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一起環境污染罪的辯護詞

一起污染環境罪案件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浙江萬新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吳自榮的委托，指派本律師作為被告人吳自榮的辯護人。根據本案證據，結合庭審查明的事實，本辯護人對檢察機關主張的案件事實及指控被告人吳自榮構成的刑事罪名定性沒有異議。依據刑事訴訟法、律師法等賦予律師的辯護職責，為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本辯護人根據本案證據事實提出以下對被告人吳自榮可予從輕處罰的辯護意見，供合議庭評議時參考：

一、關于本案2013年9月2日污水直排事件的發生，被告人吳自榮主觀上乃為管理上的過失，可予從輕處罰。

（一）關于本案中的“暗管”原始鋪設被告人吳自榮不知情，知道存在該暗管后知悉的用途為排澇等正常用途。

根據被告人吳自榮的案件供述，在其接管該污水處理站之前，該埋設排污暗管被告人并不知情，其知道該污水處理站埋設有排污暗管時，其得到的信息是，該暗管的用途為排澇等應急之途。關于以上兩點事實，被告人吳自榮的供述與被告人吳林法的供述是一致的，并得到作為該污水處理站原管理人的證人伍自梅證言的印證。

(一)對于本案2013年9月2日污水直排事件的發生，被告人吳自榮乃出于管理上的過失。

2013年8月10號左右，被告人吳自榮接到被告人吳林法反映，污水處理站的連接調節池和生化池的提升泵的管子發生堵塞，提升泵馬達發生故障，其答復被告人吳林法將就使用的主要主觀狀態為9月15日前三家皮革制品廠就需關停，當前三家廠家產量不大，產生的污水數量不多，按其判斷該污水處理站的調節池（沉淀池）可以容納，不至于產于大的污水排放后果。

發生本案2013年9月2日污水直排事件前后，被告人吳自榮主觀認識上以及客觀上該污水處理站調節池尚有容量，其主觀上并不能明確認知需要進行污水直排以及污水直排的范圍。被告人吳林法通過暗管排放污水前后也未告知被告人吳自榮，其沒有直接授意行為。被告人吳自榮授意內容為，污水先排于調節池，放至于被告人吳自榮主觀上是否許可被告人李林法通過暗管直接排放污水，本案排污行為被當場發現，不在本案的審查范圍之內。對于本案這起排污行為，不存在被告人吳自榮授意的事實。對于該起排污行為本辯護人以為其責任根據是管理職責更為恰如其分。

二、本案污水直排事件，因環保管理部門及時發現糾正，控制了環境危害后果的未進一步發生。

2013年8月20日左右，被告人吳林法向吳自榮反映，連接調節池和生化池的提升泵的管道發生堵塞，提升泵故障，被告人吳自榮告知其將就使用，先將污水放入調節池，至9月2日發生污水直排事件，因環保管理部門及時發現、并且有效制止，案件危害后果得到了及時控制。

三、被告人吳自榮本與本案污水處理站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管理責任關系，為基于委托關系產生的代管責任。并且被告人吳自榮其在代管期間，該污水處理站的正常污水處理工作，從事實情況來講，其存在積極作用。

本案證據表明，該污水處理站由原查家橋村建立，負責處理包括被告人吳自榮經營的振榮皮業廠等四家企業的生產廢水處理，被告人對該污水處理站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管理責任。根據環保部門的要求及其它三家廠家的意見，委托被告人吳自榮代管該污水處理站的運轉，根據本案證據，且表明被告人吳自榮的代管行為是無償的。因此，該污水處理站在其代管期間的運轉，對減少四家企業廢水排放給當地環境造成損害是有正面和積極意義的。

