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層法官心理壓力

基層法官心理壓力

看到法官坐在莊嚴的審判臺上開庭審理案件，往往會讓人羨慕。但是你可否想過這些法官正在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工作壓力。特別是作為承辦全國80%以上一審案件的基層人民法院的法官，到底為什么會承受這些心理壓力呢？ 據有關統計，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到基層、業務部門工作，有法官說：“我周圍有很多人不想在一線辦案，即使在一線，也不愿意多辦案，不愿意辦難案。為什么？怕煩，怕出錯案，這正是心理壓力大的表現。我想做一個公正、超脫的法官，憑證據規則去認定事實、判斷案件，但實踐中經常遇到阻力，不盡如人意”。調查測試的結果表明，心理壓力偏高是法官群體普遍的心理狀態。

 心理壓力偏高除了對基層法官的身體健康造成危害外，也對基層法院人才機制產生危害。近十年來，許多法院時時面對人才流失的尷尬。法官心理壓力的具體表現

作為承辦全國80%以上一審案件的基層人民法院的法官，在當今社會飛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交互作用下，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工作壓力。據報載，05年底，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法院以問卷、座談以及個別訪談等形式，對基層法院法官的心理壓力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表明，高達52.6％的法官或多或少存在心理問題。具體而言，筆者認為，法官心理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疲勞或壓抑心理癥狀。不少法官感覺工作壓力過大，工作頻率過快，工作要求過嚴，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因擔心出現差錯而時時如履薄冰，常常處于一種“案未結、心難安、情難穩”的壓抑狀態，時間一長有疲勞感和厭倦感。

（二）是不平衡心理癥狀。有的法官認為法官與公安等其他政法部門人員相比，要求更高、管理更嚴、責任更重、工作更累，但在有關待遇方面則是地位偏弱、經費偏少、工資偏 低、條件偏差，如公安警察有警銜級別津貼，而法官級別已評定多年卻至今沒有津貼，覺得自己吃了虧。

（三）是浮躁心理癥狀。極少數法官不滿現狀，羨慕黨政領導機關干部提升機會多、晉升快、辦事方便，不能安心工作。

 基層法官心理壓力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社會期望值和法院自身要求也越來越高，法官辦案壓力大，又怕出錯；二是相當一些科班出身的法官感到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自身無法很好地調適；三是法官年齡相近，受?官本位?的影響，相互間的競爭進一步加大了心理壓力；此外，還有對自己定位高、追求完美而無法實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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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國目前的司法體制，使他們身兼公務員與法官這兩種身份，處境有時很尷尬。現階段，法官的工資與職級掛鉤，對法官和公務員采用同樣的標準，這就造成法官的尷尬：一方面，他要精于專業，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名專家型法官；另一方面，他又要時時考慮領導對自己的評價，尋求職位的晉升，同時不斷提高管理能力，才能讓自己感到有更好的立足之地。公務員屬于“公仆”、“干部”，其具備服務性、從屬性、主動性的內在要求。而法官則意味著居中裁決，被動、獨立以及與社會的適度隔離。作為法官，要秉持司法獨立的原則，具備獨立的思維和對案件自主決策的能力，公正地不受非法干涉地審理案件。作為公務員，又要下級服從上級，顧全大局。當個體身兼公務員與法官這兩種身份時，就被置于了這樣的尷尬境地，容易產生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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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法官在辦案時更容易產生心理壓力，定辦案數、案件評比、上訴率、改判率等等，都像一塊石頭壓在法官心里。如果一旦審到“關系案”，法官就要權衡再三，甚至夜不能寐；或者是遇到領導、上級交待的案件時，如果不按領導意思去辦就很有可能被排擠、打擊甚至免職；如果違心去審判，又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法律，對不起人民。法官經常處在這樣兩難境地，必然造成心理壓力大。再者，我國現行的法律規章對法官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小到文明用語，大到職業道德，中央政法委“四條禁令”、“十不準”和省高院“八不準”，還有錯案追究制度等等，就像緊箍咒，使法官做什么事都如履薄冰，顧慮重重。此外法官在執業過程中，常被拉出來評頭論足，如行風評議、創滿意評選等等。而法官在自己的司法活動遭受公眾的誤解和非議時，很少有辯解機會。

 那么，應該采用什么途徑減輕基層法官的心理壓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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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認真的調查，借鑒一些好的經驗做法，筆者提出幾點建議，供大家參考。首先，應該建立有效的基層法官職業保障體系，提高基層法官的社會地位，減少基層法官的職業風險，保證基層法官能尊嚴、理性地投入工作。其次是建立嚴格的法官選任制度，確保法官專業素養的同時必須保證法官有較高的心理素質。由于很多年輕法官接觸社會的時間較短，更容易對法官職業由憧憬、向往而變為困惑、失望。所以，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磨礪，對法官職業以及社會現實有了深入的認識，才能夠自如應對各種矛盾并有效地進行自我心理調控。只有達到這樣一種穩定的心理狀態才符合從事法官職業在心理層面上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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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可以開設心理咨詢與心理講座以幫助基層法官減輕心理負荷。可以借鑒公安機關的做法，建立心理服務中心和心理咨詢熱線。實踐證明，通過專家咨詢談話來緩解警察心理壓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可以采取匿名方式咨詢，心理熱線就顯得非常便捷，有利于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此外，還可以邀請心理專家到法院做定期的心理講座，政工部門找法官開展經常性的交心談心活動。通過心理輔導，促使法官樹立正確的成就觀與價值觀，增強職業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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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法官本身，自己也要加強思想修養，學習先進典型的事跡，并從中得到啟發。不要與社會其他行業去攀比，減少攀比心理。另外，法官要慎獨、慎行、慎言，要輕名利，重名譽。法官是神圣的，法律是至上的。法院要經常通過研討會、集體活動，組建法官沙龍、講座等形式，增強法官之間的交流和價值觀的融合，使法官作為一個整體具有更強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基層法院因為機構規格和職位數量的限制，使法官的晉升機會較小，因此，建議實行基層法官職務晉升與職級晉升的“雙梯制”，以提高基層法官的顯形待遇。同時上級法院出現法官員額空缺時應從下級法院優秀法官中選調，以暢通基層法官晉升晉級的渠道，這樣可以克服基層法官因升職空間狹窄而產生的苦悶、懈怠等心理，調動其工作積極性。另外，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體系也是關鍵。目前，基層法院的工作不僅要接受來自當地人大的評估考核，還要接受上級法院的考核。有些考核內容與審判工作的性質、規律不相符，如果單純以改判率、發回重審率論質量，以結案率論效率，勢必會致使基層法院忙于應付，法官為此身心俱疲。因此，如何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綜合考核評估體系，營造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工作環境，也是解決法官心理壓力的途徑。

