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統計工作如何為審判提供優質服務1

實現均衡結案是當前全國法院創新和加強審判管理的重要目標之一。從審判實踐來看，均衡結案受多方面的綜合影響。多種主客觀不利因素相結合導致實現均衡結案的難度加大。從司法統計工作角度看，主要是：現行司法統計方式存在著指標體系設計比較粗糙、項目設置比較籠統和簡陋、分類不盡科學、記錄要素不太全面、缺乏實用性和針對性等問題，無法滿足構建科學統一的審判績效評估體系的要求，有待進行改革和完善；目前尚未建立多元、科學的司法統計指標體系，以單一的結案率為標準的審判目標考核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當前審判工作的需要，但在現實國情下，管理或者某種考核仍需要一些抓手，以便院領導即時把握全院案件審理期限，監督、糾正超審限案件的發生，便于辦案法官明確自己承辦案件的審理期限，從而更加積極、主動辦案。因而設置科學、合理的司法統計指標，已經成為促進均衡結案工作的當務之急。

長期以來，結案率即在單位時間內結案數與立案受理案件數（舊存+新收案件）的比率一直作為法院考核的重要指標，曾經發揮過強化審限意識、督促及時結案、提高審判效率及考核評先的積極作用。而案件從立案、審理到裁判、送達都需要一定的周期。這就意味著越臨近統計截止時間點的新收案件，就越難以在統計截止時間點內審結。一些法院為達到高結案率目標，使工作成績盡可能“好看”，背離審判工作規律，甚至不惜違反程序法的規定，片面追求統計數據“虛高”，采取在年中或年度末突擊結案，人為阻滯收案（如年末推遲立案、提前截至收案、12月初不再立當年案號或只立案不編號），違法調解、強行調解、強勸撤訴等有悖程序公正的措施，使案件迅速審結，不僅侵犯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而且極易引起當事人的誤解和投訴，損害了法院的良好形象。審判人員加班加點工作，通宵達旦結案，從心理到生理高度緊張疲憊，健康也受到嚴重影響。加快審判進度，縮短結案周期，提速、加速辦案，還難以保證案件質量。對有些可能調解結案的案件，因沒有時間進行充分調解工作，沒有盡可能做到案結事了。總之，結案率作為源于解決久拖不決案件的一種有效舉措，在實踐中演變成評判法院審判工作成績的重要指標，左右著一切工作決策，導致人為地分割正常的審判期間，造成了嚴重的不正常波動，違背了其設立的初衷，難以對提高審判效率起到正面的導向、激勵和約束作用，沒有有效地促進均衡結案的目標。

為實現均衡結案目標，從司法統計工作角度，建議最高法院制定全國統一的案件、結案、銷案等統計規則，實現司法統計指標涵義、計算方法、分類目錄、調查表式等方面的標準化，提高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工作的科學性、規范性和客觀性；在此基礎上，建立統一、多元、科學、規范的司法統計指標體系。具體如下：

一、構建均衡結案的多元化評價指標體系

促進均衡結案，應選擇一些能夠反映審判工作特點、符合審判規律的評估指標，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出發，整體上平衡把握，統籌考慮審判質量、效率和效果等各方面要求，以全面推進審判工作的科學管理和協調發展。

（一）逐步淡化結案率。近年來，結案率作為基本效率指標體現在對外的信息中，其科學性受到質疑，一味追求結案率的做法對廣大法官產生了錯誤導向，挫傷了法官嚴格依照法律辦案的積極性。因為案件的質量、案件的公正性難以量化，而即便可以量化僅單純的以某項數據為標準是難以保證準確性。相反，為了追逐結案率，人為提前截止收案，使收案周期提前，本年度收了部分屬于上一年度的案件，但本年度末的部分案件同時也被推給了下一年度，所以收案數不會有明顯的增減；人為清理年末案件，使結案周期推后，本年度結了部分屬于下一年度的案件，但本年度應結的部分案件也被預支給了上一年度，所以結案數不會有明顯的增減。因此，人為導致收結案統計周期的錯位，只是數字游戲下的無用功，對于審判工作發展沒有實際意義。

（二）允許案件未結率達到一定的比例。強調均衡結案，是為了案件的解決呈現合理分布，而并非為了消滅未結案件。因此，應當允許一定的未結案件的存在。這是均衡結案的辯證法所在。我們認為，未結案件占法院全部案件的15%左右，是正常的存量，這是案件收結統計工作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對于超長期未結的案件數，應當勇于面對。超長期未結案數指標，可以讓久拖未決案件“水落石出”，始終處于考核評估的視線之內，有利于法院管理層高度重視，采取有力措施，抓緊依法解決“骨頭案”。

（三）設立審限內結案率指標是考察法院執法辦案情況的重要指標。審限內結案率，是指統計期間一審、二審、再審案件在法定審理期限內結案數與同期一審、二審、再審案件結案總數之比。審判效率的考量即應在現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進行。審限內結案率基本達100%說明訴訟法上關于期間的規定在目前的審判工作中是合理的。能否在審限內結案，是評判效率的參考標準之一。將審限內結案率作為審判效率的一項數據具有合法性、科學性、可操作性，該率應作為評價審判效率的主要依據之一。有意見認為該率基本上為100%無須統計即可得出，意義不大，可予省略。但其體現了法定時間內完成審判工作的情況，是規范司法的一項重要體現，是辦案法官追求效率的體現。統計數據的價值關鍵在于是否反映質量或效率而不在于因數據穩定、變化不大而不予考慮。在審限期間內結案依法體現了法定的效率，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在審限內能用更短的時間結案且能保證案件質量，則是更為理想的情況。

（四）設立案件結收比指標。案件結收比即目前許多法院在考核體系中的同期結案率，是指在一定統計周期內，審結的案件數量與受理案件數量的比率。相對于結案率而言，案件結收比的統計基礎與統計對象是相吻合的（即同一統計年度），因而能夠客觀地反映法院在本年度內的工作表現，可以杜絕在結案率指標驅使下人為扭曲審判周期的現象，使得審判執行工作達到動態、均衡、良性發展態勢。

（五）設立結案均衡度指標。結案均衡度是按統計學中計算標準差的公式對各月結案量進行計算，反映各月結案量的漲跌幅度，考察是否實現了均衡結案的良好態勢及法院審判質量效率的運作情況。結案均衡度數值越小，說明各月結案量的漲跌幅度越小，結案均衡度越好。設置該項指標，及時分析每月結案率起伏波動的原因，可以更好地把握審判動態，對避免年底搞短期突擊結案運動，保持案件“收、結、存”比例均衡，實現審判工作良性循環十分重要。

