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國與伊朗現微妙互動 美國對伊政策尚存分歧

美國與伊朗現微妙互動 美國對伊政策尚存

分歧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7月25日報道，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的官員當天表示，美國正在將一些醫療藥品、設施和農產品從向伊朗禁售的名單上移除，放松相關限制。

這一舉動被不少伊朗觀察家視為奧巴馬政府向伊朗發出的減輕制裁的示好信號。他們認為，白宮希望通過此舉，尋求與伊朗新領導人改善關系，以推動與伊朗的新一輪核問題會談。

伊朗溫和保守派人士魯哈尼6月在伊朗總統大選中勝出，將于8月正式就職，他曾表示要努力減少外界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尋求與世界的建設性互動，改善伊朗同國際社會的關系，恢復與“老冤家”美國的外交關系，這些無疑都讓美國看到了希望。

美國對伊政策尚存分歧

雖然美國放松了對伊朗的禁售名單限制，但據媒體透露，美國白宮與國會對伊朗政策問題上還存在分歧。美國國會試圖加緊對伊朗的制裁，相關立法人員正在醞釀籌劃，可能將于10月之前出臺新法規，對伊朗的石油出口、航運及銀行業進行更多的制裁，希望借此向伊朗施壓，迫使其放棄核計劃。一些美國官員表示，對伊朗中央銀行的制裁，導致伊朗石油出口量大幅下跌，每個季度的石油銷售收益損失已高達上百億美元。

不過，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和其他一些美國官員都建議國會給政府更多的時間，實施“先禮后兵”的策略：盡量努力與魯哈尼進行協商談判，如果效果不佳，再加緊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國高級官員表示，即便此時出臺新的制裁措施，也難以起到預期的效果。

有分析指出，雖然伊朗一直堅稱其本國的核項目是出于民用目的，但美國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加深對伊朗的制裁，以遏制伊朗核計劃，但目前來看收效不佳。白宮現在正為制裁松綁，試圖營造更多的回旋空間，并盡快與伊朗新政府就伊核問題展開新一輪對話。美國財政部官員大衛·科恩表示，即便要繼續實施對伊朗的嚴厲制裁，也需要保障合法的人道主義貿易，這是美國對伊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魯哈尼政策難有根本調整

對于美國制裁的松動，伊朗似乎并不領情。根據伊朗媒體26日報道，伊朗駐伊拉克大使哈森·丹尼法爾已經否認了美國媒體關于伊朗想通過伊拉克總理努里·馬利基傳話給奧巴馬政府，希望與美國直接對話的報道。伊朗新聞電視臺網站也表示，美國這一舉措是為了緩解外界對于禁止向伊朗出售人道主義物品的批評和由此帶來的國際壓力。此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已經導致伊朗的醫院和商店藥品缺乏，藥價升高，嚴重影響了伊朗普通民眾的生活。一些人道主義組織也表示，美國對于伊朗制裁的打擊面過于寬泛，使伊朗老百姓難以得到藥品。

不過，美國財政部官員對于這一說法予以了否認，強調美國在一些方面的限制已經有所松動，醫療用品和設備目前已經可以進入伊朗。此外，德黑蘭在海外銀行的賬戶里擁有足夠多的外匯儲備，足夠支付醫療用品和相關設施的費用。

有分析指出，雖然魯哈尼表示要改善與國際社會的關系，但西方國家恐怕不會對他抱太高期望。魯哈尼在伊核問題上曾表示不會向西方低頭，其減少國際制裁的表態也是建立在維護伊朗核權利的基礎上。從長遠來看，伊朗的內政外交更大程度上還是由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掌控。因此，魯哈尼上臺后，伊朗在核問題和對外關系上很難產生根本性的變化。

巴基斯坦政治分析家蘇爾坦對本報記者表示，美國放松對伊朗進口物品的限制，對于改善伊美關系來說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會對伊核會談的前景產生較為積極的影響。不過，要推動伊核問題的解決進程，伊朗與談判國家之間應盡量消除敵意，建立互信，這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點評

伊朗核問題是奧巴馬政府最大外交挑戰之一。隨著伊朗新總統魯哈尼將于8月4日宣誓就職，美國這盤一直難以下贏的棋局似乎有了轉機。制裁一直是美國上下其手的“殺手锏”，此次以“人道主義”為名放松對伊朗進口限制，實則釋放了一個具有探索目的的示好信號。

已進入第二任期的奧巴馬正急于尋求留下外交政績遺產，其國務卿克里屢屢穿梭中東便是明證。伊核問題的突破有助于為整個中東地區帶來相對緩和的局勢，順勢而為便可能在中東問題上留下奧巴馬政府的印跡。在美伊改善關系問題上，不僅飽受制裁之苦的伊朗有需求，美國也有利益需求。魯哈尼的上任無疑是一個美國早已盯住的契機。

美國對與伊朗直接對話持開放態度。當相互試探的霧靄散去后，實質性的問題在于打破堅冰的切入點何在。伊朗不可能放棄擁有核能力的底線，美國則堅決反對伊朗發展擁有核武器的能力。在不遠的將來，美伊直接談起來是可能的，但尋求妥協的空間卻仍極艱難。

第二篇：美國在伊朗問題上對中國“硬碰硬”.

美國在伊朗問題上對中國“硬碰硬”?