第二篇：基層法官

基層法官成“弱勢群體”？

來源： 今晚報關鍵字：弱勢群體;基層法官;基層法院;定紛止爭;法院系統作者：楊明 張海林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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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3000多個區縣級法院的法官，這是法院系統內最龐大的一個群體：全國八成案件的一審由其審理；他們也是最艱難的群體，作為定紛止爭的第一站，他們常常不被了解，不堪重負，甚至把自己稱為“弱勢群體”。

在今年10月末，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做的關于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里，基層法官被描述為“工作和生活壓力較大、職級待遇較低、隊伍不夠穩定、人才流失現象嚴重”。

“基層法官應當是保護弱勢群體強有力的屏障，現在自己卻成為弱勢群體，這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湯維建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采訪時如此表示。

法官為何“苦不堪言”

記者了解到，始于2008年年底的中央政法委《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改革與完善政法經費保障是其中重要一環。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基層法官的境遇在意見出臺接近兩年后，情況并無改善甚至更糟？在工作報告中，王勝俊用了一組數據釋疑：2008年至今年上半年，全國法院系統共審結各類民事案件1493.95萬件，年均審結民事案件597.58萬件，這個數據比前5年年均結案數增長了22.82%。案件量大漲，帶來的直接結果是法官“苦不堪言”。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戴玉忠將法官的加班狀況描述為“白+黑”與“5+2”。另一方面卻是待遇不見增長。全國人大代表、駐馬店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李其宏表示，他在基層法院當副院長時，月工資不到1600元。即便法官如此辛苦，司法效果似乎依舊不佳。對司法不公的批評聲一浪蓋過一浪，在今年年中，甚至發生過槍擊法官、向法官潑硫酸等惡性事件。湯維建很早就發現了法院系統的這個悖論，且這個悖論在這兩年似乎越發明顯：案件量大、法官極度辛勞；但當事人卻不滿意、社會輿論評價偏低。

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法院的一項調查表明：94%的法官反映心理壓力較大；50%的法官認為工作繁忙、無法顧家是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60%的法官認為工作壓力對婚戀造成一定影響。而一組來自遼寧法院系統的數據是，因為工作壓力大，遼寧法院系統患惡性腫瘤、腦中風等疾病的法官有402人，已去世56人。

法官人數夠不夠

是法官數量太少，案件總量到了難以承受的程度？還是法官待遇確實低到了不可忍受的水

平？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賀一誠認為，我國的法官數量并不少。按國際慣例，13億人口，應該有13萬法官，可我們現在有19萬法官。19萬這個數據，亦為最高法院報告所證實。

而根據香港大律師公會大陸委員會委員張耀良今年10月23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做的一次演講，內地的法官數量已足以令香港司法界瞠目。張耀良介紹，香港總人口700萬，配備律師8000多名，全職法官僅185位。也就是說，內地的法官占總人口比，是香港的接近5倍。

案件量似乎也不應是大問題。長期研究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的學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侯猛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按照國際慣例，由19萬名法官來審理每年五六百萬的案件量，應當是能夠承受得住的。

但現狀卻是法官們每日疲于奔命，侯猛認為，這與效率有關。“基層法院遇到的不少案子都遭遇‘打招呼’，法官哪敢輕易裁判，甲方托人打了招呼，你就不知道乙方會不會找個更厲害的人來打招呼，這種情況下法官只好先拖著。”拆遷業務律師王才亮認為，法官疲于奔命的另一個原因，是許多法官干了其實不該由法院去管的事情。“比如房屋拆遷，本該由政府的拆遷辦管，但一些法院的法官不審案子，專管拆遷去了。”他認為這種情況現在非常普遍。

4年流失法官近2萬人

待遇過低是唯一沒有嚴重爭議之處。

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雙戰表示，局部待遇低確是事實，“決策層應該思考，要體現對這支隊伍的關心；但是期望值不能過高，不能老和待遇最高的職業相比。”

吳雙戰所指的職業，亦是中國法官談及待遇時最常掛在嘴邊比較的職業：律師群體，而西方國家以及香港地區的法官待遇，也常被當做參照系。根據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10月30日發布的工資指導價位，律師群體在今年的平均年薪是28萬。對此，業內人士認為估算偏低，“是將實習律師亦算在內的結果，實際上，北京律師人均年收入在2004年時就達到50萬元。”根據張耀良提供的數據，香港高等法院法官一個月的工資，相當于北京市高等法院法官5年的工資。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振華介紹，1995年出臺的《法官法》第38條規定，法官享有審判津貼、地區津貼、保險和福利待遇，但這些一直沒有落實好。

在法院系統內部，還存在編制內、編制外法官之別：編制外的法官，因為待遇福利差了一大截，近些年來甚至頻以上訪形式維權；而編制內法官，也因地區、層級差別，矛盾重重。

1998年至2002年，全國法院系統因待遇低、壓力大，流失了近兩萬人，其中不少是各部門業務骨干。而這個數據，隨著全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地區差異的加大，一直有增大的趨勢。

“給我5年時間，等我業務精湛、人脈廣泛，我一定會脫離法院系統。”北京市一位基層法

院法官如此向記者描述她的未來。據她所述，在同一個法院系統內，持她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加薪？擴編？

給法院系統加薪、擴編的呼聲，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為司法界人士共鳴。

侯猛向記者表示，法官加工資的要求應當考慮，特別是對中西部地區的法官。不過，對于中國法官工資與西方靠攏、與律師靠攏，侯猛并不贊同。“有人說美國法官的高收入保持了法官的中立性，因此我們也要搞高收入，這完全沒有可比性。”侯猛認為，薪水與國際接軌的前提是，我們的法官是否也具有同樣的工作能力。“美國法官之所以拿那么多工資，是因為他們基本上都至少干了七八年律師，再經律師協會推薦，州長或總統選擇，議會最后決定，才當上法官；即便是當上法官后，每天也還要工作15小時以上。”北京市京華律師事務所主任秦兵向記者表示，這些我們的法官現在還做不到。

關于擴編，記者采訪到的學者普遍表示，暫時不擴為好。案件審不過來，可以先通過法院內部人員配置轉變的方式來解決。

侯猛告訴記者，實際上，基層法院約有60%的法官并不審理案件，而是在從事其他諸如后勤、辦公室、執勤、宣傳、理論研究等行政性工作。“不能一提到法官數量少，就請求中央增加編制。”他指出，要警惕最后增加的編制都是政治部、辦公廳、司改辦等行政編。

