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無罪以及不起訴經典案例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辯護思路

從無罪以及不起訴經典案例看組織、領導傳

銷活動罪的辯護思路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李澤民 黃佳博

何謂辯護思路？筆者認為，辯護思路是指辯護律師根據指控及已經了解和掌握的案件情況，在對已有證據進行全面細致分析的基礎上，為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最大化實現而選擇的方法和手段。眾所周知，同罪案件的判例對辯護思路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筆者通過收集近年來關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無罪判決書以及不起訴決定書，對無罪和不起訴事由進行了歸納，提出了自己關于辯護思路的拙見，以供交流。

無罪與不起訴事由一：傳銷組織層級和人數未達到法定追訴標準，或無證據證明傳銷組織層級和人數達到法定追訴標準。相關案例如下：

1.《刑事審判參考》總第92集“曾國堅等非法經營案”，法院認為，曾國堅等人的行為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特征，但未達到相關追訴標準，故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本案被告人曾國堅等人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不足三十人，亦沒有相應證據證明該傳銷體系的層級在三級以上，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依法改判被告人曾國堅、黃水娣、羅玲曉、莫紅珍無罪。

2.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閩01刑終911號《二審刑事判決書》“王少芳、趙小鈞非法拘禁、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上訴人王少芳及其辯護人稱，在本案中上訴人王少芳窩點成員人數并未達到三十人以上，不應將同案犯潘海清窩點的人數計算在內，王少芳的行為不應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法院認定辦案機關存在將潘海清窩點的人數計算至王少芳名下的行為，最終訴辯意見得以采納。

3.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綿刑終字第258號《刑事判決書》“賈金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上訴人賈某某在偵查階段供述其為大經理級別，下線僅十余人，且在一審二審庭審中均供述證據材料中的人員網絡圖中的很多人員其不認識。原判認定上訴人賈某某的下線人數為三十人以上事實的主要證據是證人證言以及舉報材料所附的賈某某下線人員結構圖。經二審審查，數份舉報材料及所附人員網絡圖的文本格式、內容等細節均存在相似以及相同的情況，且舉報材料并非各舉報人自書，舉報材料及所附人員網絡圖不能排除偵查機關按一定模式統一制作的可能性，舉報材料及所附人員網絡圖的真實性、客觀性存疑。最終，二審法院宣判賈某某無罪。

4.福建省閩侯縣人民檢察院侯檢公訴刑不訴〔2017〕10號 《不起訴決定書》 檢察院認為：經本院審查并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本案中被不起訴人楊某某雖為業務經理級別，但其在該傳銷組織中并未參與任何組織、領導相關的活動；其是否系發展了足夠數量的傳銷人員（65人以上）才提拔為業務經理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福州市公安局上街分局認定的被不起訴人楊某某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楊某某不起訴。

5.安義縣人民檢察院安檢刑不訴〔2016〕36號、38號、39號《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認為：經查，被不起訴人吳某某、鄧某某、付某某等人的行為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認定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方面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目前沒有證據證實其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層級在三級以上，也沒有證據證實將間接發展人員作為其返利依據。

6.竹山縣人民檢察院竹檢公訴刑不訴〔2016〕1號《不起訴決定書》 檢察院認為：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仍然認為竹山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本案未取得****公司完整的網絡平臺電子數據，對****公司、羅某某團隊直接或間接發展的會員總人數和相應的層級關系無法確定；關于****公司運營的方式，僅僅是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以及部分證人證言反映，沒有公司的管理文件、會議紀要等相關書證予以印證；對公司的賬目未進行調查和審計，對獲得的返利數額、謀取的非法利益數額均沒有查實，不符合起訴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朱某某不起訴。

7.安義縣人民檢察院安檢刑不訴〔2016〕38號《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認為：經查，被不起訴人吳某某等人的行為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認定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方面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目前沒有證據證實其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層級在三級以上，也沒有證據證實將間接發展人員作為其返利依據。本院認為被不起訴人吳某某雖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之嫌，雖經退回補充偵查，但認定其構成組織、領導傳銷罪事實仍然不清、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吳某某不起訴。

無罪與不起訴事由二：被告人不屬于傳銷組織的組織、領導者，或者辦案機關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屬于傳銷組織的組織、領導者。相關案例如下： 1.隨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鄂隨州中刑終字第00085號《刑事判決書》“鐘慶成、鐘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上訴人梁鴻甡的辯解“......3.梁鴻甡于2012年4月份才開始為鐘慶成打工，且每月的工資只有2000元，不是傳銷組織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請求二審法院依法宣告其無罪”，法院認為訴人梁鴻甡在幫助鐘某下載網絡電話卡號及密碼供會員購買時，沒有足夠證據證實其知曉上訴人鐘慶成、鐘某實施的是傳銷活動，故其行為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梁鴻甡構成犯罪有誤，本院予以糾正。

2.河北省石家莊長安區法院（2013）長刑再初字第4號《刑事判決書》“王銀榮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法院認為原審被告人王銀榮參與了傳銷活動，并發展下線代理商、業務員，獲取了一定的非法收入，但是本罪追究的主要是傳銷的組織者、領導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二）》（下稱《規定

（二）》）第七十八條規定，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是指在傳銷活動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發起人、決策人、操縱人，以及在傳銷活動中擔負策劃、指揮、布置、協調等重要職責，或者在傳銷活動實施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員，原審被告人王銀榮并不屬于傳銷活動組織者、領導者，不應被追究刑事責任。

3.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良慶區人民檢察院 南市良檢公刑不訴〔2017〕33號《不起訴決定書 》，檢察院認為：經本院審查并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本院認為現有證據既不足以認定羅某某直接或者間接發展人員參與傳銷組織，也無法認定其在該組織中起組織領導作用，故無法認定羅某某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符合起訴條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決定對羅某某不起訴。4.湖北省隨縣人民檢察院隨縣檢刑不訴〔2015〕6號 《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認為：經本院審查并二次退回補充偵查，本院仍然認為隨縣公安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不起訴人劉某甲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中，目前已有證據僅能證明劉某甲由劉某乙安排到公司工作，由劉某甲負責網絡商城客服咨詢，每月向其發放5000元工資，劉某甲所擁有的66999家福樂購賬號由劉某乙在2014年3月1日轉交，該賬號共有981個下線會員，下線層級為17層，在2014年3月1日以前（包括3月1日當天）加入的會員數為909個，2014年3月1日加入的會員數為72個，無法區分劉某甲所直接發展會員的人數及層級?，F有證據無法證實劉某甲屬該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或對傳銷活動實施起關鍵作用。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劉某甲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符合起訴條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決定對劉某甲不起訴。

不起訴事由三：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法定不起訴）。相關案例如下：

1.德陽市旌陽區人民檢察院旌檢公訴刑不訴〔2016〕55號 《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依法審查查明： 2015年7月，吳某某通過電話營銷獲知通過“飛萊網”進行“礦機租賃”獲取萊特幣的投資方式，即先在火幣網上進行注冊后進行人民幣充值來換取萊特幣，將購得的萊特幣轉入“飛萊網”賬戶，從而在“飛萊網”上辦理“礦機租賃”業務，根據所租賃礦機的標準不同向飛萊網站交納不同的租金，每天可獲取相應數量的萊特幣，還可通過不斷發展下線獲得對其下線投資礦機的提成。發展下線的模式為重復報單流程，填寫上家礦機號，確定上下級關系。吳某某在“飛萊網”網站通過學習，掌握該業務的盈利模式和獲利方法后，邀約被不起訴人黃某某協助其開展該業務，由黃某某負責協助注冊、報單。檢察院院認為，黃某某的上述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和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對黃某某不起訴。

2.湖南省中方縣人民檢察院 《不起訴決定書 》，經檢察院依法審查查明： 被不起訴人丁某某于2016年4月進入四川省**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擔任技術總監一職。其間，其明知公司員工楊某甲在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某的安排下對**網站進行維護和優化，依然按白某某的安排從事軟件開發工作。檢察院認為，丁某某的上述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和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對丁某某不起訴。

3.常德市鼎城區人民檢察院常鼎檢刑檢刑不訴〔2016〕56號《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查明：被不起訴人邱某某為恒遠公司會員。2014年11月，邱某某經朋友“劉總”介紹，從“深圳**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按3600元、10800元、36000元的價格購進飲水機成為公司的會員就能夠得到高額的返獎。見有利可投，邱某某親自到公司考察，在公司“劉總”與謝某某親自給其講課，介紹公司傳銷模式，公司的發展潛力以及消費者變股東的神話后，邱某某深信不疑，當即就交了3600元購買了公司產品成為公司初級會員。同時，積極發展其微信朋友圈的“阿華”，與其一起分享該信息。被不起訴人邱某某到案后積極退回現金8萬元。檢察院認為，邱某某的上述行為，不能認定邱某某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其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和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決定對邱某某不起訴。

不起訴事由四：被告人發展的下線和層級人數雖達到法定追訴標準，但由于被認定為從犯，有自首、立功、退贓等從輕、減輕情節，檢察院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酌定不起訴）。具體案例如下：

1.貴州省思南縣人民檢察院思檢公訴刑不訴〔2017〕9號、10號、11號《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院認為：被不起訴人尹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且在此傳銷活動中起幫助和協調作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被不起訴人尹某某在傳銷活動中系從犯；同時，歸案后能夠如實供述其罪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六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具有坦白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刑事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尹某某不起訴。

2.溫州市龍灣區人民檢察院溫龍檢公訴刑不訴〔2017〕147號《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依法審查查明：2015 年年底至2016 年7 月，鄭某某、林某某、黃某某（均另案處理）等人在溫州市龍灣區狀元街道航翔茶葉店，介紹他人以4980 元購買一套安化黑茶獲得加入湖南安化華萊生物有限公司會員的方式，通過介紹會員加入來晉升層級，從中獲得返利，經查會員層級達到三層，人員達到60余元。期間，被不起訴人王某甲經林某某、黃某某介紹加入該傳銷組織，后采用以上述同樣方式，在其名下直接或間接介紹入會的會員，層級達到3級，人數達40余人，從中獲利千余元。2016年7月13日，該傳銷點被現場查獲，被不起訴人王某甲被當場抓獲。經鑒定，一套安化黑茶市場價格為人民幣1950 元。本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王某甲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王某甲不起訴。

3.吐魯番市高昌區人民檢察院高區檢公訴刑不訴〔2016〕13號 《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查明：陶某某直接發展宋某某、王某某、杜某某、王某甲等20余人；宋某某、王某某、杜某某、王某甲等人分別直接或間接發展10余人、20余人不等加入“gasrec”的理財游戲。檢察院認為，陶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系從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陶某某不起訴。

4.江蘇省宿遷市宿城區人民檢察院 宿區檢訴刑不訴〔2017〕13號 《不起訴決定書》，經檢察院依法審查查明：2015年4月份，被不起訴人楊某某與高某甲（另案處理）共同參加湖北**電子商務公司“410大會”，后回到宿遷協助高某甲報單、打款等。2015年5、6月份，高某甲的兒子高某乙來之后，此項工作便交予高某乙。至2015年8月份案發時，被不起訴人楊某某默認、配合高某甲以做過老師、現在琴行老板例子來宣傳自己，以吸引更多人員加入擎天通寶傳銷活動。被不起訴人楊某某未實際發展下線、未從中提成及獲利等。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楊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且具有自首法定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楊某某不起訴。

5.重慶市永川區人民檢察院 渝永檢刑不訴〔2016〕11號《不起訴決定書 》，檢察院認為，被不起訴人楊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其主觀惡性較小，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的法定從輕處罰情節，案發前能積極退賠損失，犯罪情節輕微，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楊某某不起訴。

6.江蘇省揚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 揚開檢訴刑不訴〔2017〕6號 《不起訴決定書》，檢察院認為，宋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但結合整個案件事實，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較小、獲利少，犯罪情節輕微。具有從犯，自首，認罪、悔罪態度較好，初犯，無前科劣跡等量刑情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宋某某不起訴。

結合上述案例，筆者認為組織、領導傳銷罪的主要無罪辯護思路如下：

（一）層級與人數之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規定傳銷組織內部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也就是說，如果涉案傳銷組織的層級和人數未達到法定追訴標準，由上訴案例可知，檢察院做出不起訴的決定以及法院做出無罪判決的可能性不小，因此，綜合全案證據，依法向辦案機關闡明關鍵所在，及時提交法律意見書，進行層級與人數之辯，是這種情況下有效辯護的重要途徑。

（二）主體不適格之辯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對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所謂“組織、領導者”，《意見》“