預計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昨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倍受期盼的會晤中，會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就制裁伊朗一事施壓。美國官員此前曾擔心此次會晤無法進行。

今年，中美兩國在谷歌(Google)、**喇嘛(Dalai Lama)及對臺軍售等問題上分歧不斷，美國一直擔心胡錦濤會缺席核安全峰會——這是奧巴馬的一次重大標志性活動，并導致中美之間的緊張局面升級。

而實際上，雙方如今都在強調合作。華盛頓尼克松中心(Nixon Center)中國項目主任唐安竹(Drew Thompson)表示：“雙方都不希望對抗升級到失控的地步：有太多問題有待討論，而分歧近乎微不足道。”

而只要胡錦濤出席，就會被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次勝利，這一事實說明中美關系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唐安竹表示：“我們已改善了氣氛，但尚未解決一些根本的挑戰：雙方的分歧、互不信任、以及中國政府內的結構性割據，我們必須鼓勵在這些問題上增強合作?！?/p>

前白宮亞洲事務高級官員、現供職于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en)稱贊奧巴馬班子面對中國的憤怒反應沒有驚慌——對于美國批準向臺灣出售64億美元的軍火、以及奧巴馬與**喇嘛會晤，中國非常憤怒。奧巴馬政府將上述行動從去年推遲至今年。

格林表示：“中國曾打算試一下，看是否能讓奧巴馬政府做出讓步，但美方態度堅定，而中方做出了讓步。中國領導人認為目前不是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時機?！?/p>

中國政府現已開始討論制裁伊朗的具體措施，而此前一直不愿邁出這一步。中方還暗示，可能會像美國政府長期要求的那樣，允許人民幣升值。

在4月1日與胡錦濤通電話時，奧巴馬談到了上述兩點，不僅提及伊朗問題，還提到了20國集團(G20)承諾的“平衡且可持續的增長”——這指的是美國敦促中國向著以內需為導向的模式轉型。谷歌事件的處理方法有別于上述兩大戰略要務，奧巴馬政府極力避免中國與谷歌之間的爭執升級為兩國之間的爭斗。

美國官員表示，與中國打交道時，他們一直面臨如何將尊重中國與立場堅定結合起來的挑戰。他們補充道，奧巴馬在一次會議中宣稱，美國必須“硬碰硬”。

格林補充稱，盡管近幾十年的慣例一直是，美國總統(上臺后)會緩和競選時在中國問題上的強硬措辭，轉向一種更為合作的立場，但奧巴馬卻反其道而行之，制定的政策與之前辭令幾乎一致。

奧巴馬政府上臺時，決心與為數不多的幾個強國和不斷崛起的大國發展緊密的合作關系，中國位居其首。但一些分析人士稱，對于將外交政策與經濟問題結合在一起的新“戰略對話”等舉措，北京方面視之為一個信號，認為美國新政府愿意在臺灣等“核心”問題上讓步。

而美國官員則辯稱，定期舉行會晤的對話機制，為中美關系提供了一種“穩定因素”，使雙方能夠更好地解決臺灣和西藏等爭議問題。

第三篇：對馬英九當局美國政策的探析

對馬英九當局美國政策的探析

張 華

? 2013-02-28 15:13:35

來源：《臺灣研究》(京)2011年3期第50～54頁

【作者簡介】張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臺美關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馬英九上臺以后，調整陳水扁執政時期不斷挑釁大陸、影響美國臺海利益的政策，奉行“親美、友日、和陸”的對外政策。馬英九當局的這一政策使臺美在短時期內恢復戰略互信，雙方實質關系進一步提升，但對大陸、美國和臺灣三者關系產生了復雜影響。本文擬分析和探討馬英九當局親美政策的內容、背景因素和影響走勢。

一、主要內容

馬英九當局對美政策的第一要務是修復與美國的戰略互信，并在此基礎上全方位提升臺美實質關系。同時，針對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形勢，與美國就兩岸協商談判進行全面、及時、順暢地溝通。具體表現在：

(一)與美國重建戰略互信。民進黨執政期間，陳水扁違反“四不一沒有”承諾，不斷挑戰美國臺海政策，侵犯美國在臺海地區的利益，使臺美關系不斷出現波折，甚至出現“戰略分歧”，美臺互信關系受到嚴重傷害。①馬英九上臺后，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便是重建臺美互信。②影響臺美互信的最主要因素是臺灣當局的大陸和對美政策，因此馬英九當局以通過修復陳水扁當局的大陸政策和對美政策的方式，為臺美互信關系重建奠定基礎。

在大陸政策方面，馬英九當局向美國作出“不統、不獨、不武”的承諾。如同陳水扁在2000年向美國作出“四不一沒有”的承諾③一樣，馬英九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之后，向美國作出了“不統、不獨、不武”的承諾。2008年在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之后，馬英九及其團隊就其大陸政策與美國政府進行了密切溝通。3月24日和27日，馬英九兩次與時任“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楊蘇棣(Stephen M.Young)會談。28日，馬還接見了專門赴臺了解情況的“美國在臺協會理事會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經過與美國方面的密切溝通④，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大陸政策的主軸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堅持“不統、不獨、不武”⑤。美國對此高度肯定，認為該政策是“出色的”和“極佳的”⑥。

