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某某涉嫌販賣毒品罪辯護詞》 王思魯

《陳某某涉嫌販賣毒品罪辯護詞》

王思魯 案情簡介：2010年1月11日，陳某某在廣州市白云區機場路附件以人民幣39萬元購得海洛因1890克，被伏擊民警當場抓獲。2010年7月2日，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2010年9月26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本案；2010年11月18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陳某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陳某某服從判決，不再提出上訴。

陳某某販賣毒品罪一案一審辯護詞(前略)

二、公訴機關據以指控陳某某涉嫌販賣毒品罪的多份證據存在合法性問題，因其在諸多重要情節上存在無法合理解釋的矛盾而不足以采信。

（1）被告人陳某某的供述存疑，無法確認屬實，不能據此認定陳某某販賣毒品的事實。

公訴機關當庭出示了五份被告人陳某某認罪的供述，并據此認定陳某某承認販賣毒品的事實。然而，經辯護人當庭認真查看該五份供述的具體內容，發現第二份口供與第一份口供的錄取時隔不到兩個小時。第二份口供中擅自使用簽字筆把第二次訊問的地點修改為廣州市白云區看守所，自始至終沒有被告人陳某某的簽字或手印予以確認。特別是，除了手動修改的審訊地點不同之外，這兩份供述的內容甚至是標點符號都一樣。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實際上是同一份供述，正如被告人陳某某所述：“第一、二份認罪供述是在派出所被刑訊逼供下的供述，卻要同時簽兩份。”這在公訴機關提交的第四份“認罪供述”中“審訊的偵查人員注明：陳某某自第一次在認罪供述筆錄簽名后一直拒絕簽名”的表述得到印證。被告人陳某某只在刑訊逼供下認過一次罪的事實。

同時，辯護人還發現在第三、四、五份認罪供述中，均沒有被告人陳某某對訊問筆錄內容予以確認屬實的簽名或手印，偵查機關僅在第四份口供中注明“陳某某自第一次在認罪供述筆錄簽名后一直拒絕簽名”的表述，而第三份和第五份則絲毫沒有提及，無法判斷這兩份供述的內容是否屬實。再者，訊問全過程應當有錄像進行監控，而對于被告人陳某某是否拒絕在供述上簽字蓋印，偵查機關也沒有提供訊問現場的錄像資料予以證實。

諸多巧合不期而遇，恰恰暴露了偵查機關對被告人陳某某進行有罪推定的偵查思路，并人為地促使口供的內容往定罪的方向靠攏，違背了調查取證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難以排除偵查機關是為了補全證據而自導自演、私下炮制被告人認罪供述的嫌疑。基于上述五份訊問筆錄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瑕疵情況，真實性受到嚴重的質疑，不能作為刑事案件中定罪量刑的依據。

（2）證人周某某和張某某的《詢問筆錄》存在主體不清、證據來源不明、內容雷同等問題，并與偵查機關作出《犯罪嫌疑人到案經過》相矛盾，證人證言存在嚴重瑕疵，難以作為定案證據予以采信。從公訴機關提交的證人證言看，僅提交“周某某”和“張某某”的兩份《詢問筆錄》，卻沒有任何關于“周某某”和“張某某”主體身份的證明材料。根據刑事訴訟證據運用規則，兩份證據明顯存在嚴重瑕疵，沒有證據效力。即便是“周某某”和“張某某”如《詢問筆錄》所表述是“民警”，其在本案中作為伏擊抓捕民警，其所做的證言有明顯的利害關系，欠缺可靠性。

從“周某某”和“張某某”的兩份《詢問筆錄》的內容看，兩份證人證言所作的陳述基本雷同，甚至連錯別字都一樣。我們有理由懷疑兩份證言的客觀真實性和可信度，甚至不排除偵查機關有“先定罪再找證據”的可能。

