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本案李某的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還是構成民事糾紛？

本案李某的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還是構

成民事糾紛？ 被告人李正山，男，４０歲，農民。１９９９年３月，被告人李正山經人介紹為某市燈具廠對外洽談銷售燈具業務，燈具廠于１９９９年４月通過電傳的方式發給被告人李正山委任書一份，委任書中稱：“某市（縣）各有關單位，茲介紹我廠營銷員李正山同志代表我方與你方簽訂有關路燈燈具業務合同。”與此同時，燈具廠還派副廠長趙宏明、總賬會計周成良到重慶市某縣，被告人李正山即與燈具廠派來的副廠長趙宏明、總賬會計周成良一起與某縣建設委員會洽談燈具業務。同年５月１９日燈具廠與某縣建設委員會訂立了工礦產品購銷合同一份，約定由燈具廠供給某縣建設委員會單臂路燈１７０組，雙臂路燈２６０組，貨款總價值７８３０００元，被告人李正山作為廠方的委托代理人在供貨方一欄中簽了名。當日，燈具廠副廠長趙宏明作為廠方代表與被告人李正山簽訂了協議書，雙方就這筆業務的業務費結算做了約定。協議簽訂后，被告人李正山先后向燈具廠借款３３３００余元，用于差旅費用和代墊運輸費用。某市燈具廠實際供貨單臂路燈２３２組，雙臂路燈１１０組，總計貨款６１１４１６元。被告人李正山先后從某縣建設委員會收取貨款５２６０００元，回籠給廠方３３００００元，剔除被告人李正山應得的業務費５１４２２元外，余款１４萬元被被告人李正山挪用。

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李正山接受燈具廠的委托擔任其營銷員后，又與該廠簽訂了協議書，約定了所做業務的業務費結算方式。被告人李正山在擔任燈具廠的營銷員后，以該廠的名義對外簽訂并負責履行供貨合同，所訂立的供貨合同承擔責任的主體為某市燈具廠和某縣建設委員會，所得貨款扣除被告人李正山應得的業務費外，其余應當如數歸燈具廠所有，而被告人李正山卻利用負責簽訂、履行合同的職務之便，將應當回籠歸某市燈具廠的貨款挪用，數額較大，且至今一直未能歸還，嚴重地侵犯了企業的財產所有權利。被告人李正山的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構成挪用資金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李正山是個農民，雖然接受了燈具廠的委托，并以該廠的名義對外簽訂供貨合同，但被告人李正山既不是該廠的在編正式人員，也沒有在受聘后形成勞動合同關系，平時不享受廠里的任何福利待遇，只是在推銷產品中賺個差價部分，稅收、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均不是由廠方負擔。因此，被告人李正山的主體資格不符合法律規定，因而不構成犯罪。被告人李正山的行為只是一種民事法律關系，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

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的，或者數額較大不退還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該罪的犯罪主體為特殊主體，即只能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這里所說的“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的規定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企業”則是指上述兩種公司以外的任何依法從事營利性活動的經濟組織，如工廠、商店、賓館、飯店等；“其他單位”則是指既不是公司和企業，也不是國有單位。縱觀本案的情況，被告人李正山是個農民，不是燈具廠里的正式職工，也不享受該廠的其他福利，而是臨時接受委托為燈具廠代為簽訂供貨合同，且雙方亦沒有形成勞動合同關系，被告人李正山與燈具廠之間簽訂的協議，是對業務費結算問題作出的約定，對于這份協議可視為是平等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被告人李正山與燈具廠之間存在委托關系，這是客觀事實，但這種委托關系不能等同于刑法第九十三條中所規定的“委派”，這里所說的“委派”是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而言的，而“委派”的前提條件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到“非國有公司、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很顯然，被告人李正山不符合法律所規定的“委派”條件。因此，不能將刑法第九十三條中的“委派”規定，用來套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

第一款挪用資金罪的主體確定；修訂后的刑法廢除了類推制度，實行了徹底的罪行法定原則，當法律沒有對某一犯罪構成作出立法或司法

解釋前，是不能隨意地進行擴張解釋的，如果我們將刑法第九十三條的“委派”規定擴張到挪用資金罪中，則違背了罪行法定原則，擴大了懲治范圍；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這類行為，他不僅嚴重地損害了企業的經濟利益，而且也具有社會危害性，這個問題可能是立法上的缺陷，但法律是不能包容這個缺陷的。因此，我們不能把法律還沒有規定的東西包容進去，并作為犯罪來進行懲處。

