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思想史》讀書報告

《中國思想史》讀書報告

讀完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我對中國思想發展歷程有一個了粗略的認識。

這本書以時間為順序，跨越了幾千年，脈絡十分清晰，從文字中便能感受到作者的思路和條理。其中蘊含的豐富的具體知識，更令我不斷加深對中國思想史的了解，而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也體驗到了以往了解中國思想歷史時從沒感受過的歷史的連續性。

但是必須一提的是，這本書并不通俗，它的語言中含有的一些生僻的字眼和有些難以理解的語句，對我的閱讀造成了一些阻礙。對于幾乎沒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人來說，一旦耗費時間在理解語句上，對前后文的把握和對全文的整體理解就會受影響。因此通讀這本書對耗費了我了過多腦力。或許這部書在著書時便定位為面向專業人士的書籍，但如果語言能更加深入淺出一些，或許會很適合成為一本通俗入門思想史著作。

讀畢，我感覺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論著。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這部書中貫穿了了一般思想史所沒有的東西——“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這一點不僅在導論中詳細地作出了解釋，而且在通讀全書時，我能感覺到這個概念是貫穿全書的。在這本書中，很難找到“個人”的思想和觀點，而是有一條歷史的主線，圍繞著“一般人的思想”，研究思想的延續、變化和發展。的確，思想史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過程，某一時間段的思想一定是和它前后的思想有所關聯的。作為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明，中國的思想一直以來都是沿著一條主線發展的。即使是我們今天的許多世界觀和方法論，也蘊含了之前數千年中每一個時間片段中的思想的影子。但可能也正是因為這本書突出了“歷史”的主線，所以雖然歷史的框架十分清晰，但一些具體的知識的介紹卻并不詳盡。在閱讀這本書時，我不得不查閱大量資料，由于時間緊迫，也并沒有充分記住。如果想要進一步學習，也許還要讀另外的一些相關著作。

另外，對于一些因為我們平時不常接觸而不很了解或者產生混淆的概念，這本書也做出了介紹。例如我以前從沒了解過的玄、道、心等概念，在這本書中都有解釋，而我一直感興趣的有關先秦時代的知識也十分豐富。這些知識拓寬了我的眼界，讓我的歷史了解不再局限于高中教材和通俗讀物。書中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一些新評價，也打破了之前我心中的一些固有觀點。

因此，閱讀這本書是令我受益匪淺的。它的益處不僅在于它提供的大量知識，更在于它的寫作方法，正如導論中所分析的那樣。作者獨辟蹊徑的寫作方法，刷新了我對歷史的觀點，同時打破了我從前相對靜止和孤立的思考方式。

以上是我對這本書的總的看法。下面我會著重表達一下對本書的導論的看法。

之所以決定著重寫導論，首先是因為相比于其他部分而言，我讀導論比較細致。由于時間不是很充裕，我并沒有足夠的時間將這部1000多頁的書通篇細讀一遍，因此只能認真地閱讀了兩遍導論，而將后面的正文略讀而過，這導致我對導論的理解比較深刻。再加上我在正文中并沒有發現能充分吸引我的部分，反而是這篇提供了許多新思路的導論吸引了我的注意。因此導論部分是全書我最感興趣，也是了解最詳盡的部分。

另外，這部書的導論與其他書不同。它似乎并不僅僅是用來引出正文的一個引子，而是作者發表自己對思想史的理解的一個平臺。它的內容自成一個部分，可以成為一本篇幅較短的書了。同時，作者在導論中闡述的觀點是貫穿全書的，從全書的每一個部分都能得到印證。因此我認為，深刻理解導論，是閱讀本書的前提。

《導論》全篇，都是關于“思想史的寫法”的論述，交代了作者著書的方法論。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在研究問題時方法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有時同樣的材料，在歷史研究中則是史料，在不同人的手中，不同方法的研究過程中，效果也是相當不同的。因此《導論》中闡述的這種創新的方法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相信用這樣全新的方法論，可以發掘出新的內容來。導論本身，即編著這部書的方法論，就是作者在著書時最大的創新之處。可以看出，在撰寫思想史的過程中，作者始終關注著“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這是與以往撰寫思想史不同的途徑。

