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OECD國家的稅收改革趨勢及啟示

OECD國家的稅收改革趨勢及啟示

關鍵詞： OECD；稅率；稅收收入；改革趨勢

摘 要： 最近30年以來，OECD國家采取低稅率、寬稅基的所得稅改革，將消費型增值稅轉到零售環節課征，總體稅率保持上升趨勢，這主要源于良好的財政環境、全球化和稅收體系完整三個因素。它從促進經濟增長、調控國家經濟以及環境治理三個方面給我國稅收改革以啟示。

中圖分類號： F810.42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12435（2015）06077807

1984年英國以及1986年美國的稅制改革，引領了近年來OECD國家降低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稅率以及拓寬稅基等稅制改革潮流。20世紀80年代中期，許多OECD國家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的最高值都超過了65%。而今這一數據在某些國家已經低于50%。同一時期，企業所得稅稅率最高值低于45%，而到了2011年，OECD國家的平均值已經低于26%。在東歐經濟體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改革在短時間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從促進經濟增長、調控國家經濟以及環境治理等方面給我國稅收改革以啟示。

一、OECD國家稅制結構變化趨勢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積極參與經濟決策，針對多邊規則進行各種經濟政策調整，導致OECD各國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稅制結構呈現出不同程度的趨同傾向，一方面是以低稅率、寬稅基為代表的所得稅改革，另一方面是將消費型增值稅轉到零售環節課征。同時總體稅率呈現上升趨勢。

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兩稅合并征收已成為OECD國家稅制改革的主流趨勢。目前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以希臘、冰島和瑞典為代表的股息扣除制，即允許公司從其應稅所得中扣除全部或部分已支付股息，然后對剩下的所得征收企業所得稅；二是以德國為代表的分稅率制，即對股息采取低稅率，而對留存收益課征高稅率。

而從稅制與稅種結構而言，OECD國家稅制經過不斷改革和調整，已經在原有的以所得稅為主體的基礎上增加了間接稅的比重。而且除了已經開征的財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之外，OECD國家已經開始討論開征與環境保護相關的綠色稅收。

（一）個人所得稅

20世紀70年代，大部分OECD國家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都超過了70%，而目前這一稅率都低于50%。

過去十年以來，進一步的稅制改革使得OECD國家個人所得稅稅率的未加權平均值下降了5個百分點。從2000年開始，其中12個國家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稅率下降了7%甚至更多。最近，少數國家提高了他們個人所得稅的最高值（包括葡萄牙和英國），這是他們保持財政穩定的一項措施。

（二）企業所得稅

OECD成員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在2000年到2011年之間平均下降了7.2%，由32.6%下降為25.4%。31個國家的稅率均有下降，僅有智利從15%上升到17%，匈牙利從18%上升到19%。除此之外，挪威一直保持在28%。而日本盡管在2004年降低了企業所得稅稅率（而且有建議稱日本應將該稅率降至30%以下），但其仍保有該稅率2011年的最高值。這一切似乎表明相比于小經濟體，像日本和美國這樣的大經濟體，在企業所得稅政策上擁有更加有效的自主權。

（三）股息稅收

盡管涉及股息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有所降低，但是最近個人股息收入稅率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有關。圖3顯示對于個人股東來說，有關國內收入分配的邊際稅率的最高值。該圖考慮到了收益通常會被重復征稅的事實，即當假設它們承擔企業所得稅以及作為股息而被征稅這兩種情況。有數據表明OECD國家股息收入的邊際稅率最高值在2000到2011年之間下降了8.1%，由49.1%下降到41.0%。

最近許多歐洲國家由扣除利潤分配中重復課稅的制度轉向股東救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股息征稅的稅率較低，處在對個人征稅的水平。許多國家對于股息征稅基于個人股東層面，比依托于工資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稅率要低。降低股息收入實際稅率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該稅率針對的是新興企業中的權益投資者，該企業對于從現有經濟活動中獲取的能夠進行再投資的盈利不予留存。

（四）增值稅（一般銷售稅）稅率

增值稅的平均稅率由1990年的16.7%增長到2000年的17.8%，而且在2000年到2009年之間明顯保持穩定。到了2010年，許多國家提高增值稅作為他們穩定財政措施的一部分導致該數值從17.6%增長到18.0%。2010年1月到2011年初，9個OECD國家提高了增值稅稅率或者宣布提高增值稅稅率的計劃，分別為：芬蘭由22%提高為23%，希臘由19%提高到21%，新西蘭由12.5%提高到15%，波蘭由22%提高到23%，葡萄牙由21%提高到23%，斯洛伐克由19%提高到20%，西班牙由16%提高到18%，瑞士由7.6%提高到8%，英國由17.5%提高到20%。

上面提到的平均值涵蓋了OECD成員國的主要差異，稅率從5%（日本和加拿大，盡管加拿大大多數省份征收5%左右的消費稅）到25%（丹麥、匈牙利、挪威和瑞典）以及冰島的25.5%。OECD 2/3國家的增值稅稅率保持在15%到22%之間，而且歐洲國家的稅率比非歐洲國家的要高很多。

二、OECD國家稅收負擔變化趨勢

稅收改革帶來的稅率降低并沒有引起總稅負的降低（圖1和表1）。稅負在2000年之前是一

直上升的。OECD成員國未加權平均值在2000年高達35.5%，而且在2006年和2007年再次達到這一頂峰，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強勁經濟增

長所帶來的稅收收入的自動調節效應。然而2009年該數值下降到34%以下，是由大多數OECD國家的現付款協議導致稅收收入下降引起的。這是由經濟活動的減少以及為了減弱經濟危機帶來的衰退效應而采取了減稅措施。

OECD各成員國的總體稅負從墨西哥和智利的18%到丹麥的48%不等。導致這些差異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國家提供養老金、教育以及醫療保障的方式，有的通過國會預算提供支持，有的依靠私人部門解決問題等等。除此之外，在非稅收義務支付的使用方面也存在差異。

1.總稅收收入因資本轉移而減少；2.聯邦德國從1991年開始；3.數據由以色列相關當局提供，該數據的使用不影響戈蘭高地，東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定居點；4.該項估計包括州和當地政府的期望稅收收入；5.愛沙尼亞不在這組數據中，因為該表編撰時它還不是OECD成員國。

經濟危機之前，盡管收入稅稅率下降，但是稅收收入基本不變的原因在于采取了拓寬稅基的

措施，包括：實際折舊才能進行稅前扣除，減少稅收支出（例如：對于特殊經濟活動或者納稅人進行的等同于公用事業的費用給予的減免稅需要通過在其他地方征收更高的稅來提供資金支持）或修改被稅收籌劃所利用的漏洞。

