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組織、領導傳銷罪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人王某親屬的委托，X律師事務所指派X律師為被告人王某辯護,出庭參加庭審。根據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王某犯組織領導傳銷罪名成立。現對其具有的法定、酌定從輕處罰的刑罰裁量情節，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一、被告人王某在本案中僅起到輔助、次要作用。

本案被告人王某由于上當受騙，后來協助他人介紹、發展成員，以期獲利,在本案中僅起到次要的輔助作用。因此，對被告王某應參照從犯量刑。

二、被告人王某不是一個組織領導者，只能算是一個較為次要的積極參與者。

在組織領導傳銷犯罪中，傳銷組織者、領導者是傳銷組織的核心。一個傳銷組織中，有組織者、領導者、主要積極參與者、次要的積極參與者、一般的參與者。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只能算一個次要的積極參與者。

三、被告人王某自己僅發展了三名下線，且申購量最大的下線是她的母親薛某，其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小，本人也屬于受害者。

公訴機關提交的材料中已認定被告人王某直接發展的下線只有3個，且最大的一份申購單是其母親薛某的21份。其本人并未從犯罪活動中獲利，反而為此造成被告人王某家徒四壁。

四、被告人王某沒有收取新進人員的產品申購款，只是參與了對新進人員的談話，被告人王某參與傳銷所起的作用極小。

五、被告人王某參與傳銷的時間較短，其剛成為所謂的積極參與者“高級業務員”就被抓獲，其招募傳銷下線的數量小，危害性不大,且其違法所得數額也小。

此外，認定經營數額、非法獲利只有被告供述是不夠的，至少應有匯款憑證或銀行方面出具的相關證明，如果沒有上述證明，其經營數額不應予以認定。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支離破碎，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來證明其指控的經營數額。難以有證據可以證實公訴機關對被告人的經營數額，非法獲利數額的指控。

六、王某等被告的犯罪主觀惡性相對較小。他們的犯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對傳銷行為的刑事違法性產生錯誤認識，不是明知犯罪而為之。

根據法庭查明的事實，被告人王某等人被傳銷組織強化洗腦，無法區分傳銷、直銷、連鎖銷售等的區別，認為自己從事的連鎖銷售是國家西部大開發項目，國家對此是低調宣傳，暗中保護，支持發展。王某等人根本不知道其行為本身會構成犯罪。辯護人認為，這跟明知是犯罪還要積極追求犯罪結果的其他犯罪行為，主觀犯意上是有所區別的。

七、被告人王某沒有限制從業人員的人身自由，也沒有脅迫行為，更沒有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及其他惡劣影響，其行為尚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

根據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國家禁止傳銷主要是原因是，傳銷經營不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不法分子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嚴重背離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嚴重破壞正常的工作和教學秩序;利用傳銷進行價格欺詐、騙取錢財，推銷假冒偽劣產品、走私產品，牟取暴利，偷逃稅收，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因此，對傳銷經營活動必須堅決予以禁止。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沒有出現其他傳銷案件中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發生嚴重治安事件等狀況，社會惡劣影響尚未造成，未發生巨額貨款無法追回等嚴重后果。直到現在，被告人王某參加銷售的人員還沒有出現治安事件，可見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同國務院條例中列舉的要重點打擊的傳銷還是有區別的。

八、組織領導傳銷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設立的罪名，相關的司法解釋對于如何量刑沒有規定的情況下不宜對本案的被告人量刑太重。

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只是一個形式上的高級業務員，剛參加“升總會”就被抓，只是一個積極參與者，拋開案情不說，其也只是處于刑事犯罪與治安處罰的交匯點，在現行刑事司法解釋如何量刑還沒有出臺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從輕量刑。

十、被告人王某能坦白交待其犯罪事實，在庭審中自愿認罪，其具有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根據《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其具有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十一、被告人王某系初犯、偶犯，以前沒有任何違法犯罪活動記錄。

綜上所述，由于被告王某的犯罪情節較輕和悔罪表現好，適用緩刑或者拘役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懇請法院對被告宣告緩刑或者處以一年有期徒刑，讓被告更快地回歸社會和家庭懷抱，給被告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以上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充分考慮并予采納。

X律師事務所

X律師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