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訴訟本案稅務專員騙取稅款是否構成詐騙罪

本案稅務專員騙取稅款是否構成詐騙罪?

案情：韓某是某縣國家稅務局城區管理分局的稅務專管員，工作職責是對轄區內個體納稅戶的納稅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和管理，不具有征收稅款或代收代繳稅款的職責，稅款征收由稅務局內設的專門機構和人員統一進行。2003年11月至2004年7月，韓某在明知其轄區內的個體經營戶吳某未辦理稅務登記的情況下，利用其稅務專管員的特定身份，私自為吳某定稅后，以代吳某辦理納稅為幌子，多次騙取吳某交給的納稅款累計1.12萬元，并將所騙得的納稅款占為己有。

分歧意見：本案在定性上，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韓某的行為構成了貪污罪。理由是韓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稅務管理工作的便利條件，將所收取的納稅款非法占為己有。

第二種意見認為，韓某的行為應以詐騙罪論處。理由是韓某騙取吳某交給的納稅款的行為并非“利用職務之便”。

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首先，貪污罪的侵占方式必須表現為利用職務之便。所謂利用職務之便，是指利用職權范圍內的權力和地位形成的主管、管理或經手本單位財物公共財物 的便利，包括：主管權、管理權、經手權。本案中，韓某系一般稅務行政管理人員，僅負責對納稅人的納稅情況進行檢查、監督等行政管理工作，不具有征收稅款或代收代繳稅款的法定職責，從而不具有主管、管理或經手公共財物的便利條件，韓某的非法占有行為屬于單純的詐騙，并非利用職務之便。

其次，貪污罪侵占的對象必須是公共財產。本案中，韓某所侵占的1.12萬元納稅款，是韓某采取謊稱代吳某辦理納稅的方式，從吳某處騙來的，在所有權尚未依法發生轉化之前，仍屬吳某的個人財產，不屬于公共財產的范疇。

最后，詐騙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即行為人利用這種欺騙方法，騙取被害人的信任或者蒙蔽被害人，使之產生錯誤認識，從而“自愿”交出財物：侵占的對象既包括公共財物，也包括私人財物。本案中，韓某在明知吳某未辦理稅務登記的情況下，為了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利用其稅務管理工作人員的特定身份，以代吳某辦理納稅為幌子，隱瞞非法占有之真相，騙得吳某的信任，使吳某產生錯誤認識，從而“自愿”將1.12萬元納稅款交給韓某，其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特征。

四川省古藺縣檢察院·王元堯

第二篇：刑法訴訟本案房地產公司是否構成違約

本案房地產公司是否構成違約

[要點提示]

房屋預售合同糾紛常常涉及到所有權屬登記義務的實際履行問題，辦案中一方面必須正確理解合同約定內容，另一方面應當全面掌握一時性債權與繼續性債權的運用規則，以便準確判斷當事人是否存在違約及是否超過訴訟時效。

[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張艷霞

被告(上訴人)：湖北大都置業有限公司

2003年1月23日，原告張艷霞與被告大都置業公司簽訂了一份《商品房買賣合同》，其主要內容為：原告購買被告開發的位于宜昌市東山開發區深圳二路18—8號A幢三單元3501號房屋一套，房屋價款為152962元。合同第十五條約定“出賣人應當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60日內，將辦理權屬登記需由出賣人提供的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如因出賣人的責任，買受人不能在規定期限內取得房地產權屬證書的，由出賣人按已付房價款的日萬分之三向買受人支付違約金。被告于2003年9月30日向原告交付了房屋，交付房屋時原告已依約給被告支付了購房款148372.66元。房屋交付一年內，原告給被告支付了購房總價款3%的質保金共計4589.34元。2004年9月2日，宜昌市房地產權監理處向被告出具了該幢房屋的產權證明單。2004年11月4日，宜昌市房地產管理部門受理了原告房屋產權登記申請。

原告于2006年2月28日向法院起訴，認為被告遲延于2004年11月4日履行義務，導致其比規定的期限超過374天才取得房地產權屬證書，請求判令由被告給其支付違約金17162.30元。