二、關于傳銷活動有關人員的認定和處理問題”以及《規定

（二）》第七十八條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上述所列舉的案例被告人就不屬于傳銷活動的組織、領導者，這種情況下成功辦理取保候審，促使檢察機關不予批捕或者不起訴的幾率會比較大，案件可能不需要走到審判階段。

（三）量刑情節之辯

首先，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這種情形我們稱之為絕對不起訴，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法定不起訴適用于以下六種情形：（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上述鎖具案例顯示在組織、領導傳銷犯罪中，如果被告人對于傳銷組織的擴大起到的作用較小，很可能被檢察院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

其次，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73條第2款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上述所列舉的案例顯示，在組織、領導傳銷犯罪活動中，即使層級和人數達到法定追訴標準，但由于被告人在對于傳銷組織的擴大所起到的作用較小，又具備自首、立功、退贓等情節，很可能被檢察院酌定不起訴。

結束語：古龍式的英雄獨步武林靠的是一劍封喉，而金庸式的英雄則憑深厚內力笑傲江湖。無罪辯護，更像金庸，要求辯護律師內功深厚，見招拆招。尤其是面對案情復雜、證據繁多的傳銷案件，為當事人做無罪辯護更是難上加難，但如果能注重平時的修煉，比如多從無罪判例中吸取觀點，形成嚴謹有效的辯護思路，再加上代理案件時盡職盡責，成功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做無罪辯護并非全無希望。

寫于2017年8月31日

來源:金牙大狀律師網

第二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案件無罪辯護之辯護詞精選[模版]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案件無罪辯護之辯護

詞精選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董建明 黃佳博

編者按：傳銷歷史悠久，如今趕上互聯網時代，更是勢不可擋。近年來，傳銷犯罪成為各地公安機關重點打擊對象，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自然而然也就成為了刑事理論和實務重點研究的對象。從律師的角度說，為當事人做無罪辯護既是天職也是追求，筆者通過公開手段搜集同行關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無罪辯護詞，從中篩選優秀篇章編輯成冊，希望借此多方面呈現該罪名無罪的辯護角度，供實務參考使用。

目錄：

金牙大狀刑事律師團隊篇：

1.李澤民律師：關于蘇某朗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無罪辯護詞 2.車沖律師：關于張某偉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無罪辯護詞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辯例無罪辯護詞選集：

1.高曉輝律師：關于姚麗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洪眉律師：關于孫某被控組織、領導傳銷罪一案辯護詞

3.敬長君律師：關于徐興春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4.陳有西律師、王軍律師：唐慶南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辯護詞 5.嚴義明律師：關于朱某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6.李岑巖律師、王秀娟律師：劉葆華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7.茍隴律師：關于何某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8.馬忠軍律師：關于XX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9.楊學林律師：團隊計酬與傳銷犯罪的區別——關于孟慶書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10.張元龍律師：關于鐘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一審辯護詞

關于蘇某朗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

一審無罪辯護詞

浙江某市某縣人民法院：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受蘇某朗的委托，指派李澤民律師在蘇某朗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的一審階段擔任蘇某朗的辯護人。

根據庭審查明的事實和本案的證據，辯護人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不同意公訴機關對我當事人蘇某朗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指控，懇請貴院依法對蘇某朗作出無罪判決。

理由如下：

第一，蘇某朗與SMC平臺關系限于一般投資者，不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所要求的組織者、領導者； 第二，蘇某朗在微信群里所發表的言論（例如在微信群中對SMC項目的投資意見分享）也不符合傳銷活動的構成要件和立案標準；

SMC作為人人均可注冊的投資平臺，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注冊的方式參與到SMC的投資中來，隨著人數的增多，眾多投資者自發的組建了以分享投資經驗、感悟為目的的微信群，這一微信群的性質與微信用戶基于興趣、愛好等原因而組建的微信群并無本質差別，微信群里的用戶自然會將生活、工作中的日常進行分享。蘇某朗作為一個普通投資者，在參與SMC平臺投資的過程中，自然會產生一些投資感悟、思考等，蘇某朗通過微信群發表或者分享有關投資SMC平臺的感悟、思考與其他微信用戶發表的生活、工作日常并無本質差別。

有關SMC平臺的言論正是蘇某朗對于自己投資SMC平臺的意見分享，反映了蘇某朗自身對于投資的主觀認知，而且由于微信群的個人屬性，該投資意見分享的范圍僅僅限于蘇某朗個人社交范圍，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而且交流的對象都是SMC平臺投資者并非針對社會上不屬于SMC投資者的不特定多數人，不具有對外宣傳的屬性。

如果微信群中的其他投資者利用蘇某朗的交流信息進行SMC平臺的宣傳，則該行為與蘇某朗無關，應該由傳播者承擔責任。

因此，蘇某朗在微信群中的投資意見分享行為并不屬于宣傳、推廣SMC平臺的行為，請貴院在處理本案過程中將一般的投資意見分享行為與具有宣傳、推廣作用的行為以及行為人加以區分，避免對蘇某朗個人的投資意見分享行為錯誤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

第三，貴院在審理過程中，應當認識到SMC平臺與一般的傳銷組織不同，應該考慮該平臺投資者多頭發展、獨立發展的特殊性，只能對那些利用平臺發展下線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標準的行為人才能認定構成犯罪，追究刑事責任，對一般的投資者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具體論述如下：

一、蘇某朗與SMC平臺關系限于一般投資者，不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所要求的組織者、領導者

蘇某朗與SMC平臺關系限于一般投資者，不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所要求的組織者、領導者，蘇某朗在SMC的操作均是基于一般投資者的身份而產生，不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犯罪行為。

根據蘇某朗的陳述，其屬于一般投資者，其個人投資行為不屬于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所要求的犯罪事實。根據蘇某朗的陳述，其通過網上了解到了SMC，隨后自己注冊了賬號，在獲得賬號之后自己在SMC平臺進行投資，通過自身的投資操作賺取收益。而投資收益主要來源于對于平臺理財幣的低價買入高價賣出，并不存在發展下線的行為。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的規定，只有傳銷組織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才有可能被認定為構成本罪，而一般的參加者因為并不屬于傳銷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不應被認定構成本罪，本案中由于蘇某朗的行為僅屬于不應認定為組織者、領導者的個人投資行為，因此也不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所要求的犯罪事實。

二、蘇某朗在微信群里所發表的言論（例如在微信群中對SMC項目的投資意見分享）也不符合傳銷活動的構成要件和立案標準； 蘇某朗和其他投資者交流時所發表的言論（例如在微信群中對SMC項目的投資意見分享）不符合傳銷活動的構成要件，不屬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所要求的犯罪事實

通過會見，根據蘇某朗的描述，其在社交過程中提及發表的有關SMC的言論僅屬于對個人投所投資業務的意見表達和經驗交流，并沒有通過宣傳鼓勵、引導的行為吸引他人加入SMC平臺進行投資，也并沒有相關人員因為蘇某朗而加入SMC平臺進行投資。SMC作為人人均可注冊的投資平臺，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注冊的方式參與到SMC的投資中來。蘇某朗作為一個普通投資者，在參與SMC平臺投資的過程中，自然會產生一些投資感悟、思考等，而由于現代社交軟件的發展，社交平臺（如微信）的使用者往往會將生活、工作中的日常進行分享，蘇某朗微信群中的有關SMC平臺的言論正是蘇某朗對于自己投資SMC平臺的意見分享，反映了蘇某朗自身對于投資的主觀認知，而且由于微信群的個人屬性，該投資意見分享的范圍僅僅限于蘇某朗個人社交范圍，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而且交流的對象都是SMC平臺投資者并非針對社會上不屬于投資者的不特定多數人，不具有對外宣傳的屬性。

如果微信群中的其他投資者利用蘇某朗的交流信息進行SMC平臺的宣傳，則該行為與蘇某朗無關，應該由傳播者承擔責任。

根據《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關于傳銷活動有關人員的認定和處理問題：“??

（三）在傳銷活動中承擔宣傳、培訓等職責的人員??”的規定，只有在傳銷活動中承擔宣傳、培訓職責的人員才能被認定為組織者、領導者，由刑法條文可知，構成本罪與否需要組成一定層級和發展人員的行為等作為構成要件。而反觀本案，蘇某朗僅在一些公開場合和微信社交平臺中存在個人意見表達和投資經驗的私下交流等行為，明顯與“宣傳”“培訓”職責相異，而且由于在社交過程中進行經驗交流的人都屬于SMC平臺的投資者，其加入與蘇某朗無關，即蘇某朗并不存在將該部分投資者組成層級及將該部分人員發展為SMC投資者的行為，與蘇某朗之間并不存在上下級關系，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有關層級、人數的構成要件。因此，即使SMC平臺被認定為傳銷組織，也不應將蘇某朗的個人投資行為認定為屬于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構成要件的犯罪行為。

三、貴院在審理過程中，應當認識到SMC平臺與一般的傳銷組織不同，應該考慮該平臺投資者多頭發展、獨立發展的特殊性，只能對那些利用平臺發展下線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標準的行為人才能認定構成犯罪，追究刑事責任，對一般的投資者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一）本案涉及的SMC平臺與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中認定的傳銷組織區別十分明顯

xx省##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在認定“xx幣商城”是否構成傳銷組織時提及：“從2014年底開始，周某某、楊某、穆某某等人以上述公司為依托，在互聯網上開設xx幣（后改為xx積分）商城，設定xx世界理財幣（xx積分）經營模式，提供會員注冊平臺，以提供投資理財服務為名，吸引他人繳納會員費注冊成為會員，并設置不同的積分獎勵以引誘會員繼續發展下線會員。”由此可見，##縣法院在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進行處罰時，將通過網絡開設傳銷平臺，提供會員注冊服務的人員定義為組織者、領導者，從而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處罰。而本案中，SMC平臺在世界多地均有發展和運營，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個投資區域，SMC平臺的開發者、控制者并不在國內，國內的SMC平臺屬于人人均可投資、人人均可參與的投資項目。

（二）因為SMC平臺的特殊性，使得參與SMC平臺投資的投資者呈現出比較復雜的形態

根據行為人參與SMC平臺的程度將行為人主要分為三類：（1）一般投資者，只是參與投資沒有發展下線；（2）既參與投資也發展下線，但是不夠立案標準；（3）既參與投資也發展下線，達到了發展上下級人數30人且具有3個層級的立案標準。

正是以上3類投資者的同時存在，使得SMC平臺呈現出多頭發展、獨自發展的情況，國內的任何一名投資者均可以通過在SMC平臺注冊的方式各自發展下線，國內投資者各自發展下線的行為相互獨立、互不影響。

根據刑法的規定，并非所有參與傳銷活動的行為人都構成該罪，只有參與傳銷活動發展下線使上下線人數超過30人且3個層級以上的行為人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標準，才有對行為人進行刑事追訴的必要。

正是以上復雜形態的存在和刑法的規定，對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的認定應當考慮到各行為人之間發展下線和層級的獨立性，只有由行為人發展的人數和層級才能作為認定的依據，不能將不是其發展的人數和層級也歸責于行為人，而且只有利用SMC平臺的發展下線的人數超過30且層級達到3級的行為人才能被追究刑事責任而其他未符合該標準的則不能認定為刑事犯罪。

（三）即使##縣公安局將SMC認定為傳銷組織，只有那些利用SMC平臺發展下線達到法律規定（或立案標準）的人數和層級的行為人才應該被追究刑事責任 要認定某行為人具有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所要求的犯罪事實，必須要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利用SMC項目使參加的人達到了30人且形成三個層級的立案標準，才能認定是否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對于證明標準作出了具體規定，##縣公安局應該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利用SMC平臺使參與投資SMC的人員超過30人且形成三個以上層級，否則只能得出行為人僅屬于一般投資者并不存在發生了犯罪事實的結論。

因此，只有國內某個行為人利用SMC平臺發展人數達到30人以上且形成3個層級時##縣公安局才能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構成該罪，才屬于有證據證明發生了犯罪事實的情形，xx省##縣人民法院（2016）湘1221刑初17號《刑事判決書》也體現了此點，其中 P23提及：“證人舒某某的證言，證明其于2015年8月通過張某某、楊某某的介紹，購買880元積分，加入xx會員，2015年9月初又追加7200元，成為報單中心；上線是楊某某，發展下線有舒某，謝中求，陳竹艷，舒曉艷，胡名海，張桂芝；楊某某的上線是吳某某或者曾田桂”，該《刑事判決書》中的舒某某發展的人數為6人，算上其上線和本人共9人，由于舒某某并不符合立案標準，因此并未對其進行刑事追訴而僅作為證人參與訴訟。同樣的情況還包括證人向某發展15人（P23）、夏某河發展18人（P30）、張某良發展5人（P35）也屬于因發展人數和層級達不到立案標準不屬于具有犯罪事實而不予追訴的情形。