（六）增加平均審理天數指標。審理期限是法定期間，僅以審限內結案率尚不足以全面考察審判效率，因此建議增加對案件平均審理天數的統計。平均審理案件天數是各類案件結案天數之和與結案數之比，它能比較直觀地反映各個法院的辦案效率及其差距，便于評估并提升辦案節奏的可控性，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時不同類型案件審限要求不同，對各類型案件平均審理天數也應進行統計，以更詳細直觀地體現該方面的審判效率。另外，增加對依法延長審限、中止審限、中斷審限的統計，暫停計算審限未結案的統計，亦有利于更全面地為考查各種情況下的結案率提供更準確的數據。

（七）調整人均結案數的統計方法。目前人均結案數基數的統計方法雖然各有利弊，但為了使工作量的計算更為合理，可以考慮以下兩個方案：一是按照目前的統計方法，但增加以實際辦案法官作為基數統計人均辦案數指標，兩個指標互為參考，通過二個率的比較可以體現職業法官與其他人員效率。二是將目前的統計基數修改為具備審判職稱的人員。這樣，有利于引導法院對法官和書記員、輔助人員、后勤人員等不同人員進行序列化區分，充分體現專業分工，利于法官的職業化發展。

二、均衡結案的多元化評價指標體系應當科學、可行

均衡結案的目的在于促進審判工作的科學發展，因而其評價指標自身必須首先科學、可行。隨著時間的推移，結案率等一系列考核標準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當前審判工作的需求，其設置的科學性、合理性值得商榷。如以一基層法院為例，1999年全年收案5000余件，一線辦案法官人數50人左右，人均結案100余件，結案率設定為95%。2009年全年收案升至12000余件，一線辦案法官人數60人左右，人均結案200余件，結案率仍設定為95%，可以看出收案數不斷增長，一線法官人數保持不變，結案率考核依然不變，法官承受能力不斷加大，其設定標準的科學性無從談起。

一是相對性。法院的審判工作不同于企業生產產品，其質量和效率指標的設置，不能絕對化。因此，審判質量效率的評估，只能是“體檢表”，同比看進步，要防止“數據論英雄”。司法統計評估指標體系的設置，必須尊重司法的內在規律，審慎地處理好各項指標與均衡結案的關系。法官是具有獨特職業特點的特殊群體，法官所從事的司法工作具有特殊的行業特征。司法必須嚴格遵照法定程序的要求、遵循法律規定的標準去實施。因此，對法官業績的考核評價，既要符合審判規律和法官職業特點，又要堅持以人為本、體現現代司法理念，真正做到既有利于調動廣大法官的積極性，又切實可行便于操作，決不能以犧牲效率或者盲目地拔苗助長的方式片面追求所謂的“均衡”，回到漠視、踐踏司法規律的做法。

二是適度性。其一，均衡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平衡。案件結收比、審限內結案率、結案均衡度指標等從司法屬性看都是適度性指標，即結案并非越快越好。審判活動是發現事實真相的主觀認識活動，法官必須通過合理的時間處理糾紛，這是司法救濟的嚴肅性、準確性的內在要求。如果一味地縮短案件審理周期，最后的結局只能是減少法官思考案件的時間，案件處理結果的公正性也就要大打折扣。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可以防止有的法院為了片面追求所謂的“高績效”矯枉過正和弄虛作假。其二，上述指標只能作為領導決策的參考，如可以通過數據指標的變化發現問題，適時調整工作重心和決策，而不應當作為評價法院工作的絕對標準，從而違背審判規律，傷害審判公正的內在要求。否則，被絕對化的統計數據將喪失客觀性，助長司法的行政化，危害司法公正，妨礙審判獨立，而且極易滋生為了數據而工作的錯誤觀點，使這一考評體系偏離原意。

三是層次性。其一，均衡結案的各項指標，應當綜合考慮每個法院、每個部門、每個法官的情況，科學制定結案率標準，不能一概而論。訴訟的發生系數與經濟的發展指數成正比，這也就表明不同地區的法院受案數量與經濟發展成正比，法院間法官受案數量及難度也存在一定差異。因而地區經濟發展較快，案件增幅較多的法院，應適當降低結案率標準，而不能把結案率作為硬性指標看待。其二，兼顧各類不同性質案件審判的差異，區分一審、二審、再審，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差異，使辦案數量的衡量具有公正性和可比性，而不能簡單的整齊劃一。其三，對于法院內部而言，可以把原有的季度或年度結案率細化為每個月的結案率和季度、年度的均衡結案率，根據每月司法統計分析顯示收、結案規律及特點，準確把握審判動態，制定下月每人結案指標加減情況，對于當前結案情況定期予以公布，保持案件“收、結、存”的比例均衡。其四，對于涉及案件實質性內容的權數要相應加大；而對那些受到地域、制度等客觀因素制約，法官通過主觀努力仍無法有效改變的內容的權數要予以降低。

四是簡便性。把數據列入考核評估指標，可產生明顯的激勵約束效應，而且不同地方、不同庭室、不同個人的工作業績，也應當有所區別，這樣才能形成“你追我趕”的競爭氛圍。這就要求指標的設計應當有利于衡量出均衡結案的差別。但另一方面，設置標準抓住基本、管用的指標，貫徹簡便易行原則，不能太繁瑣。很多法院引進了比較先進的審判管理系統，但程序復雜、難以操作，很不實用。

三、加強和改進司法統計工作，實現司法統計與審判管理的相互促進和有機結合

多年來，海南高院司法統計工作，在最高法院的指導下，各級法院的重視、關心和支持下，在全省法院廣大統計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嚴格執行國家統計法律和法規，大力推進司法統計改革和建設,堅持統計為司法服務的宗旨，加強統計隊伍建設，始終堅持高質量、高效率，及時、準確地完成了各項司法統計工作，得到最高法院業務部門的充分肯定。全省法院司法統計工作有關情況如下：

（一）基本情況

目前，全省共轄1個高級人民法院、5個中級人民法院（含海口海事法院）、22個基層法院。其中，省高院司法統計工作歸口研究室管理；5個中院中有3個歸口研究室管理、1個歸口辦公室管理、1個歸口書記官室管理；22個基層法院中，有4個歸口研究室管理、6個歸口辦公室管理、10個歸口立案庭管理、其余2個分別歸口審務辦和立監庭管理。全省三級法院共有專（兼）職統計人員29人。

（二）服務審判管理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經驗

1、加強組織領導是做好司法統計工作的關鍵。近幾年，全省各級法院司法統計工作在法院審判情況、領導決策方面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這與各級法院充分重視司法統計工作分不開的。各級領導充分認識到司法統計工作是一項事關法院工作全局的基礎性工作，經常強調做好法院統計工作的重要性。同時在人員配備上，選擇能吃苦耐勞、默默無聞和業務素質高的同志從事統計工作；在物質配備上，盡量配備相對較好硬件設備，配備專門用于司法統計的計算機，為實現司法統計信息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正確認識司法統計的科學性和中立性是做好法院工作的認識核心。司法統計并非僅是幾個簡單數字的組合，統計數據體系具有科學性和中立性，動態的司法統計工作的目的是通過統計數字的變化而讓我們清楚地了解司法工作的各種情況的變化，從而科學地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司法統計工作的歸口管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用好各項司法統計數據，推動審判管理，促進均衡結案。