第三篇：基層民事法官如何辦案

基層民事法官如何辦案

——從一則案件的審理看法官角色混同 黃湧 廈門市集美區人民法院

上傳時間:2008-4-13 瀏覽次數:2190 字體大小：大 中 小

前言

一直認為，轉軌期的中國司法，為世界司法史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樣本。今天的中國基層民事法官們，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常處于多種角色的互動之中。翻擺案件審理這一“多棱鏡”，在鏡頭的一面，我們仿佛看到法官們猶如孤坐于法律城堡之中的僧侶，不食人間煙火一樣地操擺手中的法條，從對概念邏輯的嚴密的推演之中，尋找判決的答案；而轉動一下鏡頭，我們又易窺見基層法官走出了法律城堡，在田野、炕頭貌似悠閑地與案件當事人聊案，傾聽社會大眾見解，并適時對判決結論作出一些微調；再看鏡頭的第三面，你可能又會發現一位完全不同的法官形象，從那位忙于請示匯報的基層法官匆匆身影中，你完全可能認為，他（她）僅是一名合格的公務員。基層法官的角色，在法律人、社會人、行政人之間游蕩，這或許是轉型時期中國法官所特有的現象。寫作本文，意有三：一是想以一個真實的司法場景為分析對象，對當前的基層法官司法樣式作一番整理，告訴外界，我們是怎樣做的；二是想進一步探明我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其制度與社會背景何在？三是試圖摸索一條路徑，探索當前我國基層法官合適的角色選擇。當然，如果本文能喚起人們對基層法官處境的理解，并進一步對基層司法予以支持的話，那將是一大幸事。

本文的寫作格式，采用的是對自己辦案手記的逐部評論、解剖，進而闡明表象后的意義的方式。這是一種新的嘗試，我希望，這些真實的法官辦案手記，能為學者們研究現階段中國基層法官司法實務提供樣本。但這種寫作方法可能面臨的危險是，手記的凌亂性很可能會導致文章的各部分之間的斷裂。為克服這一缺陷，在手記的各部分，我均用一句話的形式對手記內容進行提煉，并將角色的分析與對應的手記內容進行鏈接。在結論部分，我會對全文作出總結。

從一則案件出發 這是一起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校園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從我接手案件到作出判決，審理時間125天（其中鑒定耗時40天）。案件共有三位當事人，原告甲是一名年逾八旬的老人，被告乙是一所大學，被告丙是一名學生。經審理查明，2005年12月4日下午，被告乙所屬社會科學系學生會組織學生進行籃球比賽，被告丙所在的球隊一方發動快攻，將球大力甩至底線處，被告丙縱身躍起救球，落地時將位于比賽場地底線外約2米遠的原告撞倒在地，事發后被告將原告送至醫院，經診斷原告右股骨頸骨折。住院期間共花費醫療費用25942元。事發后，大學發動師生為被告丙籌措現金5790.7元，該款已支付原告。原告的傷情經法醫鑒定屬八級傷殘。另查，事發地點是一下沉式的體育場，行人不由此經過。事發后，原告向法院提出訴請，請求判令被告乙、丙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4151.3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擅自進入被告乙校園后，又進入相對封閉的下沉式的體育場內，根據自身的年齡及活動場所，原告理應合理估計到潛在的風險，而原告沒有充分考慮其年事已高及行為的潛在危險性，在前排他人均能避讓救球球員的情況下因自身疏忽及行動遲緩未能避讓救球球員，導致損害的發生，可以認定原告對自身安全沒有盡到一般人所應盡到的謹慎注意義務，其過失應屬重大過失，其后果將導致被告的民事責任得以減輕。被告乙作為一個管理者，應當對校園內的學生活動進行規范化管理，并對活動的安全性提供一切必要的保障。但就本案已查明事實，球賽之旁觀群眾均臨近于比賽邊線，被告乙對此未予警示，亦未派人參與球場秩序的維護，沒有盡到善良管理人所應盡到的管理義務，其過失屬一般過失。被告丙在躍身救球時應當考慮到緊靠邊線觀眾的人身安全，在起跳力度上有所把握，但從本案之球場底線與損害發生地之間的距離近有2米判斷，被告丙在救球時起跳力度過大，其行為具有一定的危險性，主觀上存有判斷不周的過失。但考慮到籃球運動的對抗性特點及當時比賽的激烈程度，對被告丙的注意義務不應要求過高，被告丙的過失在程度上應屬輕微過失。在具體賠償責任的確定上，確定被告丙承擔責任的比例為損失金額的5%，即2406.85元，由于被告丙已于事發后支付原告5790.7元，故其不再承擔賠償責任。在原告與被告乙間，根據過失大小及原因力比例，確定原告應自行承擔損失金額70%的責任。被告乙應承擔損失金額25%的賠償責任，即12034.25元。

辦案手記

（一）初閱案卷的一種直覺：1月5日，立案庭將案件移送。初翻閱原告訴狀及舉證材料，圍繞原告訴請，隱約感覺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過錯的判定及共同侵權行為的是否構成。初步感覺原告、被告學校均有一定責任。被告學生的責任模糊。

（二）尋找學說：1月9日，晚上在家中上網搜索到學者張新寶2人合著《共同侵權行為十論》一文，對于判斷本案二被告的責任類型（連帶或按份責任）可供參考。

（三）圍繞原告的請求權基礎進行法條分析：1月18日，明日要開庭審理本案。再閱訴狀，原告的請求權基礎在于《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依該條，侵權行為的成立應具備四要件：主觀過錯、違法行為、損害后果、因果關系，本案最關鍵的問題是應對原告、被告的過錯有無及程度作一判斷及量化。圍繞該問題，應查明：球場邊線與原告的距離，以探明被告丙起跳力度，研究其是否盡到謹慎義務；被告乙作為球賽場地管理者，是否已對球賽的舉辦盡到秩序維護義務；原告自身對預防損害的發生是否已盡到足夠的謹慎義務。

（四）開庭中釋明權的行使：1月19日，今日開庭。依歸納焦點進行庭審。發現原告就訴請中的傷殘賠償金一項未申請傷殘等級鑒定，被告律師認為已過申請鑒定期限。考慮原告未請專業律師，而從其受傷部位分析，傷殘情況又極可能存在，庭上建議被告律師采取務實的處理方法，以免原告另行起訴導致雙方訴累。被告同意鑒定。對原告行使釋明權，告知可申請鑒定。

