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涉眾型經濟犯罪之刑事政策及其適用

涉眾型經濟犯罪之刑事政策及其適用

印仕柏 李春陽

? 2012-06-27 22:59:52

來源：《法學評論》2010年第5期

關鍵詞: 涉眾型經濟犯罪；刑事政策；寬嚴相濟

內容提要: 涉眾型經濟犯罪具有涉案范圍廣泛、涉案金額巨大、犯罪手段帶有欺騙性、危害后果嚴重等特點，在案件定性、證據收集、協調處理、社會矛盾化解等方面具有較大難度。在處置涉眾型經濟犯罪過程中要運用好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爭取早發現、早處置，在司法過程中要做到區別對待、嚴格依法、統一平衡，自由刑與財產刑并重，慎用死刑。

近年來，涉眾型經濟犯罪呈現出高發態勢，這類案件的受害人特別眾多，危害后果特別嚴重，對社會安定和經濟秩序的破壞性特別大，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如何從刑事政策的角度把握對這類犯罪的處理，具體處理過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可供借鑒的經驗？為了有助于我國深入開展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打擊與處理，我們在多年辦理這類案件故而具有相當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試圖加以分析和總結，期望能拋磚引玉。

一、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涉眾型經濟犯罪并非刑法學意義上的類罪概念，而只是司法實踐中對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嚴重侵害社會公眾經濟利益的一類犯罪的總稱，具體是指涉及眾多被害人，特別是涉及眾多不特定被害群體的經濟犯罪。涉眾型經濟犯罪的上位概念是經濟犯罪，一般認為，經濟犯罪是指市場經濟主體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實施的危害經濟法律秩序的行為，具體是指我國刑法典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犯罪”。因此，對于涉及不特定多數被害人的一般侵財型犯罪，不認為是涉眾型經濟犯罪。從公安部通報的典型案例[1]和媒體報道的案件來看，涉眾型經濟犯罪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非法經營、合同詐騙、保險詐騙、組織領導傳銷罪[2]等罪名，此外，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以及證券領域的經濟犯罪也存在著涉眾因素。

涉眾型經濟犯罪具有如下特征：

（一）涉案范圍的廣泛性

這是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是指被害人人數眾多且不特定。比如，涉眾型經濟犯罪之“眾”是指該類經濟犯罪涉及被害人人數眾多，且往往為不特定的人。非法集資犯罪是典型的涉眾型犯罪，它包括兩個罪名，即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騙罪，這兩個罪名的構成要件均包括對象的不特定性。第二，是指涉及領域較多。涉眾型經濟犯罪往往涉及房地產開發、物業管理、礦產資源開發、生態農業建設、酒店經營管理、旅游開發、醫藥、證券等諸多領域。第三，牽涉到案件當中的部門、環節多。涉眾型經濟犯罪發展到一定氣候，往往會牽涉到相關的審批單位、新聞媒體、公證機關、會計審計事務所以及金融機構等。第四，參與人員多元，而且往往具有一定的組織性。從犯罪主體來看，既有公司和家族式的企業，也有自然人結成的犯罪團伙，涉案人員往往具有一定的組織性，如非法集資類犯罪往往以公司、企業為組織形式，非法傳銷類犯罪也有明確分工，具有一定的組織結構，而且隨著打擊力度的加大，其組織性也越來越嚴密。從人員構成來看，包含了工人、農民、個體業主、職業經理人，乃至一些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如在廣西北海“307”系列案中，傳銷案件的95名被告人中，包含博士2名、碩士2名、大學本科文化程度26人。

（二）涉案金額的巨大性

絕大多數經濟犯罪皆為數額犯，即以數額較大為犯罪成立條件之一。涉眾型經濟犯罪中所涉之罪也不例外，而且與一般經濟犯罪相比，涉眾型經濟犯罪由于針對的是為數眾多的被害人，這就決定了該類犯罪涉案數額往往特別巨大，其中又以非法集資類犯罪更為顯著，如2002年7月至2004年12月間，遼寧營口東華經貿（集團）有限公司以其下屬企業東華生態養殖有限公司發展養殖螞蟻為名，承諾35%-60％不等的高額回報，通過在遼寧13個市（縣、區）設立的分公司和代辦處，面向社會公眾非法集資近30億元人民幣；湘西非法集資系列案涉案金額更是高達160余億元。非法傳銷類犯罪往往也是如此，如北京億霖木業公司案涉案金額總計16.8億元。從媒體報道的案例來看，其他諸如保險詐騙、非法經營證券等涉眾型案件的涉案金額也大多在百萬元以上。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涉案金額之巨通常是其他普通經濟犯罪所望塵莫及的。

（三）犯罪手段的欺騙性

大多數涉眾型經濟犯罪都是犯罪分子濫用已有的財富資源、優勢地位，同時結合信息上的優勢，采取各種手段來掩人耳目，欺騙被害人，從被害人處獲取財物。主要表現為：1．編織光環，以合法的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為給犯罪活動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辦理完備的工商執照、稅務登記等手續，在高檔寫字樓租房辦公，以經營活動需要投資為由掩蓋其非法行為。許多犯罪嫌疑人都給自己的頭上編織美麗耀眼的光環，除了“明星企業家”之外，他們有的人還想方設法巧取、騙取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職務，以擴大影響力。2．犯罪手段不斷翻新、多種多樣。公安部就公布了涉眾型經濟犯罪的16種表現形式，[3]這些名目繁多、不斷變換花樣的犯罪方式，使人眼花繚亂，讓普通人無法識別其犯罪的本質。如證券領域中以“炒股理財服務”為名的非法經營證券咨詢業務犯罪、以提供“境外炒匯業務”為名的非法經營外匯業務犯罪和以“黃金期貨交易”為名的非法經營期貨犯罪等。3．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騙取群眾上當。如允諾高價回收、返租，定期高額返還紅利或提成，支付高額利息等。4．虛假宣傳。為了吸引更多的群眾，犯罪嫌疑人往往采取欺騙的方式進行宣傳，經常邀請當地主流新聞媒體報道企業，到人群密集的地方發放傳單，邀請群眾觀看企業宣傳光碟，組織“投資大戶”考察所謂企業的生產線或在外地的投資，吹噓企業實力。一般群眾缺乏深入了解加害人經營狀況和資信的渠道，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地位，很難準確判斷企業的真實經營狀況，從而容易上當受騙。

（四）危害后果的嚴重性

一是涉案數額的巨大性導致損失巨大，難以挽回。很多贓款被犯罪嫌疑人用于非理性投資或者揮霍，群眾經濟損失慘重。二是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由于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涉及面廣，特別是廣大城市低收入居民和農民、下崗職工參與其中，一旦案發，這些群眾勢必要維護自己的權利，極易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導致群體事件的爆發，嚴重影響社會穩定。三是嚴重破壞經濟秩序。這類犯罪除了造成直接損失外，還導致當地可用于投資和消費的資金大幅減少，影響經濟發展。此類犯罪更大的危害在于使民眾滋生投機暴富心理，怠于正常的經營和工作，影響經濟的復蘇。

二、處置涉眾型經濟犯罪面臨的主要困難

（一）案件定性分歧大

一是刑法規制和司法解釋滯后導致犯罪定性存在分歧。如對于非法傳銷行為，即便是刑法修正案

（七）對傳銷犯罪進行規定后，具體什么是組織、領導傳銷行為以及要達到何種程度才構成犯罪還是缺乏明確解釋，故而給這類犯罪的認定帶來困難。二是民刑交織，即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交織，從而導致案件定性爭議大。如在湘西自治州非法集資案件中，企業既有向外部集資的，也有向內部員工集資的，而向特定人的借款，既有辦理合法借貸手續的，也有大量和非法集資手續一樣的集資行為，是否要區分，如何區分就很重要。三是案件疑難復雜，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一罪與數罪，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常常難以區分。如有的雖然是企業性質，但是采用家族式管理，個人決策與集體決策交織，是單位犯罪還是自然人犯罪難以確定；有的非法集資類犯罪經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到集資詐騙的漫長轉變過程，是定一罪還是數罪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二）證據收集和固定難