2000到2009年之間，許多成員國經歷了稅收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一個過程，如表1所示。11個國家經歷了超過3個百分點的大幅下降；同一時期，僅有5個國家經歷了上漲的過程。兩個國家上漲數值超過了1%。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國家通過擴大消費稅稅基來獲得更多的稅收收入――目前除美國之外所有的OECD成員國都征收增值稅或一般銷售稅。從1990年開始，增值稅占GDP的比重從5.3%上升到6.5%。

目前OECD成員國中的14個都征收增值稅。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墨西哥，日本和新西蘭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征收增值稅，瑞士緊隨其后。東歐經濟體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開始征收增值稅，其中一些國家采取了歐盟模式是為了未來加入歐盟。然而，增值稅作為增加稅收收入的相對重要性卻繼續呈現較大的差異化。增值稅占GDP的比重在加拿大和日本低于3%，而在丹麥卻超過了10%。直到今天，美國仍然是唯一沒有增值稅的OECD成員國。

除此之外，1996到2008年之間OECD成員國的相關環境稅收入通常占GDP的2%到3%之間。同一時期，總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4%到36%。實際上，大部分的環境稅收入都是來源于對公路燃料征稅。過去十年環境稅收入占GDP的比重略微下降反映出稅前更高的油價對于需求的影響，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使用指數化稅率的國家。

三、OECD國家稅制改革的動因及對我們的啟示

OECD國家稅制改革的背景大體相同。首先，20世紀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的兩次經濟危機使得各國通貨膨脹、債務沉重、財政收支失衡、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同時失業率升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滑，尤以美國最為嚴重。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OECD國家實行能對經濟全面干預的稅收制度，其主要特征是高累進、多優惠。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各國相繼進入了滯脹時期，失業率和通脹率劇增，經濟的實際增長率也普遍降低，舊稅制造成了納稅人橫向不公平，而高累進稅率挫傷了人們的工作積極性，降低了對私人儲蓄和投資的刺激力度，致使經濟缺乏活力，效率日漸低下。除此之外，OECD國家稅制自身也存在諸多弊端，例如邊際稅率過高、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嚴重脫鉤等。

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種稅制改革趨勢？

一種廣泛存在的觀點認為有必要營造一種財政環境，鼓勵投資、承擔風險以及企業家精神，提高工作激勵。采取寬稅基、低稅率，盡可能確保稅收不扭曲經濟主體和行為人的決定。

另一個關鍵的推動力就是全球化。市場的自由化和一體化使得資本在國際間流動更快，通過直接或者間接投資顯著促進了跨國貿易。這一切都推動了降低企業所得稅，尤其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

對于許多OECD成員國來說，全球化的效應一直被“稅收競爭”這一理念增強。這一理念鼓勵各個國家完善他們的營業稅體系，特別是通過降低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不僅在稅收的絕對數量上有吸引力，而且在相對數量上保有競爭力。雖然全球化投資數量一直較高，但我們必須看到潛在的風險，即考慮到稅收問題，資金可能撤離原本應該稅前返還更多的國家。進一步說，某些稅收管轄區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稅收體系（例如，改變稅基）吸引利潤和稅收收入遠離實際發生投資的國家。這些競爭壓力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是否在稅收政策上采取更多的國際合作能夠避免稅收競爭帶來的危害。例

如2013年9月啟動的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行動計劃是由G20領導人背書并委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推動的一攬子稅收改革項目，旨在通過協調各國稅制，修訂稅收協定和轉讓定價國際規則，提高稅收透明度和確定性，以應對跨國企業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給在奧地利、丹麥、希臘、法國和西班牙，總稅收收入因資本轉移而減少，該資本轉移可以在稅收收入報告的標題中看到

占稅收收入的百分比

經合組織收入統計解釋指南中的稅種定義為：個人所得稅=1100企業所得稅=1200社會保障費用=2000消費稅類=5000

法定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

該稅率包括中央和地方，由城市的一般或具有代表性的基準來衡量，數據來源于OECD稅收數據庫。納稅年的稅率變化可以由年度平均值反映出來。

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

該列顯示了調整后的中央稅率加上地方稅率形成的綜合企業所得稅（數據來源OECD稅收數據庫）

稅收楔子

衡量雇主的勞動力成本與雇員的凈收入之間的差異，計算個人所得稅的總和，雇員和雇主的社會保障費用以及其他工資稅，再減去作為家庭福利的1%的勞動成本。總勞動成本由雇員的總工資收入加上雇主的社會保障費用以及其他工資稅。稅收楔子顯示了沒有孩子的單一個體100%的平均收入水平。數據來源于2009OECD稅收楔子數據庫各國政府財政收入和國際稅收公平秩序帶來的挑戰。從稅收國際規則的角度看，BEPS 行動計劃將完

善和發展現行稅收協定和轉讓定價國際規則，以使其更好適應各國稅制和全球價值鏈變化帶來的影響；從國內法的角度看，BEPS 行動計劃將推動建設與現代商業模式相適應的企業所得稅稅制，并完善間接稅制度安排，促使各國相應修改其國內法，以壓縮跨國公司利用稅制和征管差異規避稅收的空間，在全球范圍內營造公平的稅收環境和秩序。

政府必須使得納稅人對其稅收體系的完整性充滿信心。改革者的口號是公平、簡單、透明。公平需要納稅人在相同情況下支付相同的稅，并且稅負是合理的，這樣能夠確保社會凝聚力。簡單要求個人支付稅收盡可能簡單明了，并且征稅的管理和納稅遵從成本盡可能降低。透明要求稅收體系的運行易于理解，這樣能夠為投資以及其他經濟決策提供保障。這三部分在稅收改革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方面，公平的爭論有助于通過擴大稅基和逐步廢除對特殊群體的稅收優惠來提高經濟效率。另一方面，最有能力支付的稅收來源于工薪稅和資本利得，而這些稅又恰恰最挫傷人們的工作積極性。政府必須對此進行權衡，確定在多大范圍內征收個人和企業所得稅。減稅對于收入分配的效應是很難評估的，原因在于：減稅可能會鼓勵更多的公開性收入；提高所得稅減免對于貧困家庭來說是一件好事，而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又會使富裕者欣喜不已。不同條件下情況也有所不同，例如：雖然高收入者需負擔的平均稅率下降，但他們的稅負比重可能提高。除此之外，許多國家更加強調納稅遵從也能夠提高稅收體系的公平性。

最近一段時間，稅收政策的變革主要是來源于宏觀政策方面的考慮尤其是為了減弱由經濟危機帶來的經濟急劇滑坡影響。目前某些國家已經開始采取行動降低預算赤字。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國已提高了稅率，政府為尋求在恢復合理的公共財政的同時，確保經濟復蘇乃至增長，不可避免的在稅收政策的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由于稅收政策結構能夠通過提高潛在的產出增長率來使得公共財政恢復健康，因此它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