（五）對判決先例的收集：1月23日，從本院法官了解，2001年本院有一案件與本案有相似之處。從檔案室調取該案案卷，該案案情為一學生至某中學所屬一不收費游泳池游泳時溺水而亡，死者家屬狀告中學，要求賠償死亡賠償金諸項。法院認為，原告自身存有重大過失，但學校在游泳池安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疏漏，未盡善良管理人所應盡管理義務，判決由學校承擔20%的賠償責任，原告上訴后，廈門中院裁定維持原審判決。此為學校未盡管理之責之適例，可值參考。另從《人民法院案例選》查找到一案例，為足球運動員之間在比賽中發生碰撞引發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責任編輯的觀點認為，體育競賽有其特殊性，應適用民法中的“自甘風險”原則，主張運動員之間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此原則，在本案確定被告丙責任上是否可借鑒？

（六）案件請示：2月13日，向庭長請示本案，庭長建議從體育運動的對抗性與旁觀群眾的人身安全兩項價值中尋找平衡點，進而確定被告丙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另，庭長認為，學生的參與體育運動是系學生會組織的，是否可視為一種職務行為，而據此認定學生個人不承擔責任。此為一有新意的觀點。值得思考。

（七）探求原告意見：2月16日，與原告代理人再次確定鑒定事宜。告知本院于2001年判決并經中院維持的學生游泳池溺水案，間接探求原告對各方應承擔責任比例的意見。原告代理人認可原告方亦應承部分責任觀點。

（八）看現場：3月1日，到事發現場，從被告丙起跳點與碰撞點距離看，直覺判斷被告丙在救球時力度較大，有輕度過失。

（九）聽取在校生意見：3月8日上午，與廈門大學的兩位在校生（在本院從事法官助理工作）討論本案，同學們言：要求籃球賽中的非職業球員在比賽的一剎那對行為是否有危險作出判斷，是否過苛？另，學校對于校園內的學生活動，應有安全保障的義務。此為校園生活親歷者的意見，可參考。

（十）閱讀法學著作：3月27日，越來越感覺過錯的判斷是一精細的法律問題，查閱王澤鑒先生《侵權行為法》一書，先生認為，判斷一侵權人是否有過錯，應考量侵權行為的危險性，對于危險性較小的行為，一般不應對行為人苛以過高的注意義務。聯系本案，在常態下，籃球賽的旁觀者對于球員的沖撞可予閃避（如本案站于原告身前的旁觀群眾均對被告學生的沖撞有效地進行了閃避）；另從實踐看，此種沖撞造成的損害一般不大。因此，似可認定，學生之救球行為危險性較小，對其危險預見能力不能高要求。

（十一）調解工作：4月上旬，多次與被告乙代理人聯系，建議該方擬定調解方案，遲遲未有答復，最后代理人告知，校方只有校長能對此事“拍板”，但校長公務繁忙，無暇顧及。調解工作只得作罷。

（十二）聽取運動員意見：4月23日，電話征求一籃球運動員的意見，球員認為，比賽中，球員的眼光應在于其他球員及籃球上，而觀眾的眼光則在于場上球員，因此觀眾對人身安全的防范義務更大。這一觀點似符合生活常理。

（十三）擬定判決書，庭長簽發：4月26日，依原告、被告過錯大小及原因力，確定原告、被告大學、被告學生對損害的承責比例分別為70%、25%、5%。庭長同意處理意見，簽發判決，擇日宣判。

法官角色評論

（一）法典、學說、先前判決——法律人角色

回顧我的辦案手記，我覺得自己首先是一個法律人。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我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制造一個“繭”，并將自己置身于“繭”殼之中。而“繭”之材料，包括法典、學說與習慣。

1.法典。本案中，當我看完原告的訴狀后，直接把眼光注視到了原告起訴所依據的請求權基礎 [1]：《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見辦案手記之3）。審視它的內容，該條系規定一般侵權行為諸要件；進一步查找它在民法體系中的位置，發現該條位于債權—債權的成立—侵權行為之債的成立這一子目錄中。研析該條，可知原告之訴求若欲成立，需要滿足以下四個構成要件，即被告具有主觀過錯、被告行為違法、原告產生損害后果、被告行為與原告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在與四個法律要件與訴狀陳述事實之間進行“上位規范與生活事實間來回穿梭的觀察”

[2]

之工作流程后，我發現，本案的焦點應在于對各方的過錯有無及大小作一判定。此為本案之法律焦點。該法律焦點可具體化為以下事實焦點：(1)原告甲進入校園的正當性、行人是否須經案發球場通過、被告丙救球時原告周圍其他旁觀學生的反應（以探明原告是否有過錯及大小）；(2)事發時球場秩序是否正常及被告乙是否已履行維護義務（以探明被告乙是否有過錯及大小）；(3)被告丙救球時起跳點與發生碰撞點距離、當時比賽情況（以探明被告丙是否有過錯及大小）。透視以上的思維過程，始終是以法典為依托，從原告訴狀中“未經加工的事實”作工作的起點，在案件事實與法條間穿梭，將“未經加工的事實”逐漸轉化為具有法律意義的事實。此為典型的法律人的思維方式。

2.學說。從辦案手記的第2、10處記載可知，就本案的審理，參考了王澤鑒先生所著的《侵權行為法》一書及學者張新寶的論文。其中，王澤鑒先生論著中關于過錯判斷的理論（依行為危險性大小確定預見能力），對本案確定被告丙之過錯大小起重要的參考作用。通過對學生之救球行為危險性的分析，我認為對其危險預見能力不能過高要求，最后僅認定被告丙具有輕微過失。學者張新寶的論文則對于本案之侵權行為的類型判斷（即為共同侵權或為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基于二被告之間既不存在意思聯絡，行為間又非直接結合，因此在判決中我認定二被告行為間不構成共同侵權，被告間應當根據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以上關于學說的運用，實為法官之法律人角色的又一注腳。需要探求的是，這種以學說為辦案參考的做法是否具有正當性。關于學說在我國民事審判中的地位，一直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說法。在我國臺灣地區的民事司法中，似將學說中的“通說”作為法理引入判決依據之中。[3]我國大陸地區的民事審判實務界，對于學說在判決中的直接援用則持否定態度，但由于我國大陸地區至今沒有一部《民法典》，《民法通則》規定的簡陋性常導致法官的適法困難，因此學說的重要補充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實踐中，法官們一般是將學說作為對法律條文理解的依據，充當法條的營養成份，進而彌補法條規定的不足。

3.對上級法院先前判決的參考。我國不是一個判例法國家，因此先前的判決不能作為一個判例予以援用。但這不說明，先前之類似判決（尤其是上級法院的類似判決）對下級法院以后的判決不發生影響。從《法院組織法》的規定看，我國上、下級法院之間非領導關系，但實踐中，上下級法院間的業務指導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另，下級法院的判決正當性往往需依托上訴審法院對上訴案件的維持來尋求。因此，一個下級法院的法官一般不會拒絕參考上級法院的類似判決。從辦案手記5的記載可知，本案的審理中，我發現了本院曾經審理并經中院判決維持的一件相類同案件，此案件的責任比例的確定，對本案的判決結論（尤其是被告乙的責任比例確定）產生重要影響。

