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華民族非法行醫罪若干問題的法律思考
非法行醫罪若干問題的法律思考
非法行醫罪是修改后的我國《刑法》設立的新罪名。刑法第336條規定:“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造成就診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行醫是關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特殊職業,國家有關法規對該行業也作了嚴格的規定,對行醫者的資格加以嚴格的限制,要求行醫者除有良好的思想品格外,還要有一定的技術資格,以保證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對違反規定,非法行醫的,國家的法律、法規規定了較為嚴厲的懲罰。但近年來,非法行醫犯罪愈演愈烈。不管經濟落后還是經濟發達,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非法行醫現象并不因《刑法》的規定而減少,深圳地區尤為突出。究其原因,除社會原因外,法律規定包括非法行醫罪的司法鑒定法規的不完善,以及司法界在認定非法行醫罪的偏差,公檢法三家的分歧,也是造成對非法行醫罪打擊不力,不能有效遏止的重要原因。
關于非法行醫罪的主體問題
非法行醫罪的主體問題之爭紛繁復雜,但歸結起來有四點:一是一般主體與特殊主體之爭;二是執業資格之爭;三是超地點、超類型、超范圍行醫之爭,即所謂“三超”之爭;四是集體執業醫師擅自從事個體執業之爭。執業主體之爭導致司法界在追究非法行醫罪過程中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標準不統一,甚至混亂。
1.一般主體與特殊主體之爭。
一般主體說認為,作為犯罪主體的“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既可以是無醫療技術的一般公民,亦可以是有一定的醫療專業技術但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還可以是有取得醫生執業資格但不具備從事特定醫療業務資格的人員。筆者對這一觀點不敢茍同。一般主體說把非法行醫罪的主 1
體擴大化,超出非法行醫刑事立法的本意,模糊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造成法律實施的困難。
一是此罪設立的目的在于打擊、遏制危害中國多年的無證行醫之禍害。一般主體說擴大了打擊面,必然把本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醫療技術事故或并非“嚴重不負責任”的醫療責任事故的主體列入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主體范疇。如有執業資格的內科醫生從事外科手續,由于技術原因和不負責任非嚴重不負責任造成醫療事故,如果行為人被列入非法行醫罪的主體,那么,其就應當按照非法行醫罪被追究。二是非法行醫罪比醫療事故罪處刑重得多。寬嚴程度不同證明兩者立法的價值取向是不能等同的。把同一行為適用于不存在法規競合的兩罪可能引起司法混亂。如合法行醫的個體醫生因超范圍行醫造成就診人死亡的,按照一般主體說的觀點,應定非法行醫罪;按照特殊主體之說,應定醫療事故罪。三是對以上兩種行為追究刑事責任技術上有困難。醫生的行為往往是職務行為,醫生因服從安排從事非本職的診療活動造成的醫療技術事故和醫療事故非嚴重不負責任,如果按非法行醫罪追究,應追究誰呢?