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也與OECD國家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存在不小差異。考慮稅收政策的國際維度，適應新的經濟環境，我國的稅收體制必須作出調整。我國稅務機構的稅制設計要主動應對全球化、稅收競爭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1.促進經濟增長。創新、投資和企業家精神對于潛在產出的增長、稅收收入以及公共支出的可負擔數額仍然是至關重要的。稅收政策必須做到鼓勵創新的同時盡可能減少對企業及消費者行為的扭曲。

2.調控國家經濟。稅收作為經濟杠桿，通過增稅與減免稅等手段來影響社會成員的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個人的經濟行為，對資源配置和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從而達到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目的。政府運用稅收手段，既可以調節宏觀經濟總量，也可以調節經濟結構。

3.環境治理。稅收以及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證等市場工具為處理環境問題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方式，并且有助于以最小的代價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貿易領域，一個國際間商定的“游戲規則”，能夠有助于各國獲得全球化利益的同時保護自己的稅基，應對環境問題帶來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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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對高職國家稅收課程改革的思考

[論文關鍵詞]高職 國家稅收 課程 改革 思考

[論文摘要]本文從分析高職國家稅收課程教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入手,對高職學生學習的特點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高職國家稅收課程教學改革的具體措施。

國家稅收是高職經濟類專業必修課中應用性較強的一門課程,如何從學科型教育枯燥的稅收

理論中解脫出來,針對職業教育特點,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圍繞稅收征管的重點、難點,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模式,突出培養學生的應用能力,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高職國家稅收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

高職教育主要是以強調應用為主,以培養學生實際動手能力為基礎。但是,目前高職教學中國家稅收課程課本內容只是本科的縮寫,課程內容過分重視原理和結論,主要以理論講授為主,缺乏應用性。在教師講課過程中,只是教師講,學生聽,照本宣科,強調理論,脫離實際,學生沒有積極性。由于高職學生本身的特點,理論學習對其來說枯燥乏味,學生上課遲到、早退現象普遍,上課也不好好聽講。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究竟如何改變這種現狀呢?筆者在2007年10月對聊城職業技術學院經法系已經學習過或正在學習國家稅收這門課程的同學進行了調查,向學生發放問卷360份,回收350份,回收率為97.2%。

二、調查情況的分析

筆者對調查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見表1。

(1)對于高職國家稅收教材,有58%的學生認為教材重視理論與結論,缺乏應用性;有25%的學生認為現行教材版本偏老,內容陳舊;只有17%的同學認為現行教材符合高職教育教學的特色。有83%的同學認為現行教材不符合高職教育教學學習的需要。

(2)對于國家稅收的教學方法,有72%的同學認為很重要;有23%的同學認為無所謂,有5%的同學認為不重要。由此可見教學方法的選擇對于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十分重要。[1][2][3][4][5]下一頁 上一頁[1][2][3][4][5]下一頁(3)對于教學形式的選擇,有14%的同學選擇只講授不練習;有16%的同學選擇只練習不講授;有70%的同學選擇邊講授邊練習。可見,在課堂學習的過程中,教學形式的選擇十分重要,有86%的同學希望得到練習的機會,有70%的同學希望能夠邊學習知識邊練習掌握,只有14%的同學選擇只學習知識。

(4)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如何能吸引學生呢?有25%的同學認為是教學內容適宜;有61%的同學認為是教學方法靈活,只有14%的同學認為主要靠教師的人格魅力。可見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的人格魅力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教師要吸引學生到課堂聽課,關鍵還是靠靈活的教學方法,而當前教師在臺上講,學生在臺下聽,兩者互動少,學生感到乏味而失去了學習的興趣。[!--empirenews.page--](5)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希望能夠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希望能夠得到實務界人士的指導,對于邀請實務界人士講學,有61%的同學表示喜歡;有19%的同學表示無所謂,只有20%的同學表示不喜歡。可見大部分同學還是希望能夠和實務接觸,而不是只學習枯燥的理論。

(6)對于考試方法的改革,和以往上完課就只考理論內容相比,同學們也有自己的看法。有19%的同學希望只考理論,有33%的同學希望是實驗實訓考試,有48%的同學希望是與社會結軌的資格證書考試。可見有81%的同學不滿當前考試的方式和方法,希望在教學過程中,能夠進行考試的改革。

三、高職學生學習的特點

1.高職學生有著較強的動手能力 當前大部分高職學生抽象思維能力較差,但其模仿能力較強,動手能力也較強。在當前的高職教學過程中,應該利用學生模仿能力強的特點,突出加強實踐環節的教學,增加學生動手能力的訓練。

國家稅收課程內容過分重視原理和結論,缺乏應用性,大部分高職國家稅收課程的教材只是對本科內容的縮減。課程內容的編制嚴密而系統,條理而規范,規范著教師和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行為。打開教材,似乎遍布知識點,缺少與實際相結合的實用知識,使學生覺得學習國家稅收的目的就是要進行稅務專業理論研究。學生只在考試前死記硬背那些原理和結論,考試結束后,能留下多少記憶的痕跡,恐怕并不樂觀。

高職國家稅收教學的目的是把學生培養成經濟領域的應用型人才,因此在教材的選擇上應該以實踐應用為基礎,以理論為輔。高職國家稅收應明確將提高學生稅務方面的實際操作能力作為一項教學目標。在高職國家稅收教學中,應貫徹以“必需、夠用”為原則,不用講授過多的理論知識,而應把重點放在納稅實際操作方面,注重應用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重點是使學生掌握稅收制度的實質及涉稅實務操作能力。

2.高職學生學習能動性不強

高職學生和本科學生在學習的積極性和能動性方面有很大差別,對于高職學生,為加強其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加學習效果,在教學方法上,實行“任務中心”的“開放式”教學。首先,教師提前給學生發放項目任務書,在任務書中明確課堂教授學時,教師講解演示內容及時間安排,學生應準備的知識、討論的內容及時間,完成的訓練內容等。其次,教師將工作任務以不同的形式呈現給學生,并且以分組的形式對工作任務進行討論,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再次,教師可以根據項目的工作任務需要來安排理論教學,并且進行知識的拓展。“任務中心”的“開放式”教學不僅有助于學生對知識技能的掌握,而且有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特別是創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培養學生實踐應用能力。

