷合訂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頁。）陳獨秀的觀點具有代表性，表明汲取了辛亥革命教訓的知識分子，已經充分意識到深刻批判封建傳統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超過了辛亥革命準備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理論家的認識水平。陳獨秀還認為，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武器只能是民主主義思想，因為它們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注：《獨秀文存》三卷合訂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頁。）中國知識分子已認識到，中國的社會變革必須倡導民主與科學，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專制制度，用科學思想代替封建主義的綱常名教。他們已認識到民主與科學是相互聯系的。如果沒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學便不能發展；假如沒有科學的思想作指導，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鞏固。

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魯迅等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以資本主義思想文化作為武器，著重對封建傳統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從而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深化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產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新思

潮的傳播掃清了道路。隨著思想文化領域批判的深入，中國知識分子必然產生如何改造社會的思考。當時中國社會現狀的腐敗和黑暗，正如張聞天所說：“中國混亂的原因是由于中國社會組織逐漸崩壞而一時不能產生新的社會組織出來?！保ㄗⅲ簭埪勌欤骸渡鐣栴}》1922年1月，載《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北京大學學生何孟雄說：“社會仍是這樣黑暗，現在的青年要徹底明白舊社會的罪惡，立定不屈不撓奮斗的志向，決不反被舊社會戰勝。中國的改造，才有望咧！”（注：何孟雄：《過去的青年》，載《時事新報》1919年10月。）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單從思想文化進行批判，而不對這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是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產生的重要積極作用，是使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轉向對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進行探索與選擇。這是他們對辛亥革命失敗反思的必然結果，也是新文化運動向更高、更深層次發展的標志。

二

“改造中國”，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幾乎成為共識，而選擇改造中國的方案，知識分子不約而同的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西方。一批批留學生奔赴歐洲、美國和日本，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書籍被譯成中文。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從西方文化寶庫中，選擇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由此出現了思想文化價值標準的多元化和救國方案的多樣化。一時間，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杜威的“實驗主義”，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尼采的超人意志，歐文、傅立葉的烏托邦，法國的“工團主義”，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義”，以及各種名目繁多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這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探索中，對人類不同階段、不同層面各種新思想所產生的強烈興趣及敏銳程度。由此出現了五四時期特有的百花齊放、異論爭鳴、萬舸爭流的蓬勃文化景象。

與西方各種思潮的涌入相適應，知識分子在探索追求中，分化組合，大致形成了不同文化價值取向的三個群體。第一個群體是以胡適、吳稚暉和后來的陳序經為代表，他們主張扔棄傳統，使中國文化徹底脫胎換骨，接受西方文明，被稱為“全盤西化派”。第二個群體是以梁啟超、張君勱、章士釗、梁漱溟為代表，他們試圖以儒學（宋明理學）為框架來吸收西方文化，在重建傳統與復興儒學的基礎上，開辟一條近代化的道路。實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第三個群體是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他們與前兩個知識群體不同，把文化的重建和社會的改造密切結合起來，使思想啟蒙運動走向廣大工農群眾，使文化重建的努力不停留在書齋中。他們摒棄了空言侈談，文字游戲，主張實踐，學用結合。當實踐證明他們選擇的各種西方思想文化都不行時，又能從無數學派和“主義”中擺脫出來，去選擇新的思想。

正當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大國諸多樣板和楷模中尋覓、選擇和爭論時，西方列強之間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他們感到震驚，促使他們去重新評判西方的文明與民主，并對過去的選擇進行再思考，因而使他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從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延續了4年之久，給歐洲人民帶來了浩劫。這場空前殘酷的戰爭，把資本主義世界固有的內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尖銳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來。劫后的歐洲留下的是滿目瘡痍，使有機會親自到歐洲目睹這一切的知識分子，受到了強烈的刺激。梁啟超在大戰結束后去西歐游歷了一年，他看到的西歐：“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迎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注：梁啟超：《歐游心影錄》，《梁啟超選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23頁。）他深感西歐文明已經破產了。周恩來1920年底到達歐洲，他從歐洲發回的通訊中寫到：“戰爭之為害與預備戰爭之為禍，直可以使世界生產為之毀壞，人類為之減少，幸福為之消滅，經濟現象為之

紊亂，重以言之，世界文明亦得因之以退化?！保ㄗⅲ骸吨芏鱽砺脷W通信》，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 頁。）第一次世界大戰迅速地喚醒了正在醉心于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進一步去全面審視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對中國出路的思考，從而使知識分子中的思想變化的分野也日趨明顯。以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具有遠見卓識的知識分子，開始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進行批判。在這批判的過程中，他們的立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李大釗在戰后著文指出：“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注：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頁。）他冷靜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并結合這種分析表示了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懷疑和否定，得出了對戰爭本質的正確結論。他說：“今日戰爭之真因，不在人滿乏食，乃在貪與惰之根性未除”。（注：李大釗：《戰爭與人口問題》，《李大釗文集》（上），第367頁。）戰爭的實質在于“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注：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第594頁。）他已經認識到資產階級社會發展觀的根本缺陷，即認識到這種進化歷史觀一方面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作辯護，另一方面又無法解釋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因。這對于他轉向馬克思主義有著關鍵性的意義。陳獨秀此刻也從選擇法蘭西的政治革命，轉而批判這一政治革命，他說：“近世文明之發生也，歐羅巴舊社會制度，破壞無余，所存者私有財產制耳?！鄙鐣脑瓉淼摹罢沃黄降龋蛔兌鵀樯鐣黄降?，君主貴族之壓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庸諱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保ㄗⅲ宏惇毿悖骸缎虑嗄辍穭摽?，19（轉載自中國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請保留此標記。）16年。）

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中國先進的、覺悟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們還不能對中國所需要的新思想作出具體的闡明，也還分辨不清科學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但他們思想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懷疑與否定都越來越明確。李大釗說：“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注：李大釗：《民彝與政治》，《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頁。）毛澤東也說：“東方思想固不切于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注：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 23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西方國家的社會矛盾尖銳地暴露出來，先進的知識分子自然會反思：難道我們還要步著人家的后塵，沿著這條舊路再走一遍嗎？為什么不能改弦易轍，采納世界上更新的學說，創立一種更合理的社會制度？這種思考推動他們去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新途，也為后來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了思想基礎。

