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G20峰會前看中美合作與分歧

G20峰會前看中美合作與分歧

2016年09月01日

來源：參考消息

作者：傅瑩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將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舉行。中國作為主辦方將同其他與會各方一道，圍繞“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以及“加強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連動式發展”和“影響世界經濟的其他突出問題”等重點議題展開討論，為國際合作提示方向。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將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2013年以來的第八次會晤，這將是奧巴馬八年任期內對中國的最后一次訪問，人們關注這會對中美關系發展和兩國在全球層面的協調與合作帶來什么樣的總結和具有哪些指向意義。而杭州正是44年前《中美上海公報》最后談判的地點。三個層面協調值得關注

在當前全球治理體系面臨變革之際，中美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兩國在三個層面上的協調值得關注。

首先，中美能否釋放更加明確的信號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增長？

G20機制的創建本身就與中美共同意愿和主動協調息息相關，兩國的緊密合作為機制的健全發揮了關鍵作用。2008年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在構建全球應對危機的機制化努力中貢獻突出，使由美歐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金融動蕩穩定下來，并帶動世界經濟逐漸復蘇。

2009年，G20第二次峰會在倫敦舉行時，我是中國駐英國大使。記得在那次會議上，各國領導人努力探索恢復全球信貸和就業市場活力、促進經濟增長的路徑，達成了籌集1.1萬億美元的扶持計劃。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參與國際金融救助，承諾以購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債券的方式出資500億美元。這個標志性事件，將中國推上了參與穩定全球金融大盤的位置。

2009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倫敦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勢頭并不穩固，新興國家也相繼遭遇困難。各國對拉動增長的手段有不同認識，有的主張有空間的國家運用財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強調財政紀律和供給側改革，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勢呼喚新共識，人們期待世界主要經濟體在杭州峰會上商定采取什么樣的財政、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中美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經濟體，兩國的政策協調對全球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中美能否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多邊共識確定基調，引人注目。2016年6月北京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雙方已認識到結構性改革對保持兩國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中方承諾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美方承諾在貨幣政策正常化過程中充分考慮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外溢性影響，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釋放引領全球治理改革的信號？

今年中美關系的一個亮點是，雙方協調合作的觸角加快向全球層面延展。例如，兩國率先就減排方案達成共識，為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取得成功奠定基礎。再比如，兩國共建核安保示范中心，為加強全球核安全合作提供了范例。中美還在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開展防止傳染病和幫助改善公共安全體系的合作。在反恐、防擴散、打擊海盜、禁毒等方面，中美合作取得實際成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蘇丹等涉及國際安全的熱點問題上，雙方也有著比較有效的協商。即便在分歧明顯的網絡完全領域，中美也建立了《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指導原則》，建立起熱線。但中國作用的上升在美國受到一些猜忌。2010年G20首爾峰會就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方案達成原則共識，但美國國會拖延到2015年底才最終通過，使之獲得正式生效。2015年10月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世界第二位以來，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能力和意識上升，尤其是在自己擅長的經濟領域。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代表著21世紀國際經濟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機制，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產品。美方對此不大適應，視之為二戰后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遭遇的最大挑戰，采取了懷疑和抵觸的態度，甚至游說聯盟抵制。但隨著中方努力展現積極效應，美國智庫較快調整看法，批評政府短視，未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雙方商定，要確保國際經濟體系具有包容性、韌性且不斷得到完善，以應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要在IMF機制下加強合作，并繼續完善IMF的份額和治理結構。雙方的新共識富有積極意義：“新機構以及未來將成立的機構，要成為國際金融框架的重要貢獻者，與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專業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則以及現有環境和治理高標準相一致，進行恰當的設計和運營，同時認識到上述標準是在持續演進和改進的。”可以預期，在G20杭州峰會上，國際金融架構建設、特別是金融部門改革仍將是領導人共同審議的重要課題，有望就如何構建更有韌性的國家金融架構、建立開放和穩健的金融體系、建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發展普惠金融形成重要成果。中美兩國透露的信息顯示，雙方在工作層保持著密切的磋商。

中美需要超越利益和觀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習慣，雙方越來越認識到，雖然中美合作解決不了所有全球問題，但沒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性問題都難以獲得好的解決。

第三，中美能否共同釋放管控戰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號？

奧巴馬執政八年間，中美關系有起有伏，雖屢生摩擦，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協調合作的主流。兩國在經濟和人文領域的交往更加全面，兩軍之間規范性對話得到完善，確立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等規范。尤其在應對全球性問題上與中國的合作將成為奧巴馬政府的重要外交遺產。