因此，貴院在審理過程中，應當認識到SMC平臺與一般的傳銷組織不同，應該考慮該平臺投資者多頭發展、獨立發展的特殊性，只能對那些利用平臺發展下線達到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標準的行為人才能作出有罪判決，追究刑事責任，對一般的投資者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綜上所述，根據本案的事實，蘇某朗只是在SMC平臺進行投資，屬于一般投資人身份，蘇某朗和其他投資者交流的言論也不符合刑法中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要件，蘇某朗在本案中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此致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李澤民律師

2017年09月12日

關于張某偉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

無罪辯護詞

浙江某市某縣人民法院：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受張某偉的委托，指派車沖律師在張某偉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的審判階段中擔任張某偉的辯護人。

辯護人依據證據和法律提出以下總的法律意見： 1．張某偉沒有通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開設SMC網站、設定理財會員模式等發展下線理財會員的行為，也并未與王某仁、李某東等人發展SMC項目；

2.張某偉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并不存在對SMC平臺的技術管理、理財程序及后臺維護等行為，張某偉及員工只是在承接外包客戶訂單之后按照客戶要求提供相應服務，張某偉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無權也無法阻止他人將該工作成果用于何處；

3.張某偉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從事的業務與SMC沒有關聯性，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所開發的理財交易平臺、理財軟件等屬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的自身研發內容不僅與SMC不同，而且與辦案機關掌握的SMC數據并不存在相同或類似特征；

4.張某偉雖然有參與SMC的投資，但其只是存在利用系統漏洞購買SMC理財產品的行為，與李某東不存在利用共同賬號分取下線理財資金的問題，而且偵查機關掌握的賬號信息來源于來源不明的測試數據，由于不具有真實性并不能憑借該數據得出任何與SMC賬戶有關的結論；

5.張某偉無通過微信招商會在微信群講解SMC理財投資的行為，張某偉在線下跟理財會員交流的活動并不是宣傳活動，在案的多人的筆錄和現有書證等都沒有證據證實該點；

6.張某偉并不存在組織、策劃泰山會議的行為，其參與會議是因為恰逢其組織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泰山旅游，才得知泰山會議召開，進而分享了一些與外匯、黃金期貨有關的技術，與SMC無關?；赟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為境外人員，張某偉僅僅存在利用系統漏洞購買理財券等方式出售理財券賺取利潤的行為，建議浙江某市某縣人民法院判決張某偉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為了更好的針對浙江某市某縣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發表法律意見，有必要對《起訴意見書》中的指控內容內在的邏輯進行梳理，以方便下文發表具體的法律意見。浙江某市某縣公安局《起訴意見書》指控：1.張某偉負責SMC平臺的技術管理，并利用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的維護工作對SMC平臺進行優化升級；2.張某偉與李某東共同發展SMC項目，而且與李某東存在共同注冊理財賬號、共同分取理財用戶下線市場收益的行為； 3.張某偉存在參與SMC市場宣傳，組織、策劃泰山會議的行為。

現辯護人依據證據、法律等具體意見如下：

一、張某偉沒有通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開設SMC網站、設定理財會員模式等發展下線理財會員的行為，也并未與王某仁、李某東等人發展SMC項目

本案中偵查機關查獲的理財程序與SMC無關，屬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承接外包業務根據客戶要求開發的理財程序，張某偉不存在負責SMC技術管理并利用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對SMC平臺進行優化升級的行為，不能排除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為境外人員的可能性。

如果辦案機關認為張某偉或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存在管理、維護SMC平臺網站或后臺的行為，則應該通過證明：網站域名所有權、網站服務器所有權及理財程序服務所有權、網站管理員后臺登錄權限、客服系統管理權限等后臺為張某偉或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所有才能使辦案機關的指控具有依據，而本案中并無相應的證據證明以上后臺為張某偉、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實際掌握。

本案中偵查機關查獲的理財程序與SMC無關，該數據為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承接業務客戶所提供并經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大量修改和測試。

1.SMC的參與人參與SMC時間早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招聘相應的技術人員的入職時間，證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和張某偉均不屬于SMC平臺的開發者的事實，因為SMC參與者不可能在SMC平臺尚未開發之前就已經參與SMC網站和交易平臺的開發。根據張假和馬某俊的筆錄內容可知，張假的入職時間是2016年8月12日（卷4P47），馬某俊的入職時間2016年6月10日（卷4P60），由于該兩人負責鼎鑫公司理財軟件平臺的開發和研究，在該兩人入職之前并無相應的技術人員，因此如果在馬某俊和張假還未入職時就已經存在其他人參與了SMC理財投資，則說明馬某俊和張假所開發的理財交易系統或軟件并非與SMC有關，因為馬某俊和張假所開發的程序在入職之前還并未開發，注冊、投資SMC的人不可能在SMC理財平臺開發完成之前即已經注冊使用SMC，如果在該兩人開發程序之前已經存在SMC投資者，說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開發的程序并非SMC。

根據本案的多個投資者的筆錄內容可知，存在多名投資者的投資SMC時間早于馬某俊、張假開發程序的時間的情況。根據李某東的筆錄可知，其參與注冊SMC的時間是2015年11月23日（卷2P35），而根據湯某芬的筆錄，其參與SMC的時間是2015年12月份（卷107P23），由該兩人的筆錄可知，其參與時間均在2015年底，這說明此時SMC理財平臺已經投入運營，而此時馬某俊、張假等人還未入職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如果認為兩人開發的理財軟件屬于SMC，則必然出現兩人2016年開發的SMC平臺還未開始開發而同時SMC早已于2015年開始運作的矛盾。因此，在這種矛盾之下，只能得出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張某偉所開發的程序并非SMC平臺的結論。

2.張某偉的供述和現有書證證實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存在承接外包業務的事實。張某偉在2017年1月2日的《訊問筆錄》中明確指出《鑒定意見》中所提及的理財程序：“不屬于SMC服務器數據，是我們公司接外包單進行測試的數據，數據進行過大量修改，跟SMC沒有關系。”事實上，張某偉不僅在該次訊問筆錄中指出存在接外包業務的情況，而且在其他多次訊問筆錄中均提及。在2016年12月16日的《訊問筆錄》中，張某偉在回答偵查人員關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與SMC項目的之間的關系時同樣指出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沒有負責SMC項目,公司只存在承接外包業務的情況：“2016年5月份的時候，網上有個我不知道真實姓名的人跟我們公司做外包的業務，給我們提供了源代碼以及一些相關的技術指標等??當時我想他們是打算做一個仿陸金所的一個平臺，根據對方提供的要求，我公司就負責幫對方的理財軟件做一些代碼上的優化，以及安全的加固，我們公司沒有負責SMC的任何項目”張某偉的該說法有《##公司理財軟件技術指標》（卷3P122）相互印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該書證并不能認定與SMC有關，雖然該書證中出現的實名驗證、充值方式等名稱在字面上與《SMC操作流程圖》（卷3P121）存在一致的情況，但同樣作為理財資金平臺的程序，在程序設計、組織架構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相似之處，貴院不能僅依據這種技術上的巧合“當然”的認定《##公司理財軟件技術指標》與SMC有關，而且作為提供該份書證的朝某日也并未指出該份證據與SMC有關，朝某日在2016年12月26日的《詢問筆錄》（卷4P40）中只是表示該份材料可能有用，但并未指出該份材料與SMC有關。

3.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多人員工筆錄均證實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存在承接外包業務

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張假2016年12月10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及：“只聽曹某玉自己給我們講之前是給別人做軟件外包，具體到底做什么我不清楚”；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馬某俊在2016年12月10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及：“做好之后，讓我們將程序拷給他之后，就讓我們刪除所有的編程文件，說是客戶的要求。”

該兩人的筆錄中均提到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是給客戶做軟件編程、開發，其中按照客戶要求將編程文件予以刪除的細節更是證實了這一說法可信度，在軟件開發行業，在完成客戶的工作之后，程序或軟件即交付客戶使用，由于客戶才是最終的使用者，客戶必然希望能夠完全排除他人對該程序或軟件的控制，因此，必然會要求開發者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刪除相關的編程軟件才能使這一目的得以實現，試想，如果是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自己開發并使用，并沒有理由將編程文件刪除，因為如果供自己公司使用，刪除編程文件后會對未來的軟件維護等工作造成障礙，從而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4.張某偉在SMC公開市場購買理財券的行為等事實證實張某偉并非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

（1）控制或維護SMC平臺或系統需要雄厚的技術儲備和人才儲備，需要多名專業人才協同工作，但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并無相應的技術儲備和人才儲備，而且本案中也并無證據證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從事了SMC平臺或系統的管理和維護。根據張某偉對SMC平臺的了解，SMC的正常運行需要專業性非常強的多種不同專業的技術人員協同完成，而且如果存在管理SMC的行為，必然存在解決客戶疑問的客服人員，但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并無相應的員工處理SMC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的問題。

（2）張某偉在SMC公開市場購買理財券的行為證實張某偉并非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根據李某東的筆錄（卷2P59）：“一些理財會員在網站上購買了理財幣，但是網站會在第二天自動新增加一些理財幣”，根據該筆錄內容可知SMC平臺是可以自動產生新的SMC幣的，而如果張某偉是該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其完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自動增加SMC理財券的數量，而非到SMC平臺的公開市場購買理財券。

（3）SMC平臺中最高層級的賬號并非張某偉所有，說明張某偉并非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不能排除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為境外人員的可能性。根據卷107P129（湯某芬卷）中湯某芬本人參與SMC項目的小區層級圖可知，在湯某芬賬戶的“上級關系”中可以看出在湯某芬“超越現實”之上還存在SMC0537679-激流、SMC0724561-前進、SMC0320674-阿飛、SMC09878-896、SMC0845786-大餅、SMC0637780-489等賬號，即使根據張某偉的筆錄認定SMC0724679賬號為張某偉所持有，但由于在該賬號之上還存在“阿飛”“896”“大餅”等多個賬號，這說明張某偉所持有的賬戶并非SMC平臺中的最高等級的賬戶，進而說明張某偉并非SMC平臺的創建者和控制者。因為，如果張某偉是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那么只有SMC平臺的最高等級的賬戶是張某偉所持有和實際控制，才能獲取SMC平臺的最頂層收益，從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只有創建者、控制者創建了最高等級的賬戶才能創建下層賬戶。既然上層賬戶不是張某偉所創建，說明張某偉并非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結合本案中李某東多次在筆錄中提及自己參與SMC投資時SMC的后臺可能是外國人，不能排除本案中SMC平臺的實際創建者、控制人為境外人員的可能性。在2016年12月10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及“王某仁就拉了一個英國人進來，再之后張某偉就充當我的一個角色問那個英國人”（卷2P24），在2016年12月14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及：“后臺老板是以美國人，有個時候又講是東帝汶的老板”（卷2P36）。另外傅某林也在2017年1月11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及：“當時聽他們講課時還說到了中國第一人吳某儒，說是他從英國引進的，他引進后，就拉洪某輝一起做了。”從李某東、傅某林等多人的筆錄中可知，有一部分SMC參與者認為SMC平臺的控制者為境外人員，只是對于境外人員的國籍存在一定的分歧，在多人筆錄均如此供述的情況下，并不能排除本案中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為境外人員的可能性。

5.結合張某偉、李某東筆錄也可得知并不存在利用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發展SMC項目的行為

張某偉筆錄中提及：“公司是2012年上半年的時候成立的??公司成立的時候李某東也是其中一個股東，2013年的時候，公司接不到業務，經營不下去了，李某東就把股份都轉讓給了我，他就不管了，只是法律上的資料沒有變更，但是當時我們說清楚了，以后公司經營的所有責任都是我自己在負責，他不管了。”（卷3P34）該筆錄內容說明早在2013年，李某東就已退出了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經營，其不可能存在與張某偉共同利用智企發展SMC項目的可能性。

二、張某偉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并不存在對SMC平臺的技術管理、理財程序及后臺維護等行為，張某偉及員工只是在承接外包客戶訂單之后按照客戶要求提供相應服務，張某偉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無權也無法阻止他人將該工作成果用于何處