本案證據表明，被告人吳自榮的供述與同案被告人吳林法的供述能基本一致，與本案證人證言印證一致，被告人吳自榮的行為符合坦白供述的從輕處罰情節，并且被告人吳自榮愿主動繳納罰金，亦進一步反映了其誠懇的認罪態度。通過本案經歷，相信被告人一定能深刻吸取深刻教訓，認識到自身的刑事違法行為的危害性，以對法律敬畏的態度做守法公民。

鑒于本案上述量刑情節，本辯護人懇請合議庭考慮對被告人吳自榮量刑予以從輕考慮。

從以上意見，請合議庭予以考慮。謝謝！

浙江萬新律師事務所 徐永平律師 ***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第二篇：販賣毒品罪辯護詞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浙江XXX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XXX家屬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擔任被告人XXX販賣毒品罪一案第一審的辯護人。接受委托后本辯護人多次去看守所會見被告人XXX，查閱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參加了今天的庭審調查。現在，本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依法履行辯護職責，為被告人XXX販賣毒品罪的定罪量刑發表辯護意見。

一、本辯護人對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馮天翔其行為觸犯《刑法》第347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款，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定性無異議。同時本辯護人同意公訴機關在發表的公訴詞中認為被告人XXX其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可以對其從輕處罰的意見。

二、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認定的被告人XXX販賣毒品交易數量和次數有待商榷。1、2014年11月24日，被告人XXX與XXX之間的毒品交易，從現有的證據和經庭審調查后的結果上來看，這明顯是一起公安機關設套子抓捕，既誘捕。辯護對抓捕程序并無異議，但認為所設之套不能成為控告罪犯的證據。

2、被告人XXX有吸食毒品的經歷，根據疑罪從無的刑法原則，被告人XXX在被抓獲當日，其隨身攜帶的毒品不得計入販毒總量中；

三、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XXX還具有以下依法從輕和酌定從輕情節。

1、被告人XXX具有檢舉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現。被告人XXX歸案后除如實供述自已的犯罪事實外，還具有對他人販賣毒品的犯罪事實以書面形式向公安機關進行檢舉揭發的行為。辯護人請求法庭對被告人XXX檢舉他人犯罪的事實在查實后，依法應當減輕或免除期刑事責任。

2、被告人XXX自愿認罪，依照兩高一部相關司法解釋，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3、被告人XXX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系坦白，依法可以對其從輕處罰。

4、因被告人XXX的販毒行為只是為特定的毒品吸食人捎帶毒品，其犯罪主觀故意模糊，社會危害性明顯小于其他以盈利為目的的販毒分子，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綜上，辯護人提請法庭能充分注意到被告人XXX上述法定和酌定從輕或減輕情節，予以公正判處。

謝謝法庭

辯護人：

XXX年 月 日

第三篇：非法經營罪辯護詞

非法經營罪辯護詞

發布日期：2013-04-28 作者：歐陽林律師

辯 護 詞

審判長、審判員：

江西朗秋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的委托，指派歐陽林律師為涉嫌非法經營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的被告人袁某進行辯護，通過查閱案件、會見犯罪嫌疑人以及庭審，對本案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發表辯護意見之前，本辯護人完全同意前面兩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但鑒于被告人袁某在本案屠宰活動中所從事的行為和所起的作用有別于其他被告人，辯護人補充發表以下幾點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采納。

1、被告人袁某不是本案屠宰活動的經營主體，其與被告人羅某系雇傭勞務關系，是在羅某指令下進行的勞務行為，其不具備非法經營罪的客觀要件。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非法經營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但是本案中被告人袁某并未從事上述行為。根據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和剛才的庭審調查我們可以知道，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被告人羅某從事屠宰點的清潔、現場看護、以及記錄生豬收購數量等工作。被告人袁某作為屠宰點的一名員工，服從屠宰點老板的安排是其職責，被告人袁某的工作內容和工作形式均由屠宰點老板決定，被告人袁某沒有從事生豬的收購工作、也沒有從事豬肉的銷售工作，其從事現場看護、以及記錄生豬收購數量等工作均是執行屠宰點老板的指令。他的這些行為是勞務行為，而不是分工負責行為，是被動執行而不是積極參與的行為。“經營”是指經管辦理經濟事業，對任一經濟實體，只有經管辦理的行為才是經營行為。就本案而言，決定是否收購生豬、收購生豬的價格、數量、收購生豬行為以及決定豬肉的銷售價格、銷售渠道、銷售對象等是經營行為，而現場清潔、看護、記賬等行為本身并不是經營行為。因此，被告人袁某未從事經營活動，其不具備非法經營罪的客觀要件。