三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資本主義社會，懷疑一味學習西方，那么，與此同時發生的俄國十月革命，則使他們產生新的覺醒，轉而對列寧領導的俄國、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開始研究并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為什么這時能對先進的知識分子產生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它正好給他們苦苦思索的問題指出了一條新的出路。在這以前中國人不是沒有接觸過馬克思主義，但那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零星介紹只涉及馬克思學說的一鱗半爪，影響的范圍也極其有限。許多人不過把它當作歐洲無數新思潮中的一種偶而涉及，不但無意傳播它，而且往往對它持批評態度。因此，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F在，社會主義在俄國從書本上的學說變為活生生的現實，并且在歷經種種饑饉、內戰、外國干涉的嚴重磨難后，依然站穩了腳跟，過去處于社會底層的工人和農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會的主人。一邊是盡管還在艱苦創業卻充滿蓬勃生機的俄國，一邊是混亂頹敗的西歐，兩者之間形成鮮明的對照。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出路。

李大釗以“桐葉落而天下驚秋，聽鵑聲而知氣運”來比喻俄國革命與世界文明新潮流的到來。先進的知識分子以積極的態度去了解俄國革命的真相，認真思索俄國革命的真諦，其思想認識也日益深刻和正確。從1918年7月到1919年2月，李大釗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新紀元》和《戰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覺醒。他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它將是“影響于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注：李大釗：《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李大釗選集》第102頁、第103頁。）他熱情歡呼十月革命開創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從今以后，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他把十月革命照亮中國人民前進道路加以形象化。他說：“這個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顯，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注：李大釗：《新紀元》，《李大釗選集》第121頁。）不久，他又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理論和剩余價值學說，標志著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并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改造中國的實踐活動。

1919年初發生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使已經受到十月革命影響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更清醒地認識到帝國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幻想。為挽救祖國危亡，他們掀起了五四愛國運動，這進一步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如瞿秋白說：“中華民族幾十年受到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滋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之痛，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里。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于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保ㄗⅲ骸饿那锇自娢倪x》，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頁、第35頁。）“巴黎和會”西方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活生生事實，與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的俄國兩次通告放棄在華特權的行動，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知識分子對此作了比較，比較的結果，自然是把列寧和他領導的俄國當作自己的同志和學習的榜樣；把日本、英、法、美等列強當作敵人來打倒。五四運動的發生，就是進步知識分子對欺壓中國的列強的怒火的噴發。他們大聲疾呼：資本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他們的時候了。

俄國十月革命后，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后，曾信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陳獨秀，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他關于改造中國的方案，也由原來的選擇法蘭西政治革命，轉移到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革命。1920年，陳獨秀相繼發表了《勞動者的覺悟》、《談政治》、《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等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表明，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并運用這些基本觀點，闡明了一些極其重要的革命問題。他認為：“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這個革命必將推動全世界的革命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按蚱齐A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應歸為社會的共產”。（注：陳獨秀：《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1920年。）與此同時，在思想上發生轉變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這說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開始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

五四運動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大變動中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點。大批先進知識分子，一方面深入工農，面向社會，投身于革命實踐；另一方面勤奮鉆研，孜孜不倦，或創

辦報刊，或組織團體，或留學國外，努力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于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成為五四以后新文化運動的顯著特點。

四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日盛一日，一年內出版的刊物達400種，先后有近30種馬列主義經典著述被譯成中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成為一股洶涌澎湃的不可阻擋的潮流。在知識分子中間，對一種思想理論，一條革命道路，產生如此濃厚的興趣，形成如此風靡的傳播熱潮，這在近代以來是從未有過的，這是五四時期所特有的社會現象。但是，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不少進步知識分子在走向科學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都經歷過受無政府主義或改良主義思潮影響的過程。他們在探索中才逐漸認清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各種思想流派的本質區別。

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知識分子，雖然認識到這個理論是正確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也證明這個理論是有效的。但是“在感情上，往往總希望和平，不希望爭斗，明明曉得這個和平是得不到的，這個爭斗是不能免的，也免不了要去希望他”，（注：戴季陶：《新年告商界諸君》《星期評論》第32號。）這就是當時在“根本解決”，“社會革命”等口號下，以改良主義為特征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在知識分子中流行的重要原因，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和惲代英等，在他們思想轉變時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改良主義的影響，認為：“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無效力”，因此應采取“溫和的”方法，堅持“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種沒有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注：毛澤東：《創刊宣言》，《湘江評論》創刊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一大批進步知識分子都積極參加創辦工讀互助團，組織新村運動，幻想用和平的手段實驗新社會。

然而，在現實生活里，近代中國的社會矛盾那樣尖銳，反動勢力的壓迫是那樣殘酷。先進的知識分子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要推翻舊勢力的統治特別需要有強大的團結力量和暴力革命的斗爭，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對新社會的必要性。無政府主義的鼓吹不要無產階級專政，最后只能陷入空談；改良主義的新村運動，無法根本改造社會。隨著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的傳播和革命實踐的深入，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在同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逐步形成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并最終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五四時期曾經站在一條戰線上宣傳和介紹過社會主義的大批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以后出現了分化，當時曾熱心從事或參加過傳播社會主義的人，并不都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堅持到底的只是那些勇于追求真理，堅定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革命知識分子，不僅執著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而且還積極投入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去，投入到廣大群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中去，他們中的許多人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和中國革命的中堅。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不僅對祖國的命運充滿著憂患意識，積極地參與國事，并且勇敢地進行探索。他們不斷地學習與借鑒，批判與否定，比較與選擇，最后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軌跡。五四時期，由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強烈的社會、歷史責任感，這種積極、執著的探索精神，使這段歷史，在中國社會歷史長河中更顯得凝重而光彩。在世紀之交的今天，肩負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任和推進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學習挖掘先驅者們身上的寶貴精神，弘揚他們的精神，才能在當代始終站在歷史的前頭，發揮巨大的作用。

本文《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探索與抉擇_歷史論文》來自中國教育文摘，查看更多與相關文章請到http://www.eduZhai.net。

第二篇：鳳凰周刊：1949 中國知識分子的抉擇

鳳凰周刊：1949 中國知識分子的抉擇

2008年10月08日 12:16鳳凰周刊

文/特約撰稿員周為筠

蔣家王朝在1949年倉惶敗逃時，帶走了故宮的古董字畫、國庫的金條珠寶，也帶走了“光復大陸”的幻想。但是最為無價的是，其“搶救”走了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些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知識分子，在風雨飄搖之際，在偏安一隅的孤島上，讓中國文化一脈相傳。

“搶救大陸學人”