從“周某某”的《詢問筆錄》和公安機關所作《犯罪嫌疑人到案經過》的內容比較看，周某某提到當時將陳某某抓獲時，是經過一輪搏斗才將陳某某控制住的，但在《犯罪嫌疑人到案經過》反映陳某某“在抓捕過程中并沒有反抗、逃跑、阻礙等行為”，而民警張某某的證詞也未反映出搏斗情形。三份材料對當時情形的描述互相矛盾，也不排除伏擊民警好大喜功而作了不真實的陳述。

而且，從“周某某”和“張某某”的《詢問筆錄》可以看到，在陳某某乘坐出租車到三元里大道金沙酒店對面時，兩民警見到有一名中年男人走到出租車旁將一袋東西交給車上的陳某某，出租車駛離后，卻未對該中年男人進行跟蹤抓捕，只去抓捕被告人陳某某；對中年男人交給陳某某一袋東西這么明顯的行為情況下，兩民警絲毫不動聲，卻在陳某某獨自走出小區時才抓捕，“高老”和“黑鬼”雙雙缺席的這場毒品交易，是否又是一幕“犯意引誘”的釣魚執法呢？（3）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張某某所作的證言之外，居然沒有其他任何第三方的證人證言，不符合刑事案件辦案程序和規則。伏擊民警抓捕被告人陳某某的地點是在白云區機場路北區供電局門口。根據該位置所處的地點看，是一個車輛非常多和人流非常大的位置；而且抓捕的時間是晚上23時許，這個時間段來來往往的行人及車輛并不少。但從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看，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張某某所作的證言外，卻沒有任何第三人比如當時在附近的路人、小區居民、出租車司機等的證人證言，明顯不符合一般刑事案件辦案的程序和規則。

（4）現場勘驗筆錄、犯罪現場和搜獲的毒品、作案工具等物品均沒有被告人陳某某的簽名或按手印確認，明顯不符合刑事訴訟證據運用規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勘驗、檢查的情況應當寫成筆錄，由參加勘驗、檢查的人和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對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應當會同在場見證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點清楚，當場開列清單一式二份，由偵查人員、見證人和持有人簽名或者蓋章，一份交給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備查。”公訴機關出具的由民警所制作的現場勘驗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均沒有被告人陳某某的簽名或按手印確認，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明顯不符合證據運用規則，不能作為證明被告人陳某某有犯罪行為的證據使用。

三、被告人陳某某持有毒品的目的具有不可求證性，如果從證據的角度來考慮，充其量與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的相符，只能按非法持有毒品罪來定罪量刑。

非法持有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數量較大的行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法（2000）42號】《紀要》“關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問題”的規定：“非法持有毒品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構成犯罪的數量標準，沒有證據證明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之所以將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從制造、販賣、運輸毒品的行為中分離出來，單獨設立成罪，其立法目的在于針對客觀上持有一定數量的毒品，但由于持有人拒不說明毒品的來源和流向，而且偵查機關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行為。從該立法意圖來看，非法持有毒品罪屬于補漏性的罪名，正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樣，都是由于證據不足而規定的罪名。

本案中，從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看，目前查明的證據充其量證明被告人陳某某非法持有毒品，而對其主觀上是否具有販賣毒品的故意，客觀上是否存在販賣毒品的共同犯罪行為，以及對于毒品的真實來源、交易的對象，公訴機關都缺乏充足、有力的證據加以證明。......由于證據不足以證明販賣毒品罪的主要事實，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不能認定被告人陳某某構成販賣毒品罪。基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從證據的角度考慮，被告人陳某某的行為充其量只滿足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構成要件。

第二篇：販賣毒品罪辯護詞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浙江XXX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XXX家屬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擔任被告人XXX販賣毒品罪一案第一審的辯護人。接受委托后本辯護人多次去看守所會見被告人XXX，查閱了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參加了今天的庭審調查。現在，本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依法履行辯護職責，為被告人XXX販賣毒品罪的定罪量刑發表辯護意見。