3、建章立制是確保統計數據質量的保障。一是全省法院建立數據質量控制責任制，實行誰統計誰負責，誰審核誰負責，做到層層把關，嚴格檢查，對審核中發現的異常數據都進行反復核實，對發現的苗頭性問題都進行及時處理，有效地減少統計數據在填報過程中的差錯。二是堅持司法統計工作通報制，將報表報送的時間、差錯情況和完成工作的情況進行通報，對差錯情況進行原因分析，提出改進意見。三是加強司法統計工作的監督指導，通過定期與不定期的檢查方式，加強對全省法院司法統計工作的監督檢查。通過檢查既能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學習，也可及時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難題，及時發現問題，提出改進意見。

4、統計分析是提升司法統計工作層次的途徑。以前統計分析報告主要以簡單的文字說明為主，統計分析的方法也相對簡單，現在隨著司法統計軟件的升級，統計的歸類越來越細化，統計的內容也越來越全面，這就為撰寫統計分析報告提供了更多便利的信息源，統計分析也從簡單地與去年同比到現在進行多年統計分析，并加上相關的統計圖表，使統計分析報告更直觀更易懂，得到了院領導的好評。司法統計現已形成每月按時向院領導報送統計報表，每季度根據司法統計數字撰寫統計分析報告的制度。全省各級法院之間做到了統計資料共享，法院需要了解的各種統計資料根據要求及時準確地予以提供。

5、隊伍建設是做好司法統計工作的基礎。目前，受客觀條件的限制，要建立一支專業化統計隊伍不太現實，但是我們在提高統計隊伍的素質上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強政治知識的學習，不斷提高自身修養，要以對黨和國家高度負責的職業道德，恪盡職守、實事求是，確保統計數據質量；二是加強業務水平的提高，不僅學習統計知識、計算機知識，而且加強對法律知識的學習；三是保持統計人員相對穩定，確保統計工作連貫高效。由于統計工作的技術性和專業性，確保一支較為穩定的統計隊伍不可或缺。

我省法院司法統計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1、對統計工作重要性認識不夠。個別法院只注重辦案，不注重司法統計工作，認為統計工作只是一些數字的簡單加減，對統計工作認識上有偏差。

2、人員隊伍不夠穩定。雖然我們一直努力配齊配強統計人員，但是部分法院統計人員不安心、更換頻繁、銜接不暢，直接影響統計工作的順利開展。

3、統計分析與審判工作脫節、統計為審判服務的工作有待加強。處于一線審判工作的法官及理論研究的同志對司法統計的認識遠未到位，不善于利用這一資源提升業務水平，拓展業務知識面，從而無法充分深入挖掘豐富的審判數據資源，缺乏有質量和深度的綜合性統計分析，統計分析撰寫人員力量較薄弱。

（三）進一步改進司法統計工作的措施

1、不斷提高對司法統計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各級法院對這項工作的重要性認識到不到位，直接關系到司法統計工作的順利開展，間接影響各級法院的審判實務和理論研究水平訴提升。各級法院黨組要重視，尤其一把手要重視，加強對司法統計工作的領導力度，徹底擺脫審判和統計相脫節的狀況。

2、全面加強司法統計人員隊伍建設。隨著司法統計改革的深入，對司法統計人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強統計人員隊伍建設尤為必重要。一是要做好崗前培訓和全省法院統計人員的集中培訓工作。二是要采取走出去的辦法，加強與兄弟法院交流，向統計工作做的好的法院學習經驗。三是采取請進來的辦法，邀請最高法院同志和有關專家學者進行培訓。四是要關心統計人員的成長與進步，對那些工作認真負責、任勞任怨、符合條件的優秀司法統計人員，在晉職晉級、評先評優等方面給予優先考慮。

3、大力推進司法統計信息化平臺建設。在推進司法統計信息網絡建設中，重點加快全省法院案件管理系統建設，爭取明年初能投入使用，同時盡可能做到最高法院司法統計軟件與全省法院案件管理系統互相融合，促進司法統計工作向縱深發展。

4、進一步提高司法統計分析水平。為使統計分析上一個新臺階，今后重點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要加強對統計分析人員的培養，建立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統計分析人才隊伍。二是建立司法統計分析工作激勵機制，實行量化管理，制定硬性指標，納入目標管理，獎優罰劣。三是將司法統計分析與調研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廣泛利用司法統計數據進行專題分析，為實現這一目標，研究室近期創辦了《海南法院調研工作通訊》（司法統計分析專刊），為司法統計的深度分析提供了有效載體。四是加強統計分析成果轉化，形成分析成果指導審判實踐。

建立科學的司法統計指標評價體系

作者：江蘇省丹陽市人民法院 符向軍 發布時間：2009-02-20 08:59:00

為進一步加強和規范人民法院的司法便民工作，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見》。

象“五個嚴禁”規定廣受社會歡迎和贊譽那樣，作為一項深入審判實踐、契合人民群眾司法需求的務實之舉，《意見》同樣獲得了媒體的普遍關注和輿論的廣泛好評。

同時，筆者注意到，《意見》有一個突出亮點，即直指當前人民法院司法統計指標評價體系存在的弊端，毫不避諱地指出，人民法院不得因為提高結案率而在年底拒收當事人申請立案的請求。對符合立案條件的，不得延期立案。《意見》明確要求人民法院建立科學的司法統計指標評價體系。

多年來，法院系統為促進司法公正與高效，為貫徹司法為民宗旨，出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釋和規章制度，實施了一系列有效舉措。以“審判績效”考核為主體的司法統計指標評價體系就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科學的司法統計指標評價體系無疑比“領導印象分”更能說服人，更能鼓勵人，更能促進審判工作業績的提升。實踐中，各個法院內部審判人員之間、同一地區法院與法院之間、不同地區法院系統之間，都存在著審判業績“比學趕超”的好現象，有效地促進和保障了司法的公正、高效以及審判任務的順利完成。

但是，毋庸諱言，實踐中有少數人、少數部門、少數法院為了在司法統計指標評價體系報表中取得領先或不落下風，不惜進行“技術處理”，甚至弄虛作假、摻雜水分，使得數據不實、指標“失真”。比如，一些法院因為提高年終“審結率”的需要，往往內部規定在臨近年底，甚至12月初即不予立案。要么拒收當事人符合立案條件的立案申請；要么限定延期立案；要么采取變通措施，今年立的案卻是來年的案號。