特殊主體說認為,非法行醫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未取得醫生資格的人。立法本義是非法行醫罪限定在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的范圍之內,也就是排除已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實施本罪的可能性。
以上兩種觀點分歧在于如何認定和理解“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這一概念上。筆者同意特殊主體說。
2.執業資格之爭。
司法界對只有醫師資格而未取得醫療執業許可證的人,能否成為本罪主體也有爭論。其實,我國《執業醫師法》第8條、第13條和第14條已有明確的規定:“國家實行醫師資格考試制度”,“國家實行醫師執業注冊制度”,“未經醫師注冊取得執業證書,不得從事醫師執業活動”。國務
院《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以及《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也有類似的規定。從邏輯上說,取得了醫生執業資格的人當然具有執業醫師資格,但取得了執業醫師資格的人不一定具有醫生執業資格。醫師資格考試合格,只意味取得了執業醫師資格,滿足了醫生執業資格的條件之一。簡而言之,是否能成為本罪的主體,以醫生執業資格為標準,而不是以執業醫師資格為標準。醫生執業資格與執業醫師資格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一般來說,非法行醫罪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由于兩個概念的混淆,出現法律上的認識錯誤或出于狡辯,把自己在法律上構成犯罪的行為認為不與構成犯罪。但這不影響本罪的認定。當然,具有醫師資格的人行醫的危害往往會小一些,但這不能排除其成為本罪主體的理由。因此,只要未取得行醫執業證書的人,即“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行醫就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
3.“三超”執業之爭。
具有醫生執業資格,但超執業地點、超執業類別、超執業范圍執業的人是否構成本罪,也構成主體之爭。“三超”之爭與一般和特殊之爭有交叉,但不盡相同。因為,雖然“三超”包括國家、集體和個體醫生,但本文的“三超”只就個體執業者而言。持肯定的觀點認為,取得醫生執業資格,但超出了衛生行政部門核準的范圍行醫,造成就診人死亡的,應以非法行醫罪認定。理由是,盡管行為人在核準登記的范圍內具有行醫資格,但超出了類別和范圍行醫,與其他人員的非法行醫并沒有本質的區別,按照非法行醫罪處理不僅符合客觀實際,而且也有利于遏制亂診治行為的發生,有效保護就診人的身體健康。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在道理上是說得過去的,代表了相當部分人的立法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是追究非法行醫刑事責任的價值判斷,更適用于立法領域。但在現有的刑法體系中卻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果按照肯定說觀點執法,那么,非法行醫罪與醫療事故罪在現有的刑法中不是互相彌補而是互相沖突的關系,必然打破現有的平衡而無法建立新的平衡參考第1點論述,也就是通常說的合理而不合法。我們是在司法的領域討論非法行醫罪,因此,我們更需要的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超執業地點有兩類情形:一是超出執業注冊機關的轄區范圍,所謂 3
異地執業。這一情形應按非法行醫論處。因為個體執業醫生異地行醫應在行醫地的執業注冊機關中重新注冊,這有利于列入當地衛生行政管理機關的管理。二是未超出執業注冊機關的轄區范圍的本地變更執業地點。這種變更不應視為非法行醫,因為其未超出執業注冊機關的轄區范圍,仍在執業注冊登記機關的管理范圍內。
4.集體執業醫師擅自從事個體執業之爭。
