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某涉嫌生產、銷售假藥罪一案之一審辯護詞(總結陳詞)

王思魯律師辯護詞專輯 主辦：王思魯律師

張某涉嫌生產、銷售假藥罪一案之

一審辯護詞（總結陳詞）

就全案而言，通過我們對三個辯護意見的具體論述與分析，可以說明控方根本沒有證據證明某公司生產的阿羅格變應原產品是應按藥品管理的變應原制品，也就根本不能證明某公司有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因此，某公司不構成生產、銷售假藥罪，而被告人張某也不作為某公司的主管人員而被追究刑事責任。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通過我們對控方提交的證據材料抽絲剝繭般的分析和論證，結合我國刑事訴訟的相關規定，可以發現控方既沒有提交生產、銷售假藥刑事案件所必須的省級以上藥品檢驗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和檢驗報告，也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某公司生產、銷售阿羅格變應原是為了讓醫院點刺方式使用來診斷變態反應性疾病，更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阿羅格變應原產品是應按藥品管理的變應原制品。也就是說，本案證據嚴重不足，無法定罪。

相信諸位都已經聽說福建省高院最終因為證據不足而判決念斌無罪，這是疑罪從無原則在我國當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的體現，更是我國刑事司法法治化的標桿，是刑事司法的風向標。我相信決不允許執法犯法造成冤假錯案不僅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決心，也是我們法律人的信仰與底線，而靠證據說話則是每個法律人的基本行為準則。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我在這里必須負責任地提醒諸位，您現在決定的不僅是張某、張某某兩個人的命運，更是中國變應原試劑行業的命運。某公司作為該行業的領先者，其產品被譽為變應原試劑行業的金標準。自某公司出事以后，其它公司一直在觀望本案的結果，并已經停掉了同類產品的生產并從市場上召回了已經銷售的產品。一旦張某、張某某被定罪，將成為該類案件的標桿性先例，屆時我國的變應原試劑行業將不復存在。您諸位必須要考慮變態反應原試劑行業的特殊性，因為變態反應原的種類繁多，如果要求廠家針對每個變應原都注冊一個藥品字號，對廠家的時間和經濟將帶來嚴重的負擔，而且國家藥監局也難以應付如此規模的注冊申請。

如果一旦認定涉案產品是假藥，就意味著我國十余年來使用過類似產品的過億人次患者均在醫院接受了假藥的治療，經媒體曝光后估計又將是一個轟動全國的新聞，可能會對東莞市和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帶來負面的影響。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人員陪審員，相信手中把握著司法權柄的諸位面對這個證據嚴重不足而對中國變應原試劑行業又無比重要的案件一定會慎之又慎，認真考慮辯護人的意見，還我當事人清白，作出公正的無罪判決！

此致

某市第一人民法院

辯護人：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王思魯律師

2014年9月4日

第二篇：田浩涉嫌開設賭場罪一案辯護詞

田浩涉嫌開設賭場罪一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被告人田浩涉嫌犯開設賭場罪一案，河南嵩峰律師事務所接受田浩家屬委托并征得田浩本人同意，指派劉占營擔任其辯護人，以維護其合法權益。接受委托后，辯護人會見了被告人田浩，查閱了起訴書和案卷材料，剛才又參加了庭審活動，并認真聽取了公訴人發表的公訴意見。現根據事實和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供法庭裁判時參考：

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田浩犯有開設賭場罪不持異議。但是，辯護人認為田浩有以下從輕處罰的量刑情節，請求法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一、被告人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對較小，社會危害性也相對較小，應當認定為從犯，其理由如下：

本案是一起涉嫌網絡賭場的犯罪行為，各被告人在開始賭場行為中，擔任不同的角色，有網絡的主辦人、經營管理人、代理商。通過剛才的庭審調查，被告人田浩是在他人的慫恿之下首先是參與網上投注，后發展到代理行為，且其代理行為是最底層的代理，權限只能給別人開設投注賬號，沒有資格再發展下一級的代理。在網站的代理行為完全受他人控制，包括賬戶管理和資金流向，另外，其本人并沒有獲取抽頭油水。所以根據本案的事實，田浩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相對較小，依法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二、根據本案的事實被告人田浩具有多種酌定量刑情節。