對于生逢鼎革的知識分子來說，1949年是短暫而漫長的一年。這一年在政治軍事大幕背后，有悲歡離合的社會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躑躅。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易轍之時，他們注定要進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與聚合。因為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的命運不可避免地與云譎波詭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國共兩黨的歷史和紛爭無情地影響了他們的選擇，透顯出時代是如何擺布個人命運的。當時整個知識界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是留在大陸，還是東渡臺灣？

蔣家王朝在1949年倉惶敗逃時，帶走了故宮的古董字畫、國庫的金條珠寶，帶走了“光復大陸”的幻想。但是蔣介石盤算著日后大業，退守也總是需要一些知識分子來支撐門面，更何況將這些大科學家、大學者留給共產黨，無疑是助長赤焰，他于是開始了對一些知識分子的爭取工作。

蔣介石倚重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搶救大陸學人”。在具體執行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他們磋商謀劃細節辦法，來“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這樣就出現了國民黨在敗離大陸前的“搶救大陸學人”那一幕，這與蔣介石在經濟上搶運國庫儲存的黃金美鈔比肩并行，為國民黨日后在臺灣經濟文化的復蘇打下基矗

計劃中有四種人必須“搶救”送赴臺灣：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很快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商議擬定了需要“搶救”的名單，這份名單幾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在第一份名單里，院校負責人當中，包括湯用彤、饒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搶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如楊振聲、羅常培等，而胡適自然是搶救的首選和重點。

1948年12月初，陳雪屏奉命由南京飛北平，召集梅貽琦、胡適等北大清華校長教授開會，商討“搶救學人”實施辦法。蔣介石親自下手諭派飛機冒著解放軍的炮火飛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機場隨時待命，被“搶救者”可以即時登機南飛。但在這次沉悶的會議上，在座各位相顧無言不置可否。

這段時間共產黨方面開始爭取胡適，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明確宣布：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后仍讓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北大一些同仁聽了，都饒有興趣地靜觀胡適的反應，胡適卻異常平靜，只微笑著說了句：“他們要我嗎？”

胡適囑托鄧廣銘找到陳寅恪，問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飛，陳寅恪干脆地回答說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適臨走時贈給北大同仁三句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p>

1948年12月14日，飛機在北平等候大學教授時，鄭天挺覺得不大好辦，決定公開此次計劃，使要離北平的人去登記。15日傍晚18時半，胡適與陳寅恪乘坐的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同機者尚有北大清華的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同機到達南京的還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4位教授。梅貽琦一下飛機就抱怨“市內新機場跑道太軟，只能載重三千磅”云云，似為不能多載幾人而惋惜。

其實當此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下，咨詢消息不再暢通，搶救也變了調子。原來信心滿滿地以為還會有許多名教授忠于黨國，大義凜然地飛回南京，結果竟讓人大失所望，飛機上下來了許多不相干的人。原來飛機上有不少空位，連袁同禮的老媽子也跟來了。而“搶救”名單上有的人卻轉向進步而不愿同國民黨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飛機到機場，卻應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講師助教們趕上了這次難得的機會。蔣介石懊惱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飛機“搶救”。

當然也有很多不在“搶救”之列，卻執意要走的，錢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錢穆的眼里，這場政權的更迭不僅有“亡國”的問題，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為馬列主義是西方理論，與他信仰的民族文化沖突頗多，他不可能轉變立嘲改造思想”。在去上?？赐蠋焻嗡济銜r，老師勸錢穆留下來教書，錢穆坦言，若留下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新洗面重新做人，這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管窺和主張有所不同，所以他是萬萬做不到的。

這些離開的知識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堅持過“反共”立場，他們或是直接擔任過國民黨軍政要職，或是思想文化立場不認同新政權。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已隱隱預感到將是新時代中被改造拋棄的對象，反復權衡種種利弊之后，帶著生命個體的彷徨與恐懼，無奈地背井離鄉。

父母之邦，不可棄也！走的知識分子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選擇留下。他們之所以留下來，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由失望到徹底絕望，或是對共產黨人印象頗好，或是他們心中對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有種期望。但歸根結底，他們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的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的殷切關懷。這段短暫而漫長的選擇，他們有茫然無助，有不安焦慮，但更多的還是希望。

清華教授馮友蘭沒有走，他毅然地肩負起“護?！钡闹厝?，把一個完整的清華交給了新政權。這個曾兩度加入國民黨的著名哲學家不走，是因為他覺得不管哪一個黨執政，只要能把中國搞好都擁護。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于對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對共產黨的歡迎”。

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沒有走，胡適離開后曾寫信勸其南下，并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不為所動。此時北大各院系群龍無首，盡管湯用彤不善管理，然而眾望所歸之下，他義無反顧地挑起重任，擔當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領導北大迎接新中國。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陳垣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說：“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而此時在廣州的熊十力也沒有走，他不想在老邁之年做一個流亡之士。熊十力是無黨無派的讀書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誰的天下。當年王夫之鉆進山洞都能為往圣繼絕學，難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來，陪他一起繼往開來。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復觀、牟宗

三、唐君毅終究因和老師理念不同而分道揚鑣。熊十力在中共高層盛邀下頗為風光地北上，三大弟子則倉惶出走。

陳寅恪被“搶救”后終究也沒有走，因為他覺得胡適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于政治卻是絕緣的，所以他最終選擇棲居嶺南度過余生。而他的好友吳宓則西行入川，站在重慶北碚民眾隊伍中歡迎解放，他再三地說：“我不愿逃到臺灣去，依附美國。?父母之邦，不可棄也！?”

當時為“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士”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太多。比如張伯苓、張元濟、竺可楨、儲安平、羅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會賢達。文學藝術界留下的人更多，沈從文、老舍、巴金等。新聞界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比如王蕓生、徐鑄成、趙超構、陳銘德和鄧季惺夫婦等幾乎都是從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權。大多數知識分子像胡風一樣，站在廣場上放歌《時間開始了》，新時代的來臨激蕩著他們每個人的心靈。據后來統計，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個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比較完整地遷臺，其他幾個只有小部分人與儀器遷臺，如數學所等。

最終或走或留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分水嶺，他們的選擇亦成了新中國初建時一道搶眼的風景線。所謂最終，是因為對于想走的人來說，這是最后的機會；而對決定留下的人來說，無疑亦是新生活的開始。無論是走是留，個人命運都將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難

自此天涯各西東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在文章中毛澤東提到：“為了侵略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百萬區別于舊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于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這里毛澤東對胡適、傅斯年、錢穆這三人進行了點名抨擊。

