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中國倫理思想史》有感

讀《中國倫理思想史》有感

倫理道德根植于人類的社會實踐中，存在于人類的社會關系中。而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受早期“亞細亞生產方式”影響，特別重視血緣關系（氏族）。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所講的是“國家”家是最小的國，國是最大的家。同時解釋了為什么我國古代特別重視以“孝悌”為中心的家庭家族的道德，并將之全部發展到全社會。

先秦時期是中國倫理從無到有的過程，從任何方面來說這都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時期。從最原始的“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到堯舜禹之后的貴族內部道德墮落，一方面是樸素平均的集體主義；一方面是貴族內部的道德墮落，在這樣的社會矛盾下，便萌生了初期的倫理道德。其后建立的夏商周，首先都極為重視天和天命，認為他們才是社會和人生的最高決定者。其次就是將道德充實于“禮”，到這里才初步明白了我們所講的“仁義禮智信”中的“禮”并非只是禮儀禮貌，更多的是要去做一個有道德的人，以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極為重視道德，尊敬值得尊敬的人，處罰值得處罰的人，讓庶民了解自己的思想和做法，這就是“明德慎罰”也是周文王的成功之道。孔子大致贊成周文王的做法，所以說孔子是相信德治和德政的。這也導致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原始宗教和道德才是調節氏族內部關系的主要工具，直至春秋時期法律的地位與道德相比仍然相差很遠。

法家對“法為治本”的看法是這樣的，他們認為民輕而賤不太懂仁義道德，只能用“刑”和“法”去“治”；分析了法律與道德相比的種種優點，認為道德維護的是私，法律維護的是公，而公私是相悖的。為什么我們說一個人高尚要說他“因公廢私、大公無私”說一個人道德低下說他“自私、損公肥私”這是因為我們的潛意識里已經承認了公才是道德提升的體現。而過度的像韓非子一樣強調“公”會導致什么呢？道德綁架。其實這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很常見的現象，士大夫們恨不得廢寢忘食累死在工作崗位上以獲得一個“因公忘私”的美名，而稍稍有一點不同于主流的思想也不敢提出來，在捐助時有100兩絕不敢只出50兩，為什么呢，因為人言可畏呀。

“道”最初就是指“道路”，在《左傳》中開始作為規律、規則、規范理解；廣義的道指規律和原則，如天道、人道、君子之道，狹義的道指世界的本源和根據，即道家所謂的道。孔子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認為“人性”必須是人本身所特有的，也就是說別的生物不具備的，因此孟子認為人性即“仁義禮智信”；而荀子恰恰相反認為人性本惡，好利爭奪，喜好聲色，即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道家認為真正的人性是“順應自然，樂天知命”；法家的觀點和荀子相似，認為人性就是為了自己，保護和爭奪利欲。

在道德實踐中，處于主導和統帥地位的道德素質稱為倫理精神，倫理精神集中地反映了一個時代中某個階層、團體的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道德風尚。“仁”左人右二，故表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往來，相互友愛。“義”為準則，“仁”為動機，孔子對“仁”的定義就是：愛人！“義”原來同“儀”，指禮節、儀式、或容貌、風度，后才被賦予道德的內涵。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只有完成這三不朽方可立地成圣！圣人王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陸九淵亦言：“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在王陽明的心學中有這樣一段話吸引了我，因為和我們“自強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訓有關。“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實質是恪守儒家倫理，成為圣人。曾幾何時，社會上充斥著追名逐利的短期行為，熙來攘往奔競于名利場上的人們根本無暇顧及不朽之名的訴求。不用說“立德”方面的假仁假義、外廉內貪的道德作秀，“立功”方面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就是在被先賢古哲視為生命的“立言”方面，時下的不少著書撰文者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朽，而是速成，而速成者自然就難免乎速朽。如果從胡適所謂“社會的不朽”的角度看，真不知道急功近利的他們能拿什么上對得起列祖列宗，下

對得起子孫后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這句歷史上個別統治者的口頭禪，如果不幸成了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或社會的潛規則，那才真是莫大的諷刺和悲哀。

最欣賞的是這樣四字“經世致用”，也因此對于道家一味地出世并不認同。有才能就要報效國家，達則兼濟天下嘛，這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也可得到驗證。最后想說，上下五千年的傳承，中華民族為何屹立不倒，我們這樣一個傳統的農耕民族，沒有異族人那樣強健的體魄，沒有外國人那樣先進的武器，但是我們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民族精神，有“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鐵骨錚錚，有敢于踢碎“東亞病夫”招牌的一往無前！而這些融入血脈中的氣節，正式一代代先賢凝練出的倫理道德：仁者無敵。

第二篇：讀《中國思想史》有感

讀《中國思想史》有感

黃來慧

初讀葛兆光老先生所著的《中國思想史》這本著作，自己從內心覺得：要想深刻領會這本著作的思想，真的需要花費很長一段時間去慢慢品讀。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一些啟發從我的腦中油然而生。