1.張某偉的供述和現有書證證實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存在承接外包業務的事實。張某偉在2017年1月2日的《訊問筆錄》中明確指出《鑒定意見》中所提及的理財程序：“不屬于SMC服務器數據，是我們公司接外包單進行測試的數據，數據進行過大量修改，跟SMC沒有關系?！笔聦嵣?，張某偉不僅在該次訊問筆錄中指出存在接外包業務的情況，而且在其他多次訊問筆錄中均提及。在2016年12月16日的《訊問筆錄》中，張某偉在回答偵查人員關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與SMC項目的之間的關系時同樣指出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沒有負責SMC項目,公司只存在承接外包業務的情況：“2016年5月份的時候，網上有個我不知道真實姓名的人跟我們公司做外包的業務，給我們提供了源代碼以及一些相關的技術指標等??當時我想他們是打算做一個仿資金盤的一個平臺，根據對方提供的要求，我公司就負責幫對方的平臺做一些代碼上的優化，以及安全的加固，我們公司沒有負責SMC的任何項目”張某偉的該說法有《##公司理財軟件技術指標》（卷3P122）相互印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該書證并不能認定與SMC有關，雖然該書證中出現的理財幣等賬戶名稱在字面上與《SMC操作流程圖》（卷3P121）存在一致的情況，但同樣作為資金平臺的程序，在程序設計、組織架構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相似之處，貴院不能僅依據這種技術上的巧合“當然”的認定《##公司理財軟件技術指標》與SMC有關，而且作為提供該份書證的朝某日也并未指出該份證據與SMC有關，朝某日在2016年12月26日的《詢問筆錄》（卷4P40）中只是表示該份材料可能有用，但并未指出該份材料與SMC有關。2.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多人員工筆錄均證實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存在承接外包業務

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張假2016年12月10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及：“只聽曹某玉自己給我們講之前是給別人做軟件外包，具體到底做什么我不清楚”；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馬某俊在2016年12月10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及：“做好之后，讓我們將程序拷給他之后，就讓我們刪除所有的編程文件，說是客戶的要求?！?/p>

該兩人的筆錄中均提到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是給客戶做軟件編程、開發，其中按照客戶要求將編程文件予以刪除的細節更是證實了這一說法可信度，在軟件開發行業，在完成客戶的工作之后，程序或軟件即交付客戶使用，由于客戶才是最終的使用者，客戶必然希望能夠完全排除他人對該程序或軟件的控制，因此，必然會要求開發者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刪除相關的編程軟件才能使這一目的得以實現，試想，如果是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自己開發并使用，并沒有理由將編程文件刪除，因為如果供自己公司使用，刪除編程文件后會對未來的軟件維護等工作造成障礙，從而增加不必要的工作量。

3.張某偉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無權也無法阻止他人將該工作成果用于何處

本案中，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在接受外包客戶訂單之后，即按照客戶要求研發相應的產品，在產品研發之后即交付客戶。由于理財交易平臺本身易于被修改的特點，使得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所提供的服務均可被稍加修改即可用于多處，這其中包括用于合法的理財交易平臺或非法的理財交易平臺（如SMC）。本案中張某偉在接收客戶提供的程序、數據時，均未發現與SMC有關的字樣，張某偉至始至終均不知是為SMC提供升級優化服務，其僅知道是按照客戶要求進行維護，將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的工作成果交付給外包客戶，至于客戶將該成果用于何處張某偉無權也不可能知曉，這也與常理相符。公司員工武某葉指認圖片的卷宗材料則可以在細節上與該辯解相互印證。武某葉在其所辨認的圖片中一般只是標注：“以上圖片都是我畫的并保存在我的辦公電腦里”。在卷77P103的圖片辨認中，除了標注相應文字以外，還明確指出其所涉及的內容：“以上中間內容的樣式、字體、字號、顏色、表格高度??都是由我設計并叫給翟某真實現。”這一份段文字記載是辨認的一張SMC網站的截圖。武某葉雖然明確指出該網頁設計中有多處為其本人設計，但是這一指認與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并未為SMC提供服務事實并不矛盾，正是因為為外包客戶所維護的內容被用于SMC才導致在SMC網站中客戶識別出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的工作成果的痕跡。

三、張某偉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從事的業務與SMC沒有關聯性，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所開發的理財交易平臺、FTC挖礦軟件及授權碼等屬于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的自身研發內容不僅與SMC不同，而且與辦案機關掌握的楊某越電腦中的源程序數據并不是同一個程序或數據

（一）理財交易平臺是理財產品的交易平臺，該平臺與SMC不同

根據楊某越的筆錄：“六月底后，張某偉就要我、陳某全、桑某回、陳某齊、翟某真、武某葉、馬某俊、張假、唐萬民搭建一個類似于陸金所的交易系統（虛擬理財交易平臺，還未正式命名）”（卷77P12），武某葉筆錄中提及：“這個平臺是我剛進入公司的時候開始前期設計的，開發理財交易平臺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做一個小額交易平臺??第二個階段是做孵化交易平臺??第三個階段就是??做撮合交易平臺??但是只是內部測試投入運轉?！保ň?7P140）。

以上兩名員工的筆錄其實提及的是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接受外包客戶訂單之外所開發的交易平臺，該虛擬理財交易平臺和SMC根本沒有任何關系。該平臺是以國內知名虛擬理財交易平臺陸金所為原型開發的一個綜合性交易平臺，它可以支持基金、票據及其他種類的理財產品。這個交易平臺系統名稱是“理財立方”。網站的LOGO的標志，由公司員工武某葉設計并保存在其電腦中（如果貴院認為有必要，請找武某葉核實或調取相應的證據材料）。并且該系統是支持所有種類理財的第三方交易平臺，并不是針對某種特定理財產品開發，目前經過半年的開發，還處于技術驗證和內部功能測試階段，根本沒有上線運營，這個都還未開發完成的平臺，與SMC完全不同。

如果辦案部門要認定該平臺與SMC相同，那么就應該經過代碼比對、鑒定才能得出該系統與SMC系統一致的結論。事實上，不需要鑒定即可將兩者準確地區分：打開頁面即一目了然，它和陸金所非常相似，無論功能還是界面。這套為開發完成的系統和SMC平臺完全不同。

（二）理財立方客戶端是類似于陸金所的理財程序，該程序與SMC不同 根據張假和馬某俊的筆錄可知，該兩人開發的理財立方與SMC不同。馬某俊2016年12月10的《訊問筆錄》中明確提出：“不知道SMC，我也不知道?！?，而且馬某俊在筆錄中同樣提及了其和張假共同開發的程序：“我們開發改寫的源代碼叫SMCTCOIN；開始改寫出來之后，我們公司員工就自己進行測試。”（卷4P64）在馬某俊提及“SMCTCOIN”時并未將該名稱與SMC相聯系，而且在其筆錄中也明確表示其對SMC不知情，這說明馬某俊筆錄和《自述材料》中的SMCTCOIN均不屬于SMC，與SMC不同。

陳某全的筆錄證實理財立方并非SMC。其在筆錄中明確提出：“說白了就是做一個類似于“山寨版的陸金所”，公司把它叫做理財立方。（卷77P68）用來挖掘獲取理財幣??張假和馬某俊已經將挖幣程序寫好，交給張某偉了，但是具體有沒有上線運行，我也不知道（卷77P76）”由該筆錄可知，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開發的是類似于陸金所的理財程序，是要配合服務器才能正常運轉的理財程序，該程序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理財與本案中用于傳銷目的的SMC具有本質的區別。辦案機關不能僅因其“山寨”了陸金所而認定其與SMC屬于同一數據或程序。

由于楊某越電腦中所獲取的數據是來源于外包客戶，而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的理財交易平臺、理財客戶端程序為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為自身業務所研發而形成的產品，兩者的來源不同，足以將兩者加以區分而不至于混淆。

四、張某偉雖然有參與SMC的投資，但其只是存在利用系統漏洞買賣理財券的行為，與李某東不存在利用頂點賬號分取下線資金的問題，而且偵查機關掌握的賬號信息來源于來源不明的測試數據，由于不具有真實性并不能憑借該數據得出任何與SMC賬戶有關的結論

（一）張某偉以SMC普通參與者的身份賺取了靜態收益，該收益并非來自于SMC平臺的下線理財資金而是基于張某偉個人的投資而產生

張某偉作為SMC平臺的普通參與者，其依照SMC平臺的既有規則參與投資，獲取靜態收益共60余萬元。根據張某偉2016年12月1日的《訊問筆錄》：“就這樣我陸陸續續投資了十幾萬，注冊了八九個賬號，這些賬號我都記不到了，胡濤在管理，然后獲取的收益就轉到胡濤的銀行卡上（賬號留的也是他的卡號），我實際持有這張卡，所以SMC收益的錢就實際到我的手里了。”（卷3P16）這份筆錄是關于張某偉在SMC平臺投資的供述，相應的在2016年12月16日的《訊問筆錄》中，張某偉提到了該筆投資的收益：“我累計提現的金額記不清了，大概60萬左右，具體以胡濤那張招商銀行卡的銀行流水為準，因為當時我把我所有SMC賬號都交給胡濤來操作買賣，提現后所有的錢都打到胡濤的一張招商銀行的銀行卡里面”，由以上筆錄可知，張某偉在由胡濤管理的SMC賬號投資的十幾萬的款項，并且獲取了60萬元的收益。

張某偉在SMC平臺賺取的60萬元收益屬于個人投資款的靜態收益，該規則與《SMC收益模式介紹》中的“靜態收益”盈利方式和金額一致，不屬于發展下線所獲取的下線投資款。在《SMC收益模式介紹》中提及：“靜態收益3.6倍。不用找人，也可以出局時累計拿走投資金額的3.6倍”（卷3P113），張某偉初期十幾萬元的投資款，按照靜態收益規則所能賺取的金額也大約60萬左右。而且該收益并非通過“找人”的方式獲取，由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要求傳銷組織中的組織者、領導者需要以發展人員的數量多少作為計酬或者返利的依據。由于張某偉僅屬于SMC平臺中的一般投資者，且獲取的60萬收益并非來源于SMC平臺中的下線而是基于個人的是十幾萬的投資款，因此張某偉賺取靜態收益的行為并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所規定的：“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報酬或者返利依據”等罪狀的規定。

（二）張某偉雖然存在利用SMC平臺進行SMC幣買賣的行為，但所交易的理財券來源于張某偉SMC公開市場購買所得，與SMC平臺中參與者的投資款無關，不屬于傳銷行為 1.張某偉的《訊問筆錄》中提到了其售賣的注冊來源于SMC公開市場，而該類理財券的獲得需要張某偉個人出資購買，該理財券與SMC投資者的投資款無關。2016年12月10日的《訊問筆錄》中：“我就是買了SMC系統里面的幣，具體是哪些幣我記不清了，然后去SMC交易市場去賣，這樣來獲取收益”。湯某芬在2017年1月5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及：“（SMC里只有張某偉那里買到報單幣嗎？）不是，還可以從其他的大區里面買到幣。（那你為什么不從大區里面買幣？）因為當時報單幣緊張，只有張某偉那里買了”。（卷107P46）湯某芬筆錄中提及并不是只能在張某偉處購買幣，這意味著湯某芬等人其實可以從SMC的公開市場購買SMC幣，但因為SMC緊張就從張某偉處購買。在SMC幣緊張的時候張某偉之所以能夠有理財券出售，在于其利用了SMC系統的漏洞（通過運行腳本程序，增加自身的成交幾率），可以讓其比其他人擁有更高的在SMC公開市場成交理財券的幾率。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利用了漏洞，但是只能提高成交的幾率，并不能無償的獲取理財券，張某偉用于出售的注冊都是其投資自有資金所購買所得，其所賺取的利潤是交易金額的5%。

偵查機關扣押的張某偉隨身攜帶的銀行卡中所涉及的銀行資金或流水記錄雖然可能與SMC有關，但與SMC的關聯僅限于他人向張某偉購買SMC理財券，而張某偉向他人收取購買SMC理財券的款項的行為。雖然張某偉被偵查機關扣押多張銀行卡中的流水有可能因為購買理財券出售理財券而產生，銀行卡中記錄的流入流出的資金均未由張某偉實際獲取，銀行卡中即使存在款項的余額也只是張某偉通過這種在SMC平臺的公開市場所賺取的利潤（交易金額的5%），該款項并非SMC平臺中成員的投資款。

2.張某偉所出售的理財券一部分來源于通過投資理財客戶端而產生，而該投資行為本身與傳銷行為無關，屬于各組織、平臺均可采取的投資模式，通過獲得理財券進而出售獲得收益與SMC平臺的投資者無關。除了上述提及的在公開市場獲取收益之外，張某偉個人投資“理財客戶端”也可產生一部分幣/券，幣的產生完全依照《SMC收益模式介紹》中規定的：“50%用于購買客戶端（折合人民幣500元/臺，每臺客戶端每天產出5個幣）”的規則。由于SMC平臺中以客戶端產生幣的方式中，需要投資人投入資金購買客戶端且在客戶端運行的過程中持續投入人力、電力等資源維護，從而使客戶端通過程序計算產生幣。由于SMC平臺中所涉及的客戶端所具有的以上特點，所以SMC平臺中的客戶端與陸金所等理財交易平臺中的客戶端并無不同，張某偉通過客戶端所得幣屬于張某偉個人投資所獲得的正常產出，與SMC平臺中的其他投資者無關。正是該種幣的產生與SMC平臺的投資者無關，所以張某偉售賣該部分幣的行為也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所要求通過推銷商品的名義，發展人員并以發展人員的數量為計酬、返利依據的規定。

