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鴻茅藥酒事件看企業容忍網絡批評之義務

從鴻茅藥酒事件看企業容忍網絡批評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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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醫生譚秦東2017年12月9日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中國神酒“鴻毛藥酒”，來自天堂的毒藥》一文，直接導致其于2018年1月10日深夜被涼城縣公安局抓捕，涉嫌犯罪的理由是該文損害了內蒙古紅茅國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鴻茅藥酒”的商品聲譽，涉嫌構成《刑法》第221條的“損害商品聲譽罪”。一時間網上輿論形成壓倒性態勢，聲援譚秦東，質疑涼城公安的做法。2018年4月17日，涼城縣檢察院根據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的指令，以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退回涼城縣公安局補充偵查，并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譚秦東當天深夜走出了看守所，出來忍著眼淚說了一句“自由真好”。譚秦東從被抓捕到辦理取保，失去了三個多月的人身自由，“自由真好”是譚秦東源自人性發自內心的真實吶喊，也喚起了公眾對本案實現正義的渴求和呼喚。公安部隨即啟動執法監督程序，內蒙古公安廳開始案件核查，調查是否存在違法辦案問題。與此同時，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出通知，責成鴻茅藥廠對近五年來各地監管部門處罰其虛假廣告的原因及問題作出解釋，對社會關注的藥品安全性、有效性作出解釋。2018年5月17日，時隔一個月后，鴻茅藥廠正式聲明“經與譚秦東充分溝通，譚秦東本人表示其寫作并非惡意，并對該文給公司造成的損失及公眾的誤導表示歉意。我公司經研究決定接受譚秦東本人所做的致歉聲明，同時我公司向涼城縣公安局撤回報案并向涼城縣人民法院撤回侵權訴訟”。且不說鴻茅藥廠這份聲明的內容是否完全妥當、精準，但毫無疑問它對待譚秦東的批評文章的態度發生了360度大逆轉。本案在短短四個月時間里發生的戲劇性變化，作為當事者鴻茅藥廠，不僅沒有通過刑事報案使負面輿論平息，反而火上澆油，使企業陷入了一場空前危機之中，最后回歸到相對理性的立場，這應該是它自己都始料未及的。

由此，人們不禁要問：企業對于來自社會批評尤其是各種網絡批評聲音，應當如何面對？如何掌握好既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又履行好社會責任的尺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鴻茅藥酒事件只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互聯網時代企業該如何面對批評這一重要問題。為了更好地認識這一問題，我們還是從鴻茅藥酒事件說起。首先看事件的起因。醫生譚秦東寫的《中國神酒“鴻毛藥酒”，來自天堂的毒藥》一文，從文章觀點看，確實對鴻茅藥酒提出了批評，這一點毋庸置疑。基于常識性判斷，該文發表后必定會在消費者群體中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從文章顯示的2241的閱讀量即可看出。至于文章對鴻茅藥酒的市場銷量實際產生多大影響，報道顯示的警方《起訴意見書》里提到，鴻茅藥廠聲稱受此文影響，有兩家醫藥公司、7名市民要求退貨，涉及貨款近400萬元，造成利潤損失約142萬元。但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是否存在，仍有待查證。其次看涉嫌的罪名。譚秦東是以涉嫌損害商品聲譽罪被采取強制措施。《刑法》第221條的損害商品聲譽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的商品聲譽, 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據此，構成損害商品聲譽罪，必須有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的行為。譚秦東網上發表文章是一種散布行為，但前提必須是文章捏造了虛偽事實。按照文章的結構，是否存在捏造的虛偽事實，不能只看文章的觀點，關鍵要看文章的論據。只有文章的論據才能構成所捏造事實須具備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情節”等構成要素。通篇看譚秦東的文章，其主要論據是：先引用醫學通識觀點說明老年人不宜飲酒；然后摘錄鴻茅藥酒因違法廣告被查處的新聞；再結合自身專業知識和臨床數據查證情況，質疑鴻茅藥酒含有67種中藥成分；最后指出鴻茅藥酒中的酒精本身即與老年人肝臟病有密切聯系。因此從文章論據看，都是基于可查證事實和醫學知識作的分析判斷，并非歪曲的事實或無中生有的捏造。作為文章論據的事實沒有捏造，僅文章觀點無法構成捏造，因為觀點本身不具有事實要素，只是文章作者的一種價值判斷，即便其觀點內容帶有明顯的貶義色彩（如“來自天堂的毒藥”、“中國神酒，只要每天一瓶，離天堂更近一點”等措辭），也不是損害商品聲譽罪的“捏造虛偽事實”。從上述事件的起因和所涉《刑法》損害商品聲譽罪的定罪要求看，譚秦東的文章對“鴻茅藥酒”產生的負面影響并非屬于損害商品聲譽罪的犯罪行為，而是一個具有醫學專業知識的普通公民對鴻茅藥酒提出的批評，當然從文章的措辭來看，這一批評是比較尖銳的。從事件發展的后續情況看，顯然鴻茅藥廠面對這一尖銳批評的反應并不冷靜，選擇直接采取刑事報案方式予以回應。作為一家上市公司，鴻茅藥廠的這種反應顯然缺乏理性，反映了其決策層缺乏法律意識，企業的合規風險管控水平亟待提升。具體表現在：

一、企業對社會批評有一定的容忍義務，這是現代企業應具備的法律意識人類社會自產生法律制度以來，在法律上將企業創設為一種人，稱之為“法人”。法人與自然界的人不同，它通過向社會不特定的人提供產品或者服務賺取利潤，影響到公共利益，自然應當接受來自社會的監督，其中包括政府的依法監督、媒體的輿論監督和來自普通民眾的監督。只有監督的存在，才能確保企業發展處于一個健康環境中，企業能從經常性的監督中獲得不斷改進產品、服務和管理的機會和持久動力。鴻茅藥廠作為一家上市企業，接受監督的義務程度應當要更高一些。這是企業作為法人的必備素養之一。在互聯網時代，這一素養的形成顯得更加重要和迫切。網絡空間的批評聲音不僅密集，而且傳播速度之快和產生影響之廣，是難以想象和控制的。這些都是現代企業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企業缺乏思想和知識準備，面對突如其來的批評特別是尖銳批評時，就容易失去冷靜客觀，會基于恐懼或者傲慢采取針鋒相對的極端措施，導致矛盾激化，反而使企業陷入更嚴重的危機之中，鴻茅藥酒事件就是一個典型。2018年4月26日，鴻茅酒廠按照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監管要求出具《企業自查整改報告》，報告自認“在近期鴻茅藥酒事件的輿情發生后，我公司沒有認真研判風險，主動發聲，主動處置，主動回應社會關切，由此給社會各界帶來的問題和影響，我公司高度重視并向社會真誠道歉，懇請公眾諒解”。這一態度，顯然是鴻茅酒廠在經歷事件震蕩后冷靜下來作出的更理性的反應，是一家上市公司對社會公眾批評監督所應持有的基本態度。