“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被人們普遍接受和認可的，在社會思想中占主體的那些思想，而不是一定程度上與社會脫節的精英思想。它大體由啟蒙教育、生活知識的來源、思想傳播的途徑等構成和影響。“一般知識和思想”，作為一個時代中廣受認可的，和社會運轉、發展息息相關的，通過各種方式代代延續和變化的知識和思想，構成的是指導生產活動的最簡明而直接的思想，是對這個世界最有效的理解方式。它解釋著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現象，指導著人們的行動，是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生活的規則和理由。“一般知識和思想”是“日用而不知”的，它緩慢地運動著，而不像“精英的思想”一般激烈地變化；它與物質世界息息相關，蘊含在大量的史料中，而“精英的思想”卻往往與歷史發展脫節。它是直接的，而“精英的思想”在歷史中成為了間接。

這部以“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組成的思想史，展示的正是歷史舞臺本身，而不是活躍于其上的一個個人物、事件。

而思想史的連續性，是令我格外注意的問題。

以往接觸過的與思想史相關的知識，往往給我一種斷續的感覺，然而作為對社會運轉有指導作用的“思想”，它應該是連續的、綿延不斷的。并不僅僅是過去固有的思想資源對后代的思想產生一些“影響”，而是這些固有的思想資源本身被不斷地詮釋，不斷融合新的內容而發展，“過去的思想”在思想發展中起的并不是輔助作用，它們就是思想發展的主體。

在《導論》中也能充分體會到這一點。當人們需要理解新的世界、新的知識時，人們往往會回溯過去的思想，從中得到一些解答。例如，在晚清“科學”“民主”興起時，人們想到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孟子的“民為貴”等。當西方的語言傳入時，人們需要從我們原有的語言中去尋找對應或近似的詞匯去翻譯它，固有思想資源便被新事物喚起了。因此新的知識、思想，往往和以往固有的思想資源產生聯系，盡管它們之間的關聯可能是有偏差的。在被翻譯和闡釋的過程中，新的思想被逐漸本土化，兩種思想相互融合，意義發生偏移，“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在這個過程中發生變化，這便是思想的延續過程。

這種變化同時也可以從古代的思想發展中見到。例如佛教，在以儒家學說為主流的中國社會中，佛教的許多主張與孔孟之道相去甚遠，是受到抵觸的。例如佛教空無的思想，“無往而生心”的觀點，與主張 “不知生，焉知死”的、從現實生活中尋找幸福的儒學思想就是相悖的，而釋迦摩尼拋妻棄子等故事，也會受到中國社會傳統倫理的抵觸。然而，隨著社會動蕩，面對現實，儒家確立的許多觀點在社會上產生了動搖，而佛教卻作為一種精神寄托而傳播開來。當時社會的社會風尚和人們心中的虛無思想，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條件。然而佛教與本土哲學仍然是對立的，當勢力較弱的外來思想傳入時，如果它與本土思想對立，那么只能被清除或妥協于本土思想。佛教則是選擇妥協的那一類。在漢代劉向《神仙傳》里，就說有七十四人在佛經上可以看見，又說“唯圣化無方，不以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為隔哉”等。可以看出佛教極力地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尋找淵源，不管這種做法是否取得了預期的成功，至少佛教在中國成功地發展下來。而從祈福禳星等來看，佛教也開始向中國倫理靠攏。這些都說明，佛教在改造自身的過程中，融入了中國社會。當新的思想出現時，它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嫁接于舊思想的主干上，這一點，在思想的歷史中隨處可見。這便是思想史的延續性。

由此，我認為作者的另辟蹊徑，是一次非常獨特、而且（至少在我眼中）較為成功的視角轉換。從《導論》中，我尋找到了許多共鳴。從現代社會來看，有許多站在比較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論，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從來不會接觸到、或是被曲解的。比如說，當我們的時代也成為歷史，未來的人研究現代的女性地位時，現存的大量有關女性主義的理論書籍，對他們的研究，幾乎沒有幫助。再以此類比一下，古人或許也和我們一樣，寫的東西和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一個時代的精英思想對社會發展起了重要的引導推動作用，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一定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我認為，如作者這般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去除了“闡釋”這個媒介，通過無意識地陳列著的史料來還原歷史本相，對我們研究歷史和思考一般問題都很有啟發。研究歷史時，是否應該通過深入了解作者的方法論，我更是獲得了審視這個世界的全新視點，和用新的眼光、尺度去考量事物的能力。

然而我認為，這種寫法并不是研究和展現思想史的唯一正確途徑。讀完《導論》后，本來抱著崇高的敬意，準備膜拜這部著作的我，在讀到后面的正文，便感到并不是很盡興。《導論》中的問題意識，對這部著作的具體寫作提供的幫助，似乎沒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不過這或許是因為以一人的力量寫一部通史是本身就是比較費力的事情，也或許是作者在“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的寫法還在探索中。而且在我看來，這部著作并沒有完全超脫于精英的思想史，從器物、禮制等方面來發現一個更基礎，更大眾的思想史。但通觀全書之后，發現其實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實在是很困難。這可能也是受客觀條件所限，相關的史料并不充足，還是要依靠士大夫階層的一些著作來推測。