對于《中國思想史》這部書而言，主要分為兩卷：上卷主要闡述了從上古時代開始，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的形成與逐步構建，其中主要從禮和秩序的構建來敘述君主如何確立自己權威的統治地位，以及如何利用話語權來壟斷和控制人們的思想。知識文化在經歷了百家爭鳴的繁盛時代隨著國家一統的趨勢而逐漸融合歸一。最終，儒家通過不斷吸收各種知識，完善自身體系使得自身的知識話語能夠符合國家統治的需要，確立了自己國學的身份。而四世紀初，佛教的傳入為中國帶來了不一樣的信仰世界，對中國自有的道教形成了一定沖擊。在下卷中，從隋代開始，由于國家專制主義集權的逐漸強化，對知識思想的控制也日趨加強，統一的國家往往傾向于形成統一的思想與文化，而知識在統一束縛下缺乏批判力趨于平庸，且舊的知識系統倫理道德很難解釋和運用于一些實際問題，人們開始對以往的知識文化質疑不斷。到了宋代，面臨內憂外患，國家統治不斷遭到質疑，重建國家權威和秩序變得棘手，進而對思想秩序的構建也提出了不一樣的要求。到了唐朝隨著外來文明的不斷涌進，世人傳統的的思想觀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不同文明之間既有融合也有對抗。而在這兩卷中，是以唐作為一個思想史的分期，而在唐以后，又進行了一定的分期，每一編就是一個思想史段，每一編都是圍繞一個主題展開，比如：百家爭鳴、新儒學、佛學等等。由于在看這本書內容之前，看了目錄，所以對此書的寫作大致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在以后看的時候，格外的注意和主題結合起來進行理解，不然就會看了后面而忘記前面。假如前后不能有效的結合，進行一定的整理、思考、要想完完整整的通過閱讀此書而了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些片段，真的是難上加難。

葛兆光老先生的《中國思想史》是一部綜合了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而編著的書籍，所涉及的領域比較廣泛，它所論述的內容，由于著重了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說明，所以又會顯得比較復雜。雖然我是一名文科生，讀的書籍不算少，但是初閱此書，的確顯得力不從心，面對密密麻麻的字，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這本書到底說的是什么？講的是什么？更不明白書中所蘊含的一些道理。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時間的積累，自己的思想開始“生根發芽”，逐漸的可以領會其中的一些道理，內涵：本書突出思想發展的主線是“史”。所以在這本書中很難找到具有某個人的思想，所以，即使看完這本書，也只能讓你把中國思想史的發展過程基本僂清楚，要想進一步的學習，還需要再找一本中國哲學史或者其他人所寫的中國思想史，而不會因為一些作者的個人主觀意識，影響了我們對歷史的正確認識。而這一點，也說明了，在現實生活中，不論是為人處事，還是閱讀文章，不能只相信“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的說法。有些事情，并不是我們所看、所聽、所想的那樣，是需要客觀事物、歷史考查而得到的。在這個社會上，不論是人，還是動物，都是有情感的，只不過人的情感更豐富一些而已。正因每一個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在評價一個事物時，往往都會加入自己的個人情感，從而“左右”他人。

在文學界中，文章的寫作有很多結構、手法，例如：總分總，總分等等，而這本書的所有章節則是按照總分的結構來寫的，也包括每一段，都是按照總分的結構來寫。它的一章一節一段都有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可能是它的開始段。也有可能是它的開始句，而后面的內容全是圍繞這個主旨來寫的。說到主題，這就讓我想到了中學時代，做閱讀理解時，語文老師經常性的對我們學生說一段話：在做閱讀理解或者讀文章時，一定要把握好文章的主題。主題是文章思想所在，是全文的核心，找到它的所在，你就基本對這個文章有了大致的了解，然后通過其他內容的輔助，讀懂這篇文章就輕而易舉了。假如你連文章主題都把握不好，那還何談讀懂文章、拿高分了。是的，主題是文章的精髓，是打開一扇“大門”的鑰匙，是一個人的“死穴”，如果這些你都把握了，那還何愁讀不透文章？開不了“大門”？不能置人于死地？所以，在讀文章的時候，當你明白它要表達的意思后，也就是找到主題，讀懂之后，后面的那些圍繞主題而展開的闡釋性話語就可以直接一掃而過了。這樣，一段弄清楚之后，一節的主干也就把握住了，一章的內容也就自然而然的明白了。

這本書有千頁之多，剛拿到此書時，為了了解作者的寫作思路，我大致看了一下目錄，發現：本書前言寫到：什么是歷史？如果說，歷史就是曾經在過去的時間中出現過的人、事與物，那么它確實已經隨著過去的時間的消失而消失了。過去的鐵馬金戈早已是斷戟殘矢，往日的輝煌氣象已經只剩下蕭瑟秋風，東窗下也罷，蕭墻內也罷，盡管有種種陰謀陽謀，如今也只剩下幾頁幾行的痕跡、、、、、、可是作者認為：真正纏綿至今而且實際影響著今天生活的，有兩樣東西：一是幾千年來不斷增長的知識和技術，前人的智慧和辛苦積攢了許多生活的知識與技術，使后人得以現成享用，也使后來的人們可以把前人的終點當做起點，正是在這里，歷史不斷向前延續；一是幾千年來反復思索的問題以及由此形成的觀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尋的宇宙和人生的意義，多少代人費盡心思尋找的的有關宇宙、社會、人生問題的觀念和方法，影響著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沿著這些思路思索這些難解的問題，正是在這里，歷史不斷的重疊著歷史。在作者看來，如果前者屬于技術史，那么后者就屬于思想史。是的，那些金戈鐵馬、往日的輝煌氣象，只能屬于往日，只能代表當時的一種繁華盛景，影響當時，而不能影響以后。可是那些耳濡目染，一代代傳承下來的不朽話語，觀念與思想，著實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乃至后人。科林伍德曾經把思想史看做唯一的歷史，可是他的這一說法，遭人批判。但是結合現實生活，我們不難發現，影響我們現在生活的并不是那些所謂的技術史，而是一代代思索的問題和思索的方式，是那種思想史。