一、本辯護人對公訴機關認定被告人馮天翔其行為觸犯《刑法》第347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款，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定性無異議。同時本辯護人同意公訴機關在發表的公訴詞中認為被告人XXX其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可以對其從輕處罰的意見。

二、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認定的被告人XXX販賣毒品交易數量和次數有待商榷。1、2014年11月24日，被告人XXX與XXX之間的毒品交易，從現有的證據和經庭審調查后的結果上來看，這明顯是一起公安機關設套子抓捕，既誘捕。辯護對抓捕程序并無異議，但認為所設之套不能成為控告罪犯的證據。

2、被告人XXX有吸食毒品的經歷，根據疑罪從無的刑法原則，被告人XXX在被抓獲當日，其隨身攜帶的毒品不得計入販毒總量中；

三、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XXX還具有以下依法從輕和酌定從輕情節。

1、被告人XXX具有檢舉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現。被告人XXX歸案后除如實供述自已的犯罪事實外，還具有對他人販賣毒品的犯罪事實以書面形式向公安機關進行檢舉揭發的行為。辯護人請求法庭對被告人XXX檢舉他人犯罪的事實在查實后，依法應當減輕或免除期刑事責任。

2、被告人XXX自愿認罪，依照兩高一部相關司法解釋，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3、被告人XXX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系坦白，依法可以對其從輕處罰。

4、因被告人XXX的販毒行為只是為特定的毒品吸食人捎帶毒品，其犯罪主觀故意模糊，社會危害性明顯小于其他以盈利為目的的販毒分子，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綜上，辯護人提請法庭能充分注意到被告人XXX上述法定和酌定從輕或減輕情節，予以公正判處。

謝謝法庭

辯護人：

XXX年 月 日

第三篇：陳國雄販賣毒品一案的辯護詞

陳國雄涉嫌販賣毒品一案的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指定，并受山西業盛律師事務所的委派我擔任陳國雄涉嫌販賣毒品罪一案的辯護人，通過仔細研究本案案卷相關證據材料，會見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基本事實，本辯護人提出如下辯論意見，望合議庭予以采納：

一、關于本案的定罪問題

（一）對于2014年6月11日下午，公安機關當場抓獲被告人陳國雄，并從其身上繳獲甲基苯丙胺19.5克的行為，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理由如下：

公訴機關指控的本起犯罪行為，被告人陳國雄不構成販賣毒品罪，應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在本起犯罪行為中，偵查機關并沒有現場抓獲陳國雄向李華或者是其他人販賣毒品，而且也沒有證據證明陳國雄將該毒品用于販賣，只有在2014年6月11日19陳國雄的第一次訊問筆錄中供述“說是幫人送貨”，并無其他證據證明陳國雄販賣毒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之規定及 “疑罪從無”的刑事原則，被告人陳國雄依法不構成販賣毒品罪，而且陳國雄本人就是吸毒人員，并不能排除合理懷疑被告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故而，根 據《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對同一宗毒品可能實施了兩種以上犯罪行為，但相應證據只能認定其中一種或者幾種行為，認定其他行為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則只按照依法能夠認定的行為的性質定罪”。因此，陳國雄2014年6月11日下午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并從身上繳獲甲基苯丙胺19.5克的行為應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陳國雄2014年2月，先后向被告人李華以200元的價格出賣甲基苯丙胺15克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公訴機關指控的本起犯罪事實，并無被告人陳國雄的供述予以證明，沒有查獲毒品、毒資等證據，證明陳國雄上述行為的證據只有被告人李華的供述，而李華的幾次供述并不一致，前后矛盾。如在2014年6月11日21時50分到22時20分的訊問筆錄中供述：“第一次是今年過完春節，內蒙一個叫‘欣欣’的女子想我購買毒品，我便從姓陳的男子那里購買了五個包的冰毒，每包1克，價錢是210元/克，賣給‘欣欣’，姓陳的男子給了我不到1克冰毒，第二次是今年過完春節后，我一個叫“亮亮”的朋友受他朋友托付想我購買10包冰毒，我便向姓陳的男子購買了10包冰毒，每包1克，每克200元”；而在2014年6月23日10時40分到11時20分的訊問筆錄中又供述：“在今年除夕后一天，我向陳國雄以二百元一克的價格向陳國雄購買了十克冰毒，后以二百元的價格出售給了“欣欣”，第二次是今年賣給“欣欣”冰 毒后的十幾天，我又以同樣的方法向陳國雄以二百元的價格購買了冰毒五克，后又以同樣的價格賣給了亮亮”，兩次供述明顯矛盾，李華在2014年6月11日供述中說是以210元/克的價格從姓陳的買了5克，自己再賣給了一個叫“欣欣”的女人，而李華在2014年6月23日的供述中卻說是以200元/克的價格向陳國雄購買了10克冰毒，再賣給了“欣欣”；同樣矛盾的供述是購買了10克冰毒賣給了一個叫亮亮的人，一次供述說是購買了5克冰毒賣給了一個叫亮亮的人，因此，李華的上述供述自相矛盾，不能作為本案的定案依據，公訴機關指控的上述被告人販賣毒品的行為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不能予以認定。