在具有集體執業資格的醫療機構中行醫的人員,擅自從事個體行醫的,是否構成非法行醫主體呢?《醫師執業法》第13條第4款規定:“醫療、預防、保健機構可以為本機構中的醫師集體辦理注冊手續。”在這種情形下,是否意味著這些機構中的醫師便具有個體執業資格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夺t師執業法》第19條規定:“申請個體行醫的執業醫師,須經注冊后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執業滿5年,并按照國家有關的規定辦理審批手續;未經批準,不得行醫?!币虼?,這些機構的醫生未經批準從事個體行醫的行為與這些機構無關。因醫療事故造成就診人傷亡的,不能適用醫療事故罪,也不能讓擅自從事個體行醫的人員的所在單位支付醫療事故補償費;而是屬非法行醫。情節嚴重或造成就診人傷亡的,以非法行醫罪追究之。但如果這些醫療機構的醫生在非職責范圍和職責崗位,包括業余或離退休人員,無償為人民群眾進行診療活動,或于緊急情況下搶救危重病員而發生失誤造成不良后果的,一般不應追究責任。
關于非法行醫罪的現有偵查模式問題
目前,往往是非法行醫導致就診人傷這里指“嚴重損害就診人健康的”或亡才會引起刑事訴訟。在“情節嚴重的”這一刑級追訴非法行醫罪的實屬罕見。因此,非法行醫罪的典型立案偵查模式是:受害人或家屬因出現就診人傷或亡而報案——公安機關就傷亡事實提請當地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以下簡稱鑒定委員會進行鑒定——公安機關根據鑒定委員會的鑒定和行為人致人傷亡的其他證據提請檢察院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這一偵查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直接在“嚴 4
重損害就診人健康的”或“造成就診人死亡的”這一刑級進行調查取證,就事論事;對“情節嚴重的”視而不見,在事實和證據材料中未曾反映。一旦檢察院以“嚴重損害”和“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是嫌疑人所致而不予批準逮捕,公安機關只好釋放犯罪嫌疑人。如果檢察機關不向公安機關提出補充偵查意見,公安機關又因偵查策略的偏差導致復議的理由不足,受害人或其家屬不會行使申訴權,那么,案件便以此了結。嫌疑人自恃無罪,不但可能使受害人的賠償遇到困難,易激化社會矛盾,而且可能仍將繼續危害社會。二是檢察機關作出逮捕決定,并依法提起公訴,法院如果以“嚴重損害”和“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是被告人所致為由而判其無罪事實上,這是某些法院處理此類案件的通例,公安機關往往也因此不再以其他犯罪事實追究犯罪。行為人逍遙法外,受害人的附帶民事訴訟一樣無著落。
影響這一偵查模式的因素有如下幾點:一是什么是“情節嚴重的”,法律并無規定,司法機關難于認定;二是受害人或其家屬往往非到傷亡事件發生不報案;三是公安機關警力有限,往往忙于應付比非法行醫罪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無暇顧及于此;四是衛生行政部門對個體行醫有行政管理的職能,對轄區的個體行醫情況較為了解,但由于查處不力或以罰代刑,極少向公安機關移送案件;五是檢察機關的立案監督、偵查指導不到位;六是非法行醫者往往得到當地政府官員和居委會、村委會干部默許,長期非法行醫而不受追究。
關于非法行醫罪的司法鑒定
非法行醫罪的醫療鑒定目前處于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各行其道、各自為陣的狀態,已經到了非規范不可的時候了。
一是沒有專門的鑒定機構。目前,公安機關在無奈之下只好委托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下稱鑒定委員會或委托法醫鑒定中心下稱鑒定中心作鑒定。鑒定委員會是醫療責任事故和醫療技術事故的法定鑒定機構,“是本地區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唯一合法組織,只有它的鑒定結論才能 5
作為認定和處理醫療事故的依據”。換言之,鑒定委員會出具的鑒定意見是處理醫療事故或者認定醫療事故罪的依據,無可爭議地具有法律效力,其效力淵源是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辦法》。但是否對認定非法行醫罪也具有法律效力呢﹖顯然,依照《醫療事故處理辦法》所作的鑒定意見認定非法行醫罪是不夠的。鑒定中心的法醫學鑒定,是指具有法醫學鑒定人資格,受司法機關指派、聘請或者委托,就所交付的事物進行研究認定,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鑒定結論。但對非法行醫罪的鑒定是否具有權威性呢?對非法行醫罪的認定,只憑法醫鑒定同樣是不夠的。目前,公安機關在處理非法行醫的司法鑒定的問題上,普遍要求既有鑒定委員會的鑒定,又有法醫學鑒定人的鑒定意見。但即使這樣,也不足以認定非法行醫罪。原因是非法行醫罪與醫療事故罪在行為要件的要求上是不同的。因此,至少在作為認定非法行醫罪的證據這一意義上,兩種司法鑒定意見的法律地位是不明確的。