之所以少數地方出現司法統計指標虛假“失真”的現象，既有主觀的原因，也有客觀的原因；既與司法系統內部嚴格而激烈的考評競爭機制有關，也與當前一些地方司法統計指標、審判業績考核體系本身的欠科學性有關。法院系統的“審判業績”考核指標主要有案件審結率、調解撤訴率、審理天數、上訴率、發改（改判和發回重審）率、執結率等。對這些指標的設定考核應遵循審判工作的自身特性和固有規律，不可為搞攀比而盲目“拔苗助長”，更不可玩虛弄假。一些指標比如上訴率、發改率等并非能由主審法官決定和控制，是否發改應由二審依法審查，上訴更是案件當事人自由處分的訴訟權利，如果在發改率、上訴率等評價指標的設定考核上失之于簡單化、強行化或一刀切，則有待商榷。

因此，我們在為最高人民法院《意見》毫不避諱、勇于直陳當前司法統計的弊端拍手叫好的同時，也期待人民法院的司法統計工作能進一步貫徹司法為民宗旨，加強調查研究，直面更多更深層的問題，剖析各種主客觀原因，不斷適應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建立、完善一個更科學、更務實、更客觀、更有效的司法統計指標評價體系，從而有力地促進和保障司法公正高效，實現司法為民、便民、利民的目標。

第二篇：司法統計工作調研報告

司法統計工作調研報告

司法統計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工作，對領導及時掌握審判工作動態、了解審判工作質量，研究審判工作熱點、難點問題，科學決策，科學管理等方面發揮著突出的作用。我院司法統計工作歸口審判管理辦公室，司法統計數據由我院運行的《法院綜合信息管理系統》軟件自動生成，司法統計工作取得較大進展，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發現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一、司法統計工作機構人員設置及概況：

2013我院司法統計工作已經實現了完全電腦化操作，并配備專職司法統計員一名。司法統計工作歸口審判管理辦公室，各業務庭確定一名內勤負責檢查核對本庭室的數據。每月由專職司法統計員按時把全院各庭室數據用司法統計軟件自動生成后，下發至各庭室由內勤檢查核對無誤后，匯總上報中院。

二、司法統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欠缺高素質的專業統計人才。我院專職從事司法統計工作的人員僅一名，統計數據的采集、整理、分析全由一人負責，不僅工作量大，還容易產生工作思路禁錮、分析角度單一等問題，不利于全方位分析提煉統計數據。其他從事司法統計的人員均由各業務庭的書記員兼職擔任，這些人員缺乏專業的統計學基礎，又沒有受過任何專業的培訓，業務素質有待進一步加強。這些統計員身兼數職，工作繁忙，極易出現統計誤差。多年來，業務庭的各類報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遲報、漏報、誤報等情形。

二是統計數據不夠真實、準確。司法統計的數據是法院干警工作業績和質量的數據體現，也是決定干警獎懲的重要依據。故業務庭在報表的時候難免避重就輕、“揚長避短”、“添油加醋”，通過編造數據或是隱瞞數據來維持自身庭室的權益。如此現象的存在，使數據之間銜接不夠、不能匹配，統計部門采集的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存在瑕疵。實事求是是統計的靈魂，真實是統計的生命，只有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才能正確發揮統計工作作為領導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這一功能。隨著我院《法院綜合信息管理系統》的正式運行，統計數據直接由計算機生成，從一定程度上杜絕了此類問題的發生，但隨之新的問題也不斷出現，例如：系統案件報結時間與真實不符，導致系統提取數據與庭室實際數據產生誤差等。

三是統計指標設置不盡合理。各級法院實施的案件質量與效率評估考核一般都包括審限內結案率，年終結案率，平均結案周期、調解率，撤訴率，上訴、抗訴率，上訪率，改判、發回率，案件未結率，執行到位率，人均結案率，已結案件歸檔率等指標，并且作為法院創先爭優和評價審判人員工作業績的基本指標，與獎懲機制掛鉤。這些指標確實能夠能客觀上反映審判人員的工作質量及工作效率，對基層法院而言還能促成業務庭尤其是派出法庭之間的良性競爭，對提高審判質量和審判效率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其中某些指標是否與審判質量和效率有絕對對應的關系，能否客觀反映法院和審判人員的工作業績尚值得商榷。比如平均結案周期，雖然盡早結案有利于使當事人不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歸于穩定，幫助當事人盡快擺脫訴累，但是如果一味追求盡快結案，對調查清楚案件事實和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又如調解率，調解結案確實具有其無可比擬的優點，如化解矛盾、降低執行難度等，但是對調解率的過分追捧又會出現一些審判人員對該判決的案件不判決，壓著當事人調解的情況，反而損害了當事人自身的合法權益。

四是司法統計信息軟件操作流程不完善及軟件自身問題。有些重要信息不能及時輸入，比如，結案信息登記時，結算訴訟費數額、上訴信息不能及時輸入，造成訴訟費、上訴信息的統計數字不真實。又如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可能有的主審法官會歸入分期付款買賣合同中，有的主審法官又會歸至其他買賣合同糾紛，這就導致同一案由的新收和結案不一致，分期付款買賣合同就因有新收而未結案而導致積案。久之將導致司法統計系統數據嚴重失真。

三、逐步完善司法統計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一是強化統計分析。現在我院的司法統計工作實務方面，重數據，輕分析。雖然每月都會將統計信息表通告各個業務庭室，但是卻沒有針對該數據報表的分析報告，統計工作的價值也因此打了折扣。我們應當將司法統計分析與調研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注重資源的整合和多途徑運用，廣泛利用司法統計數據進行專題分析，并進行理論深化將之轉化為調研文章，從而形成調研成果指導審判實踐。

二是科學界定有關評估指標。完善司法統計分析的橫、縱向歷史比較，完善司法業務工作統計分析制度的評估體系，使統計分析工作能更直接地反映法院工作的進展情況。

三是適時調整數據指標，完善統計工作。對于要統計的業務工作，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和工作的進展情況不斷調整統計數據指標，使統計分析工作能真正反映法院工作實際，推動法院工作發展。

四是建議上級法院進一步加強對下級法院司法統計人員的業務指導、知識更新和學習培訓工作，提高司法統計人員自身的素質，為他們提供了解新問題、研究新問題的機會，提供相互學習、共同探討的陣地，切實保持司法統計人員隊伍的穩定，提高司法統計人員的工作水平。

第三篇：司法審判職能之分化

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司法審判職能無疑舉足輕重。然而，這一職能是否、如何且緣何分化而成，卻還是一個尚未充分研討的問題，就此，筆者擬以傳統型與現代型法院制度為標準予以探討，以就教于同仁。