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往往歷時較長，證據繁雜，資金去向難以掌握，導致書證、被害人陳述收集困難，往往為核實一個案件的涉案金額及被害人人數即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而且連如何取證、如何裝卷都大傷腦筋；此類犯罪往往多人共同犯罪，行為人之間經常訂立攻守同盟，突破口供比較困難，甚至少數犯罪嫌疑人為了逃避打擊，故意隱匿、銷毀會計賬簿和其他書證，導致證據缺失；這類案件的爆發大都具有突然性，且往往伴隨著群體性事件，偵查機關不得不將主要精力放在穩控犯罪嫌疑人和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上，前期常無暇顧及或者忽視了對罪證的收集，從而給下一個訴訟環節帶來困難。這就導致一些案件公安機關盡管報捕，檢察機關經過嚴格審查，認為證據不足，不批捕比例較高，不捕退查后，案件仍難以取得新的突破，重新報捕率依舊比較低。

（三）案件協調難度大

一是管轄爭議的協調難度大。有些涉眾型經濟犯罪涉及地域較廣，各省市偵查機關各自為戰，時常發生多頭立案、爭搶追贓的現象。因此，如果沒有區域性或者全國性的協調指揮，辦案就會發生扯皮從而導致效率不高的現象。管轄上的爭議在公安機關立案，到檢察機關審查逮捕、審查起訴乃至法院審判環節都有可能出現，所以從一開始就加強協調和溝通便顯得尤為重要。二是定性協調難度大。根據有關文件規定，對于一些案件的認定，需要省級主管部門或者省級聯席會議予以明確定性，因此，基層發現此類犯罪的跡象時，還需要請示和報告上級主管部門，需要上下級之間的協調，另外，聯席會議成員單位之間也可能意見不一致，也需要協調統一意見，如果思想不統一，認定周期長，就會導致案件處理不及時、不到位。

（四）辦案壓力大，“案結事了”難

首先，對于此類案件，各級領導、社會輿論密切關注，給辦案帶來很大壓力；其次，由于這類經濟犯罪案件大多數贓款被揮霍或者去向不明，或在市場中縮水，案發時群情激憤，群體上訪、越級上訪，甚至引發靜坐、游行、示威，攔車、阻斷交通、圍堵政府機關等具有對抗性的群體性事件，給社會穩定帶來極大威脅，這種社會影響面很難控制，也嚴重影響了偵查人員辦案的精力以及案件的最終處理。最后，即便結案后對被害人的補償也往往難以到位，部分人甚至會認為刑事立案影響了其兌付、獲利，法院判決使犯罪分子不能履行其承諾，于是對司法機關的介人心存抵觸，以致案件雖已判決但是事情遠沒有了結。

總的來說，就是案情難搞清，性質難確定，證據難收集，矛盾難協調，案結事難了。

三、處置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刑事政策

近年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直線上升，直接損害了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有效地遏制這類犯罪的高發態勢，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有學者指出，法律與政策互動，相輔相成，這是古往今來人類在治理犯罪現象、維護社會穩定方面取得的寶貴經驗。[4]針對我國轉型期社會普遍的行為失范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特點，考慮到涉眾型經濟犯罪相比起其他犯罪類型對于社會穩定的影響更為顯著，我們就不能不考慮在案件處理過程中把握好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要處理好涉眾型經濟犯罪，即要求“我們的司法官不僅必須是好的司法官，還應該擁有政治家的頭腦和智慧。”[5]這時就需要明確具體的刑事政策來指導這類案件的處理。

學者們在探討針對經濟犯罪應持的刑事政策時，有所謂“嚴格主義”、“寬緩主義”之說。“嚴格主義”認為只有嚴厲的刑罰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和抑制住經濟犯罪，讓人們在經濟活動中不能越“雷池”一步，以此來保證市場的經濟秩序，因此嚴厲打擊經濟犯罪應成為我國處理經濟犯罪之刑事政策的基調。具體體現在：其一，法網細密，規制全面；其二，處罰嚴厲，以儆效尤；其三，依法追訴，既往也咎。與此相反，“寬緩主義”則認為，對于經濟領域內的活動，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赦免“原罪”，強調懲治違法犯罪要注意違法的具體原因與情況，采取適當寬緩的刑事政策，將一批違法行為“非犯罪化”，刑罰主要打擊嚴重違法犯罪行為。通過對兩者的比較，論者認為，對于經濟領域內的犯罪，更應當采取輕緩的刑事政策。[6]

也有學者認為，我國處理經濟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調是嚴厲打擊嚴重經濟犯罪。主要理由在于，1982年，繼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后，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出臺了《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擴大了經濟犯罪罪名，提高了部分經濟犯罪的法定刑，從而決定了我國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刑事政策的基調。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運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則具體規定了認定與處罰經濟犯罪的刑事政策界限。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通知，強調嚴懲嚴重經濟犯罪分子及時審理經濟犯罪案件。1997《刑法》第三章規定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犯罪的罪名及偏重的刑罰。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和1999年刑法修正案又對刑法中的經濟犯罪內容作了補充，不僅增加了若干新的經濟犯罪罪名，而且加大了對有關經濟犯罪的處罰力度。該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刑事法律嚴厲打擊經濟犯罪的基調沒有變。[7]

我們認為，衡量刑事政策是否正確的標準要看是否有利于減少犯罪，是否有利于增強群眾的安全感，是否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正確適用刑事政策的前提是準確判斷社會治安形勢、刑事發案態勢及案件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影響。涉眾型經濟犯罪不同于一般經濟犯罪的顯著特點，在于其涉眾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危害的巨大性。單純的輕緩刑事政策不利于平抑此類案件頻發的態勢，不利于減少犯罪，不利于安撫受害群眾。而一味的強調從嚴，則會導致對于經濟領域的違法行為的處理更多地依賴于刑罰手段，不僅無法達到一般預防的效果，在特殊預防上也會因為過于嚴厲而遭致犯罪分子仇視社會，使預防效果大打折扣，也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盡管我國對于經濟犯罪一度采取高壓態勢，但是分析《關于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以及最高法相繼發布的司法解釋等文本及其出臺背景不難發現，這些決定都是針對嚴重犯罪活動和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加上這些文本產生于“嚴打”時期，因此，一味地強調“嚴厲”也就可想而知了。對涉眾型經濟犯罪刑事政策的制定，不能基于對犯罪現象的本能反應，而要基于對犯罪規律的理性總結。根據我們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特征和處置困難的總結，對這類犯罪應采取的基本刑事政策，既不是嚴厲主義，也不是單純的寬緩，而應該是寬嚴相濟，同時要根據需要采取相應的預防政策、司法政策、刑罰政策。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我國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懲治政策，是我國目前的基本刑事政策，它不僅用于指導刑事立法，同樣用于指導刑事司法。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就是要根據社會治安形勢的變化，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在司法實踐中注重寬與嚴的有機統一。即對嚴重影響群眾人身和財產安全的犯罪和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應依法從嚴打擊，從而保障國家和公共安全、社會安寧；對輕微犯罪或情節輕微的犯罪分子則應依法從寬處理，從而減少社會對抗，預防犯罪，促進社會和諧。對嚴重犯罪中的從輕情節和輕微犯罪中的從重情節也要依法分別予以寬嚴體現。寬嚴相濟，在于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罰當其罪則是罪刑均衡原則的具體適用，旨在實現刑罰的公平正義。

四、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處理涉眾型經濟犯罪中的適用

（一）對涉眾型經濟犯罪要早發現，早處置，立足于“打早打小”