奧巴馬政府也給中美關系留下一些負面遺產，讓人們印象最深的，當屬“亞太再平衡”戰略突出軍事部署和強化同盟體系，給中美之間帶來新的戰略互疑。美國強化排他性的同盟體系建設，同時高調介入南海問題，決定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縱容日本推行旨在擺脫戰后束縛的“軍事正常化”措施。這些重大信號不能不影響到中國人對美國戰略意圖的判斷，加深了許多人對美欲對華遏制圍堵的懷疑，推動中方考慮必要的戰略應對。

過去四年，中方以兩國元首2013年“莊園會晤”、2014年“瀛臺夜話”、2015年“白宮秋敘”為主要節點，圍繞共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與美方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希望排除干擾，培育互利雙贏的合作模式。盡管美方對中方的倡議存在疑慮，但雙方“不對抗、不沖突、合作共贏”的意愿是相近的。隨著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舉行，中美關系將進入新的政治周期，兩國頂層戰略對話更顯重要。人們預期，中美元首杭州會晤將再次把正方向，實現管控矛盾和促進合作的作用，為中美關系的再起航奠定好的基礎。

“瀛臺夜話” 中美需要管控南海分歧

中美元首杭州會晤前的中美關系，經歷了因南海仲裁案掀起的波瀾。問題是，美國與中國在南海爭的到底是什么？雙方能否找到一條相容的路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處置將決定未來南海局勢的方向。

美國介入南海事務最常用的說辭是維護航行自由。誠然，南海有重要的國際通道，航行自由對各國都重要，最重視南海航行自由的莫過于中國這個國際貿易和航運大國。但實際上美方關心的主要是非民用艦只的“航行自由”，中美對這方面的規則存在認識上的差異，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關條款有不同解讀，特別是對在別國專屬經濟區內可以從事什么樣的軍事活動分歧較大。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珍視國家主權和安全，認為《公約》要求外國軍艦和飛機的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不能危及沿海國的安全，他國艦機在己方專屬經濟區內的軍事活動應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美國作為海洋強國，歷來主張弱化沿海國的主權，強調自己的軍隊可以在他國專屬經濟區進行與公海相同的各種軍事活動，包括進行各種軍事檢測活動和軍事演習。

南海商業航行自由不存在問題，而在規則方面的分歧不難通過溝通予以解決。但美國對規則的關注只是表象，根本問題還在于美國將與中國在南海的博弈上升到亞太主導權之爭的高度，從地緣戰略的角度看待與中國的分歧和摩擦。美國自重返亞洲、實施“亞太再平衡”的戰略以來，似乎就預設了中國崛起后會擴張的前景，不斷強化防范部署，南海早已成為美國實施亞太戰略的抓手。在預設的地緣戰略競爭的背景下，中方的任何舉動都容易被解讀成削弱美國戰略優勢的行動；而美方的針對性言論和動作也必然引發中方反彈。在這種“安全困境”下，中美在南海對抗升級甚至引發沖突的風險增加，國際社會對中美陷入地緣競爭的擔憂加大。這個趨勢也是中方需要警惕和制約的。

南海周邊國家越來越認識到，緊張局勢不能讓任何一方獲益，相反只會阻礙地區一體化和經濟合作的步伐。中國與東盟國家都希望盡快翻過南海仲裁案這一頁，讓地區局勢回歸安寧。近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委派前總統拉莫斯為“特使”為中菲關系破冰，我應邀在香港與他會面，感覺菲律賓新政府是有與中方改善關系、重啟合作意愿的。同為亞洲國家，相信只要有誠意，中菲不難找到克服困難、恢復友好合作關系的路徑。

南海局勢中的美國因素增加了不確定性，能否恢復平靜也取決于中美采取什么態勢，尤其當中國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與美方所謂的“最高利益”發生碰撞時，兩國能否準確判斷形勢、厘清利害關系，找到協調彼此立場的恰當角度。中美在處置彼此關系上都面臨新課題，美國缺乏與“非敵非友”大國友善相處的經驗，而中國也沒有以世界大國的身份與世界超級大國互動的歷史體驗。雙方都在摸索，彼此的言論也在塑造對方的言行，宜保持謙遜，更新思維，不能簡單套用舊的觀念和模式。