2、被告人袁某在本案中沒有謀取非法利潤，主觀上缺乏謀取非法利潤的故意。

非法經營罪在主觀方面由故意構成，并且具有謀取非法利潤的目的，本案中，被告人袁某于2010年8月受雇于羅某并在其的屠宰點打工，每月工資1200元，無獎金，更無分紅。被告人袁某未謀取非法利潤，也沒有謀取非法利潤的故意，根據被告人袁某的訊問筆錄中可以表明，被告人袁某在屠宰點工作就是為了打工掙錢，養家糊口。被告人袁某沒有以謀取非法利潤為目的，不具備非法經營罪的主觀要件。綜上，被告人袁某在屠宰點僅是一個以打工者的身份進行工作，其不具備經營者身份，也未實際實施經營行為，更未謀取非法利潤，因此其不符合非法經營罪的犯罪構成。

3、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袁某非法經營數額5233.44萬元證據不足。

證據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每頭生豬的銷售金額方面。公訴機關在沒有其他任何客觀證據予以佐證的情況下，僅根據被告人不確定的供述認定每頭生豬的銷售金額為1200元，證明力明顯不足。（2）轉賣生豬的數量上。公訴機關在缺乏被告人具體轉賣生豬數量的證據情況下，單純采信被告人萬某估算的每天轉賣15頭生豬的口供，徑直主觀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間被告人共轉賣6330頭生豬，這一推定顯然證據不足。縱觀本案在整個案卷材料，所有證據中關于轉賣生豬事實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辯護人對相關供述做如下簡要摘錄。被告人羅某2012年3月26日的訊問筆錄中【見卷三第22頁】“你們一共賣過多少次豬？這個我就不記得了，因為比較頻繁，大約一個星期會賣四、五次豬，每次的數量我就不知道了”；被告人袁某2012年3月22日的訊問筆錄【見卷三第112頁】“這些豬是否全部被你們宰殺了？大部分會殺掉，有一些特別肥的、大的豬沒人要，他們就會拖回佛塔生豬批發市場賣掉”；被告人萬某2012年3月23日的訊問筆錄中【見卷三第134頁】“你們收購的生豬是否全部用于屠宰銷售？大部分會殺掉賣了，少部分比較肥的沒人要就會拖回佛塔生豬批發市場賣掉。你們一共賣了多少次生豬，每次賣多少頭？這個不好說，有時一次賣幾頭，有時一次賣二十多頭的時候都有，賣了多少次我也不記得了。你估算下大約賣了多少頭生豬？我估計平均每天能賣15頭生豬，一年能賣5千頭左右。”從上述摘錄筆錄中可以知道，三個被告人對轉賣生豬的數量都不確定，而且表述也是大相徑庭。公訴機關僅憑被告人萬某每天估算轉賣15頭生豬這一模糊的回答，在沒有其他任何證據予以佐證的情況下，就主觀推定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期間被告人共轉賣6330頭生豬，顯然證據不足。