高職國家稅收的課程教學對每一個單元應事先準備一些問題及相應的閱讀資料,作為提升“以學生為基礎”的學習方式的效果的一個重要途徑,要求學生對每一個單元做好充分的準備。閱讀資料作為獨立于“講授”的重要的課程資料和授課方式,不僅可以開闊學生的學術視野,拓展學生的學術思維,而且可以促進學生在課前就進行自主的、主動的和有針對性的研究,進而使其后面的課堂講授或者討論有的放矢,從而更有效率、效果更佳。[!--empirenews.page--] 3.大多數高職學生較為活潑,興趣較為廣泛

高職學生大多數較為活潑,興趣較為廣泛,一旦教師在講授過程中照本宣科,學生就會說活、干別的事情,而不是認真聽老師講課。如何改變這種現狀呢?(1)教師在教學中,不要過分依賴教材,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內容的順序進行授課,先講稅收定義、職能、原則、稅收制度的構成要素,再講增值稅、消費稅等有關具體稅種等內容,然后再做一些習題,那么那些基礎差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接受了這么多抽象和枯燥的理論,容易產生畏難情緒,影響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因此可以根據學生的心理特點,靈活調整教學內容。如可以對于稅收的職能和原則的有關內容作些刪減;在講述稅收要素時,可以聯系后面的現行具體稅種進行講述,使這些抽象的概念生動起來。上一頁[1][2][3][4][5]下一頁(2)課堂講解與師生討論相結合的教學。對于稅收制度構成要素的基本概念,如納稅人、課稅對象、稅率等可以通過具體的稅種講授。對于增值稅銷項稅額、進項稅額、準予扣除項目等有關內容的理解,則可以準備一些企業的實際案例,讓學生討論或者課外思考,擴大學生的視野,真正掌握增值稅的實際繳納方法。這樣,學生的主導作用貫穿于整個高職國家稅收教學過程的始終,從而有利于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有利于加深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3)邀請實務界人士講學。為了培養學生的實務能力,高職院校應主動跟實務部門進行聯系,聘請有經驗的實務工作者,如律師、注冊會計師、稅務工作者為兼職教師為學生做專題講座,可以拉近學生和實務工作之間的距離,使國家稅收課程教學和學生以后的實務真正結合起來。另外,統計數據顯示,有61%的學生期望開展此項教學。

(4)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勇于創新。要使學生真正立足于社會,為社會所接受,必須鼓勵學生走出校門,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在授課的同時,根據相應的教學內容,安排適當的課時,有目的地聯系有關稅務局、稅務師事務所、工業企業、商業企業等,讓學生參觀學習或參與實際操作。在教完所有內容后,可以讓學生到有關企業去實習,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鞏固所學知識。實習回校后,應寫心得體會,使學生真正把學校里學到的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為今后的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5)改變現行的考試制度和學生評價方式。

考試題目可以靈活多樣,考試形式不拘一格。為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需要,高職國家稅收課程應改變“一考定終身”的傳統考試制度,可以采取閉卷、開卷、小組答辯、操作或者論文的形式作為考核手段。比如小組答辯就是將班級的學生分成幾個小組,小組成員共同完成某一課題,考核時小組派一名代表上去答辯,由教師和其他小組共同打分。小組學習,將個人記分改為小組記分,形成了組內人員合作、組間競爭的新局面,使評價重心由鼓勵個人競爭轉向大家合作達標,這樣可以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論文選題自由度大,而且同課堂報告結合起來,可以通過與老師和同學的學術交流及時彌補既有資料和觀點的不足,開闊論文寫作的視野,使論文的內容更加完善。考試形式不拘一格,多角度、全方位地考查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掌握程度和對知識的實際運用程度。[!--empirenews.page--] 學生評價、成績構成多元化。國家稅收課程對學生的評價應是綜合性的,其總成績應由多次學習活動構成。平時成績(到課率、平時的課堂表現、作業的完成情況、心得報告、小論文等)應占到40%左右,期末考試應占到60%左右。加大平時成績在課程總成績的比重,不僅可以解決“一考定終身”的弊病,減輕學生的心理壓力,也能全面考查學生的學習成績,使考試更加公平、合理。

四、高職國家稅收課程教學改革的措施

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及當前高職學生的特點,當前國家稅收的課程教學應該進行一些改革,以適應學生學習的需要。上一頁[1][2][3][4][5]下一頁(1)在教材的選取上,采用符合高職高專特色的教材,而不是迷信教材編寫人員的權威性。只要是符合當前教學的特點,就可以采用。教師自己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授課內容和本校學生的特點來編寫教材。(2)國家稅收是一門很重要的課程,尤其是對會計專業的同學而言。為了讓學生學好這門課,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應采用靈活的授課形式,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在講授過程中,采用多種形式,把枯燥的理論變成豐富的實踐知識,讓學生在自己動手的過程中,學習這門課程。

(3)在國家稅收這一門課的學習過程中,為了讓學生能夠更好地理解這門課的重要性,激發同學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可以邀請一些從事繳納稅收工作的會計人員及注冊稅務師來給學生做講座,使學生真正從心里接受這門課程。

(4)改革現行的考試方式,采用靈活的學生評價方式。注重對學生的全面考查,而不是用最后一次期末考試成績來決定學生的成績。

第三篇：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

中國古代改革及其啟示(1)

摘要：中國古代改革、變法眾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變法成功者,國家富足，軍隊強大,成為當時的強國；變法失敗者,國家都走向衰微,以致滅亡。無論成敗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爭，這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今天改革開放是時代的主旋律，學習古代改革史，總結改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其中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益的啟示。關鍵詞：古代改革；規律；啟示

一、中國古代改革或變法的類型

中國古代歷史上革新與變法無數，主要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奴隸社會內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李悝變法等。三是少數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機改革、清初皇太極改革等。四是封建統治者為挽救統治危機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五是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治政策的調整和改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對統治政策的調整。

二、改革或變法成敗的規律 一場改革的成敗，通常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當政治、經濟制度不能保證國家實施有效管理，從而違背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時候，就要改變這種制度，也就是對上層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環節進行必要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并相應的對生產關系中的某些環節做局部的調整，更新和改造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而，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否則，改革雖能藉強力強制頒行，但最終行而不遠。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當時那種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說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歷史上的王莽改制卻是和歷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屬，不許買賣”的策略對當時土地兼并劇烈、人民淪為奴婢、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弊開了一劑對癥藥方，而結局適得其反，即是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已雄辯地證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進封建經濟走向初步繁榮、推動當時的生產力向前發展的，“王田制”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必然為歷史的進步所唾棄。

（二）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有些改革雖然也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但由于頑固派勢力過于強大而導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即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王安石變法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因為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最終失敗。為了維護整個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觸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們必然站出來反對改革。當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針砭天下弊政時,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來反對。唐介說,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為相, 恐多變更”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也反對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執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對。幾乎每頒行一項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政治上, 他們指責變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說當時發生的天災也是實行新法所招致。在學術思想上, 指責王安石“背儒崇法”。總之, 保守勢力對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處處攻擊非難, 致使決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也動搖了, 變法派內部也分裂了。