一、分化：社會學與政治學角度的背景考察

所謂分化，是指特定社會內部具有社會意義的各種活動、功能、權力是否分離，并由不同的角色所行使。在現代化理論看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系統形態之重要不同便在于結構分化和功能專門化的程度有異。社會學意義上的傳統社會內部分化程度較低，不存在眾多個人或組織角色，且為數不多的角色之間并無功能的多樣分化，功能行使單一化、專門化是普遍情形。弗蘭克。薩頓指出，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其特征在于地方群體穩定化、流動空間有限化、職業分化比較簡單以及低差異的“泛能化”。相反，現代社會內部分化極大，存在眾多個體角色和組織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行使一種功能甚至發揮多種功能。其中，家庭或其它具有擴散作用的初級群體被有意識組織起來，為大量具備專門功能的次級“協會”所取代或補充，所以，正如斯梅爾塞所言，現代社會就是原來固定的裙帶關系的等級系統因地理和社會的流動趨向而改變，出現大量功能專門化、自主性強單位的社會。社會發展過程如同著名社會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塔爾科特。帕森斯所言，就是結構的進步性分化和功能專門化的過程。

政治學家眼中的現代化圖景有所不同。他們主要是從政治結構的分化和政治參與的擴大來解釋現代化。美國學者阿爾蒙德曾經提出政治現代化的三項標準：結構的分化、系統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同樣，魯斯托和華爾在研究日本與土耳其的政治現代化問題時也提出了更加深入與全面的現代化政體標準，其中政府機構的高度分殊化和功能特定化是現代型政體的首要標準。當然，在政治現代化研究方面頗具權威的亨廷頓教授不能不提，他為政治現代化確立了三條極為分明的標準—權力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政治參與的廣泛化。由此可見，傳統政治與現代政治的重要差異在于政治角色與政治功能的分化程度。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缺乏分化，政治角色比較單一，政治功能沒有多大分化且由單一主體（角色）一體行使。正如亨廷頓所發現的，在歐洲中世紀和都鐸時代，政府職能沒有高度分化，一個機構常常行使各種職能，而一項職能又常常由幾個機構承擔。諸如都鐸時代的英國政府便是一個融合各種權力、職能的政府。與此相反，現代社會則是政治體系高度分化，政治角色眾多，政治功能多樣化且同一角色專門行使獨特功能甚至多種功能的社會。阿爾蒙德發現，現代政治體系一般都有利益集團、政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政府官員和法院六種政治結構。

毋庸置疑，社會學家與政治學家釋讀的現代化圖景頗有差異，但其一致之處也非常突出：結構的分化與功能的專門化。現代社會與現代政府的重要方面即是社會結構中各種角色（包括個體角色與組織角色）高度分化與各自功能專一化，國家機器及其功能作為整體也相應高度分化，機構數量眾多且功能各異。而傳統社會中則缺乏結構的分化或分化相當有限，傳統國家也不具備高度分殊化的政治結構，功能呈彌散狀，權力行使主體單一，或者主體雖多樣化，但其功能并未分化，主體之間權力僅有大小之分，而無性質不同。

以結構分化和功能的專門化程度為標尺來區分社會與國家的作法和理論范式同樣可以用于闡釋傳統型與現代型法院制度。因為任何法院制度都是特定社會政治制度之有機組成部分，其功能的分化與角色的形成不可能不受制于一定的宏觀背景，或者說本身就是政治結構分化的一個方面。審判職能是否分化以及行使這種職能的角色是否分離，同樣構成傳統型法院制度與現代型法院制度的分界點。

二、制度理念與型構樣式：分化狀況之比較

具體而言，兩種類型法院制度之差異可從以下方面把握。

（一）制度理念。現代社會塑造政治制度包括法院制度的基本理念不同于傳統社會。這首先表現在是否根據業務性質把國家活動加以類型劃分。對此，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觀念不同。在現代社會，主流觀念認為可以業務性質的不同，把政府職能劃分為立法、行政與司法三種，這里職能即使并未實際上分割給不同的政府機構行使，仍在所有政府管理的情況下都需要履行，在英國憲法學家M.J.C.維爾看來，這可說是一個社會學的真理或“規律”。當然，這種認識是建立在首肯不同種類國家活動的獨特性基礎之上。換言之，立法活動、行政活動和司法活動在內容、形式和方法方面客觀上彼此不同，是制度建構者與反思者將國家立法、行政、司法劃分為三種形式的客觀依據。眾所周知，孟德斯鳩對此的貢獻可謂決定性的，正是他首次將管理者懲罰犯罪或解決個人糾紛的權力，稱為“裁判權”，并將之與立法，行政機關并稱。認為存在頒布法律的權力，執行這種公共決定的權力以及審判個人性案件的權力。因此，主張國家活動客觀上依據業務性質加以分類是現代社會制度建構、維持的重要理念。

反觀傳統社會，國家職能客觀上可以劃分為立法、行政、司法職能的觀念和學說基本上沒有形成。據M.J.C.維爾考證，這種三分法式理念誕生并發展于英國內戰和共和政體的特殊背景之下。其中，洛克和孟德斯鳩的見解雖不能說是三分式理念的淵源，但作用確實不小。在傳統社會中，絕對論是一種主要的政治理念。持絕對論說的理論家們認為，必須有一個單一的、無所不能的權力來源。國家權力的整體性、不可分性構成傳統政制運用者與推進者的牢固觀念，這在傳統專制國家中體現得更為鮮明。對此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曾作過大力論證。

當然，傳統社會中并非不存在任何關于權力劃分的理論思考。實際上，從多角度探討國家權力劃分的嘗試持續不斷。早在古希臘時候，亞里斯多德從思辨方面考察國家活動，并提出與現代型法院制度產生前提有所類似之觀念。亞氏將政治科學一分為二；立法科學一立法者之事，以及政治學或政策一行動和深思的問題。他又將第二部分再次一分為二；深思科學和司法科學。據此，他分辯出每一政體部具備三種要素：深思性要素、管理性要素和司法性要素。以后在十四世紀，馬西利烏斯又區分為立法職能與執行職能。其實，他所謂的“執行”職能，用維爾的話說：“從根本上是指是我們可以描述為司法的職能。由統治者率領的法院的職能，即將法律付諸實施。”因此，傳統社會中同樣存在著沿國家職能三分法式路徑相同或相近之方向思考國家職能分割，并得出有類似結論之理論。不僅如此，在確立三分式職能劃分理念之前，還存在另一種觀點，這種觀點采用更為實際的關于政府活動多樣性的觀點，將國家活動根據“主權的特征”分為六至七個范疇如控制鑄幣、規定度量衡等等。

其次，這體現在對國家活動劃分必要性的判斷上。國家職能三分法在很大程度與現代社會所盛行的一種政治學說-分權學說相關聯或者干脆說就是其有機組成部分。權力分立學說之基本出發點-建立和維護政治自由，是將權力劃分的客觀可能變為現實必要的重要理由。因為從維護消極式自由的角度出發，防止政府侵蝕個人自由非常重要。其中，最好方式之一即在政府內進行權力劃分，防止權力集中于一群人手中。當然，認同國家職能劃分必要性的理由不止于此。正如M.J.C.維爾在談到英國時所說，政府體系內三個部門的成長部分反映了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需要，部分反映了這樣一種要求，即不同的價值應體現在不同機構的程序中，體現在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分立部門中。同樣，亨廷頓在分析歐洲歷史上職能分化和職能日趨專門化的政府機構和不斷增多的原因時也指出，這些變化正是適應日趨復雜的社會和人們對政府日益增多的要求而出現的。這里特別要指出，在三分式理念中，將司法職能與司法部門提升至可與行政立法職能和部門相分離，至少可以與行政部門并駕齊驅，且還可能有限抗衡了立法的原因可能更主要還在于后文還要提及的現代型法院所具備的權力制約功能，否則，這種職能雖然可以分離，但是否提升至與行政立法并駕齊驅的地位還值得探討。