南海浩瀚遼闊，任何國家都難以實現完全排他性的控制。任何一方試圖打造絕對排他性勢力范圍，結果只能導致地緣對抗甚至兵戎相見。可行之道恐怕還是力量、利益和規則的共存共融。中國作為南海最大的沿岸國和對南沙島礁擁有主權的國家，應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權益，美方應予以尊重，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平解決分歧的努力不應受到干擾。同時，中美應在保持安寧和維護國際通道暢通方面尋求對話和理解。至于中美在海洋規則上的分歧，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對話與溝通，而非政治施壓，或用武力進行危險的試探。目前雙方都已表達了支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爭議的態度，在海上的行動亦是克制和有底線的，可見在保持和平穩定的大局上中美愿望是接近的，關鍵是在對具體利益分歧的處置上，需要有效溝通和防止誤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維

大約2400年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寫出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描述了雅典人的崛起及其在斯巴達人心中引發的恐慌是如何使得戰爭在新興國家和守成國家之間無法避免。1980年，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在一次演講中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用來警告美蘇之間沖突的風險。2012年，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再次對這個歷史隱喻進行了量化研究，并運用到對中美結構性矛盾的論述中。他和他的團隊研究了人類歷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互動的16個案例，發現多數走向了戰爭，只有四例（包括美蘇冷戰）得以用非戰爭的方式處置利益沖突。這項研究似乎想證明大國實力增減的宿命式結局。去年12月，我在新加坡和艾莉森一起出席一個對話會，我們有機會討論，我認為中美若成為敵人，整個世界的命運都會改變。他對此完全認同，但對中美可能因臺灣或南海問題爆發戰爭的前景感到擔憂，認為若此，那將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教科書級案例。也是在那次對話會上，艾莉森在演講中說，當今時代對美國來說，最優先的地緣戰略挑戰不是暴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也不是冒進的俄羅斯，而是中國快速崛起帶來的影響，而對中美關系內在的風險的低估增加了這一風險爆發的可能性。

我在發言中表達了不同的觀點。我認為，經濟全球化、國際制度的發展、國家間相互依存以及核威懾對戰爭的抑制作用決定了當今世界已非一戰、二戰和冷戰時的世界，更非古代雅典和斯巴達在愛琴海爭奪海權時那個孤立的小世界，難以簡單化地談論“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會復制。需要考慮的是，在現代文明水平上，應如何更加智慧地處置國際關系中那些能引發大國矛盾、激化大國競爭和誘發大國沖突的更加復雜的因素。

如今，關于大國安全困境的焦點集中在中美身上。無論理論體系和預測模式有何不同，中美兩國未來如何塑造彼此關系被公認為將界定21世紀世界的基本方向。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美國西雅圖發表演講時指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奧巴馬總統其后在華盛頓與習主席的會晤中回應說，他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尤其是美中之間更要盡量避免沖突，相信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中國是成長中的大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美國則宣稱要“繼續領導世界百年”，與中國的矛盾是多重的。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候選人都夸大和渲染中美經貿領域的利益沖突，但畢竟兩國利益深度交融，在現實生活中這方面的矛盾應是可控的。美國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排斥使雙方分歧難以化解，但中國已強大到外力難以撼動其政權和制度，雙方可以避免挑戰彼此。目前比較突出的是在戰略安全層面上雙方信任赤字擴大，相互誤判的風險上升，雙方需要認真對待和坦誠探討，爭取構建起防范機制，防止滑向對抗和沖突。

美國一個揮之不去的擔憂是中國要與之爭奪秩序主導權。問題是中美對世界/國際秩序的認識不同，因此需要厘清具體分歧是什么、如何解扣。美國試圖維護的是“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價值觀、軍事同盟體系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機制共同支撐。但中國至少在兩個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對中國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壓制的；二是美國領導的集體防務安排并不涵蓋中國安全利益，且與中國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轅北轍。中國認同的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中國是其創建者之一，也是其獲益者和貢獻者。中美秩序觀并非完全對立，對世界總體和平與發展的需求和對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的需求是雙方的交疊面。長遠看，如果中美要防止落入大國為爭奪秩序主導權而直接對撞的歷史，就需要在共識基礎上最終搭建一個能見容于各方和全面包容各方利益的共同秩序屋頂。

世界在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利益的多元化和格局調整，對中美引領變革提出要求。兩國可以從共同利益最多的經濟、金融等領域入手，通過推動全球治理等，帶動國際協調與合作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冷戰后以資本、技術和市場要素自由流動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席卷世界各個角落，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曾主導和推動了全球化的快速擴張，新興國家不僅從中獲準，而且以自身的增長反哺了全球經濟成長。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人類財富的增加，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都從中獲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導致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監控缺失等，廣受詬病，助長了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