1、被告人田浩既是本案的被告人又是本案受害人。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告人田浩投注的資金有7000余元，應得的抽頭1000元都被該網站非法取得，所以田浩也是本案的受害人。

2、被告人田浩參與開設的賭場的經營時間段，只有短短的2個月，其發展的會員也較少，沒有造成其他惡性案件，社會影響較小。

3、根據田浩所在的基層組織出具的證明意見，田浩一貫表現較好，也是由于法律意識淡薄、不懂法所造成的犯罪，屬于偶犯。

4、被告人田浩犯罪后有認罪悔罪表現，能向公安機關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法庭審理過程中田浩認罪態度較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九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

鑒于田浩有以上量刑情節及田浩的家庭環境，其本人有2周歲的兒子需要照顧，懇請法庭對田浩從輕處罰，并處以緩刑，給其以改過自新、從新做人的機會。

以上辯護意見，希予采納。

河南嵩峰律師事務所 律師

劉占營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三篇：《陳某某涉嫌販賣毒品罪辯護詞》 王思魯

《陳某某涉嫌販賣毒品罪辯護詞》

王思魯 案情簡介：2010年1月11日，陳某某在廣州市白云區機場路附件以人民幣39萬元購得海洛因1890克，被伏擊民警當場抓獲。2010年7月2日，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2010年9月26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本案；2010年11月18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陳某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陳某某服從判決，不再提出上訴。

陳某某販賣毒品罪一案一審辯護詞(前略)

二、公訴機關據以指控陳某某涉嫌販賣毒品罪的多份證據存在合法性問題，因其在諸多重要情節上存在無法合理解釋的矛盾而不足以采信。

（1）被告人陳某某的供述存疑，無法確認屬實，不能據此認定陳某某販賣毒品的事實。

公訴機關當庭出示了五份被告人陳某某認罪的供述，并據此認定陳某某承認販賣毒品的事實。然而，經辯護人當庭認真查看該五份供述的具體內容，發現第二份口供與第一份口供的錄取時隔不到兩個小時。第二份口供中擅自使用簽字筆把第二次訊問的地點修改為廣州市白云區看守所，自始至終沒有被告人陳某某的簽字或手印予以確認。特別是，除了手動修改的審訊地點不同之外，這兩份供述的內容甚至是標點符號都一樣。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實際上是同一份供述，正如被告人陳某某所述：“第一、二份認罪供述是在派出所被刑訊逼供下的供述，卻要同時簽兩份。”這在公訴機關提交的第四份“認罪供述”中“審訊的偵查人員注明：陳某某自第一次在認罪供述筆錄簽名后一直拒絕簽名”的表述得到印證。被告人陳某某只在刑訊逼供下認過一次罪的事實。

同時，辯護人還發現在第三、四、五份認罪供述中，均沒有被告人陳某某對訊問筆錄內容予以確認屬實的簽名或手印，偵查機關僅在第四份口供中注明“陳某某自第一次在認罪供述筆錄簽名后一直拒絕簽名”的表述，而第三份和第五份則絲毫沒有提及，無法判斷這兩份供述的內容是否屬實。再者，訊問全過程應當有錄像進行監控，而對于被告人陳某某是否拒絕在供述上簽字蓋印，偵查機關也沒有提供訊問現場的錄像資料予以證實。

諸多巧合不期而遇，恰恰暴露了偵查機關對被告人陳某某進行有罪推定的偵查思路，并人為地促使口供的內容往定罪的方向靠攏，違背了調查取證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難以排除偵查機關是為了補全證據而自導自演、私下炮制被告人認罪供述的嫌疑。基于上述五份訊問筆錄均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瑕疵情況，真實性受到嚴重的質疑，不能作為刑事案件中定罪量刑的依據。