第二篇：本案是無效婚姻還是構成重婚罪？

本案是無效婚姻還是構成重婚罪？

2009年8月，陳某提出與吳某離婚的訴訟請求，吳某則提起刑事自訴，狀告陳某犯重婚罪。自訴人吳某訴稱，其于2002年10月20日與被告人陳某登記結婚，同年生育一子陳某某。2006年5月自訴人發現被告人與蘭某某同居生活，自訴人多次找被告人和蘭某某，說明自己是被告人的合法妻子。但被告人陳某與蘭某某卻于2007年6月25日公然登記結婚。自訴人吳某的訴訟代理人提出：被告人陳某的行為，符合重婚罪的四個要件，已構成重婚罪，要求依照《刑法》、《婚姻法》的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陳某辯稱，其與吳某的結婚屬無效婚姻，因當時被告人尚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向婚姻登記機關出具的出生年月日材料不真實，因而其行為不構成重婚罪。經本院審理查明：被告陳某與吳某及蘭某某的兩吳結婚證都是用虛假結婚證明材料領取。2002年10月20日，年僅18周歲的陳某采取提供虛假身份證明的方法與比他大3歲的吳某領取了結婚證，二人結婚后一直居住在一起，二人結婚之事親戚朋友都知道，并于同年生育一子陳某某。2006年5月，被告人陳某與蘭某某相識，以夫妻名義先后長期在出租房非法同居。2007年6月25日，被告陳某又用虛假證明材料與蘭某某登記結婚。

余婧婚姻家庭律師團隊專業律師分析：

律師認為以重婚罪對被告人陳某定罪判刑是有充分法律依據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批復》，事實婚姻仍可作為重婚罪的構成要件;同時，按照《批復》，陳、蘭的行為屬于“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形態的重婚行為，符合重婚罪的構成要件。重婚行為構成的前提是，符合婚姻法規定的法律婚或者事實婚的形態，只有在確定其為一種婚姻的條件下，才能進而認定其為一種非法的婚姻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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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存款罪本案是否構成非法吸收公眾范文

本案是否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一般民事借貸糾紛的界限

[案情]

孫某因其公司急需周轉資金50萬元向銀行貸款，又因諸多原因未果，便以個人名義分別向周圍的親朋好友及熟人以高息(1.5-5分不等)籌措資金，總共借取資金50萬，所有借款均以個人名義分別打下借條。后因公司經營不善，所有借款均未能償還，受害人向司法機關舉報。檢察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起訴至法院。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就被告人孫某究竟是否構成犯罪，形成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孫某變相吸收他人資金，擾亂金融秩序，數額巨大，其行為已觸犯刑法第176條第一款之規定，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第二種意見認為，孫某雖然以高息向他人借取資金，但孫某不是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其行為并不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構成要件，應以一般民事借貸糾紛處理。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評析]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為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客觀方面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即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二是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即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不以吸收公眾存款的名義，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但承諾履行的義務與吸收公眾存款相同，即都是還本付息的活動。“非法”一般表現為 1

主體不合法(主體不具備吸收存款的資格)或者行為方式、內容不合法(如擅自提高利率吸收存款)。“公眾”是指不特定對象，包括不特定的個人與不特定的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12章規定，建立在真實意思基礎上的民間借款合同受法律保護;1991年7月2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在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圍內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在現實生活中，民間借貸是非常普遍的。不僅有公民之間相互借貸，而且有企業及其他組織集資建房、修路或者開展公益事業，以及企業改制過程中職工出資入股等情形。這些雖然也體現為吸收資金并且也有利益回報，特別是公民之間的借貸一般都約定有利息但并不違法，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不需要銀行管理機構的批準。

刑法理論通說認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一般民事借貸糾紛的界限，即判斷一種借貸行為是否屬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關鍵是看行為人是否有面向社會不特定對象非法吸取資金的行為。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什么是“社會不特定對象”存在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所謂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取資金，應當是指包括近親屬(民法意義)在內的所有人吸取資金的行為，但應當將直系血親的近親屬排除在外。也有人認為，應當是指行為人所熟悉的以外的人，親朋好友不應當包括在內。筆者認為，判斷是否屬于“社會不特定對象”，應當結合行為人的吸取資金的方式來界定其內涵。即當行為人意在指向社會不特定人，而發出欲吸取資金的要約邀請(書面或口頭)，任何人只要依據這一要約邀請向行為人發出欲提供資金的要約，行為人均會與其建立資金借貸關系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提供資金的人是否與行為人相識，均可被認定為“社會不特定對象”。如果行為人沒有要約邀請行為，而是向分別向借款人單獨去協商借款，就不屬于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 2

