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建設中文化館的定位與作用

文化館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精神食糧的重要陣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對西方文化產品及其文化理念、價值觀念的強大攻勢，我國群眾文化工作面臨著堅守陣地、謀求發展的新課題。而我縣十分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和群眾文化建設，把文化作為全縣發展的“軟實力”來對待，要求全縣樹立起“抓文化就是抓經濟”、“抓文化就是抓發展”的觀念。對此，我們文化館更是責無旁貸。在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縣文化館如何定位自己的作用呢？

一、認清工作職責，把握角色定位

去年國家出臺的《文化館管理辦法》中規定，文化館主要職能是：1.舉辦各類展覽、講座、培訓等，普及科學文化知識，開展社會教育，提高群眾文化素質，促進當地精神文明建設。2.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開展流動文化服務；指導群眾業余文藝團隊建設，輔導和培訓群眾文藝骨干。3.組織并指導群眾文藝創作，開展群眾文化工作理論研究。4.收集、整理、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展示、宣傳活動，指導傳承人開展傳習活動。5.建成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服務點，開展數字文化信息服務。6.指導下一級文化館（文化站、社區文化中心）工作，為下一級文化館（文化站、社區文化中心）培訓人員，并向下一級文化館（文化站、社區文化中心）配送文化資源和文化服務。7.指導本地區老年文化、老年教育、少兒文化工作；8.開展對外民間文化交流。為此，以縣城社區和鄉鎮、農村為重點，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是我們工作的角色定位。

二、強化文化館人才建設，當好文化工作的先鋒和排頭兵

1.強化人才機制。堅持以人為本，通過人的建設，不斷提高文化館的凝聚力、戰斗力和社會感召力。要改革文化館內部機構設置，優化資源配置特別是公共文化資源的配置，使內部結構從不合理趨向合理，并突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主體地位。要積極推行以崗位管理和聘用制為核心的人事制度改革，形成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流動機制。文化館目前專業人員還很缺乏，特別是高級創作人才、導演策劃人才尤為缺乏，已經影響到文化館作用的發揮。通過改革逐步建立起既符合建設和諧社會需要、又符合文化自身規律、既有競爭又有約束的文化館運行新機制，使文化館成為結構合理、運營高效、服務優質的真正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

2.強化社會公益功能，加大無償服務力度。需要進一步強化自己的服務功能、強化自己的服務功能，實際上就是強化社會公益公能，就是文化館如何面向社會搞好服務的問題。我們要把文化館的服務工作納入正常軌道，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大無償服務力度，包括服務的面和服務的量，從服務內容到服務形式和服務手段都要兼顧。要善于更新觀念，敢于突破舊的思維模式，善于挖掘人才資源的潛力，進一步充實無償服務的力量。二是要提高服務質量。群眾有各種文化生活的需求，或傳統的、或現代的、或藝術的、或娛樂的，文化館要善于及時掌握群眾的文化生活信息，從中列入自己的服務計劃，將無償服務工作作為文化館業務工作的主體之一。提高服務質量，文化館要做到主動出擊，上門服務，及時反饋信息。無論辦班輔導、活動策劃、還是展示演出，送戲（節目）下鄉，都力求精益求精，真正體現文化館的整體實力、良好素質和服務水準，進一步提高和擴大文化館在社會的地位和影響。

三、狠抓四個強化，發揮一個優勢、搞好一個調動

近兩年來，我縣文化館充分認識到群眾文化藝術創作的重要性，把群眾文化藝術創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通過狠抓四個強化努力推進群眾文化藝術創作工作和群眾文化理論研究工作。四個強化是：（1）強化精品意識，加強對藝術創作的組織和領導；（2）強化整體意識，發揮專業作者和業余作者的聯動效應；（3）強化人才意識，加大創作隊伍的人才培養力度；（4）強化服務意識，優化藝術創作的工作環境。要充分發揮社區中老年文化資源的優勢。社區是離退休人員集中最多的地方，老干部、老工人多年的實踐磨礪，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各類專長人才頗多，無論吹拉彈唱、戲曲歌舞、美術書法、著書立傳、運動健身等業余愛好者門類齊全，有些專長達到了一定的水準。他們自娛自樂開展的一些活動，深受群眾的喜愛和歡迎。這是我們的資源優勢，必須廣為采擷。要大力調動中老年追求先進文化的熱情。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精神方面的追求也越來越強烈。我們要因勢利導，注重培養社區中老年文化活動積極分子，發揮好他們的示范帶頭作用。

四、突出以人為本，服務社區居民

突出以人為本，服務社區居民。要從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把服務社區居民，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滿足居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作為社區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通過深化和諧社區創建工作，不斷增強居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感，對社會的責任感，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親近感，努力把社區建設成美麗的花園、文明的樂園、和諧的家園。