對于寬嚴相濟的“嚴”，習慣上都是講“嚴厲”，從犯罪預防和犯罪處置的角度來看，“嚴”還可以解釋成“嚴密”、“嚴格”。從立法上講，基于涉眾型經濟犯罪持續時間長、初期不易發現的特點，要嚴厲打擊此類犯罪，不在于降低入罪門檻，而在于嚴密刑事法網，使各種涉眾型經濟犯罪都不會因為立法的不嚴密而無法追究責任。如前所述，刑法修正案

（七）將組織、領導傳銷行為從非法經營罪中剝離出來，單獨定罪，表明國家在當前形勢下對于非法傳銷類犯罪保持了高壓態勢，并通過界定行為而非單純以數額認定犯罪，從而嚴密了刑事法網，加大了打擊力度，給其他涉眾型經濟犯罪罪名的立法完善提供了借鑒。在總體上講，保持對涉眾型經濟犯罪嚴厲打擊的高壓態勢，也不在于重刑，而在于對犯罪案件嚴查到底，并防止死灰復燃。涉眾型經濟犯罪一般有一個萌芽、積累、膨脹、爆發的過程，往往潛伏期長，其蓄積的破壞能量大，此類案件本身伴隨資金斷鏈和泡沫的破滅而具有突發性，一旦爆發就會導致涉案群體的恐慌，因此要立足于“打早打小”，提前建立起排查、監管、預警以及查辦機制，一旦發現有該類涉眾型經濟犯罪活動的存在，可立即組建處置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專門領導小組，制定處置工作預案，在第一時間立案偵查，公布真相，加強輿論宣傳，將犯罪遏制在萌芽狀態，消除群眾的恐慌和猜疑。對不及時查處、執法不嚴的行為要開展法律監督，建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的機制，對該立（案）不立和不該立（案）而立的行為要進行刑事立案監督，對涉嫌瀆職犯罪的要一律依法查辦。這樣一來，不僅警示、威懾了犯罪分子，同時也可以迅速平怨，撫慰受害群眾，防止事態擴大，從而保障經濟、社會秩序，維護好群眾的根本利益。

（二）處置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總的原則和方法

正確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前提，是要準確判斷社會治安形勢、刑事發案態勢以及案件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影響。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處理比較復雜，案件的辦理往往涉及到一個地方的全局，在全球金融風暴的大背景下要保障和促進地方經濟平穩較快地發展，就不能單純的就案辦案。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內最大限度地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是司法人員面臨的重大問題。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處理同時還與地方的社會穩定和群眾利益直接相關，如何在法律的范圍內最大限度地保護廣大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在辦案的各個環節如何真正做到全力維護好社會穩定也是對司法人員的重大考驗。在司法實踐中具體運用刑事政策之前，我們認為，有必要基于以上分析先掌握好處置涉眾型經濟犯罪總的指導原則和方法。根據各地的實踐和湖南省處理湘西自治州非法集資案件的成功經驗，對于重大復雜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要把握的總的原則是：1．緊緊依靠當地黨委和政府開展工作，切實維護當地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切實維護合法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和發展，最大限度地挽回群眾經濟損失；2．加強司法機關之間的配合，尤其是檢警配合，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熟悉案情，引導偵查，對重大復雜案件進行專案管理；3．加強案件的請示匯報、對下指導和橫向協調，慎重定性，把握適用法律的準確性、懲處打擊的適度性和強制措施的正當性與必要性；4．熟練掌握處理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法律和政策。總的方法是要根據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態勢，建立相適應的高效運轉的辦案機構，擁有一支高素質的辦案隊伍，通過多方配合協作，包括區域協作、部門協作、上下協作、內外協作，形成工作合力。

（三）在司法過程中貫徹落實好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1．區別對待、寬嚴有度

在辦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過程中，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交織在一起，不嚴格進行區分就無法嚴格依據法律正確打擊、合法保護。在嚴格區分的前提下，可以對涉案的企業、參與人員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區別對待。具體包括：

(1)對不同性質的案件進行區分，以把握打擊范圍的適度性。首先要區分罪與非罪，解決哪些行為人罪，哪些行為不入罪的問題。主要是應判定案件中的行為到底是民事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還是犯罪行為，在此基礎上再確定具體的打擊范圍。如對于帶有民事欺詐性質的經濟合同糾紛，就不能作為犯罪處理，對于未經有關主管部門批準向不特定對象集資用于正常經營，情節輕微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其次要根據罪名性質的不同，確定追究責任的范圍。涉眾型經濟犯罪涉及的罪名非常之多，除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欺詐發行股票、債券、合同詐騙、非法經營、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等原罪外，同時還會伴隨或者引發虛假出資、抽逃出資、挪用資金、高利轉貸、隱匿銷毀會計憑證、職務侵占、貸款詐騙及貪污受賄、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等眾多罪名。各罪名參與人員不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對象也有所區分。對于非法集資與非法傳銷來說，非法集資的涉案人員就相對要多一些，而非法傳銷的涉案人員主要是組織、領導傳銷組織的人員。

(2)對不同性質的涉案企業進行區分，以把握刑法調整的謙抑性。就企業來說，有些是為了犯罪而成立的企業，那么應直接追究自然人的責任，有些企業是主管人員為了牟取非法利益而故意犯罪，對涉案企業和主管人員都要有相應的懲處；在一些非法集資類案件中，有些企業最初是屬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用于正常經營，但經過一段時間高息攬存后，不堪利息重負，資金鏈斷裂，故而發展成集資詐騙犯罪；還有部分企業由于從合法金融渠道得不到資金而誤入歧途，但一直在控制風險。對于前一種類型的企業要依法嚴厲打擊，對于后一種類型的企業要以企業能夠持續發展、不特定公眾的財產利益能夠得到挽回為原則，對企業及主要負責人員應體現寬宥的一面，以帶領企業走出困境；對那些純粹以詐騙為目的、非法占有他人財產而開展活動的企業則要堅決予以取締打擊。

(3)對人員實行分層處理。對于自然人犯罪的，要區分主從。對負主要責任，起組織、領導、決策作用的，要從嚴打擊；對起次要作用且積極退贓、認真悔罪的，可從寬處理；對于一般參與人，特別是本身也是受害者的，要本著教育挽救的原則，可以考慮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對于單位犯罪的，要根據案件的性質和人員的作用大小實行分類處置。在單位犯罪中，實行分層處理時要注意區分幾類人員：第一類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還是實際控制人。有些人雖然是法定代表人，但是不一定是實際控制人，故要根據實際情況加以區分；第二類是企業的高管，主要是相關業務的領導、組織者。有些高管主觀上沒有參與意思聯絡，或者主觀不明知，還有些部門負責人在領導強令下從事某種行為，對此就要看是否具有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再判斷是否予以人罪；第三類是企業的財會人員以及其他專門從事相關業務的人員，包括會計、出納以及直接實施經濟犯罪的行為人，要根據這些人的表現具體分析，如通過判別其主觀能動性來考察其主觀惡性以及是否因此特別受到重用或者獲利來考察其實際作用；第四類是社會中介人員、為犯罪提供幫助的其他人員。在一些非法集資犯罪中，有些中介人員本身也參與了集資，本身也是受害者，那么在其主觀故意方面一般要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不宜認定為集資詐騙，而可以考慮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對于情節輕微的，原則上不入罪。