另外，我還有一個疑問：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僅僅是對歷史的絕對還原，那我們這樣做的意義又在于什么呢？

我認為，研究歷史，還原歷史真相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讓這些歷史事實給當今社會以訓誡，給社會的有識之士以引導。從這個角度看，“精英的思想史”，能為士階層帶來提升，它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味地追求“證史”，就會忽視歷史原本的重要作用。如果兩種思想史可以相互驗證和補充，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歷史呢？

第二篇：管理思想史讀書報告

《基業長青》讀書報告

著作者簡介：

吉姆·柯林斯（1955—），英文名：Jim Collins，男，畢業于斯坦福大學，著名的管理專家及暢銷書作家，影響中國管理十五人之一。他在加利福尼亞的帕洛河爾托經營著自己的管理教育和咨詢公司，他是《超越創業精神》的作者之一。1988年他進入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曾獲得該學院的杰出教學獎。此前他在麥肯錫公司和惠普公司任職。柯林斯早年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并獲得杰出教學獎。1996年，他回到家鄉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市，創辦了自己的管理實驗室，與各種企業和社會機構的領導人一起開展對商業生活的研究。曾在默克公司、星巴克、時代明鏡集團、麥肯錫公司等世界知名公司任高級經理和CEO。主要作品有《基業長青》、《超越創業精神》、《從優秀到卓越》等，每一部著作都超級暢銷，享譽全球，其中《從優秀到卓越》被《福布斯》評為20世紀20本最佳商業暢銷書，盤踞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數年，暢銷不衰。他的著作被《財富》、《經濟學人》、《商業周刊》、《今日美國》等雜志廣泛報道，引起巨大反響。

著作者主要研究成果簡介：

吉姆·柯林斯是一位管理專家，其管理思想有很多，如公司要有超越利潤的追求等。這些思想均包含在其與杰里·波勒斯合著的《基業長青》一書中，故將在下一個大內容中一一列出。

書中重要觀點摘要：

“造鐘，而不是報時”。吉姆·柯林斯指出，“偉大的公司的創辦人通常都是制造時鐘的人，而不是報時的人。他們主要致力于建立一個時鐘，而不只是找對時機，用一種高瞻遠矚的產品打入市場；他們并非致力于高瞻遠矚領袖的人格特質，而是致力于構建高瞻遠矚公司的組織特質，他們最大的創造物是公司本身及其代表的一切。”

“超越利潤的追求”與“教派般的文化”。所有偉大的公司都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基業長青》中寫到，“利潤是生存的必要條件，而且是達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但對很多高瞻遠矚的公司而言，利潤不是目的，利潤就像人體需要的氧氣、食物、水和血液一樣，這些東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沒有它們，就沒有生命。”利潤之上的追求在偉大的公司里，更是被“教派般的文化”灌輸。“自家長成的經理人”。吉姆·柯林斯經過研究后發現，“18家偉大的公司在總共長達1700年的歷史中，只有四位CEO來自于外部”。“自家長成”的經理人熟悉了解公司文化，更易帶領公司進行變革。

啟發與思想：

本書的許多觀點讓我覺得很新鮮，與我平時所了解到的完全不同，如我所了解的公司的目標就是盡一切可能創造最大的利潤，而本書中卻指出公司還有超越利潤的追求。通過本書，確實學到了很多，基本每章我都會摘抄下很多書上所提到的觀點，不僅僅是管理方面的，還有在研究態度、方法上的。

首先，拋開書中所提到的觀點，作者在研究過程中的態度和方法就讓我受益匪淺。作者在書中所體現的對研究的態度讓我明白要做研究就要做好，要對自己負責，對其他人負責。書中開始就有這樣一段話“研究過程中查閱了超過6萬頁材料，實際字數很可能接近10萬頁。這些文件裝滿了一人高的檔案柜，4個書架，存儲在電腦里的財務資料和分析則多達20兆字節”。可見作者為了研究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和時間，才能夠得出最后的結論。而我們在做研究時往往就是抱著模棱兩可的態度，應付了事，最后不但花費了時間精力，而且自己也不能得到什么。后面還有一段話“大量閱讀和商業無關的科目，如生物學、遺傳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用表面上和商業無關的概念刺激思考，使之與我們研究中的觀察所得合二為一”。不得不說只有抱著一種負責的研究態度才能夠激勵自己去做這些事。這給我們的啟示是：今后在做研究時，要本著負責的態度，不管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研究。