被告答辯認為：第一、被告在商品房交易中已經辦理了整棟商品樓房的大產權證，有了大產權證就具備了辦理各商品套房小產權證的條件，而辦理小產權證是買受方原告個人的事情，被告作為開發商只是協助辦理，能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及法人委托書即行，故被告不存在違約。第二、合同約定被告遞交相關資料報有關部門備案的時間為交房后60天，據此原告應當于房屋交付后90天之內取得房產證，即2003年12月29日之前，故原告向法院請求保護的訴訟時效已過。

[審判]

宜昌市三峽壩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認為：原告張艷霞與被告大都置業公司于2003年1月23日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有效。被告應在交付房屋后60日內即在2003年11月30日前將由被告提供的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被告在2004年11月4日才將應由其提供的資料交房地產管理部門備案，被告履行義務逾期338天，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原告主張的被告違約逾期374天有誤，應據實計算。因本案原告主張的是因被告遲延履行義務所承擔的違約責任，被告履行其合同義務的時間是2004年11月4日，相應違約責任的時效應從次日即2004年11月5日開始起算，故原告于2006年2月28日向法院起訴并沒有超過訴訟時效。因此，被告辯稱原告訴請已過訴訟時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的規定，作出判決：被告大都置業公司于判決生效后五日內給原告張艷霞支付違約金15044.99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訴。

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大都置業公司與被上訴人張艷霞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合法有效，雙方均應按約履行。合同簽訂后，被上訴人按約支付了購房款，上訴人卻未按約于交付房屋后60日內將辦理權屬登記需由其提供的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導致被上訴人未能及時取得房屋權屬證，侵害了被上訴人的合法權益，應按約承擔違約責任。上訴人最終提供完備房屋交易資料的時間應以房屋產權登記機關出具《房地產業務受理單》的時間為依據，原審據此判決本案未過訴訟時效并無不當。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認定事實清楚，實用法律正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當事人原告張艷霞與被告大都置業公司所簽訂的《商品房買賣(預售)合同》，因雙方當事人都具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簽約經平等協商，合同內容具體明確，充分考慮了各種情況，如約定支付購房質保金等，這些預見充分說明雙方是基于各自真實的意思表示;合同內容不違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故認定有效無可爭議。筆者僅就本案中原、被告當事人訴辯的違約是否構成和原告的訴請是否超過訴訟時效的爭議作如下評析。

(一)認定報送登記資料為合同內容是判斷被告違約的關鍵。

原告張艷霞與被告大都置業公司簽訂的《商品房買賣(預售)合同》中第十五條約定“大都置業公司應在商品房交付給張艷霞使用后60日內將辦理權屬登記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而事實上是：2003年9月30日雙方交房付款，2004年9月2日房地產權監理部門出具產權證明，2004年11月4日房地產管理機構受理(張艷霞)房屋產權登記申請。原告訴稱被告遲延了374天，于2004年11月4日才履行將辦理房產權屬登記資料交登記機關的義務，被告辯稱因已辦理了整棟商品樓房的大產權證，有了該大產權證就已經完全具備辦理各商品套房小產權證的條件，而辦理各個商品套房的小產權證是原告等買受方個人的事情，被告作為開發商只是協助辦理，能夠為其提供法人代表身份證明及法人委托書即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精神，我國現行商品房開發買賣必須持有房屋所有權證書，即被告大都置業公司所稱的大產權證。開發商取得該大產權證后在銷售過程中再分戶辦理買受人各自的房地產權屬證，即被告大都置業公司所稱的小產權證。由此可知，開發商辦理大產權證是買受人取得小產權證的前提。筆者認為大產權證辦理結束后開發商的義務談不上結束，而僅僅是售房行為的開始。本案中，被告大都置業公司作為開發商必須將小產權證提供給買受人原告張艷霞后其義務才視為結束。其間，被告不僅要承擔配合、協助職責，而且還應當積極承擔報送需由其提供備案資料的義務，而不應當拖延至房屋交付使用60日以后。況且被告在簽訂合同后已經接受了原告的書面委托，承諾為其辦理小產權證(筆者認為此舉多余)。所以，被告大都置業公司未在房屋交付給原告張艷霞使用后的60日內向產權部門報送辦理房產權屬登記資料，而是遲延于2004年11月4日才履行，其行為違背了與原告張艷霞簽訂的《商品房買賣(預售)合同》約定，構成了違約。