取資金，無論借款人與行為人是否相識。因為原來的“社會不特定對象”由于行為人的要約行為而轉變為特定對象。也就是說，只有行為人有要約邀請的行為才可能構成本罪。理由如下：

一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本意。當初本罪立法本意，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銀行類金融機構之外的主體搶占銀行業務，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沒有雄厚資本金的主體開展存款業務，給社會帶來太大風險。銀行吸收存款與一般民事借貸的本質區別就在于銀行有向社會不特定人發出吸收存款的要約邀請行為。如果行為人有向社會不特定人發出吸收存款的要約邀請行為，就可能會搶占銀行業務，并且由于行為人通常沒有足夠資金保證，會造成吸收的存款無法兌現;二是符合本罪的構成要件。本罪的客體是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只有行為人具有向社會不特定人發出吸收存款的要約邀請行為，才可能會對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構成威脅，從而才有科以刑罰的必要性。

筆者認為，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去理解“社會不特定對象”，才能解釋清楚民間借貸與銀行吸收存款的區別，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間借貸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界限。否則，就難以避免這樣一個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的機械推理的局面——對一個人或單位向十個人借款甚至向一百個人付息借款，按民間借貸處理，不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而對其向更多的人借貸卻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處理。也正像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著名的法學家江平說所說的那樣，“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正常的民間借貸有什么區別?我向20個人借行不行?有沒有一個界限?現在看沒有。如果我向50個村民借貸是不是就變成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結合本案來看，被告人孫某因其公司資金周轉困難，以個人名義分別向不同的個人以高息籌措資金，其行為屬于一般的民事借貸行為，符合民法自治原則，應當受合同法調整。雖然孫某最終未能償還所有的借款，但其并未實施向社會不特定人發出吸收存款的要約邀請行為，從而危害到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因此，孫某籌資的行為不屬于“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存款”，不構成非法吸收存款罪。

第四篇：中華民族本案阻止工商人員工作構成何罪

本案阻止工商人員工作構成何罪?

案情：

被告人楊同兵、趙景喜于2002年12月30日17時許，乘坐由被告人葛玉華駕駛的蘇N-J0626號貨車裝載500箱“福”酒和100箱“小醉仙”酒到如皋市天平市場進行銷售，被接到舉報的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經濟監督檢查大隊(以下簡稱“經檢大隊”)檢查發現，經檢大隊經初步核查發現該批酒的標貼及外包裝盒上所表述的內容與被告人趙景喜等人提供的手續不相符，經對該批酒作初步檢測發現，該批酒的質量嚴重不符合標貼上明示的要求，經檢大隊隨即對該批酒進行抽樣取證，并根據有關規定決定對該批酒和汽車予以扣留在南通市如皋工商行政管理局待后處理。2002年12月31日，經檢大隊將抽樣樣品送至如皋市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進行檢驗，經鑒定：送檢的“福”酒和“小醉仙”酒酒精度指標未達到GB10781、1—89標準規定的要求，判該樣品不合格。經檢大隊即要求被告人楊同兵等人按規定預繳待處金等待處理。被告人楊同兵等人為逃避處罰，多次商量策劃，欲由楊實施限制門衛的人身自由，不讓其報警，由趙、葛強行到工商局大院內將被扣的汽車及拉走。2003年1月5日21時許，被告人楊同兵等人來到工商局，根據分工，被告人楊同兵將工商局傳達室外的電話線扯斷，阻止報警，并將工商局電動大門強行推開，由被告人葛玉華以天氣冷，以免水箱被凍壞要將汽車水箱內的水放掉為借口，騙得工商局傳達室門衛的信任，進入大院，將卡車發動預熱，由被告人趙景喜駕駛，將卡車強行開走，門衛陳仁和欲阻攔時，被告人楊同兵上前抱住，將其推進傳達室，限制其自由，不讓其報警，并對陳進行威脅。至22時許，被告人楊同兵與同伙聯系，得知被告人趙景喜、葛玉華已駛離如皋時，方從工商局傳達室逃離。

該案分歧的焦點在如何定性?