可以認為這一輪全球化是現代意義上的“1.0版”，處于初級階段且缺乏管理。一段時間以來，逆全球化和逆區域化的趨勢有較多表現，例如東亞一體化進程受到國家間矛盾的困擾，勢頭減緩；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缺乏包容性引發質疑；英國脫歐也給歐洲一體化帶來挑戰。從趨勢上看，世界不可能從全球化倒退，但是其弊端也必須摒棄，向全球化“2.0版”的升級需要各國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砥礪引領，追求共贏而不是單贏，這樣方能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努力。

對于中國而言，讓世界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圖更加緊迫。與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相比，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就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是一種“壓縮型”的成長，但思維的進步和話語的更新難以簡化或壓縮。我們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維，構建更加廣闊的國際視野、更有效的行為方式和話語系統，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認識新時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贏為目標的外交主張。

第二篇：魯迅與孔子的根本分歧

魯迅與孔子的根本分歧

王得后

魯迅是為人生的思想家，孔子也是為人生的思想家。因此，魯迅與孔子，在為人生這一點，有一些共同的思考，魯迅認同孔子的一些觀點，是必然的。不過，魯迅的為人生，是要改良這人生，療救社會的病態，改善人性，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孔子的為人生，是想挽救王綱解紐的社會，培養君子，把社會拉回周王朝的鼎盛時期。因此，魯迅與孔子分歧多于認同，而且分歧是重大的、根本的。

魯迅和孔子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魯迅生活在“公民”的時代；孔子生活在“臣民”的時代。魯迅的個人特質，是要求自己和與自己相同地位的大眾掙脫奴隸的枷鎖，做一個現代的“公民”，成為“人”。孔子的個人特質，是要求自己和與自己相同出身的少數人成為君子，“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即“學而優則仕”，人人做生活在禮制制度之中的“臣民”。

魯迅生活在世界歷史已經發生巨變，中國在這世界巨變潮流的沖擊下，被迫改朝換代的歷史轉變關頭。魯迅十八歲以前，接受了完整的傳統教育，他說：“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寫在〈墳〉后面》)；“我幾乎讀過十三經”(《十四年的“讀經”》)。但他十八歲進入新學堂，接受新的教育，讀到了達爾文的進化論，認識了“人”及“人”的進化歷史。他二十二歲留學日本，通過日本接受了更廣泛的世界新近知識與思潮，參與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動。

孔子生活的時代，那是兩千五百年前的社會。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的時代，也是遭逢歷史巨大轉變關頭。王綱解紐，諸侯爭霸，孔子在“有道”與“無道”中掙扎。

正是這種時代的遙遠距離和個人的特質，使魯迅在思想上存在眾多分歧，而根本的分歧，有三。

第一，是對于人的認識和對于人的生命的價值觀的根本分歧。

這一根本分歧有著豐富的內容，認識與價值觀既有區別、不能混淆，又交織在一起、錯綜復雜。認識又分層次，常識的層次和實際現實的狀況是合二而一的。這種豐富性，表現在具有眾多子目。

1.魯迅敏銳而堅定地接受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知道了人的起源，認識到“故進化論之成，自破神造說始”(《人之歷史》)。孔子的時代，自然科學很不發達，巫文化還很有勢力。中國除了“盤古開天辟地”和“女媧補天造人”的神話，對于人的起源，在思想界幾乎毫無勢力。所以，孔子也是不能免俗，信奉“天命論”，認為人的生死富貴是天命決定的。這在認識人的起點上，就根本分歧了。

但魯迅贊揚孔子的偉大，說“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這確實是偉大的、超前的；誰說魯迅“徹底地”、“全面地”反孔子呢？

2.魯迅認識到人的起源、人的生命的生物性。他就把對于生命價值的認識，放在生物性的基點上，承認無論男女、圣賢愚不肖、種族—民族、階級階層，“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義”，“一要生存”是人的天性和權利，而且每個人的生命在這第一層次即生物性的層次是等價的。他認為，“生命的價值和生命價值的高下，現在可以不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我們現在怎么做父親》)。

孔子不同。孔子既然沒有對人的生命的生物性的認識，他就“跳過了”這最根本的對于人的生命的意義、價值的認識基點，他直接要求人的生命價值的道德性、“道”性。“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姑無論孔子的“道”的具體性質和內涵，希望和要求生命有比生物性意義更高的意義，不能說不對；但無視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意義，必然抹殺人的普遍的生存權利，必然歧視、蔑視不合乎自己認同的“道”的人的生命，必然心中暗藏著殺機，一有機會就會濫殺無辜，為了一己的私利。

