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華民族私分村委公款構成何罪

私分村委公款構成何罪

案情：2004年10月，某村民委員會副主任兼出納趙某伙同村委會委員兼婦女主任沈某，將村財物舊鉛線、廢鐵出售得款3萬元，并與村主任朱某商量，以買個人保險為由進行私分。經朱某同意，趙某、沈某分別得款1.2萬元，其余6000元歸朱某個人所得。為了隱瞞這一事實，趙某未將該筆收入入賬，只是空開了一張購買春節年貨的憑證作為該款用途。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趙某、沈某在征得村主任朱某同意后，采用收入不入賬的方式，三人共同私分村集體資金3萬元，屬違規私分集體財產，但因刑法沒有規定私分集體資金罪，故不宜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趙某等三人均是村委會成員，具有一定職務，三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進行私分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應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其三人的刑事責任。

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是：

第一，從主觀方面看，私分集體財產構成職務侵占罪的，決策者與直接責任人員必須具有非法占有集體財產目的，即通過集體私分達到個人侵占的目的。私分集體財產，有時表現為在單位或部門內將一定款項分給一定范圍內的人員，但這只是決策人為了掩蓋個人侵占集體財產真相而采取的手段而已。司法實踐中，認定行為人是否以個人非法占有為目的，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綜合分析：(1)看決策者和參與者是誰，對于少數人決策、少數人私分的，應由決策者和直接責任人承擔責任;(2)看私分人員的范圍，對于在決策范圍內私分的，應認為該范圍內的人員具有非法侵占目的;(3)看決策者個人私分所得額。對于在幾個決策者之間私分的，不論個人所得額差額大小，均可以認定為是 1

以個人非法占有為目的。就本案而言，該三人通過共同決策，以買個人保險福利為由，將集體財產出賣后占為己有，無疑具有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的目的。

第二，從客體方面看，私分集體財產的侵占行為，具有侵犯財經管理制度和集體財產所有權的雙重性。私分集體財產的行為特征是違反財經管理制度，但私分手段可以多種多樣：有的是收入不入賬，有的是虛增支出，有的是偽造、涂改賬據，有的是私設小金庫，等等。這些行為雖屬違反財經管理制度的行為，但不能因此把違反財經管理制度與行為的違法性割裂開，這類行為實質上侵犯了集體財產所有權。本案三人采取收入不入賬、空開支出憑據的方法將村集體財產占為己有，應認定為職務侵占。

第三，從客觀方面看，私分集體財產的決策人，往往都是單位、部門的負責人，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如會計、出納)也都是利用職務便利而參與共同策劃，無論決策形式如何，他們均屬利用主管、經手、管理集體財產的職務之便進行侵占的。本案三人分別是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婦女主任，他們利用主管、經手、管理集體財產的職務之便，共同決定私分集體財產，完全符合職務侵占罪的客觀特征。

綜上，本案中趙某、沈某和朱某三人的行為屬于共同犯罪，構成職務侵占罪。

浙江省桐鄉市檢察院·沈俊夫

第二篇：中華民族本案阻止工商人員工作構成何罪

本案阻止工商人員工作構成何罪?

