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騙取貸款罪辯護詞——檢方撤訴

本案最終以檢察院撤訴，被告無罪而結案！

本案的辯護觀點應該能為公檢法律及銀行、被告人等各方提

供借鑒。

騙取貸款罪無罪辯護

內容提要

——于長義律師 ***

目前，銀行為及時收回借款，借助《刑法》騙取貸款罪、貸款詐騙罪的規定，頻頻報案，公、檢往往立案并審查起訴。特別是騙取貸款罪的入刑更為銀行收款打開方便之門，本來是大量的民事借貸案件，借款人卻被追究刑事責任，并在公權威懾下被迫認罪！但細究之下，當時的借款資料大部分都是銀行工作人員為完成業績，指導借款人制作提交！現根據自己經辦的一個騙取貸款罪案例，針對現下騙取貸款罪的認定問題提出個人的見解，以期拋磚引玉，與大家交流。

個人認為，從騙取貸款罪的構成看，是否有罪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1、公訴方應提供財產價值鑒定報告等證據，證實被告夸大價值騙取貸款；

2、未經民事訴訟、執行，在沒有證據證明執行不能時，不可能劃入銀行損失類，不應認定為已經給銀行造成損失；

3、其他嚴重情節的認定應明確，在未明確的情況下不應適用，至少應慎用。

辯護詞摘錄

尊敬的審判長：

北京市盈科（濟南）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某某某的委托，指派本人就其涉嫌騙取貸款罪提供辯護。

起訴書稱：某某某騙取銀行貸款，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的規定，應以騙取貸款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我們認為，某某某不構成騙取貸款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騙取貸款罪”的規定是，“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綜上，本案構成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包括，主觀方面有騙取信用社貸款的故意。客觀方面：

1、以欺騙手段取得信用社貸款，即信用社貸款必須是以欺騙手段取得；

2、騙取貸款的后果是給信用社造成了重大損失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相對應的，如實申報貸款資料獲批 的貸款數額不應認定為騙取所得貸款，造成重大損失的不構成本罪；未給信用社造成重大損失或未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不構成本罪。

一、某某某不存在騙取貸款的事實。（略）

二、逾期還款不等于已經造成經濟損失。

1、將逾期還款認定為經濟損失屬于混淆概念，是錯誤的。《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一條 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條件的，另一方有權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補救措施，并有權要求賠償損失。

第一百一十二條 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的賠償責任，應當相當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

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一方違反合同時，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在合同中約定對于違反合同而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

根據一百一十一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損失是履行還款義務之外 “并”應承擔的違約責任，還款本身不是賠償損失。根據一百一十二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損失賠償額相當于違約金，而不是應還款數額本身。因此，將逾期還款數額本身認定為是損失數額，是混淆了概念，擴大了對損失數額的認定范圍，造成刑事責任普遍化的結果，而刑事責任是最為嚴重的一種責任承擔，這與刑事責任立法精神是相違背的。因此，將逾期還款數額本身認定為經濟損失是錯誤的。

2、《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資產風險分類指引》銀監罰（2006）23號文，未將本案的逾期還款情形認定為損失。根據《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資產風險分類指引》銀監罰（2006）23號文第六條第（三）項 “自然人一般農戶貸款的分類標準”第4項的規定： “符合企事業單位貸款、自然人其他貸款標準”第5項所列情況之一的一般農戶貸款列入損失類。根據“符合企事業單位貸款、自然人其他貸款標準”第5項的規定，劃入損失類的貸款為：

1、符合財政部關于印發《金融企業呆賬核銷管理辦法》的通知（財金2005第50號）的規定的被認定為呆賬條件之一的信貸資產；

2、借款人無力償還貸款，即使處置抵（質）押物或向擔保人追償也只能收回很少的部分，預計貸款損失率超過90%。再根據《金融企業呆賬核銷管理辦法》的通知（財金2005第50號）第四條的規定（附后），認定呆賬的前提必須是“金融企業經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實施必要的程序”后。

很顯然本案中信用社僅對某某某進行了催要，并未訴諸法律強制執行某某某的財產。且根據偵查機關對信用社人員的詢問記錄顯示，信用社并未向擔保人主張過權力。因此，本案的逾期借款不符合《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資產風險分類指引》關于損失的劃分標準。公安機關和公訴人將本案的逾期借款認定為損失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是錯誤的。

綜上，信用社未向借款人和擔保人采取必要的法律程序追要欠款，不能認定為損失。公訴方將逾期還款主觀認定為損失，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于理不通，于法無據。綜上，無論是借款人本人還是擔保人的資產，足以償還逾期借款。因此，公訴人認定為已經造成重大損失是極其錯誤的。

三、僅僅逾期還款數月不屬于嚴重情節。四（略）

綜上所述，貴院一旦認定罪名成立，意味著“逾期還款即為損失”成為判例，也就意味著信用社等債權人無權再要求返還借款，而只能要求賠償損失；同時也勢必造成大量的借款民事案件刑事化，勢必嚴重影響金融市場的發展，嚴重損害金融機構的信譽，嚴重損害司法權威！這與當前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和依法治國是背道而馳的！更與信用社追回逾期債權的本意南轅北轍！

在司法改革的今天，我們相信貴院能堅守法律底線，“努力讓每一個當事人在每一個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堅定的維護人民法院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請依法判決某某某無罪！謝謝。

此致

山東省某某某人民法院

辯護人：于長義

北京市盈科（濟南）律師事務所

2014年 12 月

日 附：

1、《金融企業呆賬核銷管理辦法》的通知（財金2005第50號）第四條 金融企業經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實施必要的程序之后，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債權或者股權可認定為呆賬：

(一)借款人和擔保人依法宣告破產、關閉、解散或撤銷，并終止法人資格，金融企業對借款人和擔保人進行追償后，未能收回的債權；

(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宣告失蹤或者死亡，金融企業依法對其財產或者遺產進行清償，并對擔保人進行追償后，未能收回的債權；

(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災害或者意外事故，損失巨大且不能獲得保險補償，或者以保險賠償后，確實無力償還部分或者全部債務，金融企業對其財產進行清償和對擔保人進行追償后，未能收回的債權；

(四)借款人和擔保人雖未依法宣告破產、關閉、解散、撤銷，但已完全停止經營活動，被縣級及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注銷、吊銷營業執照，金融企業對借款人和擔保人進行追償后，未能收回的債權；

(五)借款人和擔保人雖未依法宣告破產、關閉、解散、撤銷，但已完全停止經營活動或下落不明，未進行工商登記或連續兩年以上未參加工商年檢，金融企業對借款人和擔保人進行追償后，未能收回的債權；

(六)借款人觸犯刑律，依法受到制裁，其財產不足歸還所借債務，又無其他債務承擔者，金融企業經追償后確實無法收回的債權；

(七)由于借款人和擔保人不能償還到期債務，金融企業訴諸法律，經法院對借款人和擔保人強制執行，借款人和擔保人均無財產可執行，法院裁定終結、終止或中止執行后，金融企業仍無法收回的債權；

(八)對借款人和擔保人訴諸法律后，．因借款人和擔保人主體資格不符或消亡等原因，被法院駁回起訴或裁定免除(或部分曉除)債務人責任；或因借款合同、擔保合同等權利憑證遺失或喪失訴訟時效，法院不予受理或不予支持，金融企業經追償后仍無法收回的債權；

(九)由于上述(一)至(八)項原因借款人不能償還到期債務，金融企業依法取得抵債資產，抵債金額小于貸款本息的差額，經追償后仍無法收回的債權；

(十)開立信用證、辦理承兌匯票、開具保函等發生墊款時，凡開證申請人和保證人由于上述(一)至(九)項原因，無法償還墊款，金融企業經追償后仍無法收回的墊款；

(十一)按照國家法律法規規定具有投資權的金融企業的對外投資，由于被投資企業依法宣告破產、關閉、解散或撤銷，并終止法人資格的，金融企業經清算和追償后仍無法收回的股權；

被投資企業雖未依法宣告破產、關閉、解散或撤銷，但已完全停止經營活動，被縣級及縣級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注銷、吊銷營業執照，金融企業經清算和追償后仍無法收回的股權；

(十二)金融企業經批準采取打包出售、公開拍賣、轉讓等市場手段處置債權或股權后，其出售轉讓價格與賬面價值的差額，可認定為呆賬；

(十三)經國務院專案批準核銷的債權。

第二篇：騙取貸款罪案件無罪辯護之辯護詞精選(2017年版)

騙取貸款罪案件無罪辯護之辯護詞精選（2017年版）

曾杰：廣強律師事務所金融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編者按：

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是選擇性罪名，是指行為人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

在騙取貸款罪案件中為當事人作無罪辯護，唯有從金融犯罪辯護專業角度入手，關注行為人是否具有騙取貸款的主觀故意，是否采用欺騙手段，是否提供虛假擔保和虛構會計資料，是否騙取銀行信貸資金，銀行是否受損，相關機構是否屬于國家規定的金融機構等，竭盡全力尋找有利于當事人的辯護點。因此律師對相關書證、物證和供述的仔細考察、比對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此類案件中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其工作量無疑是巨大而艱難的，但此種精細化辯護態度逐漸成為當前刑事辯護之潮流所向，被告人、相關當事人乃至整個社會都會因為刑事律師的專業、“較真”態度而受益。編者精選截至目前刑事律師在此類案件中為當事人作無罪辯護之辯護詞數篇，其中既有名家之大作，也有名氣暫時雖不大，但體現嚴謹態度、值得同行傳播、借鑒之佳作。望共同品讀，造就雄“辯”之才，為傳播精細化辦案理念貢獻一己之力。

2017年10月05日編定。

目錄：

韓冰、董艷國：呂×被控騙取貸款罪一案一審辯護詞（2016年10月13日）

楊承富、王發旭：蔡某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騙取貸款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信用卡詐騙罪、挪用資金罪一案一審辯護詞（2015年8月7日）

謝建宏：某市趙先營被控騙取貸款罪、虛假出資罪、抽逃出資罪一案一審辯護詞（2013年7月30日）

吳之成：曾某某被控騙取貸款罪一案一審辯護詞（2013年5月31日）

周阿求：華鼎創富被控騙取貸款罪一案一審辯護詞（2013年4月16日）

陳有西、江慶：曾勇被控騙取貸款罪一案一審辯護詞（2012年3月26日）楊航遠：張春來被控騙取貸款罪一案一審辯護詞（2011年11月17日）

呂×被控騙取貸款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北京市漢卓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呂×親屬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韓冰律師、董艷國律師作為其被控騙取貸款罪一案的一審辯護人。

庭審前，我們查閱本案所有卷宗材料，多次會見被告人，參加了庭前會議，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解封非涉案財產、申請調取證據及通知相關人員到庭作證等。參加了法庭調查，庭審舉證質證，詢問出庭證人等。

辯護人認為，本案指控存在兩方面的重大問題：

第一、存在“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程序問題，包括全部電子數據、全部書證的收集未依法進行，不能做為定案依據，同時存在眾多的程序性違法； 第二、存在可能產生“冤假錯”案的實體問題，包括從保理業務、虛構事實、受騙對象、因果關系以及行為性質等幾個方面，可以說明如果真有騙取貸款的也不是被告人呂×。

第一部分本案存在“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程序問題

起訴指控的事實用一句通俗的話可以概括為：給銀行貸款文件有虛假的，拿到貸款了，貸款沒還上，就是騙取貸。這樣簡單的邏輯關系或許可以成立，但關鍵需要的是證據。任何案件認定事實依靠的就是證據，法律對各類證據的收集、固定、審查、采信均有明確的規定；證據應具有“三性”，才能作為有效的證據。

所謂“三性”，即客觀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首先是客觀真實性，是指證據必須能證明案件真實的、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識而存在的；作用于人的感官而被留在人的記憶中的，或作用于環境、物品引起物件的變化而留下的痕跡，或由文字或某種符號記載下來，或成為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等。客觀真實性是訴訟證據的最基本的特征和要求。其次是關聯性，是指作為證據的事實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而且必須是與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實存在邏輯上的聯系。如果作為證據的事實與待證事實沒有聯系，不論其是否真實，也不能作為證明爭議事實的證據。第三是合法性，是指證據必須由法定機關、法定人員按照法定程序調查、收集和審查。不按法定程序提供、調查、收集的證據就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同時，證據的合法性還包括證據必須具備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說，對某些法律規定了特定形式的，不具備法律所要求的形式同樣不能成立。

我們之所以要重溫這些最基本的證據理論，就是因為本案偵查所取得的絕大部分都無法稱為證據，只能說是卷宗材料；檢察機關未盡依法審查之責，依據這些卷宗材料指控被告人呂×騙取貸款。對此，我們就非常有必要按照法律規定對證據“三性”的基本要求，說明這些卷宗材料在審判中應當作為不能認定案件事實依據的應予排除的非法證據、瑕疵證據。

一、關于非法證據的排除

證據的合法性和瑕疵問題都是案件審理必須重點查清的，辯護人提出非法證據排除不是無理取鬧，提出證據瑕疵也不是糾纏細枝末節。案件審理應當堅決擯棄“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錯誤思維。加之本案存在的諸多程序違法，足以構成“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程序問題。

支撐本案指控最基礎的主要涉及電子數據、書證兩大類；公訴人在法庭調查舉證質證當中，對辯護人提出的這些電子數據、書證在收集、固定，與證明指控事實關系等各個方面的質證意見，無一能夠做出符合法律規定的反駁。充分說明這些卷宗材料屬于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公訴方以此作為支持指控的依據，導致張冠李戴，以偏概全。

（一）關于言詞證據的排除問題

在本案庭前會議上，辯護人提出了申請證人出庭作證、調取證據清單，對于涉及被告人呂×供述筆錄，雖沒有作為非法證據排除提出申請（鑒于會見溝通時被告人對偵查機關心有余悸），只提出了供述筆錄存在的需法庭關注的問題，同時也希望公訴方認真加以對待。