相反，傳統社會則沒有國家職能應當分離的普遍觀念。在絕對主義國家之中，權力集體中于最高統治者的觀念與作法無論在東方國家還是傳統西方社會中都相當鮮明。即便在奉行古典民主制的社會如古雅典與古羅馬，雖然政治參與面相對擴大，公共權威組織并不單一，權力有所分離，但職能并未分化。明確從職能角度劃分三種類型的觀念與情況并未出現。當然，這不排斥對權力進行等級劃分的觀念及相應作法。馬克斯。韋伯指出，世襲或封建的統治也可能受到等級特權的限制，特別是受到等級的權力分割的限制。歐洲中世紀國家如封建制下的法國便屬此類。但權力劃分中將一種流一的權力在不同主體間加以分配。但正如馬克斯。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所說的，依據業務性質將最高統治者的權力予以分割，完全是現代的概念與作法。再次，這反映到如何建構與改進司法職能的分化樣式方面。在現代社會中，司法職能分化的要旨在于，機構與職能的雙重分離。一方面，得區分與設置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政府機構；另一方面，在區分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職能的基礎上，應將三種職能分別授予三種機構行使。經典的分化樣式是嚴格實行雙重分離，但由于種種因素之考慮，純粹的分離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因此有必要適用相對分離模式即將三種職能主要賦予三個對應部分，但并不強求壟斷式分離，而是有條件允許某一特定部門行使一定的非對應職能。如行政機構可以解決某些糾紛，也可經立法機關授權或允許而制訂普遍性法律文件，司法機關亦可在解決糾紛中有條件地審查否認有關的法律規范。正如維爾所說，職能部分分立是一個重要的現代思想觀念。顯然，在缺乏國家職能三分法的傳統社會中，上述觀念完全沒有立足之地。

（二）法院型構樣式。在不同的制度理念指引或影響下，法院制度的型構樣式當然有異。

1.法院工作目標的專一性不同。專一性意指法院以解決糾紛為專責，審判成為法院根本甚至唯一任務，現代型法院是專一性相當強的法院，而傳統型法院則在整體上很難以專一性衡量，其職責、目標往往多元化。具專一性的現代型法院既有設置的目標專一性，即從社會角度看，是由制度設計者或權威運用者以解決糾紛為直接目的而設立或承認的；也有內容的專一性，即以案件為工作對象加以處理成為法院日常工作。對此，無論是法學家還是法律規范都予以認同。羅杰。科特威爾指出：“認為法院的主要功能是處理訴訟，幾乎是普遍的觀點”。現代各國之立法與實務操作普遍以處理糾紛為法院的主要職責。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規定，只有實際存在的爭端才可能成為法院關注對象，而這種爭端要引發司法程序，得到司法處理還必須需服從一系列條件，包括訴訟資格、訴訟時機和訴訟問題等在內。

與現代型法院不同，傳統社會中承擔糾紛解決任務的機構或人員并不僅僅解決糾紛。通常它還要行使其它國家職能，如財政征收職能、警察職能等等。以行使糾紛解決功能為唯一任務的政治角色幾乎不存在，甚至以糾紛解決為唯一主要功能的政治角色也難以見到。大多數介入糾紛處理過程中的國家機構或公共權威主要都同時行使著多種職能。因此，一個機構即或稱之為法院，但它卻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專業與專職法院。美國學者伯爾曼在探討中世紀歐洲的莊園法時寫道：“在一個莊園內部，像在西方法律傳統形成時期的西方其它政治單位內部一樣，正式的管理是與裁判權緊密聯系的；即立化與行政活動很大程度上是與司法活動混在一起的，并為一個稱為法院的機構主持。使用‘法院’一詞而不是‘立法機構’或‘行政機構’等詞語稱謂這個機構，并不表明沒有把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作為重要的政府管理的職能。”因此，“12世紀與20世紀的政府概念之間的區別不在于那時缺少而現在存在立法和行政的職能，而首先在于那時這些職能混合在一起而現在它們已經彼此分離，其次在于那時的立法和行政機構包含在審判機構之中”。歸根結底，這種狀況很大程上是國家職能一體化的自然表現需要指出，現代型法院并非純粹的專一性法院。在不影響法院基本功能發揮的前提下，它往往還行使著其它一些功能。這主要是處理非訟案件，即沒有爭議的事務，如契約登記、檢驗遺囑或認定死亡等等。在弗里德曼看來，這表明法律機構起著日常工作或記錄職能。當然，這些功能的存在并不表明現代法院專一性的喪失，實際上，它僅僅是法院的次要工作，并非法院關注之中心。它與傳統型法院功能難分主次的狀況完全不同。而之所以行使這些功能，也許還可以循著傳統社會公共權威機構作用繁雜性在現代社會中遺傳的假設加以探討求證。2.對糾紛解決的獨占性不同。在現代社會中，政體設計與運用的主要思路，是以法院為代表國家介入糾紛處理過程的唯一或主要主體，法院在理論上和立法上都在國家系統內獲得糾紛處理的“專利權”。當然，這種糾紛必須是可以和可由司法方式解決的爭端，原則上為具體糾紛（傳統中主要是犯罪案件和私人訟爭）。在唯一性方面，法國大革命后通過的1791年憲法可謂典型，該法典在將司法權提高到與立法部分和執行部門同等地位的同時，還明文禁止議會和國家行使任何司法職能。在主要主體方面，美國政制可謂樣板。早在建國之初，麥迪遜就認為，應當反對一個政府部門行使其它政府部分的全部權力，但不應反對一個政府部門行使其它政府部門的部分權力。與此照應，在將可以司法方式解決的案件交由法院受理的同時，美國政制還明確一定的法院不能介入的領域，如外交、政治問題。不僅如此，二十世紀以來行政機關的權力日趨擴張，伯納德。施瓦茨描述美國法律史時曾說，“在行政權的范圍之內，行政機關制定法令和執行裁判的權力，在重要性上至少可以和立法機關、審判機關行使的的權力相比。”在二十世紀美國的政治實踐中，行政機關大量行使委任司法權，這不僅包括公權利方面的爭端，也包括民事司法權。193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于克羅威爾訴本森案件的判決，確認了工人賠償法規定的私權利性質爭端可以由行政機關裁處，只要其可接受司法審查的監督。此外，法院對刑事司法的獨占權在1969年因紐約州立法機關通過將部分違反交通規則的輕犯罪由法院移交行政機關審理后，也開始動搖，盡管學者們普遍預期此方面的委任不會有大的擴展。毋庸置疑，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語境大不相同。現代型法院所面臨之問題及具有之特征并不為傳統型法院所遭遇，上述法院獨占性問題即如此。既然根本就缺乏以糾紛解決為中心任務之專門性法院，那么司法權力在國家機構中的擴散化就在所難免。因此，就不可能存在某一特定國家機構壟斷或主要占據處理糾紛的國家權力的格局。當然，兩者在整個社會糾紛解決系統中的相對地位與作用還是頗有差別的，但這屬于后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3.機構設置的系統性不同。這是司法工作專一性的自然延伸與要求。應當認為，具有常設性、組織性和系統性之法院在主權國家范圍的存與運作，是現代型法院制度不同于傳統型法院制度的鮮明特征。在本質上，這一特征是現代化進程的當然要求和必然結果。美國學者利維指出，持繼增長的中央集權化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社會學教授艾森斯塔特認為，現代化在政治變革方面特點之一即是通過擴大中央權力等等舉措擴展政治領域范圍。因此，現代化的過程，正如享廷頓考察歐洲大陸國家歷史后所發現的，在17世紀就是以更為簡單和統一的政府取代復雜的封建君主制，將地方事務置于中央政府的監督或控制之下，導致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與這種趨勢相適應，設置專門的中央法院，并型構受其控制的地方法院，塑造司法一體化的格局，便是現代化社會的當然選擇。因此，現代型法院制度是一個等級分化嚴密，以司法方式主要是審級關系互相關聯并進行上對下控制的整體系統。這一系統如同其它國家機構系統一樣，構成現代社會常設性甚至永久性的機構。作為集中化的執法手段，法院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所說，是與民族-國家的本質相適應的，它既維護契約又用于實現普遍化的社會懲戒。