案情：

被告人楊同兵、趙景喜于2002年12月30日17時許，乘坐由被告人葛玉華駕駛的蘇N-J0626號貨車裝載500箱“福”酒和100箱“小醉仙”酒到如皋市天平市場進行銷售，被接到舉報的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經濟監督檢查大隊(以下簡稱“經檢大隊”)檢查發現，經檢大隊經初步核查發現該批酒的標貼及外包裝盒上所表述的內容與被告人趙景喜等人提供的手續不相符，經對該批酒作初步檢測發現，該批酒的質量嚴重不符合標貼上明示的要求，經檢大隊隨即對該批酒進行抽樣取證，并根據有關規定決定對該批酒和汽車予以扣留在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待后處理。2002年12月31日，經檢大隊將抽樣樣品送至如皋市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進行檢驗，經鑒定：送檢的“福”酒和“小醉仙”酒酒精度指標未達到GB10781、1—89標準規定的要求，判該樣品不合格。經檢大隊即要求被告人楊同兵等人按規定預繳待處金等待處理。被告人楊同兵等人為逃避處罰，多次商量策劃，欲由楊實施限制門衛的人身自由，不讓其報警，由趙、葛強行到工商局大院內將被扣的汽車及拉走。2003年1月5日21時許，被告人楊同兵等人來到工商局，根據分工，被告人楊同兵將工商局傳達室外的電話線扯斷，阻止報警，并將工商局電動大門強行推開，由被告人葛玉華以天氣冷，以免水箱被凍壞要將汽車水箱內的水放掉為借口，騙得工商局傳達室門衛的信任，進入大院，將卡車發動預熱，由被告人趙景喜駕駛，將卡車強行開走，門衛陳仁和欲阻攔時，被告人楊同兵上前抱住，將其推進傳達室，限制其自由，不讓其報警，并對陳進行威脅。至22時許，被告人楊同兵與同伙聯系，得知被告人趙景喜、葛玉華已駛離如皋時，方從工商局傳達室逃離。

該案分歧的焦點在如何定性?

第一種觀點認為，楊某等人的行為構成妨害公務罪。理由是：楊某等人違法經營被查處，因對工商部門執法行為不服，強行搶走工商部門監管中的財物;其行為不僅侵犯國家的正常管理活動，1

同時，楊某等人采用暴力手段非法軟禁扣留財物保管人，其行為還侵犯了工商局工作人員的人身權利。客觀上，其實施了以暴力的方法阻礙國家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主觀上，明知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查扣行為是執法行為而故意實施暴力，致使查扣的財物被搶走，阻礙執法人員執行職務。因此，對楊某等人應以妨害公務罪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楊某等人的行為構成搶劫罪。因為被查扣物品的所有權已經發生轉移，可視為原財物所有人此時已喪失了所有權。從主觀上方面看，楊某等人非法占有被扣財產的故意很明確;客觀方面，楊某等人對看管人員被扣財物的陳某實施人身強制，使其處于不能反抗的境地，從而劫走公共財產，其行為不僅侵犯工商部門管理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同時還侵犯了保管財產的陳某的人身權利。因此，楊某等人以暴力手段強行搶走財物，應以搶劫罪論處。

第三種觀點認為，楊某等人的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本罪只要行為人以剝奪他人身自由為目的，非法拘禁他人，不論時間長短，都是本罪既遂。時間長短可作為一個情節加以考慮。本案中的楊某等人為逃避處罰，多次商量策劃，欲由楊實施限制門衛的人身自由，不讓其報警，當門衛陳仁和欲阻攔時，被告人楊同兵上前抱住，將其推進傳達室，使陳某在一定時間內失去行動的自由。這種強制性，表現在違背他人意志，強行使他人處于被管束之中。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楊某等人的行為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構成要件;

1、本罪的客體，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利。

2、客觀方面，行為人具有以拘禁的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

3、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

4、本罪的主觀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動機不同不影響本罪的成立。

第三篇：中華民族未經單位批準發放獎金構成何罪

未經單位批準發放獎金構成何罪?

「簡要案情」

曾某、寧某和劉某系重慶某事業單位員工。2000年5月，該單位設網絡中心，任命曾某為網絡中心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寧某為網絡中心員工。2002年7月，劉某大學畢業后也分到該網絡中心工作，全網絡中心員工共三人，具有相對獨立的管理權限。2003年10月網絡中心對外開放，并收取適當上網費，即每小時一元，收費后上繳單位設備處，再由設備處上繳單位財務處。此間，因網絡中心工作量增加，且其他科室有收費提成的情況，曾某、寧某和劉某以網絡中心名義向單位領導請示提成部分費用由網絡中心支配。在尚未得到單位明確答復提成比例的情況下，寧某向負責人曾某建議將部分上網費先予以分發。曾某即與寧某、劉某共謀，由曾某決定將部分上網費以發獎金的名義分發，寧某負責記帳，三人均在寧某記錄的賬本上簽字領錢。至2004年10月止，曾某、寧某各分得人民幣49400元，劉某分得人民幣47400元，以上共計所分人民幣146200元。