但在第一次庭審時（2016年6月22日），公訴方針對被告人呂×的所謂“翻供”，宣讀其在偵查階段的供述筆錄；對此，辯護人提出了七十一次提訊、只有十份供述筆錄（見附件1），特別指出看守所將呂×送醫院檢查、確診其身患重病，偵查人員仍然在其乘坐輪椅情況下進行了六十一次訊問（最長時間從早8時至晚20時），卻沒做任何筆錄，辯護人就此申請對被告人呂×的供述筆錄進行非法證據排除。后來經長時間休庭、偵查人員以種種理由不出庭接受質證且不出具任何書面說明，造成法庭審理的拖延，經征得被告人同意而撤銷該項申請。

在此辯護人需要指出，非法證據排除申請，雖屬于被告人（包括辯護人）的一項訴訟權利，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一百條的規定，法庭對非法證據排除也是一項義務[1]。因此，對于被告人呂×供述筆錄能否作為合法取得的證據使用，合議庭應予嚴肅認真考慮。

（二）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其他規則

《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包括言詞證據、物證和書證等兩大類，并且對每類證據排除的不同條件做了具體的規定。但并不能簡單理解為，只要不是法律規定例舉的情形就不作為非法證據排除。事實上，在司法實踐當中，非法收集證據的情形多種多樣；因此，從非法證據排除理論的角度，還有其它應當適用作為非法證據排除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幾種：

1、證據存疑排除規則

就被告人呂×第一次供述筆錄舉例,《拘留證》（偵一卷P7）顯示，呂×于2015年3月27日15:30被拘留（呂×簽字），17時被LYG市看守所收押（由看守所警員劉××簽字接收入所），同日16:30-17:50的訊問筆錄（偵二卷P79）記載訊問地點為LYG市公安局經偵大隊。該筆錄時間段內，17時之前或許在經偵大隊，但17時之后一定在看守所內，呂×不可能同時在兩個不同的地點。這是顯而易見的矛盾，應當由偵查人員做出“合理的”解釋和說明，而現在公訴機關未舉證證明。這就是存疑證據應予排除的。

2、證據證明力排除規則

“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七十八條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法庭對其證言的真實性無法確認的，該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辯護人向法庭提出了十余人出庭作證的申請，這些人包括，一類是偵查機關制作過詢問筆錄，但證言與其它卷宗材料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證的；尤其姜×、鄒××、程×等辦理貸款過程參與度高，對認定案件事實認定非常重要的證人（在辯護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之前，偵查機關居然沒有對姜×進行取證）；另一類是偵查機關沒有取證，但對于認定案件事實性質至關重要的，主要涉及提供過橋資金的公司或個人，說明姜×明知XG公司、OB公司經營情況和還款能力，卻組織過橋資金并制作銀行內部虛假的批準文件。但姜×卻證明過橋資金只是為被告人呂×介紹的，是呂×自己聯系的；事實上，這些提供過橋資金的公司或個人，沒有一個呂×認識的，也沒有一個是呂×聯系的。但對此項申請，合議庭認為與本案無關聯性而不予批準。辯護人認為，查明該項事實直接關系到本案性質的認定（其后詳述）。

3、程序違法排除規則

“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七十三條規定，“在勘驗、檢查、搜查過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證、書證，未附筆錄或者清單，不能證明物證、書證來源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本案大量的電子數據、書證調取存在的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應予排除（存在的具體問題其后詳述）。

4、附條件的瑕疵證據排除規則

4.1“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七十三條規定，“??對物證、書證的來源、收集程序有疑問，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該物證、書證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依據程序違法排除規則和附條件的瑕疵證據排除規則，本案全部電子數據、書證均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存在的具體問題其后詳述）。

4.2“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八十二條規定：“訊問筆錄有下列瑕疵，經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采用；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二）訊問人沒有簽名的。”本案全部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均沒有偵查人員的簽名，同時也沒有補正或合理解釋，也不能作為定案證據。公訴人反駁質證意見，認為在格式筆錄首部填寫姓名就是簽名，辯護人認為這種理解是錯誤的。根據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以下簡稱“公安部程序規定”）第二百零一條第二款規定，“訊問筆錄上所列項目，應當按照規定填寫齊全。偵查人員、翻譯人員應當在訊問筆錄上簽名。”據此規定，“填寫”和“簽名”顯然不是一回事。對筆錄簽名不僅是一個在筆錄當中的位置問題，更重要的是對筆錄內容取得的真實性、合法性的一種確認方式。如果按照公訴人的理解，讓犯罪嫌疑人、證人在筆錄首部簽名，那豈不是以下的內容可以隨意由偵查人員書寫了？ 綜上，辯護人從涉及非法證據排除的幾個不同的方面，說明了本案應當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幾個主要問題。對此，需要強調的是，在司法實踐當中，有些問題可能司空見慣，但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更不是存在就是合法的。只有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偵查、收集調取證據，才能符合最基本的程序公正的要求。

二、關于本案電子數據所存在的問題

由于本案起訴指控依賴于大量的電子數據、書證，所以，非常有必要專門就涉及該方面的問題分別說明具體的辯護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了八類證據，電子數據屬于其中第（八）項。對于電子數據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以及在本案審理期間剛剛頒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2016年9月20日，以下簡稱“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規定”）都對電子數據的提取、固定、審查判斷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等諸多方面做了具體的規定。綜合本案電子數據收集、調取存在的問題，可以說均不符合法律規定。具體理由如下：

（一）電子數據的范圍

“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規定”第一條對電子數據規定了定義和范圍，即“電子數據是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電子數據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電子文件：??

（二）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

（四）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

根據以上規定，本案當中所有的銀行貸款文檔資料、電子郵件、第三方提供的查詢電子文檔打印件等均屬于電子數據，其調取、固定等必須符合作為證據使用的要求。

（二）本案電子數據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

1、收集不符合客觀、全面的規定

1.1“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規定”第二條規定了收集、提取及審查判斷的原則，即“偵查機關應當遵守法定程序，遵循有關技術標準，全面、客觀、及時地收集、提取電子數據；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圍繞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審查判斷電子數據。”本案偵查機關收集與指控事實相關的兩筆貸款電子數據，銀行作為發案單位理應積極配合；銀行貸款檔案應為系統性存儲文件，偵查機關要做到全面、客觀收集并不難。然而公訴方舉示的該類電子數據的打印件，卻存在大量的頁碼不連貫、順序顛倒、序號顛倒、附件不全、手工改寫添加、文件重復、文件類別混亂等等不一而足（見附件統計表2[1-5]）。這些現象說明，要么是銀行文檔保存不全、不規范，要么就是人為進行挑揀，甚至都無法證明完整的一項貸款過程。而公訴人在法庭上多次強調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又說不出哪些材料是證明哪些事實的，所以在法庭舉證時，干脆將所有電子數據卷宗一起端出來給被告人查閱、質證。

1.2辯護人申請調取銀行客戶經理劉×、程×與被告單位工作人員岳××、鄒××的往來電子郵件，得到法院許可，調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查清銀行工作人員為起訴指控的兩項貸款提供了哪些文件，指導制作了哪些虛假的或不符合規范的文件。但偵查機關既不到雙方郵箱服務商的服務器調取，也不在LYG當地LY支行調取，而是舍近求遠跑到北京向岳××、鄒××調取；搞不懂這是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還是搜查（不是該二人主動向偵查機關提供的）。公訴方在法庭上補充舉示的，是偵查機關從該二人自用的電腦、已經清理過的郵箱當中提取的很少一部分打印件。該二人證言顯示，銀行辦理貸款的客戶經理劉×、程×直接或間接通過鄒××向被告單位財務人員岳××發送了大量貸款所需的空白文件（或可直接打印蓋章的文件）。偵查機關如果全面、客觀收集這些電子數據，即使不到郵箱服務商處調取，至少也應該從銀行、被告單位兩方面調取進行比對。

2、收集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規定

2.1“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規定”第二部分“電子數據的收集與提取”第七條規定：“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應當由二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取證方法應當符合相關技術標準。”這應該說是收集和提取電子數據基本的程序要求。但本案所有銀行電子數據收集、提取，均沒有任何符合該項規定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沒有任何一份電子數據打印件有偵查人員簽名，也沒有顯示“二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的，更沒有說明偵查人員是按照什么“相關技術標準”提取的。

2.2“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規定”第九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無法扣押原始存儲介質的，可以提取電子數據，但應當在筆錄中注明不能扣押原始存儲介質的原因、原始存儲介質的存放地點或者電子數據的來源等情況，并計算電子數據的完整性校驗值：

（一）原始存儲介質不便封存的；

（二）提取計算機內存數據、網絡傳輸數據等不是存儲在存儲介質上的電子數據的；”本案所有的銀行貸款電子數據檔案，沒有說明這些存檔文件的原始存儲介質在何處，這些電子數據是從哪個存儲介質提取的。

3、調取不符合法定手續的規定

“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規定”第十三條規定：“調取電子數據，應當制作調取證據通知書，注明需要調取電子數據的相關信息，通知電子數據持有人、網絡服務提供者或者有關部門執行。”在本案卷宗材料中未見一張《調取證據通知書》，同時，也未依據該規定第十四條“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應當制作筆錄，記錄案由、對象、內容、收集、提取電子數據的時間、地點、方法、過程，并附電子數據清單，注明類別、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驗值等，由偵查人員、電子數據持有人（提供人）簽名或者蓋章；電子數據持有人（提供人）無法簽名或者拒絕簽名的，應當在筆錄中注明，由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有條件的，應當對相關活動進行錄像。”但本案當中所有電子數據的調取過程，既未有見證人的任何記載，也沒有調取過程的任何記錄；除了在銀行電子數據打印件上有“江蘇銀行LYG分行風險合規部”印章之外，沒有提取時間、地點、方法等任何記錄，也沒有偵查人員、提供人簽字。

（三）對本案電子數據審查判斷

1、“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規定”第四部分規定了對“電子數據的審查與判斷”，在第二十二條的審查要求中，“對電子數據是否真實，應當著重審查以下內容：

（一）是否移送原始存儲介質；在原始存儲介質無法封存、不便移動時，有無說明原因，并注明收集、提取過程及原始存儲介質的存放地點或者電子數據的來源等情況；

（二）電子數據是否具有數字簽名、數字證書等特殊標識；

（三）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過程是否可以重現；

（四）電子數據如有增加、刪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說明；

（五）電子數據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證。”依據該項規定，本案偵查機關提取的所有電子數據顯然都不符合。

2、該規定第二十三條對完整性審查規定為，“對電子數據是否完整，應當根據保護電子數據完整性的相應方法進行驗證：

（一）審查原始存儲介質的扣押、封存狀態；

（二）審查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過程，查看錄像；

（三）比對電子數據完整性校驗值；

（四）與備份的電子數據進行比較；

（五）審查凍結后的訪問操作日志；

（六）其他方法。”本案偵查機關所做的電子數據調取根本不符合完整性審查的最基本要求。

3、該規定第二十四條對合法性審查的要求是，“對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是否合法，應當著重審查以下內容：

（一）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是否由二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取證方法是否符合相關技術標準；

（二）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是否附有筆錄、清單，并經偵查人員、電子數據持有人（提供人）、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沒有持有人（提供人）簽名或者蓋章的，是否注明原因；對電子數據的類別、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

（三）是否依照有關規定由符合條件的人員擔任見證人，是否對相關活動進行錄像；

（四）電子數據檢查是否將電子數據存儲介質通過寫保護設備接入到檢查設備；有條件的，是否制作電子數據備份，并對備份進行檢查；無法制作備份且無法使用寫保護設備的，是否附有錄像。”本案偵查機關收集、提取電子數據完全不符合該項合法性的要求。

綜上，辯護人依法指出本案電子數據方面存在的上述極其嚴重的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法庭應該嚴格依據“兩高一部電子數據規定”第二十八條規定進行審查，即“電子數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一）電子數據系篡改、偽造或者無法確定真偽的；

（二）電子數據有增加、刪除、修改等情形，影響電子數據真實性的；

（三）其他無法保證電子數據真實性的情形。”據此，對于本案當中所存在的不符合法律規定、影響法庭客觀、公正查明案件事實的所有電子數據均應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三、關于本案書證存在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本案絕大部分書證都是復印件，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發案單位LYG分行銀行提供的，第二部分被告單位財務岳××提供的，第三部分從其它第三方調取的。辯護人必須指出，本案所有書證均不符合法律基本規定的要求。

（一）不符合客觀全面收集的要求 “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六十九條，對物證、書證應當著重審查的內容第（五）項規定，“與案件事實有關聯的物證、書證是否全面收集。”全面，就是既要收集對被告人不利的，也要收集對被告人有利的，而不能人為進行篩選。然而，本案偵查機關對于大量的過橋資金相關事實根本不進行調查取證，從銀行調取也只有CD公司提供過橋資金的進賬單，沒有其它公司或個人的進賬單。其它卷宗材料顯示，這些過橋資金要么通過XG公司、OB公司歸還，要么通過其它渠道歸還。對于銀行賬戶的查詢，也只是與被告人呂×相關聯的XG公司、OB公司、DZ公司等，而對于提供過橋資金公司即個人賬戶未見查詢，對于提供過橋資金獲利的情況不進行調查，若屬于騙取貸款贓款的話，未見查封、扣押、凍結等任何措施。

（二）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六十九條，對物證、書證應當著重審查內容第（一）項規定，“物證、書證是否為原物、原件，是否經過辨認、鑒定；物證的照片、錄像、復制品或者書證的副本、復制件是否與原物、原件相符，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無制作人關于制作過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處的文字說明和簽名；”本案當中所有書證的收集均不符合這些最基本的要求。要么只有蓋章無人簽字，要么蓋章與落款單位名稱不一致；而且所有書證均不符合“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無制作人關于制作過程以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處的文字說明和簽名”的基本要求。