孔子不顧生命的生物性存在，諄諄教導他的弟子提升生命的意義，這合乎孔子之道，卻違背人性，違背人情。

3.魯迅從人的生命的生物性這一基點出發，承認生物性的“食欲”是天性，承認保存生命的必不可缺的溫飽。“生物為保存生命起見，具有種種本能，最顯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攝取食品，因有食品才發生溫熱，保存了生命。”(《我們現在怎么做父親》)所以在“一要生存”之后，提出“二要溫飽”，并且認為“食欲的根柢，實在比性欲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并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吃飯”(《聽說夢》)。

人必須吃飯才能生存，吃飯是要錢的，吃飯不要錢的時代遠遠沒有到來，也不知道會不會到來。所以魯迅因此醒悟，中國士大夫“口不言錢”、“蔑視”錢的清高傳統是矯情，是不切實際的。錢，就是經濟，因此魯迅極其重視經濟及經濟權在保障人的獨立上的必不可缺性。他特別強調婦女解放、婦女獨立，婦女要取得和男子同等的地位與權利，必須取得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

孔子不同，孔子諄諄教導他的弟子的，是強調：“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表揚的是：“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這也是合乎孔子的“道”，但是違背人性、違背人情的。

4.魯迅從人的生命的生物性這一基點出發，承認生物性的“性欲”是天性，承認性欲是延續生命所必不可缺的。因此，對于“性欲”與“性交”、“愛情”、“婚姻”保持著平常心，指出“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性交也就并非罪惡，并非不凈”。(《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反對禁欲，認為禁欲使人心理產生病態。

孔子對于性，大概是交了白卷的吧?一部《論語》，不見精通的人讀出有關談性的內容，除了“子見南子”。一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都把性注釋與解讀為“人性”。

5.魯迅認識到人的起源，人的歷史的進化論：

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魯迅對于人性的思考，重點在對于中國國民性的思考，實際是對于中國漢民族民族性的思考。我覺得可以綜合他的有關論述，概括為下列公式：

人性都帶動物性，而非只有動物性；

人性都帶性別性，而非只有性別性；

人性都帶血緣性，而非只有血緣性；

人性都帶地域性，而非只有地域性；

人性都帶時代性，而非只有時代性。

孔子對于人性，直接講到的，只有一句話，見于《論語·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還有一句是他的弟子的感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說明人之性天秉相近，而后天的活動令各各拉大差距。這是對于人之性在人一生中的變化，先天與后天對人之性的關系，無關具體內涵。歸納起來，魯迅與孔子的第一個根本分歧，是在對于人的認識，對于人的生命的價值觀的分歧。魯迅是以生物性為基點的，理想的人性的“人”；孔子是以“道”為規范的，家族制度與禮教的“人”。

第二，是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理念的根本分歧。

魯迅青年時期，即吸納近現代世界人道、人權、平等、自由、張揚個性的思想，認為人類社會“根柢在人”，“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假不如是，槁喪且不俟夫一世”(《文化偏至論》)。這是“人”的覺醒。因而振臂高呼“蓋惟聲發自心，朕歸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破惡聲論》)。

魯迅呼喚破除兩千多年來的各種專制把人當奴隸，而不把人當人的儒家正統的家族制度和禮教，建立合乎人性、富于人情、人格獨立、人人平等的政治、經濟、道德各個方面的新的社會關系。魯迅思想及人格的根本特質，在自覺自己的奴隸地位，和奴隸站在一起，為爭取“人”的資格而奮斗終身。

事實就是這樣不幸。魯迅縱觀歷史，橫看世界，看出“人”是分裂的，分裂成各種群體，無論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思想與文化，各個方面都是這樣的分裂，甚至達到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的程度。

孔子對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規范，那大綱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根本特質就是“孝”和“忠”、“敬”和“無違”，即服從。孔子生在男性主宰的時代，當時的正統思想，在對待女性方面似乎已經更加嚴厲。孔子自許“吾從周”，可是他對于周武王的“予有亂臣十人”要強調“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他會見南子，在弟子中引起質疑，嚴重到孔子要賭咒發誓。這和他把女子歸入“小人”一類的兩性思想、社會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密切相關的吧。他更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女兒和侄女，嫁給他看重的人。我們不能苛求孔子要有兩千年后才普及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孔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的事實。