二、企業有效的危機應對，有賴于其內部合規管理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管理者思考發展的出發點較為單一，集中于如何充分利用改革政策的紅利賺取更多利潤。這種思維方式在新時代將會面臨越來越多的障礙。隨著中國經濟的深入發展，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法律制度也日新月異。尤其在十八以后，中國的法律體系在快速完善，可以說已步入了一個法網嚴密的時代。在這一新形勢下，企業如果一味地強調逐利，會四處碰壁，不斷觸碰法律高壓線。要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發展，企業必須學法知法用法，才能冷靜地面對和處理各種危機。鴻茅藥酒事件中，當事企業以譚秦東涉嫌損害商品聲譽罪提起刑事報案，有關《刑法》損害商品聲譽罪的定罪要求，就是企業應掌握的相關法律知識。此外，對于有損企業商業信譽或者商品聲譽的批評，企業也需要全面掌握和熟練運用其他的法律救濟措施。一般意義上，企業主要的法律救濟手段包括：一是自力救濟方面，主要手段有協商、談判、公開澄清聲明、發函（包括公函和律師函）、舉報控告等；二是公力救濟方面，主要手段有民事侵權訴訟、刑事報案。在這些手段中，刑事報案屬于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因為它關系到公民和法人的重大人身和財產權利。企業選擇上述應對措施時，應當統籌分析、審慎選擇。一般的選擇原則是：先自力后公力，先民事后刑事。其中，企業要更加重視刑事法律知識，掌握企業可能面臨的刑事法律風險底線，培養和運用好“刑事—>民事”的逆向思維，這對企業準確選擇法律救濟手段具有重要價值，也是企業合規管理水平的重要標志。反過來，如果企業面對外界批評，只要認為給企業和商品聲譽造成負面影響，動輒就采取刑事報案手段，就是一種缺乏法律素養和合規意識的任性行為。綜上，總的來講，企業面對各種社會批評，基于對其自身容忍義務的認識，應當保持開放、積極、謙卑和謹慎的態度，在窮盡選擇各種救濟手段后，作出理性適度的反應。任何非理性的簡單粗暴方法只會火上澆油，使企業陷入更大的不可預測的危機之中，這是現代企業加強合規管理需要學習的重要一課。

第二篇：從王老吉被封殺事件看網絡事件營銷策劃

從王老吉被封殺事件看網絡事件營銷策劃

由于網絡事件營銷這種事件營銷策劃方式具有受眾面廣、突發性強，在短時間內能使信息達到最大、最優傳播的效果，為企業節約大量的宣傳成本等特點，近年來越來越成為國內外十分流行的一種公關傳播與市場推廣手段。

在網絡事件營銷策劃中，有一種叫公益事件營銷。熱心公益，關心社會弱勢群體，或危急時刻雪的中送炭都是可以快速幫助一個企業快速樹立良好的口碑的，特別是在大災難面前迅速的伸出援手，是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感的體現。汶川大地震期間，CCTV賑災捐款晚會創造了有史以來最高收視率的節目，在此晚上捐款一 個億的加多寶集團更是備受關注，而這個多加寶正是王老吉的品牌運作方。

在晚會之后的幾天里，各個論壇里充斥了和王老吉有關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贊揚這個企業的，表示今后只喝王老吉。王老吉的貼吧里也一下子活躍了起來，褒 獎之聲不絕于耳。當網上鋪天蓋地的王老吉好評聲襲來，我們不禁要回頭思考，為何但是王老吉被如此多的提及，難道只是因為它捐款捐的多么？讓我們一起追根溯 源，來看看王老吉這場網絡事件營銷策劃背后的故事。

在多加寶慷慨的捐出了一個億之后，各大網絡媒體在首頁都出現了以“網友集體“封殺”王老吉”為標題的新聞。不知其因的還以為是王老吉做了什么錯事導 致網友對其進行“封殺”，點進去一看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加多寶向災區捐款一億人民幣。這個“正話反說”的“封殺王老吉”倡議，首先在天涯社區發出后，迅速 成為最熱門的帖子，這還不算完，打開搜狐、網易以及國內人氣最旺的幾個論壇，也能在醒目位置看到關于“封殺”王老吉的帖子，QQ群里也總會彈出“以后要喝 就喝王老吉，為災區捐款一億，民營企業第一位，這樣的品牌不支持都不行”類似這樣的消息。

王老吉被封殺帖的驚人轉載量、回復量和點擊量，也引起了傳統媒體的關注，《北京晨報》就有一條關于這個帖子的報道：“的確，當全部的網民都在支持王 老吉的時候，一篇這樣標題的文章的確會讓人不得不看。簡單的幾句文字，很平實，卻很有煽動力，不但導致了網友瘋狂的轉載，更直接鼓動起了網民對于王老吉的 購買熱情。于是，王老吉在多個城市的終端都出現了斷貨的情況。”

其實在“封殺”王老吉的背后，一直有一只無形的手在幕后操縱著，非常明顯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網絡事件營銷策劃。在“封殺王老吉”的這種網絡事件營銷 策劃中，王老吉就選用了一個很好的時間點，在愛國熱情高漲的敏感時期，以慷慨無私的社會公益行為，樹立了愛國品牌正確而良好的形象，贏得了人們的好感。

互聯網上諸多火爆事件讓互聯網營銷人越來越意識到網絡事件營銷策劃的力量，如果可以制造一個事件讓許多人關注，或者在一個本身就已經有很多人關注的 事件中“恰當”地植入品牌信息，那么對品牌信息的傳遞來說無疑踏上東風。然而事件的東風要借得好也非易事，既要及時，要得巧妙，這不僅需要有敏銳的觸覺，還要有強大的實力，二者缺一不可。————長沙網站建設整理（http://）

第三篇：從阿里巴巴網絡欺詐事件看企業成長中的道德風險

從阿里巴巴網絡欺詐事件看企業成長中的道德風險

金芝賽 2010MBA脫產班 21020148

一、背景

一場突如其來的、轟轟烈烈的高管離職事件，讓阿里巴巴吸引了世界級的關注。阿里巴巴清理涉嫌欺詐的“中國供應商”一事讓公司CEO衛哲、COO李旭暉引咎辭職，也讓馬云“痛苦、糾結、憤怒”。在B2B業務面臨巨大壓力之時、在有關誠信、刮骨療毒等眾多溢美之辭拋向阿里巴巴之際，馬云又一次完成了高管更替，據稱在加拿大留學的前阿里巴巴COO李琪將復出。

2月21日，阿里巴巴B2B公司(1688.HK)宣布，為維護公司“客戶第一”的價值觀及誠信原則，2010年公司清理了約0.8%逾千名涉嫌欺詐的“中國供應商”客戶，公司CEO衛哲、COO李旭暉因此引咎辭職，由淘寶網CEO陸兆禧接任。