五、創新運行機制，提升文化內涵

創新社區文化運行機制，推進社區文化建設，提高社區文明程度，共建和諧人文環境，是創建和諧社區構建和諧社會的又一重要內容。社區要充分利用現有文化設施，努力抓好文化隊伍，文化活動，文化教育，文化環境等基礎建設，注重活動內容、形式和需求的統一，不斷創新運行機制積極探索搭建居民群眾樂意參加的群眾文化活動載體，引導和吸收更多的居民群眾積極參與。要常年開辦形式多樣的群眾文化藝術輔導培訓班。具體方法是：縱向深入、橫向拓展、以點帶面、點線面結合。

第二篇：和諧社會建設中基層公務員的定位與作用

和諧社會建設中基層公務員的定位與作用

論文關鍵詞:和諧社會政府改革基層公務員

論文摘要: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基層公務員作為一個特殊群體,與其他層級的公務員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主要介紹了基層公務員的內涵、基層公務員的角色定位、現實工作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基層公務員發揮作用的途徑等,希望對此類研究有所助益。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實現社會和諧,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在這一進程中,無論是政府內部的和諧還是政府與服務對象之間的和諧,都要借助政府行政管理職能的良好發揮,而這歸根結底取決于政府公務員行政能力的高低。政府行政能力是公務員角色意識的彰顯,是國家“吏治”的基礎。全面提高政府公務人員的行政能力,不僅關系到行政機關職能的有效發揮,關系到區域振興大業的成敗,更關系到能否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成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此,在對公務員行政能力進行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從公務員行政能力的現狀入手,進而探索提升公務員行政能力、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方法措施就顯得很有必要。

但在眾多介紹公務員制度和改革的論述中,多數是將公務員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研究的,具體到特定的層級,卻很少有人提及或者說論述得不夠全面和充分。而在政府組織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在提升公務員能力建設的過程中,公務員各個層級所處的地位和功能的發揮顯然不同。在公務員各個層級當中,基層公務員有著屬于這一群體的特殊地位和功能,設計符合這一層級的公務員行政能力模型及相應評價機制,對全面提高政府公務人員的能力具有現實意義,因此,本文試對這一問題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基層公務員的概念闡釋

總的來說,基層的概念是指最低的層次,實行直接管理是它最突出的特點,即直接面對人民群眾,直接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其一切管理活動都具有直接性而沒有中間環節。從結構的角度說,基層是在一個嚴密的組織形態中,相對于中層與高層的層級,在整個組織的層級中,基層不僅是組織結構的基礎,也是中層與高層的支持力量。如果從整個政府體制的角度來看,基層的內涵主要有兩點:它除了是形成個別機關的要素以外,更代表著不同的政府層級,如縣、鄉兩級地方政府在整個政府架構中,是相對于中央省市政府的基層。可以看出,我們通常所說的一般意義上的基層公務員便同時具有以下兩個意義:⑴單一政府機關或機構中位于較低層級的公務員群體;⑵中央與地方政府體系中的下級地方政府中的公務員群體。

本文要重點論述的是基于前一定義的基層公務員,即單一政府機關或機構中位于較低層級的公務員的功能特征及其在和諧社會建設中應得到的尊重和作用。這里有一點要說明的是,不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基層都是一個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如鄉、鎮兩級政府相對于省市政府是基層,但對于鄉村而言,卻又是高層和領導者。

二、基層公務員的角色定位

職位是一定的職權和相應的責任的集合體,職位是客觀存在,不是主觀產物,職位是以事為中心來設置的,不會“因人設位”。[1](p42)所以說,基層除了是組織結構的一種類型以外,其更代表特定業務的分工。新頒布的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的級別根據所任職務及其德才表現、工作實績和資歷確定”,法規明確標示,公務員應該“按照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認真履行職責,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忠于職守,勤勉盡責,服從和執行上級依法做出的決定和命令”,[2]因此,服從上級指揮與履行本身職責是基層公務員的法定義務。可見,在法律上,基層公務員對政府組織建設的最大貢獻在于,以最有效率、失誤最少的方式執行上級所交付的任務。作為上級管理者,要促使基層公務員群體對這些目標、任務的認真遵守與執行,進而有利于在上級的領導下發揮最佳的功能。

但是,在政府實際運作過程中,基層公務員除接受來自于上層人員或機關的影響外,也有主動發揮自身影響力的潛力與空間。因為在政府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基層公務員在權責功能及職位定位上和其他等級的公務員相比,有很大特殊性,且擁有相當廣泛的功能發揮空間。首先,就職位性質而言,基層公務員雖然身處底層,但他們不僅在身份上與其他等級的公務員受到同等的保障,同時行使各項職權也有法定的依據。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享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以及“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員的工作有權利提出批評與建議”的權利。[3]基層公務員行事基本取決于法定權責,而不是上級的安排和規劃,只要不觸及法令規定,就與其他等級的公務員群體一樣,都有權代表政府履行特定職責,在必要情形下,也不必然接受上級的指揮。