二是非法行醫罪的司法鑒定意見的內容不統一。鑒定中心的意見著重傷亡原因,而鑒定委員會的鑒定意見著重分清責任。即使同是鑒定委員會的鑒定意見,其內容要求和文書格式也有千差萬別。如筆者手頭上,有同是關于查明非法行醫造成就診人死亡的鑒定委員會的兩份鑒定,其中一份內容有“事件經過”、“分析意見”包括死因和“綜合意見”包括事故的責任,認定犯罪嫌疑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另一份卻是死因和誘因兩部分,沒有對犯罪嫌疑人是否負法律責任提出意見。這與其說是鑒定委員會鑒定,不如說是法醫學鑒定人的鑒定意見。
三是司法機關對鑒定的采信不統一。目前,在對作為證據的采信上,有幾種不同的觀點,但基本是責任說和傷亡原因說兩種。前者傾向于鑒定委員會的意見,后者則傾向法醫學鑒定人的鑒定意見。不同的采信引起迥異的法律后果。如上所述,同是關于查明非法行醫造成就診人死亡的鑒定委員會的兩份鑒定,死因種類相同,一個死于“甲狀腺功能亢進癥并甲狀腺危象”,另一個死于“心、肺炎癥改變,導致心肺功能障礙”,死亡的直接原因均與犯罪嫌疑人的診療措施無直接的因果關系,6
但兩非法行醫人一個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一個不予逮捕。兩者分歧的焦點在于行為人是否要負“造成就診人死亡的”刑事責任。
在非法行醫罪的司法鑒定上造成如此大分歧的原因是鑒定機構和鑒定內容缺少相應的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筆者認為,經過法律認可,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可以同時作為非法行醫的鑒定委員會;由國務院作出《非法行醫處理辦法》,對鑒定委員會的法律地位和性質、職權和職責、鑒定書的格式、鑒定書的內容、鑒定結論性意見的內容以及鑒定的法律效力等加以明確的規定。
關于非法行醫罪的認定
目前,司法界較為突出的有事實上因果關系的假如說、實質要素說,以及法律上因果關系的直接原因說、同等價值說等等不一而足。假如說的觀點認為,假如沒有非法行醫者的行為,就診人所受的損害仍會發生,非法行醫者的行為就不是損害的原因;反之,則構成損害原因。此說無法回答就診人不被非法行醫者診療或者不為非法行醫者誤診、誤治、延誤就診時機,是否會出現傷亡的問題。實質要素說認為,如果非法行醫者的行為是實實在在地足以引起損害結果的因素,它就構成事實上的原因。但怎樣認定“實實在在地足以引起”,法醫學鑒定也有不同的標準。同等價值說認為,造成損害的所有條件具有同等價值,因而都是法律上的原因。這一說法使歸責直截了當,考慮到了就診人傷亡的誘因,但有量刑過重之嫌。直接原因說,過分強調就診人本身的病因,否認非法行醫者的行為因素。
非法行醫罪,《刑法》規定了三個法定情節,并相應規定了三個有梯度的刑級。在三個法定情節以及三個刑級的認定的司法活動中,也出現了相當不協調的現象。一是對什么是“情節嚴重的”,法律并無規定。一般認為,“情節嚴重的”應該包括非法行醫屢禁不止,有嚴重違反醫德的行為,騙取大量錢財,缺乏基本醫學知識、亂醫亂治、欺騙就診人,以迷信、愚昧、野蠻的方法醫病治病,等等。筆者認為,由于誤診、誤治或延誤搶救時間使就診人病情加重的,也應在此之列。設立非法 7
行醫罪以來,以“情節嚴重的”這一低刑級追究非法行醫罪的極少,司法層面上爭議不多,而較多地停留在學術上。但目前無牌庸醫泛濫、江湖郎中橫行、地下診所猖獗、冒牌醫生為害,這一刑級的非法行醫罪務必引起立法界和司法界的重視。盡快對“情節嚴重的”作出司法解釋,加大對非法行醫罪的查處力度是當務之急。二是對什么是“嚴重損害就診人健康的”、“造成就診人死亡的”存在較大分歧。主要在于對非法行醫行為與危害結果的因果關系的確定上。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不改變現有刑法的條件下,適用《刑法》第336條定罪量刑要考慮如下幾點:一是如果非法行醫者的行為與就診人的傷亡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處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二是如果非法行醫者的行為與就診人的傷亡無直接的因果關系,而有間接的因果關系,以“情節嚴重”或“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論罪處刑。