對于那些帝國主義“不能控制”，走到帝國主義反面的大小知識分子的留下，毛澤東是歡迎之至的，但原則上必須對他們進行徹底的改造。緊接著中共發出《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進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場如火如荼的知識分子改造進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師生召開“控訴會”時，湯用彤、楊振聲、俞平伯等紛紛表示膺服馬列主義，批判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潛這個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張佛泉等16位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中國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自我檢討》，對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會上的發言題目為《我是來學習的》。巴金這樣赫赫有名的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懷有心靈深處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職的沈從文甚至幾次企圖自殺而未遂，最后被發配到歷史博物館鉆故紙堆。

馮友蘭、湯用彤、陳垣、金岳霖等，這些留下來的大大小小知識分子都以改造對象的身份公開發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們對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進行全面的否定，極盡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后幾十年內，知識界一片烏煙瘴氣，學術研究被扣上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的帽子，學術研究活動一直處于“失語”狀態。而這些知識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拋棄、被批判、被侮辱的命運。有的人或許能逃過“反右”一劫，但幾乎無人逃過“文革”，等待他們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文革”中，風燭殘年的熊十力穿著一件長衫，獨自一人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目盲腳臏的陳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掃地出門后淚盡泣血而逝。吳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現行反革命，受盡迫害至死

劉獻廷評王夫之說：“其學無所不窺，于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圣賢學脈，僅此一線耳?！痹诖箨戅Z轟烈烈開展知識分子改造、“反右”、“文革”這些政治運動時，我們不能不發出同樣的感慨，然后目光轉向那些遠走的知識分子。

至于那些曾被“搶救”的知識分子，大多都順利轉移到臺灣，有的去了香港、美國、東南亞等地，有的晚年才輾轉去了臺灣。他們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傾向于國民黨，有一些人還是蔣介石的座上賓，曾為后來的“戡亂治國”出謀劃策。

不過臺灣那么多年的“戡亂”時期，這些知識分子也沒少受迫害和壓制。胡適在孤島上屢受圍攻；《自由中國》慘遭查封，雷震被投進監獄；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陳鼓應們“越軌”行為或遭受牢獄之災，或被變相“封喉”

但這些遠走的知識分子懷著花果飄零的精神，始終保持著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幾十年如一日沉潛于學問，或整理國故，或闡發宏論，繼承傳統，發揚學術，卓有建樹。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義校風帶到臺灣大學，把其辦成臺灣最高學府與學術中心；錢穆“千斤擔子兩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創辦了新亞書院；徐復觀、牟宗

三、唐君毅師兄弟為民族文脈傳承續寫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們在孤島上保住了學術的一脈，帶出一批批衣缽傳人，使得臺灣學界幾乎獨占西方學界與中國交流的唯一孔道與資源。等到大陸“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看世界時，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臺灣學人。林毓生、余英時、杜維明等成為大陸學人與西方學術界尤其是漢學界最初交往的橋梁，而且是一座難以繞過的橋梁。

如此看來，這些知識分子在1949年的抉擇，無論是留下還是離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衛的人生宗旨，是幸運或不幸，也許真是無可厚非的，只能讓后人空發幾聲唏噓與嘆息。

第三篇：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出路的探索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出路的探索

中文系 新聞學 105 王丹 100507

摘要：

自鴉片戰爭后，戰事四起，不平等條約接踵而來，中國頓時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懷著一腔熱情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前仆后繼的探索著救國出路：有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林則徐、魏源等人，有主張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有主張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孫中山，有主張思想救國發起新文化運動的資產階級激進派的陳獨秀等人，還有主張馬克思主義救國的中國共產黨??

關鍵詞：階級 器物 制度 思想

一、地主階級革命派器物救國——師夷長技以制夷

林則徐是最先放眼世界的人，他搜羅人才翻譯外國書刊。魏源是林則徐的好友，也是當時堅決主張“睜眼看世界”的著名文人。魏源是中國近代史上明確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人，“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雹偎^“師夷” 主要是指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軍事技術上的一套長處。魏源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彼粌H主張從西洋購買船炮，而且更強調引進西方的先進工業技術，由自己制造船炮。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已使魏源初步認識到中國遠比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進者學習，并奮起直追，才有戰勝先進者的可能，否則，將永遠落后，永遠挨打，永遠受西方列強的欺負和蹂躪。在魏源看來，“師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制夷”。所謂“制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戰勝和制止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局面，從而使中華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后來地主階級發起洋務運動，妄圖通過學習西方的器物來維持封建統治，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這一救國方法的失敗。

二、資產階級維新派制度救國——維新變法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肮嚿蠒苯议_了維新變法的序幕。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成為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中心。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了幾十道新政詔令，其目的在于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其中經濟方面主要有：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改革財政，創辦國家銀行，編制國家預決算。軍事方面主要有：嚴查保甲，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編練陸海軍。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改書院和淫祠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準許民間創立報館、學會；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留學、游歷。政治方面主要有：廣開言路，準許各級官員及民眾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格；刪改則例，撤消重疊閑散機構，裁汰冗員；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但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除保留京師大學堂外所有政令都予以廢除，維新變法以失敗告終。

三、資產階級革命派制度救國——辛亥革命

從洋務運動向西方學習器物到戊戌變法再到清政府的立憲運動接二連三的失敗，令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意識到，要想推翻封建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孫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8月20日于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并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后來的同盟會先后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光復會等亦發動多次起義。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義爆發，南方各省紛紛宣布獨立。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華民國成立，并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2月12日，清宣統皇帝宣布退位。自此，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

千余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但不幸的是，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所以辛亥革命也失敗了。

四、資產階級激進派思想救國——新文化運動

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和留學風氣日盛，西方啟蒙思想進一步被介紹到中國，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凱的尊孔復古的逆流為民主知識分子所不容。經過辛亥革命，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革命失敗的根源在于國民腦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識，必須從文化思想上沖擊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通過普及共和思想來實現真正的共和政體。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在運動中，涌現出了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等。陳獨秀是一名激進民主主義者，他仇視當時的封建軍閥統治，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會制度和倫理思想，認為要實現民主制度，必須消滅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規范。李大釗則反對復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要努力創造青春的中國。《青年雜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遷往北京并改名為《新青年》。進步知識分子團結在《新青年》周圍，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從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方面向封建復古勢力進行猛烈的沖擊。他們集中打擊作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思想基礎的孔子學說，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們還主張男女平等，個性解放。1917年起他們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新青年》實際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導中心。后期由于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的先進分子不約而同地把眼光從西方轉向俄國，宣傳馬克思主義。新文化運動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促進中國人的覺醒，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五、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后，中國人民看到了光明的前途，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日益廣泛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陳獨秀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實際上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重要作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白詮挠辛酥袊伯a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雹趶拇?，在古老落后的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方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革命就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形成第一次高潮，新型農民運動開始興起，青年運動有了新發展，婦女運動呈現出新面貌；為貫徹民主革命的綱領，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同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風暴即將席卷中國大地。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一系列的勝利，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總結：