其次,基層公務員除了原有職責外,更是政府與民間接觸的中介。一方面,高層或中層管理者借以實現各種決策目標;另一方面,外界對政府的意見與反應也常由其接受,他們不僅是老百姓傳達信息的接受者,也是政府方針政策的詮釋者。不論是國家政府組織或是地方政府組織,基層公務員均是各項政策與決定的最終執行者。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僅要采取措施落實特定施政目標,更要將該施政內容詳細地向民眾加以詮釋,以期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理解和支持。而基層公務員落實這些目標的能力的高低,詮釋方法的差異等等都將影響到最終的施政效果。由于宏觀層次上基層公務員群體在法律上被設計成了“受命執行”的角色,他們潛在的和現實的影響力沒受到充分的重視,這使得基層公務員在政府組織運行過程中的作用被嚴重低估,反映到實際工作中,產生了許多問題。

三、對基層公務員的定位功能認識不足引發的問題

（一）對政府自身改革的沖擊

如上所述,在政府內部管理過程中,有人認為,基層公務員既無權制定政策,也不能整合組織的不同機構,故其最重要的管理目標在于“完成既定工作”。僅僅將基層公務員單純簡化為決策落實過程中的被動的執行者,難免對這一層次大多數人的利益考慮不周。因此,就有可能形成這樣一種局面:政府改革過程或內容影響基層公務員的切身權益,但基層公務員群體由于地位限制卻無法參與決策;而一旦他們采取措施維護自己的利益,則可能因此沖擊自己在整個組織中的權益與地位,同時也會對整個政府本身有不良影響。

⒈對政府功能調整形成的沖擊

從宏觀上看,上層決策者當然可制定各種改變政府功能的決策,然而,當基層公務員執行上級要求時,其原有思維、既得利益也將會隨之而改變,如果基層人員的思維與利益的調整同改革的要求和步伐相一致,那么,改革將會十分順利;如果傳統思維與既得利益難以調整,那么,上級的各種努力或許將成為徒然之舉。即使革新內容十分明確,也不必然意味著基層人員愿意配合,特別當政策內容可能涉及利益沖突時,更是這樣。

從微觀上看,對機關整體或決策高層而言,改革工作可能是勢在必行,然而,對于基層公務員來說,改革卻可能意味著失業,工作習慣的改變,工作關系的重塑等,而如果忽略這些細節,表面上看起來會很成功的改革也可能不順利。

⒉對政府目標調整的沖擊

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等的最終意義是將未來政府施政目標重新定位到“精簡”、“高效”、“利民”等上面來。不難想象,除了如上所述,達成這些目標的策略或過程會對基層公務員形成沖擊外,政府重構目標本身就是對基層公務員功能與地位的挑戰。以“精簡”為例,當政府為減少運作成本推動組織精簡時,基層公務員或政府基層經常成為被淘汰、遣散、重組的對象,這種做法對達成政府整體效率的提升或許是必然的選擇,但對于基層公務員而言,則是工作權益和既得利益的重大變動,在沒有任何承諾和保障的情況下,他們可能會出于對本群體的特殊的利益考慮而抗拒來自上級的指揮命令,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基層公務員“忠實”完成上級任務就會出現困難。

（二）對政府權威造成沖擊

由于對基層公務員角色與功能定位認識的不足,且缺少規范基層公務員主體的具體法律和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造成上層決策者對這一層級重視程度不夠,放松了對基層公務員的教育管理,監督措施也不力,出現了許多諸如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不正常現象,使現有的法律法規形同虛設。再加上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社會公共事務的發展日新月異,相應的,行政事務也涉及到更多的利益主體,需要基層公務員協調的問題和矛盾越來越多,在無法獲得上層決策者與法律支持維護自身各種利益的情況下,在監督不力或者監督缺位的情況下,他們就不會從國家和政府機關的最大利益來考量,就很有可能利用手中權力進行“尋租”,牟取個人私利。

如果少數基層公務員濫用權力,不可避免地就會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而如果政府無法有效控制這種行為的話,就會使得公民對政府產生失望情緒,造成公民與政府的關系疏遠,進而為政府推行政策,實現既定目標人為地設置認同障礙,最終將會出現政府權威的合法性危機。一旦這種情況出現,將會對和諧社會的建設,對新時期黨的執政理念的實現產生巨大的沖擊。

四、基層公務員作用發揮途徑的重塑

和諧社會是建立在各團體與個人、政府與民眾共同合作的基礎上的,僅僅從理論層面對基層公務員采取負面評價并無助問題的解決,提出問題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使問題得到解決,我們要從多方面采取措施,使基層公務員的行政能力和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發揮。

（一）就上層決策者而言，應從主觀和技術層面改進工作

先分析主觀層面。政府內部各層級間的影響并非是“零和”博弈,即上級基于職權雖可要求下級服從,但下級仍然可以以其他渠道影響上級。因為在法律規定和政府自身運行及管理社會的過程中,基層公務員只是受到“制度限制”,但卻不受“制度限定”。盡管基層公務員職責內容是以執行或操作為主,但這并非單純或機械式的,而是充滿復雜性與動態性。也就是說,在基本地位與使命范圍內,基層公務員擁有主體性與主動性來影響權力。

所以,決策層應該從思想上轉變觀念:不僅要將基層公務員視為與決策者、機關團體或個人相對等的主體,而且重視他們的存在。如果基層公務員在利益上受到重視,并能參與政策的話,他們將更愿意貢獻本身技能與實務經驗,與高層也會積極合作。