以上三方面，均系圍繞法律本身所進行的思考，而以下之部分，則與法律無直接關系。

[4]

（二）自身閱歷、當事人態度、社會意見——社會人角色 1.自身閱歷。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家庭出身、學習歷程、社會交往情況等對人之思想觀念、處事方式等的影響甚為深遠。因此，人之慣常行為模式受制于社會，應為必然，法官亦不例外。解剖自身，本人出身于干部家庭（家庭中成年者清一色均為共產黨員、國家干部），從小所受教育較為傳統；在學習歷程上，歷經小學中學大學及在職的研究生學習，學習生涯長達19年，是所謂的“三門生”（家門——校門——單位門）；在社會交往方面，因職業使然，與人接觸較為謹慎，除同學、文友、球友外，社會交往面狹窄。凡上種種，決定自己的處事觀較為保守。因循守舊的觀念在思想交鋒上優于開拓創新，反映于審判工作上，此典型表現為在司法上以一般人的感受為基準，怕審判結論反常態，標新立異。從以上辦案記錄中對多人的意見征求及請教上，這種穩妥、謹慎的司法觀暴露無遺。

2.當事人態度。在以上的辦案手記7中，觀者可能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法官在司法審判中，竟然要有意識地想辦法探求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結果的意見，以求掌握當事人對判決的預期底線，此在西方法官看來，有些匪夷所思。然在中國現今之司法土壤中，此做法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從工作性質上看，如蘇力先生所言，“在中國，基層法院法官在處理司法問題時一個主要的關注就是如何解決好糾紛，而不是執行已有的法律規則”，[5]案結事了，是每一位一線法官最直接的工作目標，而當前和諧社會觀的提出，更把這一“息爭”的政治訴求定位于司法的終極追求。而如何做到“息爭”呢？把判決這一產品做到當事人滿意，是實現當事人不爭的唯一途徑。因此，在判決結論的確定之前，一名民事法官為了盡可能使當事人息爭，運用調解策略，推測當事人對判決結論的可能接受程度，進而將判決結論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內微調，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筆者所接觸的一些民事法官（特別是有經驗的資深法官），多少均有相似的“審判技巧”。

3.社會意見。司法者在審判中應尊重社會意見，無論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法官均有共識。但在程度上又有區別。凡社會信任度高的法院，法官在司法時較不易受社會意見的左右（如英美司法）；而在一公眾普遍對司法持一定懷疑態度的司法場境下，法官在司法時為追求結論的正當性，往往對社會對判決的預期甚為敏感，為使一項判決得到社會的認同，在判決結論作出前廣泛探求社會意見，自覺或不自覺地使判決結論合于主流民意，是消除公眾對法院不信任感的應對之策。大量的數據表明，我國法院在社會信任度上存在缺失，因此在敏感案件的審理中，不少法官如履薄冰，往往將判決的社會接受度作為衡量判決成敗的重要指標。再從文化土壤上觀察，歷史上，我國有“情理法”司法的傳統，因此，判決結果是否合于“人情”，是判決正當性的重要依據。綜上原因，我在本案的審理中，實際上通過不同的方式探求了社會階層的意見，如與案件審理對象有同質性的在校學生意見、一位職業籃球運動員的意見，通過對以上意見的綜合分析，逐步形成案件的判決脈絡。

（三）案件請示、行政級別上的顧慮、對上級法院先前判決的參考——行政人角色

1.案件請示。讀者注意到，在辦案手記的6、12，我就案件審理的情況，曾向庭長討教，并就案件判決擬定，獲得庭長的同意。此項內容，應為較具中國特色的案件案件請示制度的一部分。[6]關于案件請示的性質，在諸多探討我國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的專論中均有論及，學者及法官們多將之歸為現行法院行政化管理體制帶來的弊端，認為其有悖審判獨立之精神。對于法院管理的行政化問題，我不想詳述。只想從基層法官的司法心態角度，談談對案件請示的認識。簡單說，基層法官對審判之獨立是“即愛又怕”。應當說，絕大多數法官是渴望審判獨立的，法官職業的魄力在于，它給了一名法官獨立思考的空間及獨立決斷的權力，這因符合人之渴望自我實現的本性，而給法官帶來精神上的愉悅。[7]然實踐中，以下兩方面嚴重困擾著渴求獨立的法官們：一為超大的法外空間。現行的《民法通則》僅是一部民法的基本法，其條文加之《合同法》、《擔保法》、《婚姻法》、《繼承法》不足900條，較之《法國民法典》的2281條、《德國民法典》的2385條，其粗放性質凸顯，“法律真空”大量呈現。如此疏松的民事立法，導致了大量的法律漏洞存在，法官在面臨這些法律漏洞時，往往無所適從；二為錯案追究制的實施。在我國的干部任免體制上，法官之職級升遷系由院黨組決定的，而錯案的發生率是院黨組在衡量一名法官績效的基本指標（部分法院已將法官的錯案率記入法官檔案，以歷史資料形式保存），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法官在審判工作中，對法律所賦予的獨立審判權往往是“愛恨摻半”。此時，案件請示制度的設立，為法官自我開脫提供了便利之門。案件是集體決定的，“在某些時候確實成了法官個人不恰當地推卸責任的一種方式”。名非獨立的行政人。

2.行政級別上的顧慮。從辦案手記11可知，本案審理中，我曾一度想做一下本案原被告的思想工作，爭取調解解決本案。但在征求被告乙的意見上，遇到了麻煩。經數次通知，被告乙代理人并未應法庭要求提出己方的調解方案，在法庭詢問其為何不明確調解方案時，代理人稱，除非校長，校方無人愿意對此問題進行“拍板”，但校長公務繁忙，根本無時間對此決策。最后，調解一事不了了之。在這件看來是小事的處理上，我很無

[8]

也許，在目前的立法及相關制度設計下，法官們倒樂于成為一奈。若是當事人是一般人的案件，我會直接通知當事人到庭調解，但本案，我卻無能力通知被告乙的負責人到庭。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我國的干部科層結構中，本人名義上是一名行使審判權的法官，但在等級上僅是一名科員，相較于本案之校方領導（正局級），相差距離極大，且不說領導同志們是否肯賞臉參與調解，就是參與了調解，要在調解中說服領導做一些讓步，我看也是難上加難，弄不好還可能引致行政權力介入本案，加大審判的難度。因此，在幾經曲線努力無果后，本人選擇了對調解工作的放棄。在對這件事的處理上，自覺或不自覺間，我已將自己視為了行政階層中的一員。