按照公司對外的統一口徑，此次衛哲等高管辭職，源于2326名“中國供應商”涉嫌欺詐，并有上百名阿里巴巴的直銷人員牽涉其中。

“中國供應商”是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的主要利潤來源之一。中國的外貿廠家，給阿里巴巴每年繳納2.98萬元，即可登錄阿里巴巴網站查看外商的采購信息，同時發布自己的產品信息，以供海外進口商瀏覽、選擇，從而促成外貿訂單的達成。

阿里巴巴B2B公司發現從2009年底開始，平臺客戶的欺詐投訴有上升趨勢，而從今年一月中旬由阿里巴巴發起的一項獨立調查顯示，部分銷售人員為追求高業績，故意縱容或疏忽允許部分外部分子進入阿里巴巴會員體系，有組織地進行詐騙。

隨后，阿里巴巴非執行董事蔡崇信透露，公司在評估了那些遭到欺詐用戶的索賠風險后，已拿出170萬美元對2249名來自全球的受害者進行賠償，但阿里巴巴認為每宗詐騙個案涉及受騙買家的付款金額平均少于1200美元。

當天，馬云在一封給員工和客戶的郵件中痛斥了這種行為，稱“對這種觸犯商業誠信原則和公司價值觀底線的行為，任何的容忍姑息都是對更多誠信客戶、更多誠信阿里人的犯罪！”在這封郵件中，馬云還“坦承”：“過去的一個多月，我很痛苦，很糾結，很憤怒??” 馬云這封“抄送全國人民”郵件迅速被公之于眾，也為這次高管離職事件基本定了調，關鍵詞就是誠信、價值觀。2月21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團高級公關總監陶然在微博里寫道：“都知道阿里巴巴最講價值觀，但很多人都以為嘴上說說或弄成文化墻給別人看。這次0.8%欺詐賬戶的事，比例很小，可能有的公司就瞞下了，我們毫不避諱，自己把胸膛扒開把傷口給人看，CEO都因此辭職了。這下知道價值觀是動真格了吧。成功的人和公司，一共同的特質就是堅持有夢想，話很簡單做到不容易。”

衛哲離開了阿里巴巴，并以一種“并不光彩”的姿態離開，外界對衛哲大多表示同情。據知情人士稱，“當初與馬云早有君子協定，衛哲已經完成了使命，并且帶著4000萬阿里股票離開，很值的。”無論是替馬云背債，還是“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阿里巴巴想要的效果達到了。

二、問題界定

阿里巴巴遭遇的危機不是個案，互聯網上規則不清、失于監管也不是始于今日，積毒已久，終有破潰之時。在整個社會誠信度不高的大環境下，互聯網凸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從古至今，誠信都是社會契約的前提，道德是商業文明的基石。在互聯網時代，道德、誠信甚至比以往更加重要，成為電子商務模式得以維系的唯一基礎。售假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阿里巴巴和淘寶網的口碑，這在網民中早已不是新鮮話題。失信者失天下，遭清算也是早晚的事。網店行騙，作為提供交易平臺的網絡運營商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據說法律界目前尚有爭論。但我個人認為，網絡運營商至少負有事先驗證、動態監管責任，如果有“內鬼”參與，那便是合謀犯罪。因為在這種商業模式中，買賣雙方和中介平臺處在互賴互生的生物圈中，一個都不能少，因此都有建設誠信環境的義務，任何一方的失信都會導致整個“生態環境”的崩潰。

阿里巴巴正在經歷雙重“系統危機”，一方面，部分銷售人員在業績壓力和利益驅動下進行欺詐；另一方面，阿里巴巴平臺缺少淘寶這樣的信用評價體系和支付寶這樣的支付保障工具，也讓欺詐更容易發生。

三、理論分析框架

阿里巴巴此次誠信門事件最直接原因是文化管控缺位、內部協同機制和管控平臺缺失、商業模式創新乏力、對管理層的監管不到位、人力資源和營銷管控未建立等，而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缺乏一整套完善科學的復合型管控體系，以保障阿巴巴的企業文化和核心價值觀。風險管控意匱乏，供應鏈管控不成體系，戰略聯盟導入不全面，集團對打造生態鏈-產業鏈-價值鏈三鏈傳導機制的認識不足給正在興起的電子商務王國阿里巴巴以當頭棒喝。

第一、企業強勢文化管控缺位。

對于企業文化，進行強勢文化管控才是王道。企業必須以集團戰略為導向，對企業文化進行定向設計，將企業文化與管理制度進行有效結合，在集團推行管理企業文化，輸出價值觀，進行有效的文化管控。阿里巴巴集團在創始人馬云等管理團隊的引領下，創造了公司獨特的互聯網文化，長期以來，被公司內部和外界人士津津樂道，但公司文化管控缺失嚴重，卻是個不爭的事實，阿里巴巴公開表示，阿里巴巴B2B公司首席執行官衛哲(David Wei)與首席運營官李旭輝(Elvis Lee)已于周一雙雙辭職，以為“我們公司誠信文化的全面崩潰”負責。

在此次引發輿論爆點的2封郵件中，阿里巴巴集團掌門人馬云和阿里巴巴原CEO衛哲均用較長篇幅提到了公司文化和價值觀，但并未提及企業的文化戰略和制度，對企業文化的有序管理并未成為阿里巴巴管理層的共識。從去年10月阿里系高管出現過一輪辭職，到這一輪高管的斬立決，阿里巴巴并未能輸出阿里真正的企業文化和價值觀，只是展現出良好的媒體維護氛圍和企業危機管理的有序調度。

集團企業必須基于戰略發展的需要，構建管理型企業文化，支撐公司發展和戰略落地。優秀企業文化不是天然而然積淀而成的，它一定是在戰略的引導下，在設計的基礎上，強行積累，通過定向積淀的手法，有序、可控的進行文化的傳播和積累。

第二、集團內部的協同機制和公共管控平臺缺失。

在淘寶，擴大了判斷賣家信譽的基準，將用戶體驗納入了進來，這同樣可以用于阿里巴巴。但為何淘寶的經驗不能在一開始就與阿里巴巴集團內其它子公司進行分享? 陸兆禧稱，淘寶和B2B之間還有很多其它可以合作的地方，B2B公司面向供應商，而淘寶面向消費者。在這樣一個鏈條上，兩者可以聯合起來制造很多機會，淘寶專注于服務消費者，B2B專注于服務供應商，實現資源互補。淘寶可以為B2B的供應商提供銷售平臺，淘寶大量的成熟賣家可以為供應商提供最好的分銷渠道。

阿里巴巴集團讓淘寶CEO陸兆禧兼任B2B公司CEO，希望其能夠促進更深的協同。這種簡單的人事安排不免落入下乘，不僅較難實現面向市場前端的協同，也難以形成長期的有效機制。面對此類集團公司，進行集團內部的協同機制和公共管控平臺的制度化安排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三、創新乏力，商業模式漸顯老化。