再看技術層面。不同政府層級在事實上代表不同階層與利益思考,基層公務員也因此必須在不同因素間進行權衡。基層公務員在政府改革中可能產生的抗拒,并非來自變革和建設本身,而是起因于改革和建設對他們的需要和利益所構成的威脅。對此,政府應制定透明并能夠被各方所能接受的組織運作規范,來作為區別基層公務員與其他層級或團體的依據,并作為解決與仲裁的機制。對此,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從源頭入手,完善基層公務員的相關法律法規,盡可能避免出現非理性行為。我國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此是有所考慮的,如九十三條就規定:公務員認為機關及其領導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級機關或者有關的專門機關提出控告,受理控告的機關應當按照規定及時處理。[4]但這些規定涉及面過寬,我們還應完善規范權力主體方面的立法,以及尚缺的單項法規,并對現有的單項

法規在實踐檢驗基礎上,依據形勢的發展,進行修正、補充,盡可能使基層公務員在改革中的權益得到保障,這樣,將會使他們對改革的態度從消極配合轉變為積極合作,激發他們勇于接受挑戰以及對于改革的認同,從而保證和諧社會建設的順利進行。

另一方面,建立、完善對可能出現的非理性行為的懲罰與監督機制。在立法過程中,處理好法律條文的系統性、完備性和可操作性,對涉及到公民合法權益的條款,盡量要做到明確和具體,加強執法力度,及時對當事人進行嚴肅處理,并追究有關領導責任,以充分發揮法律法規的約束力和震懾力;加大行政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提高公民對依法行政的民主監督意識和法律參與意識,鼓勵群眾對基層公務員進行監督,切實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批評建議權和申訴控告檢舉權,真正把人們群眾對基層公務員的監督制度化、經常化;給輿論監督更大的權力,充分利用新聞媒介報道及時、真實、客觀的特點,盡快出臺完善保障輿論監督的《新聞法》、《人民監督法》、《出版法》等,最大限度地限制他們對裁量權的濫用,防止侵犯老百姓權利的“尋租”行為的發生。

（二）就基層公務員而言，應從思想、業務能力等方面大加錘煉

在實際工作中,基層公務員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最直接、最密切,大都擔負著團結群眾、服務群眾的重任,是引導群眾積極構建和諧社會的先鋒隊和主力軍。其能力建設的優劣不僅影響民心向背、更從某種程度上促進或制約著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在相關權益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基層公務員應該從多方面提升自己的修養與業務能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⒈強化理論素養，行動的自覺來源于理論的清醒。要堅持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和推動工作,要形成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杜絕產生損害人民利益的特權思想,加強職業道德方面的學習和修養,傳播和踐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讓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深入人心,以實際行動帶領人民群眾投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行動中去。

⒉增強法律意識，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當好知法守法的“示范員”。應該認識到,國家公務員之間,只有社會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有的公務員手中的權力都是符合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客觀公正地對待上級領導者執掌的公權與自己行使的公權之間的法律關系,以及自己的公職身份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公平待人,對上不卑,對下不亢,公正執法。同時,應該明確,當公務員行使公權力時,就必然受到公開制約,承擔因失職瀆職等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只有自覺接受公開的社會監督和法律制約,公正執法才能落實,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才能轉變為現實。

⒊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建設服務型政府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黨在新時期堅持與時俱進、以人為本,為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所邁出的堅實步伐。作為與基層群眾關系最直接、最密切的公務員群體,應徹底破除官本位思想,轉變“官念”,樹立一心為民的公仆意識;真心埋頭基層工作,高度重視和解決人民群眾生活中面臨的突出問題和困難,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面對復雜的工作時,認真克服“服務缺位、空位,管理錯位、越位”的弊端,切實從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和高效服務不斷拉近黨群干群關系,努力為建設和諧社會營造寬松、融洽的人文環境。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基層公務員雖然不是公務層級中最重要的層級,但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被忽視的群體。由于他們擁有最終的執行權,經常直接參與與外界各種利益群體的互動,即使不參加政策制定,他們也可以對政策發揮“促成”或“作梗”的作用。在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形勢下,應該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最大程度發揮基層公務員的能力和潛力,基層公務員的配合意愿與推動效果,將有可能完全改變我們所要達到目標的內涵與成效。

【參考文獻】

[1]陸國泰.人事管理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2][3][4]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12、13、19條、93條)[Z].