（三）張某偉與李某東、王某仁并無共同發展SMC項目的行為，其沒有與李某東共同分取頂點資金的行為，由于辦案機關指控所依據的賬號來源于來源不明的測試數據，因此不具有真實性并不能憑借該數據得出任何與SMC賬戶有關的結論

1.李某東筆錄中提及的與張某偉合作持有均分SMC賬戶收益的事實并不存在，張某偉并無與李某東、王某仁分取頂點資金的行為

根據李某東2017年2月25日的《指認現場筆錄》：“犯罪嫌疑人李某東指著賬號位上面的賬號說：‘SMC賬號阿飛，這個賬號是最早是由王某仁注冊并持有的，在我加入SMC后，張某偉就承諾拿該賬戶作為我、王某仁、張某偉三人共有且均分收益的一個頂點賬戶’?！保ň?P173）。根據該筆錄，李某東和張某偉、王某仁三人共同持有阿飛賬戶并均分收益，但是有關該事實，綜合全案證據只有李某東一人的供述并無其他證據與之供述相互印證。同樣的，張某偉的供述中也存在類似情況，在張某偉2016年12月16日的《訊問筆錄》中提到的內容：“我們一起合作的賬號有幾個，第一層的賬號號碼是：##,這個賬號是我和李某東共有的。”（卷3P24）由以上兩人的筆錄可知，兩人雖然各自供述了兩人之間的合作賬戶，但該兩個賬戶并不相同，供述之間不僅難以相互印證，而且相互矛盾。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條同時規定了對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的審查規則：“

（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以及其他證據能否相互印證，有無矛盾?！备鶕陨弦幎?，本案不能僅憑李某東或張某偉一人的供述和辯解作為定案的根據，從而認定李某東、張某偉、王某仁共同持有SMC賬戶并均分收益。本案中無論李某東是否存在利用SMC平臺發展下線，收取下線投資款項的行為，均與張某偉無關。

2.由于辦案機關指控所依據的賬號來源于來源不明的測試數據，因此不具有真實性并不能憑借該數據得出任何與SMC賬戶有關的結論

根據張某偉的供述，2016年5月份的時候：“網上有個我不知道真實姓名的人跟我們公司做外包業務，給我提供了源代碼以及一些相關的技術指標等”（卷3P24）,這是張某偉關于楊某越電腦中所查獲數據來源的解讀，但是該解讀不夠具體，在無其他證據加以印證該數據的真實性的情況下，是不能將該數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而且根據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的筆錄也可得知該數據經過大量修改，翟某真筆錄中提及：“網站界面上的數據也是自己隨意填寫的，真實的數據都是交給楊某越去對接?！保ň?7P50）,由該筆錄可知，無論是否錄入了真實數據，該數據均已經喪失了真實性，通過讀取該數據所得的賬號也自然不具有真實性，如果辦案機關認定該數據的賬號屬于SMC賬號，也無法保證該SMC賬號信息的真實性。

五、張某偉無通過招商會微信群講解SMC理財的行為，張某偉在線下跟理財會員交流的活動并不是宣傳活動，在案的多人的筆錄和現有書證等都沒有證據證實該點

張某偉基于SMC一般投資者的身份而參與一些社會交往活動的行為并不能得出張某偉在傳銷組織中存在通過招商會講解SMC等行為從而承擔“宣傳、培訓”職責的唯一結論。張某偉所參與的有關SMC有關的社會交往活動，不可避免的會在該過程中分享、交流生活或工作的相關事情，由于張某偉及他人的SMC投資者的身份，不可避免的會在該類社交活動中提及SMC的相關情況。因此，并不能將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分享錯誤地歸入“宣傳、培訓”之中，該種做法不僅與“宣傳、培訓”的固有語義相違背，而且與事實不符。而且結合卷宗材料，浙江某市某縣公安局所提及的該項指控并無相應的證據加以證實。

六、張某偉并不存在組織、策劃泰山會議的行為，其參與會議是因為恰逢其組織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泰山旅游，才得知泰山會議召開，進而分享了一些與理財有關的技術，與SMC無關 2016年5月份召開的泰山會議并非張某偉組織而且張某偉在會議之上并未發表與SMC有關的言論。根據張某偉的筆錄（卷3P26），張某偉并不知曉該會議的組織者是誰，而且也僅僅是因為自己作為SMC一般投資者的身份才在泰山旅游時知曉在泰山有召開該會議。

張某偉在泰山會議上因“很多人就問我關于理財這一塊的技術，我就跟大家交流分享了理財這一塊的技術以及發展”，張某偉之所以能夠與大家分享交流理財的技術，也僅僅是因為其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本身的業務方向就與理財技術有關。該事實有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的員工筆錄可以得到證實：a成憶在筆錄中提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的業務為：“理財交易平臺網站”（卷4P19）；朝某日在筆錄中提及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的業務為：“開發理財交易平臺這個軟件”（卷4P29）。

本案中的李某東和湯某芬的筆錄中關于泰山會議的內容缺乏在案其他證據印證不能僅憑該類證據認定張某偉存在利用泰山會議進行SMC宣傳活動的行為。李某東筆錄中提及的“主要是張某偉把人員喊在一起跟大家做思想工作，要把每個人在SMC賬戶的理財幣進行凍結”（卷2P59）等言論僅李某東一人供述，并無其他證據可以與之相互印證，而且與張某偉的供述：“分享理財技術”的內容相矛盾。最高人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五條即明確規定了在沒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對間接證據的審查規則：“

（二）證據之間相互印證，不存在無法排除的矛盾和無法解釋的疑問的”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本案中張某偉和李某東的筆錄內容就屬于存在無法排除矛盾的情形，顯然不能認定張某偉存在組織泰山會議、借助泰山會議宣傳SMC的行為。同樣的湯某芬筆錄中有關泰山會議的內容也不能作為認定張某偉有組織泰山會議、借助泰山會議宣傳SMC的依據。根據湯某芬的筆錄：“因為我們去的比較晚，當時已經有人講過話了，具體是誰我就不知道了，我們到了之后就看到韓某正上臺講了幾句話，還有一就是一個體型較胖的50歲左右的婦女上臺講了很久，還有就是一個大概30歲、體型偏胖的男子也上臺講話了，這兩個人的名字我都不清楚?！保ň?07P24），由于湯某芬本身與張某偉相識，所以以上他聽到的發言人如果包含張某偉則湯某芬不可能不清楚，因此筆錄中提及的30歲、體型較胖的男子并非張某偉，由于其他湯某芬所知的講話者為韓某正、婦女，所以可以得出湯某芬并不知道百張某偉是否在泰山會議上發過言，也就更無從知道張某偉在泰山會議上的發言內容。

綜上所述，張某偉與SMC的關系僅限于一般投資者并只存在利用SMC平臺漏洞賺取靜態收益、買賣理財券的行為，不存在負責SMC技術管理并利用鼎鑫理財科技網絡公司員工對SMC平臺進行優化升級的行為，而且本案并不能排除SMC平臺的創建者、控制者為境外人員的可能性；張某偉與李某東、王某仁并無共同發展SMC項目的行為，其不僅沒有與李某東共同分取頂點資金的行為，也無發展下線的行為；張某偉并無組織、策劃泰山會議的行為，其在泰山會議的講話也僅僅是與理財有關的技術分享與SMC無關。

因此，張某偉雖然參與SMC投資，但與SMC平臺的關系僅限于一般投資者，并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貴院應發作出控方指控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

此致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車沖律師

2017年9月12日

關于姚麗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

一審辯護詞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訴法》的有關規定，山東明威律師事務所受本案被告人姚麗的親屬的委托,經其本人同意，指派我為其一審辯護人，接受委托后辯護人經閱卷、會見被告人、觀看了大量關于精彩生活網絡營銷的電視、報紙的報導、錄相資料，并參閱了有關中國法律專家對大平洋直購官方網BMC商業模式法律關系及法律性質專家論證意見書，今天又參加了本庭庭審，對本案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辯護人對威環檢刑訴[2012] 392號起訴書認定姚麗犯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有異議，辯護人認為認定精彩生活BMC商業模式為傳銷活動的證據不足，也缺少法律依據。姚麗是在主流媒體引導下參加了江西精彩生活BMC商業模式，即使現在能夠定精彩生活BMC商業模式為傳銷活動，被告人姚麗也是在一個主流媒體及各方認可的大背景下參與的，主觀上無組織傳銷、騙取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不宜以犯罪論處，理由如下：

一、辯護人引用太平洋直購官方網BMC商業模式法律關系及法律性質專家論證意見書做為辯護人的認定太平洋直購官方網BMC商業模式為傳銷模式與法無據，證據不足的主要論證依據。辯護人將該專家論證意見書（該惠見書為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及三個副會長一個理事出具的）提供給合議庭及公訴機關，并將．其他內容供合議庭參考。并引用意見書第三條為辯護人的辯護觀點，第三條是BMC商業模式與傳銷活動有區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七）》規定了組織、領導傳銷罪。按照該規定，傳銷活動是指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二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行為。實踐中，判斷一種行為是不是構成犯罪，應當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刑法原則，從犯罪構成要件的整體性、統一性要求去綜合考慮，只有在全部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情況下才能認定某一行為構成犯罪，而不是只要有一個方面符合犯罪構成的某一要件就認定該行為構成犯罪。對照<< font="">刑法修正案

（七）》關于傳銷的規定，辯護人認為BMC商業模式與傳銷活動有明顯區別：

1、傳銷行為的根本特征就是以推銷商品和服務為名、行欺詐之實。傳銷活動的組織者并不能為參加者提供真實的商品和服務，也不具備真實的經營背景和經營能力，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只是為掩蓋其行為性質而制造一種假象，是為了騙取財物收到“入門費“的一個由頭，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也不可能是貨真價實的，而是名不副實的。在傳銷活動中，參加者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真實惠愿選擇消費，而是必須購買名不副實的“商品和服務”。因此，能否為消費者和參與者提供真正的商品和服務，是判斷一種商業模式是不是傳銷活動的根本標準。按照精彩生活公司對BMC商業模式的描述，作為電子商務平臺的太平洋網是真實地在為消費者推銷商品和提供服務。如前所述，太平洋能為消費者提供2000多萬種商品和服務，幾乎涵蓋社會生活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任何一個消費者都可以選擇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并且普通消費者通過太平洋網進行消費，確實可以獲得更多的優惠和實惠。這樣，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刑法原則，就不能認為BMC商業模式是以推銷商品和服務為名，行欺詐之實。

2、BMC模式中的返利來源和傳銷活動不同。在傳銷活動中，行為人要求參加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其所謂的“返利”來源就是參加者的“入門費”。由于傳銷活動的組織者不能提供真正的商品和服務，也就不可能具有真實的商業利潤，所以只有靠不斷擴大參加者隊伍、不斷收取入門費作為“返利’’來源。而在BMC商業模式中，各方分配的利益是供應商真正的商業利潤，只不過供應商把獨享的利潤進行了分割而已。

3、BMC模式中的返利依據與傳銷活動不同。與前述問題緊密相連，由于傳銷組織不能提供真正的商品和服務，沒有真實的商業利潤，是靠參加者的入門費作為“返利”來源的，因此一個組織者發展的參加者越多，其收益也就越高，于是組織者也就不斷地發展參加者，一個上家可以無限地、永遠地從其直接和間接發展的下家中獲得現利益，也就是靠“人頭”取費。而在BMC商業模式中，某一級渠道商的利澗是固定的，其預定的PV量無論幾經轉手，該固定利潤只能在渠道商和消費者之間進行分配，不存在發展下家越多、收益越高的問題。前一個渠道商把自己的預定PV轉移給下一個渠道商時，其不能從下一個渠道處獲得任何利益，只能從太平洋網獲得利潤差價。

4、BMC商業模式中的組織形式以及該組織形式在利益分配時興的作用與傳銷活動不同。如前所述，在傳銷活動中，參加者是“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的，最頂尖的組織者對其直接發展的所有參加者和間接發展的所有參加者（指參加者發展的參加者）永遠具有上、下家的關系，一個上家對其直接和間接發展的所有下家也永遠具有上、下家關系，并且上家永遠可以從其直接發展和間接發展的下家中享受利益。而在BMC商業模式中，不存在以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問題，PV量的轉移不同于買賣，一個渠道商只能在自己預定的PV量中獲得利益，并且這種利益是從太平洋網獲得的，而不是通過“賣給”下家獲得的，這里更不存在從“下家的下家”獲得現實利益的問題。因此一個渠道商與其推薦的渠道商也就不存在利益上的上、下家關系。