2004年11月25日，重慶市某區人民檢察院以曾某、寧某和劉某構成共同貪污為名，向重慶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分歧意見」

曾某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種罪名主要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曾某等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主要理由有以下兩點：一是寧某等人在私分上網費前曾向單位領導進行請示，在單位領導沒有明確表態且收費提成現象在該單位非常普遍的情況下對該上網費的私分應當視為單位領導對其請示或者私分行為的默認，因此，該私分上網費行為由于等到了單位領導的授權，當然是合法的。二是從該行為的社會公正性來看，曾某等在網絡中心的工作非常辛苦，工作時間長、長期加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然而，作為對其辛勤勞動的回報，曾 1

某等并沒有得到應當獲得的獎金、加班費和工作補貼。因此，換一種角度講，曾某等對該財產的私分，在某種程度是對他們長期辛勤勞動的補償，而且這種補償也是合理的，即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每人分得的數額也不超過5萬元。因此,該私分行為具有正當性，而不能認為是犯罪。

第二種意見贊同本案公訴機關的意見，認為曾某等人構成共同貪污罪。主要基于以下四點：一是曾某等人作為國家事業單位的員工，符合貪污罪的主體要件;二是曾某等人的行為在客觀上造成國家財產曾一度被其占有，并給單位的聲譽和正常活動帶來了重大影響，符合貪污罪的客體要件;三是從曾某等人的作案行為、事后對該財產的占有，以及其在偵查機關的供述來看，其主觀上都有侵吞國家財產的故意，符合貪污罪的主觀要件;四是曾某等人以竊取的方式侵吞國家財產的行為，符合貪污罪的客觀要件。因此，根據我國犯罪認定以犯罪的四大構成要件為標準，曾某等人的行為構成貪污罪已無可爭議。

第三種意見認為：曾某等人的行為構成私分國有資產罪。主要基于以下三點：第一，曾某等在截留并私分這些財產時，都是以網絡中心單位的名義并經過研究決定將該筆上網費私分給個人的，其行為符合私分國有資產罪的客觀要件;第二，曾某等人對上網費的私分都是以員工具體參與網絡中心工作量的大小進行平均計量分配，且將該分配辦法和分配標準在網絡中心予以公布，具有明顯的公開性，并不符合貪污罪的秘密竊取性;第三，在主觀上，曾某等人都一直認為所分得的財產都是自己應當分得的獎金、加班費或者獎金提成，并不認為該財產是非法的，否則也不會將該分得財產登記造冊。因此，曾某等人在主觀上并不符合貪污罪的構成要件，而正好符合私分國有資產罪的構成要件。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根據我國《刑法》第396條第1款的規定，私分國有資產罪是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違反國家規定，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集體私分給個人，數額較大的行為。私分國有資產罪是1997年刑法修訂中新設罪名之一。在此以前，這種私分國有資產行為是按照貪污罪處理的。在刑法新設私分國有資產罪以后，私分國有資產罪與共同貪污犯罪如何正確辯析，一直是司法實務中的難點。同時，鑒于我國在司法實務中實行罪刑法定原則，且犯罪的認定以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四大犯罪構成要件為標準，因此，對私分國有資產罪與貪污罪的辯析，我們不妨結合犯罪構成的四大要件進行具體分析。