2．嚴格依法、罪刑均衡

貝卡利亞說到，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力量越強，制止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這就需要刑罰與犯罪相對稱。[8]司法實踐還表明，在罪刑均衡的范圍內，刑罰威懾力是與刑罰輕重成正比的，一旦刑罰超出公正的限度，刑罰威懾力就會呈現出遞減的趨勢。因此，該嚴不嚴，嚴重犯罪就難以遏制；當寬不寬，人們就會對刑罰有抵觸情緒，致使對抗性增加。寬嚴相濟中的“寬嚴”應該是嚴格依法下的“寬嚴”，應當是在罪刑均衡原則指導下的“寬嚴”。判處較重的刑罰時，須是在對其罪行的社會危害性進行評價的基礎上，在法律規定的刑罰幅度范圍內進行的，而不是任意從重、加重處罰；從輕處罰，絕不是無原則地降格處理。對于涉眾型經濟犯罪的被告人，即便是在此類案件高發態勢和嚴峻治安形勢之下，也要注重罪刑均衡，防止升格或者降格處理，這樣才能既威懾犯罪，又減少社會對抗因素。

3．協調處理、統一平衡

對不同地區的案件，要考慮案件的性質、情節等，同樣的案件須同樣處理；對涉及同一地區、同一性質的不同案件，更要考慮統一協調，不能有不同的處理結果。要發揮上級司法機關的指導作用，統一辦案思想，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對于涉眾型經濟犯罪，各地處理時，一定要注重均衡。這里的均衡既指罪刑均衡，也包括司法均衡，也就是在法律適用的時候保持統一。如何才能保證適用法律的正確統一？一是要對同一性質的案件進行統一協調處理，不能過于強調個案的獨立性。要加強司法解釋工作，要在獨立辦案的基礎上，在司法機關內部加強溝通與協調，統一認識，統一標準。二是要注重發揮案例指導的作用。案例是法治的細胞，具有直觀性，是看得見的法典，是摸得著的規則，法治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同等情況同等對待，同案同判。[9]公眾往往通過對案例的比較而得出司法處理的差異，對于同一性質的案件，如果不同地方處理差異懸殊，將會直接影響司法的公信力，同時也會留下不穩定因素。在處理中，主要應考慮以下兩種平衡：

(1)企業間的平衡。一是整個地區涉案企業間的平衡。為了對同一時段、同一地區、同一性質的案件統一執法標準和尺度，平衡把握追究刑事責任的范圍，均衡處理，上級領導部門要切實承擔起指導責任；二是對同一性質企業追究范圍的平衡。對于性質相同、影響一樣的企業，追究責任的范圍也應大致相當。

(2)犯罪嫌疑人間的平衡。對犯罪嫌疑人之間的平衡就是對于共同犯罪的主犯、從犯、幫助犯，對單位犯罪中負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根據他們的涉案事實、情節嚴重程度、對犯罪行為的主觀認識、事后表現等情況，在分層處理的基礎上，力爭公平處置，涉案數額相差無幾、犯罪情節類似的犯罪嫌疑人應該得到同樣的處理，例如，對某企業主管人員積極挽回群眾經濟損失后，不采取強制措施的，那么對其他企業的主管人員，只要積極挽回損失的，就應同樣不采取強制措施。主管人員不采取強制措施的，自然該企業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也同樣不需要采取強制措施。

還有一些案件中，中介人員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他們對經濟犯罪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并且他們還從中獲取了巨額的中介費。在確定追究這些人的責任時，應該考慮到不同企業的中介人員是否盡到了注意義務、是否明知等主觀方面，以及是否獲利、獲利的多少等客觀方面，綜合予以考量，確定一個統一的標準。

（四）自由刑和財產刑并重，慎用死刑

經濟犯罪往往屬于貪利性犯罪，犯罪人主觀上無不具有貪財圖利的動機或目的，如果對其僅處以自由刑往往尚不足以遏制其再犯罪，因此，在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刑事司法過程中要特別注重財產刑的運用。對有些情節較輕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據刑法規定判處緩刑并處罰金刑，而不必將其投入監獄，避免在獄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以及對社會生活的不適應。對于判處一定自由刑尚不足以罰當其罪的，應當根據法律規定并科相應罰金，以體現國家對其行為否定性評價的嚴厲性。

在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案發之初，被害人要求嚴懲加害人的愿望和要求非常迫切，有些無法挽回巨額經濟損失的案件，對嚴重經濟犯罪被告人判處死刑確實迎合了民眾報復心理的需要，滿足了刑法的報應功能。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死刑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一般威懾作用和一般預防功能是有限的，因為死刑無法消除或減弱涉眾型經濟犯罪發生的原因，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對于涉眾型經濟犯罪的行為人動輒處以死刑，將會造成一些地方采取通過死刑的適用來消除民怨的消極做法。貝卡利亞曾指出：“人的心靈就像液體一樣，總是順應著它周圍的事物，隨著刑場變得日益殘酷，這些心靈也變得麻木不仁了。”[10]易言之，如果經常見諸報端的都是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犯罪分子被處以極刑，那么很可能下一個依法本可不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就會被要求判處死刑或者司法官基于民憤而判處被告死刑。因此，對于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被告，適用死刑時一定要慎重。

【注釋】

[1]參見《公安部嚴厲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載《證券時報》2006年11月24日第A08版。

[2]《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七）》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的行為從非法經營罪中脫離出來，根據最高法、高檢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

（四）》，其罪名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3]參見《公安部為涉眾型經濟犯罪的16種形態作面孔畫像》，載新華網：http: //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11/23/content_367911.htm

[4]參見盧建平：《刑事政策與檢察工作》，載《人民檢察》2006年5月（下）。

[5]前注[4]，盧建平文。

[6]參見廖天虎、劉永強：《試論當前我國經濟犯罪的刑事政策定位》，載《科技信息（學術研究）》》 2008年第1期。

[7]參見劉華：《論經濟犯罪的刑事政策》，載《法學》2003年第11期。

[8]參見[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

[9]參見白建軍：《案例是法治的細胞》，載《法治論叢》第17卷第5期。

[10]前注[8]，貝卡利亞書，第43頁。

第二篇：涉眾型經濟犯罪呈職業化

涉眾型經濟犯罪呈職業化 顧志翔 史麗英 莫凡

涉 眾型經濟犯罪是指發生在經濟運行領域，以高額回報等虛假信息為誘餌，以眾多不特定公眾為侵害對象，非法謀取巨額錢財，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并危及社會穩 定，依照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近年來，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傳銷、合同詐騙為主的涉眾型經濟犯罪呈現高發態勢，直接損害廣大群眾切身利益，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近日，遼寧省沈陽市和平區檢察院對近年來受理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進行調查分析，提出了相應的預 防對策。

發案特點

犯罪涉及面廣。從涉案行業看，涉眾型經濟犯罪涉及到金融、農業、養殖業、保健品、環保、高科技、房地產等多個領域;從受害群體看，幾乎遍及社會各個層面，其中以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和中老年女性居多。

形 式多樣、手段不斷翻新。犯罪分子編造各種名目，以高額回報、共同致富為誘餌，騙取群眾資金，其手法多樣，不斷翻新。有的以投資聯營為名，采取產權轉讓后再 返租手段進行非法集資;有的以中介機構非法買賣未上市公司股票的形式，還有的以中介名義勾結當事人從事非法活動并從中牟利。如趙某非法經營一案，趙某于 2004年4月至2006年4月間，在其租住房間內私自為24名當事人辦理跨國婚姻介紹活動，采取虛假手段騙取簽證、護照等出境證件并從中牟取暴利，嚴重 損壞我國的出入境管理秩序，并給相關當事人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

多以合法身份為掩護。此類犯罪分子善于鉆法律法規和經濟管理活動 的漏洞，犯罪的預謀性強，作案手法越來越狡詐，非法活動的性質越來越難以識別。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辦理完備的工商執照、稅務登記等手續，以貌似合法的 經營活動掩蓋其非法目的。不法分子為吸引更多的群眾，編制各種名目，往往以高額回報為誘餌來誘惑群眾以騙取資金。

犯罪職業化。此 類犯罪的主要涉案成員多為有過非法集資、傳銷等違法犯罪的前科劣跡人員，從預謀犯罪到設立公司、招募人員到具體逐步實施犯罪，都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涉案公司、企業內部都有著嚴密的組織分工，首犯大多隱藏在幕后操縱，犯罪各個環節采取單線聯系，一個環節事發主要涉案人員即四處逃竄。隨著經濟的不斷發 展，一些地方逐