本書第一章寫到：“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而這一點也是這套書里加入了一個其他思想史沒有的東西，這也是本套書的一個亮點以及具有很大爭議的地方。我個人認為：“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不但存在于中國歷史中，而且是貫穿中國歷史始終的，在知識、思想與信仰平庸的時代可以用它來表示那個時代的思想，在思想激蕩的時代則被影響力巨大的思想所淹沒。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寫一部中國“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史出來。本書還提到思想史對于精英與經典的歷史性的位置確認，由于這是一種事后的“回溯性確認”，“傳統的思想史依據的是懷有某種意圖的官方或控制著知識和思想話語權力的精英的歷史記述，這些歷史記述并不一定切中思想世界，尤其是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本相，在任何一個時代的檔案和史書中，都可能存在‘有組織的歷史記載’和‘有偏向的價值確認’，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放大或縮小精英人物的個人形象及社會影響的現象，甚至是武斷地給某人在思想史上處以極刑。究其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回溯性確認”所依據的社會背景與時代特征并不易把握，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識，研究者就會不自覺地扭曲精英人物的形象與思想；二是這種“追認”會受到研究者本人主觀情緒的影響，有時會走向極端。比如在“文革”年代，學術幾乎都是為政治服務，“一棒子打死”式的“尊法批儒”運動使得思想史研究一塌糊涂。因而，只有扎根于“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歷史”，才會使我們的思想史成為美妙多彩的“山水畫”，而不是冷峻單調的“群峰圖”。

書中中間寫到：“佛教征服中國？”和“西洋新知的入侵”。大概在東漢時期，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一開始，佛教在人們心目中只是類似于道教的一種宗教，佛教的故事、儀式以及觀念主要是通過一些很世俗的方式在下層人民當中滲透，其之所以能夠在民眾中迅速流傳是因為他們信仰背后隱含的對現實生活、自身命運、家庭前程的關心，促使他們通過遵循佛教的道德與倫理規范來為自己和家人甚至是國家祈福。到了四世紀初，佛教開始進入上層社會，雖然看上去是佛教征服中國，但實際上是由于佛教教義理論的傳播使得老莊思想中某些精神凸顯，而經過提煉的老莊玄學初步具備了一種形而上的哲理系統，它的內容最接近佛教，所以成了最初理解佛教的語境。人們借助老莊對佛教進行解釋，使佛教在不斷翻譯解釋中加入了中國的玄思系統，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也征服了佛教。但是從五至七世紀的思想史進程中看，并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國，而是中國使佛教思想發生了轉化。在佛教教團與世俗政權，佛教戒律與社會道德倫理、佛教精神與民族立場三方面，佛教都在發生著靜悄悄的立場挪移。在中國這個擁有相當長的歷史傳統的文明區域中生存，在中國的專治集權主義統治下，他們只有無條件地承認傳統的合理性，政權的合法權威性，才能夠得以在皇權下存在，在中國的漢民族 本位立場及其強烈的情勢中，佛教也常常需要委婉地說明佛教與中國的因緣，用種種比附的或比喻的理由回避民族情緒的強烈對抗，于是，佛教在慢慢融入中國思想世界，其思想也漢化了。而對于古代中國來說，雖然與異域的交往并不少，但除了佛教進入中國之外，外來的文明對在中國思想和信仰方面影響都不是很大，可是隨著明清兩代，西洋知識、思想和信仰的入侵，中國才又一次的真正感受到根本性的文化震撼，影響了中國的思想。在我看來，這種西洋文化的傳入，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明朝，唐朝的絲綢之路、明朝的鄭和下西洋，都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西洋文化，促進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而在清朝時代，清政府自認自己的國家地大物博，閉關鎖國，斷絕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但是歷史的潮流是不允許的，要想生存，要想永久的發展下去，必須接受他人的思想。這也印證了一句話：孤雁難飛。這里所說的“孤”，指單獨的思想，而“飛”指生存。

在書的最后寫了這么一節內容：1895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征意義。試問，1895年是什么時期？那個時期發生了什么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因為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最后戰敗，于1895年的4月17日，簽下“馬關條約”，可是這一簽字，讓國人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動，不僅是文人書生，還是文武百官，仿佛都飽嘗到了當年韓信的“胯下之辱”。在以前，國人從來不會把“日本”這個“蝦夷”島國放在眼里，面對這個比自己國家小很多的島國，不足為懼。可是當1895年簽下條約之后，所有人的思想因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或許從這一刻，人們才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當年犯下的錯誤，而這一認識，也充分的印證了本書前言中科林伍德把思想史看做唯一歷史的這一說法。

思想史是一個承上啟下而不斷創新的過程，它是一時間為界限，來闡述思想史的發展。在看它的時候，如果能夠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它，也就是看到某一段的時間把它與它之前的思想聯系起來做個比較，觀察它們之間的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使你對思想史的理解，也會跟好的幫助我們理清思想史的脈絡及其發展。

讀完此書，我發現這本書里通常是用年代而不是朝代來標記時間。我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古國，經歷了很多朝代。雖然作為一個文明古國的后代，要想完完全全的把這五千年的歷史弄清楚，了解各個朝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相信，不是專門學歷史的人，可能對這些歷史只是簡單的認識而已，并非深入的了解。所以，如果能夠把各個朝代的起止時間寫在書的首頁或者尾頁，作為一個工具，供讀者參考，這樣會更加有利于讀者對這本書的理解，對中國思想史的領悟。