中國近代歷經百年，各方志士、先進知識分子為了探索救國之道，嘗試了各種方法。實踐證明，只有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也只有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

注解：

①：《海國圖志·敘》

②：毛澤東《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1948年11月

第四篇：朝鮮半島核危機與中國的抉擇

一朝鮮半島核危機與中國的現實選擇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朝鮮半島一直是中、美、日、俄四大國利益的交匯點，歷史上的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朝鮮戰爭、長期冷戰等使大國卷入了嚴重的雙邊和多邊軍事對峙和沖突。因此，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和穩定對確保東北亞地區的安定和大國關系的平穩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出現的朝鮮半島核危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朝鮮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追求獨立自主的核安全保障戰略，與美國長期對朝施壓并試圖改變朝鮮現行體制的根本對朝戰略方針之間激烈沖撞的產物。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朝、美之間長期淤積且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情緒，不僅阻礙著朝美兩國關系的改善，而且嚴重影響著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現實。

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朝鮮的外部生存環境，消除主要來自美國的安全威脅，并逐漸擺脫外交上的弱小地位，朝鮮作出了加速推進核計劃的戰略選擇。在朝鮮看來，只有擁有「核威懾力」，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外部的安全威脅，大大提高其國際地位和對外交涉能力，保障朝鮮社會主義體制的長期生存和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自90年代初開始，朝美兩國圍繞朝鮮核問題展開了空前激烈的政治斗爭。1994年10月，兩國經過談判在日內瓦簽署了解決核問題的《框架協議》，朝鮮承諾凍結其核計劃，美國將負責在2003年前為朝鮮建造兩千兆瓦的輕水反應堆，并在輕水反應堆建成前向朝鮮每年提供五十萬噸重油。然而，朝美兩國雖簽訂了《框架協議》，但由于雙方之間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情緒并未因此而徹底消除，協議事實上并未得到雙方全面認真的履行。

「九一一事件」后，美國強調以「先發制人」的戰略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并明確將朝鮮與伊拉克和伊朗并列為「邪惡軸心」，在外交上對朝實行更加強硬的「不談判、不妥協」的方針政策。雖然布什政府并未公開主張美國將以推翻朝鮮現政權為其政策目標，但布什總統曾明確表示，他不喜歡朝鮮領導人金正日。美國國內輿論也多認為，從長遠看，對朝鮮進行體制演變符合美國的全球和地區戰略利益，應將其作為美對朝政策的基本目標。在朝鮮看來，美國對朝政策的基本目標和強硬態度，從根本上威脅著朝鮮國家的「最高利益」。為了抗衡主要來自美國的軍事威脅和安全挑戰，朝鮮認為加快核計劃的發展步伐是最為可靠和有效的對應戰略。朝鮮希望以獨立開發和擁有核武器或武器級核材料來抗衡美國的威脅，獲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并據此迫使美國放棄「敵視」和「扼殺」朝鮮的方針，同時爭取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向朝鮮提供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也就是說，朝鮮追求的獨立自主的核安全戰略同時包含著獲得安全保障和經濟援助的雙重目標，最大限度地爭取同時實現這兩大目標對朝鮮的生存和發展意義重大。另外，在外交戰略層面上，朝鮮采取了「以超強硬對強硬」和「邊緣外交」的戰略，反擊布什政府對朝「不談判、不妥協」的強硬政策。

從以上分析可知，在核問題上的朝美對峙是一種涉及國家生存發展基本戰略層面上的對抗，它的形成和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原因，因而很難想象朝核問題會經過幾輪六方會談就輕而易舉地得到全面徹底的解決。雖然從宏觀上看，朝鮮半島核問題涉及全球和地區許多國家的安全利益，需要通過國際社會和地區主要國家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得到全面

徹底的解決。但是，就如何解決核問題來看，應該說朝鮮和美國是朝核危機的主要當事國，也是解決危機的關鍵所在。

在相關國家中，其立場最接近美國的是日本。雖然在此次朝核問題出現初期，日本并沒有把解決核問題作為改善日朝雙邊關系的「先決條件」，但是，隨著日本國內反朝情緒的高漲以及來自美國方面壓力的增大，日本政府在2002年9月日朝平壤峰會后，開始把解決核問題與「綁架問題」并舉，同時作為實現日朝關系正?；那疤釛l件，大大提高了日朝建交談判的門檻。不僅如此，在美國的強烈要求下，日本政府最終改變了曾一度堅持的繼續向朝鮮提供重油的立場，與美國的其他盟國一起停止向朝鮮供油，在對朝制裁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此后，日本政府雖然沒有把「改變朝鮮政權」作為對朝政策的根本目標，但是，已經將其對朝方針的基調由單純強調「對話與談判」變為「對話與壓力」并舉，一方面著手與美、英、法、德、意、澳等多國聯合，構筑對朝海、陸、空立體封鎖包圍網，一方面采取單獨行動，在國會通過《外匯和外貿管理法修正案》，確立了對朝鮮實施經濟制裁的法律依據，以不斷增強對朝鮮施加壓力的方式迫使朝鮮政府軟化立場，并最終同意徹底解決「綁架問題」和全面放棄核發展計劃。在日朝全面解決「綁架問題」之前，日本隨時可能對朝實施單方面的經濟制裁措施。