事實上，無論是B2B、B2C還是C2C等不同類型電子商務公司，商業模式創新始終是一個問題。阿里巴巴B2B公司通過搭建一個全球買家和賣家的專業平臺，以收取供應商的傭金或會員費的模式來獲取收益。淘寶網則結合了C2C和B2C 兩種模式，主要依靠廣告和搜索廣告等盈利，并在多種原因的綜合影響下，淘寶網也逐漸演變成為以B2C為主的大賣家業務模式。至于同樣采用C2C模式的易趣網，與eBay結盟后，最終卻在中國市場水土不服。

商業模式并非一成不變，企業要不斷通過價值來源、價值挖掘、價值破壞、價值創造、價值集成等五個形態對企業的生態鏈、價值鏈、產業鏈進行新利潤增長點的再挖掘，顛覆式創新原有商業模式。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進步，各種交易市場容量不斷增大，能夠滿足人們需求的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創新會層出不窮。

阿里巴巴目前也在推動按照交易收費的模式，改變此前單純收取會員費獲利的形式。事實上，按達成交易付費能很大程度上杜絕詐騙的存在。目前有敦煌網等同類電子商務網站在使用該模式。

第四、對管理層的管控缺失、監管不到位。

從2009年開始、貫穿2010年全年，阿里巴巴國際交易市場上有關欺詐的投訴時有發生。雖然從2010年第三季度開始，B2B公司已經開始關閉涉嫌賬號并采取措施以圖解決問題，但上述投訴仍未絕跡，而阿里巴巴集團在整個過程中也并未對公司管理層進行過相關情況的監管。

此次的誠信門事件顯示，在業績的追逐中，阿里巴巴的的職業經理人們漠視了一些欺詐行為的存在。盡管阿里巴巴董事會主席馬云在聲明中稱，對于此次這樣觸犯商業誠信原則和公司價值觀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姑息，必須采取措施捍衛阿里巴巴價值觀，管理層更要承擔責任。對管理層的追責以及管理層引咎辭職顯示出作為責任主體的阿里巴巴和其職業經理人的擔當，但不可否認的是，此次誠信門充分暴露出阿里巴巴對管理層管控的缺失以及監管的不到位，使得事態進一步惡化，阿里巴巴也因此損失兩員大將。

第五、人力資源管控體系未能有效建立。人力管控是集團管控體系的有機組成，不能獨立運行和實現，必須與戰略管控、財務管控及職能管控進行協調，共同形成完善的集團管控體系。營造集團人力資源管控環境建設主要涉及兩大問題：對集團人力資源管控過程的強化監督和人力資源管控過程的制度化和流程化。常態的管控行為最終都是通過制度和流程來實現，規范化、系統化、標準化的運作體系可以保障企業高效率。

阿里巴巴稱，在此次誠信門事件中，近100名銷售人員和部分主管及銷售經理需要對其故意或疏忽容許騙子規避公司的認證措施及在國際交易市場上有組織地建立進行詐騙的商戶店鋪負直接責任。在阿里巴巴國際化路途中，公司員工總數去年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從1.17萬增至近1.4萬名，人員的急劇擴張給人力資源體系的升級重構提出了重大挑戰，而阿里巴巴集團和高管層對于人力資源管控意識的缺失，則給此次誠信門事件埋下了禍根。

在阿里巴巴CEO衛哲辭職后，阿里巴巴董事會隨即任命陸兆禧為CEO，并且沒有從外部聘請職業經理人的計劃，從這點看，阿里巴巴的繼任計劃建設值得肯定，但作為公司基石的一線市場人員和基層員工，其業績考核和激勵機制、人員的勝任和盡職調查無疑有較大紕漏，究其根本是整個集團公司未能建立可擴展可提升的人力資源管控體系，從而給了內部人員以可乘之機。

第六、營銷管控不到位，流程設計疏漏。

對于任何企業而言，營銷都是完成“從產品到商品驚險一躍”的“臨門一腳”，強力營銷管控是確保集團公司戰略實施和集團發展的強力保障。營銷管控必須從治理著手，將其營銷權限進行動態管理，及時調整不恰當放權行為，同時，應該對外部合作者進行適度管控，如供應商等。通過管控，使外部合作者同公司產生協同、產生耦合，使集團公司獲得更雄厚的發展資源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調查環節中，有跡象表明B2B公司直銷團隊的數百名員工，為了追求高業績高收入，故意或者疏忽而導致一些涉嫌欺詐的公司加入阿里巴巴平臺。盡管阿里巴巴表示，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同事都為此承擔相應責任，但這只是危機發生后的“亡羊補牢”，丑聞事件本身說明，公司對于結構、程序和流程過于自信，但在實施控制措施時，則不夠有把握。阿里巴巴此次對非誠信的零容忍，并不能掩蓋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如果不能輔以完整強有力的管控體系，進行有效的制度安排與設計，一切仍將歸零。

是什么導致這些直接原因的存在?我們可以從哪些方面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呢?在這此直接誘因的背后，其實隱藏著更為深刻的原因。

四、啟示

無疑，馬云及其領導下的阿里巴巴迄今仍是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家和企業之一，但此次引起阿里巴巴股價大跌、市場形象受損的供應商欺詐事件，足以讓在成功路上行走許久的馬云認識到：再優秀的企業也要時刻防止敗德行為。馬云以及視馬云為標桿的中國企業家，共同面對著一個嚴肅的命題：必須把商業目標置于道德邊界之內。

阿里巴巴最近“自揭家丑”的舉動，贏得了許多肯定。但不能“一俊遮百丑”，從公司治理角度看，阿里巴巴有不少需要自我反省之處，其他企業也應引以為戒。比如，在馬云下令展開正式的內部調查之前，他對涉嫌欺詐客戶的供應商的不當行為應該早就有所察覺，畢竟有超過2300家供應商牽扯其中，公司內部則有近百名銷售人員參與協助；或許深諳企業存續之道的馬云在深思熟慮之后，終于覺得“紙是無法包住火的”，于是選在“3·15”這個敏感日子到來之前設法“止損”但這算不算“及時止損”？負面影響能不能因此就“停止發酵”？