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既然已經劃入另類，那一半的男性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呢?孔子用“孝”、用“恩”建構“父父子子”的兒子服從父親的關系。兒子在人身上依附父親，在人生道路上遵循“父之道”，甚至“無改于父之臣”。這是根本原則，是必須堅持的，是一條“凡是”的“綱”。雖然孔子智慧過人，看到并認識到“父”與“君”也是會有“錯”，也有“非”，做出有“害”的事。身為“子”的、身為“臣”的怎么辦呢?孔子的思想是可以勸勸而已，當為父為君的不聽的時候，還是得服從，而且是心悅誠服、笑容滿面。哪怕是歷史上的錯誤，根本原則是不能動搖的，所以必須是“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歷史必須遮蔽。歷史之“咎”的責任不要追究，不能追究。

孔子是偉大的智者，他看到實際生活中人的差異：天賦的差異，性別的差異，地位的差異，職業的差異，財富的差異，道德的差異，等等，但他采取“少數”主義。對上，他寄希望于“圣人”及其統治；對下，他采取培養“君子”路線。對大多數他要求服從。

第三，是魯迅與孔子人生志向與人生道路的根本分歧。

1921年魯迅在《〈域外小說集〉序》中回憶說：“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1922年在《〈吶喊〉自序》中又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新文化興起以后，魯迅投身其中，終身不渝為“立人”，為改變中國人，而進行“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魯迅“立人”的基點在“下等人”—奴隸—被壓迫者的解放，通過各種斗爭，掙脫奴隸的鎖鏈，廢除人身依附的道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成為“人”。

孔子的志向在做官，依靠諸侯的政治權力，實行他的“德政”，賜予民人以“仁愛”，再造一個“東周”。孔子的希望在圣人、仁人，而基點在“君子”。孔子終身“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地開門教學，開辟私學，造就人才，也是為了“學而優則仕”，從政做官，實行他的政治理想。

魯迅選擇的人生道路是從事文藝創作，業余的與專業的，關心著政治，參與政治，而不投身政治。辛亥革命后，他在教育部做了十五年僉事——科長，雖被詬罵為“小官僚”，其實是“公務員”而已矣。期間還在大學一中學教書，最后擺脫這一切，專業從事創作，被贊揚為“自由作家”。其實，這都不是關鍵。關鍵在魯迅對于政治家的認識。他專門論及《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說：“政治家想不準大家思想，而那野蠻時代早已過去了。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這是魯迅的原則。考察魯迅的一生，他的參與政治、支持革命，即使和當時革命政黨中的人物有個人交往，他像政治家去“參政”、“議政”的事，還沒有。有的，是對政治家的政策，國民黨的和共產黨的，公開提出批評。

孔子和魯迅根本不同，孔子志在做官，想利用官的權勢推行他的政治理想。為了做官，孔子周游列國。孔子青年時期，做過一次官，是《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

孔子做官時間最長，長達五六年，最大，達到代理總理，政績最顯著的，是在魯國定公時期。孔子做官行政的時間，總計也不短，特別是做到大司寇，攝行相事的高位。官場的表現和經驗，可以說是豐富的。

（摘自《魯迅與孔子》

王得后，著名作家，譜名德厚。1934年生，退休老人，漢族公民。生于舊社會，長在紅旗下。大學本科，不名學士。生逢其時，幸得以研究魯迅為職業，歷三十有年。缺知少識，忝為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1957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76年調入北京魯迅研究室，從事專業研究。研究館員。

注：該資料為新安中學學生專題研究性學習之用。謹向作者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第三篇：從《不容忽視的真相》看美國的社會分歧論文

一、引言

夏季的最高氣溫一次又一次刷新紀錄，整個街道猶如桑拿房;當整個國家一半在遭受洪水而另一半卻陷入干旱;當海岸線一步步退后，昔日的海濱城市面臨消失;當南北極的冰蓋越來越小，大片冰山沒入海底，改變全球洋流和植被分布，你會想到這都是全球變暖帶來的后果嗎?就算舒適的空調房能帶給人們涼爽的溫度，暫時逃離炎熱的吞噬，但是地球近幾十年來氣候不斷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全球變暖是難以逃離的真相，它與每一個地球人息息相關。