（2）證人周某某和張某某的《詢問筆錄》存在主體不清、證據來源不明、內容雷同等問題，并與偵查機關作出《犯罪嫌疑人到案經過》相矛盾，證人證言存在嚴重瑕疵，難以作為定案證據予以采信。從公訴機關提交的證人證言看，僅提交“周某某”和“張某某”的兩份《詢問筆錄》，卻沒有任何關于“周某某”和“張某某”主體身份的證明材料。根據刑事訴訟證據運用規則，兩份證據明顯存在嚴重瑕疵，沒有證據效力。即便是“周某某”和“張某某”如《詢問筆錄》所表述是“民警”，其在本案中作為伏擊抓捕民警，其所做的證言有明顯的利害關系，欠缺可靠性。

從“周某某”和“張某某”的兩份《詢問筆錄》的內容看，兩份證人證言所作的陳述基本雷同，甚至連錯別字都一樣。我們有理由懷疑兩份證言的客觀真實性和可信度，甚至不排除偵查機關有“先定罪再找證據”的可能。

從“周某某”的《詢問筆錄》和公安機關所作《犯罪嫌疑人到案經過》的內容比較看，周某某提到當時將陳某某抓獲時，是經過一輪搏斗才將陳某某控制住的，但在《犯罪嫌疑人到案經過》反映陳某某“在抓捕過程中并沒有反抗、逃跑、阻礙等行為”，而民警張某某的證詞也未反映出搏斗情形。三份材料對當時情形的描述互相矛盾，也不排除伏擊民警好大喜功而作了不真實的陳述。

而且，從“周某某”和“張某某”的《詢問筆錄》可以看到，在陳某某乘坐出租車到三元里大道金沙酒店對面時，兩民警見到有一名中年男人走到出租車旁將一袋東西交給車上的陳某某，出租車駛離后，卻未對該中年男人進行跟蹤抓捕，只去抓捕被告人陳某某；對中年男人交給陳某某一袋東西這么明顯的行為情況下，兩民警絲毫不動聲，卻在陳某某獨自走出小區時才抓捕，“高老”和“黑鬼”雙雙缺席的這場毒品交易，是否又是一幕“犯意引誘”的釣魚執法呢？（3）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張某某所作的證言之外，居然沒有其他任何第三方的證人證言，不符合刑事案件辦案程序和規則。伏擊民警抓捕被告人陳某某的地點是在白云區機場路北區供電局門口。根據該位置所處的地點看，是一個車輛非常多和人流非常大的位置；而且抓捕的時間是晚上23時許，這個時間段來來往往的行人及車輛并不少。但從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看，除了“警察”身份的周某某和張某某所作的證言外，卻沒有任何第三人比如當時在附近的路人、小區居民、出租車司機等的證人證言，明顯不符合一般刑事案件辦案的程序和規則。

（4）現場勘驗筆錄、犯罪現場和搜獲的毒品、作案工具等物品均沒有被告人陳某某的簽名或按手印確認，明顯不符合刑事訴訟證據運用規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勘驗、檢查的情況應當寫成筆錄，由參加勘驗、檢查的人和見證人簽名或者蓋章。”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對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應當會同在場見證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點清楚，當場開列清單一式二份，由偵查人員、見證人和持有人簽名或者蓋章，一份交給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備查。”公訴機關出具的由民警所制作的現場勘驗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均沒有被告人陳某某的簽名或按手印確認，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明顯不符合證據運用規則，不能作為證明被告人陳某某有犯罪行為的證據使用。

三、被告人陳某某持有毒品的目的具有不可求證性，如果從證據的角度來考慮，充其量與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的相符，只能按非法持有毒品罪來定罪量刑。