在解決朝核問題的過程中，韓國的立場最為微妙。一方面，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同盟國，韓國需要在原則上與美、日保持一致，其基本立場和主張與美、日兩國有許多類似之處；另一方面，作為半島問題的當事方，韓國有自己獨特的利益，因此其立場又與美、日兩國有差異和不同。如果把韓、日兩國的立場加以比較就可清楚地看出，日本更接近美國，主張用「對話和壓力」并舉的方式解決朝核問題，而韓國則更加突出地強調「和平解決」的重要性。韓國的這一政策傾向，在盧武鉉當選韓國總統后表現的更為明顯。為了在對朝政策上強調使用「和平」手段的重要性，盧武鉉總統在全面繼承金大中前總統的「陽光政策」的基礎上，提出了「和平與繁榮政策」。這一政策的目標就是通過加強南北交流和對朝經濟援助等「和平」手段，引導朝鮮逐漸融入國際社會，擺脫外交上的孤立狀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并在不斷緩和消除南北之間的軍事對峙、政治敵意和經濟差距的過程中，實現南北和解和民族統一。韓國的對北包容政策以及在核問題上強調和平解決的立場，一方面推動了南北關系的緩和與改善，促進了南北經濟關系的大幅度發展；另一方面也給韓美同盟關系的維護和發展提出了新的課題。特別是在韓國不再把朝鮮作為「主要敵人“和「最大安全威脅」以及韓國國內的反美情緒有所高漲的形勢下，韓美兩國如何定位和發展其同盟關系，格外引人注目。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統一問題上，朝鮮半島南北方的長期目標是一致的，即以一個統一強大的朝鮮民族國家屹立于世界。但近期雙方的意圖南轅北轍，韓國希望通過和平交往盡快完成國家統一；朝鮮更可能是希望通過促統活動本身達到擺脫經濟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鮮而言，統一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即經濟實力得到大幅度提高，這符合朝鮮的現實利益，因為雙方制度及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的巨大差異本身就足以構成統一較大的現實障礙，除非朝鮮甘愿被占有政治經濟優勢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鮮，魅力型政治領袖、國家意識形態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是融為一體的，由于經歷了長期的經濟雕敝和外交孤立，在開放經濟、放松社會控制與保持意識形態正確性之間如何平衡實乃決策上的兩難。經濟繁榮的實現必然要求改革現行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放松對社會的控制，并逐步實行對外開放。這很

快就會發展成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權合法性的質疑。為防止社會失序，統治者又不得不隔斷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輸入，致使統一進程時斷時續。朝鮮能否實現在不失控的條件下逐步推行改革開放，或是否會出現政權突然崩潰以致統一提前實現的情況，目前尚為未知數。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俟半島統一完成，中國的東邊將崛起一個民族主義的中等強國；中韓之間領土問題必然會突出，韓國從其自身的地緣戰略考慮，定將引入美國的勢力，以抗衡中俄。

在爭取外交解決朝核問題的過程中，處于獨特地位且擁有相對外交資源優勢的中國，一直在朝、美之間做「勸和、促談」的工作，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積極作用，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廣泛好評。中國對解決朝核問題的原則立場是，既要維護半島的無核化地位，又要保證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并解決朝鮮的安全關切問題。為此，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主張以「對話和磋商」而非經濟制裁或軍事打擊的方式，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并為實現這一目標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最終促成了六方會談。

俄羅斯在外交解決朝核危機上也發揮了積極影響，其原則立場與中國基本相同，即一方面強調實現半島無核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重視半島的和平穩定和解決朝鮮安全關切的必要性。這種立場已使俄羅斯成為推動外交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力量。

從以上簡要敘述可以看出，朝、美、日、韓、中、俄等國家對解決朝核問題所持的基本立場雖有差異和分歧，但在保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地位以及爭取和平解決這場危機上則持有基本一致的意見。這種一致意見不僅是推動來之不易的六方會談繼續前進的基本保證，也將使六方會談真正成為與會各方不斷增進相互了解和消除彼此分歧，并最大限度地體現各國共同利益的不可多得的場所。二

從中國的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中國當然不希望朝鮮發展和擁有核武器。一個事實上的盟友，擁有了核扳機。這完全有可能在朝美之間爆發大規模沖突的時候，引爆中國的核武庫。因此朝鮮擁有核武器，將使得中國面臨的戰略局勢更加復雜多變，不利于中國的核戰略決策的自由獨立度。中國的感受，當然也如同六十年代初蘇聯對中國擁有核武器和美國對法國擁有核武器的感受一樣。

中國如果決心制止朝鮮的核計劃，并不需要更多的理由，基于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足矣。但這種赤裸裸地從地緣政治和利害關系的關系出發的外交政策并不符合中國外交的傳統。回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外交史，就可以發現，前三十年大多是刻薄激烈，不近人情的革命意識形態外交，后二十年幾乎全是仁至義盡，委曲求全的顧全大局的人情化外交，這兩種方式都不能最大限度地捍衛和促進中國的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兩種外交政策都是將思維方式和范圍局限在自身的意識形態或者傳統習俗上。不能使對手依據一般的行為模式和現實的利害關系清楚明白地判定中國的行動的目的、手段和路徑何在。為了探明這種目的、手段和路徑，很多國家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規的外交手段來進行試探。這往往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和沖突，妨礙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分析朝鮮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核威脅，從利害關系和情理上說當然首先還是朝鮮針對美國的戰爭威脅的一種應激反應。正如上文所說，因為美國已經將朝鮮列入「邪惡軸心」，極有可能對朝鮮發動軍事打擊，朝鮮掌握核武器將有效地遏止美國的戰爭狂熱。當然從所有可能性的角度來衡量，這幾次朝鮮核危機，也可以解讀為是朝鮮決策層對中國的一種試探。而且朝鮮決策者之所以敢于在事關中國戰略利益的事件中，漠視中國的存在，也正是因為中國目前奉行的模糊外交政策，沒有迷惑對手反而迷惑了潛在的盟友。因為中國外交的某些行動給予了其他國家一種印象，即與中國為友或者與中國為敵并沒有什么區別，對中國進行外交訛詐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零成本游戲。

對于中國來說，朝鮮是中國的戰略邊疆和對付霸權國家軍事威脅的緩沖國。中國有必要維護朝鮮的獨立，以避免其他大國勢力在中國的邊境上保持軍事存在，直接威脅到中國的重工業和糧食生產基地。因此中國在朝鮮問題上擁有無可爭辯的發言權和干涉權。這種堅決捍衛中國國家利益的態度，應該讓南北兩個朝鮮以及東北亞其他三大國美國、俄國和日本完全明了。而不要使他們產生可以輕視和忽略中國國家利益的誤解。

當朝鮮領導人斷然拒絕第三國對核危機進行斡旋，要求朝美直接對話。這表明了中國在朝鮮半島局勢上的發言權不被重視。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威望受到了損害。朝鮮不是伊拉克，伊拉克與中國有萬里之遙，中國的軍力鞭長莫及。因此在美國策劃倒薩戰爭的一系列外交活動中，中國不出頭制止也是理所當然的，伊拉克無權對中國寄予什么期望。但是中朝兩國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朝鮮是一個與中國有著數千年交往歷史的國家，是中國的戰略邊疆，有著事實上的同盟關系。在五十年前，無數最勇敢最可愛的中國青年犧牲在朝鮮的三千里江山，為中國贏得了體面和平與建設祖國的時機。同時這也是中國在朝鮮問題上握有發言權以及朝鮮指望中國支持和保護的重要因素。這種權利和義務中國只能夠以強硬的態度來堅持和履行，而不是含糊其辭，模棱兩可，造成其他國家的誤解。