3.對上級法院先前判決的參考。辦案手記5中對上級法院先前判決的參考不僅體現了基層民事法官的法律人角色（個中可以看出“遵循先例”的影子），亦折射中國司法的行政性色彩。在我國的司法等級鏈條中，下級法官雖不負有服從上級法官意見的義務，但在法官的錄用、培訓、晉升問題上，上級法院有很大的決定空間。出于對自身前程的考量，在類似判決的處理上，基層法官一般不敢有太大的自由空間，一種類于行政服從的陰影始終縈繞在基層法官的身邊。多重角色之下——我們如何選擇

已經看到，我國基層法官所正在進行的司法活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法律職業、社會意識、權力階層分別要求法官必須扮演好“法律人”、“社會人”、“行政人”的角色。在此復雜的角色扮演中，法官要拿捏好個中分寸，難度極大。特別是在角色之間存在沖突的情況下，法官更是如履薄冰。如何處理好三種角色之間的關系，值得法官同仁們深入探討。個人認為，在確定什么是我們的角色選擇前，應先明確什么是我們不能選擇的。司法的行政化，是我國特定時期司法的一項特色。其成因，諸如眾多學者所分析的，在于現行體制。而體制問題，非庶人所能左右，故我們雖懷善良的動機希望將司法的行政化色彩淡化直至消解，但目前，我們仍得扮演好體制所設定的角色。我們所能做的努力或許僅在于，躲藏于法律城堡之中，憑借法律的盔甲為正義做一些抗爭（此在下文會論及）。

在法律人與社會人二重角色的扮演中，個人認為當前我國基層法官應以法律人角色為主，以社會人角色作為檢驗標準，而在二者嚴重沖突時，以社會人標準對法律人標準做必要的修正。

（一）法律人角色——我們的基本定位

1.現代法治的要求。從宏觀上看，現代法治社會，在權力的構架上是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作為相互制約的權力予以設計的，一般認為，在以上三個權力中，司法權基于其被動性特征，是最不危險的，也是權力能量最小的。因此，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的制約與平衡要求法官必須堅守規則的陣地。

2.司法正當性的要求。在權力的行使上，司法權的正當性來源于立法（代表人民的意志并且經過了人民全體或其代表的投票表決）。在概念法學盛行的年代里，有一個美麗的神話，即認為司法是對法典的忠實貫徹，司法的過程，仿如自動售貨機的工作一般，司法者只要投入硬幣（案件事實）于售貨機（法典），售貨機就能吐出貨物（判決結論）來。但時至今日，人們已經發現世上根本不存在完美無缺的立法，司法的能動性已為人們所廣泛認同。但在大陸法系國家，無論如何能動，司法均應以法律文本為依托，在法律解釋學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法律解釋的第一步工作是文義解釋，即嚴格依照法律條文的文本意思對法律作出理解，只有在法律的文義不明時，方有依其他法律解釋方法進行修正的機會。[9]

正因為規則的出身能使法官找到支持判決的合法性淵源，法官在司法中，最主要的角色定位應是法律人。

3.當代中國司法權面臨處境的迫切要求。今天的中國司法，典型地呈現出一種地方化的色彩。法院在人、財、物上對地方的依賴直接導致在涉及地方重大利益的案件裁判中，法院往往無法抵制地方黨政部門打著“三個有利于”、“穩定壓倒一切”等旗號的行政干預。從性質上看，所謂“三個有利于”、“穩定壓倒一切”等口號均非法律標準，而體現為一種社會要求。若依此種內涵不明但外延極大的社會標準斷案，法院極易淪為“正義”面罩之下保護地方私益的工具。因此，在司法權可能被行政權邊緣化的今日中國，明確法官的法律人角色，將為法院公正司法提供一面盾牌。通過捍衛法律的概念和邏輯，法官們可以巧妙借助成文法律背后所蘊含的立法權力支撐，在目前中國司法權地位式微的制度背景下，以法律推理的科學性對抗地方權力對司法干預的隨意性。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法律解釋不僅僅是追求真理的手段，更主要是一種行使權力的技術。也正是通過這一套技術，法律知識和傳統才可以與政治權力相抗衡。”

（二）社會人角色——一個檢驗的視角

[10]

1.傳統中國“情理法”歷史的要求。第一，在傳統上，中國的司法官吏們大體上遵循的是“天理、人情、國法”三者統一的辦案標準，此典型體現在西漢董仲舒所倡導的“春秋決獄”之中。司法官吏們在斷案中以儒家經義為標準，“以國法為中樞，使（前述）三者協調統一，以確保社會有序，國家穩定”。

[11]

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結構與長久的文化積淀，決定中國古代官吏在司法中必須保證自己的判決符合民意和人情。第二，歷史上，中國的民眾也更傾向于將是否符合民意、人情作為判斷司法裁斷之正確性的依據，而將法律之規定放在第二位。情入于法，使法與倫理相合，易于為人所接受；法順人情，易于在民眾中推行。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此天人格局中，中國法的準據便在人心，??法律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在此，??法之無效，法之在于人心中不合法，甚至視之如鬧劇，原因也在此”。

[12]

個人認為，在現代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對法律適用必須合乎情理性的考慮大于法律的概念與邏輯，在此情境之下，我國基層法官在扮演法律人角色時，應當注意從社會人的角度審視法律人的結論，以防止法與情的過分脫節。

2.現階段我國司法信任度缺失的要求。有人比較美國法官與中國法官在對待民意問題上的態度發現，我國法官在對待民意問題上，普遍對民意予以了較高的重視。實踐中，公眾輿論傾向是我國法官在審判過程中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在沒有充分信心能夠使公眾輿論發生逆轉的情況下，法官不愿把自己的判決建立在與公眾輿論完全相反的基礎上。” [13]個中原因在于，我國民眾對法官的信任感不高，較之美國法官，我國法官

[14]更具有“尋找某種非人格的方法來使自己正當化的強烈動機。” 因此，關注社會，尋找共識，在很長的時間內，會是我國法官在審判中的重要工作。

3.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從實質上看，法官的法律人角色與社會人角色的沖突，實為司法的職業化與司法的民主化的沖突。在當前中國，司法的民主化漸成趨勢（近期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施即為適例），隨著公眾法律意識的提高，公眾傾向對判決的影響將越來越不容以忽視。