(三)有無觸動當時的政治基礎

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地主階級，北魏孝文帝在不觸動各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雖遭遇頑固勢力阻撓卻最終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均因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敗。

（四）改革在王朝所處的時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經歷過農民戰爭的洗禮，而農民戰爭又基本動搖或摧毀了舊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較小。例如漢高祖劉邦，通過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發展了經濟，通過和親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關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大多親歷戰亂，深諳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穩定社會、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加強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權都比較強大，成為改革的堅強后盾。漢武帝劉徹加強皇權，解決王國問題，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派張騫出使西域，發展同西域少數民族的關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則頻頻“流產”，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對“舊制”進行局部修補。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王朝中后期，頑固勢力日積月累、十分強大，改革的阻力極大，難以深入。例如慶歷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弊，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做官；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觸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阻撓，改革措施僅一年左右即被廢止。還有就是清朝的戊戌變法，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最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動戊戌政變，廢除了新法，戊戌變法失敗。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著眼于

緩和矛盾，穩定政局，只能是對“舊制”的局部修補，改革的幅度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由來已久的統治危機。例如自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張居正從整頓吏治開始，逐步推行以振興明王朝統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措施。張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徹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過漫長的歲月，已經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程，使得統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托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高度贊揚“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里卻變成新政的法寶。雖然張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的迥光，并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權相對衰落，中央集權式微，起不到強有力的保證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漢族封建文化。十八歲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廣泛起用漢族地主官員和儒士；發布《振舉臺綱制》，要求推舉賢能，選拔人才；罷徽政院及冗官冗職，精簡機構，節制財用，行助役法并減輕徭役；頒行《大元通制》，以加強法制，推行漢法；清除鐵木迭兒余黨，查處他們的貪贓枉法事件。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擊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煥然一新。這些措施理所當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貴族的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對此并沒有足夠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啟程返京，途中宿營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這時，蓄謀已久的鐵木迭兒余黨--御史大夫鐵失突然發動了政變，年輕的皇帝被鐵失一刀殺死，而他蒙漢共治的思想也慘烈的畫上了句號。

三、古代改革給我們的啟示(一)

改革須先從權貴中推行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上層 ,要實行改革 ,必須首先統一上層的認識和立場 ,這就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商鞅變法,與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 ,從而宣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阻力也來自上層 ,所以趙武靈王讓王諜告公子成說:“行政先信于貴”,通過做工作,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軍。中國自古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國家,人們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闊斧地裁減地方上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員,就遭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反對 ,連曾贊成改革的富弼都說:“你大筆一揮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樣 ?”意謂寧讓庸吏貪官一家哭,也不讓在他們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們的反對。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情況，一些人們反對改革的主要動因 ,一是囿于認識,二是羈于利益。囿于認識主要是指其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因循守舊,對所謂“祖宗之法”缺乏辯證的分析，羈于利益主要是指其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而反對變法,其反對變法的理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為保護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動的 ,其由于認識短淺而羈于私利,由于羈于私利而認識短淺。變法必然伴隨著一些利益調整 ,權貴們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會竭力反對變法,他們有時也會講很多變法的好處 ,但一旦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其立場和態度就會發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張,改革必須要有獨智之慮, 即要有獨到的見解和思慮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國強兵 ,奪占黃河和崤山之固 ,后東向以制諸侯 ,最后成帝王之業的宏偉規劃,取得孝公的支持后,開始變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書》、《上時政疏》,亦是其施行變法的綱領。清代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也是當時改革的綱領性文件。總之,有無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敗的前提,這就必須進行深入調查,充分論證,精心思慮,反復推敲 ,努力使方案趨于完善,步驟合于形勢。

（三）最高統治者必須具有將改革 進行到底的決心

改革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中間難免出現矛盾、曲折和反復。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改革的決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齊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國相大權。商鞅變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殺 ,也是因為最高統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他雄材大略,變法態度堅決,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頑固的保守勢力在他面前最終都敗下陣來。至于宋朝王安石變法之敗,清代康、梁維新之亡,都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權威等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變法圖強的決心后 ,才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對秦王“三問而不敢對”,就因為變法事關重大,而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又關系著變法成敗。

（四）變法時機的選擇要適宜

《呂氏春秋·察今》中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移,變法易矣。”講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歷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 ,把握時機 ,適時進行改革的。如商鞅選擇在“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決心繼承先人之志,變法圖強,下達求賢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于是決定在秦國實行變法。變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統治者由于缺乏應有的敏銳,盲目驕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時移”的新特點,丟掉了改革的機會,導致最后被動挨打。如近代以來,西方經過工業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發展 ,在武器裝備上已將清帝國遠遠拋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們對此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一味關著門稱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大清帝國的君臣們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受到了歷史的懲罰,這才手忙腳亂起來。這一歷史事實證實了古人“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不可以持國”訓言的正確。

(五)軍事改革要系統運籌并周密施行

軍事改革是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有一些比較單純的軍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毀車以為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但是大部分軍事改革都是被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之中的,是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軍事改革的情況看,軍事改革必須系統運籌,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討論變法時,都講到“措置得兵”的問題,即是指此。王安石說:“西事稍彌,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余皆不足議也。”強調了利用和平間隙進行軍事改革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那些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都沒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是因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這些保守勢力往往都握有重權,他們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改革始則反對、繼則扼殺、不行則韜晦,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歷史上很多人對改革望而生畏,隨波逐流者多,敢挽狂瀾者少;講大道理者多,真行實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終者少。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改革者。沒有了他們,中國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們往往是當時富國強兵的先行者 ,上層建筑的修補者,緩和階級矛盾的調停者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監獄墻上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在臨刑時又慷慨陳詞 ,大意是為了救國,我愿灑了我的血, 以喚醒千百人站起來繼續進行維新事業。譚嗣同這種為了改革而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應大力弘揚的。改革者沒有這種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還有一極為重要原因 ,就是變法堅持時間之長短。變法沒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國是個人治的國家,即使變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們也可照樣將其廢除。習慣勢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變法實施時間一長,人們習慣,后人再改也就難了。商鞅變法,“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新法實行時間長了, 人們習慣了,后人再想改就難了。但新法長期不改 ,也會變成“舊法”。只有不斷變革,社會才會進步。這就是《易傳》所謂的“生生不息”。我國的先人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變易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治國、理軍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律,適時進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規,求穩怕亂,反對變革。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第四篇：國外小學課程改革趨勢