一個國家的外交行動的選擇自由度是由地緣政治環境和外交權力結構決定的。中國對朝鮮進行支持，并不是要朝鮮知恩圖報，在中國解放臺灣的時候派遣朝鮮人民志愿軍參戰。中國對朝鮮進行支持，從而對朝鮮外交擁有實質性的否決權，更重要的還是為了保持中國的外交行動的自由。不至于在毫不知情和毫無影響的情況下被拖進一場不愿意從事的大戰當中。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如果追求一種簡單透明，無牽無掛的外交政策的話，可以不需要與朝鮮的聯盟關系，因為這種支持改變不了中國在外交權力結構所處的弱勢地位。但是朝鮮是絕對不可能喪失中國的支持的，這種支援一旦撤銷，朝鮮將走投無路。事實上，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在三八線上通過朝鮮來抵抗美國人的壓力，其意義遠遠比在鴨綠江邊中國獨自抵抗美國的壓力來得重大。御敵于國門之外，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是外交斗爭藝術的最高境界。為了中華民族的再一次崛起，不能幻想會有一個完美和最終的解決方案。因此時刻監護和守衛中國的國家利益，使任何國家都不得輕視中國的表態和忽視中國的國家利益，這是中國的朝鮮半島外交政策的關鍵所在。中國的地緣政治目標就是，除了俄國與印度兩個地緣政治上的躲不開的冤家以外，任何其他大國勢力，不得在中國的周邊地區保持軍事存在。而對朝鮮的全面支持，就是抵消美國在朝鮮和日本駐軍的最有效的反擊手段。我們應該承認，新中國的開國者的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我們最可愛的一代人的英勇犧牲，為中國保住了五十年的和平時光，制止了強敵大規模入侵中國本土的極端危險的格局。一個戰略決策已經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持續發揮作用，而且將在今后的數十年中繼續發揮作用，這在外交史上是了不起的奇跡。

朝鮮目前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在外交斗爭中可以忽略。根據互不干涉內政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不應該對其發表評論，也不應該加以過分的關注。一個大國的外交戰略決策不應該被那些表面現象所誤導。外交斗爭依據的是永恒不變的地緣政治法則而不是那些虛有其表的意識形態空炮。而且一個弱小國家長期在巨大的壓力和威脅下生存了下來，盡量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這是值得任何一個強大的對手尊敬的。對于中國這個潛在的領袖國家來說，只有采取以弱抗強和扶弱制強的大戰略，才能夠最后由弱轉強。

中國可以以巨大的經濟吸納能力，扶助朝鮮經濟，兩國間實現資源、市場和利潤共用。這對于中國有利有弊，但是即便是弊多利少，甚至有弊無利，中國也是可以承受的。何況只要不打仗，朝鮮又能將中國拖累到什么地步去呢？何況實際上，在聯盟關系中助人即助己。幫助盟友強大起來，更有效地抵抗共同的敵人，這并不是毫無裨益的。二戰后美國的經濟輸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可以考慮以東北作為一個大特區，一方面作為糧食出口基地向朝鮮、俄國甚至日本出口糧食，一方面在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生產方面與朝鮮和俄國合作。在這種合作關系中，也許中國將損失一部分利益，但是與中國將獲得的戰略利益以及對霸權國家所作的讓步來對比，這種代價是值得的。中國的周邊國家蒙古、朝鮮、越南以及緬甸等國都是這種互助模式的有效合作者。從財務報表的角度來說，中朝全面合作也許不會給中國帶來利潤。但是從均勢外交的角度來說，對弱者讓步不會導致外交格局的質變，尤其是這種讓步是有限的，僅僅是在某些物資和資金上做出讓步，而不是牽涉到國家戰略利益。而對強者讓步將導致戰略回旋余地和反擊的手段一步步地喪失，最終使得本國受到霸權國家的任意擺布和絕對控制。

國家利益分有形的和無形的兩種，有形的是領土面積、人口和財富總量。無形的是國家威望、戰略緩沖空間以及戰略決策的自由度。一個國家的滅亡很少是在一次大戰中一觸即潰的，那些國家的滅亡都有前奏。那就是國家威望的逐步喪失，戰略緩沖空間的被剝奪，戰略決策失去自由選擇的余地。雖然時機和力量對比對己極為不利，但是卻只能被迫走向全面戰爭。因此一個國家應該為本國爭取較高的國家威望、較大的戰略緩沖空間和較多的戰略選擇余地。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生存和更好地發展下去。三

筆者以為，如果發生朝鮮與美國的軍事沖突，中國很難置身度外，因為朝鮮半島是一座通向中國的「橋梁」。要遏止這一地區可能發生的戰爭，周邊國家如果采取威懾行動，則可能包括常規力量與核力量兩方面。威懾行動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一、力量；

二、使用力量的決心；

三、自身防護能力。

美國在朝鮮半島每年都進行大量軍事演習，即使沒有發生危機，中國也應該加強自身的軍事力量。1950年朝鮮戰爭初期，美國方面在對中國支援朝鮮的決心問題上曾經有過嚴重教訓。但是美國汲取了教訓，對于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的「五八」轟炸中國使館事件，一些輿論認為這是美國方面對中國的一次試探。對于類似的事件，如果中國沒有回答，那么美國方面就會對中國保衛自己的決心做出錯誤的判斷，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危機。