二、影片簡介和意義

三、《不容忽視的真相》的上映與反響分析

四、《不容忽視的真相》看美國的社會分歧分析

結束語

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母親早已傷痕累累，為什么我們會用傷害來回報母親的養育之恩，給母親大人添上了一道又一道無法愈合的傷痕?是我們的年少無知傷害到母親的肺，亂砍濫伐，過度放牧，將一片又一片的綠色林變成寸草不生的荒漠。我們為的只是經濟發展，我們為的只是“過得更好”，我們為的只是能多一寸建房子的地方……當黃沙漫天飛舞，我們總算長大覺醒了，我們植樹造林，我們封山育林，我們禁止過度放牧，我們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只想母親的肺快點好起來，可是一切猶如天方夜譚，都是那樣的虛無縹緲。一直都好不起來……

是我們的年少無知污染了母親的血，生活污水，工業廢水，農業用水，我們不加處理，就這樣讓他們匯進了母親的血液，污染著她那高貴的血統。我們為的只是經濟發展，我們為的只是“過得更好”，我們為的只是能多一寸建房子的地方……當血管里流淌著的是黑色的血液，不再年少輕狂的我們覺醒了，我們治理污水，我們清理河道，我們節約用水，我們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只想恢復母親的高貴血統，可是我們總是那樣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能，望著不再清澈透明的液體，我們只能留下無盡的感傷……

是我們的年少無知把母親的身體弄得烏煙瘴氣，我們貪婪的吸收著母親的香氣，卻無恥地制造出“毒氣”來回報母親，工業廢氣，汽車尾氣，我們不假思索地污染著母親，卻還不知道我們深深地傷害著母親。我們為的只是經濟發展，我們為的只是“過得更好”，我們為的只是能多一寸建房子的地方……當我們再也感覺不到母親的香氣，麻木不仁的我們突然間恍然大悟，于是我們將汽油脫硫，我們減少廢氣排放，我們想盡辦法想彌補我們所犯下的錯，但是，母親再也無法康復……

而今，年邁的母親已經無力再保護我們這些傷害她最深的子女，海嘯來襲，水災旱災，臺風颶風，一次次的災難，我們顯得那么的無能為力，在大自然的面前，我們永遠都顯得那么渺小。

我似乎嗅到了更大災難正在醞釀的氣息，隨著溫室效應的不斷加劇，下一個災難會是多么的可怕，我不敢想象。但我知道，母親已經保護不了我們了，她已經被我們傷得遍體鱗傷。什么時候，我們開始醒悟，我們開始反哺母親，我們開始學會保護母親，我們才能算是真真正正的長大，我們的母親才會感到欣慰。

第四篇：企業利潤與員工收入的分歧

企業利潤與員工收入的分歧

德魯克說，“企業必須有充足的利潤，才能經營——這是企業最重要的社會責任，也是企業對自己、對員工的首要義務。”

但談到企業利潤卻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特別是企業的純利，那幾乎是企業的商業秘密。大多數企業里，除了老板和幾個核心人員，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這精確的數據的。

中國人羞于談錢，老百姓之間互相幫忙，喜歡把“談錢傷感情”掛在嘴邊，但倘若真的幫了人家的忙，對方又沒識相的“意思意思”，心里還是會不爽，但又絕不會明說，因為明說“傷感情”嘛，只是下次再幫忙的激情會大大降低。

員工到企業去應聘，也是羞于問薪資。

嘴里說著，我看重的是學習的機會，鍛煉的機會，但倘若真進了該企業，哪天幫公司出去辦事，吃飯時間回不來辦公室，無法享用公司的免費午餐，只得自己掏腰包買了飯菜、買了水、付了交通費，事后卻不好意思，或找不到合適的理由報銷，心里便會悶悶不樂，認為自己吃虧了，說不定還為這事幾天上班都不在狀態。

企業經營中產生的成本是無處不在的。

有些成本是顯性的，大家都看得明白，但更多的成本是隱性的，不是老板，沒做到高層，思考級就達不到那個深度。

但對于普通員工來說，他們真看不明白。

作為老板，不論你開多高的工資，員工中的大部分人還是覺得自己拿的少了，他們認為企業才是大贏家。

如果你苦口婆心的跟員工們說，大家要努力拼搏，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贏得更多的利潤，公司內部更要節儉，員工口頭應付著，心里卻在盤算，你掙那么多利潤，我能分到多少？

他們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手里能拿到多少，而不是企業的利潤是不是節節攀昆明伏沃德科技有限公司云南軟件開發昆明網站建設http:///

升，他們會想，企業的利潤關我什么事呢？

特別是對于那些剛剛邁出企業初創高風險期的企業來說，更是如此。

那時企業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在不斷的摔倒再爬起來的過程中，企業就像一個剛會扶著墻走路的年幼孩子，一不小心很容易再摔倒，企業此時仍是相當脆弱的。