在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的推動下，面對本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和21世紀的發展前景，革新教育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浪潮。在改革中，初等教育的革新雖然涉及初等教育的普及、目的、結構、內容、方法和管理等諸多方面，但從有關資料來看，許多國家都把改革課程和教學內容作為革新初等教育的中心環節。各國小學課程改革的基本趨勢如下：

一、加強科學技術啟蒙教育

1984年10月在日內瓦舉行的第39屆國際教育會議認為，進行適當的科學技術啟蒙教育是初等教育課程革新的重要內容之一。會議在給各國教育部的建議中強調，進行科學技術啟蒙教育應當根據科學技術的進展，兒童性格的全面發展，以及個人和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予以安排，發展兒童對科學的基本態度；使兒童獲得從切身環境出發，與智力、體力相適應的基本科技概念、能力和技術；促進兒童與自然和人與環境之間的建設性的相互影響,增強學生對于科學技術的積極性，使兒童具有對新技術和科學應用的知識和敏感，培養對待自然和對待科學技術的進一步學習、工作的正確態度，從而為兒童走向未來社會生活作好準備。各國在科學技術啟蒙教育中都著力于發展兒童的創造精神和創造能力。在美國、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新的小學自然(理科)教材大多以探究性的敘述代替了結論性的解釋，非常重視讓學生親自動手實驗，在探究中獲取知識和體會學習的樂趣；在教學中要求兒童動手去“做”科學，而不是只用耳朵“聽”科學和用眼睛“看”科學。捷克斯洛伐克強調從幼兒教育起就重視培養兒童獨立思考的能力，啟發兒童的創造力。新的小學數學教材，從二年級起就開始學習簡單的數集概念，以改變過去的機械學習，啟發學生思考。瑞典在科學課程中十分強調實驗和實地考察、現場活動和其他實際操作。法國在小學設置了一門“啟發活動”課程，每周7課時，沒有確定的教學大綱,內容包括若干科目領域，實際上是一種進行科技啟蒙教育的新途徑。

在科學技術啟蒙教育中，環境科學受到了普遍的重視。英國小學十分重視環境科學，要求培養兒童適應 21 世紀環境的需要。在匈牙利，從小學一年級起就設有“環境”課。在加拿大，小學科學教育的主要內容是使兒童了解地球、宇宙空間、環境和能源科學，教學時間每天一學時。

二、努力發展綜合課程

國外一部分課程專家認為，根據兒童的年齡特征和接受能力，小學課程的門類不宜過多，分科不可太細，課程設置應向綜合化方向發展。實行綜合化課程可以減少課程門類，避免各科教學內容重復，既有利于學生從整體上理解各門知識的相互聯系，又可以減輕學生過重的學習負擔。因此，跨學科開設綜合課程，已經成為當今各國初等教育課程改革的一種重要趨勢，歐、美和亞太地區許多國家進行這種改革實驗，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1)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整合課程有助于使學生形成完整的世界圖景。可以防止學生把各門學科的知識割裂開來，為學生提供整體的觀點，使他們既見樹木，又見森林，從而恢復知識的完整性。整合化的教學更具適應性，比分科教育更易于接受知識的變化。(2)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整合課程更有助于學習和學生個性的發展。綜合化課程是按照兒童的需要、興趣、好奇心和活動特點而編制的，非常重視非認知因素，比分科課程按邏輯原則編制的，更有助于課程和學習條件相一致。(3)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過分的分科教學不能鼓勵學生間的合作。綜合化的課程既可鼓勵合作，又不排斥學習上的競爭。同時，整合課程較分科課程更有利于適應來自社會和知識方面的變化，具有較強的適應性。(4)從教育學的角度看,整合課程可以消除由于課程繁多、分科過細給學生造成的負擔過重的偏向。

就目前課程整合的狀況看，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一是自然科學的整合課程，即將物理、化學、生物、地理、天文、保健、環境科學、技術等各門學科綜合而成一門課程。如美國的科學課、法國的科學與技術、日本的理科等均屬這一類型。二是社會科學的整合。這是將歷史、地理或公民等學科綜合成的課程。如西方許多國家開設的社會課等。三是自然科學和社

會科學融合而成的科目。目前世界上方興未艾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兼容的STS課程就屬于這類。如馬來西亞的人與環境課、德國在小學1～2年級開設的常識課，以及韓國的生活課等。

此外，在課程設計上，按照專題組織綜合課程也是當前一種較常見的形式。這些專題的選定往往與兒童所熟悉的事物相關，并緊密結合兒童的興趣和愛好。許多專題在一些國家幾乎是相同的，如“我們身邊的事物”、“我們的學校和鄰居”、“我們的家鄉和人民”等等。德國從本世紀初開始，對初等教育的教學內容進行了改革。目前在基礎學校設立的“促進課”，就是采用“事實教學”，圍繞兒童的環境進行學習,其教學內容涉及自然、社會以及家政、交通安全教育、性教育等廣泛領城。有些國家提出若干綜合性的教學要求，如“基本技能學習”、“生活經驗”、“工作經驗”等等，由教師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確定具體的教學內容。泰國的“生活經驗”也綜合了社會學習、自然常識和健康教育的內容。還有一些國家雖然仍采用學科教學的形式，但教學內容已經綜合了多門學科的知識。例如“自然”或“理科”課程，內容涉及生物、氣象、物理+天文、環境、保健等許多學科的知識。“社會”課程，內容涉及地理、歷史、法律、公民、交通安全等方面的知識。

初等教育課程綜合化的趨勢在一些國家小學低年級課程的設置上反映得尤為明顯。尼泊爾小學一年級完全實行綜合課程，綜合課的主題是“兒童及其環境”，以促進兒童個性的均衡發展。韓國從1982年起改革了小學1～2年級的課程，將語言、道德和社會科學知識綜合為“現實生活”課，將自然科學的有關知識綜合為“探究生活”課，將音樂、體育、美術綜合為“快樂生活”課，其目的是使教學與學生生活結合，減輕兒童的學習負擔。日本在1～2年級開設了“生活課”，綜合進行自然、社會等多方面知識的教學。馬來西亞在新的小學課程設置中，將科學作為一門綜合科目，在1～3年級納入語言教學中，在高年級列入“人類及其環境”的科目內進行教學。

各國實行綜合課程教學的方式多種多樣。多數國家主張讓兒童到自然和社會生活中去學習，通過直接的體驗、觀察、實踐及運用所學的知識，去獲得對于社會、自然的真切了解。家庭和社會也參予課程發展，例如聘請家長或社會有關人員來校授課。20世紀70年代，蘇丹在世界銀行的幫助下，在國內最落后的農村地區建立了24個“農村教育綜合實驗中心”，課程根據當地的條件和需要設置，培養學生具備當地所需要的生產技能，也對當地的農民進行培訓。