從地區軍事力量對比看，恢復平衡是打消美國任何入侵的念頭的要點。眾所周知，朝鮮只同中國接壤，任何外國軍隊在朝鮮的存在都是對中國的威脅。美國朝鮮戰爭期間就在朝鮮

半島部署了戰術核武器，因此所謂「朝鮮半島無核化」在美軍撤出朝鮮半島之前根本就是一句空話。

談論到這個地步，最重要的事情就相當清楚了：不管朝鮮核危機乃至總的朝鮮問題有多復雜，也不管處理這些問題需要多么慎重和詳密的思考與政策，中國在朝鮮核危機方面的至高戰略利益或首要戰略目標，在于堅決促使朝鮮同核武器絕緣。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由于這些問題高度復雜，特別是包含種種多少帶有”熊掌和魚難以兼得"意味的利益選擇、政策選擇、甚或倫理選擇矛盾，就更需要及早分辨至高的戰略利益，及早堅決確定首要的戰略目標。做到了這一點，其他戰略目標和戰略工具的選擇范圍和輕重緩急次序就有了得到合理確定的首要保障，并且也會變得遠不那么困難?？傊诔r核危機問題上，中國的最高利益（同時也是對中國和東亞來說的最高道義）在于盡最大可能同美國、韓國、日本、俄羅斯等國政府合作，盡最大余地對朝鮮施加影響，以堅決達到使朝鮮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絕緣之目的。同時，也應該利用此次危機調整中國的外交策略，以應對中國的崛起對世界和自己的沖擊和影響，使外交更好的服務于中國的最高國家利益。更重要的則是積極整頓軍備，發展經濟，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以應付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如果「朝鮮核問題」引起一場戰爭的話，那么多年以后人們只會記得這場戰爭的結果，而不是起因。正如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理由。人們只會記住戰爭的結果：或者中國出兵援朝，趕走了入侵者，保衛了自己的安全；或者朝鮮被外敵占領，中國的安全受到長期威脅。中華民族能夠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而不倒，正是因為我們的先輩采取了積極的應對之策。崛起中的中國更應以一個強者的姿態來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以自己的實力來贏得世界的尊重。

注釋

尤東曉：〈試析朝鮮半島統一及其影響〉──東北亞論壇。1997，3。

虞少華：〈朝鮮半島形式的發展與前景〉──國際問題研究。1997，4。

程玉潔〈2003的朝鮮半島形勢回顧〉──國際資料資訊。2004，2。

王斌：〈朝鮮核危機與日朝關系正常化〉──東南亞研究。2004，1。

汪洋：〈解讀朝核**〉──人民論壇。2003，3。

揚國強，俞靜：〈重壓之下走鋼絲──朝核問題北京六方會談側記〉──中國記者。2003，9。

羅援：〈中國為什么能在六方會談中起到特殊作用〉──領導之友。2003，6。

許緯地：〈朝鮮半島核危機的化解與半島走出冷戰〉──世界政治與經濟。2003，9。

許漪：〈朝鮮半島的格局與未來〉──東北亞論壇。2003，2。

王志偉：〈淺析美國對朝鮮半島核問題的政策選擇〉──延邊大學學報2003，1。

第五篇：以具體作品為例,對比分析五四時期與十七年時期的知識分子形象

以具體作品為例，對比分析五四時期與十七年時期的知識分子形象。

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知識分子形象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且在五四和十七年時期兩個時代中有著相互聯系卻又分明的特征和形象。

五四時期和十七年時期的知識分子形象有著分割不開的共同特質。無論是在五四時期還是十七年時期的作品中的知識分子有脫胎于同一階級，有著相同的階級本質和思想，他們都關注于自身的命運，接受過有著強烈的人文情懷和個人意識，善于接觸新生事物，接受過新思想的洗禮。如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和《青春之歌》中，主人公莎菲乘著個性解放的思潮走出家門，林道靜則是在思想上承載著對舊制度的否定和對革命思潮的向往走上獨立的道路的，他們在處于新舊時代和思想相互沖擊的背景下，都通過個體意識擯棄舊事物并和反動邪惡勢力進行抗爭，為自己的命運和整個社會的解放和光明發出自己的怒吼，從這點來看，五四和十七年兩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如出一體”。

另一方面，五四時期和十七年時期的知識分子又有著因不同時代元素所滲透而導致的不同。從思想特征上來看，五四知識青年有著新思潮的印記。他們是時代中的“覺醒者”，積極尋找個人乃至社會的出路，但卻是僅有的覺醒者，很多是五四時期的“零余人”，所以大都帶有“生的苦悶”“性的苦悶”，他們寂寞、孤獨、悲觀、痛苦。丁玲筆下的莎菲即是這樣一位向往自由解放的知識女性，她身上有五四個性解放的新興思想的光輝，但在那樣黑暗大多國民仍麻木的時代，她的自由理想在那樣的社會背景下無法找到“對話人”，她的愛情理想則最后以對異性的徹底失望告終，她的“意識自覺”使他被看成另類，最終因對社會的徹底絕望而墮落、放棄，在莎菲的身上有著知識分子固有的探求精神，也存在著理想垮塌后的幻滅感受；而在十七年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塑造則被蒙上了那時階級斗爭的印記，他們則由五四時期對自我和社會的批判轉而為歌頌和贊揚，他們樂觀積極，感情熱烈，充滿著革命激情和信心，《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則是這樣一位被革命所激發激情的革命青年女性，她對革命充滿熱情，積極向往，知識分子所被賦予的矛盾思想以完全被革命激情所取代。

從命運上來看，從沉淪中“我”最終因精神追求和自由思想受到雙重打擊而以投海結束了自己的空虛命運和莎菲的命運中可看出，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形象大都帶有悲劇意味，他們在中國民主革命中尋找出路，卻因求索不得而彷徨、苦悶，雖有奮斗，追求的歷程和努力，但最終靡麗的夢想破滅，人生的意義貶值，墮落、絕望、沉淪成了他們命運的“歸宿”.而在十七年時期，知識分子形象不同的是他們的探索在客觀的引導下找到了最后的光明的出路，人生和社會并得以實現，兩個時期知識分子的迥然不同的命運中也正是對兩個不同時代社會不同命運前途和走向的暗示和象征。

從歷史地位來看，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形象代表著社會的先進思想，他們是打破舊傳統開辟新世界的先驅者的代表，有著強烈的個體意識和啟蒙思想，卻因找不到出路而苦悶，雖多“零余者”，即使這樣，他們仍是那時的啟蒙者和先覺者，占據著社會中的主角地位，《莎菲女士的日記》和《沉淪》是五四時期刻畫知識分子的兩個代表作品，主人公在作家筆下是重點窺探的對象，因為作為社會先決人和啟蒙者，他們的人生和境遇也受關注；而在十七年時期，由于文化創作標準確立，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消失，知識分子大都是是被工農階級所重造的形象，成為了被啟蒙者和被改造者，知識分子形象被逐漸同化和邊緣化，如在《青春之歌》中，作者為我們展示知識女性林道靜是如何從一個孤獨美麗的典型知識分子走向被革命所感召改造成一個堅定的工農革命戰士的歷程。從這點看，也許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形象比十七年的更加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