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

2019年11月13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其中，“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提法，受到廣泛關注。本期我們特邀3位專家學者，一起來談談如何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

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

主持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對于“社會治理共同體”這一提法，您是怎樣理解和認識的？

楊開峰：共同體意味著成員之間主體地位平等、決策程序民主、資源配置公平、結果共享正義。首先要明確，盡管存在利益格局分化和社會主體多元化，但是矛盾是共同體成員之間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要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機制。

其次，“人人有責”解決的是意識問題。政府要轉變觀念，強調人人參與不僅是因為政府資源有限，更重要的是社會治理格局正在轉型，這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體現。同時，公民應該有規則意識、法治意識和參與意識，認識到參與公眾事務既是憲法賦予的權利，更是公民的責任和義務。

第三，“人人盡責”解決的是行動問題。一方面要用制度保障“人人盡責”的可能性、有效性；另一方面政府要給予社會組織、社會力量和人民群眾更多的信任支持，完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調動社會主體的積極性。

第四，“人人享有”解決的是結果問題。要完善相關制度，保障人人享有、人人滿意。這既包括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也包括化解矛盾沖突、照顧各方利益，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城鄉之間、地域之間、群體之間、家庭之間更加和諧。

郁建興：這一提法標志著我們黨對于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已經有了更高標準的戰略規劃。過去我們講“社會治理”，通常都假定治理的主體是政府，對象是社會，是“政府的社會治理”。而社會治理的成效、對社會治理成效的評估，大多停留在政府考核的層面，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滿意度關系不是很大。

“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傳達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將邁向黨委、政府、社會、公眾共同治理的新局面。進一步說，社會組織、廣大人民群眾不僅需要在執行階段參與社會治理，更要共同規劃社會治理的目標，共同設計社會治理的政策，共同探索社會治理的工具，共同開展社會治理實踐，共同評估社會治理成效。

何艷玲：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強調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對人民群眾美好生活向往的回應，也強調人民的主體性和責任感。

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結構，社會需求與公共服務供給之間日益凸顯出不匹配、不兼容的地方。如何通過治理變革和機制創新來彌合兩者間的“縫隙”，需要重新思考。“人人有責”回答“誰來管”的問題，即由誰來主導和參與。“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三個“人人”互為因果、環環相扣，為探索新時代社會治理之道提供了系統方案。

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有三個關鍵點：首先，黨建是引領。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要充分發揮黨在社會治理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其次，制度是保障。強化各級政府抓好社會治理的責任制，引領和推動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再次，落地于社區。社區是社會治理的主陣地，也是人們最能體驗到美好生活的空間。這就要求政府的工作重心向下、方式多元、能力提升。

改革機制、創新方式、協同治理

主持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基層社會治理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而要真正打造社會治理共同體，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還須克服哪些痛點、難點？

楊開峰：一是政府觀念和體制機制還須改革。有些地方對建立社會治理新格局的認識不到位；有些基層政府權責失衡；部分地區社會矛盾的化解訴調機制不夠有力，大量矛盾糾紛沒有被消除在基層。

二是協同治理手段缺乏。

食品安全、醫療安全、生態環境保護等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嚴重影響群眾獲得感、幸福感，但是這些問題往往超出一個地方、一個部門的職責與能力范圍。

三是應對新型社會風險形勢嚴峻。

新型社會風險不確定性大，難以預測，傳播迅速而廣泛，容易造成金融風險等。特別是網絡社會的興起，使社會輿論、社會情緒、社會行為的機制發生變化，網絡犯罪成為第一大犯罪類型，傳統社會管理模式面臨挑戰。

四是社會組織的權能還比較薄弱。

社會治理社會化程度較低，行業自治組織、群眾性組織發展不充分，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在推動社會治理創新方面表現還不突出。

五是多元參與方式有待創新，公民意識有待加強。

特別是人口流動頻繁的地方，社區認同感弱，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淡薄，能動性難以有效調動。

郁建興：一方面，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激勵機制的形成和完善，即如何讓社會組織、廣大人民群眾能夠自發地、積極地參與到社會共同治理中來。而解決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劃分責任。我們都知道公共池塘的悲劇，因為沒有人知道自己到底享受了多少池塘資源，造成了多少污染，所以沒辦法精確地知道每個人需要承擔的維護責任。我們的社會治理也是一樣，如果沒有辦法在操作層面上劃分主體責任，那么社會治理將始終是政府的社會治理。

另一方面，要處理好兩對關系。一是頂層設計和地方創新的關系。頂層設計明確改革方向和邊界，為地方自主創新提供操作空間和制度保障。而地方在此基礎上和既定邊界內，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模式。二是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迅速營造多元治理的格局，通過行政推動的手段，選擇性地“培植”一些典型。這種“拔苗助長”的方式，不但不能促成社會治理的內源式發展，反而削弱了政府與社會、民眾的整體互動。所以，推動社會治理應該多一些耐心和等待，大力培育社區社會組織，提高政府以外的社會治理主體的能力和水平。