（三）公訴機關指控2014年2月，被告人陳國雄以每克甲基苯丙胺150元/價格出售給吸毒人員李昊10克亦同樣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首先，在公訴機關指控的本起事實中，并無被告人陳國雄相關供述證明上述事實；其次，在案證據中，只有2014年6月12日李昊的詢問筆錄中陳述：“從今年過年后至今買過十次左右，每次是

一、兩小包，每包1克冰毒，共計花銷了2000所元吧”，李昊的陳述也是一個推定的數字，比如每次是

一、兩小包，每包1克冰毒，那么推定的就是10克到20克，而公訴機關指控的是10克就是李昊推定的一個數字，況且在辨認筆錄中，被告人陳國雄并不認識李昊，并無其他證據證明出售的毒品數，僅憑李昊主觀推斷，認定被告人陳國雄販出賣其毒品，不但不符合最高人 民法院印發《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規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的要求，也明顯不利于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向李昊出售毒品10克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四）公訴機關指控的2014年6月10日上午，被告人陳國雄向被告人李華出售甲基苯丙胺15克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首先，在公訴機關指控的本起行為中，并無被告人陳國雄相關供述印證上述事實，也無繳獲毒資、毒品等證據；其次，被告人幾次供述相互矛盾，在2014年6月11日18時40分到19時40分被告人李華的第一次詢問筆錄中陳述向被告人陳國雄購買毒品，陳國雄給其一克毒品吸食，而在其向馮五平出售過程中，馮五平給其一克毒品好處，而在2014年6月11日21時50分至22時20分的訊問筆錄中卻說，馮五平在向其購買中并未給其毒品，前后自相矛盾，對于李華的上述供述不能采信，因此，對于公訴機關指控2014年6月10日上午被告人陳國雄向李華出售毒品15克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不能予以認定。

綜上，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對被告人陳國雄定罪量刑。

二、關于陳國雄量刑的問題 首先，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對陳國雄定罪。

其次，關于繳獲的毒品并未經有資質的機構進行稱重記錄，并由陳國雄簽字。

再次，對本案的涉案毒品并未進行含量鑒定，并出具檢測報告書。

請人民法院在量刑時予以考慮上述情節。

辯護人：凌興旺

山西業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四篇：《成功案例-販毒罪販賣毒品罪辯護詞》高焰民

《成功案例-販毒罪販賣毒品罪辯護詞》高焰民 楊ΧΧ涉嫌販賣毒品罪 一審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廣東金際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楊ΧΧ的委托，指派高焰民律師擔任楊ΧΧ涉嫌販賣毒品罪一案的一審辯護人，出庭為其辯護。接受委托后，我詳細查閱、認真分析了檢察機關移送起訴的全部案卷材料，并多次會見了被告人，聽取了其陳述和意見。通過庭審調查、舉證、質證，辯護人對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沒有異議。現根據本案事實和法律，發表以下辯護意見，供合議庭合議時予以參考和采納。