理由是誤診誤治、亂診亂治、延誤診治完全應當適用“情節嚴重”或“嚴重損害就診人的健康的”的情節上確定刑級和刑度。三是非法行醫出現就診人死亡的,不存在醫療責任問題,因為行為人是非法行醫,因此不存在法定的醫療職權,也就不存在法定的醫療責任。因此,司法鑒定意見的價值應該在死因的鑒定,而不在于醫療責任。死因鑒定的意義在于量刑,而不在于定罪。如果出現類似執業醫生在行醫過程中的技術事故、意外事件、風險傷亡,均應當作為其量刑的情節而不應作為定罪的情節;如果出現類似執業醫生在行醫過程中的責任事故,應在誤診誤治、亂診亂治、延誤診治范疇,按照“情節嚴重”或“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情節確定刑級和刑度。
第二篇:非法行醫罪辯護詞
非法行醫罪辯護詞
陳某涉嫌非法行醫罪一案的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海南外經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陳某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被告人的辯護人參與本案的訴訟活動。通過閱卷、會見被告人、參加法庭調查,剛才又認真聽取了公訴人發表的公訴意見,使我對本案的法律事實有了清楚的了解。現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瓊醫鑒2006-009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不具有證據力,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公訴機關是以被告人涉嫌非法行醫罪提起公訴的,對于被告人的醫療行為是否是造成患者王某死亡后果的原因,只有通過司法鑒定即尸檢才能得到科學結論,在此基礎上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在適用法律上應屬于刑事法律調整的范圍。而醫學會組織進行的鑒定是“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是針對醫療過程中發生的患者人身損害事故確定是否屬于醫療事故而進行的,屬于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范疇內的行為。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三條及《海南省司法廳關于司法鑒定機構和司法鑒定人的公告》(2006年 月 日發布)的內容可知,海南省醫學會并不是法定的司法鑒定機構。2002年7月31日衛生部發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暫行辦法》第13條第5項規定:非法行醫造成患者身體健康損害的,醫學會不予受理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另外,海南省醫學會的瓊醫鑒2006-009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是在沒有明確王某具體死因的情況下作出的,該鑒定結論是建立在推論及假設判斷的基礎之上,缺乏事實依據。
上述內容足以說明,瓊醫鑒2006-009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是不合法的,不具有證據力,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人的醫療行為與患者王某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的根據。
二、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非法行醫致人死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通過剛才的法庭調查可知,王某在被告人處就診后就回家,相隔約一個小時才到農墾三亞醫院治療,在該醫院停留了約五個小時才在病床上死亡,該醫院接診時并沒有對王某實施搶救措施,至今沒有進行尸檢。據此,辯護人認為本案存在以下疑點:
1、王某在家期間有無吃藥及飲食?
2、如果被告人的診療造成王某血糖急劇升高、血壓下降、酮癥酸中毒,那為什么農墾三亞醫院接診時不進行緊急搶救?
3、王某死亡后,在死因不明的情況下,其家屬為什么不同意進行尸檢,本案是否另有隱情?