阿里巴巴“欺詐門”至少給了我們三重警示。

第一重警示：企業的真實表現與其“光環”未必匹配。優秀企業頭頂“光環”，但包括這次的阿里巴巴在內的許多事例警示人們：企業的真實表現與其“光環”未必匹配，不能輕信；優秀企業自己更要時刻防止敗德行為。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美國大公司被人們視作企業標桿，以致不少人形成了思維定勢，名牌公司的每個想法和做法都值得追捧、應當學習。但在爆發安然、世通事件，在雷曼兄弟破產進而觸發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人們終于看到了美國大公司存在的嚴重內部腐敗及其對社會的潛在威脅。而近年發生的豐田、本田汽車質量事件以及家樂福、沃爾瑪等在華零售跨國企業的價格欺詐問題，同樣讓過去對美日歐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倍加推崇的人們開始清醒：跨國公司有時可以表現得非常虛偽和無恥。有人說：徹底的市場經濟是無恥的。這話只說對了一半，除了市場經濟的逐利本性，另一個決定因素在于“人”。盡管這些知名大企業一般都有一套看起來嚴格和相當完善的治理機制，但具體的“人”在管理和執行過程中，難保行為不發生扭曲。

無疑，馬云及其領導下的阿里巴巴迄今仍是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家和企業之一，但此次引起阿里巴巴股價大跌、市場形象受損的供應商欺詐事件，足以讓在成功路上行走許久的馬云認識到：再優秀的企業也要時刻防止敗德行為。

第二重警示：最好不要高估自己隱瞞真相的能力。透視近幾年頻頻發生的中外企業產品質量和管理問題，我們發現，肇事原因并非簡單的危機管理不力或者日常管理疏忽，而是企業存在依靠“不完全信息”短期獲利的僥幸心理。作為有限理性的市場主體，在與消費者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容易作出逆道德的選擇，企業出于眼前短期利益考慮，往往難以抑制敗德行為的沖動。但是，隨著信息披露渠道日漸多元，企業或者個人以合規之外的手段獲利的風險和成本正變得越來越大。由此，企業及其成員最好不要過高估計自己隱瞞真相的能力，最好趕快打消僥幸心理。如果在經營管理中發生了問題，最好主動、及時和充分地“自揭家丑”，并且盡快公布補救措施。這是一個好公司應有的規則。

第三重警示：必須把商業目標置于道德邊界之內 馬云以及視馬云為標桿的中國企業家，共同面對著一個嚴肅的命題：必須把商業目標置于道德邊界之內。“管理只有恒久的問題而沒有終結的答案”，馬云們的下一步，不是追求無止境的業務擴展，而是冷靜思考如何擁有受人尊敬的、可持續的經營管理模式。

與此同時，一個成熟的公司必須重視建立能確保自己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市場競爭中保持領先的新業務，但就中國的現狀來看，還沒有多少企業真正把開辟前瞻性業務作為頭等大事，不少企業往往在現有業務已經不能支撐發展的情況下才下決心，但為時晚矣。

五、未來商業面臨的道德挑戰

人，無德而不立。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曾經說過，就人和動物的區別而言，只有道德感或者良心才是意義最大的。道德是人與人直接按的不成文的無形行為閨房和準則，它更是一種價值觀念。道德沒有法律的強制性，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的調節范圍及影響力遠大于法律。道德的標準比法律高，表象為一種無形力量。人類社會需要用道德來維系。

企業行為也應該在一定的道德氛圍中進行，并遵循一定的商業道德標準；否則，企業可能獲益于一時，卻會嚴重損傷企業的公眾形象（如安徽華源公司），甚至置企業于死地。所以，企業要獲得生存的空間，進而長久立足于社會，就需要樹立企業商業道德觀念。我國商界有著十分優良的文明經商、誠信立業的傳統，如“童叟無欺”、“黃金有價、店譽無價“、”誠招天下客、信獲萬人心“等。事實證明，以這樣的商業道德觀念作為指導思想的企業都取得了成功，并在消費者心目中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因此，商業道德觀念是企業戰。

現實中，我國有一些企業缺乏良好的商業道德。如生產過程中的制造假冒偽劣商品，流通過程中利用欺騙手段進行交易、商業賄賂、買賣不合格商品，促銷過程中的虛假廣告、欺騙性的有獎銷售、詆毀對手信譽，商品定價的不道德行為，利用消費者對商品和價格不了解牟取暴利、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的低于成本價格銷售商品，竊取商業秘密，等等，屢見不鮮。

由于一些企業的不道德行為，許多無辜的消費者成為了企業不講商業道德的犧牲品：雀巢奶粉碘超標雖然暫時沒有引起直接的惡性事情的出現，但是誰也不能保證吃了碘超標奶粉的嬰兒明天不會因此而遭受危害；2004年10月7日，39人在深圳一邊鎖酒店的幾家餐館用餐后出現食物中毒；劣質奶粉導致大頭嬰兒的出現…….類似事件不斷發生，這其中透視的就是當今企業商業道德的喪失。

當代經濟生活出現一種新趨勢，即公司的商業道德狀況正日益受到社會的關注與重視。作為一個經營者，必須講究基本的商業道德，一切經營活動都應該在符合國家、民族和社會進步這個大前提下進行，在利國利民的同時利己。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誠實的立業之本和經營之道。

六、應對策略分析

在此外次危機面前，阿里巴巴成功的化危為機，將企業的誠信文化為更多人所熟知和認同，其中的表現也可圈可點，值得肯定的有：

1、在危機關頭，看重長遠利益，堅守企業核心價值觀。此次壯士斷腕對阿里巴巴有利無害，這將進一步堅定交易者的信心：阿里巴巴網站以及其所屬的母公司文化是以誠信為第一價值的。雖然目前阿里巴巴的客戶量下降、維護成本上升，但未來阿里巴巴的交易信用成本將更加低廉。

2、在公司誠信危機面前，反應快速，主動積極處理，并高調公開公司決定，掌握話語主動權，引領輿論導向。在電子商務領域，誠信問題一直是個難題，阿里巴巴通過主動處理，主動公開，主動反思給社會帶來震動和警示作用，加強了自身在電子商務領域的標桿地位。

3、在危機過程中，以超出社會大眾心理預期的方式(2名公司最高負責人引咎辭職)，最大程度的降低負面影響。當當網聯席總裁李國慶就稱“無論因業績還是辦公室政治以及公司業務出現欺詐，都請給高管留足面子，辭職已經是當事人為職業生涯付出代價，別搞成引咎;讓我們一起營造合伙人和職業經理人健康的進退氛圍;也別在公司內聲討，更別訴諸媒體。”

4、整個處理過程中，通過曝光2封“不起眼”的內部郵件，大肆渲染公司企業文化和價值觀，引發輿論風暴，轉移人們討論視線。在衛哲引咎辭職后，如今阿里巴巴公司上下都把“誠信”兩個字放在嘴邊，既成功地消解了這次誠信危機，同時也讓阿里巴巴的誠信文化為更多人所熟知。

七、結論

在其他發達國家企業，都會簽署一些類似企業宣言，或者商業準則的東西向公眾進行承諾。這個東西雖然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是代表這個企業對商業行為和道德準則的認可，一旦簽署，不良行為如果被暴光，基本就沒有狡辯的機會了。社會輿論和其他的壓力，都會紛至沓來，企業形象和企業價值就會貶值。阿里這次很自覺，但是對于整個行業而言，純粹的商業道德確實是知易行難。所以，需要在硬性的法律之外進行約束。但很顯然，先做這個事的領頭人不應是阿里，或者是某家企業。