（三）對法律人與社會人角色沖突的處理

一般而言，法律人與社會人角色不會發生沖突，因為，法律不是無源之水，其根源來于社會，是對主流社會道德在規范上的確認。然法律的相對靜止性與社會生活的流動性之間、法律語言的有限性與社會內容的豐富性之間存在溝壑，有時，從兩種不同的角色看問題，會產生不同的認識。在嚴格的依法裁判有可能與道德和習俗相悖時，我認為，法官不能無視社會的主流意識，應通過對法律條文的修正保證判決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但此非以犧牲法律價值為代價。遇此情形，法官應妥當適用法學方法論方面的知識，或依法律漏洞填補的方法、或依價值補充方法、或依對法律原則的適用，科學、合理地理解法律，總言之，對法官而言，解決問題的答案最終應回歸于法典本身。

結論

（一）較之西方法官的司法相對單純性，我國基層法官的司法面臨多重角色的挑戰，法官輾轉于法律人、社會人、行政人角色之間，擔負著法律職業、社會意識、權力階層的多重期待與壓迫。

（二）在角色扮演上，個人認為，當前我國基層法官在司法中應著力扮演好法律人角色，并以社會人角色作為檢驗標準。在二者嚴重沖突時，法官當以社會人標準對法律人標準做必要的修正。

（三）關于基層法官的行政人角色，本與法官職業相悖，期待體制改革的浪潮能將其沖淡直至消解。

（四）當然，本文并沒有窮盡影響法官判決的要素，法官的直覺（見辦案手記1）、同情心（見辦案手記4）都可能影響判決的結果（此當另撰文予以探討）。在法官的判決進程中，諸神共舞勢必難免。

注釋:

[1]王澤鑒先生所著《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一書在我國大陸出版后，對理論及實務界均[2]［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0頁。該產生較大影響，許多法官已習慣以請求權基礎的思維方法來對每個案件的審理做定位。

書認為，審判過程，一方面須依事實探尋法律規范，另一方面須將法律規范適用于案件事實，其所涉及的是一種相互闡明的思考過程。

[3]王澤鑒：《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頁。

[4]此處所指的法律，是指狹義上的法律，不包括社會學意義上的法律。

[5]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實踐中，案件請示的對象既可能包括庭長、也可能包括分管院長、院長及上級法院對應[7]劉嵐、應啟明：“基層法官心理壓力有多大——來自寧波北侖區法院的訪談”，載《人[8]同注 [5]，第120頁。181頁。

庭室，涵蓋的范圍廣泛。

民法院報》2006年2月28日第3版。

[9]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

[10]強世功、趙曉力：“雙重結構下的法律解釋——對8名法官的調查”，載梁治平主編：[11]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12]**：“梁漱溟論中國人的人生態度與法律生活”，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6期。[13]秦策：“法官角色沖突的社會學分析——對司法不公現象的理性思考”，載《南京師大[14]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解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頁。

學報》1999年第2期。第167頁。

第四篇：用心當好基層法官

用“心”當好一名基層法官

——訪全國模范法官、黨的十八大代表陳遼敏

陳遼敏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從事司法工作15年，2005年至2010年共辦結各類民商事案件4734件，結案率達95.36%，涉案標的額達7.29億元，調解撤訴率為84.39%，無一超審限或引發纏訴上訪。2010年以來，先后獲得全國優秀女法官、全國模范法官、浙江省委授予的“人民的好法官”、浙江省十大“之江先鋒”等榮譽。

辦案多、辦案快，是陳遼敏給大家的深刻印象。其實，在辦案以外，她也是一個有心人，致力于加強訴調對接機制建設，用心將矛盾化解在立案之前。

2005年，陳遼敏剛調到西湖法院時，把做一名辦大案的好法官作為人生理想：“辦大案、辦疑難案才覺得能體現一個法官的價值。”

然而，2007年4月，院里派她到剛成立的立案調解組工作。“說實話，當時我的內心有些糾結，我覺得立案調解工作繁雜、瑣碎，太沒挑戰性了！”

倔強的陳遼敏沒有氣餒，而是踏踏實實做好這份“瑣碎的工作”。“這是一個需要證明自己的崗位，當然也要做好犧牲和奉獻的準備。”

每天陳遼敏幾乎要安排7到8件案件，多的時候一天10多件。最多的一年調解了1200多件案件，創造了法院系統的紀錄。

“我們調解不是簡單的案結，更多的是要事了！”陳遼敏說，前幾年一場離婚官司，一名海歸碩士歸國后閃婚，沒過多久雙方因性格不合，妻子提出離婚。這名海歸碩士情緒激動，堅決拒絕離婚，甚至不惜采取極端手段威脅妻子和陳遼敏。陳遼敏一次次做工作，但最終發現雙方存在巨大裂痕。“如果你真的愛她，那你就該放手。”在陳遼敏的反復勸說下，這名碩士選擇了放手，在法院大廳，男子號啕大哭。

“事后，我們又多次和這名碩士聯系，讓他多考慮辛苦養大自己的父母，不要做出傻事。同時，鼓勵他放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結果，一年后的一天，他找上門來，向我表示感謝，說他現在走出了人生的低谷，事業非常順利！”

在陳遼敏的帶動下，西湖法院的立案庭整個團隊都成了先進，年輕法

官羅忠一年調解案件超過了800多件。

近年來，西湖法院案件逐年攀升，陳遼敏從自身經歷認識到，再能干的法官也只能辦有限的案件，只能化解有限的矛盾，“而源頭治理才是一種標本兼治的社會管理模式，發揮訴調對接機制作用，才能更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在她的倡議下，西湖法院先后與浙江保險協會建立訴調對接制度、與西湖區司法所聯合建立了駐法院工作站，成立人民調解工作室。

現在的陳遼敏，每天更加忙碌了，除了辦案，要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還忙于她的網上調解工作室。這個集網上立案、案件查詢、網上預約開庭或調解、網上咨詢、網絡在線調解等職能為一體的網站式便民訴訟平臺，用平實親和的方式傳播司法正義，培育社會平等、真誠、理性、平和的訴訟心態。

研究生小潘因為租賃公共自行車還車事宜與公共自行車公司發生矛盾，以至于影響學業。一天，小潘在網上瀏覽時，無意中發現“陳遼敏法官網上調解工作室”網站，于是試著在網上留了言，沒想到第二天就得到了回復。

在仔細了解事情原委后，陳遼敏邀請小潘和杭州公共自行車交通服務發展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一起協商此事。

在她的悉心說理下，雙方都重新審視了己方的行為，并發現了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存在的漏洞，一起原本可能引發訴訟的矛盾糾紛在訴前就得到了圓滿的化解。