一、被告人楊ΧΧ系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1、起意販毒的不是被告人

是因為吸毒者的朋友曾思永舉報，曾ΧΧ為協助公安機關抓獲販毒分子，主動提出犯意引誘，要求購買毒品。

2、購買毒品的資金是由“總部”提供的，出售毒品的收入全部要交給“總部” 3、被告人實際上沒有從販賣毒品中獲得任何收益

被告人楊ΧΧ僅負責收取了毒資50元，要上交給“總部”以后，才能得到百分之十的提成。“我的那份還沒賺到。”（見2012年11月25日《訊問筆錄》P4）、毒品的來源及銷路，即交易毒品的上線和下線、交易地點均不是被告人聯系的，也不明知毒品交易的數量是多少

貨的來源都是“總部”的，我不清楚是從哪里整來的。買家找“總部”買貨（“白粉”），“總部”告訴我見面的地方。（見2012年11月25日《訊問筆錄》P4、P3）。我不認識他（購買毒品的男子）（見2012年12月18日《訊問筆錄》P2）。、被告人完全是受“總部”安排、引誘、利用、指使，實施毒品犯罪的

“總部”許諾以百分之十的提成引誘、利用被告人。2012年11月24日“總部”找我通知我有活干。直到晚上22時左右我接到“總部”的電話，叫我到華新住宿那條巷子，見買家收錢。是“總部”告訴我這樣干的（見2012年11月25日《訊問筆錄》P2、P3）。我和肥仔都是為“總部”打工，“總部”安排我在販賣毒品中負責收錢，而肥仔負責出貨（白粉毒品）（見2012年12月18日《訊問筆錄》P2）。

由此可見，被告人在整個犯罪過程中，處于被動、被支配的地位，僅起次要、輔助的作用。依據2008年9月《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第九條，對于確有證據證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不能因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認定為從犯，甚至將其認定為主犯或者按主犯處罰。只要認定為從犯，無論主犯是否到案，均應依照刑法關于從犯的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因此，辯護人認為，楊文琦系本案從犯。依據我國《刑法》第27條的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請求法庭對被告人在量刑時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二、本案存在特情偵查（犯罪引誘）

毒品犯罪具有相對的隱蔽性，正常情況下，難以輕易人贓俱獲。特情偵查又稱誘惑偵查，是指偵查人員或協助國家追訴機關的人員特意設計某種誘發犯罪的情境，或者為實施犯罪提供條件或機會，鼓動、誘使他人實施犯罪，并進而偵破案件、拘捕犯罪嫌疑人的偵查手段。一般情況下，偵查只能針對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其目的是證實和查獲犯罪，而不是在偵查中制造犯罪。而在販毒等犯罪行為中，特情偵查是公安機關打擊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

本案存在誘惑偵查非常明顯。曾ΧΧ是吸毒者的朋友，出于對販賣毒品者的憎恨，向公安機關舉報，主動表示愿意協助公安機關抓獲販毒分子，是舉報人曾ΧΧ主動提出了犯意引誘，打電話給“總部”，要求購買毒品。被告人楊ΧΧ不認識曾ΧΧ。受“總部”引誘、指使，被告人涉世不深，為了蠅頭小利，僅這一次就糊里糊涂地犯罪了，偵查機關利用了舉報人曾思永充當“誘餌”（俗稱“特情”），實施犯罪引誘。便衣民警在附近守候，（見2012年11月25日《第一次詢問筆錄》P2、《第二次詢問筆錄》P2），正是由于曾ΧΧ的配合、引誘，結果，公安機關輕易地人贓俱獲。在本案當中，公安機關利用“特情偵查手段”布置“犯意引誘”，本欲抓捕販毒分子“總部”，最后卻使被告人落入法網。為何如此？是因為“總部”（30歲）自己老謀深算，不出面進行毒品交易，而是在背后通過電話遙控指使被告人（20歲）。被告人并無販毒經驗，在“總部”安排、指使下，第一次前去收取毒資。