可相對于企業初創時，一切看起來又似乎好了不少。

老板心里明鏡似的知道，企業的底子還相當薄弱，此時倘若有利潤，也只不過是給了企業療傷，讓以前遺留下來的傷口愈合的時間和機會，而且企業還要為即將到來的新一輪挑戰儲備資金和能力。

可員工們通常不這么看，特別是對于那些在初創期與老板并肩作戰的所謂“功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此刻想著的是趕快分錢。

“功臣”們心里想，企業如今好不容易走出困境了，我們可是功不可沒的。此時老板若能識相的多分點錢，我們就繼續跟著他干；倘若老板緊緊的捂著自己的腰包，我們就走人。

而此時分錢或不分錢對于老板來說實在是左右為難。

分錢吧，企業的身子骨還贏弱著，隨時可能再摔交；不分錢吧，現在正是用人的時候，這些人好不容易做熟手了，倘若一下子都走了，企業不又得回到原點？

招聘人、訓練人太不容易了，老板苦惱不已。

對于初創的企業來說，銷售自然是命根子。

基于種種的原因，國內創業成功的企業大部分老板在企業初創時都是公司最大的業務員，是公司業績最好的業務員，承擔了公司絕大部分的業績。

只有老板自己把銷售抓在手里，把客戶抓在手里，才會有安全感，否則豈不受制于員工？

不論企業處于哪個發展階段，利潤都有雙重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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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德魯克說道，“對企業而言，利潤是維系企業生存所必需的；對于員工而言，利潤是別人的收入。”

“企業管理層必須努力追求更高的收益，也就是必須提高生產，而員工注意的焦點卻是，無論總產出有多少，怎么樣才能分到更大的一杯羹。”

企業利潤和員工收入，兩者之間有基本的分歧。

德魯克告訴我們，“對企業而言，必須把薪資當做成本。對員工而言，薪資是收入，是個人或全家生計的來源。對企業而言，工資必須按照單位產量來計算；對員工而言，工資是他和家人生存的經濟基礎，因此其意義又遠超過單位產量。”

協調企業利潤與員工收入之間的分歧是門藝術。

“管理員工和工作都需要原則，單單?懂得處理人的問題?顯然還不夠”

對此，我們更需要的恐怕是基本的觀念。

作為管理者，我們必須假想，員工是想工作的，是希望將工作做好的。因為對于絕大部分正常人來說，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則精神和身體都容易崩潰。

那么員工在想工作的基礎上，作為管理者如何給他們分配合理的酬勞，如何激發他們的工作動機和參與感，是我們經常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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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永峰企業看誠信發展

永峰企業看誠信發展

誠信是一個企業的發展之本，作為一種企業精神，誠信逐漸成為企業立足的根本和首要因素。北京世紀永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十年來，該公司憑借專注專業、勇攀高峰的精神不斷創造防水品牌的新輝煌，用持之以恒的誠信精神鑄就永峰的美好未來。

北京世紀永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集研發、生產、銷售、施工、服務于一體的化工建材公司。其公司生產的“水碧治”SBZ系列防水涂料，是根據德國先進技術配方加上公司自主研發科研小組開發制作的高科技產品，作為防水材料的特有品牌，水碧治憑借其優異彈性和低溫柔性受到廣大用戶的青睞。

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和國際化戰略的實施，北京世紀永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為研發團隊配備了國際先進的研發機械設備，為生產部門進購了世界先進的環保防水涂料生產線。借助先進的生產技術，公司推出新型防水滲透劑、金屬屋面防水系統、彩板專用防水膠帶等核心技術產品，這些技術產品不僅提高了防水系統的質量，更是挖掘了永峰企業的發展潛力，為其帶來了廣闊的發展前景。

經過多年的努力，永豐企業秉承誠信為本的發展宗旨，多次被建材協會評為《北京建材市場主銷品牌》和《綠色建材產品》，并獲得國家AAA級質量服務信用企業等榮譽稱號，和中國環境標志產品認證證書。在這些光環的激勵下，永峰企業將會在今后的發展中積極研究和開發新工藝、新技術、新產品，不斷追求高品質，以卓越的商品回饋社會的信賴！同時，永峰企業也希望透過完美有效的售后服務及技術支持，完成“永恒顧客情，峰友滿天下”的企業理念，為社會貢獻誠信的力量，提供優質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