(二)把握繼續性債權，是認定案件是否超過訴訟時效的核心內容。

被告大都置業公司應當于交付房屋后60日內即在2003年11月30日前將由其提供的辦理房產權屬登記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而事實上是在其違約后的2004年11月4日才履行該合同義務。那么，原告張艷霞于2006年2月28日向法院起訴有沒有超過訴訟時效?審理中，原、被告訴辯主張完全對立。

一、二審法院肯定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為2004年11月4日，支持張艷霞主張，批駁大都置業公司關于2003年11月30日為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的抗辯，是正確的(違約期和違約金額值得商榷)，這是因為：

從被告大都置業公司與原告張艷霞在合同中約定的按日計算違約金來看，該違約金是繼續性債權，而非一時性債權。一時性債權和繼續性債權在適用訴訟時效上存在著區別。一時性債權的內容在合同訂立時就已經確定，其內容和范圍不因時間改變而發生變化，訴訟時效的起算點為債權的清償期限屆滿的次日。而繼續性債權適用時效相對復雜一些：一方面我們可以把繼續性債權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如本案中原告張艷霞交付了購房款，已經占有并使用被告大都置業公司預售的商品房，按照合同約定履行預售商品房所有權登記為原、被告雙方共同的義務。被告大都置業公司延期向產權部門報送辦理房產權屬登記資料構成違約。在違約期間(2003年11月29日—2004年11月4日)，被告大都置業公司的違約行為是持續發生的，原告張艷霞獲得違約金額是不斷增加的。所以，原告張艷霞要求被告大都置業公司支付違約金的請求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故從被告大都置業公司提交資料到產權部門登記的次日即2004年11月5日起計算，本案原告張艷霞于2006年2月28日向法院起訴沒有超過法律規定的兩年訴訟時效。另一方面，在訴訟時效的適用上我們可以根據繼續性債權的結構特點將其區分為若干個小債權，每個小債權具有某種程度的經濟上和法律上的獨立性。如本案中按日計算違約金，只要逾期1日，那么就存在1日的違約金之債。如果按周計算則逾期1周即產生1周的違約金之債;如果按月計算則逾期1月即產生1月的違約金之債。故隨著時間的推移，債權人享有的一個個的小債權就連續不斷地到達清償期，相應地，債務人負擔的一個個的小債務接踵而至進入應當實際履行的狀態。當債務人適當地清償某個小債務時，債權人相應的小債權就得以實現。

當債務人履行最后一項小債務之時，債權人的整個債權就完全得到了實現。所以，我們對繼續性債權的每一個小債權可以分別適用訴訟時效，這樣能夠兼顧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益平衡。本案中，原告張艷霞享有的從2003年11月29日至2004年2月27日期間的違約金訴權，已經罹于兩年期間的訴訟時效，被告大都置業公司有權抗辯原告張艷霞的履行請求權，也有權拒絕支付此間的違約金。原告張艷霞享有的從2004年2月28日至2004年11月4日期間的違約金訴權，到原告張艷霞于2006年2月28日主張時尚未超過兩年的時效期間，被告大都置業公司對此必須承擔違約責任，依照《商品房買賣(預售)合同》的約定給原告張艷霞支付違約金。

第三篇：刑法訴訟本案中的簽訂勞動合同是否有效

本案中的簽訂勞動合同是否有效?

[案情]

2005年3月，某電腦公司通過某職業介紹中心，聘得持有某財經大學文憑的李某為該公司銷售經理，雙方于2005年4月訂立聘用合同，合同約定銷售經理的月薪為2800元，合同期限至2007年4月止。2006年10月，該電腦公司查實李某所持的某財經大學文憑是假的，遂決定通知李某，從2006年11月1日起解除雙方于2005年4月所簽訂的勞動合同。嗣后，該電腦公司對李某2006年10月份工資僅支付了一半。李某不服，同意解除勞動合同，但堅持認為雙方所訂勞動合同已實際履行是有效的，公司應全額支付2006年10月份工資，并要求該電腦公司給付經濟補償金2800元。

[評析]

那么雙方所訂勞動合同效力如何?責任亦應如何承擔呢?