作者在書中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十分恰當。本書主要研究的是高瞻遠矚公司的特點，為了能夠順利進行研究，找出高瞻遠矚公司突出的特點，就要讓高瞻遠矚公司與普通公司進行比較。讀完全書，能夠發現，每個章節都運用了這種方法。這也是本書的一大特點。

然后就要分析一下書中所提到的觀點。作者以破除12個迷思開始，得出了令人驚異和違反直覺的發現。書中很多觀點都很新穎，但是我并不打算都說，只是想說一下那些我印象比較深的。

在我的印象中，一個公司的最主要目標就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但是書中卻提到有超越利潤的追求，書中提出利潤是生存的必要條件，而且是達成更重要目標的手段，但是對很多高瞻遠矚公司來說，利潤不是最終目的，利潤對企業來講，就像氧氣、食物、水和血液對人體一樣，是必須的。這些東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沒有它們，就沒有生命。人活著只為吃喝就沒什么意思，企業要追求利潤之上的更廣泛、更有意義的理想才能長久。正如強生CEO小羅伯特.約翰遜在《我們的信念》中所提到的：我們認為我們的首要責任是對醫生、護士、醫院、母親和所有使用我們產品的人負責。我們的第二個責任是對我們一起工作的同仁—對

在我們的工廠和辦公室里工作的男士女士負責。我們的第三個責任是對我們的管理層負責。我們的第四個責任是對我們所在的社區負責。我們的第五個即最后一個責任，是對股東負責。正是因為這些公司都擁有超越利潤的追求，才能使得公司能夠不斷追求新的目標，能夠欣欣向榮，永不停息。

教派般的文化。要創建一個高瞻遠矚的公司，你不需要創造一個“溫和”或 “舒適”的環境。就績效和契合公司理念而言，高瞻遠矚公司對員工的要求通常要求比其它公司要嚴。在高瞻遠矚公司里只有兩類員工，一類高度認同企業的制度和價值觀，所以他們會努力快樂的工作。另一類不太相信公司的理念，因而他 們會顯得格格不入而不適應。所以高瞻遠矚公司盡管優秀，但并不適合所有人在那里工作。高瞻遠矚公司在理念方面實施嚴格控制，同時在作業層面提供廣泛的自主性，鼓勵個人首創精神，正是兼容并蓄勝過非此即彼的典范。這不但使我對高瞻遠矚公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我意識到如果自己有能力進入這種公司工作，要做好心理準備，努力使自己做好。

自家長成的經理人。之前聽過一個小組講家族企業講到過自家長成的經理人和職業經理人的問題。在高瞻遠矚公司中，大部分也可以說是絕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任用自己培養的經理人。這是因為公司自行培養的經理人會更加了解公司的實際情況，對于公司的過去也會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高瞻遠矚與對照公司的最大差別不是領袖的素質，而是優秀領袖的一貫性，也就是保存核心的一貫性，自家成長的經理人重要性正在于此。有計劃的培養自家成長的經理人可以保持企業核心價值，追求遠超過任何領袖的任期的使命，讓企業迅猛前進幾個世紀。

《基業長青》這本書給了我很深的感觸，不僅讓我對企業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讓我學到了很多關于研究的知識。最后總結一句話就是要多讀書，多讀書才能學到更多，更重要的是要讀好書，這樣才能學到正確的知識。

管理思想史

讀書報告

班級：工商管理11-2班 姓名：薛飛 學號：09114168

第三篇：中國思想史

中國古代思想主線：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 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西晉——由儒學衍生出玄學，佛教開始大規模傳播 宋元——朱熹理學成為官學 明朝——王陽明心學成為官學 分支：

兩漢——古今文之爭（本質為士大夫和地主貴族之爭）

兩晉——玄學的三次演變（中央皇權和門閥士族之爭），諜譜學的興起（士族與庶族之爭，一直延續到唐朝）

南北朝：與佛教的斗爭（佛教與儒生、佛教與皇權之爭）

兩宋——理學與心學之爭（學術上的討論，不過有自己的政治趨向——鵝湖之會）

明末清初——異端的興起（李蟄、顧炎武等人，實質是資產階級萌芽與封建制度的思想斗爭，后期則有對清王朝的斗爭）

依據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內在理路及其歷程，我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亦即嘉道年間到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為第一個時期，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第二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二個時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這樣，中國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為嘉道年間到1895年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到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起、新文化運動興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樣四個階段。