非法持有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數量較大的行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法（2000）42號】《紀要》“關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問題”的規定：“非法持有毒品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構成犯罪的數量標準，沒有證據證明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等犯罪行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之所以將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從制造、販賣、運輸毒品的行為中分離出來，單獨設立成罪，其立法目的在于針對客觀上持有一定數量的毒品，但由于持有人拒不說明毒品的來源和流向，而且偵查機關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行為。從該立法意圖來看，非法持有毒品罪屬于補漏性的罪名，正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樣，都是由于證據不足而規定的罪名。

本案中，從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看，目前查明的證據充其量證明被告人陳某某非法持有毒品，而對其主觀上是否具有販賣毒品的故意，客觀上是否存在販賣毒品的共同犯罪行為，以及對于毒品的真實來源、交易的對象，公訴機關都缺乏充足、有力的證據加以證明。......由于證據不足以證明販賣毒品罪的主要事實，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不能認定被告人陳某某構成販賣毒品罪。基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從證據的角度考慮，被告人陳某某的行為充其量只滿足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構成要件。

第四篇：羅文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辯護詞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羅文家屬的委托，在征得被告人羅文本人的同意后，指派我們擔任其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一審辯護人。在本次庭審之前，辯護人詳細查閱了本案的卷宗，并多次會見了被告人，對本案的事實有了全面的了解。現結合今天的庭審情況，根據我國法律的有關規定，發表如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采納：

第一、本案中沒有充分的證據證實羅文主觀上具有運輸假煙的故意，羅文對運輸的貨物是假煙并不明知。

檢察院的公訴書稱被告人羅文在明知是非法卷煙的情況下，為他人將非法卷煙提供運輸，而本案指控的羅文涉嫌犯罪的金額達311萬元。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羅文可能知道的系非法卷煙的部分僅是十幾件香煙，被告人羅文僅應對部分的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承擔責任。分析如下：

1、貨源聯系過程中羅文僅了解有十幾件香煙要運輸。

本案被告人多次供述中均表述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2010年10月中旬，被告人羅文送貨從重慶到昆明，然后又從昆明送貨到廣州。到廣州后本案另一被告人江鏵問羅文愿不愿意送貨從福建云霄到重慶，貨物是一些食品，運費12000元。后來在去福建云霄途中，江鏵說要帶十幾件煙。所以我們認為：在整個貨源聯系過程中，被告人羅文知道的是貨源是小食品，至多也只是知道附帶上十幾件煙草，而完全不是明知全車的香煙。

2、在裝貨過程中羅文并沒有了解到運輸的是香煙。

被告人羅文在他人帶領下到達裝貨地點后，被告人羅文所見的是幾十箱方便面紙箱、幾百箱喜之郞果凍低箱和十幾個編織貸包裝，與他們事先所述的小食品相符。并且在裝貨過程中，貨主也沒有讓被告人了解貨物的情況，還讓羅文在駕駛室休息。羅文只是在他們把貨物全部裝好了，把車廂后門關好、車頂篷布系好后通知其已裝好，于是羅文下車檢查車廂后門和篷布后就發車了。所以我們認為：在整個裝貨過程中，被告人羅文無論從事先了解的情況即要運的主要是小食品，還是到達現場后所觀察的情況即方便面、喜之郞果凍，都只是明知運輸的系食品，根據不應當也不可能知道是香煙。

3、從運輸的慣例來講，被告人羅文也不可能去完全了解運輸貨物的全部真實情況，缺乏主觀明知的條件。

根據我國的運輸市場的實際狀況及習慣，在普通運輸服務供大于求的情況下，托運的業主完全可以自由選擇承運人，其在市場中處于主導地位。承運人在承運貨物時，只可能根據業主提供的基本信息，從外觀上判斷貨物是否為違禁品，不可能要求業主將每箱、每件、每瓶貨物都打開檢查是否與托運物相符。而本案中的實際情況完全如此，作為承運人的羅文主觀上認為是食品，觀察到的也是食品的包裝，其不可能去要求查驗貨物的實際情況。所以我們認為從運輸的慣例來講，被告人羅文也不可能去完全了解運輸貨物的全部真實情況，缺乏主觀明知的條件。