在對美政策方面，奉行“低調、沒有意外”的親美政策。臺灣當局一直將臺美關系置于對外關系的首要位置，但馬英九當局首次公開赤裸裸地稱其政策是“親美”。正如馬英九對美政策重要幕僚、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教授陳一新所言，“無論是戰略規劃，武器采購、市場進入、WTO議題磋商、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參與國際組織、兩岸‘外交休兵’的落實以及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監督，不是幾乎完全仰賴美國，就是唯美國馬首是瞻”。⑦即使是臺灣負責兩岸事務的“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也認為，臺美關系“優于兩岸關系”。⑧2009年12月24日，時任“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召開記者會，將馬英九當局對外政策的主軸確定為“親美、友日”⑨。

(二)提升臺美實質關系。第一，繼續向美大規模軍購。作為維系臺美實質關系的標志，臺灣當局一直將對美軍購作為對美政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07年，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就指示黨籍“立委”有條件地放行陳水扁當局的對美軍購預算，以換取美國的支持。馬英九上臺后不斷表示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向美國采購F-16C/D戰斗機和柴油潛艇，以展示其“防衛臺灣安全的決心”。在馬英九當局的努力下，美國政府已批準2批對臺軍售案，總額高達128億美元，年均近43億美元，創歷史新高。2008年10月，美國批準包含阿帕奇直升機、魚叉導彈、復仇者反裝甲導彈、愛國者三型導彈、戰機零組件及預警機性能提升套件等軍售案，總金額達64.63億美元。2010年1月，奧巴馬政府首次批準售臺武器案，包括60架黑鷹直升機、“愛國者”三型防空導彈系統、2艘翻修過的“鶚級”獵雷艦、12枚訓練用的魚叉導彈以及與“博勝案”有關的指管通情系統，價值達63.92億美元。

第二，強化臺美高層互動。馬英九當局一直希望提升美臺高層互動的層級和水平，“以彰顯‘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一是恢復強化臺美機制化商談。2008年9月，臺灣“國安會秘書長”蘇起秘密赴美，與美國安高層進行對話，重啟中斷達兩年之久的臺美“國安高層對話”機制。二是邀請美高層官員訪臺。馬英九當局一直積極邀請美國部長級官員訪臺，但尚未取得重大進展，目前只有國土安全部代理助理部長席爾沃(Mariko Silver)和貿易代表署助理代表雷德(Claire Reade)成行。另外，馬英九當局還邀請數十位國會議員訪臺，僅2010年就有5位參議員和13位眾議員到臺灣活動。⑩2010年6月，美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尤德爾(Mark Udall)、哈根(Kay Hagen)等人訪臺，成為2008年1月以來首批訪臺的參議員。三是臺灣當局官員“過境”或訪問美國。至今為止，馬英九5次出訪共10次“過境”美國，每次都獲得高規格接待，馬英九也利用機會與美國政要會面溝通感情。此外，“立法院長”王金平及“新聞局長”江啟臣、“外交部長”楊進添、“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等“部長級”官員及多名“立委”頻頻訪美，與美高官或學者會面。

第三，提升美臺經濟合作水平。一是推動臺美投資和貿易發展。2010年美國是臺灣第三大貿易伙伴，雙方貿易額近570億美元，其中臺灣向美國出口額為314.66億美元，約占臺灣對外出口總額的11.4%；從美國進口253.73億美元，約占進口總額的10.1%。(11)美國是臺灣最大的外資來源，累計的直接投資超過210億美元，占臺灣全部外來直接投資的19.6%。臺灣對美直接投資約為122億美元，占臺灣所有對外直接投資的19%。(12)(見表一)二是爭取重啟臺美貿易暨投資框架協定(TIFA)協商。TIFA商談是臺美協商經濟議題最重要的機制化渠道(13)。2007年臺美舉行第六次商談后，因雙方互信降低而中斷。TIFA商談往往是美國向臺灣當局施壓的重要渠道，但由于其象征意義巨大，馬英九上臺后積極采取措施謀求恢復TIFA商談。由于2009年底爆發的“美牛事件”和2011年初的“瘦肉精事件”，TIFA商談被一再推遲。然而，隨著兩岸經貿關系逐步正?；?，尤其是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美國擔憂大陸對臺灣經濟影響力上升，美臺恢復TIFA商談只是時間問題。

第四，在拓展“國際空間”問題上尋求美國支持與幫助。馬英九上臺后，臺灣在“國際參與”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如2008年12月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GPA)，2009年至今連續三年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盡管如此，馬英九當局希望繼續拓展“國際空間”，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和國際民航組織(ICAO)。為此，馬英九當局積極向美政府官員和議員游說，尋求美國支持。2010年2月，馬英九在會見美國眾議員單勃納(James Sensenbrenner)時稱，希望美國支持臺灣參與UNFCCC和ICAO。2010年12月，臺灣“駐美代表”袁健生在回臺述職時也表示，未來其工作的重點是“促請美國協助臺灣參加ICAO及UNFCCC”。在臺灣當局的游說下，美國政府承諾繼續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社會”，支持臺灣參與UNFCCC和ICAO。美眾議院也于2010年7月通過第266號議案，支持臺灣有意義地參與ICAO，并要求奧巴馬政府發揮影響力，說服其他國家支持臺灣參與ICAO。(14)