幾乎國內所有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其開端。但我認為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開端不僅人為地割斷了思想上的聯系，而且有外因決定論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鴉片戰爭引起的中國思想向近代的轉型，而沒有進一步探討西方挑戰所以能引起中國思想向近代轉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社會內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會和思想因素對中國思想近代轉型的重要影響。因此，我主張以整個嘉道年間而非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邏輯起點。嘉道時期復興的經世思潮為中國傳統思想的近代轉型提供了可能性，而發生于此時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則為經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內容，從而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正是在嘉道時期中國傳統思想邁出了向近代轉型的第一步，并對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發生了重要影響（詳見拙文《中國近代思想史開端之我見》，《光明日報》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鴉片戰爭給經世思潮注入的新內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鴉片戰爭后開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從而開啟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接著是以“制洋器”、“采西學”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的興起。作為一次舊式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并把中國傳統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極致。同時，它對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資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舊式農民起義的思想內容。而興起于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洋務運動，就性質而言，是對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思想的繼承、發展和實踐。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國割地賠款，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災難。這場災難不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機變得日益嚴重，同時也成了中華民族覺醒的起點。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從甲午戰爭開始，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此之前，我們所謂的學習西方，主要是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的覆滅，則標志著以“制洋器”“采西學”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的破產，而洋務運動的破產則說明，學習西方不能僅僅只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還必須從西方學習更多的東西。于是中國從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開始進入到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階段。與此同時，曾風靡西方的達爾文的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等民權平等思想也開始傳入中國，并成了人們要求社會變革的理論依據和批判君主專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們要求變革的理論依據是傳統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易觀”，人們批判君主專制的思想武器是傳統的“民重君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觀”。在西方，宣傳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為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掠奪和征服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務的，但在甲午戰爭后的中國，它則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強化了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正是在甲午戰爭后的19世紀末尤其是20世紀初，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開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國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問題上，當時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一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提出的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國的方案。其結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雖然戰勝了立憲派提出的方案，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形式上建立了起來，但在實質上，封建專制主義依然存在，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辛亥革命的失敗，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發生。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展也因此而進入一個新的時期。首先，民主和科學開始成為近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核心價值。中國人知道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并開始其追求，雖然不始于新文化運動，但卻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人才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為新文化運動不僅以民主與科學為自己的旗幟，而且就它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和理解來看，民主既是一種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張，又是一種價值觀念和生活原則，貫穿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學術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體現的是一種個人獨立自主和社會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學不僅僅是人們通常所講的科學技術或科學思想，更是一種廣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種與迷信、盲從、愚昧相對立的崇尚實證的理性精神。正因為新文化運動是將民主與科學作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這種追求和崇尚又與對封建專制主義、迷信愚昧思想以及舊倫理、舊道德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批判聯系在一起，因而它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中國傳統思想的近代轉型。其次，西學傳播進一步豐富和廣泛。如果說1894年前傳播的主要是西學中的“藝學”，亦即自然科學，1895年后是“政藝兼學”，而以“政學”亦即社會科學為主，那么，自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幾乎所有的西學門類以及各種各樣的思潮、學說、觀念都先后傳到中國。在傳入的這些西方的思潮、學說和觀念中，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西方各種思潮、學說、觀念的傳播，各種思潮、學說、觀念之間的論爭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三大思想派別。此后發生的思想文化論爭，大多是在這三大思想派別之間進行的。

對于發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長期以來學術界關注的是它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矛盾的影響，而很少關注它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實際上九一八事變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很大。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盡管有梁漱溟、杜亞泉等人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認同和提倡，但從社會的主流意識來看，受進化論的影響，人們認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的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生活，因而對它持的是一種批判和否定的態度。然而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作為中華民族數千年生活與斗爭之結晶的傳統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們士氣、增強民族自信心與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變后，盡管有胡適、陳序經等個別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謂“全力西化”和“全盤西化”，但社會的主流意識則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種認同和維護的態度。這與九一八事變之前尤其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正好相反。與此同時，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在中華文化遭到摧殘的嚴重時刻，思想學術界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僅視作是爭取國家獨立、復興中華民族的斗爭，同時也視作是保衛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文化的斗爭，民族文化復興思潮由此興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各階級、階層和各種政治勢力結成了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著殊死的斗爭，當然，在統一戰線內部矛盾和斗爭也始終存在。抗戰勝利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又成了人們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各種政治力量和各種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們的主張和方案，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和方案取得了勝利。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我把中國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二個時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主要依據的是我對中國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內在理路及其歷程的理解。當然這種理解正確與否可以討論，但我要強調的是：無論中國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應該具有思想史的特點，反映思想史演變和發展的內在理路及其歷程，而不能以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分期來代替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二、所謂“存在決定意識”