第四篇：從零容忍看當前打虎之新氣象

杜治洲：從“零容忍”看當前“打虎”之新氣象

反腐倡廉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十分重視的問題，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反腐敗不僅關乎每一個人的福祉，也牽動著世界的神經。當前反腐倡廉呈現出了“中央高度重視”、“百姓高度關注”、“貪官高度緊張”之“三高”勢。治理腐敗需要“零容忍”。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反腐倡廉呈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氣象，也可以說是中央為了實現打擊“零容忍”所做的重要努力。

第一，目標上，重視效果。從文件頒布上看，《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明確設定了5年的工作目標：經過今后5年不懈努力，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取得人民群眾比較滿意的進展和成效。從實際運作來看，懲治腐敗不手軟，明顯加大了案件辦理力度；作風建設不放松，嚴肅通報若干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案例；巡視制度重實效，“一次一授權”、“三個不固定”。從干部反映和群眾印象來看，效果非常好。

第二，策略上，止血優先。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顯加大了懲治腐敗的力度。這一方面是基于對腐敗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的判斷；另一方面，也是回應了老百姓對于加大懲治腐敗力度的訴求。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集中體現了中央領導政治智慧，以及治理腐敗的科學態度。歷史上某些朝代“嚴刑酷法”并未達到廉潔效果的事實，并不能成為當 1

下放松打擊腐敗的借口。懲腐力度大，并不一定導致廉潔；但懲腐力度小，一定滋長腐敗。以大力度的懲腐，換來官員對法紀的敬畏，進而提升預防的效果，這才是“止血優先”策略的真正意圖。

第三，對象上，虎蠅齊打。從十八大以后至2014年3月22日，落馬的正副省部級官員多達25人，其中包括兩名中央委員。這種查處力度，不論是涉貪人數之眾、層級之高、牽連之廣均前所未有。如此之眾的高官落馬表明中國懲治腐敗的零容忍態度，更向全黨全社會表明，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不論什么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同樣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這絕不是一句大話。懲治大腐敗的同時，還要反對小腐敗，讓活躍在群眾身邊的“蒼蠅”沒有藏身之處。2013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950374件（次），其中檢舉控告類1220191件（次）。立案172532件，結案173186件，處分182038人。其中，給予黨紀處分150053人，給予政紀處分48900人。

第四，領域上，全面覆蓋。腐敗不止存在于政府權力機關，社會各個層面都有老虎或蒼蠅的影子。十八大之后，更加注重拓寬懲治腐敗的領域，努力做到零容忍，全覆蓋。不僅黨政機關的腐敗問題受到更加嚴厲的懲治，軍隊的腐敗也受到中央的重視，國有企業、高校等部門的腐敗問題也頻頻曝光。從這個意義上說，“全覆蓋”就是“零容忍”。因此，“選擇性反腐”的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第五，環境上，開放透明。中央紀委監察部將原有的監

察部網站整合成現有的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這是首開先河的大事。民眾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紀委的開放門戶，了解到了中央紀委的機構組成、人員配備、辦案流程等過去非常“神秘”的內容。中央紀委監察部領導同志還擔綱嘉賓接受在線訪談，回應公眾關切。不僅如此，中央紀委還邀請社會各界及其廣大網民就反腐敗工作建言獻策或提供線索。可以說，反腐敗工作走向了“透明化”、“平民化”。這是反腐敗“零容忍”得以實現的群眾基礎和社會環境。

第六，能力上，硬其筋骨。中央領導率先垂范，輕車簡從，做出表率。紀檢監察機關轉變職能，聚焦主業，克服“越位”“錯位”“缺位”等問題。中央紀委增加辦案力量，紀檢監察室增加至12個，紀檢監察室的數量較十八大以前增加了50%，大大增強了辦案力量。成立了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打造“紀委內部的紀委”，加強對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各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紀檢監察干部的執紀監督，用鐵的紀律打造過硬隊伍，努力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七，手段上，借力網絡。十八大以后，中央更加注重網絡監督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作用，除了整合優化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外，更加推動網絡曝光腐敗線索的回應和查處速度。重慶市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不雅視頻網上曝光后，63小時被免職并立案調查；山東省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因一紙承諾書，在12小時后被迅速立案調查。網絡監督的公信力在官方回應速度的提升中得以迅速提升。可以說，網絡是當前實現腐敗“零容忍”的不可忽略的有效渠道。

第八，行動上，利落迅速。2014年3月2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官方網站發布了簡短通報：“江西省副省長姚木根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與此相反，當天的江西省委機關報刊《江西日報》仍在第二版發表了姚木根的署名文章。黨報“自擺烏龍”的奇怪現象，讓廣大民眾看到了當前反腐敗的有一個新特點：干凈利落，不拖泥帶水。行動利索，來自于身份獨立。可以說，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在實踐中的真實反映，也是實現腐敗“零容忍”能得到保障的重要體現。

第五篇：從“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規模侵權案之救濟

從“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規模侵權案之救濟

趙慶嗚1，孟 妍2(1．曲靖師范學院政法學院，云南曲靖655011；2．云南大學法學院，云南昆明655091)摘要：“三鹿奶粉”事件作為典型的大規模侵權事件，引發了社會對法律救濟艱難、行業自律缺

失、政府監管不力、大規模侵權造成的危害等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參考、借鑒國外大規模侵權的相關制

度與救濟方式，完善代表人訴訟制、確立跟蹤觀察義務制、建立產品責任強制保險制、設立專項救助基金

制．是實現我國大規模侵權案件救濟的有效措施。關鍵詞：侵權責任法；大規模侵權；救濟途徑；侵權立法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879(2010)05—0104—04 震驚全國的“三鹿奶粉”及“三聚氰胺事件” 已經過去，在該事件中，受害者獲得賠償的方式 主要是行政主導的一次性賠償。從我國目前的 司法體制看，行政主導的一次性賠償優于法律訴 訟，因為一次性賠償為受害者提供了最順暢便利 的救濟渠道，也有利于政府強化監管職責，快速 有效化解食品安全領域的公共危機。但本文以 為，政府第一時間承擔起醫療、賠償等相關救助 責任是政府反應有效、高度重視的表現，但就解 決機制來說是不妥的。如果今后一旦出現類似 侵權問題，就把國家拖人民事賠償責任主體之 列，且不說既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又減輕了商家的 責任，更重要的是這既不合理更不合法。

一、大規模侵權的含義及特征

大規模侵權在美國侵權法中被表述為“Mass Torts”，是指基于一個不法行為或者多個具有同 質性的產品服務，給大量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財 產損害或者同時造成上述兩種損害。?國內學者 認為，大規模侵權行為通常發生在惡意產品侵權 領域，具有受害人數眾多，賠償數額巨大的特征。因此，大規模侵權的定義需要從侵權案件的數 量、受害人多數性、損害賠償懲罰性等來考慮。【2’ 本文認為，大規模侵權是加害人實施了一個