其實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個深刻的曲折，從明末清初不同知識分子面對西洋新學天文算學的重視和對西洋學術的習慣蔑視，到一些人試圖在算學上超越西洋學問，無論是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還是張之洞等人的“中體西用”，在面對西方文明時，中國大體都堅持在“傳統中變”，但是到了1895年以后，在這種追求富強的心情中，一切卻似乎在向著西方式的“現代”轉化，出現了在“傳統外變”的取向。

著名人士說過：“ 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它有一個由思想的過程所構成的內在方面；而歷史學家所要尋求的正是思想過程。一切歷史都應該是思想史。”

深讀此書，不禁贊嘆、折服、驚訝、疑惑、感慨、遺憾、彷徨、憎恨、不解、唏噓??每翻一頁，思想就會激起一層波瀾，應和著他們的思想一起起伏。書合上之后，內心卻難以平靜。

寫到最后，不禁想感慨一句：歷史在無情的輪回，我們又在重演誰的誰呢？

第三篇：讀《中國先秦思想史》有感

讀《中國先秦思想史》有感

吳丹丹

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09級民族學2班學號：209

【摘要】中國先秦思想史——中國思想史的一塊瑰寶。孔子、孟子、荀子、老子等等這些中國思想界中的大師，創造了絢麗多姿的先秦思想史，雖有不足，但是他們的成就卻也是我們不容忽視的。這些大師們的思想很多經過幾世紀的發展和演變是越來越與時俱進，為后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中國先秦思想史

讀趙吉惠著的《中國先秦思想史》，首先第一感覺就是震撼。中國先秦思想竟是如此氣勢磅礴，如此震人心弦。先秦諸多思想家，諸多思想流派，造就了百家爭鳴的壯觀奇景，他們的思想源遠流長，造就了思想界中的一朵奇葩。儒、墨、道、名、法、陰陽諸家，各從其獨特的理論體系啟迪人的心智，對后世可謂是影響深遠。中國先秦哲學可謂是中國漢唐宋明思想發展的根基，研究中國哲學史，必須首先了解先秦諸子。先秦諸子的思想是那么的深遠博大，雖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乃至只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但先秦思想已經讓人那么的震撼，那世界多元文化一定會更加讓人震撼。

讀了《中國先秦思想史》這本書最大的收獲是了解了“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之間的區別，也了解了“中國思想史”和“中國通史”之間的關系，最有感悟的應該是先秦諸子的思想。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思想，嚴重震撼了當時的教育體系，平民百姓也可以接受教育，這個思想不僅僅在當時造成了影響，也為后世統治者注重教育提供了依據，也可以說“有教無類”是在為后世的教育制度打開窗口，“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散發著屬于它的光芒。孟子的“仁政”思想，主張“仁者愛人”，反對“不義之戰”，還提出了“民本”思想，“民為貴”的政治主張。孟子的“民本”思想雖然不是最完備的，但是在那時可謂是進步的思想，已經意識到“顧民、安民、愛民”的重要性。荀子則是繼承和發展了古代的唯物主義的思想成果，使先秦思想更加的輝煌。

一、“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的區別

很多人都混淆了“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哲學史”這兩個概念，概念不清晰。我也不例外，到底“中國思想史”等于“中國哲學史”，還是它們是誰包含誰的關系呢？在《中國先秦思想史》這本書中，作者就很明確的指出了“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的不同。第一：在研究思潮方面，“中國思想史”的外延比“中國哲學史”的廣。“中國思想史”是研究哲學、經濟、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然而“中國哲學史”則是很專門的研究哲學方面的內容。第二：“中國思想史”著重的是研究那些思想家們、哲學家們提出的邏輯規律和由此而延伸出的哲學理論思維的經驗總結和教訓，“中國哲學史”就很著重于哲學方面的研究，比較著重于研究哲學的邏輯規律。

“中國思想史”應該簡單的理解成是思想家們或是哲學家們提出了很多對后世影響深遠的思想體系，而“中國哲學史”則是哲學家們研究哲學所發現的規律，然后這些規律形成了哲學體系。

二、“中國思想史”與“中國通史”的關系

“中國思想史”與“中國通史”是什么關系呢？是不是說“中國思想史”就是“中國通史”呢？其實不然，“中國思想史”只能說是和“中國通史”關系密切。“中國通史”是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歷史基礎，“中國思想史”是在“中國通史”的基礎上，對意識形態領域研究之深化與提高，“中國思想史”是借助“中國通史”提供史料和社會背景進一步研究社會意識形態。

簡單來講，“中國思想史”是研究社會意識形態的學科，而“中國通史”的范圍廣于“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史”是針對“中國通史”中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研究，是對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進一步擴展和深化，研究前人的思想得出總結，為后世提供服務。“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是意識即所謂的思想，而“中國通史”則是歷史事實，歷史事實里面又有社會意識的存在。

三、先秦諸子

（一）孔子

孔子——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也是世所公認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他

①所創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儒家所提倡的“有教無類”、“仁者

愛人”、“和而不同”、“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思想已經超越了時代與民族的限制而成為人類走向未來的一種極為寶貴的精神文化資源。儒家文化不斷發展，與時俱進，對中華民族的穩定與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同時，儒家思想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這么說，孔子的很多思想已經跨出國界，走向了世界這個更加寬廣的舞臺。很多思想備受世人的愛戴。孔子不愧是一代思想界中的大師。

孔子的“天”的思想在很多學者中認為這是唯心主義思想，但是這是不完全正確的。孔子“天”的思想是作為自然界的觀念使用的，這種自然天論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深刻意義。孔子的宇宙觀本質上是一種不成熟的唯物主義觀，是由不成熟的唯物主義向光輝的唯物主義過渡的一種哲學形態，因而帶有明顯的過渡性和二重性特點，同時也殘留有不少的唯心主義的痕跡。孔子對“天”的思想只能說誰缺乏對事物辯證的認識，不能籠統說孔子的思想是唯心主義。