（三）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根據“最高法適用刑訴法解釋”第九十五條二款，認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應當綜合考慮收集物證、書證違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嚴重程度等情況。辯護人認為，本案書證所存在的問題的確“可能嚴重司法公正”。本案作為以大量電子數據、書證支持指控的案件，較之言詞證據而言，電子數據、書證取得的客觀、合法性應當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有的貸款資料，LY支行均沒有給XG公司、OB公司原件或者復印件，這些文件是否被刪除、修改不得而知，偵查機關也沒有核對原件與復印件的任何記載；甚至呂×都有在空白文件上簽字、蓋章的情形；加之再以銀行組織的過橋資金還貸、銀行受托支付自行變更等，對這些貸款相關原件真實性的審查則愈發重要。而公訴方向法庭提供的不能證明其收集的客觀、合法性，顯然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見附件3）。

四、本案存在的其它程序問題

本案程序問題可謂俯拾即是，從受案到立案，從偵查到補充偵查，難以找到沒有程序違法、程序瑕疵或符合法律要求的。

（一）關于立案偵查

1、“公（經）受案字[2015]99號《受案登記表》”顯示的接報時間為2015年3月26日晚17:41分，記載2015年3月11日就接獲報案，但整個卷宗材料中未見案件受理登記，也沒有報案材料；接報民警為霍×、尹×，報案人為歐×，沒有該報案人身份記載，沒有接案筆錄。接報地點為LYG××區××南路90號（經查為交警隊所在地）。

2、《受案登記表》的受案人為LYG經濟犯罪偵查支隊一大隊，受案民警金×、魏×（就是后來本案的偵查人員），受案意見一欄為“尚不能確定此案件是否立案和管轄，建議初查”，受案審批也是“初查”。然而，就在當日又有“公（經）立字[2015]82號”LYG市公安局《立案決定書》。也就是說，滿打滿算只有六個多小時，偵查機關居然就完成了從初查到立案的過程。

3、既然3月26日才決定初查，卷一P64材料卻顯示，2015年3月3日16:28:26偵查機關就已經對XG公司、OB公司調取工商檔案，還取得了稅務機關作廢發票的說明文件。也就是說，在報案人報案之前（3月11日），偵查機關未辦理初查法律手續就已經開始偵查了。

4、根據前述《受案登記表》記載，2015年3月26日偵查人員晚上建議初查，馬上又辦理了《立案決定書》，但卷宗中未見立案、拘留等呈批手續；更詭異的是，當天晚上僅隔了不到四個小時、開著銀行提供的車輛疾馳七百余公里、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在北京首都機場由兩受案人金×、魏×就抓獲了被告人呂×。抓獲之后不是連夜趕回LYG，也沒有在北京當地借押，而是住在機場附近的賓館。次日才從北京駕車返回LYG，直至下午15:30才對被告人呂×辦理拘留手續（卷一P5《抓獲經過》、P6《發破案經過》）。這不是突發的現案，LYG公安人員就敢沒任何手續在首都機場抓人？！以上情況，要么說明《受案登記表》所記載的情況是不真實的，要么是立案未履行合法的手續，要么抓人的時候沒有拘留手續（甚至沒有拘傳、傳喚手續）。偵查機關為什么會這樣做？因為偵查機關的辦案點就設在發案單位辦公樓內，使用的是發案單位交通工具，偵查機關實際上就是利用公權力為發案單位追債，就是在辦私案。在他們看來，法律手續不過只是形式而已。

（二）關于調查取證

1、偵查機關從2015年3月26日立案，到3月27日對被告人呂×拘留，至4月24日改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再到8月6日提請批準逮捕，從卷宗材料當中看不出這個過程偵查機關必要的偵查活動。從提請批準逮捕（共三卷，525頁）與移送審查起訴材料相對照（前三卷，549頁），除了對BL公司人員調查之外（7月30日），其它包括9月6日對岳××、劉××等相關證人調查、查封與案件無關的房產（9月9日）等都是在批捕之后進行的。我們不知道525頁三卷的報捕材料都有什么，但比對之后，從頁碼到材料順序等，都看得出來進行了人為的調整。哪些材料被抽掉了，哪些材料報捕之前根本沒有，檢察機關批準逮捕依據的材料都有哪些？

2、偵查機關的調查取證從初查開始，到立案之后的偵查及批準逮捕之后的繼續偵查，都應該通過卷宗材料記載和反映。雖然報捕與起訴的證據要求有所不同，但隨著偵查工作的持續進行，應當獲取更多的證據而不是相反。本案偵查所反映的情況卻是除了大量的提訊之外，并沒有更多收集的證據。對被告人呂×提訊了七十一次，有訊問筆錄十份；監視居住期間既沒有提訊記錄也沒有訊問筆錄。偵查機關為什么這么做呢？答案就是：根本沒有進行其它偵查工作，“提訊”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給被告人呂×提供通訊條件便利，聯系外界幫忙還款。卷宗材料顯示，從4月10日至7月10日一共歸還了620萬元（其中500萬元是被告人女兒抵押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如果是騙取貸款的刑事案件，偵查機關只能按照貸款資金的流向，采取查詢、凍結等法律允許的措施去追贓。現在620萬元直接歸還到貸款賬戶，而沒有按照贓款移送的程序辦理。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受案、立案、強制措施以及其后不合法地調取證據等等發生的原因，這些都說明了偵查機關從一開始就是利用羈押被告人為銀行追債，先拘留再監視居住，最后在追債無望的情況下才匆匆報捕。所以這就印證了，為什么從案件初查、立案及批捕之后繼續偵查，到審查起訴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再到審判階段的兩次補充偵查，偵查機關始終就拿不出像樣兒證據的原因，說明他們不是在依法調查取證，只是抓了人沒追回錢就不能放，繼續拿材料湊數而已。

（三）未依法告知被告人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偵查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意見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請，可以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偵查機關于2016年3月14日對劉××簽字筆跡做出鑒定，但沒有依法將鑒定意見告知被告人呂×，當然也就不存在告知申請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的訴訟權利。事實上，直到9月法院審理階段，公訴機關以補充偵查為由，才將該項鑒定意見提交。如果說偵查機關是違法的，公訴機關是又一次違法。這實質上就是在剝奪被告人的訴訟權利。

綜上所述，辯護人從電子數據、書證以及程序方面所存在的極其嚴重的問題，說明本案偵查活動從何開始、如何開始的，都頗為混亂，其后偵查活動所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就不難得出結論，本案偵查機關并不是依法進行偵查，只是在為銀行相關人員開脫責任，在利用公權力為銀行服務。

第二部分本案存在可能產生“冤假錯”案的實體問題

本案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從寬泛的欺騙概念來解釋特定行為發生原因的錯誤指控，即認為有被告人實施的虛假行為，該虛假行為就是騙取貸款的結果。除了前一部分所述的程序問題之外，我們有必要單獨就本案實體問題展開辯論。為了說明問題的便利，我們可以從保理業務的概念入手來進行。

一、關于保理業務

國內保理業務，也叫應收賬款融資，就是公司將應收款項通過銀行審核后，轉讓給銀行提前獲得資金的業務。根據不同的類型可分為買斷型保理業務和回購型保理業務，本案屬于回購型保理業務。保理業務銀行的審核重點是債務人的還款能力。為了更好解決本案的實體問題，我們有必要說明買斷型保理業務與回購型保理業務的一些簡單的區別。

（一）買斷型保理業務對相關應收賬款承擔全部或部分買方商業信用風險，是指買方不能履行付款責任時，銀行也必須按其確認的保理額度向賣方支付全額保理款項。回購型保理不承擔買方商業信用風險，約定在應收賬款債權不能如期足額回收時，由賣方負責等額回購或置換，銀行保留對賣方的追索權。兩種保理業務均適用于有流動資金需求、基于真實貿易背景而產生應收賬款的債權人。只是作為買方承擔風險的方式有所不同。

（二）申請辦理回購型保理業務應具備的主要條件為：

1、買賣雙方均為獨立法人，經營規范，財務制度健全，現金流充足，賣方有較強的回購和償債能力；

2、企業運行良好，產品銷售渠道暢通且銷售量穩定增長；

3、履約能力及履約記錄良好，沒有不良融資記錄；

4、必要情況下可要求賣方提供其他擔保等。

本案涉及的回購型保理業務，顯然也是LY支行對XG公司、OB公司綜合情況判斷之后同意采取的融資方式。那么就有必要從銀行及銀行相關人員辦理保理業務過程中的行為來分析本案的性質。

二、關于虛構事實

騙取行為是欺詐類犯罪所共有的特征。刑法一般理論而言，“騙取”與“詐騙”的客觀特征具有共同的邏輯結構，即行為人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錯誤的認識，并基于錯誤認識對權益作出處分。因此先要看有無欺騙的對象，再看有無受騙的事實。也就是說，即使存在欺騙行為，但沒有使對象陷入錯誤認識，就不存在欺騙；反之，對象雖有錯誤認識，但沒有基于錯誤認識而做出處分，也不能成立欺騙。

具體到本案，如若成立騙取貸款，其基本邏輯結構應為，被告單位、被告人呂×實施了欺騙行為，使LY支行和/或相關工作人員陷于錯誤認識，因錯誤認識向被告單位發放貸款，使LY支行造成重大損失。

那么，這樣的邏輯結構是否成立。當然不能。我們可以借用一個控制系統概念來解釋，就是沒有形成閉環。這種閉環在本案的語境下應該理解為，只是由于被告單位、被告人呂×實施了欺騙行為，才使得銀行做出錯誤的處分決定。那么，我們先來看看起訴指控的虛假材料都包括哪些：一是財務報表，二是增值稅專用發票，三是應收賬款做質押。我們需要先說這三方面文件是不是虛假，再說是不是這些虛假使銀行陷于錯誤認識，最終看是不是由于這些虛假使銀行做出錯誤的處分決定。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涉及的問題，就是跟被告人呂×有什么關系。

（一）虛假的財務報表如何形成的

1、公訴方始終沒有明確財務報表的虛假到底指什么？是財務報表與實際經營情況不符，還是與稅務機關報表不符。對此，我們沒有看到公訴方提供第三方諸如司法會計鑒定等方面的證據，以說明財務報表虛假的情況。虛假的成分有多大，是足以影響銀行對企業真實情況的判斷，還是并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這些公訴方都沒有相應的證據證明，只是一句話：財務報表虛假。

2、在公訴方的卷宗材料當中所看到的是零散的、不符合書證要求的復印件，當然還看到更多的是鄒××、岳××等人提供的、銀行工作人員指導被告單位的財務人員按要求“制作”報表的證言。之所以說是“制作”，是因為這種指導已經非常具體，銀行的客戶經理通過電子郵件或其它方式，直接與財務人員溝通或通過鄒××轉達，包括資產負債率不能高于多少、流動資金總量不能少于多少等等。如果借用岳××的話說，就是銀行需要報表“漂亮”。這個漂亮的意思當然不是“天生麗質”，而是經過“整容”的。

3、如果說這些財務報表是虛假的，也沒有證據證明是呂×要求做的，相反有證據證明是銀行幫助“制作”的。岳××多次證言，所能證實的并未受到被告人呂×的指使，而是開始通過鄒××轉告銀行方面的指示，后來就是銀行客戶經理直接對其進行指導。在現實當中這種類似的情況非常普遍的，但不能因為普遍，就不區分虛假的由來，不能就此做出銀行人員當然免責的法律評價，也就不能成為將這種行為的結果概由被告人承擔的理由。因此，公訴方指控財務報表虛假，是被告人的行為顯然于法無據。

（二）虛假增值稅發票是如何形成的

公訴方指控增值稅發票為虛假，但是否可以據此認定這是騙取貸款的手段呢？并不能。

1、這些發票作為貸款文件的組成部分，在簽訂借款合同之前就向銀行提供，顯然要求所謂真實貿易背景不過是銀行的一種說辭而已。作為回購型保理業務的特點之一，就是交易借助銀行融資來完成。XG公司、OB公司作為銀行對應的債務的賣方，如此大額的交易，如果自有資金可以完成，就無需采取保理融資了。

2、對被告單位的交易對手XD公司和BL公司，由LYG分行和LY支行共同做了核保，當然只不過是走一個核保的形式（LY支行原副行長丁××出庭作證可以證實），因為LY支行尤其是行長姜×非常清楚，貸款之后的資金流向何方。所以，只能說涉及的增值稅發票在銀行來說只是一個形式的要求，與程×證言所證明的對文件審核只是形式的道理是同樣的。

3、本案卷宗材料顯示，涉及增值稅發票只是發生在鄒××與銀行之間，與呂×無涉；雖然鄒××證言是受被告人呂×指使，但從發票開具過程、使用到作廢的整個環節，除了鄒××自證之外，沒有其它對呂×不利的證據支持。鄒××證言稱，在借款合同簽訂之后，他給被告人呂×打電話問銀行要增值稅發票怎么辦，顯然，是鄒××將開具發票與簽訂借款合同時間倒置了。從偵三卷的材料看，雖然“增值稅發票清單”列表文件沒有顯示時間，但2014年8月8日簽訂的《流動資金借款合同》附件已經列明，增值稅發票作為《流動資金借款合同》之前已經簽訂的《最高額質押合同》清單附件；也就是說，那些根本沒有呂×簽字的、只是加蓋公司印章和呂×手章的所有合同。這些無意中暴露出來，這些增值稅發票都是鄒××背著呂×配合LY支行運作貸款所為。這些貸款的多少跟呂×無關，并不是呂×使用貸款，而是銀行行長姜×在使用。從這個角度看，如果這些增值稅發票虛假，要承擔責任的也不應該是被告人呂×。

（三）虛假應收賬款質押是如何形成的

應收賬款質押作為保理業務重要特點之一，就是銀行需要把握應收賬款的真實性（當然回購型保理業務本身就是銀行規避風險的方式），對此，被告單位的交易對手XD公司和BL公司提供了銀行認可的材料。