第一種觀點認為，楊某等人的行為構成妨害公務罪。理由是：楊某等人違法經營被查處，因對工商部門執法行為不服，強行搶走工商部門監管中的財物;其行為不僅侵犯國家的正常管理活動，1

同時，楊某等人采用暴力手段非法軟禁扣留財物保管人，其行為還侵犯了工商局工作人員的人身權利。客觀上，其實施了以暴力的方法阻礙國家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主觀上，明知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查扣行為是執法行為而故意實施暴力，致使查扣的財物被搶走，阻礙執法人員執行職務。因此，對楊某等人應以妨害公務罪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楊某等人的行為構成搶劫罪。因為被查扣物品的所有權已經發生轉移，可視為原財物所有人此時已喪失了所有權。從主觀上方面看，楊某等人非法占有被扣財產的故意很明確;客觀方面，楊某等人對看管人員被扣財物的陳某實施人身強制，使其處于不能反抗的境地，從而劫走公共財產，其行為不僅侵犯工商部門管理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同時還侵犯了保管財產的陳某的人身權利。因此，楊某等人以暴力手段強行搶走財物，應以搶劫罪論處。

第三種觀點認為，楊某等人的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本罪只要行為人以剝奪他人身自由為目的，非法拘禁他人，不論時間長短，都是本罪既遂。時間長短可作為一個情節加以考慮。本案中的楊某等人為逃避處罰，多次商量策劃，欲由楊實施限制門衛的人身自由，不讓其報警，當門衛陳仁和欲阻攔時，被告人楊同兵上前抱住，將其推進傳達室，使陳某在一定時間內失去行動的自由。這種強制性，表現在違背他人意志，強行使他人處于被管束之中。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楊某等人的行為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構成要件;

1、本罪的客體，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利。

2、客觀方面，行為人具有以拘禁的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

3、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

4、本罪的主觀方面，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動機不同不影響本罪的成立。

第五篇：法律知識犯罪本案財務主管是否構成

本案財務主管是否構成犯罪

一、案情介紹

李建國，男，山東省某國有事業單位財物室主任，負責財務室的全面工作，對財務室的行政工作、財務業務以及會計人員負責管理，并對財務室所設的八個帳戶以及稽核人員負責管理、檢查、監督，還負責組織每兩個月對各單位的會計管理情況進行檢查和抽查。2000年6月份左右，該單位開始機構改革，財務室的工作人員大部分被調到下屬事業單位，李建國多次向領導反映財務人員不足，不好互相監督，財物稽核崗位沒有專人負責，會影響財物稽核，單位領導對此一直沒有明確的答復。在日常工作中，李建國作為財務室的主任及財務主管人員，也定期對財務室及下屬單位的財務工作進行檢查，但不全面，只是比較注重對事業戶等大帳戶的檢查(本案中造成損失的公款，全部來源于事業戶)。對會計憑證也能經常檢查，而且每月檢查一次往來款的清理情況、現金借款情況，對支票使用情況和匯款情況也定期檢查。財務室的支票和印鑒是由出納一人管理。在2001年7月3日至2001年 12月29日，會計林勇和出納張強分兩次挪用公款200萬，共計歸還174萬，還有26萬沒有還上，為了通過年底的財物審計，張強從其他帳戶上轉入26萬元，把帳做平，并在銀行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偽造了假對帳單，掩蓋出借資金和短缺26萬元的事實，使年終審計時沒有發現該問題，在2001年1月28日，林勇和張強再次挪用事業戶公款400萬元，4月初，張強讓銀行工作人員劉靜出具一份假對帳單來應付李建國的財務檢查，4月中旬，李建國收到銀行送來的真對帳單，發現有400萬元公款挪出帳外，就找張強和林勇落實，張林二人共同欺騙李建國說是幫助朋友拉存款，400萬存在其他銀行，隨后兩人用單位其他帳戶的公款及個人所得的好處費將事業戶的400萬元轉回，慌稱400萬元虧空補齊，并將有關帳目交給李建國檢查，李建國認為公款已經轉 1