第一，在犯罪對象上。私分國有資產罪的犯罪對象是國有資產。貪污罪的犯罪對象是公共財物。公共財物的外延范圍更大，不僅包括國有資產，而且還包括其他公共財產。

第二，在犯罪客觀方面。私分國有資產一般在本單位是以公開的、表面合法的形式集體私分給個人，即以單位名義進行私分，所謂“以單位名義”，是指經單位領導、負責人或者單位決策機構集體研究決定或者是單位全體成員共同議定后，由單位統一組織進行私分。所謂“集體私分給個人”，是指將國有資產分配給單位的全體成員或者大多數成員，該“私分”具有一定的公開性。如果是少數人暗中進行分配，則應定貪污罪。同時，私分國有資產罪除了會采取一些措施對付有關部門的監督檢查外，在其他方面一般不做什么手腳。而貪污往往采取侵吞、竊取、騙取或者其他手段秘密進行。

第三，在犯罪主體上。私分國有資產罪是單位犯罪，犯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貪污罪的犯罪主體是自然人，具體來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

第四，在犯罪主觀方面。在私分國有資產案件中，有些客觀上參與私分國有資產的人員，在主觀上并不明知自己取得的財物是非法的，他們只認為是單位發放的合法財物。而貪污案件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對侵吞共財物都是明知的，具有共同犯意聯絡。

第五，在刑事處罰上。私分國有資產罪雖然是單位犯罪，但處罰的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貪污罪是個人犯罪，處罰的是參與貪污的行為人。

筆者認為，根據犯罪構成的四大構件來看，私分國有資產罪和貪污罪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犯罪的主體和犯罪的客觀方面的表現不同(二者在犯罪的客體和主觀方面比較容易區分，這可從本文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本案中，曾某等人所在的網絡中心性質為業務科室，雖隸屬設備處，但具有相對獨立的管理權限，即該網絡中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而且現行法律上并找不到私分國有資產罪的主體必須是法人單位的規定，根據我國罪刑法定和有關司法解釋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可以認定本案網絡中心能夠作為私分國有資產罪的適格主體。同時，從本案的犯罪客觀方面看，曾某等人的私分行為具有一定的公開性和集體性。首先，從網絡中心上網費的截留和私分決定的形成上看，該截留和私分決定的形成都是由網絡中心全體員工共同研究決定的，由網絡中心統一組織進行私分的;其次，從本案截留和私分的名義上看，曾某等人在截留和私分這些財產時，都是以本部門獎金提成的方式進行截留和私分的，并以員工具體參與網絡中心工作量的大小進行平均計量分配;第三，從截留和私分的形式上看，從2003年3月到2004年10月，曾某等人對上網費的截留和私分都作了詳細的記載。換言之，本案應當被視為以登記造冊的方式對網絡中心的上網費進行私分的，具有明顯的公開性。所以本案中，曾某等人的行為在犯罪主體和犯罪的客觀方面上符合我國刑法關于私分國有資產罪的規定。因此，結合本文前面所述的曾某等人在主觀上一直認為其所分得的財產都是自己應當分得的獎金、加班費或者獎金提成，并不認為該財產是非法的(否則也不會將該分得財產登記造冊)，從而排除了非法占有單位財產的故意的分析，筆者認為曾某等人的行為不構成貪污罪，而是構成了私分國有資產罪。

第四篇：淺談私分國有資產罪與其他經濟犯罪行為的異同

新刑法增加了私分國有資產罪的規定，目的在于加強對國有資產的保護，懲治單位侵吞國有資產的腐敗犯罪行為，保證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和國有單位的正常管理和生產經營活動。近年來，不斷有一些單位因犯本罪被司法機關查處，私分國有資產犯罪，開始成為一種引起人們警惕的嚴重經濟犯罪。

一、私分國有資產罪的概念。

私分國有資產罪，是指國有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違反國家規定，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集體私分給個人，數額較大的行為。我國刑法規定，私分國有資產數額較大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私分國有資產罪是1997年10月施行的《刑法》中新設立的罪名。

二、私分國有資產罪的特征與構成要件。

私分國有資產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除此之外的公司、企業等組織人員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本罪是單位犯罪，根據法律規定只能處罰私分國有資產的直接負責主管人員和其它的直接責任人員，犯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犯罪，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國有資產的目的。