一種意見認為，某電腦公司與李某所簽訂的勞動合同是有效的，現雙方對解除勞動合同已意見一致，某電腦公司應全額支付李某最后一個月工資，并按勞動法支付一年的經濟補償金。理由是：雙方于2000年4月訂立了勞動合同并已實際履行，故雙方之間所簽勞動合同是有效的。至于李某所持文憑真假并不重要，關鍵在于李某有無按時保質完成任務，若李某按時保質全部完成工作任務，某電

腦公司就應全額支付最后一個月工資，并按勞動法支付一年的經濟補償金。應以能力作力考核一個人的標準，而不應以文憑取人。

另一種意見認為，某電腦公司與李某所簽訂的勞動合同的無效的。盡管雙方所簽訂的勞動合同是無效的，但李某已付出勞動，作為用人單位某電腦公司應當向勞動者李某全額支付最后一個月的勞動報酬，經濟補償金與法無據，不應支付。理由有：(1)訂立勞動合同，應當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協商一致、誠實信用的原則。李某以假文憑同某電腦公司簽訂勞動合同，違背了訂立勞動合同的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屬欺詐行為，使用人單位陷入錯誤認識，違背了用人單位的真實意思，因此雙方所訂立的勞動合同無效。(2)本案勞動合同無效，應從訂立時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也就是從一開始在法律上對雙方當事人無約束力，無約束力并不意味著用人單位無需支付勞動者已付勞動的報酬。《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勞動合同被確認無效，勞動者已付出勞動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故某電腦公司應向李某全額支付最后一個月工資。(3)因勞動合同無效，李某關于提前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便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了，故對李某經濟補償請求依法不應支持。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第四篇：刑法訴訟本案中事業單位職工是否可申請工傷認定

本案中事業單位職工是否可申請工傷認定?

[基本案情]

原告王文花。

被告臨沂市羅莊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

原告述稱，其丈夫相振林原系臨沂市羅莊區第四中學職工，在該中學從事勤雜工作，2005年12月15日下等17時許，其丈夫用手推車倒垃圾時被邵奇駕駛的魯QC1198微型客車撞倒在地，后被路過的魯QC6983昌河車碾壓腿部，當場死亡，經臨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羅莊大隊出警勘察事故現場后作出責任認定，相振林不負事故責任。原告于2006年4月18日依法向被告遞交了《工傷認定申請書》，但被告卻作出了不予受理決定，原告認為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決定違背了我國相關勞動法律法規政策，被告的行政行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

被告辯稱，2006年4月18日被告接到王文花對亡夫相振林的工傷認定申請，經調查核實，相振林系羅莊區第四中學臨時工，羅莊區第四中學屬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不屬于《工傷保險條例》第二條規定的范圍，被告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二條之規定，作出了《工傷認定不予受理通知書》，并送達給原告。《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其他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各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工傷保險辦法，由國務院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人事行政部門、民政部門、財政部門等部門參照本條例另行規定，報國務院批準后施行。此工傷辦法山東省還未出臺。《工傷保險條例》并沒有規定事業單位如何進行工傷認定。對于原告在被告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書以后所提供的《關于事業單位、民間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工傷有關問題的通知》是下發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勞動保障、人事、民政、財政廳(局)的，期間羅莊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以電話 1

方式請示省廳有關領導，并多次請示市局領導，答復是對于此文的下發各部門還沒有聯合轉發也沒要求參照實施。

[查明事實]

相振林系原告王文花之夫，在臨沂市羅莊區第四中學從事勤雜工作，2005年12月15日下等17時許，相振林用手推車倒垃圾時被邵奇駕駛的魯QC1198微型客車撞倒在地，后被路過的魯QC6983昌河車碾壓腿部，當場死亡，臨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羅莊大隊出警勘察事故現場后于2006年1月17日作出第200501096號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相振林不負事故責任。原告于2006年4月18日依法向被告遞交了《工傷認定申請書》，被告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二條之規定，于2006年4月27日作出了《工傷認定不予受理通知書》。

[裁判要點]

臨沂市羅莊區人民法院經審理，于2006年12月6日作出(2006)臨羅行初字第41號判決書，認為，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事業單位的工傷保險辦法，由國務院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人事行政部門、民政部門、財政部門等部門參照本條例另行規定，而2005年12月19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財政部關于事業單位、民間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工傷有關問題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36號文)已就該問題作出了規定，該《通知》第一條已規定“事業單位、民間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其工傷范圍、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待遇標準等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有關規定執行”，臨沂市羅莊區第四中學屬于事業單位，相振林是臨沂市羅莊區第四中學的職工，依照《通知》的規定，被告應當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受理原告要求認定相振林的死亡為工傷的申請，被告作出的《工傷認定不予受理通知書》未適用勞社部發[2005]36號文，屬于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應予撤銷。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二目之規定，判決如下：