2008 年9月《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規定了特情介入偵破的毒品案件，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應當依法從輕處罰。依據該《座談會紀要》第六條，行為人本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的，屬于“犯意引誘”。對因“犯意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應當依法從輕處罰，??對被告人受特情間接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參照上述原則依法處理。”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明確了誘使他人犯罪的偵查行為屬于禁止的違法行為。

據此，辯護人認為，公安機關對“總部”的“特情偵查手段”屬于“直接特情引誘”，而對被告人則屬于“間接特情引誘”。被告人此前并沒有參與販賣毒品的犯罪行為。在本案中，因公安機關利用曾ΧΧ對“總部”的“特情引誘”，再加上“總部”的安排、指使，導致受特情引誘的犯罪嫌疑人“總部”，又引起本沒有犯意的被告人第一次實施收取毒資的行為。被告人原本清白，后不知不覺中走上犯罪道路。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的主觀意圖是在外在特情引誘和犯罪嫌疑人“總部”的安排、指使下而產生的，雖主觀上有過錯，同時其又是受害者。因此，法院在量刑時應當綜合考慮其犯罪的起因、情節、特情引誘這一偵查手段，根據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

三、涉案毒品處于被監控狀態，沒有流入社會，未對社會造成現實的危害，其社會危害性小，希望法院酌情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本案屬于特情引誘犯罪,犯罪嫌疑人實施的該起毒品犯罪是公安機關利用特情引誘破獲的,涉案毒品在交易之前就已經處在公安機關的監控之下，從最初的聯系、交易、一直到抓獲都是受到監控的，涉案毒品完成了交易以后，即被等候的公安民警人贓并獲, 涉案毒品不可能流入社會，社會危害程度大大減輕。被告人僅負責收取毒資，自始至終沒有實際接觸過毒品海洛因，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小，希望法院在對被告人進行量刑時酌情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四、被告人楊ΧΧ犯罪情節輕微，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如前所述，楊ΧΧ系本案從犯。同時根據《刑法》第347條第2款第（1）項：“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鴉片不滿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滿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之規定，應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同時，辯護人認為，以下犯罪情節，可以說明被告人情節輕微—

1、在主觀上，被告人幫“總部”收取毒資，是被動而為，而非主動。

2、在客觀上，被告人只實施了收取毒資的行為。

對于整個販賣毒品的過程而言，被告人并未參與整個販賣過程，而僅僅參與實施收取毒資這樣一個環節。說明被告人只是一個幫助犯，其處于被支配的地位，作用很小。

3、涉案毒品數量很小，毒資很少。

4、被告人屬于初犯、偶犯，無前科、劣跡。被告人是剛剛步入社會的青年，涉世不深，初中未畢業即輟學，文化水平很低，沒有認識到販賣毒品的社會危害性。在本案中被告人既不是毒品的擁有者，也不是買家或賣家，更不是販賣毒品的組織者、策劃者，不是職業毒犯、再犯、累犯、慣犯、主犯，沒有暴力抗拒抓捕的行為。

被告人之前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記錄，本次犯罪是初犯，是因法律意識淡薄、年輕、幼稚，受到“總部”的引誘、利用、指使所導致。被告人本次犯罪行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機性，在犯罪引誘的情況下，根本不明知他人存在犯罪引誘，不存在預謀已久，不存在臨時起意，次數少，僅僅是這唯一的一次，就被抓獲。被告人自始至終沒有實際接觸過毒品海洛因，僅僅是收取50元的毒資，實際上沒有為自己謀取到任何經濟利益。所以，被告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都較低，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請求法庭在量刑時予以充分考慮。