第五，爭取與美簽訂部分事務性議題協議。馬英九上臺以后，為使臺美關系更順暢、民間往來更便利，提出與美國簽訂“免簽證協議”和“引渡協議”。經過馬英九當局兩年多的推動，臺美已經基本完成前期的溝通和評估，正在就其中的一些關鍵性問題進行磋商。一旦相關條件成熟，臺美簽訂這兩項協議的可能性非常高。以臺美“免簽證協議”為例，2010年臺灣申請美簽的拒簽率已降至2.2%，低于美國要求的3%的標準，而且臺灣當局也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將于2011年7月1日全面實施民眾“護照親辦制度”，使臺灣“護照”偽造的幾率大為降低，臺美簽訂“免簽證協議”的可能性大為提升。2011年4月，美國戰略暨國際關系研究中心(CSIS)研究員葛來儀(Bonnie Glaser)稱，2012年臺灣“總統”選舉前，美國將會與臺灣簽訂“引渡協議”和“免簽證協議”。(15)

(三)強化兩岸協商談判中的美國影響力。美國雖對兩岸通過協商談判方式緩和兩岸緊張關系表示肯定，但對兩岸“走得過近過快”深感憂慮。對此，馬英九不僅在兩岸談判前便與美國商定兩岸談判的議程，而且在協商過程中也與美國保持密切溝通，并希望美國在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第一，遵照美國安排進行兩岸談判。在兩岸正式談判前，馬英九就與美國商定了兩岸協商的順序和進程。2008年3月，薄瑞光在拜會馬英九時提出，兩岸協商談判可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處理三通、大陸游客赴臺等議題；第二階段討論深度的經貿議題，讓經濟、貿易和投資等經貿合作事項更開放；第三階段再觸及兩岸和平協議、減少軍事威脅與參與國際組織等政治議題。(16)馬英九基本上接受了薄瑞光的“建議”，兩岸三年多的協商也基本上是照此安排進行的。

第二，與美國密切溝通兩岸協商進程。為化解美國政府疑慮，馬英九當局透過各種渠道向美國說明兩岸談判的方向、進程和細節，確保美國對兩岸協商全程了解掌握。馬英九當局除了每年與美方的例行溝通外，如“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每年7、8月份訪問美國，向美國政府、國會和智庫學者簡報兩岸協商成果，馬還連續三年透過美國智庫視訊會議的方式直接向美政學界人士說明兩岸關系發展。即使如此，葛來儀仍稱，“奧巴馬政府官員一直覺得臺灣在兩岸談判的進展上，對美方簡報的深度和廣度都不夠”(17)。對此，2011年5月馬英九借與CSIS視訊會議的機會公開宣示，將來臺灣會與美國進行“完整的溝通”。

第三，希冀美國在兩岸協商中扮演一定角色。在兩岸協商過程中，臺灣當局一直堅稱“需要美國的協助以站穩腳跟”。(18)2009年10月，馬英九核心智庫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稱，兩岸進行政治軍事議題對話需三個條件，其中一條便是美國政府的支持。(19)陳一新也撰文稱，奧巴馬政府盡管樂見兩岸關系平穩發展，但美國不應成為兩岸關系發展的“觀察者或局外人”，而應該扮演“促談者、促成者、監督者、仲裁者、保證者的多重角色”，這樣才能“在兩岸談判時說得上話，進而發揮對兩岸的影響力”。(20)

二、背景因素

馬英九當局之所以采取親美的對外政策，既是馬英九根據島內政局、臺美關系和兩岸關系發展作出的選擇，也與馬團隊的個人情結有密切關系。

(一)美對臺政經等領域的控制。美國對臺灣政局、經濟發展和社會輿論等領域有著很強的掌控力。在政治層面，美國是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有重要影響的外部因素，因此每逢臺灣“大選”，國、民兩黨候選人一定爭取機會赴美，以獲取美國支持。在安全層面，美國售臺武器，制衡中國大陸的發展。1979年美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系法》規定美國政府向臺灣出售武器，臺灣半數以上的武器裝備由美國制造。2009年2月，美國情報總監布萊爾(Dennis Blair)在參議院接受質詢時坦稱，作為世界唯一幫助臺灣防衛的國家，美國仍將協助臺灣維持臺海兩岸的軍力平衡。(21)在經貿層面，美國是臺灣第三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外資來源地。沒有美臺經濟關系的發展，臺灣經濟將很難實現平穩發展。

(二)臺灣親美倚美的社會氛圍。由于臺美間幾十年的密切聯系，尤其是美臺政客對島內民眾的誤導，臺灣民間一直存在著親美倚美的氛圍。美國一直是臺灣民眾最想留學的目的地(22)，臺灣是美國第五大留學生來源地，目前約有2.7萬名學生在美留學(23)。2009年12月，臺灣《遠見》雜志民調顯示，高達46.1%的臺灣民眾信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甚至高于馬英九(38.6%)和蔡英文(35.4%)，同時52.3%的臺灣民眾認為美國能維護臺灣整體利益。(24)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沒有任何一個臺灣領導人敢于作出“遠美”的政策。

(三)兩岸關系發展形勢的變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使兩岸爆發沖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臺海地區的安全形勢大為改善，臺灣本已沒有任何需要尋求美國保護，美國也沒有任何理由向臺灣出售武器。然而，美國卻一直擔憂兩岸關系發展過快，影響其在臺海地區乃至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馬英九當局也希望發展對美關系以回擊綠營對其“親中、遠美”的指控，因此提出“雖然我們(臺灣)與中國大陸發展更密切的關系，但仍需美國支持臺灣防衛，因這將有助于增強臺灣人民的安全感與自信心，而這是我們在面對未來與中國大陸進行更復雜的互動或談判時不可或缺的要素”。(25)