（3）天亮期間屠宰生豬數量方面。公訴機關不能依據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腸收購清單來認定被告人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期間的屠宰數量。根據袁某在2012年1月21日的訊問筆錄中【見卷三第127-128頁】，“各腳”是一個在永叔路菜場賣豬肉的，具體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自己買豬，我幫他屠宰，收他5元的屠宰費和一副小腸，殺完后所有的東西都歸他；……“丁公路”是在丁公路菜廠賣豬肉的，和“各腳”一樣，我是幫他屠宰，收5元屠宰費和一副小腸。被告人萬某2012年3月23日的訊問筆錄中【見卷三第131頁】為什么幫周某收豬？周某是干什么的？周某是在永叔路菜市場賣肉的，我幫周某收的豬也是在袁正某的屠宰場殺的，袁正某收取周某的屠宰加工費用。從上述被告人的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羅某的屠宰點也為他人加工屠宰生豬，并收取5元的屠宰費和一副小腸。根據被告人羅某與天亮公司簽訂的承包協議、證人證言以及被告人供述可以知道，被告人羅某的屠宰點每屠宰一頭生豬，就必須賣給天亮公司一副豬小腸。在剛才的法庭調查過程中，被告人袁某明確向法庭陳述，被告人羅某在天亮期間為他人加工屠宰生豬收取的豬小腸賣給了天亮公司，也就是說天亮公司向被告人羅某收取的所有小腸中也包括了被告人為他人屠宰生豬收取的小腸。被告人為他人加工屠宰生豬，并非自己經營，該部分經營數額不能作為被告人的經營數額。因此公訴機關根據天亮公司出具的小腸收購清單來認定被告人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1月6日的銷售金額顯然是不合理的，其應當剔除為他人加工屠宰生豬的數額。

綜合以上，就本案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本案被告人非法經營的數額是不確定的，公訴機關依據被告人的供述或其他孤證來認定被告人非法經營數額為5233.44萬元，明顯證據不足。

三、公訴機關指控袁某犯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不能成立。

根據刑法第143條的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是指違反國家食品衛公生管理法規，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行為。首先，該罪的主體是是食品生產經營活動的單位或個人。其次，該罪的主觀方面是間接故意。再次，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必須違反了國家食品安全管理法規。最后，構成本罪的行為，還必須是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因此，是否“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是認定是否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的關鍵。如果行為人的行為不足以引起嚴重食物中毒或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或者只引起受害人輕度食物中毒、輕度疾病的，則該行為不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對“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病”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條規定：“經省級以上安全行政部門確定的機構鑒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導致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標準的有害細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應認定為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

本案中，首先，被告人袁某并不符合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的主體要件，其只是從事現場清潔、看護以及記錄生豬收購數量等事務，其既不是生豬肉的生產者、也不是生豬的銷售者。

其次，從客觀行為上看，羅某屠宰、銷售的生豬中被檢測出患豬支原體肺炎疾病的生豬不足以導致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江西省藥物研究所出具的《食品安全風險論證報告》的論證意見明確表明豬支原體肺炎并非人畜共患疾病，目前沒有人感染發病的臨床報告，也沒有證據證明此病可以傳染給人。也就是說在醫學上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生產、銷售的部分患有豬支原體肺炎疾病的生豬肉中含有可能導致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標準的有害細菌或者其他污染物，會導致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危險，醫學臨床上也沒有這樣的案例報告。綜上，辯護人認為基于本案的全部證據，被告人袁某無論主體要件還是客觀要件，均不符合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罪的構成要件，公訴機關對被告人該項罪名的指控證據不足，該罪依法不能成立，請合議庭予以充分考慮。

以上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參考并予以充分采納。

辯護人：江西朗秋律師事務所 律師 歐陽林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四篇：聚眾斗毆罪辯護詞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山東運策律師事務所接受城陽區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為劉某提供法律援助，山東運策律師事務所指派郝洪超律師擔任本案被告人劉某的辯護人，為其辯護，并經其確認。接受委托后，辯護人查閱了全部案卷，并會見了被告人，作了必須的調查，因而對本案有一個概括性的了解。又經過剛剛的庭審調查、質證，使辯護人對本案的實質有一個更全面、更客觀的認識。辯護人發表以下辯護意見，誠望合議庭采信。