1、LY支行對于在該行開戶、并有四、五千萬元存款的XD公司公司核保，XD公司公司總經理劉××向銀行核保人員（丁××在法庭作證說是“審核”）證明與XG公司的交易真實，只是銀行人員沒有實地查驗貨物，也沒有審核XD公司公司的財務賬目；事后劉××又當著銀行人員的面（2014年10月22日在北京裕龍大酒店）簽訂了應收賬款《征詢函》，認可與XG公司有六千余萬元的應付款。至于《應收賬款轉讓通知書（特定）》劉××簽字和公章的真假，屬于本案并未查清的事實。公訴方出具的對劉××簽字筆跡的鑒定意見，也只能說明與劉××簽字不一致，但這個結論也不能反過來證明被告人呂×作假；至少可能存在：一是劉××許可別人代其簽字，二是XG公司方面有人假冒劉××簽字，三是銀行方面有人仿冒其簽字，四是劉××本人故意改變簽字方式。因為，不符合邏輯的一點就是，劉××當著銀行人員的面都確認的，為什么背著銀行又不承認呢？所以，如果應收賬款質押是虛假的，沒有證據證明呂×指使作假。

2、對于應收賬款質押是否虛假，LY支行在向LYG分行報送的《最高額抵（質）押項下財產查詢承諾》、《質押物查詢承諾》以及《授信業務質押核保書》等相關文件上，均由客戶經理和行長姜×共同簽字確認。也就是說，LY支行已經向LYG分行承諾查詢是真實的，抵（質）押物是存在的。這難道是呂×騙銀行嗎？顯然不是，是LY支行在欺騙LYG分行。LY支行為什么這樣做？就是因為過橋資金是LY支行行長姜×組織的，新貸下不來，他無法償還過橋資金。所以，對于應收賬款對應的抵押物是否真實存在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這些新貸必須如期返還給提供過橋資金的公司和個人，也包括姜×控制的CD公司。那么，如何才能確保這些新貸只能用于償還過橋資金，方法就是，銀行辦理的是受托支付，主動權掌握在銀行手中。正如姜×證言所述，“銀行放的是受托支付資金，先放到貸款人貸款賬戶上，這是銀行控制的，然后打到其貸款資料中交易對手賬戶上”。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姜×只說了一半，所謂“打到貸款資料中交易對手的賬戶上”，也還是要還到過橋資金的賬戶上，因為銀行手里還掌握著《支付審核意見表（變更）》（見附件4）。

3、還要特別指出的一點，通過對第三卷貸款文件的統計，共有主要文件68份（不包括附件文件），其中呂×簽字只有5份，姜×簽字的17份，其它均是XG公司公章和呂×手章，或LY支行/XG公司蓋章、呂×/姜×手章，而沒有簽字人。這說明了至少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這些文件無需呂×同意，LY支行跟鄒××就可以搞定了；但偵查機關對此沒有認真進行調查，現有材料直接反映的，就是王××在銀行辦理OB公司簽署文件的過程，就是在鄒××參與下，跟LY支行的客戶經理程×在銀行辦公室一起做的。這些并非呂×指使。二是簽署這些文件所需要的印章，沒有一個掌握在呂×手中，要么是鄒××掌握，要么是王××掌握。所以，從這些文件簽署過程來看都只是一種形式，都是銀行或者準確地說根據姜×的需要簽訂。舉一例說明，OB公司5152帳戶1000萬貸款的流向：OB公司5152賬戶19:40分→XG公司1087賬戶—19:42分→CD公司—19:45分→OB公司2127賬戶；19:40分至19:45分，五分鐘內的三入三出；此時不是銀行對外營業時間，這些轉帳只有銀行內部操作才能完成（偵七卷）。

4、應收賬款質押是不是虛假的其實不重要，因為貸款的真實用途就是償還過橋資金。在簽訂的《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第一條第16款明確規定了“應收賬款回購”，這個條款無疑是銀行方面的保底條款，是風險控制條款；規定了“應收賬款回購：也稱應收賬款反轉讓，是指出現本合同約定的情形時，甲方有義務按照約定的回購價款無條件向乙方回購其已經轉讓給乙方（應為甲方）的應收賬款，在甲方對乙方的回購義務履行完畢后，乙方將已受讓的應收賬款轉回給甲方”。就是說，XG公司雖然將應收賬款轉讓給LY支行，但如果LY支行不能順利實現時，XG公司還要回購該項應收賬款；再進一步說，就是LY支行代XG公司向XD公司支付了貨款，當XD公司違約時XG公司還要承擔回購義務。這一條款的鎖定，當然可以讓姜×有恃無恐了，通俗地說，反正任何條件下風險都不是銀行承擔的。即使一分錢沒有給到XG公司，還款的責任也還是在XG公司。

事實上，本案當中的虛假材料遠不止公訴方指控這三項（財務報表、增值稅發票和應收賬款）；若沒有2014年7月10日LY支行報送、7月14日LYG分行批準的《再次用信審查審批表》，及其后從啟用授信到辦理貸款的一系列虛假文件，加之銀行系統內部對貸款資金的操控，僅憑那三份文件是不可能完成貸款的。所以從實質上講，XG公司所虛構的事實，是銀行為完成貸款最無關緊要的，若沒有銀行內部為返還過橋資金的操作，根本無法形成閉環。

三、關于受騙對象

有欺騙必須有受騙這一基本的邏輯結構已如前述，在此，我們就需要來解決本案當中何人受騙、受了誰的騙的問題。

（一）LY支行是否受騙

LY支行支出了七千余萬元貸款沒有收回，這是事實。但這是因為受被告人呂×的欺騙嗎？當然不是。我們之所以一再提到過橋資金，就是因為本案卷宗材料顯示，指控的七千余萬元當中的五千余萬元直接或間接償還了姜×組織的過橋資金。公訴人認為，姜×是個人行為，不代表銀行。辯護人認為，如果姜×為XG公司從其它銀行或金融機構借貸而解決過橋資金，當然是個人行為；但本案作為行長的姜×，解決的過橋資金是償還被告單位在該銀行的前項貸款，新貸也是由銀行內部操作直接或間接還給提供過橋資金的公司（或個人）了。這怎么能說是姜×的個人行為呢？行長作為LY支行代表人（或負責人），在貸款業務中具有管理和決策權，其意志顯然代表和反映的是LY支行的意志，而不是其個人意志。從這個意義上說，銀行是否受騙，當然要看姜×是否受騙，受了誰的騙。雖然按照其證詞，受了呂×和劉××的騙，是受了呂×和李××的騙，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當然不是。

1、OB公司貸款3500萬元是還舊貸新，從行長姜×簽署同意給LYG分行報送的《授信啟用/發放申請表》來看，OB公司運營正常，雖然分行風控人員做了明確的風險提示，但姜×依然組織了償還前項貸款的全部過橋資金。在向LYG分行報送了各項虛假的審批手續之后，這些貸款如期都歸還了過橋資金的提供者。

2、雖然被告單位與LY支行辦理了一系列貸款手續所要簽署的文件，但這些文件背后意味著什么姜×也是心知肚明的。這些新貸款的唯一流向只有一個，就是償還過橋資金，絕不可能用于貸款申請文件的項目。所以，那些財務報表、增值稅發票、應收賬款轉讓等，不過都是名義而已。

3、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呂×簽字的都是圍繞授信有關的文件，而貸款文件的簽署則只是使用呂×的手章。這說明了什么？說明真正涉及貸款和放款的文件，既不需要呂×簽署，也不需要給被告單位，甚至呂×都不知情。只要銀行以該兩公司名義拿下貸款就是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說LY支行受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二）LY支行工作人員是否受騙

在本案指控的兩項貸款當中，銀行的客戶經理等是具體工作人員，在辦理被告單位的貸款過程中，這些工作人員有誰受騙嗎？當然沒有。

1、客戶經理劉×、程×都指導被告單位制作銀行所需要的文件；程×只因沒有看到李××簽字（OB公司交易對手BL公司副總經理），就自行決定由王××到LY支行來當面蓋章、簽字；在《授信業務質押核保書》在“核查結論”一欄自行寫下“現場核保，面簽面蓋”；而且連同《最高額質押合同》、《應收賬款受讓通知書》等都在同一時間完成。這是受騙嗎？

2、《授信啟用/發放申請表》顯示（偵三卷P158），申請“授信批準敞口額度4500萬元”，這個表是辦理單筆貸款時填寫使用，LY支行為“業務發起機構”，注明“本表填寫日期為授信條件落實（合同簽訂）后，放款前任一天（含當日）”，業務經辦、業務主管、機構負責人程×、丁××（副行長）、姜×（行長）依次簽字了。但“本次授信敞口額度”卻為空白，意思就是說，該項貸款金額多少沒填寫。這又是誰在騙誰呢？如果被告人呂×在欺騙，至少也應該知道騙多少吧？如果說銀行受騙，也應該知道被騙多少吧？

綜上，公訴方依靠這些漏洞百出的卷宗材料提出指控，依靠這些材料說銀行受被告單位、被告人呂×欺騙了，居然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

四、因果關系

本案公訴方指控被告單位提供虛假材料是“因”，銀行被騙是“果”。我們知道，刑法因果關系，是為了確定危害社會的結果是由誰的行為造成的，為結果責任的認定提供客觀基礎。“刑法因果關系并不關注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聯系是否符合規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注重的是在具體案件中，當某一特定的危害結果發生時，到底有哪些人的行為或事件對結果的發生起了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行為人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等等。因此，刑法因果關系研究實際上是一門經驗科學，在研究方法上更多依賴的是社會經驗法則，而不是抽象的理性思辨。”（《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規則》魏海，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通過以上從程序和實體幾方面的問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實際上，我們已經對本案的因果關系有些比較明確的認識，至少可以得出，如果本案構成騙取貸款罪，欺騙行為與被騙結果的因果關系與起訴指控是完全不同的。

（一）何“因”成“果”

本案在解決了誰虛構事實、誰欺騙了誰的基本問題之后，同時也就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因果關系的問題，即公訴方所指控的虛假財務報表、增值稅發票、應收賬款質押等等并不是本案的“因”。對于專業從事銀行業務的姜×來說，被告單位的經營狀況是否符合貸款的條件，其判斷絕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偏差；也就是說這個“因”形成不了這個“果”。那么，什么才是本案的“果”發生的“因”，通過審理不難得出結論，真正的“因”不過是姜×不能讓XG公司、OB公司前項貸款產生逾期，為完成貸款的同時再完成存款業務，而利用被告單位的虛假文件，與客戶經理劉×、程×等人配合制作了一系列虛假的或利用銀行內部管理權限完成的貸款業務。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借被告單位名義完成該項貸款業務的“因”；所以XG公司、OB公司在這個“因”與所謂騙取貸款之間“果”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換言之，從這個“果”尋其“因”的話，不能得出被告單位、被告人呂×騙取貸款的結論。

（二）一“因”一“果”

在本案涉及的回購型保理業務中，借款人與銀行之間是一種平等民事主體的交易行為，當事人雙方基于真實的意思表示作出的處分，并不是必須刑法做出評價和干預的。即使造成了損害結果，也并不必然得出騙取貸款的結論，其完全可以依據《有追索權國內保理合同》的約定，要求被告單位回購其債權。在民法領域也有合同欺詐，銀行沒有也不應該有高于對方當事人的優勢地位，盡管刑法規定了騙取貸款罪，但銀行與其工作人員都未受騙的情況下，刑法的因果關系顯然不成立。說到底，本案所涉事實至少說明了一點，LY支行同意授信貸款并最終放貸，不是僅憑相信一個財務報表、一份購銷合同的，LY支行在所有審貸環節所表現的高速決策（都是一天內完成所有放款必須的手續），甚至連實地核保環節也是自欺欺人，怎么還不了貸款就成了被告人呂×一個人行為的結果了呢？

在司法實踐中涉及騙取貸款案件，大多可能表現為銀行工作人員未按操作規程辦事，未能盡職盡責等等，對此一般按照失職處理。但一般情況并不代表普遍，更不能作為處理此類案件的標準化模式。上述問題，我們從社會經驗角度來分析，如果說銀行還是失職的話，那不知道什么才叫故意了。什么才是刑法的因果關系。

五、行為性質

公訴方起訴指控被告人呂×作為XG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OB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對本案騙取貸款承擔責任。就案卷材料顯示的情況看，對這種對行為性質的認識過于表面化了。

（一）貸款是主體究竟是誰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這個問題并未從跟不上查清。如果僅從銀行貸款檔案顯示的文件看，貸款主體就是XG公司、OB公司，但實際上確切地說，應該是以該兩公司名義所做的貸款。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認識這個問題。

1、民營企業貸款難是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之一，但在本案當中我們看到的卻是截然相反的情形，所有貸款手續的辦理幾乎都是一天完成，客戶經理不到現場，就寫上“實地查驗、面簽面蓋”；沒有核實質押物，就向上級銀行出具查詢承諾、《授信業務質押核保書》（三卷55頁）、《授信啟用/發放申請表》（三卷56頁）；在全國鋼鐵、焦炭等物資市場全面低迷情況下，卻向上級銀行提出企業經營狀況良好的《江蘇銀行再次用信審查審批表》（2015年7月10日，但在此之前卻在組織過橋資金償還前項貸款，制造提前還款的假象）。LY支行這樣做是為了XG公司、OB公司的經營急需嗎？當然不是，是在利用其名義解決收貸、存款再放款等一系列自己的經營業績；當然，在此過程中，就需要該公司配合提供貸款材料。這是呂×故意要騙取貸款嗎？顯然不是。所謂故意犯罪，就是推動行為人實施犯罪的內心起因；呂×的內心起因是什么，是為了幫助銀行完成他們的業績致自己于巨大風險之中嗎？

2、本案另一個不同尋常，就是在整個貸款辦理過程中，被告人呂×居然根本不用積極斡旋銀行，無需給銀行領導任何好處，銀行上下就積極運作，大多時候只需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一切文件就一時之間全部搞定（附件5）。在本案當中這當然不是效率問題，而是對象問題，也就是說，這不是被告單位在辦理貸款。所以完全不必呂×大費周章，有印章，有鄒××等人的具體配合就夠了。所以，姜×證言稱呂×個人簽署了《最高額保證合同》等一系列擔保文件（實際上并沒讓呂×簽署），卷宗材料真實反映了這個過程。