私分國有資產的客體是國家對國有資產的所有權，私分的對象必須是國有資產，如應當上繳的國家稅金、罰沒財物或國家專項撥款、補貼，國家給予國有公司、企業的生產性資金、固定資產等。

犯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違反國家有關國有資產保護、管理的法律、法規規定，將國家以各種形式對企業投資和投資收益，國家對行政事業單位撥款形成的資產，通過單位負責人決定或者單位決策機構集體研究決定，將國有資產分給單位所有職工。

私分國有資產罪的處罰。本罪是單位犯罪，但實行單罰制，即只處罰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而不處罰單位，也就是說對單位并不判處罰金。

三、正確區別私分國有資產罪與其他經濟犯罪行為的異同。

根據新《刑法》的規定和實踐中，在查處私分國有資產犯罪時，應當作好以下幾項工作：

1、正確區別亂發財物和私分國有資產犯罪的界限。

亂發財物是指單位違反國家規定，超越權限，擅自提高和擴大工資、補貼標準及范圍，以獎金、津貼、補助等名義發放或變相發放現金、食品和生活用品等。其資金來源是單位合法占有的資金，數額較小；發放錢物的形式是在單位財務的賬面上發放，其性質屬于違反財經紀律的行為。私分國有資產，則是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違反國家規定，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集體私分給個人，數額較大的行為，（一般參考《人民檢察院立案標準》，私分國有資產累計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作為構成犯罪的起點，數額較小的不以犯罪論處）其性質屬于違反《刑法》的經濟犯罪行為。兩者之間最顯著的區別在于所發放的資金、物品的來源是否為國家所有，如為單位資金，即為違反財政紀律，不構成犯罪；如為國有資產，則構成私分國有資產。

2、正確區別共同貪污與私分國有資產罪。

共同貪污是指單位負責人或直接責任人員，擅自將國有財產分給個人或有關人員，而不是按照統一的分配方案公開分給本單位所有職工，少數人中飽私囊，將公共財產共同占為己有的行為。私分國有資產罪是單位負責人或有關責任人集體商議決定以各種名目將國有資產在本單位范圍內公開集體私分給所有職工。兩者之間犯罪主體不同――共同貪污的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單位內部少數人員之間共同決策，將公共財物共同占為己有。私分國有資產罪的犯罪主體則是單位，由單位決策機構集體研究決定的，單位全體人員都能得到利益；其次，兩者之間犯罪客體不同――前者的犯罪客體是公共財產，既包括國有資產，也包括非國有單位財物的所有權；后者的犯罪客體僅為國有資產；最后，兩者的犯罪手段不同――前者通過侵吞、竊取、騙取或者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即所謂的“暗箱操作”，后者是以單位為名義，經單位決策機構集體研究決定將國有財產分給單位全體人員或絕大多數人員，可謂“人人有份”。正因為如此，共同貪污與私分國有資產兩罪都具有嚴重的危害性。

3、正確區別私分國有資產罪與私分罰沒財物罪。

私分罰沒財物罪是指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違反國家規定，將應當上繳國家的罰沒款物以單位名義集體私分給個人，且數額較大的行為。它與私分國有資產罪的主要區別在于犯罪客體不同：私分國有資產罪的犯罪客體是國有資產，包括單位在經銷活動過程中收取的手續費、回扣或者其他物品、單位應當上繳的經營利潤、其他收入等；私分罰沒財物罪的犯罪客體是司法機關、行政執法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收繳的各種財物。兩者之間存在相似之處，又有顯著區別。

應當注意的是，無論是共同貪污，或是私分國有資產，還是私分罰沒財物，都嚴重侵犯了其職責的廉潔性，是貪污腐化的最直

接表現。實踐證明，犯有私分國有資產罪的單位往往也存在共同貪污的犯罪行為。

當前，我國面臨反腐敗的嚴峻形勢，建立相應的預防性法律，進一步完善行政法規，對于強化國家行政管理職能，提高效率，減少漏洞，防微杜漸，保證國家工作人員行為的合法性，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國家權力機關應當加快行政立法的步伐，改變行政法規