5、被告人不存在以販養吸，其尿液檢查為“陰性”。所以法院對其量刑應從輕或減輕處罰。

五、被告人楊ΧΧ歸案后主動交代犯罪事實，認罪態度好，有明顯的悔罪表現，請求法庭在量刑時予以充分考慮

從多份訊問筆錄、檢討書等可以看出，被告人自被偵查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之時起，到公訴機關審查起訴，直至今天法庭審理時，被告人自始自終都是以誠懇的態度積極配合調查，如實陳述，自愿認罪，真誠悔罪，且前后多次供述穩定、一致，既不反復，又未狡辯，更沒有避重就輕、隱瞞事實。辯護人在會見被告人的時候，被告人對自己的犯罪行為表現出了極大的悔恨，并明確表示自己一定要好好學習法律，永遠不再觸犯法律，請求律師向法院轉達其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意愿。其積極、主動、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系坦白。這一自愿認罪、誠懇悔罪的表現，應當得到人民法院的確認，并作為酌情從輕處罰的事實根據。并且從今天的庭審情況來看，被告人能夠主動交待犯罪事實，認罪態度好。被告人以前由于對法律的無知，主觀上對毒品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認識嚴重匱乏，被告人當庭的悔罪表現深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九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綜上，辯護人認為本案被告人盡管所涉及的罪名屬嚴重的刑事犯罪，但其行為本身產生的社會惡果較小。并考慮到被告人已被羈押近五個月，懲罰的目的已經達到，為貫徹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刑事政策，懇請人民法院在量刑時對被告人楊ΧΧ酌情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給被告人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依據我國《刑法》、《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 第二十三條、第一百四十五條之規定，建議對被告人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以上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考慮！

此致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辯護人：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九日

【法院判決】經過高焰民律師的成功辯護，最終法院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7個月！【法律依據】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

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鴉片不滿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滿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第五篇：田浩涉嫌開設賭場罪一案辯護詞

田浩涉嫌開設賭場罪一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被告人田浩涉嫌犯開設賭場罪一案，河南嵩峰律師事務所接受田浩家屬委托并征得田浩本人同意，指派劉占營擔任其辯護人，以維護其合法權益。接受委托后，辯護人會見了被告人田浩，查閱了起訴書和案卷材料，剛才又參加了庭審活動，并認真聽取了公訴人發表的公訴意見。現根據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法庭裁判時參考：

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田浩犯有開設賭場罪不持異議。但是，辯護人認為田浩有以下從輕處罰的量刑情節，請求法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一、被告人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對較小，社會危害性也相對較小，應當認定為從犯，其理由如下：

本案是一起涉嫌網絡賭場的犯罪行為，各被告人在開始賭場行為中，擔任不同的角色，有網絡的主辦人、經營管理人、代理商。通過剛才的庭審調查，被告人田浩是在他人的慫恿之下首先是參與網上投注，后發展到代理行為，且其代理行為是最底層的代理，權限只能給別人開設投注賬號，沒有資格再發展下一級的代理。在網站的代理行為完全受他人控制，包括賬戶管理和資金流向，另外，其本人并沒有獲取抽頭油水。所以根據本案的事實，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對較小，依法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二、根據本案的事實被告人田浩具有多種酌定量刑情節。

1、被告人田浩既是本案的被告人又是本案受害人。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告人田浩投注的資金有7000余元，應得的抽頭1000元都被該網站非法取得，所以田浩也是本案的受害人。

2、被告人田浩參與開設的賭場的經營時間段，只有短短的2個月，其發展的會員也較少，沒有造成其他惡性案件，社會影響較小。

3、根據田浩所在的基層組織出具的證明意見，田浩一貫表現較好，也是由于法律意識淡薄、不懂法所造成的犯罪，屬于偶犯。

4、被告人田浩犯罪后有認罪悔罪表現，能向公安機關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法庭審理過程中田浩認罪態度較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九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鑒于田浩有以上量刑情節及田浩的家庭環境，其本人有2周歲的兒子需要照顧，懇請法庭對田浩從輕處罰，并處以緩刑，給其以改過自新、從新做人的機會。

以上辯護意見，希予采納。

河南嵩峰律師事務所 律師

劉占營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