（二）貸款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1、從貸款流向來看（偵六卷P1），反映了過橋資金為XG公司還貸與再貸償還過橋資金的整個過程。這些都是姜×一手操作的，所以姜×證言說沒想到呂×跟劉××一起騙他，與其這樣說，倒不如說是姜×自己在騙自己。作為保理業務考察的重點有二：一是貸款主體的經營狀況，二是交易背景的真實。偵查機關對起訴指控兩項的前項貸款情況進行調查（偵五卷），雖然與指控事實無關聯，但從另一角度恰恰說明，從前項貸款已經反映出XG公司、OB公司正常還款已經出現問題，銀行卻再次啟用授信額度4500萬，對應的《購銷合同》與《銷售合同》約定也不是分期支付，卻將其拆分為幾筆支付，很顯然，銀行就不是在執行保理合同，就不是按貸款用途在使用。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LYG分行和LY支行共同到被告單位交易對手兩公司考察，卻連實物帳、財務帳都不查閱。作為LY支行行長的姜×知道貸款的真實用途就是償還過橋資金，所以，貸款主體經營狀況、貿易背景是否真實，根本不是考慮的內容，只是需要的一個名義而已。

2、與此事實相關的，公訴方雖沒有指控私刻XD公司、BL公司印章及假冒簽字，但在卷宗材料當中卻有劉××、李××的相關證言。那么，這些印章究竟誰做的，劉××、李××的簽字究竟誰簽的，這些文件又是誰送到LY支行的。這些關鍵性細節都沒有相關的材料。對于呂×而言，能不能續貸并不是積極追求的，對于公司的經營狀況，續貸不僅要產生新的債務和利息（已經累計向銀行支付了2087萬利息）；不續貸，至多就是民事責任，為續貸而作假則是刑事責任。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呂×指使他人作假，這也就是呂×堅持說不知道騙取貸款的事情，很多貸款文件都是案發之后通過警方才第一次見到。在此，辯護人要向合議庭強調的是，如果是一個正常的貸款，為什么簽署的所有文件不給借款人？誰有權決定不給，具體辦理貸款的工作人員恐怕沒這個權力吧？答案應該是唯一的，就是LY支行行長姜×。那么，不給貸款文件目的之一，就是該兩公司不能拿這些文件向銀行主張貸款權利，因為銀行沒有按照文件所載的貸款用途辦理。所有的委托支付，無論繞多大的圈子，都是鄒××拿著印章配合銀行辦理。跟所謂的貸款用途一毛錢關系都沒有。

通過以上兩方面的分析，還能說這是被告人呂×以被告單位名義在騙取貸款嗎？顯然不能，這是LY支行以被告單位名義自己在騙自己，在騙上級單位LYG分行。

（三）單位犯罪責任人員的認定

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呂×作為XG公司、OB公司的“實際經營者”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對此，我們要說，實際經營者也罷，實際控制人也罷，前提必須是實施了指控的犯罪事實，在該項事實成立的前提下，才有查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的必要。在本案查明該項事實的過程中，重點首先在鄒××等人是否受呂×的指使作假。

1、沒有被告人呂×指使他人作假的證據。被告單位工作人員鄒××等人的證言，雖有很大推脫責任的成分，但至少沒有受呂×指使作假的陳述。在辦理保理業務過程中，銀行與借款人是平等的民事主體，有對借款人提供材料真假進行核實的權利，甚至有借款人完全符合貸款條件而不予辦理的權利。而本案所反映的基本事實已如前述，在討論是否構成單位犯罪問題時，就需要重點查明是不是存在指使作假。所以，如果本案有指使作假的，也不是被告人呂×；相反配合作假的，就不只鄒××一人了。

第三篇：騙取貸款罪的十三大疑難問題認定

騙取貸款罪的十三大疑難問題認定

一、如何定義騙取貸款中的“欺騙手段”

（一）虛假的貿易背景

瞿某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4）杭上刑初字第451號 ]

2011年6月，杭州嘉宗物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瞿某與何幸之（另案處理）以嘉宗公司進貨貿易需要融資為由，向農行解放路支行提出貸款申請。在申貸過程中，被告人瞿某在明知沒有真實貿易存在的情況下，聯系珂飛公司，簽訂了兩份虛假的服裝和節能燈采購合同，合同標的4555萬元，并偽造出庫單等材料，后將需要的材料一并提交給農行解放路支行。

（二）虛假的貸款用途

鐘婭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挪用資金罪等一案

[（2014）杭上刑重字第2號]

2011年10月，被告人鐘婭為解決其個人名下所經營公司資金短缺的問題，以其擔任執行董事的拓盛公司名義向工商銀行杭州城站支行申請貸款。在申貸過程中，被告人鐘婭編造了申貸用途并偽造了虛假的銷售合同，授意公司財務人員制作并向銀行提交了拓盛公司虛假的財務報表、納稅證明、年審報告等，大幅夸大了公司的償付能力。工商銀行城站支行依據被告人鐘婭等人提交的虛假材料，向拓盛公司發放銀行貸款1000萬元。

（三）虛假的抵押物價值

浙江恒基貿易有限公司、尤俊杰等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2014）杭上刑初字第415號]

尤俊杰以浙江恒基貿易有限公司名義，采取提交虛假的公司審計報告、貴州茅臺酒銷售發票和酒類流通附隨單以及將假冒50年貴州茅臺酒作抵押擔保等方式，多次騙取貸款，造成銀行3000萬未償還。

（四）虛假的資信證明

于朝暉、徐志書等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3）杭上刑初字第183號]

2009年初，經吳某介紹，被告人于朝暉與時任民生銀行杭州分行商貿服務金融部市場總監的周某（另案處理）相識。周某在得知于朝暉所在的公司有貸款需求后，多次與于朝暉以及經吳某介紹專門幫助于朝暉申辦貸款事項的被告人徐志書進行商談。三人在明知浙江正大公司不符合民生銀行貸款申請條件的情況下，確定了對浙江正大公司貸款申請數據的虛假修改方法，即浙江正大公司需將注冊資本虛增至7000萬元，并對公司相應的財務數據和報表進行美化修改以符合貸款規模，提供溫嶺市財政局出具的財政承諾函，并伙同徐志書偽造黃金海岸公司章程，將東海涂公司的持股比例提高至60%，使得保證人黃金海岸公司的股權比例由浙江正大公司控股調整為政府控股。

二、如何認定損失數額和騙貸數額

（一）損失數額的確定：立案時

浙江藍天管樁有限公司、蔣紅國犯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2015）杭富刑初字第361號]

法院認為，被告單位浙江藍天管樁有限公司及其實際負責人蔣某某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段，掩蓋客觀事實，騙取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信任，取得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共計人民幣4750萬元，其中貸款人民幣4050萬元在偵查機關立案時逾期未予以償還，造成金融機構特別重大損失，其行為均已構成騙取貸款罪。

（二）騙貸數額的確定：保證金以及存單質押部分不予扣除 鄭某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1122號]

法院審理查明：辯護人提出的指控本案騙取票據承兌的數額為2100萬元不當，應扣除不會造成損失的保證金部分及存單質押部分，認定為1050萬元的辯護意見，經查，騙取票據承兌的數額應當以所騙取承兌的金額來計算認定，對該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PS：保證金或者擔保方償還的數額有助于減少損失的認定。

三、如何認定騙取貸款犯罪中的償還方式

（一）自己償還

浙江省廣業鋼鐵實業有限公司、杭州市重特鋼鐵材料有限公司等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4）杭濱刑初字第182號]

金某甲利用廣業控股實際管理堡業建設東方大廈項目的便利條件，由廣業控股代為支付購房首付款，后以簽訂虛假房屋轉讓合同、夸大收入或偽造收入證明等方式取得貸款總計13125萬元，至案發時，廣業控股尚有騙取的貸款本金人民幣11737萬元逾期未還。2013年8月1日，被告人金某甲、陸某甲、徐某甲被抓獲歸案。被告人陸某甲到案后檢舉了他人犯罪事實，并經查證屬實。本院審理期間，各被告單位均已通過“以資抵債”方式清償了所涉相關銀行的債務，并均已取得銀行諒解。

法院認定：鑒于各被告單位和被告人在案發后，對涉案贓款積極協商、歸還，各銀行在確保不會造成經濟損失的情況下均予以諒解，對三被告單位及三被告人均可酌情從輕處罰，對上述三被告人均可適用緩刑。

（二）他人代為償還

胡某甲、胡某乙等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2014）杭余刑初字第812號]

法院認定：被告單位浙江金某貿易有限公司及五被告人均在庭審中自愿認罪，被告人胡某甲親屬已代表被告單位歸還涉案銀行承兌匯票項下的墊付款，被告單位及五被告人均獲得華夏銀行杭州和平支行的諒解，本院酌情予以從輕處罰，并對被告人胡某甲、胡某乙、胡某丙、金某、周某均適用緩刑。

被告單位與五被告人騙取票據承兌2500萬。被告單位判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胡某甲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胡某乙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

（三）擔保人償還

杜偉英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3）杭西刑初字第810號]

杜偉英采用偽造的財務報表、財務報表明細、購銷合同、電費發票等資料，騙取擔保，向北京銀行申請貸款800萬，已由擔保方代為償還。后又騙取民泰銀行貸款500萬，造成銀行損失269余萬元。

法院認定：本案損失已經部分挽回，對被告人杜某酌情從輕處罰，辯護人相應辯護意見本院予以采納。鑒于本案相關損失并未全部挽回，且被告人杜某尚無悔罪表現，不應對被告人杜某判處緩刑，對辯護人所提緩刑之辯護意見不予采納。

杜某犯騙取貸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四、如何認定騙取貸款的共犯

（一）出具虛假質押證明

胡某甲、胡某乙等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812號]

被告人胡某甲指使被告人胡某丙請托崇賢港公司負責質押監管業務的被告人金某、周某予以關照。后在華夏銀行和平支行審核階段，被告人金某、周某提供了虛假的質押財產清單及庫存明細，以證明金某公司在崇賢港公司碼頭有充足的庫存鋼材提供質押擔保。

法院認定：被告人金某、周某明知被告單位某騙取票據承兌仍提供幫助，且均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

（二）共同互保

朱某甲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2014）杭余刑初字第1207號]

被告人朱某甲系被告單位杭州悅欣物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悅欣公司）的實際控制人。2012年，悅欣公司與杭州勤業物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勤業公司）互相為對方在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簡稱交通銀行余杭支行）的融資提供最高額擔保，數額均為人民幣（以下幣種同）1000萬元，保證方式均為連帶責任保證，悅欣公司在申請授信時向銀行提交了經過篡改的財務資料（主要是夸大業務量、利潤額，縮小負債額）。被告單位悅欣公司與勤業公司之間簽訂虛假虛假的購銷合同，及虛假的財務報表等資料取得貸款500萬，另承兌匯票100萬，部分用于歸還其他借款，造成銀行資金損失481余萬元。

五、如何認定騙取貸款的單位犯罪

（一）未以單位犯罪起訴，按照單位犯罪處理

杜偉英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3）杭西刑初字第810號]

法院認定：被告人杜某作為諸暨彈簧總廠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采用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并給銀行造成特別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本案屬于單位犯罪，但因公訴機關對諸暨彈簧總廠未作出指控，故本院只對被告人杜某作出處理，辯護人所提系單位犯罪的辯護意見予以采納。因被告人杜某系對本案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根據本案單位犯罪的性質，無法認定也不應認定被告人杜某為從犯，且銀行、擔保公司對貸款審批是否已盡審慎職責，并不能減輕被告人杜某的責任，故對辯護人所提從犯、應減輕杜某責任之辯護意見不予采納。

（二）不按照單位犯罪處理

俞中江、徐某癸等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俞中江、徐某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一案[（2014）杭下刑初字第131號]

在騙取銀行承兌匯票過程中，被告人俞中江主要負責聯系銀行，被告人徐賽蘭負責聯系開具承兌匯票所需保證金、貼現并調度貼現資金的使用，被告人玄飛負責提供虛假的貿易合同。被告人俞中江、徐賽蘭將上述貸款、信用證及承兌匯票資金用于支付貨款及往來款、歸還金融機構貸款、支付高額利息、繳納關稅或增值稅、部分劃入“中江系”出納組掌握使用的個人銀行卡等。

法院認定：被告人俞中江、徐賽蘭、玄飛的犯罪行為未體現單位意志，利益也非歸屬于單位。故被告人俞中江、徐賽蘭、玄飛的犯罪行為不應認定為單位犯罪。

六、如何認定“其他嚴重情節”

（一）未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方光明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3）浙杭刑初字第73號]

從2008年10月至2012年4月，凌某為歸還到期銀行承兌匯票，指使被告人方光明以永安公司名義，先后7次向建設銀行申請400萬元承兌匯票，其中4次使用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和虛假合同，所得款項均被凌某套現后還債。2012年4月20日，永安公司歸還建行建德支行匯票到期人民幣400萬元。

法院認定：被告人方光明使用虛假的購銷合同和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銀行承兌，雖然永安公司在案發后已經歸還，未造成金融機構的實際損失，但其多次騙取銀行承兌且數額巨大，符合情節特別嚴重之情形，故構成騙取票據承兌罪。

七、罪與非罪

（一）提供反擔保的行為如何定性

黃國余、馬麗集資詐騙罪，黃國余、馬麗合同詐騙罪等一案[（2014）浙杭刑初字第153號]