不同于現代社會，傳統社會是一個內部有著多種形態的社會，不同國家往往具備不同的形態，但就整體而言，傳統社會主要有集權化的官僚制和分權化的封建制兩種模式，屬于前者的如羅馬帝國、古代的埃塞俄比亞，可歸于后者的包括中古歐洲和德川幕府的日本。對于前者，沒有系統之法院自不待言，伯爾曼在考察中世紀歐洲法制史后指出，同一社會內部各種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共存與競爭是西方法律傳統中最突出的特征。對于后者，盡管可能有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但這種體系的有無高度穩定性頗值得懷疑。馬克斯。韋伯曾經提出，傳統型統治之管理既缺乏按照事先規則確定的固定的“權限”，也沒有固定的合理的等級制度。因此，傳統型法院制度并未普遍形成自上而下的合理司法體系。臨時設立機構、統治者隨時介入司法的情形使得法院制度不具備高度的常態性。

4.人員的分離性不同。人員分離的含義是指從事司法工作的人員與從事其它國家職能相分離，換言之，司法人員應從事專職工作而不得從事其它職業與工作。強調人員分離是現代型法院的鮮明特征。因為只強調職能分化、機構分離但人員又重疊的話，就與傳統型政治與司法并無二致了。故在現代型法院制度中，法官專職于司法工作，不再擔任其它國家部門的工作人員，從事另一職能。相反，在傳統型法院制度下，法官通常同時又兼任其它機構的工作人員。在中央國家機構中，最典型的形式是發生于德國但又不止于德國，韋伯稱之為“內閣司法”的王權直接行使裁判權的情形。在地方，這突出體現為軍事長官、行政長官兼任司法。

應當指出，現代型法院的人員分離特征不能絕對化。其一，在某些情況下，法官在形式上兼具其它公職身份，如英國上議院上訴委員會至今是英國最高審級上訴法院，上訴委員會成員是專職法官，同時又是上議院議員，身份具有雙重性。但就實際情況而言，其成員以司法工作為專職，極少介入除此之外的上議院工作。反過來，其它上議院成員只有理論上的可能而無參與決定案件處理之現實性。所以就整體而言，法官的其它國家公職身份是禮儀性的，沒有也不允許發揮更多的政治作用。其二，人員分離也不排斥司法制度的大眾參與。現代化進程的標尺之一便是普遍參與即民眾對社會事務和政治事務參與廣泛性的程度。在司法領域，這就體現為允許非職業的外行人士參與重大案件的審判和處理輕微刑事案件。目前在英國和美國，處于較好運轉的治安法官很多時候便具有案件處理權，但其本身卻是由另有職業之成功人士，而為馬克斯。韋伯所詬病的英美式陪審團也在此列。

三、制度分化之實證考察

對于上述理論闡述，我們可以通過對法制史的考察進一步印證。

就傳統法院制度而言，我們在初民社會、古雅典社會、中世紀的歐洲均可以發現其模式，美國著名法人類學家E.A.霍貝爾在《初民的法律》一書中指出，在初民社會即早期人類社會中，同樣存在發揮著法律功能的習慣性規范，且這些規范由這一社會的權威機構加以維護。這些“法院”的職能并未與其它國家職能或社會公共職能相分離，而是與其它公共職能混合一起，由公設的社會權威機構或個人經常性或臨時性行使。對此，切依因納人（印第安人的分支）的情況可以佐證。切因依納人的部落議事會及其首領的首要職責在于關心孤兒寡婦的生活，其次才是維護內部秩序，處理調停各種爭執。此外還包括共同狩獵和負責部落大型禮儀活動之秩序.與初民社會不同，雅典國家應當說是公認的成熟的古典民主制國家。恩格斯稱之為古代“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盡管其國家機器發育比較健全，處理糾紛的機構比較發達，已經出現可以明顯辨識且具有“法院”稱謂的糾紛解決機構。如陪審法庭，但整體上依然屬于傳統型法院制度。因為，在古雅典（伯利克里時代），公民大會作為城邦的最高權力機構，五百人議事會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以民主方式在總體上管理城邦的各種社會事務，包括司法審判事務。同時，陪審法院由被選舉出來的30歲以上的公民擔任，總數可達六千人（但每個案件只有600人可參加審判），決定著重大訴訟案件的審判（如審判蘇格拉底），但它同時也參與其它問題的處理，如政治問題。此外，由貴族老人組成的長老院不僅在監督、宗教方面發揮作用，同時也審理一些刑事案件。所以，正如喬治。薩拜因所說，雅典的法院像任何其它法院一樣，雖然是在具體民事或刑事案件中作出司法決定，但除此之外，它們還擁有大大超過這一范圍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按照現代觀點顯然具有一種行政或立法的性質，而不是司法的性質。事實上，一所法院在某些方面和“公民大會”本身[1][2]下一頁