(四)馬英九團隊成員的“美國背景”。馬英九當局涉美決策高層基本都與美國有深厚的淵源。馬英九曾于1974年至1981年留學美國，先后取得紐約大學和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和博士，考取了美國律師資格，并一度持有美國綠卡。2008年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之后，馬英九也在第一時間表示希望赴美訪問。除了馬之外，負責制訂對美政策的“國安會”、“外交部”等主要成員也與美國有特殊情感。如臺“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同樣曾在美工作學習十余年，深受西方思維方式的影響，有著深厚的美國情結。

三、影響走勢

在中美建設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下，馬英九當局的親美政策對大陸、臺灣和美國三者關系以及臺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帶來了復雜影響。

(一)強化美國在臺海地區固有的影響力。長期以來，美國在臺海地區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兩岸關系幾十年的起伏與美國有著直接且重要的關系。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美國霸權相對衰落和中國實力快速崛起，尤其是馬英九上臺后兩岸和解對話降低臺海緊張關系，美國干涉臺海問題的意愿、在臺海地區的實力和影響力均呈現相對下降趨勢。然而，馬英九當局的親美政策，使美國“重返亞洲”多了一個戰略支點，獲得了強化在臺海地區影響力的重要抓手。

(二)贏得美國對馬英九當局大陸政策的有條件支持。馬英九當局“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與“低調、沒有意外”的親美政策，與美國的臺海政策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美國涉臺高官多次贊揚馬英九當局的兩岸和對外政策，而且將“美方歡迎臺灣海峽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期待兩岸加強經濟、政治及其它領域的對話與互動，建立更加積極穩定的關系”兩次寫入《中美聯合聲明》中。(26)但同時，美國對兩岸快速接近及可能進行的政治談判深感憂慮，因此也不斷透過各種管道向馬英九當局施壓，甚至放話稱“美國也應該為民進黨上臺作出準備”。(27)

(三)給兩岸關系發展帶來不確定因素。臺灣當局全面提升臺美實質關系，尤其是向美國購買高科技武器，不僅無助于臺灣的安全與發展，而且破壞兩岸和解協商的氛圍，傷害兩岸初步建立的互信關系，不利于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馬當局與美國密切溝通兩岸協商談判進程，雖然換取了美國政府對其政策的有條件支持，但卻給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

綜上所述，馬英九當局的親美政策使臺美在短時期內恢復戰略互信，雙方實質關系得以大幅提升，甚至贏得了美國政府對其執政的有條件支持，但卻給兩岸關系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因素。由于島內已經進入“大選年”，爭取美國支持是國、民兩黨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因此馬英九當局的親美政策將來可能更趨強化，不僅增加和提高對美軍購的數量和質量，而且在與美談判“免簽證協議”、“引渡協議”和TIFA商談等方面會取得進展。

注釋：

①③劉世忠：《歷史的糾結：臺美關系的戰略合作與分歧(2000-2008)》，“新臺灣國策智庫有限公司”2010年8月第1版，第187頁、第20頁。

②《袁健生：上任后首要任務是重建臺美互信》，臺灣《聯合報》2008年7月1日。

④《就職講稿與美溝通未送過目》，臺灣《中國時報》2008年5月21日。

⑤馬英九：《人民奮起 臺灣新生》，臺灣“總統府”網站：www.tmdps.cnet, No.13, March 23, 2010.

第四篇：形勢與政策論文——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使中國金融環境受損、外匯儲備面臨縮水風險、投資出口下降、消費降低等，但是危機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如有利于儲備資源、開展跨國并購、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吸引外資、壓縮泡沫經濟、調整經濟結構等。所以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國來說其實是“?！敝杏小皺C”,我們必須抓住機遇，從容應對，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

一個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往往具有雙面性，這次金融危機也不例外，所以它對我國經濟發展來說是“危”中有“機”！

一：美國金融危機給我國帶來的不利影響。

第一，對我國金融的影響。首先，持有美國投資銀行的股份或債券的金融機構，受金融危機影響，股票債券大幅縮水。目前來看，中國銀行是擁有美國按揭信貸證券化產品數量最大的國內銀行，故其所受的損失應該是最大的。但由于中國的資本管制及中國銀行較為單一的盈利模式使金融危機對其影響不深。其次，金融危機會導致中國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動放緩。主要是由于國外各商業銀行縮緊銀根所導致。再次，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信心。中國股市的一蹶不振，幾乎套牢了所有的股民，投資者信心受損，影響了整個金融業的經營環境。第二，對中國出口的影響。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其“消費過剩”矛盾凸顯。短期內必定大幅度減少生產，解雇工人，減少對供應商的原料采購，隨著危機的蔓延，其他國家也會采取類似的措施，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多年貿易順差的的出口國而言，必然面臨著 “生產過剩”的困境。生產商擔心存貨過多，就會縮減生產，反過來又進一步縮減消費需求。危機爆發后，美國不斷注資救市，有關報道，2009年美國國債的發行額度可能會達到近乎天量的1.8萬億美元。而新上任的總統奧巴馬對減稅計劃、醫保改革等措施的承諾，必然使得下屆美國政府的財政壓力加大。因此，從長期來看，美元貶值的風險還是很大的。美元貶值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下降，從而使出口成本增加。所以需求的縮減和成本的上升的雙重壓力將極大削弱我國外向型企業出口量和出口利潤的增長。