孔子一代大師，其中有成就，也有不足，但是人的認知能力都是有限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當時的教育水平、科技的發展水平下，孔子仍舊能成就自己的不凡，那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當時的教育水平用與現在的相比，可以說相當的落后，加上當時的社會是很動蕩不安的，諸侯之間的征戰不斷，但是孔子卻能在那么落后和堅信的環境下刻苦學習，成就自己，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真的是相當了不起的。

（二）孟子

儒家學派的另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孟子，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創建的儒家學派，并提出了自己的學術思想，在孔子“仁”學的基礎上，發展“仁”學說并建立“仁政”學說體系，即“王道”思想體系。孟子認為出現亂世的主要是因為邪說誣民，仁義充塞，要實現治世就要建設仁政，實行王道。可以說孟子的① 苗潤田；《解構與傳承——孔子、儒學及其現代價值研究》；齊魯書社出版；2002年版，總序第1頁

主要思想就是王道思想。孟子非常之重視民心的向背，人和就是要人心之和，實行王道，民心所向，眾志成城，團結一心。

在孟子的王道體系中，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提倡“民為貴”，關心民間疾苦。如果說孔子的“仁”學說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統治者服務的，那孟子的思想就進步了，他雖還是從統治的角度來出發，但是已經意識到了“安民、愛民”的重要性，統治要長治久安就要安民、愛民，讓民有所歸屬。這個思想雖然還是很大程度上是服務統治階級的，但是這個思想在當時已經很先進了，也提出了后世“民本”思想的模本。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征戰，百姓直接受到牽連，受苦最嚴重的肯定是百姓，孟子同情百姓的疾苦，提出“民本”思想是希望統治者能安民，是百姓有家可歸。

孟子還反對“不義之戰”，因此孟子提出了“春秋無義戰”（《盡心下》），“善戰者服上刑”（《離婁上》）的政治主張，這些政治主張同樣是其“王道”的重要內容。他對受到戰爭毒害的人民表示同情。后世學者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得到這樣子的觀點：孟子對兼并戰爭給社會和人民造成的災難寄予同情，這是要給予肯定的，但他提出的“春秋無義戰”、“善戰者服上刑”的口號是不正確的，是形而上學的。馬克思主義關于戰爭的理論，首先要分清楚戰爭的性質，不能一概論之謂“無義戰”，不能否定一切戰爭。應該根據不同性質的戰爭采取不同的態度。

（三）荀子

荀子——戰國末期的一位思想家，他繼承和發揮了古代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批判了唯心主義的糟粕，同時還廣泛的吸收了其他學派的唯物主義的積極的思想成果。荀子在我國先秦思想史上，是第一個有系統的從唯物主義哲學理論的高度解釋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思想家。

認識論是荀子很重要的思想之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有“認識論”和“不可知論”。顯然，荀子是屬于前者。荀子認為凡事都可以認知，認知的對象是形形色色的客觀事物，同時荀子還提出了人的認知能力有限和事物之理無限的矛盾性。這些理論在當時可以說是很先進的，雖然不完善，但是卻是中國古代的進步，已經提出了古代的唯物主義的思想了。

先秦諸子中還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家，老子、莊子、韓非子等等，雖然他們也是偉大的思想家，但是看完《中國先秦思想史》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孔子、孟子、荀子，孔子、孟子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然而荀子卻是集儒法道各家思想的思想家，他可謂是集百家之大成。先秦諸子中不缺乏思想家，為什么我卻獨獨對這孔子、孟子、荀子印象深刻呢？我自己也很好的深思了這個問題。我最終的解釋只能這么說，孔子——創建了儒家學派，思想界中的偉人，也可以這么說，自小的我們很多都有耳濡目染老師口中的孔子的思想的淵博，儒家思想的讓人深省。孟子，又一位偉人，之所以崇拜他，可能是因為他的“仁政”學說吧，那雖不是完善的學說，但是在那時動蕩的年代，那是多么珍貴的學術思想啊，家中老一輩的人都是經歷過戰爭過來的，那時候如果沒有戰爭，那該多好啊。崇拜荀子，是因為他的學說中有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的存在，作為新新一代的我們，對事物都要辯證客觀的看待，我們不能因為荀子思想的不完善而否決它。

中國先秦思想家們創造了先秦的輝煌，也創造了他們自己的輝煌。

【參考文獻】

1、趙吉惠；《中國先秦思想史》；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苗潤田；《解構與傳承——孔子、儒學及其現代價值研究》；齊魯書社出版；2002年版

第四篇：讀《美國外交思想史》有感

讀《美國外交思想史》有感

——美國一戰后的外交思想及其現代外交

在這兩年時間內，無論是敘利亞內部政策問題還是中國與日本的釣魚島爭端問題，在國際事務中美國都積極參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開始步入帝國主義時期，逐漸上升為世界性的擴張大國，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總結美國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不僅僅是為了見證它的發展壯大，還是為了借鑒經驗以激勵中國本國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途徑。與我們所理解的不同，外交不僅僅表現為談判桌前的較量，不僅僅反映在國際條約的表面，也不僅僅是身穿禮服舉止得體的職業外交家們的公開或秘密的表演。外交是國家同外部世界互相溝通的渠道，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生存發展的階段，外交是一種劃分為不同層面的綜合體。