注意到，在BMC商業模式中，為了保護渠道商的推廣積極性，太平洋網規定上一個渠道商對其直接或者間接推薦的任何渠道商也具有一定的“層級”關系，也就是說，上一個渠道商直接和間接發展的任何渠道商的PV量都可以視為該上一個渠道商的PV量。但是，在這種“層級’’關系中，上一個渠道商并不能從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的渠道商中獲得任何現實利益，只是通過這種層次關系取得了更高級別渠道商的資格，取得了享受更高返利比例的資格，如果要把這種資格轉換為瑰實的利益，該上一個渠道商只有進行消費才能取得，而不是從其直接或間接發展的渠道商中直接獲得利益。因此BMC模式中的“層級”組織形式的作用與傳銷活動明顯不同。

5、BMC商業模式中的保證金與傳銷行為中的“入門費’’也有不同。二者的主要區別在于：保證金的作用是保證渠道商履約，而入門費的作用則是傳銷組織者的利益來源；保證金的金額是根據其預定的PV量的多少確定的，而“入門費“是以取得入門資格為限的恒定、統一的金錢量；保證金可以退還，而入門費不能退還；保證金是渠道商在充分了解風險提示內容后在理性狀態下繳納的，且在冷靜期內仍可以返回，而入門費則是參加者在被誘騙、甚至是在被脅迫狀態下繳納的。

最后，辯護人認為，在最高人民法院沒有對BMC商業模式進行界定的情況下，作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BMC模式涉及的法律關系及法律性質問題比較復雜，社會各方對該商業模式涉及的法律關系和法律

性質存在不同認識，這是正常的。在有關部門沒有對BMC商業模式的性質進行界定的情況下，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不宜對該商業模式按照傳銷活動來對待。

二、被告人姚麗是在主流媒體引導下，參加了太平洋直購官方BMC網絡營銷活動，主觀上沒有傳銷并騙取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

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 007年7月，于2 008年12月1 8日設立了電子商務平臺一太平洋網，推出了BMC的商業模式，指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搭建的平臺，進行的商業模式，而被告人姚麗是在2011年10月參加了南昌陸軍學院組織電子商務師培訓，取得了國家人保部人才緊缺辦公室發的國家首屆電子商務師資格證后，經慎重考感，多方論證，搜集了大量主流媒體對BMC模式的正面報導，看到中央電視臺1 3頻道、2頻道、4頻道等多個頻道和中國政協報為代表的幾十家報紙包括新法制報、期刊媒體等為代表的一百多家網絡媒體對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BMC這一獨創的新商業模式給予了高度評價的新聞報道及中國五位因內泰斗級權威法學專家聯合出具書面報告的認可論證書、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和社會人才緊缺辦公室在軍中全封閉式的培訓一國家首屆BMC電子商務師及頒發證書。認為自己參加了具有民族創新的，能拉動經濟，得到認可的營銷模式，能幫助國家進行推廣市場，決然的賣掉了自己的兩個服裝店，苦心經營著她認為合法能夠讓她工作得到多方認可的BMC模式的太平洋網站，并且將主流媒體各官方表態，世界論壇中有關BMC模式的動態作為她每次進行招商培訓的政策依據，使很多人認可了BMC模式，并加入了進去，并都認為合法。這些行為被公訴人認為是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的證據，在該案中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姚麗直接發展會員40名，間接發展會員5931名，若傳銷罪名能夠成立，則受害人直接或間接應為五千多名，但該案辯護人在卷宗材料中沒有找到有受害人指控被姚麗的報案材料，也沒有被告人采取欺騙方式騙取財物的證據，相反起訴書中也提到姚麗合計虧損1470118元，這與起訴書中指控被告人姚麗騙取財物產生了很大的反差和矛盾。這也恰恰證明姚麗的主觀心態不是騙錢。

關于對被告人姚麗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本辯護人在公安機關對其采取強制措施之后就接受了委托，并多坎會見了被告人，起初我想以罪輕給予辯護，但是我越深入該案，我越感到被告人無罪，辨護人認為BMC模式至今在中國仍然是在不同領域有爭議的模式，而在此之前多家執法部門認定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不構成傳銷，在BMC運行的幾年當中，若該模式是傳銷，國家是不是早該封殺了，如果時至今日才予以封殺，之前誰又能受得了主流媒體和大背景如此強烈的引導，不去嘗試。在兩會期間《中國政協》2012兩會委員?？€刊登了精彩生活祝賀兩會圓滿成功打造“心?！本辰绯墶拜p公司’’的大幅廣告，還刊登了BMC開創電子商務新模式的專題文章，而在兩會之后的4月1 5日就開始對精彩生活按照傳銷模式予以打擊，而此前曾經宣揚BMC模式的主流媒體不應承擔什么責任，執法機關豈不瀆職，像被告人姚麗這樣的豈不是最大的受害者，賠了金錢還失去了自由。在公安機關的所有筆錄里都，幾乎有兩句相同的問話和相同的回答：

參與精彩公司業務活動當中，你是否有受騙的情形？有無受到人身限制或暴力威脅的情況？

沒有這種情況，都是自愿去。

知不知道這是傳銷？

不知道。現在看是。

說明所有參加BMC營銷人的一種共同的心態，是被主流媒體所綁架，沒有參加傳銷的主觀心理，不具備犯罪的主觀要件。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姚麗是在一個大背景參加的BMC模式營銷，即使公訴機關硬性套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按犯罪構成四大要件，被告人姚麗無主觀犯罪的故意，不宜以 犯罪論處，以上是我的辯護意見，希望合議庭采納。

辯護人: 山東明威律師事務所

高曉輝律師

二O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關于孫某被控組織、領導傳銷罪一案

一審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合議庭：

北京市大都律師事務所接受孫某家屬委托，并征得孫某本人同意，指派我們擔任被告人孫某的辯護人，參與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起訴孫某組織、領導傳銷罪一案（以下簡稱“本案”）的庭審活動，依法為被告人進行辯護。開庭前，我們查閱了公訴機關移送的部分案卷材料，會見了在押的被告人孫某，進行了必要的調查。我們認為，起訴書中指控的孫某組織、領導傳銷罪，認定事實完全錯誤，公訴機關的指控無法律依據。下面，辯護人將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辯護意見一：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告人孫某的行為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罪。

首先，從客觀要件來看，本案現有的證據無法認定被告人孫某在本案中具有組織、領導的行為特征。我們從孫某、張菊的詢問筆錄以及翟某、李某、周某、張某、王某五位證人證言可以知道孫某在本案中只屬于一般的參與人員，不屬于本案中的關鍵人物，更不屬于本案的組織、領導者地位。

孫某詢問筆錄中提到“ 孫某每天在工作中的具體任務是會員有什么疑問，給予解答，他不明白的去問王總，另外在周邊幾十人來公司要求還款時，他負責排隊發號、維持秩序，讓他們去財務拿返款?！睆膶O某的回答中可以得出，孫某在本案中基本屬于前臺接待性質的一般工作人員，其行為難以成為本案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以及骨干，其作用和地位基本可以認定為一般的參與人員。我們從其他證人證言可以進一步確定孫某在本案中的地位與作用。證人翟某（案卷第58-59頁）提到“是一個姓張的男的給我們講的課”而非孫某，以及受害人李建忱認定上課老師的特征是“男的，60歲左右，身高1.73左右長圓臉，體態中等，說普通話，其他特征說不清”，證人張某提到負責會員培訓的是“一個叫張某的給我們講課。張寶明特征：男，北京人，50多歲，身高1.7米左右，體態偏胖?！边€有證人周某提到公司“負責接待的是小楊、小孫”，周某提到的小孫就是指孫某，周某再次提到小孫在公司是負責接待。證人王某在回答公司的情況中提到“一個叫小孫的也是管復印會員材料”。從孫某的詢問筆錄以及證人翟某等五位證人證言至少可以認定的兩點：其一，本案中的講師是張明寶而非孫某，只是孫某爾爾在負責接待的過程中解答會員咨詢；其二，孫某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只能算是一般參與人員，無法成為本案中的組織者、領導者的核心地位。

其次，從主觀要件上來看，本案被告人實際上也是屬于本案受害者之一，被告人孫某做為剛走入社會的大學生，沒有任何社會經驗，被別人以介紹工作的名義，騙其入會參加傳銷活動，并且自己也被騙取5000多元，工作的時間為28天，未領取一分錢工資報酬，未有任何提成，在工作期間也沒有發展任何會員。其在筆錄中也提到“應該不構成犯罪，我只是經朋友（唐淑香）介紹來公司上班的，不太清楚公司是做什么的。”，所以被告人孫某并沒有積極主動的去參與傳銷活動，其只是由于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缺乏判斷力的情況下，被騙進入傳銷組織，雖然工作了二十多天，但是被告人孫某所具備知識與社會經驗無法判斷出其進入的是一個傳銷組織。

辯護意見二：《刑法修正案

（七）》（以下簡稱“刑七”）規定的犯罪行為類型僅限于“組織、領導行為”而不包括“一般參加行為”。

從《刑法修正案

（七）》第四條的規定看，組織、領導傳銷罪處罰的是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所謂“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是指策劃、發起、設立、指揮傳銷組織，或者對傳銷組織的活動進行策劃、決策、指揮、協調，在傳銷組織的層級結構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對傳銷組織的正常運轉起關鍵作用的極少數人員。本罪立法目的是把打擊重點放在了組織者、領導者，而對于一般的傳銷參與人員，他們既是違法者，又是受害者，可以給予行政處罰和教育。這樣就有利于徹底瓦解、摧毀傳銷組織，防止新的傳銷組織產生，打擊范圍也不會過大。

根據刑法規定，所謂“組織”是指召集多人，為首發起或者實施招募、雇傭、拉攏、鼓動多人成立某種組織的行為；所謂“領導”是指對組織的成立以及組織的活動實施策劃、指揮和布置的行為。

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制定《立案追訴標準(二)》)第78 條第2 款的規定: “本條所指的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是指在傳銷活動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發起人、決策人、操縱人，以及在傳銷活動中擔負策劃、指揮、布置、協調等重要職責，或者在傳銷活動實施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員。”可以看出該立案標準對組織者、領導者的認定同《刑法修正案

（七）》關于該罪的界定是一致的。

綜上，本案中被告人孫某只是傳銷活動的一般參與者，并不是組織、領導者，根據罪行法定、罪行相適應原則，孫某不構成犯罪，對其參加傳銷活動的違法行為，應該由行政機關給予處罰，而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以上意見，供合議庭參考，請求合議庭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到法律規定和辯護人意見，依法宣告被告人孫某無罪。此致

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

辯護人：北京市大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洪 眉

二0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關于徐興春被控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

一審辯護詞

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四川春雷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徐興春的父親徐良康及被告人徐新春先生本人的委托，指派敬長君律師即本人我擔任被告人徐興春的辯護人，我在審判階段介入本案，依法參與本案的訴訟活動。在開庭之前，我對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精彩生活投資公司”）所推出的BMC電子商務會員消費返利模式進行了調研和論證，對被告人徐興春進行了會見，閱讀了本案大量的卷宗，聆聽了本案大量的錄音，觀看了本案大量的視頻資料和媒體報道，并參閱了中國五位法學專家對《太平洋直購官方網BMC商業模式法律關系及法律性質專家論證意見書》，結合4天來的法庭調查，舉證、質證，首先在贊同唐慶南和程芳英的兩位辯護人的意見下，本辯護人現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精彩生活BMC電子商務會員消費返利模式無罪

1、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的由來和發展

電子商務是一種低碳、綠色、環保的新興行業，它的出現方便了人們的生活，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和創業，它符合國家經濟政策，是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大力提倡的一種商務活動。它的發展經歷了從B2B、C2C、B2C、C2B等階段,精彩生活BMC電子商務模式是吸收了前面幾種商業模式的優勢，同時摒棄了前面幾種商業模式不足的基礎上推出的一種新型的電子商務新模式。由精彩生活投資公司承諾，太平洋直購網站銷售的產品價格低，均為專賣店的2--8折，同時保證BMC商城的所有產品全部是正品，假一賠十，三天無條件退貨。