漸出現專職從事資金籌集的“金融掮客”，一些涉案公司和企業能夠在短時間內募集資金，都是由這些人具體策劃實施，為犯罪活動提供專業技術支 持，并從中牟取暴利。

社會危害嚴重。這類犯罪在實施犯罪過程中，就是用后期收取的資金支付前期投資人的本金、高額回報及提成費 用，直至案件發生時，部分或大部分涉案資金已消耗于實施犯罪活動的各個環節和大肆揮霍中，形成嚴重的虧空。查處中，能追回的損失相對較少，給受害群眾經濟 和精神上造成的損害嚴重，受害群眾情緒不穩，極易受他人煽動。

預防對策

加大法制宣傳和犯罪預警的廣度與深度。結合涉眾型經濟犯罪典型案例，檢察機關可以有針對性地向離退休干部、下崗職工等易受騙的群體以案說法，開展警示教育，使群眾了解各種經濟犯罪的形態和手段，提高風險防范意識，及時識破犯罪分子的謊言，使犯罪分子無處遁形。

借鑒掃黃打非的成功經驗，加強預防監管機制的縱深化建設。可考慮在檢察機關設立預防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專門機構，以多種形式加強與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等基層組織的溝通交流，及時掌握民間非正常的投資動態，防患于未然。

對 各級政府中負有立項審批和招商引資權限的各專門委員會、部門和人員，加強案例培訓，提升犯罪預防水平。從司法實踐中看，利用政府部門的立項批文虛張聲勢蒙 蔽群眾，已經成為一種新型詐騙犯罪手段。應當有針對性地對有關部門的人員進行法制宣傳教育，以案說法，引導其在行使審批權的過程中，適度地考查項目申請人 的投資實力，慎發批復性文件，不給犯罪分子可乘之機，以避免相關案件案發后招致受騙群眾對政府部門的上訪纏訴，導致案結事難了。

第三篇：涉眾型經濟犯罪司法難題對策研究

涉眾型經濟犯罪司法難題對策研究

吳玉光 張秀山 邊學文 王 琦

【摘要】涉眾型經濟犯罪在實際辦案中反映出來了在主觀故意、犯罪數額、打擊面大小、被害人工作和追贓等方面存在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文章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第一，創新性地運用刑法基礎理論，解決實體問題，其中“用間接故意理論創新解決主觀方面的確定”、“對‘自愿被害人’堅決予以打擊”的主張堪稱本文的亮點；第二，綜合運用訴訟法原理，正確處理程序性難題，其中“對犯罪總額，可采取‘就低原則’與‘優勢證據原則’相結合的方法”則是作者的創新主張；第三，追求多個效果相統一，合理確定打擊面。

【關鍵詞】涉眾型經濟犯罪；犯罪目的；犯罪數額；共犯；被害人

一、司法機關辦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遇到的問題

（一）主觀故意難以確定

涉眾型經濟犯罪，指被害人人數眾多，以給被害人造成經濟損失為主要特征的犯罪，主要包括：非法集資類犯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非法經營型犯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非法經營罪等）；合同詐騙型犯罪（主要是以房屋中介形式進行合同詐騙等）。大多數涉眾犯罪，如集資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等，均為目的犯，即要求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絕大多數的涉眾犯罪分子在開始實施犯罪的時候，為了使受騙群眾相信其“高額回報”的謊言，都會在一定時間內、一定范圍內履行其承諾，以達到吸引更多資金的目的。當他們所吸收的資金達到一定規模后，他們無力支付或故意拒不支付當初承諾的“高額回報”，但并不停止繼續吸納新的資金。而所有的嫌疑人在被傳訊后，幾乎無一例外地辯稱：他們所經營的項目具有產生高額回報的可能甚至是必然，完全可以實現其承諾，后來只不過是由于經營不善或出現意外情況才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確定其主觀上有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往往成為罪與非罪的關鍵。

（二）犯罪數額難以確定

1．被害人不能盡數參與到刑事訴訟中來。涉眾案件的被害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地域分布也較廣，因此有些被害人并不知道案件的偵辦情況，其本人也沒有發現被騙，沒有報案，因此沒有及時參加到刑事訴訟中來，他們投入的資金也就沒有被納入涉案數額。另一方面，有些被害人在案發后仍存在僥幸心理，希望能讓嫌疑人繼續經營，以拿到其預期的收益，因此主動選擇不參加到已經開始的刑事訴訟中來，給涉案數額的認定帶來困難。

2．被害人實際投資數額難以確定。許多涉眾案件的被害人在剛開始投入資金時如期拿到了高額回報，于是相信自己找到了“發財渠道”，想投入更多資金。此時犯罪嫌疑人往往勸說被害人將“紅利”作為新的“資本”重新投資，而他們給被害人開具的收款證明卻不能反映出這一過程，即收款證明反映出來的犯罪數額有可能高于被害人實際投入的數額。在案發后被害人出于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大多都對此種情形予以否認，都說自己未獲利，收款憑證中所載數額就是自己的實際損失數額；而嫌疑人卻主張其中有先期返還的紅利，或者本金已全部返還，收款憑證上的數額是其獲得紅利后繼續投資額，自己的犯罪數額遠沒有那么高，甚至聲稱自己根本不欠某些被害人的錢。這種情況下難以取得其他證據，被害人實際受騙數額無法確定。

3．有些涉眾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相對固定的組織機構和雖不十分規范卻明晰清楚的“賬目”，案發后，主要責任人對涉案數額的總數供述大體一致，并有相關的“賬目”作書證。但由于前述兩個原因，被害人證言所能證實的涉案數與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一定甚至是較大的差距。此時犯罪嫌疑人供述與被害人證言之間的矛盾能否看成是“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無法排除”，不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與一定書證相結合能否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都成為確定犯罪數額的關鍵。

（三）打擊面的大小不好把握

1．共犯如何確定

在一些規模較大的傳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往往組成形式上合法的公司，并有不同分工。案發后這些職業騙子則辯稱自己未從被害人處接收存款，且其直接參與的犯罪數額無法確定；有些公司中有一些低層工作人員，只負責接受存款，開具收據，而基本上不參與其他活動，案發后辯稱自己不知情，認為自己從事的是正常的工作。這些人能否作為共犯追究刑事責任，不同地區、不同案件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亟待統一。

2．追究“層級”如何確定

涉眾案件龐大的犯罪組織是一個金字塔形的結構，其中下層的人員往往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人”，他們在非法吸收他人存款的同時，自己也有大量資金投入，案發時有些人的損失甚至不比其他被害人少。如所有吸收過別人存款的人都要追究刑事責任，則打擊面有些過大，如不全部追究，追究層級則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目前尚無可參考的標準。

3.“公眾”的人數與數額雙重標準如何把握

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涉眾案件之“眾”有人數與錢數的雙重標準。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為例，個人非法吸收30萬元或30戶以上的，應予追訴。實際辦案中發現30戶很難達到，而30萬元的標準卻很容易突破。有些犯罪嫌疑人只非法吸收3、4戶的存款甚至有的只是1、2戶，數額就遠遠超過了30萬元，這種情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就顯得不是很恰當，不予追究又違背法律規定，有放縱犯罪之嫌，處理起來缺乏依據。

（四）被害人方面工作繁重

1．被害人態度對立嚴重，干擾司法

案發后被害人對案件的態度往往分為兩派，一派對嫌疑人恨之入骨，堅決要求司法機關嚴懲；另一派則對嫌疑人仍存僥幸心理，認為再有一些時間，他們可能能實現所許諾的高額回報，因此要求司法機關撤銷案件，釋放嫌疑人，給他們機會和時間去實現他們的承諾。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一方面多方上訪，制造輿論給司法機關施壓，另一方面與司法機關對立嚴重，有時也會發生沖突，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