依我個人之見，總的來說，思想史的框架，應該有兩個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與與右的方面，這也是我長期與王先生相處，對他的思想的一個提煉。下面舉兩個具體的例子。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一個來自左面的現代思想觀念，即“存在決定意識”。通過教科書和庸俗的馬家店的直接或間接的建構，這個觀念實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沒有人去想想它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首先，迎合科技的負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個很長期的想法：本來，傳統中國的意義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來到中國，必然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會存在的一系列變化，以及人的社會意識的變化，這是事實。但是這個“存在”對“意識”的影響、改變、甚至操作與控制，不僅不能成為必然地“決定”人的意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合理性，而且當這一大因緣決定著人的所有意識包括精神價值的源泉，我們要有足夠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這個問題上，“存在決定意識”，被淺薄化、被利用來作為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和權力至上的理論護身。其結果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發展的國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權力”和“金錢”就是最大的、最進步的，最能代表著人生方向的存在，這種存在當然決定著人的意識。我這里當然說的是中國一般人的思想狀況。至于知識人，當然知道意識也可以決定存在的辯證法，但是第一，這只是附屬于存在決定意識的，第二義的。其次，在科技、新社會、進步等大敘述的面前，知識人并沒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還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識可以不被存在簡單決定掉，其實現代知識人了無資源可托，可以說是來無可藏身之地，去無可往之鄉。

三、救亡與啟蒙之外

這就要談到另一個須要破除的思想框架。來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謂啟蒙主義。現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國人最有名的一個框架，即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至今，仍然是一個流行的、比較通俗的，解釋力相當強的框架。譬如，我們就說礦難，一方面，肯定是對于生命的漠視問題。我在2003年寫李楊《盲井》的影評，以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斷出來。對生命權的麻木不仁，是啟蒙不夠。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問題，農民要生存，地方要發展，現代化的代價，農民也要鋌而走險。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礦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邏輯也很強。啟蒙與救亡時時在沖突，就像四川那個地方經常發生的因載人過多而沉船的事件。過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過河”成為一個象征。一個思想史的框架不僅要看他是否回應了中國的問題，不僅真實關心我們生活的時代究竟出了什么問題，而且分析，要多想想問題由何而來。如果只是救亡與啟蒙的變奏，其實也等于什么都沒有說。對這個框架的修正，如以下兩點：

一，這個框架中，啟蒙是未經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進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這個框架中，也有一個缺失，即中國文化傳統的缺席，中國文化的全盤破產，這個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實這兩點是大家都講到的，我就不說了。我補充一個新的意思，我認為其實二元是不夠的，大家都還沒有多想想，有沒有可能這個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還應該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種原地踏步的狀態。

那么，除了救亡、啟蒙而外，還需增加什么呢？我稱之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與文化的基本價值。有些東西也啟蒙相關相重疊，也有些東西是啟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啟蒙的過于“解放”的局限。中國的文化傳統，西方的理性主義和人文傳統與宗教哲學，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統。孔孟老莊釋氏，不僅是憂世，而且憂生、憂萬古之人心。蘇格拉底的思想絕不僅是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頭頂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也不僅是為了解放人的現代性。海德格爾的天地人神，也不僅是為了顛覆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韋伯的操心，也不僅是理性的勝利。具體說，正本的系統，就是要做中西方關于精神價值的尊重、發揚的大文章，重建中國政治與道德的基礎，為現代中國固本培元。也就是，回應“存在決定意識”這一大理障，建設性地開發出一種關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獨斷地“決定”著“意識”，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構我們良性的、開闊的、四海為家的、自由的意識？什么可以使我們免除悲觀、危機的憂患？什么可以作為此種意識的自主

課程章節目錄

專題一：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科建設

（一）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主題

（二）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主要內容

（二）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基本線索

（二）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論和方法

專題二：新民主主義理論

（一）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二）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加深了解的幾個內容

（三）學術界的主要分歧

專題三：各種三民主義思想

（一）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

（二）戴季陶主義

（三）改組派的三民主義

（四）胡漢民的三民主義

（五）葉青的三民主義

（六）蔣介石的三民主義等

專題四：中國自由主義

（一）自由主義的發展演變

（二）自由主義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義的幾個個案研究

專題五：現代新儒學

（一）中國近代的文化保守主義

（二）現代新儒學的基本特征

（三）現代新儒學的幾個代表人物

（四）對現代新儒學和新儒家的認識

第四篇：中國思想史教案(簡要)