三、更加重視語文、數學等基礎學科

在小學課程實行綜合化改革的探索中，一些學者主張語文和數學仍保留分科教學的形式，以保證這兩門基礎工具學科知識結構的系統性。美國教育界認為，兒童在小學階段不僅要學習各科知識，更要掌握在以后的年代里進行深入學習所必須的基本技能和良好習慣，而在多種基本技能中最主要的是閱讀、寫作和計算技能。

為了改進和加強語文、數學教學，提高教學質量，許多國家給這兩科分配了較多的課時。據有關資料顯示，就語文學科而言，英國、美國均在40%以上；在亞太地區,阿富汗占38.5%,伊朗為35.7%,印度為29%,日本為27.5%。數學學科以德國、前蘇聯等的比重為最大，均在20%以上。在日本占18%，印度尼西亞為17.4%。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多民族國家，還十分重視對兒童的母語教學，并且把使用本民族語言進行教學作為課程“ 民族化 ”的重要環節。印度尼西亞在土著民族學校低年級現在用1/4 學空格先教學生學習土著語言，然后再學印尼語。蘇丹和馬里規定，在教學中地方語言和國語并用。印度的語言問題更為復雜，全國約有1，652種語言和方言，除了把印地語和英語列為官方語言之外，還確定了14種地區語言為當地的通用語言和教學語言。其他不使用上述語言的地區，在小學的初級階段(主要是1-2年級)，學校通過課程和教學方法等多種措施,幫助學生從母語過渡到通用語言。在一些國家，使用民族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課程內

容注意吸收民族文化傳統，結合本國實際。

與此同時，各國在加強基礎工具學科教學上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如美國學生的閱讀水平與他們以后的數學、物理、計算機成績的相關率為70%左右,與歷史、地理等學科成績的相關率可達90%以上。目前，美國在小學階段規定了7級閱讀水平，就閱讀范圍、閱讀速度和技巧等方面，都規定了全國的統一標準。在寫作能力的培養上，日本規定將占總教學時數30%左右的時間用于作文指導,低年級每年增加到150學時，高年級增加到70學時。

在數學方面，各國基本上采取了合理調整中小學數學教學內容，從而進一步突出重點，以達到在培養基本的計算能力的同時，掌握如何選擇正確的方法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的目的等。如德國提出數學課的目的是促進學生學會最基本的運算能力，學會計算數量大小的基本知識，培養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從而為將來數學能力的發展打好基礎。美國數學教育科學委員會認為，美國小學數學教學中的最大缺陷是不重視引導兒童把所學的知識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因此，提出在強調掌握基礎知識的同時，更要重視那些正規的、直觀的和探究的技能的培養。

四、日益重視道德品質教育

當代西方國家，吸毒、自殺、虐待同學、校內暴力、少女懷孕等青少年不良行為與犯罪，以及追求個人享樂、缺乏社會義務和責任感是普遍存在的問題。而在第三世界中，不少青年向往西方社會，民族觀念和意識淡薄也相當普遍。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世界性的教育荒廢現象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以至成了各種社會問題的焦點。正是由于當前世界性的道德危機的困擾，從而使得世界各國對道德教育，特別是初等教育階段的道德教育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8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北京召開了題為“ 面向21 世紀的教育”國際研討會。會上，19個國家的80多位代表在分析討論21世紀人類面臨哪些挑戰，并且因此將會議的主題確定為“學會關心：21世紀的教育。”會議號召人們要學會關心：關心個人、他人、群體以及全人類；關心社會、經濟、生態以及全球的生存環境；關心真理、知識、學習等生存技能以及人道取向。

1994 年由各國教育部長參加的“第44 屆國際教育大會”的《宣言》中也明確提出：“特別注意改進課程、教科書內容和包括新技術在內的其他教育材料，以便教育有愛心和責任感的公民，使他們面對其他的文化能夠欣賞自由的價值、尊重人的尊嚴和差異，并能防止沖突或通過非暴力手段去解決沖突”。會議在提交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行為綱領》中再次明確提出：“為了加強形成各種價值觀念和能力，如團結、創造力、公民責任、批判意識以及用非暴力手段解決各種沖突的能力，必須在各級課程中引入包括國際層面的真正的公民意識教育，”以此作為國際社會為貫徹和平、人權和民主的教育政策和行動方針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里，盡管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各國教育當局和教育家們都在強調對未來一代新人進行道德品質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從各自國家的國情出發，深入研究和探索改善這項教育的內容、途徑和方法。如通過采取設置道德教育課程或宗教課程，強化所有課程中的道德教育因素、廣泛開展課外活動、重視學校隱性課程的開發，以及調動社會媒體因素等多種途徑。

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一貫重視對兒童和全體國民的道德教育，把它作為民族振興的一項戰略措施。有關政府人士強調，新加坡的生死存亡取決于人民精神教育的成敗。而道德教育的目標,就是要通過對各項道德價值觀念和社會態度的培養，造就良好的和忠誠的公民，使年輕一代在個人行為品質、社會責任意識和忠誠于國家等兒個方面得到良好的發展。在向兒童進行道德品質教育中，新加坡特別強調東方傳統倫理道德，以儒家思想作為精神支柱，抵制西方頹廢思想的侵蝕。在政府、社會各界和學校的共同努力下，這項教育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新加坡公民的文明素質和良好的社會風氣已經引

起世界各國的贊賞。日本一向比較重視道德品質教育,認為作為培養一代新人的基礎，是讓他們理解本國的文化和傳統并對它持正確態度。只有尊重本國的文化和傳統，才能具有作為本國公民的責任心和自豪感，才能產生為國家效力的自覺性。日本教育審議會會長岡本提出，要對接受近代西洋文明進行反省，注意日本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文部省頒布的《課程標準》規定，從小學到初中，各年級均開設“道德教育”課。

在美國，初等教育中道德教育主要表現為突出強調行為規范教育、公民教育、紀律教育、節儉教育等。在行為規范教育上，通常是系統地向學生講述個人應具有的道德品質。通過口號、誓言、信條、準則等形式向學生直接灌輸品德行為規范，要求學生遵循。公民教育方面，美國小學的教室都懸掛國旗和學校所在州的州旗。小學生入學上第一節課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對國旗肅立，右手置于胸前美國國歌。同時還要求兒童必須知道和懂得美國公民的傳統等，從小進行公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在面對少年兒童犯罪日益尖銳的問題時，美國強化紀律教育。一些學校采取制定校規和填寫紀律單等方式，教育學生尊重領導，遵守紀律。此外，還注重加強各科教學中的道德教育和創造包括教師因素、校園班級環境與氣氛等在內的和諧教育環境，以獲得最佳教育效果。