一戰爆發后，威爾遜政府奉行中立政策，這說明了威爾遜在外交方面實際上具有現實商業利益的考慮的。在協約國和同盟國激戰之時，美國通過兜售武器，大發了一筆戰爭橫財，這位它的戰后繁榮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雖然，美國于1917年也參與了戰爭，但是他的參戰也是有現實商業利益的考慮，正是這些商業利益將美國同協約國集團緊緊地綁在一起。威爾遜政府的外交政策體現的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外交，他的理想主義內涵是世界主義，是追求更為積極地干預世界事務，是美國成為世界領袖以及世界和平的締造者。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十四點計劃”的提出并不是一個偶然，其真正原因則是為積極地介入世界事務、更多的承擔世界責任、充當世界的領袖和霸主。

1921年—1932年間，美國共和黨連續執政12年，而在這期間，美國經歷了從空繁榮到毀滅定經濟危機的悲劇性轉變。國內工業的兼并仍然無情地進行，大企業的吞并和壟斷活動受到共和黨政府的保護，逐漸成為美國經濟、政治生活的主宰。有人認為這一時期是美國歷史上孤立主義的一次高潮期，這一論斷并不確切。這一時期無論如何是不能定位為孤立主義時期的。斷送威爾遜外交的并非外交主義，而是以洛奇為代表的過會力量以及現實主義外交思想。所以，在共和黨主政的12年期間，共和黨雖然以反對威爾遜外交的姿態上臺，但美國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多地參與了國際事務。這一時期，過會挾否決威爾遜國聯的余威，在外交上發揮著重大的作用，行政部門的權力相對縮小。當時美國力爭在國聯之外靈活自如地參與世界事務，最大限度地擴展美國的海外利益。因此可以說，共和黨的外交思想基本上和世界主義合拍，這體現出美國兩個主要的資產階級大黨在外交決策方面具有突出的共同性和連續性。唯一的區別是，如果說民主黨的外交還能蘊含有理想主義的世界普世性的成分的話，那么，支配三屆共和黨政府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是徹頭徹尾的一種充滿極端現實主義的世界主義，即不擇手段地為美國的大企業擴張海外利而爭奪世界霸權。這一時期唯一的一個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閃光點是20年代興起的和平主義思潮和運動，以及凱洛格倡導的非戰主義。

其后，美國外交雖經歷了胡佛政府時期，但是并沒有什么重大的成就，因此我們直接來看在他之后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羅斯福與國內孤立主義勢力和彌漫整個社會的孤立主義思潮進行了長期艱苦的較量，顯示出了驚人的政治智慧和才干，最終使美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重要領袖，從而開創了稱為“美國世紀”的新時代。實際上，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上半期的美國外交，可以看做是羅斯福一個人的外交。談起這位赫赫有名的美國總統，大家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他為應對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而推行的新政了。大危機是他發揮其政治才能的一次機遇，而與此同時呢，大危機也使他進一步滑向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實質是以鄰為壑，向資本主義世界的其他國家轉嫁危機的現實主義，為此當然要放棄建立在國際合作基礎上的國際主義立場。羅斯福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籌劃師建立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之上的，國際合作是他的出發點，也是他實現“美國世紀”、建立美國領導下的世界和平的主要途徑，為此，他寧可在一些問題上向其他大國做出妥協，不惜以犧牲其開放原則作為代價。盡管，戰后國際實力對比的現實和人們對國家關系結構的理念認識同羅斯福的帶有理

想主義色彩的外交戰略規劃不太合拍。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體系中仍然存在著實力政治的主導因素，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和較量仍然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使人類進入了以兩個超級大國為核心的兩極對抗的冷戰時代。美蘇間的冷戰不僅僅表現在軍事對比上，還表現在各自的外交政策上。美國在冷戰期間的外交策略主要就是遏制戰略，遏制戰略是主張美國在戰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高漲和西方國家受到嚴重削弱的情況下，以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政治顛覆，特別是局部性的武裝干涉和持續不斷的政治冷戰，遏制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加強對西歐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控制，為建立美國的世界霸權創造條件。遏制戰略的目標：阻止蘇聯勢力的進一步擴張；揭穿蘇聯意圖的虛偽；敦促克里姆林宮收縮其控制和影響；在蘇聯內部培育破壞性種子，使克里姆林宮至少改變其行為以符合普遍接受的國際準則。

美國是一個注重思想建設的國家，體現在外交領域，美國外交從始至終都貫穿著一種完備的思想體系，幾乎每位總統都能拋出一個“主義”來作為其外交的綱領指南。為此，美國建國以來二百多年的外交，較少有盲目的、即時的、權宜性的、一時沖動的決策，更多的是一種深思熟慮的、周密謀劃的、具有長遠目標的決策和行為。美國外交有著廣闊和深厚的思想淵源，盡管在一代又一代政治精英頭腦中對外交決策有著自己的創造和發揮，但是潛藏在外交思想中的帶有根本性的東西是想當穩定的。總的來說，美國的外交思想中有兩個最為核心的主題，即“利益”和“責任”。二者有時是相互關聯的，有時又是互為悖論的。

作為世界大國，在國際社會中享有某些特殊權利，比如聯合國安理會總的否決權、國際爭端的仲裁權、代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行使維護世界和平及安全的權利等等，而這些權利是較小國家不能享有或是不能完全享有的從一定意義上講，世界大國的形象和地位是在其履行國際義務的過程中凸顯出來的，大國只有不斷地和越來越深地介入和干預國際事務，才能體現在其大國的存在價值和作用，因此，世界大國也樂于和需要通過承擔世界責任來表現自己。從近期發生的諸多國際事務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依然強大，通過這些干預，體現了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也向世界展示了它的權威性和霸權主義，盡管對于中國和一些其他國家而言，美國有時的干預是干涉國家內政和野蠻霸權的表現。