民主協商是獨特優勢，科技支撐是突出特點

主持人：十九屆四中全會發展了十九大的理論成果，在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方面增加了“民主協商”和“科技支撐”的要求，您怎么理解民主協商和科技支撐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何艷玲：民主協商是基于對“共同”的理解與挖掘，分層次有重點開展工作。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打造，關鍵是要實現對“共”的理解，它包括三層含義：共同的利益訴求、共同的商議機制、共同的行動規則。具體而言，一是要對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的共同訴求和意見主張進行判定和識別，尋找三者之間的“最大公約數”。二是共同利益訴求是可商議的，可以通過平臺搭建和機制設計，彌補現行管理體制和反饋渠道的不足之處。三是共同的商議結果是可落地的，各主體根據對協商結果的呈現、評估采取共同的行動。

科技支撐是技術治理的重要呈現。對于社會治理格局的打造，科技支撐最大的好處在于能夠實現信息的交流互通。一是打破政府職能部門間的信息壁壘，緩解政府管理過程中自身的結構性緊張，比如職能部門空心化、基層政府工作部門化等。此外，社會事務的復雜性要求建立部門間的橫向聯合機制，這就需要用科技手段打造跨部門甚至跨行政區劃的信息平臺。二是打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交流壁壘。政府職能部門管理的“點”與社會事務的“面”之間不對應，垂直部門專業化的職能設置與社會事務的多樣化變動性之間無法匹配。這就需要信息技術補足兩者的差異，通過網格數據的收集和精細化治理，熟知民生民情。

楊開峰：民主協商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解決基層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辦法，是堅持群眾路線的必然選擇，是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目標模式是黨領導下的基層多元共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民主協商、依法辦事的有機統一。

科技支撐是現代社會治理的突出特點。現代信息技術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生產力問題，是社會本身發生深刻變化的折射，不斷沖擊和改變社會的邊界、結構、關系、機制和認知，也深刻影響了社會治理的客觀基礎。社會治理的對象、理念和方式正在發生變化，新的治理問題不斷涌現；同時，新興科技為治理帶來廣闊的潛力和可能性，為解決一些長期積累的痛點、難點問題帶來機遇。我們需要利用科技手段來重塑治理邊界、改善治理結構、創新治理工具、改革治理方式，增強社會治理的執行力，提升社會治理的治理效能。

打造基層社會治理的浙江新樣本

主持人：從“楓橋經驗”到“三治融合”“息事無訟”等，浙江在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實踐方面走在前列。新時代，浙江如何發揮“三個地”的獨特優勢，結合實際，探索打造基層社會治理新樣本？

楊開峰：繼續強調黨建引領，建立更全面、更有效的黨委、政府與社會力量凝聚合作的體制機制，更好地發揮基層黨組織橫向聯動整合社會資源的功能。

持續轉變觀念，提高認識。政府部門是治理的主體，也是治理的對象，是社會治理的參與者和服務者。要努力向服務型政府、高效政府和法治政府轉變。

在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大局中改善社會治理。要把社會治理同浙江其他領域的治理實踐結合起來，比如同“最多跑一次”改革結合起來，同美麗鄉村建設結合起來，同數字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等。

建立科學評估體系，不斷總結經驗，實現持續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怎么樣才算現代化？社會治理能力怎樣才算現代化？我們怎么能保證行進在正確的道路上？評估、問責、學習必不可少。

郁建興：一項實踐之所以能夠成為經驗，是因為它具有超越屬地治理特征的普遍性。社會治理實踐要成為經驗，除了完善的治理體系之外，還需要與之匹配的治理能力。制度容易學習和復制，而能力的培養需要正確的引導和時間的積累。

無論是“楓橋經驗”、民主懇談會，還是“三治融合”“息事無訟”，它們的背后都是一批又一批基層精英在靈活運用制度。所以，浙江省作為當代中國眾多治理經驗的發源地，想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進一步領跑全國，除了在制度安排和機制設計上總結經驗之外，更需要去思考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經驗和方法?！白疃嗯芤淮巍备母镌谌珖秶鷥鹊膹V泛擴散，給浙江省各級政府總結治理經驗提供了重要樣本。“最多跑一次”改革不僅注重制度和機制的設計，更在如何提高干部和群眾的數字化思維和能力上，為其他地方政府提供了重要參考。唯有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雙管齊下，浙江智慧才能走出浙江，成為浙江經驗，為中國方案貢獻浙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