2、消費致富理念使消費者可以成為資本家。

商品經濟越發展，商家就越賺錢，那么，商品的利潤倒底是商家創造的還是消費者創造的呢？事實告訴我們，一件再好的商品，如果廠家生產出來，把它堆放在倉庫里，或者把它扔到月球上，不把它賣出去，那它就是一文不值，只有把這個商品賣給消費者，它才會產生利潤，所以商品的利潤是消費者創造出來的，消費者創造了商品的利潤，但是消費者卻沒有參與財富的分配。消費者無論在百貨大樓還是互聯網上消費，消費的東西越多，消費者口袋里的錢就越來越少，消費者無論是給百貨大樓還是給互聯網商城介紹人去買東西，百貨大樓或者網上商城都不會給消費者任何返利，甚至連“謝謝”都不會說一個。這公平嗎？顯然不公平。

所以，為解決這種不公平的現象，臺灣經濟學專家陳瑜教授寫了一本書叫《消費資本論》，該書告訴人們，消費可以致富，消費者可以成為資本家。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在唐慶南等人的帶領下，通過幾年時間的市場探索和商業模式創新，創造出了全球領先的BMC電子商務新模式。BMC模式中的B(Business的縮寫)指企業；C（Customers的縮寫）指消費者;M(Medium的縮寫)指企業與消費者之間搭建的平臺。BMC模式中涉及到供貨商、渠道商、消費者和電子商務平臺四方。其中供貨商、渠道商、消費者，這三者之間的角色可以互相轉換。任何人都可以充當消費者作為C在太平洋直購網上去購物消費，你消費的越多，公司給你的消費返利就越多，也就是說，你把錢花出去之后，還可以再拿回來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充當B作為供貨商把你的商品放到太平洋直購網上去賣，你賣的越多，你賺的利潤也就越多；任何人都可以充當M作為介紹人去推廣去組織消費，你給太平洋直購網介紹會員去消費，會員消費的越多給介紹人M返的利潤就越多。BMC這種會員消費返利的電子商務新模式就克服了傳統的C2C、B2C、C2B、B2B的缺點，繼承和發揚了他們的優點，更加人性化，更容易被商家和消費者所接受。這就是為什么太平洋直購網從2008年12月18日上線以來，截止2012年4月9日，短短的三年多時間，產生渠道商戶121474名，產生其他消費會員6767553名的道理。太平洋直購網從上線以來，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紛紛與其合作，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交通銀行、中信銀行等國內、國外20多家知名銀行與其合作，現在仍然與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合作的知名的網上商城有京東商城、凡客誠品、當當網等100多家互聯網企業。

3、預存利潤保證金，鎖定消費者

消費者雖然創造了商品的利潤，但是消費者卻是沒有忠誠度的，為了讓消費者擁有忠誠度，各大商家紛紛推出了會員制消費、會員卡消費、預存消費。BMC電子商務新模式借鑒了今天市場上普遍使用的預存消費（如預存電話費）和辦理會員卡（如美容卡、健身卡）消費的模式。要求所有與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合作的商家，把每一款商品的利潤拿一部分出來讓利個消費者，讓消費者參與到財富的分配之中。精彩生活投資公司把利潤用PV來表示，規定1PV=7元人民幣，當你消費產生10個PV的時候，你就是銀卡會員，公司就按5%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100個PV的時候，你就是金卡會員，公司就按10%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500個PV的時候，你就是鉆卡會員，公司就按15%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1000PV的時候，你就是合格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20%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5000PV的時候，你就是五級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26%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1萬PV的時候，你就是四級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32%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2萬PV的時候，你就是特四級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35%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5萬PV的時候，你就是三級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38%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10萬PV的時候，你就是二級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44%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20萬PV的時候，你就是特二級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47%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50萬PV的時候，你就是一級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51%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100萬PV的時候，你就是大區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58%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200萬PV的時候，你就是特區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61%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500萬PV的時候，你就是首席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65%給你返利；當你消費產生1000萬PV的時候，你就是全球誠信渠道商戶，公司就按71%給你返利。

4、司法鑒定錯誤，導致南昌公安第二次立案偵查

在本案的庭審中，當辯護人向鑒定人發問PV是什么的時候，鑒定人卻說不知道；當辯護人向鑒定人發問保證金是什么的時候，鑒定人也說不知道，明明太平洋直購網上至今對PV和保證金都有說明和解釋，幾個鑒定人卻都說不知道。PV就是利潤嘛，利潤就是用PV來表示的嘛，怎么說不知道呢？作為鑒定人，連本案這些最基本的名詞、概念都不知道，那你是怎么鑒定的呢？

如果你作為消費者，想轉化為公司的一個經營者，即推廣者或供貨商，那你就必須成為公司合格誠信渠道商戶以上級別的商戶，也就是說你給公司得創造1000PV以上的業績才可以，那么怎樣才能創造1000PV的業績呢？一般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慢慢累積消費1000PV（沒有時間限制）；第二種方式，一次性購買積分能達到1000PV的商品（沒有商品的限制）；第三種方式，一次性預存7000元保證金，購買公司1000PV的積分，保證你自己或者你組織的消費者能夠通過消費給公司產生1000PV的利潤。所以保證金也叫利潤保證金，它是一種預存的消費定金。既然是利潤保證金，那么保證金就應該列為公司的資產，在會計科目里應該屬于“收入”一項，而不應該屬于“負債”一項。但是，本案的鑒定人卻錯誤的將保證金列為公司的“負債”，錯誤的鑒定為公司累計虧損1377284634.38元。收取保證金成為渠道商戶它是一種選擇性條款，而不是強制性條款，起訴書的第八頁不是也說：“經鑒定，通過單純消費成為合格誠信渠道商戶的人數為137人”。通過我們調取的數據，完全通過自然消費完成1000PV的有1800人。而且鑒定的時候，司法機構并沒有把100多家聯盟返利商家，返利商家通過公司返給渠道商戶的1億多利潤算進來。也沒有把銀卡、金卡、鉆石卡的消費算進來。司法審計有8次，按道理來說，應該是一樣的?，F在其中有幾次不一樣，說明司法人員根本不懂PV與保證金的含義和關系。

太平洋直購網上從來沒有上線和下線的說法，只有線上和線下的稱呼，但是鑒定人員卻憑主觀臆斷，憑空捏造，完全違背司法鑒定要遵循客觀真實的要求。

鑒定人員人為的排除普通會員、銀卡會員、金卡會員、鉆卡會員，直接抽取合格渠道商戶以上級別的會員進行鑒定，違背了客觀真實原則，是對BMC商業模式的一種歪曲理解和鑒定。所以，鑒定報告嚴重違法，不能作為判案的依據。

5、為什么絕大多數渠道商戶選擇以交納保證金的方式成為經營者呢？選擇交納保證金成為誠信渠道商戶到底有什么好處呢？

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與誠信渠道上戶的合作協議規定：

1、誠信渠道商戶可代理太平洋直購網所有系列品牌商品，可在本人網站或實體店進行銷售（簡稱代理權）。

2、誠信渠道商戶可獲得太平洋直購網提供的獨立創業結算系統頁面。

3、誠信渠道商戶可享受由太平洋直購網免費提供兩年（自商品展示當日起算）的相應商品展示位。商品展示位數量依據誠信渠道商戶購買的PV積分量計算，即每購買100PV，可放一款產品，1000PV可放10款產品，1萬PV可放100款產品，以此類推（簡稱商品展銷權）。

4、誠信渠道商戶可無限積累PV積分提升商戶誠信等級，并享受太平洋直購網規定的相應級別返利（聯盟積分返利權）。

5、誠信渠道商戶可在個人帳戶上消費積分，每累積消費產生100PV積分即可按太平洋直購網VIP權益制度返還700元保證金，依此類推，直至100%全額返還誠信渠道商戶消費保證金（繳納商戶誠信消費保證金系統正式啟用后，未達致相應PV,商戶誠信消費保證金不得退回）（簡稱保證金返還權）。

6、誠信渠道商戶在太平洋直購網上展示的商品，在銷售過程中如因質量等因素損害會員利益的，由精彩生活投資公司根據損失金額從誠信渠道商戶所預付的商戶誠信消費保證金中扣除。

7、誠信渠道商戶在首次繳納商戶誠信消費保證金后享有最短15天最長45天的冷靜期，對于誠信渠道商戶在繳納誠信消費保證金冷靜期內提出終止的，精彩生活投資公司無條件全額退還商戶誠信消費保證金。超過冷靜期之后，不得擅自單方終止履行合同義務（簡稱保證金退款權）。

8、誠信渠道商戶在市場開拓過程中須對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及旗下太平洋直購網進行真實有效且合法的宣傳推廣，不得散布虛假信息為公司及旗下太平洋直購網站帶來負面影響。如有違反，公司有權取消其誠信渠道商戶資格，并暫扣返利（簡稱招商推廣權）。

基于以上好處，所以絕大多數渠道商戶自愿選擇以交納保證金的方式與公司合作。

6、成為渠道商戶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

首先、同意太平洋直購服務協議，如實填寫個人的真實信息，自愿遵守本服務協議的所有內容，成為太平洋直購網的消費會員。

第二、需提交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或者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組織機構代碼證等依法注冊登記的證件。

第三、填寫網絡消費與投資問卷調查，與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書。

從公訴人的舉證和對被告人的訊問中也能證明，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與交納誠信保證金的渠道商戶都簽訂有合作協議，所有的渠道商戶都向精彩生活投資公司提交了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組織機構代碼證等證件。所以，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與所有的誠信渠道商戶之間是一種平等主體的民事合同關系，并不是起訴書中所指控的組織、領導關系。

7、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與渠道商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應當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調整和保護。

本案中，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與渠道商戶之間的糾紛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來調整，更不應該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懲處和打擊，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與渠道商戶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應當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調整和保護或者應當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法》、電子商務行業的規范。

8、BMC商業模式沒有社會危害性，它利國利民

在4天的法庭調查中，公訴人并未舉出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和渠道商戶危害社會、對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造成嚴重沖擊的任何證據。公訴人只舉出了14個渠道商戶要求退還保證金的證人證言，單憑14個渠道商戶的證人證言就認定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唐慶南、徐興春等人騙取保證金，對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沖擊是非常不妥的，因為14個渠道商戶一直沒有說是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和本案的8個被告騙了他們，而是只說是他的推薦人采取夸大宣傳的方式誘使他們加入。公訴人卻不知道14個渠道商戶僅占121474名渠道商戶總數的的0.01%，我們不知道公訴人為什么為了保護0.01%的渠道商戶的利益卻不顧99.99%的渠道商戶的利益？

4天的法庭調查，公訴人也并沒有舉出一例精彩生活投資公司違反與渠道商戶簽訂的合作協議，沒有舉出一例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該退換的保證金沒退還，該給渠道商戶返的利沒返的任何證據。

自從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在2012年4月15日被涉嫌傳銷以后，渠道商戶的保證金就被凍結、在冷靜期內的誠信渠道商戶的保證金也被凍結，連消費者在太平通寶里面用于購物消費的款項也被凍結、供貨商的貨款也被凍結。供貨商不敢供貨，消費者不敢上網購物，渠道商不能轉移和批發PV，導致公司無法正常運轉。這在2012年4月15日之前都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那么請問公訴人，到底是誰對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沖擊？

9、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到底該不該收渠道商戶的保證金，收了之后可不可以使用渠道商戶的保證金，可不可以作為利潤進行返利？

下面，我講一個賣水的小故事大家就明白了。十八樓的徐老板開了一家公司,公司有1000名員工，需要喝水。剛好一樓的精彩生活投資公司開了一家超市，每一桶桶裝水的價格是10元。徐老板想省錢，通過渠道，查到了這家超市水的進價為5元每桶。

這個時候徐老板就跟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談，我的員工都在你這里喝水，有1000個人，你看看能不能給我6元一桶，走量。

精彩生活投資公司的老總思考后答應說：可以，我以6元一桶的價格賣給你，但你憑什么保證你能在我這里拿1000桶呢？

徐老板說：你賣1000桶水的利潤是1000元。我現在先把這1000元的利潤放在你那里，到時候我員工來你這里喝，你就以6元一桶賣給他們，當他們喝到第1000桶的時候，你是不是收了6000元？利潤是不是1000元？那你要不要把我之前給你的1000元利潤保證金退還給我呢?