首先我們作為辯護律師代表被告人向受害者表示歉意。

一、辯護人對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某構成聚眾斗毆罪沒有異議。

二、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具有法定及酌定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量刑情節，理由如下：

1、被告人劉某在本聚眾斗毆一案中不是組織者，是個從犯，只起到輔助作用。

從主觀上講，被告人劉某是被張某喊去一起打架的，劉某與張某是朋友加老鄉關系，之前劉某曾經獲得過張某的幫助，礙于老鄉的面子劉某跟隨張某前往，其并非本案的組織者。被告人劉某在作案時使用的工具也并不是劉某準備的，其罪過較輕，在本案中屬于從犯，根據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應該對其適用較輕的刑罰。

2、從犯罪的起因來看對方被告人趙某對本案的發生有不可推卸的在先過錯責任。

通過本案各被告人的供述可知，趙某首先在QQ聊天中挑起事端，并首先提出打架，并糾集本案被告人劉某、被害人孫某首先到達打架地點等候張某一方，在對方尚未到達的時候通過手機短信發起挑釁。因此，應當相應地減輕被告人劉某的刑事責任。

3、被告人主觀惡性不大，事后的認罪態度好，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情節，具有強烈的悔罪表現。被告人劉某到案后能詳細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機關以及檢察院對被告人的多次訊問中，對整個作案過程從一開始就主動做了詳細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

4、被告人無犯罪前科，屬于初犯、偶犯。被告人劉某此前表現一直良好，無犯罪前科。被告人曾經在部隊服兵役，并獲得過優秀士兵。被告人劉某文化程度不高，在事發時由于年少無知，一時沖動，才觸犯刑法。但因其事后向公安機關和檢察院如實交代事情經過，認罪態度較好，確有悔改之意，且社會危害程度不大，符合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條件。

5、被告人一方對被害人孫某已經作過賠償，并取得被害人的諒解，依法應從輕處罰。參與斗毆的雙方已經達成諒解協議，被害人表示原諒參與打架的另一方，希望免除刑事處罰或者從輕處罰或者判處緩刑。

6、被告人劉某家庭較為困難，其父親屬于殘疾人，母親體弱多病，被告人劉某自幼跟隨祖父母長大，現其祖父母年老多病急需人照顧。劉某未婚妻已懷孕五個多月，也急需人照顧。考慮到其家庭實際情況請求法庭對被告人劉某從輕處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被告人犯罪情節輕微且為初犯，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悔罪態度較好，對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同時也能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綜上所述，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實施了違法行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但是鑒于被告人主觀惡性程度較低，確有悔改表現以及家庭情況困難，對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所以請求法院對被告人劉某從輕處罰，給予緩刑。

此致

某某人民法院

辯護人：

年 月

日

第五篇：非法行醫罪辯護詞

非法行醫罪辯護詞

陳某涉嫌非法行醫罪一案的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海南外經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陳某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參與本案的訴訟活動。通過閱卷、會見被告人、參加法庭調查，剛才又認真聽取了公訴人發表的公訴意見，使我對本案的法律事實有了清楚的了解。現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瓊醫鑒2006-009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不具有證據力，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公訴機關是以被告人涉嫌非法行醫罪提起公訴的，對于被告人的醫療行為是否是造成患者王某死亡后果的原因，只有通過司法鑒定即尸檢才能得到科學結論，在此基礎上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在適用法律上應屬于刑事法律調整的范圍。而醫學會組織進行的鑒定是“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是針對醫療過程中發生的患者人身損害事故確定是否屬于醫療事故而進行的，屬于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范疇內的行為。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三條及《海南省司法廳關于司法鑒定機構和司法鑒定人的公告》（2006年 月 日發布）的內容可知，海南省醫學會并不是法定的司法鑒定機構。2002年7月31日衛生部發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暫行辦法》第13條第5項規定：非法行醫造成患者身體健康損害的，醫學會不予受理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另外，海南省醫學會的瓊醫鑒2006-009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是在沒有明確王某具體死因的情況下作出的，該鑒定結論是建立在推論及假設判斷的基礎之上，缺乏事實依據。