目前像小潘這樣的留言咨詢已經有60多例了，對每個咨詢，陳遼敏都會擠出時間親自回復。

現在，陳遼敏的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社會調解”工作上來，和當地街道、政府部門聯手，提前參與社會矛盾的解決。“調解制度是我們的傳家寶，現在社會矛盾比較多，法院提前參與調解，能極大地化解各種矛盾，這是我們法院系統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途徑，我希望能探索出一條路來。”陳遼敏說。

第五篇：淺談如何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范文）

任何行業都有自己的職業道德，法官是公平與正義的代表，也有著審判行業的法律規定和社會公眾期盼的職業道德。法官要忠于事實、忠于法律，以確保司法公正，更要謙遜文明、勤勉敬業以保障審判效率。當前，我們正在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就要求廣大基層法官必須認真踐行司法為民的理念，必須始終把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作為司法活動的第一選擇，把人民群眾是否滿意作為司法效果的第一標準，所以，司法為民就是新時期對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的新要求。本文擬就如何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談談個人的看法。

一、當前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各級法院不斷加大對基層法官的培訓力度，特別是2001年國家司法考試制度實施以來，基層法院的部分在職法官和所有初任法官取得了法律職業資格，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層審判人員的整體業務水平，基層法官的專業化程度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我們不僅要加強基層法官的業務素質教育，更要注重加強基層法官的職業道德教育。就當前基層法院審理的許多案件看，影響審判公正與效率的因素不僅僅是法律規則的適用問題，法官的職業良知和工作責任心也是其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據今年的省高院工作報告，近五年來，全省法院共查處利用審判權和執行權違紀違法人員320人，其中，追究刑事責任的28人，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暴露出我們法官隊伍在職業道德建設方面還存在著不足。就總體情況看，目前基層法官仍然存在的不良職業道德主要表現在：有的法官宗旨觀念淡薄，工作責任心不強，案件久拖不結（執）；有的官本位思想嚴重，對待當事人態度生硬、蠻橫；有的作風懶散，紀律松弛，自由主義嚴重等，這些不良的表現，既損害了基層法官的整體形象，也影響了司法公正的實現。

二、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的現實意義

首先，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是認真踐行“三個至上”指導思想的具體要求。“三個至上”指導思想是新時期人民法院工作指導思想的集中體現，它充分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所具有的政治性、人民性、公正性的統一。對基層人民法院而言，新形勢下必須認真貫徹好這這一指導思想，不斷加強隊伍建設，教育廣大基層干警要在審判工作中努力落實好“三個至上”，真正讓“三個至上”指導思想內化為廣大基層法官的堅定信仰，外化為維護司法公正、促進公平正義的自覺行動。

其次，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是從源頭上推進基層法官廉潔自律的現實需要。據今年省高院通報的幾起違紀案例來看，目前，仍有極少數基層法官存在著違法違紀現象，這既有客觀的、外在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內在的原因，但是缺乏良好的職業道德都應是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因此，加強基層法官廉政建設，既要依靠法律和制度去規范，又要依靠思想道德去約束，法律和制度是他律，思想道德是自律，只有雙管齊下，才能標本兼治，從源頭上抑惡揚善。

最后，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是樹立基層法院和基層法官良好形象的重要舉措。公眾對法院和法官的評價，往往并不是來源于對審判工作的全面認識和了解，而是來源于對個案處理的觀察和感受。法官公正的執法形象、莊嚴的審判活動、嚴格的審判程序，必然會使人們油然而生對法律的敬仰和信心，法官高尚的職業道德和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也因此會成為一種人格力量，在人們心目中喚起對法律的信仰和尊崇，成為公平和正義的象征。同時，審判活動是面向社會的實踐活動，這使得法官的職業道德具有很強的社會示范作用，基層法官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對參與審判活動的當事人和其他社會公眾產生較大的影響。通過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可以使基層法官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積極倡導者和躬行實踐者，進而在人民群眾中樹立良好的形象。

三、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的幾點建議

（一）進一步強化對基層法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對基層法官做好審判業務培訓的同時，更要注重加強對基層法官的政治思想教育，要教育基層法官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使其明確他們的權力來源于人民，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教育基層法官嚴于律己，慎微慎獨，勇于解剖自己，達到自我完善；要培養他們嚴謹的工作作風、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在各項審判工作中堅決貫徹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的重要理念。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堅定基層法官正確的職業道德信念。形成道德信念，是法官職業道德教育的核心。要通過建立和完善績效考核制度，加大在審判流程管理、公開審判、案件質量評查和責任追究等方面的管理力度，實行獎懲并重、優勝劣汰的管理體制，大力培養和使用專家型、復合型的基層法官人才。同時，加強紀檢監察工作，對查處的嚴重違法違紀、道德低下的人員，不護短、不避嫌、堅決處理，確保基層法官形成正確職業道德信念。

（三）堅持制度建設和物質保障兩手抓。人民法院是國家審判機關，人民法官依法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法官職業道德雖然屬于道德范疇，但又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和普通的行業道德。因此，首先，從制度層面上，法官職業道德應當由國家立法加以解決，而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

則》、《法官行為規范（試行）》等規范性文件調整，尚得不到社會層面的全面認同；其次，從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看，法官一直被作為普通的國家工作人員管理，工資、級別、待遇還沒有充分體現法官的特殊性，法官職業化進程有待進一步推進；最后，道德屬于意識形態范疇，道德的建設離不開物質基礎，同樣，法官職業道德的建設也離不開強有力的物質保障，從優待警的各項政策還要再進一步的落實。

（四）注重發揮輿論的正確導向作用。基層法院要不斷加強新聞宣傳工作，堅持用正面的典型塑造人、正面的形象影響人，積極宣傳基層法院改革的歷程與成效，宣傳基層法官的清廉、高效與公正。這樣不僅會激發廣大基層法官的職業神圣感、使命感和自豪感，而且能吸收大量優秀的法律人才加入基層審判隊伍，基層優秀法官流失現象也將會得到有效解決。

（五）積極發揮院庭領導的示范帶頭作用。法官的人格是正義的最終保障，作為基層法院的院庭負責同志，一定要不斷加強政治理論學習，鍛煉意志品質，提高精神境界，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和優良品德去影響和激勵其他法官，帶動和促進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的全面發展。既要注重培養和宣傳忠于職守、秉公辦案、廉潔奉公的先進典型，又要毫不留情地嚴厲查處道德敗壞、違法違紀的人和事，充分發揮正反兩方面典型的激勵和警戒作用。

總之，加強基層法官職業道德建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只有采取多元化的解決方法才能從整體上提升基層法官的職業道德修養，才能迎來司法權威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