中國思想史教案（簡要）

一、地主階級抵抗派：“開眼看世界”

1、林則徐，編譯出《四洲志》《各國律例》等資料。林則徐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2、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上，編撰出《海國圖志》。（1）思想：“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學習外國技術，以抵御外侮，使國家富強。

（2）特點:只學“器物”,不變制度。

二、地主階級洋務派：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

1、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乃不能及”。于是，他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思想。

實踐：

掀起一場洋務運動，創辦了一批近代企業，開設了一批新式學堂，邁出了中國進代化歷程的第一步。

三、資產階級維新派：維新變法思想 1、19世紀60年代早期維新思想的出現。代表人物有王韜、鄭觀應等。

思想主張：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外國進行商戰；

2、維新變法思想的形成：（1）時間：19世紀90年代初。

（2）主要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3）主張：

①變法圖存；②興民權、設議院、君主立憲制； ③發展資本主義經濟。（4）過程：

①康有為撰寫《新學偽經考》。撰寫《孔子改制考》一書，借助經學的外衣，否定君主專制統治，宣傳維新變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梁啟超發表《變法通議》，抨擊封建專制制度的危害和頑固派的因循守舊，宣傳伸民權、設議院、變法圖存的思想。

實踐：1898年，在維新思想的推動下，光緒帝實行變法，這就是戊戌變法。

四、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新文化運動

1、主要內容：

（1）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和愚昧、迷信。“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學”，是指科學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學法則。

（2）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有人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3）它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4）十月革命后，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高舉社會主義旗幟，進入新時期

2、影響和評價：（1）進步性 ①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延續，是一場民主主義的思想啟蒙和文化革新運動。

②弘揚了民主與科學，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空前解放了思想。

③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生。

④推動了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2）局限性

①對東西方文化存在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傾向。②局限在思想文化領域，沒有和群眾運動相結合

五、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

1、過程：

（1）1918年，李大釗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率先舉起社會主義旗幟。

（2）五四運動爆發，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

（3）一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社團出現，建立了一些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

（4）1921年，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

2、影響：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提供了理論指南，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基礎。

3、如何看待東西方文化

文化是一個民族精華的載體，是一個民族命運前途的最根本的決定性力量。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其中有糟粕，更有精華。我們既不應融合而拋棄傳統文化的特質，也不應保存民族文化特質而拒絕吸收和融合。只有以自己的文化為基礎，不斷地融合汲取外來文化中先進的因素，才有助于自己文化的發展。我們要做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辯證取舍，擇善而從。

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一）三民主義

1、內容：

①民族主義：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爭取實現民族的獨立自主，即：民族革命。

②民權主義：指“創立民國”，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即“政治革命”。

③民生主義：指“平均地權”，即“社會革命”，以解決土地問題

2、關系：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是核心，民族主義是前提，民生主義是補充和發展。

3、評價：

（1）積極性：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表達了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國人民要 求民族獨立、民主權利和發展經濟的共同愿望，推動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發展

（2）局限性：沒有明確提出反帝和徹底的反封建的土地綱領，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妥協性

（二）新三民主義的提出

1、內容：

①民族主義：突出反帝內容；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民族壓迫

②民權主義：主張“普遍平等”的民權，“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

③民生主義：提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承認“耕者有其田”，謀求改善工人、農民生活

2、意義：①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和大革命時期的旗幟

②有力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

七、疑難突破

（一）新三民主義和舊三民主義比較

1、相同點

（1）目的：都以挽救民族危亡為目標。

（2）性質：都是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3）作用：都成功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2、不同點（1）內容：

①民族主義：舊三民主義主要反對滿洲貴族統治，沒有明確的反帝綱領；新三民主義增加了對外反帝、對內主張民族平等的新內容。

②民權主義：舊三民主義是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政府為目標；新三民主義主張民權為一般的平民所共有，把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發展為建立反封建的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政府。

③民生主義：舊三民主義只提出平均地權的主張；新三民主義增加了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等內容。

（2）影響：

①舊三民主義是指導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論體系，對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②新三民主義是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是指導國民革命的思想理論體系，有力推動了國民革命的發展。

第五篇：中國思想史讀后感

19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世紀初是近代中國思想轉變的一個關鍵時期，中國思想史讀后感。而梁啟超的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初趨于成熟，梁啟超通過其文章著述對這一時期思想氣候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梁啟超與中國思想史的過渡》一書中，作者將其作為探討這一時期思想變化的切入點。通過對梁啟超的思想變化過程及相關事物的研究來研究這一時期的思想變化。