上述內容足以說明，瓊醫鑒2006-009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是不合法的，不具有證據力，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人的醫療行為與患者王某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的根據。

二、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非法行醫致人死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通過剛才的法庭調查可知，王某在被告人處就診后就回家，相隔約一個小時才到農墾三亞醫院治療，在該醫院停留了約五個小時才在病床上死亡，該醫院接診時并沒有對王某實施搶救措施，至今沒有進行尸檢。據此，辯護人認為本案存在以下疑點：

1、王某在家期間有無吃藥及飲食？

2、如果被告人的診療造成王某血糖急劇升高、血壓下降、酮癥酸中毒，那為什么農墾三亞醫院接診時不進行緊急搶救？

3、王某死亡后，在死因不明的情況下，其家屬為什么不同意進行尸檢，本案是否另有隱情？

4、三亞市公安局以被告人涉嫌非法行醫罪立案偵查，為何不依法進行尸檢確定死因，而向三亞市醫學會申請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在上述合理疑點不能排除之前，公訴機關憑一個由省醫學會作出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結論，就認定被告人非法行醫致王某死亡進而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這是極不嚴謹的，也是極其錯誤的。理由為：其一，根據醫學原理，造成酮癥酸中毒的原因有很多種，且短時間內不易形成酮癥酸中毒；其二，王某從身體出現不適到在農墾三亞醫院病床上死亡，這有一個病情加重、惡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主要發生在王某被送入農墾三亞醫院以后。因此，只有在確認王某被送入農墾三亞醫院以后的這段時間內，農墾三亞醫院的確實施了積極、正確的搶救措施，最后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并且通過法定程序進行尸檢確定死因后，才能認定王某的死亡是否系被告人非法行醫所致的結果。因為這不僅對正確認定被告人是否應負刑事責任有著重大影響，而且也直接影響著對被告人的民事責任的認定。

據上，根據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人的刑事法律原則，辯護人認為，指控被告人非法行醫致王某死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三、被告人的非法行醫行為沒有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

“情節嚴重”是非法行醫罪的要件之一。司法實踐中，所謂“情節嚴重”是指屢教不改，長期從事非法行醫且騙取大量錢財或者使多人身體受到損害的情形。

從本案的實際情況看，被告人是一個62歲高齡的老人，身體患有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種嚴重疾病。其診所也是在其所屬單位解體后，不能發放工資的情況下，為了養家糊口而開設的。可見其主觀上是為了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掙些錢貼補家庭生活，對非法行醫的性質及危害后果認識上比較模糊。從客觀方面看，被告人從事醫務工作三十多年，并非不懂醫術而非法行醫，其非法行醫的危害性與不懂醫術而非法行醫有重大差別；被告人開設診所期間，沒有發生過任何醫療糾紛，沒有被投訴或者受到過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本案發生后，三亞市衛生局依法對被告人的非法行醫行為進行了全面調查，最終作出了對被告人處于10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上述內容充分反映了本案被告人非法行醫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的有限范圍和有限程度。另外，被告人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的非法行醫行為，并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公訴機關查清本案事實。在今天的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對被指控的無證行醫的事實沒有異議。可見其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

基于上述事實，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對本案的違法犯罪行為已有了深刻反省，其自身也不具有社會危險性，其在本案中的非法行醫行為沒有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

綜上所述，瓊醫鑒2006-009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不具有證據力，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非法行醫致王某死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告人的非法行醫行為沒有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因此，辯護人懇請法庭對被告人免于刑事處罰。

上述辯護意見，供參考，并望采納。

辯護人：王康庭律師 二00七年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