第三篇：淺談縣文化館在鄉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作用

淺談縣文化館在鄉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

體系建設中的作用

加強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涉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道德建設，關系到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精神、國家長治久安和核心競爭力，意義非常重大。而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點是鄉村，為此，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以現代性、公共性、服務性、主題性、保護性和體系性為要點，明確了鄉村文化建設的基本內容和基本要求。縣文化館作為鄉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主要推手，要以這些內容和要求為依據進行探索和實踐，實現國家文化戰略的美好夢想。

一、增強建設鄉村文化體系的自身內力

縣文化館作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紐帶、實現文化強國戰略的落腳點，是對上執行、對下落實，并督促和指導鄉村文化建設的實體性職能部門，在建立鄉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首先必須增強自身內力。

縣文化館增強內力的主要途徑是要努力打造好自身的平臺功能、管理功能和造血功能。平臺功能是說，縣文化館自身要有較完備的專業建設和現代化設置，能夠適應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全面發展的需要，成為鄉村文化發展的大本營。管理功能包含策劃、執行、監督、指導、評價等一系列管理行為，是推進鄉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有組織、有序列、有標準進行的能力。造血功能是指縣域文化館能夠以自己的專業水平和人才力量，為發展鄉村現代文化培養、輸送、支持或交流、調度人才，從人才戰略上保證鄉村文化發展的活力和質量。

二、夯實鄉村公共文化的硬件基礎

文化方面的硬件包括場地、站所、網絡、器材及其他文化設備，是建立鄉村現代文化服務體系的公共基礎和物質依據。特別是文化場地和文化站所，一定要在鎮（街道）、村（社區）建設到位。文化場地和文化站所在縣域內如果沒有覆蓋的全面性，就不能保證現代文化在鄉村的普及性和人民群眾享受文化服務的公平性和均等性。在鄉村文化硬件建設中，縣文化館要努力做好項目規劃、經費聯系、技術指導、檢查驗收等工作。以XX縣文化館為例，他們以“全覆蓋，分步走”的策略，在兩年內聯系資金1200萬元，完成了全縣19個鎮（街道）的綜合文化站、198個行政村和93個社區的文化中心的建設和整修;文化活動的室外場地都大于600平方來，建筑面積大于300平方來。村級文化服務中心設置了數字服務點，實現了無線WiFi全覆蓋。經主管部門驗收評估，基本達標，其中評出一級文化站2個、二級8個、三級9個。一個縣域的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狀況和發展水平，首要的是看文化硬件建設的落實怎樣，質量和現代化程度怎樣。

三、加強傳統文化的發掘、保護和提質改造

我國50多個少數民族在悠久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傳統文化。這些傳統文化蘊涵著族系續傳的脈絡和發展淵源，往往是一個族系存在的標志，也是形成中華精神、中國軟實力的元素。發掘、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不僅是一種民族尊重，更是一種民族團結的維護和民族精神的鼓勵，意義重大。負有職能使命的縣文化館，要在廣泛發動群眾調查、發現、發掘的基礎上，進行鑒別、整理，做好文化性傳播與傳承的工作，讓各具特色的傳統文化和民俗文化展融入新時代。

縣域文化館對傳統文化的加工、提質，可以采用“舊瓶裝新酒”和“新瓶裝舊酒”的形式進行。“舊瓶裝新酒”就是用傳統藝術表現新時代的內容，如像XX縣文化館那樣，以“XX州大鼓”“XX水船工號子”“花鼓戲”之類的傳統性演唱藝術和表演藝術，表現發生在新時期的先進事跡和動人故事。

“新瓶裝舊酒”就是把在特定歷史時期當地關于道德風尚的故事和人民勤勞勇敢的事跡，以及民情風俗，用新時代的歌舞曲藝藝術和高技術媒體手段表現出來，達到弘揚優良傳統的目的。

四、完善公共文化體系的建構

為了滿足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人們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必須建構具有穩定性、動態性和開放性的，由多層面、多元素組成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穩定是基礎，是文化建設的內容及其執行能夠從名目、組織、程序、常規和規范上保證落實的結構狀態。動態是發展，是公共文化體系與時俱進、不斷求索、不斷創新的過程。開放是吸納，是公共文化體系廣收博取，兼容并蓄、合作共享的特征。

從層面和元素的角度來說，公共文化體系的結構內容可以以清單形式舉綱張目，明確要求和標準。其綱目按主題可分為節日文化、紀念文化、慶祝文化、主題宣傳文化、保健文化（如體操、街舞）、旅游文化等：按年齡特征可分為老年文娛活動、青年文體活動、少年文體活動、殘疾人文藝活動等;按職業屬性可分為護士節、教師節、農民節等。在區域性民俗層面，以藝術形式體現的如三棒鼓、漁鼓、蓮花鬧、采蓮船、龍燈、獅舞、戲劇、書畫等。在全國性民俗層面，體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如國慶節、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六一兒童節、教師節、豐收季等;體現傳統特色的如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另外，還有生產、產業層面，如插秧節、葡萄節、豐收節，以及不定指的企業文化活動。

鄉村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形成了立體型、全方位的結構狀態，才能使各級文化單位和職能責任人，在推進文化服務中，明確任務和責任，發揮主觀能動性，避免出現被動、盲目、隨意及惰性的現象。