第四篇：司法審判的第三只眼

陪審員——司法審判的第三只眼

9月1日上午9時，鼎城區法院黃土店法庭受理的一起民間借貸糾紛案如期在長茅嶺鄉開庭審判。巡回審判，送法下鄉是該庭長久以來堅持審判公開，司法為民的一項舉措。此次巡回辦案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兩位人民陪審員的參加。這也是我院積極探索適應農村普法宣傳的新途徑之一，在送法下鄉過程中邀請陪審員參與其中，力求審判取得實體與程序雙重公正。有專家學者指出：“陪審員是參加國家司法審判的第三只眼睛”，人民群眾更親切的稱呼陪審員是“不穿法袍的法官”。普通民眾參與裁判，增加了審判的親和力，再加上陪審制度所具有的人道價值，使裁判的可接受性大大提高。從實踐看，陪審員參加法院的審判活動，對于迅速查明案件事實，及時審結案件起到積極作用，陪審員不僅參與從開庭到判決的全過程，而且對法院審判工作如合議庭是否嚴格依法辦事，實體裁判是否公正，辦案程序是否合法，裁判文書是否規范，合議庭成員是否有違法違紀行為等負有直接的監督責任。

司法的公眾參與是達成優良司法、進而達成優良社會秩序的必要基礎，人民陪審員制度對于體現司法民主、加強審判公開、提高司法審判的公信力、推動司法體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我們務必長期地、堅定不移地推進人民陪審員制度，用好司法審判的第三只眼。

第五篇：關于完善司法統計工作的調研報告

關于完善司法統計工作的調研報告

人民法院的司法統計是人民法院一項重要的調查研究工作。法院司法統計工作主要是指對審判工作所產生的各種數據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其他社會現象方面的數據進行收集、整理、提煉、分析的過程。司法統計是人民法院掌握審判工作情況、總結審判工作經驗、調整審判活動運行的重要依據，它對改進審判工作，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法治化建設的需要，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司法統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結合我院司法統計工作的實踐，我們認為司法統計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人員配備不足，專業素質不高

我院專職從事司法統計工作的人員僅一人，統計數據的采集、整理、分析全由一人負責，不僅工作量巨大，還容易產生工作思路禁錮、分析角度單一等問題，不利于全方位分析提煉統計數據。其他從事司法統計的人員均是各業務庭的審判人員或書記員兼職擔任，這些人員缺乏專業的統計學基礎，又沒有受過任何專業的培訓，業務素質有待進一步加強。這些統計員身兼數職，工作繁忙，極易出現統計誤差。多年來，業務庭的各類報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遲報、漏報、誤報等情形。

（二）統計數據不夠真實、準確

司法統計的數據是法院干警工作業績和質量的數據體現，也是決定干警獎懲的重要依據。故業務庭在報表的時候難免避重就輕、“揚長避短”、“添油加醋”，通過編造數據或是隱瞞數據來維持自身庭室的權益。如此現象的存在，使數據之間銜接不夠、不能匹配，統計部門采集的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存在瑕疵。實事求是是統計的靈魂，真實是統計的生命，只有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才能正確發揮統計工作作為領導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這一功能。

（三）統計方法不科學，統計指標設置不夠合理

各級法院實施的案件質量與效率評估考核一般都包括審限內結案率，年終結案率，平均結案周期、調解率，上訴、抗訴率，上訪率，改判、發回率，案件未結率，執行到位率，人均結案率，已結案件歸檔率等指標，并且作為法院創先爭優和評價審判人員工作業績的基本指標，與獎懲機制掛鉤。這些指標確實能夠能客觀上反映審判人員的工作質量及工作效率，對基層法院而言還能促成業務庭尤其是派出法庭之間的良性競爭（派出法庭因為受案范圍的一致性而更具有可比性），對提高審判質量和審判效率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其中某些指標是否與審判質量和效率有絕對對應的關系，能否客觀反映法院和審判人員的工作業績尚值得商榷。比如平均結案周期，雖然盡早結案有利于使當事人不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歸于穩定，幫助當事人盡快擺脫訴累，但是如果一味追求盡快結案，對調查清楚案件事實和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例如離婚案件，有些夫妻可能是一時沖動跑來法院離婚，如果主審法官一味求快，不深入了解兩人矛盾根源，要促成兩人調解離婚可能并不難，但這樣勢必使得本來和睦的家庭四分五裂。如果暫緩案件的審理過程，給當事人一個冷靜的時間和空間，此類案件的結果可能就是柳暗花明另有一番天地了。又如調解率，調解結案確實具有其無可比擬的優點，如化解矛盾、降低了執行難度等，但是對調解率的過分追捧又會出現一些審判人員對該判決的案件不判決，壓著當事人調解的情況，反而損害了當事人自身的合法權益。

二、完善司法統計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提高領導重視程度，加大投入

司法統計工作在法院工作全局中雖不處于顯要地位，但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其功用，對于領導及時掌握審判工作動態，了解審判工作質量，研究審判工作熱點、難點問題，科學決策，科學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領導應該加強對司法統計工作的重視程度，讓全院干警尤其是參與統計工作的人員端正態度，提高對司法統計工作意義的認識。具體如在每次的黨組成員會議上，公布當月司法統計數據及分析結果，讓院領導能夠及時掌握本院審判工作的總體形勢。又如在硬件方面，增加對司法統計部門的投入，設立專門的統計機房，以實現司法統計的數字化、網絡化建設。此外，法院負責司法統計工作的負責人，要適時對司法統計數據進行抽查，確保數據的真實、準確，確保司法統計數據的權威性。

（二）改善統計方法，強化統計分析

在統計的方式方法上面，要力求創新，避免僅依靠可以量化的數據來衡量審判工作質量。改變現今只從一頭控制指標數值的績效考核辦法，司法統計指標的指數應控制在一個區間內，過高或是過低都是不好的，這也有助于從動機上解決統計數據不夠真實、準確的詬病。現在法院的司法統計工作實務方面，重數據，輕分析。雖然每月都會將統計信息表通告各個業務庭室，但是卻沒有針對該數據報表的分析報告，統計工作的價值也因此打了折扣。我們應當將司法統計分析與調研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注重資源的整合和多途徑運用，廣泛利用司法統計數據進行專題分析，并進行理論深化將之轉化為調研文章，從而形成調研成果指導審判實踐。

（三）加強隊伍建設，健全管理制度

審判工作毋庸置疑是法院的工作重心，人員配備上自不待言，但是鑒于司法統計工作的價值，還是應當適當的增加統計部門的人員配備。就基層法院而言，至少應配備兩名專職統計員，長期從事司法統計工作，陪養其對統計數據的良好嗅覺及分析能力。對兼職的統計員，則應該定期組織培訓，以提高其數據統計方面的專業素質。

健全管理制度就是對統計工作的各個流程進行規范化、標準化管理，如提交信息采集表的時間，統計資料的立案歸檔程序、統計報表的上報內容及格式等，均應設定好具體的流程和操作規范，實現制度化管理，以提高統計工作的效率，保障統計工作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