法院審理認為：關于公訴機關所控被告人黃國余、馬麗以亞細亞公司名義向浦發銀行臨安支行貸款580萬元，由擔保公司提供擔保并最終由該公司代為償還上述貸款的合同詐騙事實，因被告人黃國余、馬麗以各自名下真實、合法房產為擔保公司提供反擔保，該反擔保權利的設定系黃國余、馬麗明知自己無力償還情況下所作財產處分之真實有效的意思表示，故擔保公司已代為償還貸款后對黃國余、馬麗各自名下房產所持有的他項權利主張系民事法律糾紛，不應認定為刑事犯罪。故公訴機關將其認定為刑事犯罪事實并不妥當，予以糾正。

（二）短期違反貸款合同約定出借他人如何定性

喻某職務侵占罪，喻軍民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2014）杭富刑初字第835號 ]

法院審理認為：對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喻某犯騙取貸款罪，經查，東南公司系經政府及相關金融機構協調，得到授信額度后申請獲取貸款，雖短期內借給他人使用，但有證據證明借款仍按約定用于廢紙交易，且該貸款按約歸還出借銀行，借款銀行也不認可被騙，未受損失，依法不構成騙取貸款罪，故本院不予認定。

八、銀行工作人員有過錯，騙貸人是否可以免責

（一）銀行工作人員有過錯不作為被告人從輕處罰的理由 周某甲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4）杭余刑初字第1208號]

法院認定：被告人周某甲的辯護人提出交通銀行余杭支行具有過錯的辯護意見并據此提出對被告人周某甲從輕處罰，經查，本案中交通銀行余杭支行的具體經辦人在放貸前已對申請貸款的資料進行了形式審查，即已盡到了基本的審慎義務，不能因其未發現騙取行為而認定有過錯，且即使貸前審查不嚴亦不能作為對被告單位及被告人從輕處罰的理由，該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

九、騙取貸款與貸款詐騙的區分

（一）騙取貸款后，被他人使用并用于個人揮霍

瞿某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一案 [（2014）杭上刑初字第451號]

瞿某以嘉宗公司名義簽訂了虛假的服裝和節能燈采購合同，合同標的4555萬元，并偽造出庫單等材料，獲得銀行信用證金額共計2500萬元，其中保證金500萬元，實際貸款金額2000萬元。但后來貸款的2000萬元資金被何幸之個人實際占有，爾后何幸之出逃至國外導致貸款到期而嘉宗公司無力歸還。

法院認為，被告人瞿某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造成銀行特別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

十、銀行職員參與其中的犯罪定性

（一）違法發放貸款罪

周慧萌、錢俊蓉違法發放貸款罪一案 [（2013）浙杭刑終字第449號]

上訴人錢俊蓉身為銀行客戶經理，在操作涉案貸款業務時，明知浙江正大公司在經營情況、財務狀況方面不符合銀行貸款申請條件，仍指導配合于某、徐某、沈某等人對該公司財務材料予以修改；明知擔保單位黃金海岸公司的股權變動是為了配合浙江正大公司進行貸款，而未予以嚴格審查；對于授信風險控制的最后屏障--溫嶺市財政局的承諾函的真實性，未進行核實；銀行放貸后，未盡貸中及貸后檢查職責。上訴人周慧萌身為銀行負責人，明知浙江正大公司有虛增注冊資本、夸大銷售收入、更改黃金海岸公司股權比例等作假行為，仍同意報上級部門審核。綜上，上訴人周慧萌、錢俊蓉明知申貸人不符合貸款條件，仍發放貸款人民幣7000萬元，其行為均已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

（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吳天聞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一案[（2013）杭下刑初字第141號]

2011年9月，被告人吳天聞在擔任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下稱興業銀行杭州分行）企業金融業務三部客戶經理期間，為吳某擔任法人代表的杭州順佳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順佳公司）從該行申請開具國內信用證提供方便，受益人為吳某實際控制的杭州思譽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思譽公司），開證金額為人民幣7600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敞口3800萬元）。期間，被告人以銀行匯款等形式收受吳某的170萬元。

法院認為，被告人吳天聞身為公司職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十一、騙取小額貸款公司貸款罪名認定

（一）合同詐騙罪

溫浙明集資詐騙罪，溫浙明詐騙罪等一案[（2014）浙杭刑初字第72號]

2012年12月，被告人溫浙明在與杭州市上城區匯通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借款合同的過程中，隱瞞履約不能的真相，虛構在臺灣投資旅行社，要向臺灣海峽兩岸友好交流協會交納赴臺證件辦理費等事實，利用虛假的讓渡合約書等證明文件，騙取借款200萬元，造成杭州市上城區匯通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損失197萬余元。

法院雖然認定小額貸款公司為金融機構，但仍認定溫浙明構成的是合同詐騙。

（二）詐騙罪

楊雪詐騙罪一案 [（2015）杭西刑初字第87號]

楊某瀏覽到阿里巴巴網站有即時到賬的小額貸款信息后，萌生冒用他人身份申請貸款詐騙之念。其通過阿里巴巴網站物色到慈溪市富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虞某的帳號及個人信息，并且通過qq購買了虞某的帳號。被告人楊某侵入該賬戶后，更改綁定了作案使用的手機，且使用虞某的身份信息辦理了浦發銀行卡。此后，被告人楊某冒用虞某的阿里巴巴國際站賬戶，得到了浙江阿里巴巴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貸款18萬元，法院認定楊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

（三）騙取貸款罪（貸款詐騙罪）

呂某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

[（2015）紹越刑初字第1357號]

辯護人辯稱被告人呂某作為小額貸款公司（越信公司）的工作人員，其主體身份不符合違法發放貸款罪的構成要件，因為小額貸款公司不是刑法規定的其他金融機構。

法院經審理查明，越信公司系浙江省政府金融辦公室批準并經紹興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記注冊成立的具有法人資格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民銀行于2009年11月30日頒布了《金融機構編碼規范》，確定了小額貸款公司的編碼為金融機構二級分類碼Z-其他，將小額貸款公司納入了金融機構范圍。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小額貸款公司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2009年5月31日）明確小額貸款公司是從事小額放貸和融資活動的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因此認定呂某符合違法發放貸款罪的構成要件。最終認定呂某構成了違法發放貸款罪。

既然法院可以認定小額貸款公司屬于其他金融機構，其工作人員可以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那我們自然也可以認定，被告人如果騙取了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也可以被認定為騙取貸款罪或者貸款詐騙罪。

十二、未實際取得貸款的犯罪定性

（一）騙取貸款罪的未遂犯

陸建羽詐騙罪，陸建羽合同詐騙罪等一案 [（2013）浙杭刑初字第3號]

2008年12月，被告人陸建羽以銀轉公司名義向中信銀行余杭支行申請貸款人民幣800萬元，同時采取代簽董某甲等股東簽名、加蓋偽造的杰頂公司印章的手段偽造杰頂公司股東會擔保決議等擔保手續，并隱瞞杰頂公司未繳清土地出讓金的真相，致使銀行方誤以為杰頂公司同意以位于安徽省廣德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20畝國有土地使用權為銀轉公司申請貸款提供擔保。后因銀行工作人員發現用作抵押的土地實際并未繳清土地出讓金而停止發放貸款，致使被告人陸建羽未實際騙取貸款。

法院認定：在貸款詐騙犯罪中，被告人陸建羽已著手實施貸款詐騙犯罪行為，但因銀行發覺而停止發放貸款，致使陸未實際取得貸款，依法亦應認定為犯罪未遂，可以減輕處罰。

十三、擔保方代為償還貸款后的法律適用

（一）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后罪名定性

溫浙明集資詐騙罪，溫浙明詐騙罪等一案 [（2014）浙杭刑初字第72號]

被告人溫浙明隱瞞真實履約能力，虛構資金用途，由保證人杭州市中小企業擔保有限公司擔保，以婦女國旅的名義向杭州銀行科技支行貸款300萬元。在簽訂擔保服務合同的過程中，被告人溫浙明隱瞞履約不能的真相，騙取被害人沈某甲以名下的房產向貸款保證人杭州市中小企業擔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擔保。該筆貸款到期后，杭州市中小企業擔保有限公司代為償還貸款本息3057200.91元，之后扣除婦女國旅繳存在其處的保證金40萬元，并向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經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判決，由被害人沈某甲實際承擔該擔保造成的損失265萬余元。

法院認定：被告人溫浙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編造虛假的貸款理由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采取隱瞞無履約能力的真相，騙取被害人提供擔保以及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的方式騙取貸款，最終導致被害人和金融機構承擔數額特別巨大的損失，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第四篇：騙取貸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騙取貸款罪的分析及典型案例

河南洛太律師事務所

陸向輝

法條規定及相關解釋：根據《刑法修正案

（六）》的規定，騙取貸款罪，是指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

立法背景：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了貸款詐騙罪，貸款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編造引進資金、項目等虛假理由、使用虛假的經濟合同、使用虛假的證明文件、使用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超出抵押物價值重復擔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詐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較大的行為。在現實中存在有區別于貸款詐騙的行為，比如采用欺騙手段取得貸款，但是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無法證明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行為，但客觀上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情節非常嚴重，這樣的行為就需要刑法規定罪名來規制，遂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增設騙取貸款罪。

該罪名存在的必要性：我們國家把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一種特殊對象，尤其在法律上做出比一般對象較為特殊的保護，設置了很多關于銀行業務法律責任和特殊規定，在規定了金融詐騙罪的同時，覺得打擊力度還不夠，又新增了騙取貸款等新罪名，其目的是為了維護我國正常的金融秩序，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但從罪刑法定原則出發，一個罪名的設置也應該嚴格遵守刑法的謙抑性，在對關于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給予特殊保護，及時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只要實施了騙取行為，就有可能觸犯刑法，這本身就將該類行為由原來的結果犯加入了情節犯的因素，在經濟活動日益活躍的現代社會，規定該罪名有其必要性，但決不能再對該罪名進行擴張或者類推解釋。

問題：但在實踐中騙取貸款罪的司法適用十分混亂，司法人員和學者在對貸款詐騙的解讀上也有很多分歧。甚至不當擴大處罰范圍使該罪成為了任意解釋的“口袋罪”，很容易被公權力機關降低入罪門檻而濫用，或者不當限縮的入罪范圍使該罪實際上形同虛設。此外，騙取貸款與貸款詐騙在實務中因為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界限不明，削弱了對貸款詐騙罪的規制力度。撇開個別案件存在的人為操控而故意混淆的原因，這種界限不清大都涉及對該罪基本構成要件的不當理解。很多人單單從文理解釋的角度出發，理解該罪名只要實施對“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實施了“騙取”行為就構成騙取貸款罪，這有違立法本意。

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終歸是一種金融機構和公民個體之間的民事活動，民事活動的原則要鼓勵交易，當事人的意志自由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當事人雙方基于真實的意思表示作出的處分行為，一般不需要刑法去保護，即使造成了損害結果，也應屬于被害人自我歸責的范圍，既不屬于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范圍，刑法也缺乏干預的必要性。從比較法的角度看，日本刑法規定負責貸款人發放的貸款“即使它構成違背任務的行為，如果這種貸款主要是為了謀求公司利益而實施的話，那么，因不存在‘圖利目的’，所以照樣不構成背信罪”。所以該罪名就應該規制那些在手段上嚴重虛構事實并且做成危害后果的行為，并且通過民事或者行政手段無法懲處的行為。本文將從行為、因果關系和危害后果等方面對該罪名做一分析。行為包括行為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手段的各種騙取，因果關系比較特殊，包括欺騙手段和取得貸款的因果關系，也包括取得貸款后對金融機構造成的損失或者風險的因果關系，危害結果包括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和有其他嚴重情節。

一、行為

欺騙手段：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求行為人在申請、取得貸款時存在欺騙手段。實踐中，行為人為騙取金融機構貸款，往往同時實施多種欺騙手段以達到欺騙目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欺騙手段都要納入騙取貸款罪的規制范圍。

從金融行業層面看，行業內部有著較完備的貸款審查制度和不良貸款清收、處理制度，遇到欺騙手段輕微的貸款糾紛時，應首先觸發金融行業自身的抗風險機制，以提升抗風險意識和能力，而不是讓刑法過度介入，否則不利于金融行業的良性發展。從刑事立法層面看，刑法在已經設立貸款詐騙罪的情況下，又增設騙取貸款罪，免去“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主觀要件，對騙貸行為的懲治力度不可謂不大，因而更應遵循謙抑性原則進行規制。從貸款糾紛的解決機制及刑事司法層面看，我國民商法以及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已經能夠相對妥善地解決金融機構與貸款者之間的糾紛，且通過民事或者行政路徑處理輕微欺騙手段導致的糾紛，效果更好。如果不區分騙取貸款手段的嚴重程度，將一些手段明顯輕微的欺詐行為納入刑法打擊的范圍，將導致打擊面過大，也浪費司法資源。因此，區分騙取貸款手段欺騙性程度很有必要。騙取貸款罪的成文構成要件要素上看，關于騙取并沒有手段的限制，只要行為人采取了欺騙手段，均可以構成。但是否只要提供了虛假的貸款資料就構成騙取貸款罪呢？實踐中，銀行商業貸款中，貸款人形式上需要提供的貸款資料名目繁多，恐怕很少有人認為凡借款人提供了不真實的貸款資料都能成為騙取貸款罪。該罪立法討論中，“銀監會認為，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行為，本身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由此帶來損失的形成一般需要很長的周期，且損失是否最終形成，在實踐中因缺少統一判斷標準而很難判斷。如果將‘造成重大損失’作為該罪的構成要件之一，則判斷起來非常困難，不利于打擊此類違法犯罪。銀監會建議將該罪由‘結果犯’模式改為‘行為犯’模式，以是否實施行為作為構成要件，而不是以結果作為構成要件。即以‘數額巨大的’和‘數額特別巨大的’作為‘騙用貸款罪’成立的要件”。⑽但這一立法建議并沒有得到采納。因為在諸多貸款資料中，有一些并不是為了控制貸款風險，而是基于貸款行政管理（如統計）等需要提供的，對形成貸款風險不起實質性的作用。從現實情況看，借款人為獲得貸款，對自己公司的經營情況作某種程度的夸大，早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如果因此認為這都是刑法上的欺騙行為，則擴大了本罪的規制范圍。對商業上的擔保貸款而言，關鍵是有無真實的有效的資產進行抵押，只要擔保單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額，其他資料、手續縱有虛假，也不致給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筆者的這種解釋，在一些國家的刑法中也有規定，如在日本，是否成立不法貸款的背信犯罪，“要根據實質性的標準來判斷”。“即使屬于不當貸款，如果確實采取了設定擔保等確保債權回收的必要措施，那么仍不構成背信罪。”。行為人雖然提供的資料有瑕疵，但該資料對金融資產的運行沒有形成風險的，不應作為騙取貸款罪認定。實際上，作為商業貸款，銀行借款合同的中心是圍繞著借款與還款來進行的，至于合同規定的一些隨附義務，也大都是圍繞著貸款安全設置的。而擔保抵押貸款，最主要的安全保證，就是擔保和抵押物的真實、足額。