撤銷被告臨沂市羅莊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于2006年4月27日作出的《工傷認定不予受理通知書》。

[分歧]

圍繞本案的審理重點，有幾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主張，臨沂市羅莊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負責本轄區內企業及其職工的工傷認定，相某作為事業單位職工，其工傷認定不屬于臨沂市羅莊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的受理范圍。

第二種意見主張，臨沂市羅莊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應當受理其工傷認定申請。

[評析}

本案的事實清楚，案情也不復雜，如何適用法律中本案的關鍵。

一直以來，有關事業單位職工發生傷亡后，職工能否認定為工傷?，如果能的話由哪個部門進行認定?認定的程序等等都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進行規定，然而現實生活中有關事業單位職工因工傷亡的情況卻時有發生，現實的需要與法律的缺失之間矛盾越來截越尖銳。2004年1月1日施行的《工傷保險條例》，是1951年《勞動保險條例》發布以來第一個具體規范工傷事故處理的行政法規。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各類企業、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以下稱用人單位)應當依照本條例規定參加工傷保險，為本單位全部職工或者雇工(以下稱職工)繳納工傷保險費。”之規定，工傷認定的范圍僅限于境內的各類企業、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并沒有將事業單位包括進去，許多事業單位的職工發生傷亡后，向當地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申請工傷認定，勞保部門大多以《工傷保險條例》對事業單位的工傷認定沒有明確規定為由而不予受理，關于事業單位工傷保險《工傷保險條例》中只有第六十二條之作了規定，該條規定“ 國家機關和依照或者參照國家公務員制度進行人事管理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

業病的，由所在單位支付費用。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人事行政部門、財政部門規定。” 但這條規定的比較原則，對具體的認定辦法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直到2005年12月19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財政部關于事業單位、民間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工傷有關問題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36號文)的出臺，有關事業單位職工發生工傷要求合理工傷待遇，算是有了一個明確的法律依據，但由于該規定仍然是過于籠統，對于歷史沿革遺留的問題的處理也交代不明，這方面的配套規定才能落實。應當說根據36號文的規定，事業單位職工發生傷亡，是可以向當地勞動部門申請工傷認定的。

同時依據勞社部發[2005]36號文件，事業單位的職工原則上可以享受工傷保險，但也要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情況是“屬于財政撥款支持范圍或沒有經常性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民間非營利組織，參加統籌地區的工傷保險。繳納工傷保險費所需費用在社會保障繳費中列支”另一種情況是“依照或者參照國家公務員制度管理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執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傷政策”，在實踐中，很多地區已經將事業單位職工的工傷納入了工傷保險的范圍，如大連市人民政府1998年發布的《大連市機親事業單位工傷保險規定》，廣東省人大常委會2004年2月1日通過的《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事業單位的職工也是同樣可以享受工傷保險的，2004年7月1日開始實施生效的《上海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規定事業單位、國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及其從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的適用范圍。

2004年7月5日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布了《重慶市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傷管理辦暫行辦法》就是參照《工傷保險條例》制定的。2005年1月19日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北京市人事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北京市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傷認定的通知》，要求在國家出臺新的政策前按《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落實機關、事業單位工傷職工的工傷保險待遇，總之根據勞社部發[2005]36號文件的精神，事業單位的職工發生了工傷后，應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向當地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申請工傷認定，并享受《工傷保險條例》中規定的各項待遇。

由本案聯想起的其它幾個問題

一、不予受理工傷認定的行為屬于可訴性的具體行政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從該法律規定看出，可訴性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機關、機構或組織所實施的與行使職能有關的，對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由于工傷認定的職權由勞動保障部門行使，其作出的行為對行政相對人產生權利義務的影響，因此這類案件屬可訴性行政行為。

二、原告請求被告作出工傷認定的主張能否支持的問題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一條和第十一條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行政訴訟的首要條件，必須是認為行政主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如果原告訴求判令被告作出工傷認定，其主張屬于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在行政機關未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前，不屬行政審判受案范圍，故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