同時，對于我們來說，美國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我們不僅要學習美國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還要學習美國人在荒野中創建強大國家的歷史經驗，更要學習美國是如何進行思想建設和精神塑造的，因為只有物質財富而沒有思想和精神力量的民族只能是一個只有肌肉骨骼而沒有大腦和靈魂的民族。在外交領域，我們在抵制和反對美國的霸權外交的同時，還要看到，美國無外交中，特別是美國的外交思想中，也有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國家利益無意識外交政策的出發點，但是，國家利益絕不是外交的唯一指導原則。世界上畢竟還有比國家利益更具價值的東西，一個國家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時，不能忘記所承擔的世界責任和義務，又是為了世界的整體利益，需要冒犧牲自身利益的風險，這就是大國風范。而這種責任和義務的承擔應是中美兩國的外交行為的準則，也應當是理解對方、衡量對方、判斷對方的標尺。

第五篇：中國思想史

中國古代思想主線：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 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西晉——由儒學衍生出玄學，佛教開始大規模傳播 宋元——朱熹理學成為官學 明朝——王陽明心學成為官學 分支：

兩漢——古今文之爭（本質為士大夫和地主貴族之爭）

兩晉——玄學的三次演變（中央皇權和門閥士族之爭），諜譜學的興起（士族與庶族之爭，一直延續到唐朝）

南北朝：與佛教的斗爭（佛教與儒生、佛教與皇權之爭）

兩宋——理學與心學之爭（學術上的討論，不過有自己的政治趨向——鵝湖之會）

明末清初——異端的興起（李蟄、顧炎武等人，實質是資產階級萌芽與封建制度的思想斗爭，后期則有對清王朝的斗爭）

依據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內在理路及其歷程，我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亦即嘉道年間到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為第一個時期，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第二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二個時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這樣，中國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為嘉道年間到1895年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到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起、新文化運動興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樣四個階段。

幾乎國內所有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其開端。但我認為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開端不僅人為地割斷了思想上的聯系，而且有外因決定論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鴉片戰爭引起的中國思想向近代的轉型，而沒有進一步探討西方挑戰所以能引起中國思想向近代轉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社會內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會和思想因素對中國思想近代轉型的重要影響。因此，我主張以整個嘉道年間而非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邏輯起點。嘉道時期復興的經世思潮為中國傳統思想的近代轉型提供了可能性，而發生于此時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則為經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內容，從而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正是在嘉道時期中國傳統思想邁出了向近代轉型的第一步，并對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發生了重要影響（詳見拙文《中國近代思想史開端之我見》，《光明日報》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鴉片戰爭給經世思潮注入的新內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鴉片戰爭后開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從而開啟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接著是以“制洋器”、“采西學”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的興起。作為一次舊式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并把中國傳統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極致。同時，它對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資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舊式農民起義的思想內容。而興起于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洋務運動，就性質而言，是對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思想的繼承、發展和實踐。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國割地賠款，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災難。這場災難不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機變得日益嚴重，同時也成了中華民族覺醒的起點。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從甲午戰爭開始，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此之前，我們所謂的學習西方，主要是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的覆滅，則標志著以“制洋器”“采西學”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的破產，而洋務運動的破產則說明，學習西方不能僅僅只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還必須從西方學習更多的東西。于是中國從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開始進入到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階段。與此同時，曾風靡西方的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等民權平等思想也開始傳入中國，并成了人們要求社會變革的理論依據和批判君主專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們要求變革的理論依據是傳統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觀”，人們批判君主專制的思想武器是傳統的“民重君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觀”。在西方，宣傳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為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掠奪和征服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務的，但在甲午戰爭后的中國，它則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強化了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正是在甲午戰爭后的19世紀末尤其是20世紀初，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開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國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問題上，當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一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提出的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國的方案。其結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雖然戰勝了立憲派提出的方案，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形式上建立了起來，但在實質上，封建專制主義依然存在，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辛亥革命的失敗，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發生。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展也因此而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首先，民主和科學開始成為近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核心價值。中國人知道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并開始其追求，雖然不始于新文化運動，但卻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人才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為新文化運動不僅以民主與科學為自己的旗幟，而且就它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和理解來看，民主既是一種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張，又是一種價值觀念和生活原則，貫穿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學術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體現的是一種個人獨立自主和社會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學不僅僅是人們通常所講的科學技術或科學思想，更是一種廣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種與迷信、盲從、愚昧相對立的崇尚實證的理性精神。正因為新文化運動是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這種追求和崇尚又與對封建專制主義、迷信愚昧思想以及舊倫理、舊道德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批判聯系在一起，因而它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中國傳統思想的近代轉型。其次，西學傳播進一步豐富和廣泛。如果說1894年前傳播的主要是西學中的“藝學”，亦即自然科學，1895年后是“政藝兼學”，而以“政學”亦即社會科學為主，那么，自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幾乎所有的西學門類以及各種各樣的思潮、學說、觀念都先后傳到中國。在傳入的這些西方的思潮、學說和觀念中，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西方各種思潮、學說、觀念的傳播，各種思潮、學說、觀念之間的論爭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三大思想派別。此后發生的思想文化論爭，大多是在這三大思想派別之間進行的。