五、創新公共文化服務的多渠道方式

縣文化館在推進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過程中，是執行國家文化戰略、落實文化任務的直接責任者，也是因地制宜、創新服務的決策者。其文化服務的方式，可以參考XX縣文化館的實例建立執行：一是整合式服務，即整合全縣各鎮（鄉）的特色文藝項目，進行匯演式服務;二是分流式服務，即如“送戲下鄉”那樣，組織文藝工作者，分別到鎮（鄉）、村（社區）去，到邊遠的地方去，讓盡量多的群眾享受到現代文化服務;三是參與式服務，即縣文化館的專業人員，帶著文藝項目或特長，下到鄉村作為其中一員，參與群文活動;四是指導式服務，即縣文化館的專業人員，深入到鄉村，策劃、指導他們的文藝活動;五是培訓式服務，即縣文化館分期分批地對鄉村文化骨干進行業務培訓;六是體驗式服務，即文化館骨干，有對象有目的地駐村入戶，在與當地群眾共同勞動和生活的過程中，發現素材，創作表現群眾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文藝作品。

推進鄉村現代文化服務的方式是多樣的，采用這些方式關鍵是要貼近時代，體現服務的現代性和先進性;接地氣，讓群眾對服務作品具有真實感和親近感;敢創新，能讓來于生活的作品從境界上高于生活，并將生活典型化。

第四篇：淺析大學生村官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定位及作用

淺析大學生村官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定位及作用

學院班級：法政學院法學123班

所屬班級：村官學院4班

姓名：朱國飛

聯系方式：***（593531）

摘要：大學生村官，作為我國新農村建設背景下的熱門詞匯，其與農村文化建設的結合，成為了當前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新的文化現象。當前農村存在諸如賭博、缺乏法制意識、農業生產技術落后、缺乏動腦能力等諸多文化建設問題，大學生村官的出現，為這些問題提出了新的解決方式。

關鍵詞：大學生村官新農村文化定位作用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目標，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入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指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進一步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對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作為社會主義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文化體制改革對于滿足農村居民文化需求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大學生村官，作為我國新農村建設背景下的熱門詞匯，其與農村文化建設的結合，成為了當前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新的文化現象。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特指意識形態所創造的精神財富，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游離于物質之外，能夠被傳承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道德情操、法律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各種制度等。這里所講的新農村文化建設采用其狹義定義，根據“農村”這一特殊情況，選取其中的幾個部分論述。

一、當前農村文化現狀

1.陳規陋習依然存在在當前的中國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觀念屢見不鮮，特別是在農村，幾乎老一輩的觀點都是如此，女子不能讀書在不少村子里仍然是公認的傳統；此外，農村賭博現象十分普遍，農閑時節農民，不知道該做些什么，尤其是春節期間賭博之風盛行，有些農村居民沉迷于賭博，弄得深陷囹圄甚至有的家破人亡。筆者親眼所見，家鄉的幾個村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掙得幾萬快錢在春節幾天里全都扔在了賭桌上；宗教信仰無可厚非，但在農村有眾多的村民執著于求神拜佛、占卜算卦，信大師不信科學。這些因素大大影響了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

2．法制意識淡薄

法律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是很遙遠的事，主要是因為不知道，因為無知所以無畏。村民畏懼的是法律的處罰，而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會犯法，會有多嚴重的刑法。作為一個法學生，接觸的案例中有不少就是村民被人用法律嚴懲的謊言威脅、欺騙，以致本來不違法，或者只是小罪，最后弄到鋃鐺入獄甚至背負人命。

3．農業生產思維落后

中國是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就我自己村子里的情況來看，村中的人不說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但是要讓他們接受什么更科學的勞作方式，有自己的生產想法，是千難萬難。村民大多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卻不會想到或許新的方法更好。幾乎沒有人會去考慮怎樣可以更省力，只是做著老一輩的那些事。

二、造成當今農村文化問題的原因

1.村民文化基礎薄弱

雖然國家推出多次全國范圍內的“掃盲”行動，但是絕大部分農民也就是能夠寫出自己名字的小學三四年級的文化水平，甚至文盲在廣大農村任然存在。較低的文化基礎，普遍偏大的年齡從客觀上鎖死了農民通過自學了解新知識的道路。這就意味著，農村的文化建設，必須有人手把手帶動，必須循序漸進地慢慢來。村民是現實的，無法快速接受、吸收外來的新知識，只能被動的通過成功典范的帶動，引導村民消化新東西。

2.農村信息流通相對封閉

在浙江已經實行了“村村通”工程，有道路可以直接通到各各村鎮，但中國任然存在不少鄉村道路不通的情況。更何況，即使在浙江，較偏遠的山村要走出村子也是比較麻煩的，就比如說我自己的村子，要到鎮上就有一段不短的路程。況且村子里沒有網絡信號，電視也是需要安裝信號接收設備才能看節目，我家鄉的村子更是在幾年前才做到全村都有手機信號。這樣的條件下，新知識，新文化傳入農村的速度可想而知，農村信息閉塞可見一般。

3.農村文化人才隊伍匱乏

就我家鄉而言，村子里多是老人小孩，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老人不識字，小孩不懂事，村干部又都是村里人，雖然讀了幾個書，但是作為老一輩的“村官”，期望 他們懂得多少新知識，只能說是難為他們了，法律、科技、眼界等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局限。