立法只重懲罰、不重預防，以政策性文件代替立法的傾向，既注重打擊也注重預防，盡快完善行政法規，把國家文件性的規定變為行政立法，用法律約束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從根本上解決“國家規定” 互不統一、互相矛盾、交叉打架的問題，從而為正確執法奠定基礎。隨著我國法律建設的不斷完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和領域都已逐步納入法制軌道，犯罪防范工作也正在朝著規范化、法制化的方向發展，預防犯罪立法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球經濟發展一體化的迫切需要。在私分國有資產犯罪日益增多的新形勢下，如果沒有健全的犯罪預防和犯罪控制的法律制度，要想從根本上減少和控制此類犯罪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國家權力機關應盡快著手犯罪防范方面的專項立法，如公民舉報法、監督法等，將私分國有資產犯罪防范工作納入法制建設的軌道。

第五篇：利用職務之便騙取其他單位財物構成何罪發展與協調

公

司訴 訟

理由

是什么？

利用職務之便騙取其他單位財物構成何罪?

[案情] 2004年初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因改制，需到國土局辦理土地出讓手續，交納土地出讓金，將公司占有的幾快土地由劃撥變為出讓性質。

犯罪嫌疑人丁某當時任重慶市沙坪壩區國土局資產地籍科副科長，具體經辦該項業務。2004年初，丁某接到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交來辦理土地出讓手續的資料后，經過初審，符合出讓條件，然后測算出土地出讓金為293萬元。隨后丁某將審驗材料逐級報批后，于2004年6月將材料上報市國土局土。在辦理過程中，丁某利用職務之便，要求該公司委托重慶頂加房地產中介公司(丁與沙坪壩區國土局土地登記中心的工作人員張某合辦)代辦該業務，并對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許諾可以將土地出讓金從293萬元優惠至250萬元(按照有關規定土地出讓金是不能上下浮動的，丁某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讓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覺得有利可圖，以便從該公司騙取現金)。在具體經辦程中丁某伙同沙坪壩區國土局土地登記中心的工作人員張犁(另案處理)采取開“頭大尾小”[①]的發票，私刻國土局公章和偷蓋國土局公章，偽造土地出讓合同、國土證等手段，騙取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交納土地出讓金的資金，共計250余萬元，丁某將其中的210萬用于償還賭債、私人債務以及個人生活消費，另外40萬元由張某獲得。

[爭議]

針對丁某的行為，應該如何定性?有三種不同的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丁某的行為涉嫌構成貪污罪。理由：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務的行為。在本案中，丁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伙同沙坪壩區國土局土地登記中心的工作人員張犁(另案處理)采取開“頭大尾小”的發票，私刻公章和偷蓋公章，偽造土地出讓合同等手段，貪污土地出讓金250余萬元，其行為涉嫌貪污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丁某的行為涉嫌構成挪用公款罪。理由：丁某在該案中，是想將土地出讓金暫時挪用，用于歸還賭債及個人私人債務，等自己有錢后再拿錢去幫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辦國土證，其行為屬于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主觀上只是暫時占有公款的目的，具有歸還的意愿，并非想永久占有該筆資金。因而丁某地行為是涉嫌構成挪用公款罪，而不是貪污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丁某的行為涉嫌構成詐騙罪。理由：丁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偽造的土地出讓合同、國土證取得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任，騙取其250萬元資金，并將其中的210萬元用于個人償還賭債、私人債務及生活消費，其行為涉嫌構成和詐騙罪,.[評析]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丁某明知自己客觀上沒有償還能力，卻仍然將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210萬元用于償還賭債、私人債務以及個人消費，因而我們可以認定丁在主觀上對這筆錢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另外，丁某出具虛假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國有土地使用證，以及為了防止事情敗露而偽造土地抵押專用章等客觀行為也印證了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客觀上，丁某采取隱瞞事實真相，私刻印章，出具虛假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國有土地使用證等手段，騙取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劃撥土地轉變為出讓土地而支付的費用250萬元，表現在：