侵權行為而同時造成多人人身或財產損害，強調 的是受害主體具有多數性。三鹿奶粉事件屬于 典型的大規模侵權事件。

基于此概念，大規模侵權的特征是：

一是加害人的單一性或有限多數性【31。所

謂單一性，即只有一個加害人，如某個生產商生 產的產品導致大量消費者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失。最為典型的案件為近年來美國持續出現的消費 者訴Philip Moris Tabacco公司的案件H J，該案件 引發大范圍的集團訴訟，被告只有一人；有限多 數性是指加害人多數，他們往往具有某種類似的 地位，表現在產品侵權中，多個廠家采用同樣的 有毒物質、同樣的生產流程生產同樣的缺陷產 品，多個銷售商對此類產品進行銷售，侵權者為 生產或銷售侵權產品的多個企業。

二是受害人的多數性和復雜性”j。這是區 別于單個侵權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識別大規模 侵權行為的標志。其多數性沒有一個絕對限定，由于案件涉及面不同，受害人浮動空間較大，在 不同大規模侵權案件中，既可能涉及幾百人，也 可能涉及上萬人、甚至成百上千萬人，這給大規 模侵權案件的訴訟程序和案件管理帶來了很大 困難。受害人的復雜性表現為直接受害人、間接 受害人和潛在受害人等多層次上。這一復雜性 給受害人本身的救濟、侵害人的賠償以及法院的 受理等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三是因果關系的復雜性怕J。較之單一侵權，大規模侵權案件的因果關系更為復雜。首先，傳 統侵權的因果關系是建立在“一因一果”或“多 收稿日期：2010一08—22 作者簡介：趙慶嗚，曲靖師范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法理學及知識產權法研究。·104·

萬方數據趙慶鳴，孟 妍：從“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規模侵權案之救濟 因一果”的有限原因和結果之上。由于大規模侵 權中原因和后果紛繁復雜，在認定因果關系時應 該采取一種超越傳統侵權法的因果關系理論，考 慮加害行為的“同質性”，加害行為與損害后果 之間因果關系的推定以及科學論證層面上的蓋

然性等；其次，某些大規模侵權案件無法確定“因 果關系”，以及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較長的 時間間隔對最終確定損害賠償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美國的“石棉案件”中¨J。對此為保證所有 受害人均得到有效的救濟，有學者提出法官在處 理此類案件時應采取因果關系推定，即基于侵害 行為引發損害結果的高概率性，在不能證明更合 理的原因時認定因果關系的成立。在本文看來，這一做法有其合理的、給予受害人及時充分救助 一面，但也存在對加害方不利的一面，因此要限 制使用、僅限于受害人眾多且證明因果關系存在 客觀困難的大規模侵權。

四是損害后果的嚴重性和賠償的懲罰性哺J。

大規模侵權造成的損害，除人身、財產外，還造成 眾多受害人精神損害，甚至對社會也造成極大的 負面影響。此嚴重后果需要突出侵權法的威懾 功能，需要借助懲罰性賠償制度。【9 o體現在《侵 權責任法》中即懲罰性賠償金的規定，明知產品 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損害的，受害 人可以要求懲罰性賠償。本文認為加害人為了 牟取暴利置眾多受害者不顧，本身存在過錯，致 使在產品領域引發的大規模侵權現象日益突出，使用懲罰性賠償才能更好發揮侵權責任法的威 懾功能。

二、國外幾種大規模侵權的救濟方式(一)德國

德國民法典的模范程序。該程序是指在一 系列類似的、性質相同的訴訟中，法官選擇一兩 個典型案件進行審理，在審理過程中其他類似案 件的當事人可以介入，同時該典型案件作出的判 決結果不僅可以適用當時任何類似、性質相同的 案件，而且以后的案件也可以適用該典型案件的 判決。【l叫本文以為，這種模范程序既更好地保障 大規模侵權事件中潛在受害者的利益，也避免了 大規模侵權事件發生后大量案件不斷涌人法院，造成司法資源浪費的現象。

(二)日本

在解決群體性糾紛時，日本新民事訴訟法規 定了與德國團體訴訟制度類似的選定當事人制 度。指因與某一事件有牽連而具有共同利益的 當事人為多數時，該團體成員可以從中選定一人 或多人實施訴訟，其中實施選定行為的人稱為選 定人，而被選定者稱為選定當事人。選定當事人 代表全體成員，判決在名義上是對選定當事人作 出的，但效力卻及于所有選定人。¨¨ 此外，日本為了解決大規模侵權事件中潛在 受害者的后續治療問題還創設“恒久救濟”。[12 J 這是指以契約責任的形式由非營利性組織代表 受害者向侵權人在侵權訴訟結束后向侵權者索 求醫療費、養老金等費用的一種救濟方式。(三)美國

美國的集團訴訟是從英美衡平法發展而來 的，來源于英國的代表訴訟。是指一個或數個代 表人為了全體集團成員的共同利益，代表全體集 團成員而提起訴訟。法院對此作出的判決，不僅 對直接參加訴訟的集團有約束力，對那些沒有參 加訴訟的主體也有約束力。

此外，美國的實體法還規定了市場份額責 任，主要是解決大規模侵權中受害人受償不能的 問題。在因果關系的確認上，法院不再要求受害 人證明具體是由哪一生產商的產品導致的損害，只需要證明生產商的確生產了該產品，而該產品 能夠導致損害即可。在責任分擔問題上，市場份 額責任能較為公平的在生產同種商品的生產商 之間分配賠償責任，體現風險利益一致原則。(四)英國

英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集團訴訟。在 原告或被告人數眾多、存在共同或相關事實問題 或法律問題的訴訟中，當事人可申請法院作出集 團訴訟命令，法院亦可依職權作出。責令自特定 日期開始，向管轄法院就產生一項或多項集團訴 訟命令事項的案件提起訴訟，并進行集團登記。管轄法院可以從集團登記的所有單個訴訟中選 擇一個或多個訴訟，將其列為試驗性訴訟。按正 常訴訟程序審理試驗性訴訟，其所適用的證據材 料及最終的裁判，對其他訴訟具有參考效力。如 果某個試驗性訴訟通過和解方式得到解決，該總 訴訟即退出試驗，管轄法院可作出命令，將集團 登記的其他訴訟為試驗性訴訟，原已進行的程序 ·】05·

萬方數據第5期 曲靖師范學院學報 第29卷 繼續有效。基于集團登記作出判決的，對判決時 已經進行集團登記的所有訴訟當事人皆有拘束 力，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131此外，英國設立了 一種人身傷害保險基金，企業自由參保。當大規 模侵權發生后，保險基金也能夠發揮較好的 作用。