精彩生活投資公司的老總說：你那1000元的利潤保證金當然要退?，F在我試問大家，徐老板交給精彩生活投資公司的那1000元利潤保證金，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可以使用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精彩生活投資公司拿去周轉也好,使用也好,借貸也好,徐老板肯定是管不著的。

這樣對徐老板來說，既省了倉儲費，又省了搬運費。對徐老板的員工來說，以批發的價格享受到了零售的價格。對精彩生活投資公司來說，既鎖定了消費者，又提前拿到了利潤。

然后徐老板又再跟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談，說以后我介紹別的老板來你這兒買水，由我介紹產生1000元的利潤，你獎勵給我10%的宣傳費，產生7000元的利潤你獎勵給我20%，產生7萬元的利潤獎勵給我32%，??,以此類推，當產生7000萬的利潤時，你獎勵給我71%。這個利潤是徐老板通過推廣、宣傳產生的，大家說，徐老板該不該拿？精彩生活投資公司該不該返？

小到賣水，大到賣百貨。

所以結合本案，精彩生活投資公司的PV,可以把它看成是任何商品產生的利潤，他的會員消費積分返利表，就是一個按勞按量的分配表，體現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按勞分配，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做的批發和轉移PV的生意，實際上就是一個傳統的批發和代理的生意，他是一個傳統生意，而不是一個傳銷生意。

綜上所述，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完全可以收取渠道商戶的保證金，收了之后完全可以使用，完全可以作為利潤對推廣者進行返利。

10、BMC商業模式已經得到了電子商務行業的認可

1、《江西省商務廳關于推薦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電子商務示范企業的報告》

2、《中國經濟報告課題組到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考查復函》 3、2010年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榮獲“全國質量、服務、信譽AAA級示范單位”，榮獲“中國電子商務連鎖最具影響力品牌”。4、2010年中國行業標志性品牌企業大型公益調查活動，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榮獲“華尊獎——中國電子商務最具誠信十大標志性品牌”。5、2011年9月，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授予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BMC電子商務師”培訓考試機構。6、2011年10月24日，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中央電視臺、中央國際電視臺和國家八個部委聯合舉辦的新模式、新價值的評選活動中榮獲“中國品牌、中國模式獎”。7、2011年10月28日，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授予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BMC電子商務標準化試點單位”。8、2012年1月8日，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榮獲“中國AAA級信用企業”。

11、BMC商業模式已經得到了國家政法機關的認可 1、2010年11月11日，南昌市公安局對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唐慶南做出的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撤銷案件通知書 2、2011年6月7日，河南省商丘市工商局梁園分局關于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涉嫌傳銷案做出不構成傳銷的結論。

3、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人民法院行政裁定書（2011）商梁行執保字第1-1號，唐慶南的賬戶系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賬戶，與傳銷無關，進行解凍處理

4、中共江西省政法委員會2011年7月11日關于《關于協調有關部門對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有關問題進行研討定性的請示》的復函中寫道：“省公安廳：我委研究認為，南昌市公、檢、法等執法單位和貴廳經偵、法制部門對江西精彩生活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的定性問題意見一致，并無分歧，且經報請公安部經偵局同意，南昌市公安局已于2010年11月11日撤銷了該案。因此，該案不需由省委政法委協調，至于省公安廳與省政府其他部門意見不一致，請分別請示國務院有關部門作出答復后再行處理。” BMC電子商務模式得到了國家政法機關和電子商務行業的認可，全國各地的渠道商戶紛紛與公司合作，推動了精彩生活投資公司的招商活動，并不是本案的哪一個被告人推動了招商活動規模的不斷擴大。

12、BMC商業模式與傳銷的本質區別

1、傳銷是單純以人頭計酬或者以加入人員直接參與商品銷售計算和結付報酬。加入人員角色是銷售行為的發動者。而太平洋直購網渠道商戶會員是主動消費行為的發動者，是自愿點擊鼠標完成的自然消費。他是按照消費產生的利潤量（即PV）來計酬的，與人頭無關。

2、傳銷有入門費。精彩生活投資公司沒有任何入門費，渠道商戶所交納的誠信保證金是一種消費定金，是對未來消費要產生一定利潤的保證，是渠道商戶自愿交納的，公司沒有任何強迫和欺詐行為。所有渠道商戶所交納的保證金都要按照合同約定返還給渠道商戶，而傳銷的入門費是不能返還的。

3、傳銷是采用多層次的復式計酬。而精彩生活采用的是微利量販的單層次計酬。

4、傳銷是采用欺詐的方式非法牟利，而精彩生活投資公司的利潤是介于銀行和消費者之間利用平臺上的現金流，時間差獲取的經營利潤，不屬于牟取非法利益。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及其BMC商業模式的踐行不是傳銷的結論。顯然，如果精彩生活投資公司和BMC商業模式不是傳銷，那么，對因涉嫌傳銷違法犯罪的指控當然是不能成立的。

13、BMC商業模式符合“三個有利于”

第三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辯護詞

王某組織、領導傳銷罪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人王某親屬的委托，云南睿信律師事務所指派崔寓翔律師為被告人王某辯護,出庭參加庭審。根據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王某犯組織領導傳銷罪名成立?，F對其具有的法定、酌定從輕處罰的刑罰裁量情節，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一、被告人王某在本案中僅起到輔助、次要作用。

本案被告人王某由于上當受騙，后來協助他人介紹、發展成員，以期獲利,在本案中僅起到次要的輔助作用。因此，對被告王某應參照從犯量刑。

二、被告人王某不是一個組織領導者，只能算是一個較為次要的積極參與者。

在組織領導傳銷犯罪中，傳銷組織者、領導者是傳銷組織的核心。一個傳銷組織中，有組織者、領導者、主要積極參與者、次要的積極參與者、一般的參與者。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只能算一個次要的積極參與者。

三、被告人王某自己僅發展了三名下線，且申購量最大的下線是她的母親薛某，其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小，本人也屬于受害者。

公訴機關提交的材料中已認定被告人王某直接發展的下線只有3個，且最大的一份申購單是其母親薛某的21份。其本人并未從犯罪活動中獲利，反而為此造成被告人王某家徒四壁。

四、被告人王某沒有收取新進人員的產品申購款，只是參與了對新進人員的談話，被告人王某參與傳銷所起的作用極小。

五、被告人王某參與傳銷的時間較短，其剛成為所謂的積極參與者“高級業務員”就被抓獲，其招募傳銷下線的數量小，危害性不大,且其違法所得數額也小。

此外，認定經營數額、非法獲利只有被告供述是不夠的，至少應有匯款憑證或銀行方面出具的相關證明，如果沒有上述證明，其經營數額不應予以認定。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支離破碎，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來證明其指控的經營數額。難以有證據可以證實公訴機關對被告人的經營數額，非法獲利數額的指控。

六、王某等被告的犯罪主觀惡性相對較小。他們的犯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對傳銷行為的刑事違法性產生錯誤認識，不是明知犯罪而為之。

根據法庭查明的事實，被告人王某等人被傳銷組織強化洗腦，無法區分傳銷、直銷、連鎖銷售等的區別，認為自己從事的連鎖銷售是國家西部大開發項目，國家對此是低調宣傳，暗中保護，支持發展。王某等人根本不知道其行為本身會構成犯罪。辯護人認為，這跟明知是犯罪還要積極追求犯罪結果的其他犯罪行為，主觀犯意上是有所區別的。

七、被告人王某沒有限制從業人員的人身自由，也沒有脅迫行為，更沒有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及其他惡劣影響，其行為尚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

根據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國家禁止傳銷主要是原因是，傳銷經營不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不法分子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嚴重背離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嚴重破壞正常的工作和教學秩序;利用傳銷進行價格欺詐、騙取錢財，推銷假冒偽劣產品、走私產品，牟取暴利，偷逃稅收，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因此，對傳銷經營活動必須堅決予以禁止。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沒有出現其他傳銷案件中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發生嚴重治安事件等狀況，社會惡劣影響尚未造成，未發生巨額貨款無法追回等嚴重后果。直到現在，被告人王某參加銷售的人員還沒有出現治安事件，可見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同國務院條例中列舉的要重點打擊的傳銷還是有區別的。

八、組織領導傳銷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設立的罪名，相關的司法解釋對于如何量刑沒有規定的情況下不宜對本案的被告人量刑太重。

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只是一個形式上的高級業務員，剛參加“升總會”就被抓，只是一個積極參與者，拋開案情不說，其也只是處于刑事犯罪與治安處罰的交匯點，在現行刑事司法解釋如何量刑還沒有出臺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從輕量刑。

十、被告人王某能坦白交待其犯罪事實，在庭審中自愿認罪，其具有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根據《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其具有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十一、被告人王某系初犯、偶犯，以前沒有任何違法犯罪活動記錄。

綜上所述，由于被告王某的犯罪情節較輕和悔罪表現好，適用緩刑或者拘役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懇請法院對被告宣告緩刑或者處以一年有期徒刑，讓被告更快地回歸社會和家庭懷抱，給被告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以上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充分考慮并予采納。

云南睿信律師事務所

崔寓翔律師

****年**月**日

第四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辯護詞

王某組織、領導傳銷罪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人王某親屬的委托，X律師事務所指派X律師為被告人王某辯護,出庭參加庭審。根據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王某犯組織領導傳銷罪名成立?，F對其具有的法定、酌定從輕處罰的刑罰裁量情節，提出以下辯護意見：

一、被告人王某在本案中僅起到輔助、次要作用。

本案被告人王某由于上當受騙，后來協助他人介紹、發展成員，以期獲利,在本案中僅起到次要的輔助作用。因此，對被告王某應參照從犯量刑。

二、被告人王某不是一個組織領導者，只能算是一個較為次要的積極參與者。

在組織領導傳銷犯罪中，傳銷組織者、領導者是傳銷組織的核心。一個傳銷組織中，有組織者、領導者、主要積極參與者、次要的積極參與者、一般的參與者。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只能算一個次要的積極參與者。

三、被告人王某自己僅發展了三名下線，且申購量最大的下線是她的母親薛某，其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小，本人也屬于受害者。

公訴機關提交的材料中已認定被告人王某直接發展的下線只有3個，且最大的一份申購單是其母親薛某的21份。其本人并未從犯罪活動中獲利，反而為此造成被告人王某家徒四壁。

四、被告人王某沒有收取新進人員的產品申購款，只是參與了對新進人員的談話，被告人王某參與傳銷所起的作用極小。

五、被告人王某參與傳銷的時間較短，其剛成為所謂的積極參與者“高級業務員”就被抓獲，其招募傳銷下線的數量小，危害性不大,且其違法所得數額也小。

此外，認定經營數額、非法獲利只有被告供述是不夠的，至少應有匯款憑證或銀行方面出具的相關證明，如果沒有上述證明，其經營數額不應予以認定。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支離破碎，無法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來證明其指控的經營數額。難以有證據可以證實公訴機關對被告人的經營數額，非法獲利數額的指控。

六、王某等被告的犯罪主觀惡性相對較小。他們的犯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對傳銷行為的刑事違法性產生錯誤認識，不是明知犯罪而為之。

根據法庭查明的事實，被告人王某等人被傳銷組織強化洗腦，無法區分傳銷、直銷、連鎖銷售等的區別，認為自己從事的連鎖銷售是國家西部大開發項目，國家對此是低調宣傳，暗中保護，支持發展。王某等人根本不知道其行為本身會構成犯罪。辯護人認為，這跟明知是犯罪還要積極追求犯罪結果的其他犯罪行為，主觀犯意上是有所區別的。

七、被告人王某沒有限制從業人員的人身自由，也沒有脅迫行為，更沒有造成他人人身傷害及其他惡劣影響，其行為尚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

根據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國家禁止傳銷主要是原因是，傳銷經營不符合我國現階段國情，不法分子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嚴重背離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嚴重破壞正常的工作和教學秩序;利用傳銷進行價格欺詐、騙取錢財，推銷假冒偽劣產品、走私產品，牟取暴利，偷逃稅收，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因此，對傳銷經營活動必須堅決予以禁止。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沒有出現其他傳銷案件中利用傳銷進行邪教、幫會和迷信、流氓等活動，發生嚴重治安事件等狀況，社會惡劣影響尚未造成，未發生巨額貨款無法追回等嚴重后果。直到現在，被告人王某參加銷售的人員還沒有出現治安事件，可見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同國務院條例中列舉的要重點打擊的傳銷還是有區別的。

八、組織領導傳銷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設立的罪名，相關的司法解釋對于如何量刑沒有規定的情況下不宜對本案的被告人量刑太重。

本案的被告人王某只是一個形式上的高級業務員，剛參加“升總會”就被抓，只是一個積極參與者，拋開案情不說，其也只是處于刑事犯罪與治安處罰的交匯點，在現行刑事司法解釋如何量刑還沒有出臺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從輕量刑。

十、被告人王某能坦白交待其犯罪事實，在庭審中自愿認罪，其具有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根據《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從輕處罰。其具有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

十一、被告人王某系初犯、偶犯，以前沒有任何違法犯罪活動記錄。

綜上所述，由于被告王某的犯罪情節較輕和悔罪表現好，適用緩刑或者拘役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懇請法院對被告宣告緩刑或者處以一年有期徒刑，讓被告更快地回歸社會和家庭懷抱，給被告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

以上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充分考慮并予采納。

X律師事務所

X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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