一、丁對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諾，若由中介公司來代理土地出讓事項，則出讓金可以從293萬元優惠至250萬元，但事實上根據相關文件規定，土地出讓金是不能上下浮動的，因而丁某對重

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隱瞞了土地出讓金是不能上下浮動這一客觀真相，使被害單位產生了錯覺，信以為真，將財物自愿地交給了丁某。

二、丁某故意編造客觀上不存在的虛假情況，騙取了被害單位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任，即隱瞞事實真相，私刻印章，出具虛假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國有土地使用證，私自打印了國土證，偷蓋市國土局公章，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也正是看到了蓋有市國土局公章的國土證，才對丁某產生極大的信任，從而自愿將250萬元錢交給了他而不是按規定交給市國土局，其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那丁某的行為為什么不夠成貪污罪?理由如下：丁某將公路公司的各種申報材料進行初審后報到了市國土局土地利用處，該處經過審核同意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質由劃撥改為出讓，應交納土地出讓金293萬元，遂叫丁某通知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去市國土局交納土地出讓金(土地出讓金統一由市國土局收取，任何個人不得收取)[②]和簽訂土地出讓合同(正本)，但丁某一直沒有通知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去市國土局交納土地出讓金和簽訂土地出讓合同(正本)。反而是在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出讓手續進入國土局的審批程序并且已經審批完成，應當交納出讓金辦理國土證之時，丁某利用自己是國土局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伙同沙坪壩區國土局土地登記中心的工作人員張某采取開“頭大尾小”的發票，私刻公章和偷蓋公章，偽造土地出讓合同等手段，騙取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50萬元，將其中210萬元用于償還賭債和私人債務以及個人消費。因此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根本就沒有去市國土局交納土地出讓金，因而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交給丁某的250萬元，從性質上講還不是市國土局收到的土地出讓金，因為市國土局還沒有收到這筆錢，這筆錢仍然屬于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尚未成為國有財產，且丁某也不具有受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委托收取土地出讓金的職責，其行為并非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騙取公共財務，因而丁某的行為并不是貪污國家的土地出讓金，而是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偽造土地出讓合同及國土證等手段騙取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資金的行為。

丁某的行為也不構成挪用公款罪，理由：主觀上，挪用公款罪只是暫時占用公款的目的，具有歸還的誠意，而本案中，丁某明知自己客觀上沒有償還能力，卻仍然將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210萬元用于償還賭債、私人債務以及個人消費，即丁某已經將這250萬處置了，他自己占有210萬，剩下的大約40萬由張某獲得，以及其出具虛假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國有土地使用證，以及為了防止事情敗露而偽造土地抵押專用章等客觀行為也印證了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而非只是挪用。另外，客觀上，挪用公款罪侵犯的是公共財產的使用權、收益權，而本案中，丁某的行為侵犯的是重慶市公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財產的所有權，因而丁某的行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處理結果]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詐騙罪判處丁某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注釋：

[①] 所謂“頭大尾小”的發票，即將土地出讓金填寫在發票的第一聯，余下的存根聯、記帳聯單獨填寫小金額收費的做法。

[②] 《重慶市國土房管局國有土地使用權劃撥與有償使用(含企業改制土地使用權處置)審批流程》規定：審批手續由申請人交辦件大廳，經辦人員現場勘查、辦理、處長審核后，報分管副局長、局長審批，之后土地利用處開出繳款通知書，用地單位到財務處繳納土地有償使用價金或管理費，土地利用出發出市政府關于建設用地批復文件、土地出讓合同及用地紅線圖，由辦件大廳交申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