2.“自愿被害人”的存在由于涉眾案件影響大，有些案件中政府為了平息群眾情緒，維護社會穩定，拿出部分資金彌補被害人的損失。但是，近來辦案人員發現，有些被害人就是以往類似案件的被害人，他們先前拿到了政府的補償，認為反正最后有政府支撐，最起碼不會賠，能賺到高額回報更好，因此，不再是簡單的“被騙”，而是自愿地把錢投入到非法集資人手中，成為“自愿被害人”。

3．取證工作量太大，以致證言取得不規范

由于涉及人員多、資金繁雜、無財務賬目等因素，涉眾案件取證難度很大。有些地方由于涉案人員太多了，工作人員一一錄取證人證言需要的時間太長，他們就利用原有的傳銷層級，指定上線負責把下線的被害人姓名和涉案金額簡單做一下登記，就作為證據使用。這種方式取得的證據不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難以達到據以定案的證據規格，案件質量受到影響。

4．追加訴訟現象較多

個別涉眾案件有很強的跨地域性，有些被害人不知道嫌疑人已被公安司法機關查處，由于不知情而沒有報案，等到案件程序結束后，其他的被害人發現自己被騙，又陸續報案，導致程序又重新啟動，浪費司法資源。

（五）追贓困難

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絕大多數涉案金額巨大，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集資詐騙犯罪為例，個案涉案金額少則幾百萬元，多則上千萬元，超過億元的案件也在不斷增多。受害群眾的集資款項或是被非法集資者用于投資轉貸、風險經營，或是被其非法占有、揮霍，案發后大部分資金已無法追回，造成的經濟損失非常嚴重。如方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損失高達1.8億元，目前追繳、扣押及凍結款物僅為100余萬元。追贓少、變現難的窘境往往又是引發被害人集體上訪、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直接誘因。

二、破解涉眾型經濟犯罪難題的對策

（一）創新性地適用刑法基礎理論，解決實體問題

1．用間接故意理論認定被告人“非法占有的目的”

按照我國傳統刑法理論，“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目的犯沒有間接故意。但是筆者認為，間接故意同樣可以認定被告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為人以高額回報為誘餌吸攬他人存款的行為，使其產生了告知投資人所承擔的風險和隨時通報經營狀況，特別是重大資金困難狀況的義務。行為人明知自己無法支付高額回報，也明知自己將會因他人的錯誤而獲得非法利益，卻不明確告知投資人，任由他們繼續注人大量資金，放任他人受損失而自己非法獲利結果的發生。此時無論行為人先前支付了他人多少回報，主觀方面都發生了轉變，應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以共犯理論為基礎確定追究層級及非典型共犯

(1)綜合考察主、客觀因素，合理確定追究層級

涉眾案件的涉案人員構成非常復雜，對于龐大的金字塔結構所涉及的人員追究到哪一級，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追究策劃者、組織者、積極參與者的刑事責任一般沒有爭議，焦點在于中下層的大量人員。筆者認為，應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逐個考量，而不應一刀切地決定追究到第幾級。一方面要查清嫌疑人是否明知整個公司及其個人行為的性質，即是否明知自己或公司進行的是法律禁止的行為，另一方面要針對其個人實際參與的行為，參照個罪的定罪量刑標準決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

(2)綜合考慮主觀狀態及后果，確定是否追究實施騙術人的刑事責任

對那些推波助瀾的所謂“宣傳員”，首先要確定其主觀上是否明知整個集體行為的非法性和欺騙性，如果本人也是被蒙蔽，認為自己所從事的是合法的經營行為，只是在宣傳時有些夸大，則不能認定為共同犯罪。而那些主觀上明知自己在進行非法行為，客觀上編造事實，虛假宣傳，蠱惑他人，自己從中獲得非法利益的，則應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責任。

3．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對“自愿被害人”不予保護

“自愿被害”實際是一種尋租行為，“自愿被害人”在主觀上不再是“被騙”，而是利用政府的愛民宗旨主動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他們是利用他人的非法行為謀取形式合法卻實質非法的個人利益。從一定意義上講，“自愿被害人”的存在對涉眾型犯罪起了縱容甚至是推波助瀾的作用。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是看到他們大量投資，或者聽了他們“絕對虧不了”、“政府不可能不管”的宣傳才上當受騙。對這類人不僅在發還贓款時應予以區別對待，而且應該沒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必要時可以由金融機構給予行政手段的制裁。

4．綜合考量社會危害性，兼顧人數與數額雙重標準定罪

按照我國刑法理論，被告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應當與其所造成的社會危害相適應。前述兩高《追訴標準》是2001年制定的，其關于數額的規定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當今的形勢。而且單純的規定數額標準對于涉眾案件并不完全恰當，應綜合考慮其所涉及的被害人人數、主觀故意狀態、采取的手段及給被害人所造成的損失等，全面衡量其社會危害性，最終決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

（二）綜合運用訴訟法原理，正確處理程序性難題

1．準確把握證明標準，合理界定“證據確實充分”

《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標準是“證據確實充分”，但這并不等于要求與案件事實有

關的每一個細節面面俱全，只要相互印證的證據足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就可以認定。如書證與嫌疑人的供述相互印證，足以證實其犯罪事實，只是由于某些原因被害人無法找到，缺乏被害人陳述這一證據，仍然可以認定犯罪事實。無可否認，能夠搜集到被害人證言，證據更加完整、扎實，但不是沒有這一證據就絕對不能定案，否則就有可能放縱犯罪。

2.“優勢證據原則”與“就低原則”相結合確定犯罪數額

犯罪數額是涉眾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標準，但由于其本身的特點，十分精確的數額往往無法確定。僅就犯罪數額的確定這一環節來講，可以借鑒民事訴訟法的一些做法。多個證據彼此矛盾，可以采取優勢證據原則，即綜合考量證據的證明力，采信證明力強的證據。如書證與證人證言、嫌疑人口供相矛盾，除非其能提出反證，否則以書證為準；多個證人的證言數額接近，而嫌疑人的供述卻與之相去甚遠，如不能給出合理解釋，則采用證人證言。如各個證據的證明力大小相當，無法判定哪種證據占優，則采取就低原則。

3．增加公告程序，避免追加訴訟

在查處涉眾案件的過程中，可以借鑒民事訴訟中的公示催告程序，設立公告程序。立案后，在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活動的全部區域內，采用公告的方式督促被害人，要求他們在一定期限內參與到訟訴中來，最大可能地一次性解決問題。

（三）追求多個效果相統一，合理確定打擊面

1．多方合作，加大追款力度

處理涉眾案件的重點和難點之一就是追繳贓款，挽回損失，做好這項工作的社會影響有時遠遠超過了查辦犯罪嫌疑人本身。但這不是僅靠司法機關的力量所能實現的，需要健全的社會信用與金融制度的保障。公安機關發現犯罪嫌疑人的同時需要馬上凍結、扣押其全部資產。當前的做法是只有司法機關提供出相應的賬號，金融機構才予以協助，對嫌疑人的隱匿資產無力查封。盡管我國已經實行了銀行賬戶實名制，但是仍需要個人賬戶單一制配合建立起信用制度，即每個人只能選擇一家銀行開辦一個賬戶對其全部資產進行管理。如果建立起這樣的信用制度，嫌疑人轉移、隱匿資產的可能性將大大減小，追款難度也會降低。

2．重視被害人工作，堅持原則，說服教育和嚴格執法相結合被害人工作實際上是一項普法工作。要把法律規定向被害人解釋清楚，既為他們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行為為什么受到刑事追究并有可能得到什么樣的制裁，又要幫助他們反思自己的行為，避免今后再次上當受騙。對那些心存僥幸的被害人，則要揭示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本質，打破幻想，說服他們依靠法律解決問題。