事實上，貸款過程中的欺騙行為形式多樣，常表現為虛構主體、提供虛假擔保、虛構貸款用途（提供虛假的合同）、改變貸款用途、提供虛假的財務報表等。大部分情況下，這些行為都是可以通過其他規制方式調整的。從金融行業層面看，行業內部有著較完備的貸款審查制度和不良貸款清收、處理制度，遇到欺騙手段輕微的貸款糾紛時，應首先觸發金融行業自身的抗風險機制，以提升抗風險意識和能力，而不是讓刑法過度介入，否則不利于金融行業的良性發展。中國人民銀行1996年發布的《貸款通則》對貸款的條件、流程、管理、法律責任等進行了詳細規定。如要求在貸款時，借款人應當填寫借款申請書并提供真實的貸款資料；《貸款通則》第71條規定了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規定用途使用貸款的，或者貸款在有價證券、期貨等方面從事投機經營的，或者未依法取得經營房地產資格的借款人用貸款經營房地產業務的等，由貸款人對其部分或全部貸款加收利息；情節特別嚴重的，由貸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貸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貸款。《貸款通則》第72條規定，借款人向貸款人提供虛假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等資料的，或者不如實向貸款人提供所有開戶行、賬號及存貸款余額等資料的，或者拒絕接受貸款人對其使用信貸資金情況和有關生產經營、財務活動監督的，由貸款人責令改正。情節特別嚴重或逾期不改正的，由貸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貸款，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貸款。所以，在沒有造成損失或者沒有形成遭受損失的風險時，該行為作為貸款糾紛處理是有依據的，如果都要入罪，行政上的處罰就失去了空間。

如果只是以一般的事實夸大或隱瞞非必要事實以取得銀行貸款的，并不宜認定為騙取貸款罪，這在公民個人向銀行申請房屋貸款的類型案件中尤為常見。此外，在銀行諸多貸款資料中，有一些并不是為了控制貸款風險，而是基于貸款行政管理（如統計）等需要提供的，對形成貸款風險不起實質性的作用。借款人為獲得貸款，對自己公司的經營情況作某種程度的夸大，虛高抵押物的一定價值早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也不應該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騙取”行為。

如某檢察院辦理的張某涉嫌騙取貸款罪一案: 2010 年11月，嫌疑人張某幫沈某購買位于三里屯的房子，在辦理貸款時，銀行要求沈某出具收入證明，于是張某就以甲公司名義開了一份月收入3.6萬元的收入證明，因銀行需要其提供甲公司的公司章程，張某就偽造了一份內容為“甲公司系沈某和張某兩人出資成立”的公司章程，并在上述材料上仿造沈某簽字。于是張某幫助沈某從銀行獲取房貸 261萬元，后一直正常還款。本案中，張某申請銀行貸款時有三個帶有欺瞞性質的行為: 一是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二是沈某只是公司經理但偽造章程 將沈某列為出資人，三是張某代替沈某簽字。銀行發放個人貸款真正要審查的是申請人是否具有還貸能力，該案中張某實施的具有實際意義的欺瞞行為只有提供沈某月收入證明這一項，后面兩個行為只是輔助證明沈某所在甲公司的信息，對沈某的月收入起到間接證明作用，所以嫌疑人張某涉嫌騙取銀行貸款的核心行為 即提供了與沈某月收入不相符的證明文件。張某提供的收入證明雖然夸大了沈某的月收入水平，帶有一定的欺騙性質，但是沈某在A公司擔任經理確有較高的月收入，并且通過事后沈某按時還款的行為也能反過來印證其具有按時還貸的能力，因此張某夸大沈某月收入行為的情節過于輕微，不宜被評價為騙取貸款罪中的欺騙手段。

其二，“其他嚴重情節”的立法語言，包含了對入罪范圍的擴張，更表明了對入罪的限縮。作為情節犯中的情節，雖然含義比較抽象，但不等于在司法中可以作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立法用“嚴重”作為情節入罪的限定，就表明在沒有造成損失的情況下，一般是不需要入罪的。從該罪的客體是危及金融安全的角度出發，將此處“其他嚴重情節”解釋為實際上是一種危險犯是可行的。因為，該罪常態的入罪條件是“造成重大損失”，即“導致一定數額的金融資金無法歸還”，與其對應的入罪條件，從邏輯上應該與“重大損失”危害程度具有相當性。單純采取欺騙手段獲得貸款，沒有造成“重大損失”的危險性，難以相當，只有在雖然沒有造成現實的“重大損失”，但由于行為人的欺騙手段，使金融機構的“巨額金融資金陷入巨大風險”的情況下，才能危及金融機構貸款資金的安全，將其界定為有造成重大損失危險的，才具有相當性。實際上，刑法中的許多情節犯，看上去比較廣泛，但司法解釋為了減少裁量的任意性，控制入罪面，或者還原為數額犯，或者限定為危險犯，騙取貸款罪也理應如此。

因果關系： 關于因果關系，首先要聯系到欺騙手段的嚴重程度問題，對于騙取貸款罪的欺騙手段應達到何種嚴重程度，實踐中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應達到使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實施相應放貸行為的程度；第二種觀點認為，應達到使金融資產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的程度；第三種觀點認為，應達到致使金融資產造成嚴重損失的程度。這三種觀點各有側重，但都不夠嚴謹全面。

第一種觀點只強調了欺騙手段與錯誤認識以及基于錯誤認識所作出的處分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忽略了這種錯誤認識及處分行為是否導致了足以科處刑法的風險或者后果。比如，行為人雖然虛構貸款用途使得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發放貸款，但其并未置貸款于高度風險之中，同時還提供了真實足額的擔保，那么，行為人的欺騙手段就未達到入罪要求的程度。

第二種觀點恰與第一種觀點相反，僅強調了欺騙手段與金融資產無法回收的高度風險之間的因果關系，忽略了欺騙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因此實施了發放貸款的行為。比如，行為人的欺騙手段被金融機構識破，金融機構基于其他原因如完成指標、謀取利益等，向行為人發放了貸款，那么無論該貸款是否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之中，行為人的欺騙手段并不在騙取貸款罪的規制范圍內。

第三種觀點強調了欺騙手段與損失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該觀點除了與第二種觀點同樣忽略了欺騙手段是否使得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由此發放貸款外，在對騙取貸款罪是否要求實際損失的理解上也存在偏頗。無論刑法條文還是司法實踐，本罪并不以實際損失為必備要件，未造成損失而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人依然可能構成本罪。

筆者認為，騙取貸款罪中欺騙手段的嚴重程度應同時滿足兩重因果關系，且這兩重因果關系是遞進關系。

第一重因果關系，是指欺騙手段的嚴重程度與金融機構的錯誤認識和放貸行為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只有行為人的欺騙手段足以導致金融機構陷入認識錯誤并基于此錯誤認識而發放貸款，才達到騙取貸款罪的入罪要求。反之，如果金融機構并非基于行為人欺騙手段，而是基于其他原因發放貸款，即便該貸款處于無法收回的巨大風險，欺騙手段仍未達到騙取貸款罪的入罪要求。

實務中查處的一些騙取貸款類案件，借款人在向銀行申請貸款時，確實向銀行工作人員提供了一些有瑕疵的貸款資料，例如虛構公司的經營情況、貸款的用途等，但銀行經辦該貸款的工作人員或者決策放貸的人員對這些材料本身的不真實性是非常清楚的；相關人員在了解真相即沒有受到欺騙的情況下做出了放貸決定，使行為人獲得了貸款。這種情況能否認定為本罪的“騙取”行為呢？理論與實務中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在騙取貸款犯罪中，不符合貸款條件的行為人與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共謀策劃、內外勾結作案，參與騙取貸款的行為，如果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人既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又構成騙取貸款罪，按照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應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如果沒有造成重大損失，但其他情節嚴重的，應構成騙取貸款罪的共犯。換句話說，對實踐中存在的借款人和金融機構審核人員聯手做局的案件，審核人員明知是虛構事實或虛假材料，但收受好處后仍將其作為真實情況，或者放寬審查標準，將有缺陷的貸款申請放行的情況，只要其目的是以不正當手段取得貸款，仍應作為騙取貸款、票據承兌、金融票證罪處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在欺騙行為的對象認定上，有認識上的誤區。

一個騙貸案件發生后，人們習慣地說銀行受騙或被騙了多少貸款。實際上，銀行被騙受害固然是事實，但說銀行受騙是不準確的。借款人欺騙行為作用和影響的對象應該是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而不是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是無法受騙的。不過，銀行等金融機構不能直接受騙，不等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不能受騙。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完全有可能因為借款人的虛構事實而陷入錯誤認識，而代表銀行作出錯誤的決定。換句話說，銀行的意思表示是通過銀行工作人員顯露的，它的經營是通過具體的銀行工作人員行為對外活動實現的，借款人的欺騙行為針對的是銀行辦理貸款的工作人員和具有決定貸款發放權限的人，而不是泛泛而論的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即“欺騙行為作用于法人中的自然人，即作用于法人中具有處分財產權限或地位的自然人，才可能騙取法人財產”。而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被騙的后果，往往是由銀行等金融機構直接承擔，銀行等金融機構成為了騙貸案件的被害人。刑法中，行為對象與犯罪受害對象不一致的情況并不鮮見，如《刑法》第167條簽訂、履行合同被騙罪，受騙者是國有公司、企業中的相關主管人員和責任人員，而受害者則是公司、企業本身。

不過，作為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在從事某種違規活動時，既可能為銀行本身的利益并得到銀行等金融機構同意而實施，也可能是為了借款人利益而損害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利益。因此，當銀行的工作人員明知行為人提供了虛假的貸款資料而予以發放貸款，是否屬于騙取貸款罪的欺騙行為，應分別情況處理。

第一，負責貸款的各環節銀行工作人員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實貸款資料，為了本單位的利益，以本單位的名義決定向借款人發放貸款，由于他們代表了銀行的意思和行為，發放貸款也不是基于錯誤的認識，因此，借款人不應構成騙取貸款罪。換言之，“在金融機構內部，處分財產的人并沒有陷入任何處分財產的認識錯誤，而是在知道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將金融機構信貸資金進行非法轉移”，不符合欺騙行為的構造。

第二，不具有決定權的銀行工作人員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實貸款資料，但發放貸款最終決定者并不了解真相，決策者在陷入錯誤認識的情況下作出了放貸決定。此種情況下，實際上是借款人和銀行的工作人員共同虛構事實，通過向具有決策權的銀行工作人員行騙而獲得貸款，如果造成了實際損失，銀行工作人員行為符合違法發放貸款罪的構成特征，應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借款人應構成騙取貸款罪；如果沒有造成重大損失，具有“嚴重情節”的，則銀行工作人員和借款人應成立騙取貸款罪的共犯。

第三，具有決定權的銀行工作人員明知借款人提供了不實貸款資料，不是為了本單位的利益，而是基于私情私利，仍然決定向借款人發放貸款，由于其目的不是為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利益，而是與借款人串通共同損害本單位的利益，故其行為實質上也就不具有銀行的代表性，應屬于騙取貸款罪的騙取行為，造成損失的，可以構成非法發放貸款罪，如果沒有造成損失，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構成騙取貸款罪。

第二重因果關系，是指欺騙手段的嚴重程度與金融資產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貸款等金融資產本身具有風險屬性，故而金融機構構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風險控制機制，將貸款等金融資產置于可控的風險之下。因此，只有行為人的欺騙手段突破了金融產品的風險底線，置金融資產于不可控的高度風險之中，威脅到金融信用體系以及金融機構和社會大眾的資產安全，該欺騙手段才達到需要刑法進行規制的嚴重程度，即便這種高度風險并未導致實際損失。反之，即便行為人的欺騙手段使得金融機構陷入錯誤認識并因此發放貸款，但未使得該金融資產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之中，則該欺騙手段未達到入罪所要求的嚴重程度。比如，行為人在虛構貸款理由的同時提供了真實足額的抵押，即使該抵押最終因不可抗力等非借款人原因貶值或者滅失，造成貸款無法收回，行為人的欺騙手段仍不應視為使貸款處于無法收回的高度風險之中。危害結果

這涉及對騙取貸款罪所侵害和規制范圍的認識。關于該罪的性質，理論分析和實務處理中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該罪是結果犯，“騙貸案件是一種結果犯罪，衡量是否犯罪的標準是，是否造成重大損失，如果達不到這一標準，就不算是騙貸”。另一種觀點認為，從刑法規定看，騙取貸款罪是結果犯和情節犯并存的犯罪。行為人的騙貸行為，本身就已危害到了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該類違法犯罪行為日益增多和嚴重的今天，理應通過刑罰來加以懲戒。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10年《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二）》（下稱《規定

（二）》）第27條規定，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等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等給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或者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多次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以及其他給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應予立案追訴。《規定