4、三亞市公安局以被告人涉嫌非法行醫罪立案偵查,為何不依法進行尸檢確定死因,而向三亞市醫學會申請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在上述合理疑點不能排除之前,公訴機關憑一個由省醫學會作出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結論,就認定被告人非法行醫致王某死亡進而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這是極不嚴謹的,也是極其錯誤的。理由為:其一,根據醫學原理,造成酮癥酸中毒的原因有很多種,且短時間內不易形成酮癥酸中毒;其二,王某從身體出現不適到在農墾三亞醫院病床上死亡,這有一個病情加重、惡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主要發生在王某被送入農墾三亞醫院以后。因此,只有在確認王某被送入農墾三亞醫院以后的這段時間內,農墾三亞醫院的確實施了積極、正確的搶救措施,最后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并且通過法定程序進行尸檢確定死因后,才能認定王某的死亡是否系被告人非法行醫所致的結果。因為這不僅對正確認定被告人是否應負刑事責任有著重大影響,而且也直接影響著對被告人的民事責任的認定。
據上,根據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人的刑事法律原則,辯護人認為,指控被告人非法行醫致王某死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三、被告人的非法行醫行為沒有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
“情節嚴重”是非法行醫罪的要件之一。司法實踐中,所謂“情節嚴重”是指屢教不改,長期從事非法行醫且騙取大量錢財或者使多人身體受到損害的情形。
從本案的實際情況看,被告人是一個62歲高齡的老人,身體患有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種嚴重疾病。其診所也是在其所屬單位解體后,不能發放工資的情況下,為了養家糊口而開設的??梢娖渲饔^上是為了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掙些錢貼補家庭生活,對非法行醫的性質及危害后果認識上比較模糊。從客觀方面看,被告人從事醫務工作三十多年,并非不懂醫術而非法行醫,其非法行醫的危害性與不懂醫術而非法行醫有重大差別;被告人開設診所期間,沒有發生過任何醫療糾紛,沒有被投訴或者受到過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本案發生后,三亞市衛生局依法對被告人的非法行醫行為進行了全面調查,最終作出了對被告人處于10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上述內容充分反映了本案被告人非法行醫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的有限范圍和有限程度。另外,被告人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的非法行醫行為,并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公訴機關查清本案事實。在今天的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對被指控的無證行醫的事實沒有異議??梢娖渚哂忻黠@的悔罪表現。
基于上述事實,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對本案的違法犯罪行為已有了深刻反省,其自身也不具有社會危險性,其在本案中的非法行醫行為沒有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
綜上所述,瓊醫鑒2006-009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不具有證據力,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非法行醫致王某死亡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告人的非法行醫行為沒有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因此,辯護人懇請法庭對被告人免于刑事處罰。
上述辯護意見,供參考,并望采納。
辯護人:王康庭律師 二00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三篇:非法行醫罪的概念范文
非法行醫罪的概念、構成要件、認定及法定刑2010-04-09 10:03:09|分類: 重點罪名的概念、|標簽: |字號大中小 訂閱.一、非法行醫罪的概念:
是指未取得行醫資格的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行為。
二、非法行醫罪的構成要件:
1、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醫療工作的管理秩序和就診人的生命、健康權利。
2、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行為。
3、犯罪主體:是沒有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自然人。
4、主觀方面: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無醫生執業資格,為了牟利而非法行醫。其對非法行醫造成的危害結果則是出于過失或者間接故意。
三、認定:
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非法行醫必須情節嚴重的才構成犯罪。情節嚴重是指:多次被取締后仍非法行醫的;因非法行醫造成就診人身體健康受損害的;非法行醫獲利巨大的;從事危險性較大的診療活動等等。
劃清本罪與醫療事故罪的界限:兩者主要區別是,本罪的主體無醫生執業資格,而后罪的主體則有醫生執業資格;本罪限于非法的診療活動,后罪是從事合法的診療、護理活動。
四、法定刑
《刑法》
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一款 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造成就診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第四篇:從一起美容案件論非法行醫罪(精選)
從一起美容案件論非法行醫罪