第二、羅文的運輸行為僅起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中的輔助的次要的作用，系從犯，應當比照相關主犯的量刑，從輕處罰。

本案中羅文幫助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貨主運輸該批偽劣煙草制品，其與貨主屬共同犯罪，但其僅為貨主提供運輸服務，獲取報酬，在共同犯罪過程中起輔助作用，是從犯。雖然本案中的真正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主犯并未歸案，但不能應當其沒有到案，就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主要罪行推到本案被告人羅文的頭上，因為無論貨主是否到案，都不影響羅文在整個犯罪環節中的地位。被告人羅文只是銷售偽劣產品中的一個運輸環節，并非真正的生產、銷售的人員，社會危害性相關對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五條：“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及第二十七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考慮到本案羅文的犯罪的具體情況，在適用法律時應當比照相關主犯的量刑，從輕處罰。所以懇請法院在對羅文量刑時考慮到羅文犯罪的輔助性作用，對其能比相關主犯的量刑，從輕處罰。

第三、被告人羅文在該宗案件的偵破過程中具有立功表現，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根據武漢市公安局巡警處的本案《破案經過》、《抓獲經過》及武漢市公安局的《起訴意書》，被告人羅文在歸案后，在如實供述案件的事實的同時，供認了同伙江鏵及進貨的上線同案犯郭慶祥，對本案件的偵破起了重要的作用，有立功表現，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四、被告人羅文的行為構成犯罪未遂，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根據本案的情況，該批貨物從福建出發，目的地為重慶，而該批貨物尚未到達目的地，即在武漢外環被查扣，并未有實際的銷售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三條：“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規定，被告人羅文的行為構成犯罪未遂，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五、被告人羅文具有可酌定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1、被告人羅文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這在《刑事偵查卷宗》對羅文的訊問筆錄中有詳細的記載。

2、被告人羅文屬于初犯、偶犯，被告人羅文因生意不景氣，一時貪財而誤入歧途，之前并無違法犯罪記錄

綜上，請求法庭在量刑時，本著寬嚴相濟的原則，充分考慮被告人羅文具體犯罪情節、悔罪表現以及其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性，準確適用法律，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

律師：

2011年4月10日

常年免費法律咨詢電話:***（08：00------24：00），并可提供預約上門辦案。肖律師

辦公地點：武漢市漢口竹葉山創業大廈6樓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上門咨詢請提前預約）歡迎訪問：武漢刑事辯護律師網http://www.tmdps.cn

第五篇：羅某非法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的辯護詞

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

辯護詞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羅文家屬的委托，在征得被告人羅文本人的同意后，指派我們擔任其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一審辯護人。在本次庭審之前，辯護人詳細查閱了本案的卷宗，并多次會見了被告人，對本案的事實有了全面的了解。現結合今天的庭審情況，根據我國法律的有關規定，發表如下辯護意見，請合議庭采納：

第一、本案中沒有充分的證據證實羅文主觀上具有運輸假煙的故意，羅文對運輸的貨物是假煙并不明知。

檢察院的公訴書稱被告人羅文在明知是非法卷煙的情況下，為他人將非法卷煙提供運輸，而本案指控的羅文涉嫌犯罪的金額達311萬元。本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羅文可能知道的系非法卷煙的部分僅是十幾件香煙，被告人羅文僅應對部分的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承擔責任。分析如下：

1、貨源聯系過程中羅文僅了解有十幾件香煙要運輸。

本案被告人多次供述中均表述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2010年10月中旬，被告人羅文送貨從重慶到昆明，然后又從昆明送貨到廣州。到廣州后本案另一被告人江鏵問羅文愿不愿意送貨從福建云霄到重慶，貨物是一些食品，運費12000元。后來在去福建云霄途中，江鏵說要帶十幾件煙。所以我們認為：在整個貨源聯系過程中，被告人羅文知道的是貨源是小食品，至多也只是知道附帶上十幾件煙草，而完全不是明知全車的香煙。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