（二）》接近于上述后一種觀點的立場。但從實務中看，大部分騙貸案件被立案而追究刑事責任都是建立在由于騙貸行為給銀行造成了實際損失的基礎上的，鮮有僅僅因為采取騙取手段獲得貸款而沒有造成損失就作為犯罪處理的，甚至一些典型案件中，被告人采取了欺騙手段，獲得了巨額貸款，公安機關也已經立案偵查，但由于尚未形成損失而被檢察機關認為不構成犯罪決定不起訴。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都有所偏頗。首先，認為本罪是結果犯，只有造成了相關結果才能構成本罪的第一種觀點不符合立法規定。立法已經明確，構成本罪有兩種情況，一是造成“重大損失”，二是雖然沒有造成重大損失，但有“其他嚴重情節”。雖然“其他嚴重情節”具體指何種情況，界定不清，比較模糊，但顯而易見的是，其入罪范圍比實際造成損失的范圍寬。第二種觀點雖然形式上有《規定

（二）》的依據，但入罪范圍過寬，也未必符合社會現實和立法精神。騙取貸款行為的入罪，首先看行為人采取欺騙手段獲取貸款后是否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在已經造成損失并達到立案標準的情況下，構成騙取貸款罪應沒有異議。其次，行為人采取欺騙手段獲取貸款后，雖然沒有給銀行或者金融機構造成損失，但案發時已經形成貸款風險，危及貸款安全，此種情況下，也應構成犯罪。如果行為人申請貸款時雖然采取了欺騙手段，但沒有形成貸款風險，則行為人不應構成本罪。

其三，將欺騙貸款罪的最低入罪標準限定為形成貸款風險、危及貸款安全，是我國法律體系中的“二元化”規制模式決定的。各國對欺騙貸款行為的規制模式和范圍不一樣，在美國，《美國聯邦法典》第18篇第1014節規定的虛假貸款犯罪，只要行為人實施法律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即行為人向銀行提交了虛假貸款申請，便構成既遂，而未必實際上取得貸款。《德國刑法典》第256條b（信貸詐騙）規定，對信貸詐騙的規定是一種行為犯的犯罪構成，其并不要求以非法占有目的作為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也不要求造成實際的危害結果為要件。⒀這與西方國家刑事立法定性不定量的“一元化”模式有關。而我國經濟刑法的規制模式是典型的“二元化”模式。“二元化”的立法規制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根據違法行為的危害程度，分別界分為一般違法違規行為與犯罪行為。只有達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引起國家刑罰權的發動。例如，俄羅斯刑法典中的“非法取得貸款罪”，只有貸款人提供了明顯虛假的其財務情況和經營情況的信息，并造成了巨大損失的情況下才能構成。

眾所周知，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分為擔保貸款和無擔保貸款，對商業上的擔保貸款而言，關鍵是有無真實有效的資產進行抵押，只要擔保單位可靠和抵押物足額，其他資料、手續縱有虛假，也不致給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不致危害金融管理秩序。在當初設立該罪時，正是因為騙取金融 機構信用與貸款，使金融資產運行處于可能無法收回的巨大風險之中，有必要規定為犯罪。而在擔保真實足額的情況下，銀行完全能通過擔保物權實現債權，維護自身合法利益，不會產生造成重大損失的風險，或者說可以運用法律手段消解潛在的風險。由此，筆者認為騙取貸款的行為應當至少造成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重大損失的風險才能認定構成騙取貸款罪，現有判例也有印證，如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廖某某騙取貸款罪二審一案。原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廖某某以欺騙手段取得被害單位工商銀行湘鄉市支行貸款人民幣45萬元，用于償還個人債務等，致使貸款無法償還，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宣判后，原審被告人廖某某以“用真實的姓名、房產證、土地出讓使用證辦理 貸款手續，并有房屋作抵押，不構成騙取貸款 罪”為由提出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以一棟商住兩用房作為貸款抵押物，該房屋經評估價值為91萬元，房產證、土地出讓使用證是真實的，只是用于貸款的結婚證、有關文書簽名是虛假的。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廖某某雖然實施了欺騙手段，但是原審判決認定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證據不足，不構成騙取貸款罪。雖然該案例中被告人騙取的貸款只有45萬元，并沒有達到司法解釋所規定的100萬元，但是從二審法院的判決依然可以清晰看出推理的邏輯。法官在這里進行了一個實質性的審查判斷，即騙取貸款的行為究竟是否給銀行造成了重大損失的風險。被告人在貸款過程中，提供了真實有效的、價值明顯高于貸款額度的房產擔保，也就是說被告人雖然未歸還貸款45萬元，銀行也可以執行擔保物權，上訴人未還的45萬元并不必然等于銀行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即上訴人的行為沒有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的風險。基于此，二審法院才在判決中認 定上訴人廖某某不構成騙取貸款罪。（類似案例還有朱恒忠被控騙取貸款案、鄧寵被控騙取貸款案）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在擔保充分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放貸與被告人提供虛假材料或者虛假陳述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是銀行確信放貸資金不會陷于收不回的巨大風險之中而予以放貸。對于明顯不會造成法益侵害的行為，是無論如何不能認定為犯罪行為。

典型案例：

一、朱恒忠被控騙取貸款案

（來源：廣東省肇慶市中級法院（2016）粵12刑終186號刑事判決書）

裁判理由：對于上訴人朱恒忠及辯護人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第一、上訴人朱恒忠在設置土地使用權抵押時，向肇慶市國土資源局提交了偽造股東會協議書及公司章程上劉某的簽名，并向銀行提供了沒有真實交易的供貨合同等材料，在向銀行貸款的過程中，使用了欺騙手段，使銀行相信其抵押登記材料的真實性，取得了銀行發放的貸款。因此，足以認定上訴人朱恒忠向銀行貸款的過程提供了虛假的貸款資料騙取銀行貸款2500萬元的事實。第二、雖然上訴人朱恒忠向鶴山建銀貸款的過程提供虛假了貸款資料，但最高額抵押合同等證據證實，上訴人朱恒忠以肇慶長業公司的土地使用權設置了抵押，且上述土地的評估價高于其向銀行的貸款數額。因此，上訴人朱恒忠向提供了真實、足額的抵押，未利用貸款進行任何非法活動，認定其行為給銀行造成實際損失或給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實際危害的證據不足，不屬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定的“有其他嚴重情節”，上訴人朱恒忠的行為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綜上，上訴人朱恒忠及辯護人認為上訴人朱恒忠在貸款過程中未欺騙銀行的意見理據不足，不予采納，但認為上訴人朱恒忠不構成騙取貸款罪的意見理據充分，予以采納。

本院認為，上訴人朱恒忠雖然以欺騙手段獲取銀行貸款，但其向銀行提供了真實、足額的抵押，認定其行為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及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證據不足。原判認定上訴人朱恒忠犯騙取貸款罪的定性不當。上訴人朱恒忠及其辯護人所提不應以騙取貸款罪追究上訴人朱恒忠刑事責任的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理據充分，予以采納。

二、邵某某被控騙取貸款案

（來源：遼寧省葫蘆島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葫刑抗字第00014號刑事判決書）

裁判理由：本院認為，被告人邵某某在從S信用社辦理貸款的過程中，在信用社工作人員的要求下，以劉某新、昝某宇、閻某、張某宇的名義申請并提供足額有效擔保，取得銀行貸款人民幣240萬元用于生產經營，銀行貸款到期后正常還本付息。其行為屬于正常的民事行為，不應承擔刑事責任。原審法院認定邵某某無罪的事實清楚，定性準確。關于抗訴機關所提，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獲取銀行貸款并私自改變貸款用途，屬于以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的抗訴意見，經查，關于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銀行貸款，是銀行工作人員提出并要求其實施的，其目的是為了規避S信用社貸款60萬元的貸款限額的限制。并不是邵某某的主動決定實施行為。從辦理貸款及辦理催款轉貸的過程中看，銀行對邵某某為貸款的實際使用人至始至終是明知的，并沒有產生錯誤的認識。故被告人邵某某使用他人信息取得銀行貸款的行為不能認定為騙取手段。關于邵某某改變貸款用途，經查，邵某某取得貸款后用于浴池經營，并未用于貸款合同約定的購買工程器械的用途。但邵某某將貸款用于浴池經營的行為依舊屬于用于生產經營的行為，并未揮霍取得的貸款，其在貸款存續期間一直按照約定償還貸款利息，后又全額歸還貸款本金，沒有給S信用社造成任何損失和風險。故被告人邵某某雖然改變貸款用途，但不能認定為騙取手段，對抗訴機關的抗訴意見，不能予以支持。

三、鄧宏被控騙取貸款案

（來源：廣東省高級法院（2014）粵高法刑二終字第212號判決書）裁判理由：對于上訴人鄧宏及其辯護人所提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1、雖然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上訴人鄧宏申請涉案500萬元貸款時向興業銀行東莞分行隱瞞飛爾公司巨額虧損的事實，但《個人借款保證合同》、《個人經營創業借款合同》、《購銷合同書》、《授權聲明》等物證、書證及證人李某、王某甲、姜某等人的證言證實鄧宏以個人創業貸款為由向興業銀行東莞分行申請500萬元貸款向融光公司購買原材料，以虛假的《購銷合同》和《授權聲明》為申請材料向興業銀行申請該筆貸款；證人鄧某乙、周某、肖某、鄧某丙的證言及相關的銀行流水清單等均證實上述所貸款項經層層流轉用于向興業銀行質押貸款獲得的450萬元全部進入飛爾公司賬戶用于公司經營使用，并未作為貨款支付給融光公司；工商行政部門的查詢結果證明融光公司事實上并不存在；上訴人鄧宏作為飛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供述其騙取貸款的目的系為了飛爾公司的資金周轉和經營，且飛爾公司與融光公司之間的交易并不存在。上述證據相互印證，足以認定上訴人鄧宏以個人名義，提供虛假申請材料騙取銀行500萬元貸款的事實。

2、雖然上訴人鄧宏在向興業銀行東莞分行申請貸款的過程中提供虛假的貸款資料，但該筆貸款最終由擔保人遠大擔保公司代為償還，并未給興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實際損失，亦未利用貸款進行任何非法活動，未給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實際危害，不屬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規定的“有其他嚴重情節”，上訴人鄧宏的行為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

本院認為，上訴人鄧宏以欺騙手段獲取銀行貸款，但未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也不具備其他嚴重情節。原判認定上訴人鄧宏犯騙取貸款罪的定罪不當。上訴人鄧宏及其辯護人所提不應以騙取貸款罪追究鄧宏的刑事責任的上訴理由及辯護意見經查某，予以支持。

四、浙江七彩鳳公司、張斌被控騙取貸款案

（來源：浙江省嘉興市中級法院（2013）浙嘉刑終字第274號判決書）裁判理由：2008年7月14日，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應用集成膜技術日處理印染工業廢水2000立方米節水技術改造項目”獲得平湖市經貿局備案，因要申報國家項目，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張斌讓范兆科制作“印染生產線系統節水項目書”，項目總投資為5300萬元。2009年2月，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對該項目制作了可行性研究報告。2009年11月，國家發改委通過了該項目的申報。但在項目建設過程中，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未按要求建設節水項目，而采用廉價設備替換項目中的高價設備等手段，以達到通過國家驗收的目的。2010年8月，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以節水項目名義，向興業銀行嘉興分行申請專項資金貸款3000萬元。為順利取得貸款，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及被告人張斌隱瞞了上述情況，并向銀行提供虛假的工礦購銷合同。2010年8月30日、9月26日，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與興業銀行嘉興分行簽訂兩份合計3000萬元的節能減排專項借款合同。后興業銀行按約將3000萬元發放，由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支配使用。至案發，被告單位七彩鳳公司僅歸還本金400萬元及相應利息，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

關于上訴單位七彩鳳公司、上訴人張斌及其辯護人提出其行為不構成騙取貸款罪的問題。經查，原判認定上訴單位七彩鳳公司、上訴人張斌構成騙取貸款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不當，上訴單位七彩鳳公司、上訴人張斌及其辯護人就此所提意見成立，予以采納。嘉興市人民檢察院就此所提檢察意見，亦予以采納。

第五篇：販賣毒品罪辯護詞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浙江XXX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XXX家屬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擔任被告人XXX販賣毒品罪一案第一審的辯護人。接受委托后本辯護人多次去看守所會見被告人XXX，查閱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參加了今天的庭審調查。現在，本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依法履行辯護職責，為被告人XXX販賣毒品罪的定罪量刑發表辯護意見。

一、本辯護人對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馮天翔其行為觸犯《刑法》第347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款，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定性無異議。同時本辯護人同意公訴機關在發表的公訴詞中認為被告人XXX其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可以對其從輕處罰的意見。

二、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認定的被告人XXX販賣毒品交易數量和次數有待商榷。1、2014年11月24日，被告人XXX與XXX之間的毒品交易，從現有的證據和經庭審調查后的結果上來看，這明顯是一起公安機關設套子抓捕，既誘捕。辯護對抓捕程序并無異議，但認為所設之套不能成為控告罪犯的證據。

2、被告人XXX有吸食毒品的經歷，根據疑罪從無的刑法原則，被告人XXX在被抓獲當日，其隨身攜帶的毒品不得計入販毒總量中；

三、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XXX還具有以下依法從輕和酌定從輕情節。

1、被告人XXX具有檢舉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現。被告人XXX歸案后除如實供述自已的犯罪事實外，還具有對他人販賣毒品的犯罪事實以書面形式向公安機關進行檢舉揭發的行為。辯護人請求法庭對被告人XXX檢舉他人犯罪的事實在查實后，依法應當減輕或免除期刑事責任。

2、被告人XXX自愿認罪，依照兩高一部相關司法解釋，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3、被告人XXX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系坦白，依法可以對其從輕處罰。

4、因被告人XXX的販毒行為只是為特定的毒品吸食人捎帶毒品，其犯罪主觀故意模糊，社會危害性明顯小于其他以盈利為目的的販毒分子，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綜上，辯護人提請法庭能充分注意到被告人XXX上述法定和酌定從輕或減輕情節，予以公正判處。

謝謝法庭

辯護人：

XXX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