摘要 目前非法行醫已嚴重擾亂醫療市場秩序,危害著公共衛生安全,并且不易被行政執法部門、刑事執法部門發現。待發覺時又大多造成了就診人員傷殘、死亡等嚴重后果。本文從一起美容機構非法行醫致人死亡案引發諸多非法行醫罪的思考,并探求這一現象得以滋生蔓延的原因,就非法行醫罪的主體、非法行醫罪的認定等問題進行探討。
主題詞 非法行醫 原因 主體認定 非法行醫罪
1案情介紹
2010年6月底,青島一名40歲的女教師在位于人民路的一家整形醫學美容機構進行抽脂手術,結果在手術中猝死,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經調查得知,給女教師做抽脂美容手術的美容師劉某是盜用海南一位姓袁的醫學專家的名字,沒有用真名,也沒有可以進行醫學美容的合法資質,屬于證件造假,冒充合格醫生。市衛生行政部門已將這起“整容死”事件定性為一起典型的非法行醫。目前,相關責任人已被警方刑拘,該機構已經被注銷。2非法行醫 2.1非法行醫概述
打擊非法行醫是衛生行政執法的一項重要內容,1997年3月新刑法增設了非法行醫罪的處罰,進一步豐富了打擊非法行醫犯罪活動的內容。所謂非法行醫,是指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擅自
3非法行醫罪 3.1非法行醫罪概念
《刑法》第336條規定,非法行醫罪,是指末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擅自從事醫療活動,情節嚴重的行為。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行醫,即非法從事診斷、治療、醫務護理等工作,行醫是指從事醫療業務的行為,業務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具有較大危險性并且持續、反復從事的工作。非法行醫罪通過對犯罪主體“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的界定,來劃定犯罪圈,將主體界定權掌握在刑法之中,行政法律所能界定的只是“資格”的具體范圍和“行醫”的規范。從刑法的角度觀審,行政法律授予資格時刑法應以從寬的原則采用,行政法律限制資格時刑法應以從嚴的原則摒棄。因此,非法行醫之“法”不拘于行政法律法規,而是有行政法律法規和刑法的綜合評判。3.2非法行醫罪的主體
在司法實踐中,針對《刑法》第336條中的“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卻有著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是指“未取得執業醫師資格”,有人認為還應當包括“取得執業醫師資格,但未注冊,或者超越注冊事項執業(包括超越執業地點、執業類別、執業范圍)”。這就給司法裁量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有悖于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則。根據《執業醫師法》、國務院《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構成非法行醫的主體應包括以下三層含義,一是醫療機構要有《執業許可證》,醫師要取得《醫師資
(3)
格的人。因此,醫療行業從業人員,既要注意本人是否有醫師執業證,還要注意本人所在的醫療機構應該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否則,就有可能成為非法行醫的主體。4.2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具有行為故意,即明知自己不具備行醫資格,仍然從事醫療活動。但行為人對造成就診人死亡的后果,則可能是過失,也可能是間接故意,即其應當預見非法行醫行為有可能造成就診人死亡、傷害的嚴重后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但輕信能夠避免,或者已經預見到可能發生上述后果而放任危害結果發生。本罪構成要件主觀特征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犯罪目的。從司法實踐來看,非法行醫者一般是以牟利為目的的,而且根據我國刑法第336條的立法意圖來看,該條在規定刑罰時,罰金作為附加刑之一,其制裁對象主要是以牟利為目的的犯罪。因此認為,非法行醫罪應具備“以牟利為目的”這一要件。4.3客體要件
本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行醫是關系到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特殊職業,因此,國家要求行醫者除要有良好的政治思想條件外,還要具備一定的技術資格,以保證醫療質量,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時還對行醫活動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工作規范及制度,以促進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非法行醫,不僅擾亂了建立良好的醫療衛生工作管理秩序,同時也侵犯了就診人的身體健
第五篇: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條文
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第三條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全面規劃,嚴格管理,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6.19 法釋〔2000〕14號)
第三條 違反土地管理法規,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數量較大,造成耕地大量毀壞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的規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處罰:
(一)非法占用耕地“數量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農田五畝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十畝以上。
(二)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大量毀壞”,是指行為人非法占用耕地建窯、建墳、建房、挖沙、采石、采礦、取土、堆放固體廢棄物或者進行其他非農業建設,造成基本農田五畝以上或者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十畝以上種植條件嚴重毀壞或者嚴重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