3．對沒有特殊情節的被害人可以設計格式筆錄，由被害人自行填寫

涉眾案件被害人證言取證工作量大，重復性高是客觀事實，可以針對沒有特殊情節的被害人設計成格式筆錄，把需要告知的事項和詢問的問題事先印制好，由被害人親筆填寫并簽字確認。之后由辦案人當場審核，不清楚的地方及時補充，這樣既能保證證據的真實性，又能節約辦案資源。

【作者單位】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

【文章來源】《法學雜志》2010年第6期

第四篇：高度重視和諧社會背景下的涉眾型經濟犯罪

高度重視和諧社會背景下的涉眾型經濟犯罪

依我國現實國情，建立有效的預防和打擊涉眾性經濟犯罪機制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重大現實問題。

一、涉眾性經濟犯罪的主要特征

第一，涉及面廣，傳染性強。涉眾型經濟犯罪之“眾”是指該類經濟犯罪涉及受害人人數眾多，且往往為不特定的人。侵害對象的多眾性和不特定性決定了該類經濟犯罪存在范圍的廣泛性。從涉及的領域來看，涉眾型經濟犯罪幾乎觸及到了社會生活中的各個行業，涉及農業、文化、旅游等諸多領域。從活動地域來看，涉眾型經濟犯罪已呈現出由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逐步滲透到經濟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以及由城市蔓延到農村的態勢。在傳銷犯罪活動中，犯罪組織者不斷對參與人員進行“洗腦”。通過接受“教育”，許多參與人員從開始反感、抵制到逐步認同、接受，并積極參與，拉親友、同學等下水，從受騙者變成騙人者，形成惡性循環。從涉案主體來看，涉眾型經濟犯罪不僅涉及為數眾多的被害人，往往還牽涉到相關的審批單位、新聞媒體、公證機關、會計審計事務所以及金融機構等。

第二，手法多樣，花樣翻新。近年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眾投資需求，編織各種名目，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騙取群眾資金，其手法多樣，不斷翻新。其中包括：以養殖、種植、合作造林等為名目的“聯營入股返利”；以投資展位、鋪位、公寓式酒店經營權等為名目的“購后返租”；以促銷為名的“消費返利”；以教育儲備金辦學、造林投資“綠色銀行”等為名目的集資；以專賣、代理為名進行的傳銷以及利用互聯網為中介進行的“網絡傳銷”；以互聯網為炒匯平臺，大肆實施的非法外匯買賣活動；打著合作建房的幌子搞非法集資等等。

第三，隱蔽性強，具有較強組織性。為給犯罪活動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辦理完備的工商執照、稅務登記等手續，以實際經營活動掩蓋其非法行為。一些公司采取在豪華寫字樓租賃辦公地點，聘請名人作廣告、辦理公證、投保等方法，騙取群眾的信任。

第四，涉案金額的巨大性。與一般經濟犯罪相比，涉眾型經濟犯

罪由于針對的是為數眾多的受害人，這就決定了該類犯罪涉案數額往往特別巨大。從現已偵破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來看，涉案金額少的也有數百萬元，多的則達數十億甚至上百億元。

第五，犯罪類型的相對確定性。涉眾型經濟犯罪雖然涉案范圍極廣，但是其觸犯的犯罪類型還是相對確定的。從目前出現過的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存在類型來看，主要表現為如下幾種犯罪形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非法經營罪，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合同詐騙罪，出售假幣罪等。

二、涉眾性經濟犯罪的生成原因

第一，經濟原因。涉眾型經濟犯罪源于一定的社會矛盾，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變革和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重大的、帶全局性的矛盾和問題是我國涉眾型經濟犯罪發生發展的經濟根源，當前的國內外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一是失業人數的增加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影響。在面向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取向的改革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大量職工下崗失業現象，加上我國的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及其他配套的措施不完善，導致下崗失業人員的生活水平下降，產生了強烈的挫折感、失落感和心理失衡，誘發了大量的涉眾型經濟犯罪。二是農村閑臵勞動力的增加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影響。據統計，我國農村閑臵的勞動力估計在1.3億人左右，在這一龐大的人群沒有得到有效安臵的情況下，他們缺乏謀生的一技之長，極易鋌而走險從事經濟犯罪，從而造成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飆升。三是貧富差距的加大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影響。目前，我國有相當數量的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而人們普遍認為現有的暴富人群中相當數量是靠投機鉆營、權錢交易及其他非法途徑致富，其巨額財產里的合法勞動成份很低，很多人是靠非法手段一夜暴富的。此種現象對社會風氣形成惡劣影響，并通過普遍性的社會攀比心理刺激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增加。四是經濟高速增長，刺激了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產生。我國經濟己經連續多年持續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我國的儲蓄仍然處于負利率時代，人民幣升值的期望使得大量的熱錢涌入金融市場。我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導致了很高的外匯儲備，流動性過剩，老百姓手里有大量閑散資金，而目前我國的投資渠道單一，投資股票、基金、房地產成了這些資金的流通渠道。近幾年來，股市和房地產曾經幾乎失去理智地瘋漲，幾乎出現了全民炒股的現象，一夜暴富的神

話刺激著中國老百姓的心，在缺少專業知識的情況下，許多人的投資失去了理性。這也給犯罪活動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他們抓住老百姓的這種盲目的心理，鉆規章制度尚不健全、管理漏洞多、金融監管不力的空子，用提供虛假的信息收取會員費、傭金或許諾給以高額利息、非法傳銷或者變相傳銷、非法集資等手段騙取老百姓的錢財，嚴重擾亂了我國金融市場秩序。

第二，制度原因。一是社會規制措施缺位及管理機制失調。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各種經濟關系出現劇烈的沖突，加上市場經濟的自發性與盲目性，進而必然會導致大量的經濟行為失范。二是公司、企業等經濟組織內部監督制度的缺失。在公司、企業等經濟組織逐步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的今天，大量經濟犯罪的產生與公司、企業的有效防范經濟犯罪的管理機制和監督制度缺失密切相關，由于我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不長，在如何規范企業法人的外部和內部行為方面還缺乏足夠經驗，企業等經濟組織守法的理念尚未形成，公司、企業內部大多也不重視防范經濟犯罪。在經濟犯罪的預防環節上出現了較大的漏洞。尤其是經營金融、證券、期貨等行業的企業，企業內部監督制度的缺乏，極易導致重大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發生。

第三，價值觀原因。一是拜金主義對經濟犯罪的影響。市場經濟的推行，生產力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加，深刻地影響著全民的價值觀念和思想追求。其間，作為市場經濟副產品的拜金主義價值觀得到滋生蔓延。在社會生活中，金錢不光帶來生活的舒適富足，也成為許多人衡量成就、社會地位、個人價值的標準。拜金主義思潮的蔓延和泛濫，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以圖利為動機的各種經濟犯罪。二是被害人自身原因。涉眾型經濟犯罪之所以層出不窮，被害人自身的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相當一部分群眾缺乏法律意識和相關金融知識，對經濟領域中的諸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非法經營等不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且被害人往往缺乏對業務經營和資信進行印證和深入了解的渠道，加之貪利和盲從心理，使得投資行為往往缺乏理性。有些被害人在明知是投資陷阱的情況下，仍抱著僥幸心理冒險參與，最終導致自己上當受騙，利益嚴重受損。

三、涉眾性經濟犯罪的治理對策

預防和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措施非常廣泛而復雜，要從多方面、多渠道、多手段、多管齊下，才可望產生最佳的效果。

第一，深化體制改革，完善社會結構。社會學和犯罪學的許多研究都表明，刑法對于犯罪的防治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手段。犯罪是一種社會弊病，對于社會弊病，我們要尋求社會的治療方法。社會政策的最終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使社會處于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狀態，從而使特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系統之間以及各系統內部不同部分、不同層次之間相互促進，使社會失范行為被控制在最小限度和范圍之內。意欲有效防控或最大限度地減少涉眾型經濟犯罪，也必須從社會本身尋找原因進而采取相應的社會政策。