第三，中國的外匯儲備面臨嚴重縮水的威脅。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9月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達5850億美元，一舉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第一大債權人。美國的國債市場是一個類似寡頭壟斷的格局，國債被幾家官方機構所持有，稍有動作便會引發匯率的劇烈變動。所以我國作為強勢美元的重要支撐者，一旦拋售美元，必將影響匯市，美元的貶值將使得中國通過貿易順差積攢起來的財富迅速縮水。但在美國金融危機的前提下，美元的走弱又是必然的，所以我們外匯結構的特點導致了我們即使是在危機的時刻，也不能隨意拋售美元，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外匯資產縮水。

第四，通過投資來影響經濟。從國內投資看，金融危機帶來的主要是不利影響。一是導致投資熱情下降，信心不足。危機之下使人們對經濟增長信心普遍下滑。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增大，及投資收益預期不佳，短期人們會適當控制投資規模。二是利用外資的能力減弱。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演進，國外金融機構和企業紛紛甩賣海外資產，回籠資金，以套現應對危機。外資的紛紛撤離必然導致我國可利用的外資大幅減少。三是預期投資成本的上升，隨著各國的救市措施的實行和危機的緩解必然導致資源和初級產片價格的迅速反彈，使得投資成本上升。美國為了解決自身存在巨大的債務問題，必然通過降息、發行貨幣等手段減輕壓力，結果很可能就會導致美元貶值和資源價格重新上升。在成本增加的情況下，必然也會抑制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使得實際投資增幅也難以大幅回升。從國外投資來看，由于金融危機，投資者為規避風險，使得各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都有不同程度的放緩。

二：美國金融危機給我國帶來的有利影響。

第一，有利于儲備資源和開展跨國并購。首先，金融危機擴散到實體經濟必然引起國際上初級產品的價格大幅下跌，現在國際上原油等一系列資源價格在不斷下降，但隨著各國的挽救措施，美元的貶值，危機有可能平息的時候就會帶來國際資源和初級產品價格的大幅反彈，所以，中國目前可以充分利用目前豐富的外匯儲備，在美元貶值之前，積極穩妥地抓住儲備資源的有利時機，為中國工業化積累廉價資源的儲備。其次，次貸危機有助于我國企業繞過市場準入門坎和并購壁壘，以相對合理的成本擴大在美國的投資，通過收購、參股和注資等手段加快實現國際化布局。

第二，有利于緩解中國的通貨膨脹。隨著美國金融危機的步步演進，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出現了明顯的回落。如：原油在7月達到147.5美元的歷史最高價，目前的油價又進一步跌破46美元大關。隨著國際初級產品價格的不斷下行的態勢。有利于抑制近期不斷上升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從總體上緩和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面，美國金融危機導致了中國外需萎縮，使部分出口產能轉向國內市場，從而增加了國內市場的供應，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這從另一方面抑制了價格水平的上升。因而總體來看，美國金融危機對緩解中國通脹壓力是有一定好處的。

第三，有利于吸引國際資本。目前中央提出的新農村改革，這一改革將使得中國農村提供巨大的建設和消費市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采取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保障了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遭受金融海嘯大背景下繼續保持持續、穩健、健康地快速發展。另一方面，金融海嘯的傳導導致西歐日本等一系列國家匯率動蕩下跌，資本外逃，而我國人民幣依然堅挺，匯率穩定，并保持對美元小幅升值態勢。這一切都有利于我國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從長遠來看來，國際資本的去處就只剩下中國了。

所以這次的金融風暴對我國來說，既是一次危機，也是對我國金融事業、經濟發展的一次考驗和機會。我們必須抓住這次機遇，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第五篇：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后,中東地區的局勢變得更微妙了

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后，中東地區的局勢變得更微妙了

2018年5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將退出伊核協議，重新實施對伊朗關鍵領域的制裁。盡管俄羅斯、中國、法國、英國、德國等其他協議簽署國不同意美國的決定，希望國際社會尊重和維護伊核協議的嚴肅性和有效性，但是，美國已經開始單方面對伊朗進行制裁，并游說美國的盟國與其保持一致。

特朗普政府的這一舉動，將為已經深陷動蕩的中東局勢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并有可能引發更為激烈的地區沖突，而相關各方也會在中東地區形成新一輪的交鋒和博弈。助推以色列與伊朗沖突升級

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對以色列將是重大利好，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戰略環境可能會進一步改善。

伊朗是以色列最大的敵人之一，以色列建國以來，許多中東的伊斯蘭國家逐漸放低了反對以色列的調門，不少國家與以色列展開了戰略合作，有的甚至同以色列簽署了和平條約。但是，伊朗始終堅定不移地反對以色列，其最高領導人甚至不止一次的放言消滅以色列。

在這一背景下，伊朗的每一次技術進步和能力提升，每一次武器升級，都會讓以色列感到壓力倍增。伊朗核計劃無疑是最能提升伊朗綜合能力的技術升級計劃之一，也是最能讓以色列感到害怕的伊朗計劃之一，因為這一計劃包含了發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在技術上毫無障礙。