三、大學生村官的定位及作用

大學生“村官”計劃是我國推出的一項重要人才戰略決策，它對于培養熟悉農村基層、對農民群眾具有深厚感情的后備人才，努力形成來自工農一線的黨政干部培養鏈具有重要意義。自2008年開始在全國推廣實施以來，各地已累計選聘30萬名大學生“村官”，除去期滿流動之外，目前在崗的大學生“村官”人數已達 21萬之巨，覆蓋到全國三分之一的行政村。

大學生村官事業的發展，可以說是為我國破解新農村文化建設難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方向。相對于原有的村官體制來說，大學生村官或許不及老一代的村官們人情練達，或許不能像老一代的村官那樣迅速融入新的村官生活，但是大學生村官有著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較高的文化素養、勇于開拓的創新精神、較強的適應能力、較為開闊的眼界等等。這些優勢，對于目前我國新農村文化建設來說，是一劑良方。

從大學生村官在農村中的定位分析，可以看出大學生村官的作用：

1.服務的提供者

大學生村官，其身份是具有社會公共性質，它是國家公共服務向下延伸的標志，和傳統的村官相比，更應具有社會公共性與使命感。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可以表現在便民服務若干具體的舉措上：就對象而言，留守兒童、孤寡老人和貧困戶家庭都是需要關注、幫助的重點。依靠真誠的服務，可以快速拉近村官和村民的關系，對于村子的和諧來說，是極大的輔助。

2．倡導者

主要體現在生產文化和生活文化兩方面：

第一，農業致富的帶頭人，農業技術改進的推動者。我有空喜歡看《致富經》之類的節目，其中回村創業，并且帶動村民致富的大多是年輕人。因為他們的成功，才能帶動村民。而大學生村官，有眼界、有渠道（網絡）、有信息、有動力（創業激情）做這樣的帶頭人，再合適不過。村民都是現實的，需要這么一個人

來引領，改變他們的舊觀念，注入新的思想。通過經濟致富，獲得村民信任，再做農村工作，才會事半功倍。

第二，科學知識、先進思想的引領者。因為是村官，所以和村民更親；因為是大學生，所以傳授的知識容易被村民接受。大學生村官通過為村民辦事，融入村民，再做諸如法制宣傳、民主教育、破除封建迷信之類的工作時，更能得到村民的認同。而大學生的文化水平，在進行村規民約的制定，村民自治建設等方面的活動時也能夠得心應手。

3.關系的協調者

這里的關系，是指官民關系，即通過村官協調村民和上級政府部門的關系。大學生村官融入農村，真正了解村民需要什么，反對什么。這樣才能夠把村民的所求所思傳達上去，協調政府和村民的關系。大學生“村官”利用自己中立身份當好調解員，在當地農村干部群眾的支持下，采取建設性的工作方式，創造合適機會或有利途徑，推動現有社會矛盾沖突的軟化、“裁決”，促進農村基層穩定、和諧。

大學生村官是新生事物，在實踐推廣過程中面臨著一些挑戰和困境，這點是不能否認的。但是大學生村官對于新農村建設的巨大作用更是值得我們所有人注意的，困難和挑戰我們可以通過支付建設來克服，但是其作用卻是難以找到其他的替代品，我想這也是國家積極推進大學生村官事業建設的主要原因。

第五篇：文化館免費開放需找準定位

文化館免費開放需找準定位 中國群眾文化寧波論壇側記

“群星課堂”是浙江省寧波市群眾文化的響亮品牌，自2007年推出以來，這個百姓身邊的課堂已舉辦免費文藝培訓2000余場，參與人數超過10萬人。寧波市文化館館長林紅說，文化館免費開放是“群星課堂”的又一發展機遇。“群星課堂”將以普及性培訓與提高性培訓相結合，以名家名品與藝術特色培訓系列為重點，使之成為多樣化、立體化的藝術骨干孵化基地。

2011年年初，文化部、財政部“三館”免費開放文件中要求，到2011年底，全國所有的文化館（站）實現無障礙、零門檻進入，公共空間設施場地全部免費開放，所提供的基本服務項目全部免費。目前，全國絕大多數文化館（站）已經實現免費開放。文化館究竟應該如何更好地開展免費開放工作，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是很多文化工作者關心的問題。11月26日，在由中國群眾文化學會、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辦，寧波市文化館、寧波市群眾文化學會承辦，主題為“免費開放背景下文化館（站）面臨的挑戰與機遇”的中國群眾文化寧波論壇上，與會專家認為，文化館要找準自身功能定位，明確免費開放的內涵和外延，以開放的姿態做好免費開放時代的文化服務。

免費開放 并不意味著全面免費

文化部、財政部“三館”免費開放文件中規定，文化館免費開放主要包括展覽廳、排練室等公共空間場地免費開放，普及性的文化藝術輔導、基層隊伍和業余文藝骨干培訓等基本文化服務免費；為保障基本職能實現的一些輔助性服務免費。