回單位，便未再過問此事，也沒有向有關領導匯報。以上挪出及歸還公款在單位均沒有記帳，只能從銀行對帳單上看出款項的進出情況，挪用時李建國均不知道，2003年4月4日由我院在偵查過程中發現。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建國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其主要理由是：(1)從本案來看，李建國構成玩忽職守罪應該具備兩個條件，即林勇和張強在挪用公款前他知道而不管，或者挪用公款后知道而放任不管。就本案來看，這兩個條件李建國的行為都不具備。(2)就職責的履行問題來看，不論是公款被挪用之前還是挪用之后，李建國的職責都不明確，在單位機構改革之后李建國曾經向有關領導反映過稽核崗位沒有專職人員負責，但領導沒有答復。李建國既是財務主管又是財務主任，職責不明確，工作中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做到。李建國已經正確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對于危害結果的發生，只能說是他的工作失誤，而不能按犯罪論處。(3)本案是典型的會計、出納共同作案，作案后又實施了一定的犯罪掩蓋，李建國在財物工作的檢查中是很難發現的，所以說他的行為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建國的行為構成玩忽職守罪。其主要理由是：李建國既是財物室主任，又是財務室主管，負有檢查、監督的職責，正是由于他檢查不到位，才導致了林勇和張強挪用公款行為的發生。(1)開出的支票沒有領導的簽字，李建國作為財務室的主管應當發現而沒有發現，具有嚴重的失職行為。(2)李建國作為財務主管對帳戶進行檢查時，只是對事業戶等大的帳戶進行檢查，忽略了對小帳戶的檢查，如果他對小帳戶也能進行檢查，應該會及時的發現挪用和調帳的問題。而且，李建國在發現公款被挪用后沒有及時向領導匯報。(3)李建國作為財務主管和財務室主任，負有特定的義務，崗位人員不足不能成為其沒有正確履行職責的理由，李建國的失職行為是造成會計和出納共同犯罪的直接原因。所以李建國的行為構成了玩忽職守罪，應當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三、本人觀點

本人同意第一種意見，認為李建國的行為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看李建國的行為是否構成玩忽職守罪，主要看他的失職行為與林勇、張強挪用公款所產生的危害結果之間是否具備可以追責的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下面就來分析一下李建國的失職行為：第一種失職行為，發現公款被借用，沒有匯報以及沒有發現調帳，填補虧空的情況。上述失職行為是發生在林勇和張強挪用公款的犯罪既遂之后，此時危害結果已經發生，失職行為本身對危害結果的產生不起作用，如果沒有李建國的失職行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損失，但能夠減少多少不能確定。即使向領導匯報，積極履行職責，發現虧空問題，立即采取措施追款，也沒有證據證實能否減少損失，以及減少損失的具體數額。所以該失職行為不屬于玩忽職守罪中可以追責的危害行為。第二種失職行為，印鑒和支票由出納一人保管。本案中危害結果的產生，是由會計林勇和出納張強共同挪用公款的行為造成的，即使印鑒和支票由會計和出納分別保管，李建國的失職行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也不產生任何作用，所以不能因此追究他的刑事責任。第三種失職行為，即財物稽核崗位應設專人而不設，造成會計、出納的工作長期沒有專人檢查、稽核。在本案中，財物稽核崗位的空缺是造成林勇和張強挪用公款的最主要原因。李建國多次向領導反映財務人員不足，不好互相監督，財物稽核崗位沒有專人負責，單位領導對財務室存在的問題是知道的，但一直沒有給李建國具體答復。就此引發的危害結果，單位領導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雖然李建國為財務室主任，應當設立財務稽核人員，但是在財務室人員不足的情況下這種設立能否起到稽核崗位所應起的作用還是一個未知數。所以我認為對此李建國只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領導責任，屬于工作上的失誤，而不應追究其法律上的責任。

第四種失職行為，沒有認真檢查會計和出納的工作。在本案中被告人李建國作為財務室的領導，負有檢查、監督會計、出納會計工作的職責，在執行檢查過程中不全面不具體。李建國辯解說：出于對同志的信任，之前也沒有發現可疑的行為，所以沒有逐筆核對會計、出納人員所經手的帳目，而且財務室的人員比較少，不具備全面、細致檢查的條件，對會計的管理情況，主要是檢查會計和

出納之間的監督工作，對會計、出納的帳目檢查，主要是檢查憑證、帳簿、現金等情況，是一般性檢查，是抽出一部分檢查，不是全面檢查，還主要是會計自查，款項的轉進、轉出林勇和張強都不記帳，又偽造帳單，發現挪用、調帳比較困難。被告人的辯解符合情理，符合財務室的現狀，只是一種輕微的失職行為，屬于工作失誤，不能說構成犯罪。

綜合以上分析，被告人李建國的失職行為，情節輕微，不屬于嚴重不負責的失職行為，不符合玩忽職守罪中失職行為的客觀要求，只應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領導責任，而不應該追究他的刑事責任。

盧金增 孫運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