三、我國大規模侵權救濟方式及弊端分析(一)侵權訴訟

面對侵權，提起訴訟是公民保護自身利益的 一項基本權利。在我國現階段，一般侵權的實體 法規定主要體現在《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 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而 對于大規模侵權的解決途徑我國法律沒有明確 規定，一般傾向是推定為民事訴訟法的代表人訴 訟解決途徑。因而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受害人以 三鹿集團為被告提出侵權訴訟是他們尋求法律 救濟的最基本途徑。現實中，類似三鹿奶粉事件 的大規模侵權中，每一個受害者都是弱小的，而 司法途徑對此又處于消極狀態。可見大規模侵 權案件的受害者在司法上尋求救濟仍有困難。首先，法院審理案件的難度及司法資源的浪 費。大規模侵權受害者的多數性與復雜性決定 了受害人很難統一起來進行訴訟，對于同質而分 散的訴訟，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權要求其具有較 高的職業技術水平和職業道德，否則在實踐中就 可能出現司法不公或者腐敗，也可能出現同案不 同判之情形。更重要的是在這類侵權案件中，因 果關系、賠償標準等問題的確定相對復雜，一個 法院審理單個案件就要耗費較大的資源，而其他 法院也可能審理同樣案件，司法資源的浪費不言 而喻。

其次，訴訟時間漫長。由于大規模侵權事件 受害人數眾多，社會影響大，訴訟涉及面廣等因 素，法院對此類案件的處理必須慎之又慎，致使 此類案件立案困難且時間較長。這樣從受害者 起訴到案件審理結束、再到執行程序的完成，耗 時會過長，難以使受害者得到及時救濟。

最后，舉證困難。雖然根據《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產品質量法》等規定，類似三鹿 奶粉事件這樣的產品責任侵權糾紛適用無過錯 責任原則，然而對于受害者來說，怎樣通過足夠 ·106· 的證據證明其食用的就是三鹿奶粉及其損害就 是該奶粉所致，該證明過程也是極其困難的。(二)行政救濟

群體性侵權往往不僅只是民事糾紛，還涉及 到其他復雜因素和問題，對社會穩定有很大影 響。所以在處理此類侵權事件時，行政措施的快 速、及時及其效力顯然優于司法途徑。從一個角 度來說，以行政機關為主導對此類事件進行解 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或國 情。但由政府“先行買單”也存在著明顯缺陷。首先，政府支付醫療等費用會涉及到政府職 能問題。從行政法的角度看，把該項資金列入政 府的財政預算中，這是政府履行對特定社會群體 社會救助的義務。如果該項資金在支付給受害 人后無需向企業追償，雖然使受害人得到了及時 救治和幫助，但卻減輕了企業的責任，也加重了 政府的負擔。其次，政府支付賠償金會涉及到政 府財政問題。政府用納稅人的錢為企業侵權行 為買單，這實質上是全社會來承擔侵權企業的責 任，這顯然是違法的。

可見，為了避免大規模侵權事件給社會穩定

造成危害和影響，政府通過先行“墊付”的方式 向受害人賠付，但這種“墊付”方式缺乏明確的 制度支持。所以，政府統一買單的做法雖然具有 及時、有效之優點但卻非長久之計。

四、對構建我國大規模侵權 合理救濟途徑的幾點建議(一)完善代表人訴訟制度

在訴訟程序的建構上，國外主要有三種模式

可供借鑒：一是美國“集團訴訟”制度模式，其最 大特點是判決效力具有擴張力，并較少有行政干 預的色彩，主要是通過法定途徑解決問題。二是 德國“團體訴訟”制度模式，它具有公益色彩，通 過消費者團體來代表訴訟和進行解決。三是日 本的“選定當事人訴訟”制度模式，該模式以選 定的當事人來實施訴訟、完成糾紛的解決。比較上述模式，我們認為，德國的團體訴訟 制度有較好的借鑒意義，我國應該從立法上進一 步強化消費者協會的作用與功能，使其在大規模

侵權事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我國代表人 訴訟制度立法過于簡單，限制了訴訟代表人代表

萬方數據趙慶嗚，孟妍：從“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規模侵權案之救濟 當事人參與訴訟的實體處分權，使訴訟代表人的 實體權利與訴訟權利分離，客觀上不利于訴訟進 行和最終權益的保護，應予以修改和完善。(二)確立跟蹤觀察義務制度

借鑒德國法律規定，建立對企業產品質量跟

蹤觀察缺陷義務制度，對于投入流通的產品，應 該要求該商品生產商履行跟蹤觀察義務。如果 商品生產商對于投放市場的新產品沒有盡到跟 蹤觀察義務，應當發現而沒有發現商品存在缺 陷，或者已經發現商品缺陷而沒有及時召回，致 使消費者受到傷害的，應當確認構成跟蹤觀察缺 陷，承擔侵權責任。這就足以保證受害人在舉證 不能或不充分的情況下，可以請求生產商承擔起 侵權責任。該項制度的確立，對我國尚未建立全 面產品召回制度的情況下，具有更為重要的 意義。

(三)建立產品責任強制保險制度

參考英國的產品人身傷害保險制度，建立產 品強制責任保險機制。即要求產品生產企業參 照產品的價格、銷售量、企業利潤等要素確定產 品責任強制保險金。當投保企業因產品責任而 造成侵權時，按照預先設立的保險賠償率由保險 公司支付賠償金，當賠償金額超出保險賠付金時 再由侵權企業承擔，如果該賠償金額仍然超出侵 權企業的支付能力，就啟動政府救濟機制。產品 責任強制保險制度的建立可以極大地減少政府 的負擔，并以此彌補行政救濟的缺陷，最大限度 地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更有利于企業分散風 險，保障了企業的生存發展。(四)設立專項救助基金制度

在許多大規模侵權案件中，企業賠償能力有

限以及確定具體賠償數額的復雜性等因素，使得 企業設立專項賠償救助基金成為最終解決侵權 當事人之間損害賠償問題的重要途徑。對企業 的生存發展來說，其功能或作用與產品責任強制 保險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美國從20世 紀70年代末期逐漸出現了一些工業有毒廢棄 地，對周圍居民健康產生很大的危害，對此企業 通過設立賠償基金，使因環境污染而導致的損害 均得以賠償。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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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ool of Law，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91，P．R．China)Abstract：The“Sanlu milk powder”incident，a typical mass tort，has brought about attention to and fo—

CUSeS on such law consideration as the feebleness of legal remedies，the lack of self—regulation，the ineffective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and the huge losses caused by mass tort，though the incident had stopped．Drawing on foreign institution and remedies of mass tort，we analyze the mass tort and the reme— dy approaches，which will be conductive to the resolution of future mass tort and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remedies．

Key words：mass tort；legal approach to tort remedy；legislation of tort [責任編輯、責任校對：楊世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