雖然文件中規定明確，但是對于“基本文化服務”這個概念，很多文化館仍然沒有理清，導致免費開放的外延被擴大，例如出現了材料復印也不收費的現象。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李國新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在今年的文化館評估工作中，他到某文化館的錄音棚考察，該錄音棚可以為個人錄制專輯并刻錄成盤，館長介紹說，這項以前的收費項目，隨著文化館全面免費開放，也納入了免費范圍。

“免費開放并不等于所有服務都不收錢，文化館所提供的免費服務應該是滿足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而非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免費開放的質量不能打折，但范圍也不宜隨意泛化。科學、合理地界定‘基本服務’的內容與邊界，實際上是合理劃分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是贏得財政保障的前提，是免費開放政策文件的核心。”李國新說。

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顧問馮守仁認為，文化館基本文化服務包括普及型服務、提高型服務和保障型服務。“免費開放并不意味著應取消文化館的合理性收費，‘全面免費’的提法是不恰當的。”馮守仁說，文化館文化服務包括三種模式：以免費方式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以有償方式提供的特殊文化服務以及以文化經營方式提供的文化市

場服務。例如文化館舉辦個體性技能、專業性技能培訓等，屬于個性化、對象化、深度增值服務，服務對象是特定的，不具有普惠性質，還不屬于應當由政府予以保障的群眾基本文化權益，因此，適當收取費用是合理的。

免費開放重點在“開放”

“不能將免費開放簡單地理解為‘不收錢’，文化館打開門讓群眾走進來，工作人員走出去服務群眾，這才是免費開放的意義所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巫志南認為，公共文化館既要做好館內場地設施的免費開放，更要注重面向全社會基層文化建設的免費指導服務。相比較而言，公共文化館免費開放的職能主要表現在“走出去”深入基層組織和指導基層文化建設。“這也是文化館異于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機構之處。”他說。

與會專家認為，文化館免費開放需要一種開放的意識，工作開展不應只局限在本館，而要著眼全社會。馮守仁認為，文化館既要發揮自己的文化資源優勢，又要廣泛利用社會文化資源，引導和鼓勵社會文化資源到文化館從事免費服務，把文化館建設成本地區免費服務的平臺。同時，也要改變“各自為政”的現狀，以地市級文化館為龍頭，統籌地市、縣、鄉三級文化館（站）文化資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資源的整合利用，探討總分館管理模式，形成三級聯動、區域共建、運轉有序、服務高效的文化館（站）免費開放運行機制。巫志南認為，文化館要處理好本館管理與社會管理的關系。在文化館免費開放、社會

影響力不斷提升的形勢下，文化館要加快實現基層文化的繁榮發展，必須將全社會的基層文化資源管理納入視野，建立社會化的基層文化活動、隊伍、骨干、品牌等數據庫，形成更寬闊和豐厚的發展基礎。

作為城市中相對弱勢的群體，農民工的文化權益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2010年，全國農民工達2.42億人，約占城鎮常住人口的1/3。免費開放時代，文化館如何服務好這個群體，是衡量文化館“開放性”的重要標準之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楊永恒認為，文化館在服務農民工時要注重豐富生活與提升素養并重，保障權益與提升能力并重。加強需求調查，提高農民工文化工作針對性，注重對農民工文化需求的調查，分析其需求特點和規律，積極探索適合農民工的文化活動形式，促進社區融入，加強城市居民與農民工的文化交流。同時，要鼓勵、扶持農民工文化團隊，提供藝術輔導，提供活動空間，創造展示平臺。

文化館需找準自身定位

目前，全國絕大部分文化館都已實現免費開放，一些省市不斷提高免費開放的質量、加大免費開放的保障力度。例如，重慶市將文化部、財政部免費開放文件未涉及的街道文化中心（全市175個）納入免費開放范圍，按鄉鎮文化站標準由市區兩級財政分擔補助，明確并細化了各類設施免費開放的場地、面積、服務項目及數量，如文化藝術輔導區級文化館每年10次以上，不少于500人，縣級文化館5次以上，不少于250人。陜西省級“三館”開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所需

經費由省級財政承擔，納入財政預算，市縣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免費開放地方財政配套經費全部由省級財政承擔，并且制定了完善的配套政策，包括免費開放之后的服務標準、績效評價指標以及專項經費管理辦法等。

然而，在很多地方，文化館免費開放后一系列的新問題也凸顯出來：財政上出現“分而不擔”的情況，中央財政進行補助之后，地方財政并無配套補助，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因為中央增加了補助而取消了原本對文化館的補助。還有把“三館”免費開放文件中規定的標準當做開放的最高標準，并未根據地區需求有所提高等問題。

“其實，文化館面臨著各種競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公共圖書館宣言》規定，圖書館具有提供接觸各種表演藝術文化展示的機會、支持口述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傳播的使命，在我國，這無疑會對文化館形成一些沖擊。”浙江省杭州圖書館館長褚樹青從一個圖書館館長的視角，認為沖擊不僅僅來自圖書館，還有各類國有藝術院校、社會辦學機構，各類藝術表演團體在藝術培訓、表演空間上也會對文化館形成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館如果不能找準自身定位，提高文化服務水平，會極大地影響其功能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