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強化對伊朗的最高級別制裁，可以有效延緩伊朗核計劃的發展進程，為以色列破壞和摧毀伊朗核設施、提高自身防御能力留出更多的時間。不僅如此，美國對伊朗的全面制裁，還可能全面延緩伊朗的經濟發展進程，進一步拉大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實力差距，為以色列營造出更多的安全空間。

所以，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之前，以色列積極煽風點火，總理內塔尼亞胡親自出面，亮出摩薩德從伊朗偷來的一噸半核武器計劃文件，大肆渲染伊朗發展核武器的“險惡用心”。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后，以色列第一時間表示支持和歡迎，還積極配合美國，協調俄羅斯等國的立場，并為部署打擊伊朗勢力做軍事準備。

與之相對應的是，伊朗遭受的損失是最直接的。根據以前美國的做法進行推測，美國宣布對伊朗進行最高級別的制裁可能涉及限制伊朗能源、石化、金融、船運、造船、貴金屬、石墨、鋁、鋼鐵、冶金用煤和商業軟件等領域產品的國際貿易，并特別限制易貨交易以防范伊朗規避措施，對向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朗蒂夫國際貿易公司、伊朗中央銀行等關鍵部門提供支持，或向伊朗政府提供金融幫助的實體和個人實施制裁。此外，美國的這些制裁措施，將嚴重打擊伊朗的石油出口，導致其石油收入銳減，重創伊朗經濟，引發伊朗貨幣貶值，并會重創伊朗的工業制造體系，造成伊朗石油生產設備老化，飛機和航運設施等難以為繼。

伊朗受到美國制裁打擊后，可能不得不收縮國際戰線、減少對外國盟友的支持力度，敘利亞的巴沙爾政權會首當其沖，盡管伊朗政府將支持巴沙爾什葉派政權作為其在中東地區推廣伊斯蘭革命政權模式的重頭戲。

以色列與伊朗在敘利亞境內的較量，主要圍繞兩條主線展開。在敘利亞內戰爆發前期，以色列主要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的南方勢力，在戈蘭高地和大馬士革之間打出一片根據地，形成以色列與巴沙爾政權之間的緩沖地帶，穩固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占領和控制。這是第一條主線。

后來，隨著在敘利亞境內打擊IS（“伊斯蘭國”）的戰爭逐漸接近尾聲，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圣城軍司令蘇萊曼尼開始轉變斗爭策略，著手將敘利亞打造成鞏固伊朗影響力和打擊以色列的戰略平臺。以色列敏銳察覺到這一變化，并堅決進行反制，于是開辟了其在敘利亞境內作戰的第二條主線。以色列明確表示，不允許伊朗軍隊在以色列邊境附近設立據點，禁止伊朗通過敘利亞向黎巴嫩真主黨走私先進武器，這是以色列為伊朗劃定的兩條紅線，一旦觸碰必施以打擊。近一年來，以色列的跨境空襲，主要針對第二條主線的目標進行。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的第二天，伊朗首次對以色列在戈蘭高地的軍事設施進行了導彈襲擊，作為對美國退出核協議和以色列轟炸其敘利亞軍事基地的報復。作為回應，以色列隨即轟炸了伊朗在敘利亞的幾乎所有軍事基地，破壞了伊朗在敘利亞的導彈發射設施。

在這次相互打擊之后，盡管以色列主動求和，要求雙方的報復性攻擊就此止住，但是，這很可能是以色列的緩兵之計。正如以色列國防部長利伯曼所言，以色列相信伊朗仍具有對以色列發動遠程導彈攻擊的能力。而且，以色列相信，伊朗堅決打擊和消滅以色列的意圖不會有任何改變。所以，以色列近期徹底清除伊朗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中遠期摧毀其核計劃和導彈計劃的戰略目標，也絕對不會放棄。以色列甚至罕見地公開向巴沙爾政權喊話，希望他主動將敘利亞境內的伊朗勢力驅逐出去，否則必將受其所累。

可以預見，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并重申堅定支持以色列的背景下，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很可能會發展成為中東地區的另一個國際熱點，兩國間的全方位明爭暗斗也可能會逐漸上演。

遜尼派和什葉派之爭

對于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尤其沙特來說，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則無疑是重大利好，沙特等國的戰略環境將進一步改善。2015年7月，當奧巴馬政府與伊朗簽署核協議時，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一樣，都備感沮喪和震怒。沙特和伊朗之間一直存在著宗教正統性和國際影響力的激烈競爭，“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這種競爭進一步激化和表面化。奧巴馬政府與伊朗簽署核協議，放松對伊朗的制裁，使伊朗重新成為沙特等國在國際石油市場的有力競爭者，而且，伊朗可以將從石油貿易中獲得的巨額收益輕松轉化為與沙特等國的綜合競爭力，導致沙特在與伊朗的競爭中更加被動。

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重新對伊朗實施嚴厲制裁，會使伊朗的石油出口受限、發展空間被壓縮、綜合國力受損，從而減輕沙特等國的競爭壓力，改變他們與伊朗競爭的被動局面。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后，沙特官方立即發表聲明，重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阿聯酋和巴林也在第一時間對特朗普的決定表示歡迎。沙特還表示，它將與有關國家協商，通過增加本國原油產量應對美國制裁伊朗導致的國際石油供應緊張局面，其借機搶占伊朗石油市場份額的用心顯露無疑。

就目前的事態發展來看，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國家和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國家在中東地區的全面爭奪可能會發生重大變化，伊朗占上風的趨勢有可能被扭轉。