對于發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長期以來學術界關注的是它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矛盾的影響，而很少關注它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實際上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很大。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盡管有梁漱溟、杜亞泉等人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認同和提倡，但從社會的主流意識來看，受進化論的影響，人們認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的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生活，因而對它持的是一種批判和否定的態度。然而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作為中華民族數千年生活與斗爭之結晶的傳統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們士氣、增強民族自信心與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變后，盡管有胡適、陳序經等個別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謂“全力西化”和“全盤西化”，但社會的主流意識則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種認同和維護的態度。這與九一八事變之前尤其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正好相反。與此同時，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在中華文化遭到摧殘的嚴重時刻，思想學術界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僅視作是爭取國家獨立、復興中華民族的斗爭，同時也視作是保衛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文化的斗爭，民族文化復興思潮由此興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各階級、階層和各種政治勢力結成了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著殊死的斗爭，當然，在統一戰線內部矛盾和斗爭也始終存在。抗戰勝利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又成了人們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各種政治力量和各種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們的主張和方案，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和方案取得了勝利。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我把中國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二個時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主要依據的是我對中國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內在理路及其歷程的理解。當然這種理解正確與否可以討論，但我要強調的是：無論中國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應該具有思想史的特點，反映思想史演變和發展的內在理路及其歷程，而不能以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分期來代替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二、所謂“存在決定意識”

依我個人之見，總的來說，思想史的框架，應該有兩個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與與右的方面，這也是我長期與王先生相處，對他的思想的一個提煉。下面舉兩個具體的例子。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一個來自左面的現代思想觀念，即“存在決定意識”。通過教科書和庸俗的馬家店的直接或間接的建構，這個觀念實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沒有人去想想它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首先，迎合科技的負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個很長期的想法：本來，傳統中國的意義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來到中國，必然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會存在的一系列變化，以及人的社會意識的變化，這是事實。但是這個“存在”對“意識”的影響、改變、甚至操作與控制，不僅不能成為必然地“決定”人的意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合理性，而且當這一大因緣決定著人的所有意識包括精神價值的源泉，我們要有足夠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這個問題上，“存在決定意識”，被淺薄化、被利用來作為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和權力至上的理論護身。其結果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發展的國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權力”和“金錢”就是最大的、最進步的，最能代表著人生方向的存在，這種存在當然決定著人的意識。我這里當然說的是中國一般人的思想狀況。至于知識人，當然知道意識也可以決定存在的辯證法，但是第一，這只是附屬于存在決定意識的，第二義的。其次，在科技、新社會、進步等大敘述的面前，知識人并沒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還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識可以不被存在簡單決定掉，其實現代知識人了無資源可托，可以說是來無可藏身之地，去無可往之鄉。

三、救亡與啟蒙之外

這就要談到另一個須要破除的思想框架。來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謂啟蒙主義。現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國人最有名的一個框架，即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至今，仍然是一個流行的、比較通俗的，解釋力相當強的框架。譬如，我們就說礦難，一方面，肯定是對于生命的漠視問題。我在2003年寫李楊《盲井》的影評，以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斷出來。對生命權的麻木不仁，是啟蒙不夠。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問題，農民要生存，地方要發展，現代化的代價，農民也要鋌而走險。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礦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邏輯也很強。啟蒙與救亡時時在沖突，就像四川那個地方經常發生的因載人過多而沉船的事件。過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過河”成為一個象征。一個思想史的框架不僅要看他是否回應了中國的問題，不僅真實關心我們生活的時代究竟出了什么問題，而且分析，要多想想問題由何而來。如果只是救亡與啟蒙的變奏，其實也等于什么都沒有說。對這個框架的修正，如以下兩點：

一，這個框架中，啟蒙是未經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進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這個框架中，也有一個缺失，即中國文化傳統的缺席，中國文化的全盤破產，這個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實這兩點是大家都講到的，我就不說了。我補充一個新的意思，我認為其實二元是不夠的，大家都還沒有多想想，有沒有可能這個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還應該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種原地踏步的狀態。

那么，除了救亡、啟蒙而外，還需增加什么呢？我稱之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與文化的基本價值。有些東西也啟蒙相關相重疊，也有些東西是啟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啟蒙的過于“解放”的局限。中國的文化傳統，西方的理性主義和人文傳統與宗教哲學，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統。孔孟老莊釋氏，不僅是憂世，而且憂生、憂萬古之人心。蘇格拉底的思想絕不僅是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頭頂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也不僅是為了解放人的現代性。海德格爾的天地人神，也不僅是為了顛覆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韋伯的操心，也不僅是理性的勝利。具體說，正本的系統，就是要做中西方關于精神價值的尊重、發揚的大文章，重建中國政治與道德的基礎，為現代中國固本培元。也就是，回應“存在決定意識”這一大理障，建設性地開發出一種關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獨斷地“決定”著“意識”，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構我們良性的、開闊的、四海為家的、自由的意識？什么可以使我們免除悲觀、危機的憂患？什么可以作為此種意識的自主

課程章節目錄

專題一：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科建設

（一）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主題

（二）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主要內容

（二）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基本線索

（二）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論和方法

專題二：新民主主義理論

（一）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二）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加深了解的幾個內容

（三）學術界的主要分歧

專題三：各種三民主義思想

（一）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

（二）戴季陶主義

（三）改組派的三民主義

（四）胡漢民的三民主義

（五）葉青的三民主義

（六）蔣介石的三民主義等

專題四：中國自由主義

（一）自由主義的發展演變

（二）自由主義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義的幾個個案研究

專題五：現代新儒學

（一）中國近代的文化保守主義

（二）現代新儒學的基本特征

（三）現代新儒學的幾個代表人物

（四）對現代新儒學和新儒家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