五、加強實用性課程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而傳統的小學課程主要是為升學服務,側重于知識的系統性，脫離社會生產和生活實際，偏重于反映城市的特點，忽視廣大農村和不利環境地區的需要。針對這種情況，很多國家在課程改革中注意加強實用性課程的比重，加強學校教育與社會生產和生活的聯系。在一些國家發展了一種“共同核心”課程，這類課程不僅傳授知識，而且教做人、工作和生活之道，課程內容的范圍較廣。澳大利亞政府為全國課程改革擬定的“核心課程”，其課程設計的指導方針就是從主要傳授知識，逐步轉移到訓練學生的思維方法和培養掌握技巧的能力，它規定了學生必須掌握的最基本的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而不局限于傳統教育的“讀、寫、算”的狹窄范圍。

近幾年來，實用技藝方面的課程在不少國家受到重視，在小學課程中的比重逐步增大。有的國家在小學高年級的課程中引進了一些職前培訓的內容及實踐，幫助學生獲得生產勞動技能，使他們在不能升學的情況下，能夠較快地投入工作。斯里蘭卡在小學一、二年級的課程中安排了種植花卉和蔬菜、做簡單的手工等；坦桑尼亞、印度等國設立了家政課，智利在小學進行了“學校菜園計劃”等多種實驗。在一些國家，小學1～3年級沒有固定的教材，環境(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教育是最主要的學習內容。它直接利用兒童的生活環境并聯系當地的實際和需要進行教學，構成科學技術教育的入門。

六、增強課程的靈活性和地方化

在許多國家、課程設置、教學大綱和教材由中央教育部門集中管理，很難適應各個地區的不同情況和不同需要，而且權力過于集中，實行任何改革的進程都相當緩慢。為了使課程設置不僅能適應學生的能力和學校的環境，而且也適應具體地域的需要，在世界各國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實行非集中化似乎已是大勢所趨而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所謂“非集中化”，就是給地方更大的權力，給學校更多的自主權，使教育能夠更主動、積極地適應不同地區的不同需要，取得更高的效率。

在澳大利亞和英國，學校可以在總的規則要求范圍內，決定其課程如何設置，在芬蘭則給學校一定的權限，讓它們提出各自的原則、目標以及如何實現目標的具體方針。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為了在教學中貫徹“因材施教”的原則，小學教材分為基本教材和補充教材兩種。基本教材供所有兒童使用；補充教材屬綜合性教材，內容是從綜合角度觀察世界，供天賦較高的兒童開設音樂、外語或數學專科班。專科班學生也要學習一般課程，不同之處在于，他們每周可以多學幾節自己選定的專業課。印度在各邦都成立了課程小組，研究決定適合本地區特點的課程、教材和教師用書。小組成員由教育科研人員、教師培訓人員、教材編寫人員

和教師組成。

七、開設計算機課程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現代科技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和學校工作的各個方面。在發達國家里，一些新的科技手段，諸如幻燈、投影、電視、電影、廣播、錄音、錄像、電子黑板、激光唱盤、語言實驗室、衛星通訊等等，在小學教學中已經比較廣泛地被加以采用，改變了教學工作的格局，提高了課堂教學的效益。

在微電腦技術的迅速發展中，許多國家很注重在中小學普及信息技術，讓學生更多地接觸自然科學和最新的教學手段，出現了一股“電腦熱”。英國科學教育部從 1980 年開始實施一項“微電子學教育計劃”，到1985年，在90%的初等學校里己經配備了微機，已有10%的教師參加了微機的培訓。美國、日本、法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在初等學校里進行計算機教學和配備微機的工作，都已取得顯著進展。美國中、小學的電腦教育包括“電腦認識”和“電腦科學”兩個階段，“電腦認識”從幼兒園開始，要求兒童初步了解計算機的應用功能和計算技術的重要性，在計算機或其他電子設備上能簡單操作。“電腦科學”是從初中到高中畢業的專門課程，在軟件開發、硬件設計、利用計算機解決有關問題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1985年，日本文部省教育助成局和地方預算共投資50億日元，向小學、初中、高中引進電子計算機，強調在引進電子計算機教育中，確保先進技術對學生的機會均等，使所有學生都能直接接觸現代社會的尖端技術。近幾年來，法國為給小學配備計算機作出了很大努力，到1986年，每所小學在“大眾信息計劃”范圍內至少裝備了1臺家庭式微型計算機和1臺打印機，20% 以上的小學擁有6 臺終端聯接點的“微型網絡”。在增添設備的同時,還對從事小學教學工作的各類人員進行了廣泛的短期培訓。

盡管許多發達國家和正在實行工業化的國家認為信息技術在日常生活和生產領域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在教學領域采用信息技術給予優先考慮，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對此持有異議，因而也有一些國家正在仔細地權衡它的利弊，并謹慎地采用適合本國國情的教育技術手段。

八、外國語教學受到重視

面對日益增長的科技交流和國際交往，外國語教學越來越引起各國的重視。但在初等教育階段是否開設外語,從哪個年級起開設外語，各國的看法和做法不盡相同。加拿大在小學各年級普遍開設外語課，瑞典和西德從三年級起開設外語，巴西從五年級起開設外語。日本目前是從中學起學習外語，但感到在小學階段學習外國語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第五篇：語文課程改革的啟示

語文課程改革的啟示

2012.12

新課程建設是一個長期的，不斷發展的過程，要將課程改革的理念在實驗中真正得到落實并產生效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達到的。長期以來的傳統理念和教學造成的思維定勢，新舊思想的碰撞，會產生新的問題和新的困惑，需要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積累經驗。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開創美好的未來，實現新課改的真正目的。回顧十年課改，我們在新課改的實施中不可能沒有疑問和困難，但只要我們長期、耐心地堅持下去，積極總結和反思在教學中的經驗和教訓，多學習，多思考，多創新，那么離成功的彼岸越來越近了，讓我們和新課改一起經歷風雨，一起成長。

十余年前啟動的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改革，始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了解社會的發展對語文課程的要求，考察外國同類課程的改革舉措，反思我國語文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研究社會發展大趨勢下語文課程的定位。根據教育部的統一部署，各學科課程標準研制組在起草文本前，完成五個研究報告，包括： 本學科的需求分析和教育現狀的調查研究；本學科的發展和教學大綱沿革的分析研究；本學科課程標準的國際比較研究，了解各有關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共同趨勢和基本目標； 本學科學生學習特點和規律的研究；與相關學科發展前沿的研究。在此基礎上，確定義務教育語文課程的基本理念、設計思路和實施策略，力求建設與社會及教育事業發展相適應的語文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