自從沙特王室高舉瓦哈比主義的旗幟統一大半個阿拉伯半島并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沙特王國政權以來，沙特就以伊斯蘭教的正宗自居，不遺余力地向其他國家推廣瓦哈比派（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伊斯蘭教信仰。中東地區的多數遜尼派伊斯蘭國家，如阿聯酋、巴林、卡塔爾、埃及甚至土耳其等國，陸續皈依了瓦哈比派。另一方面，伊朗于1979年爆發了什葉派穆斯林的伊斯蘭革命，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從此，伊朗革命政權也以宗教正宗自居，開始向其他伊斯蘭國家輸出什葉派革命，力圖在其他國家建立自己主導的什葉派政權。于是，伊朗和沙特在中東地區相互角力，展開全面競爭。

在這場競爭中，由于伊朗堅持通過培養代理人的方式以小博大，策略比較得當，所以逐漸處于上風。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和美國簽署伊朗核協議后，伊朗的這種優勢更加明顯，沙特痛感陸續“失去”了伊拉克、也門、敘利亞、黎巴嫩，這些國家先后落入伊朗支持的什葉派勢力手中。雖然沙特針對性地開啟了對也門內戰的強力軍事干預模式，但幾年下來，效果也不很理想。

不過，隨著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并對伊朗施加更嚴厲的制裁，伊朗的對外干涉能力可能會大打折扣。這時候，沙特如果能夠抓住機遇妥善應對，有可能擺脫目前跟伊朗競爭的全面被動局面。在敘利亞問題上，沙特主導的遜尼派伊斯蘭聯軍將在美國的要求和幫助下進入敘利亞，協助甚至部分替代美軍，支持庫爾德武裝在敘利亞穩住陣腳，發展壯大，直至成為削弱甚至替代巴沙爾政權的強大力量。隨著伊朗在美國的制裁下被迫減少在敘利亞的投入，以及以色列強力打擊伊朗在敘利亞的勢力，沙特領導的遜尼派聯軍很可能在敘利亞扳回一局，力壓伊朗占據上風。

同理，伊朗因受到美國制裁可能在也門內戰中也會減少投入，胡塞武裝的力量也可能因此受到削弱。如果沙特能夠抓住機會且措施得當，有可能在美國陸軍特戰隊的配合下，從也門首都薩那趕走胡塞武裝，扶持遜尼派的塞迪總統恢復統治，從而在也門挽回敗局。

在黎巴嫩和伊拉克，什葉派勢力的影響短期內相對穩定一些，黎巴嫩真主黨在伊朗的大力支持下，深度介入敘利亞內戰并因此得到了極大的歷練和提升，而且，在最近的黎巴嫩議會選舉中，真主黨及其聯盟贏得了多數席位。但是，隨著伊朗受困于美國制裁，其得到的援助力度也可能會大幅削減，這可能會影響到真主黨自身的長期穩定和發展。而沙特也可能趁機采取一些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一些顏面。俄羅斯不想與美國迎頭相撞

在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后，俄羅斯對伊朗和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尤其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問俄羅斯后，這一變化更加明顯。

俄羅斯是中東地區局勢尤其是敘利亞問題走向的關鍵因素之一。在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之前，俄羅斯深度介入敘利亞內戰，強力扶持巴沙爾政權穩住局勢、重新掌控了敘利亞的大部分領土。美國和以色列對巴沙爾政權和伊朗軍事基地進行的打擊，俄羅斯反應強烈，公開宣稱要進行嚴厲反制。在美國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后，俄羅斯的立場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首先，俄羅斯面對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后伊朗和以色列的情緒性沖突升級，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超脫和中立。俄羅斯中東特使博格達諾夫表示，（伊朗和以色列沖突）事態發展令人擔憂，雙方有必要緩和緊張局勢，不要偏離在敘利亞與伊斯蘭國戰斗的軌道。其次，在俄羅斯此前宣稱的向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提供先進防空導彈一事上，俄羅斯總統助手科欽也發表了有利于以色列的聲明，表示俄羅斯沒有與敘利亞政府就提供先進的S-300地對空導彈進行談判，也不認為存在這種必要性。

這些變化從一個側面說明，俄羅斯在中東地區尤其是敘利亞的目標是有限的（確保巴沙爾政權不倒臺），在美國強化對伊朗制裁和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大背景下，俄羅斯不想與美國迎頭相撞，以免付出與自己的戰略目標不相稱的代價。俄羅斯的這種態度變化，客觀上可能導致中東局勢向著有利于美國和以色列的方向傾斜。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特朗普總統已經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并重新實施對伊朗的嚴厲制裁，但是，英國、法國、德國、歐盟均對特朗普的決定表示遺憾，希望繼續保留伊核協議并留在該協議框架之內。美國的非西方盟國俄羅斯也希望繼續維持伊核協議，伊朗也表示愿意與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磋商維護伊朗核協議的可能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也明確表達了中國政府的態度，中方將本著客觀、公正和負責任態度，同各方保持對話協商，繼續致力于維護和執行全面協議。中方將在不違反自身國際義務的前提下，繼續同伊朗進行正常、透明的務實合作。

這意味著，中、俄、英以及法、德等歐盟國家和地區有可能與伊朗達成繼續保留伊核協議的共識，從而將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打開一個缺口，削弱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對中東地區所產生的沖擊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