在梁啟超的思想形成的過程中，“西方的沖擊”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對此，作者特地提醒我們在強調外部影響的時候不能夠忽視中國傳統內涵。雖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時代，但晚清傳統領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繼續發展。

作者認為我們應該從生活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來思考其思想變化的內在動力。對于19世紀末的學者們來說，儒家思想是一個巨大復雜、學派林立、彼此競爭的思想天地，所以對研究晚清思想的者來說，注意儒家傳統的內部問題并探索其含義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設想自己處在儒家文學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為富有活力的個人信仰在實踐中向他們提出問題。以歷史的觀點看待這些問題及其發展來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內在的變化動力。再根據傳統固有的多樣性和內在發展動力對西方的沖擊作出回應，以理解中國對西方的回應。

作者認為在19世紀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運動的影響，思想變化的速度急劇加快，而這場運動巨大的思想意義卻常被人們所忽視了。

關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從儒學的內在變化上來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實踐者眼里，儒家思想從來就不只是一種哲學體系，或一種知識研究。還有實用主義動機和作為一種人生信仰的本質。學術研究從內部對儒家思想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在對儒家思想中的“內圣外王”的理想的爭議中，形成了各種流派的新儒學。而今文經學派中的一些成員試圖將儒家贊同的經世致用和含義模糊的改制思想奉為真正漢學的核心內容，并因此企圖否定漢學在經驗主義研究學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錯誤地認為是經世理想惟一的維護者的經世學派中，特別強調將行政上的革新作為儒家治國之術的一個必要成分。這些思想傾向以及它們與西方沖擊的相互影響，經康有為的中間作用，成為19世紀90年代初梁啟超思想發展的轉折點。

康有為出生于一個新儒學家庭。從小立志要成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寫的《新學偽經考》和1897年發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紀的最后十年動搖了中國學者和士紳的思想基礎，它們所造成的思想反響分別被比作一場颶風和火山噴發，讀后感《中國思想史讀后感》。

康有為認為真正的漢學應該在西漢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經學派中尋找。他為今文經學派辯護，反對古文經學派。試圖摧毀那些作為經驗主義研究學派依據古文經學的陣地，從而確立今文經學為孔子教義的真正寶庫。揭示今文經學派的主要理想為經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實際上是傾向制度改良而非維護傳統教義和制度。康有為認為孔子是一個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稱經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經世理想的實現需要制度的改革。

與19世紀的許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學者一樣，康有為把富強理想作為中國目前歷史階段的首要政治目標。不同的是，康有為為實現這一共同目標而設計了全面和大膽的改革方案，梁啟超指出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觀的核心。認為新儒學氏康有為的仁有機思想的一個基本來源。康氏思想體系不僅對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而且成為政治改良運動的根源。梁啟超亦受其極大的影響。

梁啟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歲鄉試中舉，此后幾經波折，輾轉成為康有為的學生。在萬木草堂幾年的思想訓練和發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礎。此后的運動中，在與嚴復，譚嗣同，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的接觸中其思想不斷的在發展。作者認為在1898年之前兩年中，梁啟超思想經過康有為這一中介，成了晚清經世傳統的轉折點。梁啟超的經世理想主要有三個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國家思想。在19世紀90年代末的一場全面的思想運動使得士紳精英群體產生了思想分化，從而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出現。

經過一系列的改良運動及維新變法的失敗，使梁啟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間猶豫。他曾傾向于與孫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終因各種原因終告失敗。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期間吸收了大量的傳統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這在梁啟超許多實際考慮的層面上發揮了作用。

文中作者認為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梁啟超代表了中華民族主義的主流。而其民族主義思想包括了以下顯著的特征：它是對組織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會的一種反動，在這個社會里，人們沒有公民感和組成統一的公民團體所必需的團結一致的團體精神；它意指無條件地承認民族國家為最高的政治共同體；它意味著一個民族國家的民主化。

作者認為，當自治的政治出現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開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識形態。而在這一關鍵的過渡時期，梁啟超的思想發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經世致用傳統和當代尋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間的一個重要紐帶。就人格理想來說，梁啟超的思想變形涉及從經世致用思想向國民理想的轉變。而其國民理想對過去半個世紀來各個思想流派中的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有著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產主義中國價值觀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一角度來看，在從傳統到現代中國文化的轉變中，19世紀90年代最初十年里發生的思想變化應被看成是一個比五四時代更為重要的分水嶺。在這一過渡時期，梁啟超是一個關鍵的人物，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同時將這一傳統固有的關切轉變為以他著名的國民形象為標志的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其思想成為20世紀中國意識形態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和永久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