辯護詞

2、在裝貨過程中羅文并沒有了解到運輸的是香煙。

被告人羅文在他人帶領下到達裝貨地點后，被告人羅文所見的是幾十箱方便面紙箱、幾百箱喜之郞果凍低箱和十幾個編織貸包裝，與他們事先所述的小食品相符。并且在裝貨過程中，貨主也沒有讓被告人了解貨物的情況，還讓羅文在駕駛室休息。羅文只是在他們把貨物全部裝好了，把車廂后門關好、車頂篷布系好后通知其已裝好，于是羅文下車檢查車廂后門和篷布后就發車了。所以我們認為：在整個裝貨過程中，被告人羅文無論從事先了解的情況即要運的主要是小食品，還是到達現場后所觀察的情況即方便面、喜之郞果凍，都只是明知運輸的系食品，根據不應當也不可能知道是香煙。

3、從運輸的慣例來講，被告人羅文也不可能去完全了解運輸貨物的全部真實情況，缺乏主觀明知的條件。

根據我國的運輸市場的實際狀況及習慣，在普通運輸服務供大于求的情況下，托運的業主完全可以自由選擇承運人，其在市場中處于主導地位。承運人在承運貨物時，只可能根據業主提供的基本信息，從外觀上判斷貨物是否為違禁品，不可能要求業主將每箱、每件、每瓶貨物都打開檢查是否與托運物相符。而本案中的實際情況完全如此，作為承運人的羅文主觀上認為是食品，觀察到的也是食品的包裝，其不可能去要求查驗貨物的實際情況。所以我們認為從運輸的慣例來講，被告人羅文也不可能去完全了解運輸貨物的全部真實情況，缺乏主觀明知的條件。

第二、羅文的運輸行為僅起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中的輔助的次要的作用，系從犯，應當比照相關主犯的量刑，從輕處罰。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

辯護詞

本案中羅文幫助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貨主運輸該批偽劣煙草制品，其與貨主屬共同犯罪，但其僅為貨主提供運輸服務，獲取報酬，在共同犯罪過程中起輔助作用，是從犯。雖然本案中的真正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主犯并未歸案，但不能應當其沒有到案，就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主要罪行推到本案被告人羅文的頭上，因為無論貨主是否到案，都不影響羅文在整個犯罪環節中的地位。被告人羅文只是銷售偽劣產品中的一個運輸環節，并非真正的生產、銷售的人員，社會危害性相關對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五條：“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及第二十七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考慮到本案羅文的犯罪的具體情況，在適用法律時應當比照相關主犯的量刑，從輕處罰。所以懇請法院在對羅文量刑時考慮到羅文犯罪的輔助性作用，對其能比相關主犯的量刑，從輕處罰。

第三、被告人羅文在該宗案件的偵破過程中具有立功表現，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根據武漢市公安局巡警處的本案《破案經過》、《抓獲經過》及武漢市公安局的《起訴意書》，被告人羅文在歸案后，在如實供述案件的事實的同時，供認了同伙江鏵及進貨的上線同案犯郭慶祥，對本案件的偵破起了重要的作用，有立功表現，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四、被告人羅文的行為構成犯罪未遂，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根據本案的情況，該批貨物從福建出發，目的地為重慶，而該批貨物尚未到達目的地，即在武漢外環被查扣，并未有實際的銷售行為，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

辯護詞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三條：“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規定，被告人羅文的行為構成犯罪未遂，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五、被告人羅文具有可酌定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1、被告人羅文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這在《刑事偵查卷宗》對羅文的訊問筆錄中有詳細的記載。

2、被告人羅文屬于初犯、偶犯，被告人羅文因生意不景氣，一時貪財而誤入歧途，之前并無違法犯罪記錄

綜上，請求法庭在量刑時，本著寬嚴相濟的原則，充分考慮被告人羅文具體犯罪情節、悔罪表現以及其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性，準確適用法律，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湖北安格律師事務所

律師： 201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