第二，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制度建設。經濟活動的發展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突破現有的法律法規，在尚無法律規范或規范不細的地帶往往成為犯罪分子的溫床。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門要加強對實踐發展的關注，加強法律和行政法規和有效銜接，積極行動，協作配合，及時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通過法律預防與懲治經濟違法與犯罪行為。在所有治理對策中無疑占有核心的地位，它可通過國家立法機關法律的制定、司法機關法律的適用，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為人們的經濟活動指明方向；運用國家強制力對經濟違法與犯罪行為分別予以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刑事制裁，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與其他防治措施相比，它具有足夠的強制力與威懾力，對于防治經濟違法犯罪行為起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參與市場活動的經濟單位主體中，要強化其內部管理措施。要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做到一切按制度辦事，通過制度抓管理，抓落實。要努力提高工作人員的制度意識，通過堅持規章制度，堵塞各種漏洞，杜絕隱患發生。要建立嚴格的監督機制，運用監督手段推動制度落實，竭力扼制犯罪活動。

第三，司法對策。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懲治與防范主要還是通過有效的執法來實現。一是嚴格執法，確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一些司法機關往往只關注經濟犯罪的“經濟效益”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罰代刑、罰過放人、處罰偏輕的現象，很不利于防治涉眾型經濟犯罪甚至會助長犯罪。二是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加強地區間的司法合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科技、交通、通訊的發展，跨地區間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更為突出，從而加強地區之間的刑事司法合作顯得極為必要。如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的犯罪行為，有的地方就把這看成是“財神爺”，認為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增加了“就業機會”、“繁榮了當地經濟”，甚至給破壞經濟改革的犯

罪分子戴上“創業者”、“能人”、“改革家”的桂冠。這種“犯罪有理”的怪論，為違法犯罪者撐起了一個巨大的地方保護傘，從而使這類犯罪愈演愈烈。要想對這類犯罪予以嚴厲的法律制裁，各執法部門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辦事，消除各地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思想，切實通力合作，共同打擊和防范涉眾型經濟犯罪活動。三是建立起發現、揭露、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網絡。各地司法機關應該建立、健全“經濟犯罪舉報中心”，并與金融、稅務、審計、工商、海關、紀檢、監察等部門建立起一套多種形式的社會聯系制度和案件移交制度，形成發現、揭露、打擊經濟犯罪的社會合力。四是做好經濟犯罪的預測工作。做好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預測工作可使司法機關對這類犯罪的司法對策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提高司法工作的成效，將涉眾型經濟犯罪發展趨勢、特點、類型等進行宣傳，可使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做好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預防工作。五是加強司法機關建設，增強打擊經濟犯罪的力量。確實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辦案，并在人力、物力、財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從而為刑事司法工作創造良好的刑事司法條件和環境。改革司法機關的內部制度，改變集體討論、集體定案、無人具體負責的辦案制度，給辦案人員以較大的權限。提高打擊各種新型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水平，使偵查、檢察、審判工作能適應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新情況，向專業化、知識化邁進。

第四，加強金融系統綜合治理工作。涉眾型經濟犯罪多發性的關鍵在于：我國金融體制不夠健全，引發企業融資困難，妨礙了我國經濟正常有效的運行。為解決融資問題，一些中小型企業非法向社會籌集資金，但由于缺乏監管和雄厚的資本后盾，資本風險性大，一旦企業經營過程中出現失誤，極易造成資金鏈斷裂，無法確保資本增值和本金返還。要防范該類犯罪，就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完善金融機制，監管金融活動。

第五，加大宣傳，增強公民防范意識。涉眾型經濟犯罪在我國愈演愈烈，其直接原因是被害人欠缺相關專業知識，易被犯罪分子蒙蔽。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犯罪手法越來越具欺騙性，有些犯罪甚至還呈現出公開、半公開發展的態勢。對該類犯罪在加強打擊力度的同時，還必須大力加強防范宣傳工作，提高公民認識一些涉眾型經濟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能力，以避免落入犯罪分子設計的陷阱或圈套。作為公民個人，要樹立“天上不會掉下餡餅”、“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的觀

念，要摒棄“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的心態，在投資時候，要謹慎小心，不貪利、不僥幸、不盲從，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不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實踐中，涉眾型經濟犯罪涉及面廣、欺詐性大、組織性強、社會危害性大，常常造成被害人生活無著、謀生困難的嚴重后果，極易誘發被害人群體上訪、請愿、集會甚至實施過激行為，釀成惡性群體事件，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穩定，這與黨中央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目標顯然是相悖的。

第五篇：防范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對策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變化，刑事犯罪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特點。經濟犯罪就是在這種新形勢下出現的變化最大的一種犯罪形式，經濟犯罪案件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其中涉眾性經濟犯罪較為突出。根據公安部的界定，涉眾型經濟犯罪，指涉及眾多的受害人，特別涉及眾多不特定受害群體的經濟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傳銷、非法銷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經濟犯罪活動。另外，在證券犯罪、合同詐騙犯罪、假幣犯罪、農村經濟犯罪活動中也有類似涉眾因素存在。涉眾性經濟犯罪案件給國家、集體和人民群眾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嚴重破壞經濟秩序，降低政府公信力。特別是在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日益蔓延形勢下，更容易使金融、證券市場以及各商貿領域的經濟活動產生波動，引發大量不安定事端，直接危及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目前，從涉及的領域來看，涉眾型經濟犯罪幾乎觸及到了社會生活中的各個行業，涉及農業、養殖業、房地產、醫藥、文化、旅游等諸多領域。從活動地域來看，涉眾型經濟犯罪已呈現出由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逐步滲透到經濟較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由城市蔓延到農村的態勢。從犯罪手法上看，手法多種多樣，而且花樣不斷翻新，有以養殖、種植、合作造林等為名目的“聯營入股返利”，以促銷為名的“消費返利”，以教育儲備金辦學、造林投資“綠色銀行”等為名目的集資，以專賣、代理為名進行的傳銷以及利用互聯網為中介進行的“網絡傳銷”等等。相應的犯罪形式主要表現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非法經營罪，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合同詐騙罪，出售假幣罪等。另外，當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隱蔽性、組織性較強。因為為給犯罪活動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辦理完備的工商執照、稅務登記等手續，以實際經營活動掩蓋其非法行為。防范和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首先是要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增強公民防范意識，其次是要充分發揮執法職能作用，有效實現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防范和打擊。由于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犯罪手法越來越具欺騙性，有些犯罪甚至還呈現出公開、半公開發展的態勢，因此，對該類犯罪的防范，首先必須大力加強防范宣傳工作，逐步提高公民防范意識和能力。作為公民個人而言，要不貪利、不僥幸、不盲從，理性投資，增強自我保護意識，自覺抵制和遠離非法集資、傳銷等，不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實踐中，涉眾型經濟犯罪常常造成被害人生活無著、謀生困難的嚴重后果，極易誘發被害人群體上訪、請愿、集會甚至實施過激行為，釀成惡性群體事件，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穩定，所以加強對此類犯罪的防范宣傳尤為重要。在加強對公民進行防范宣傳的同時，對于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懲治與防范主要還是通過有效的執法來實現。一要嚴格執法，確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實踐中，存在著一些司法、執法機關往往只關注經濟犯罪的“經濟效益”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罰代刑、罰過放人、處罰偏輕的問題，這一方面不利于防治涉眾型經濟犯罪甚至會助長犯罪，另一方面還有可能對立法造成不良的影響，比如立法者可能會認為經濟領域犯罪屢打不絕的原因是因為刑罰設置偏輕，那么立法上就有可能采取嚴刑峻罰，其結果必然導致刑罰超量投入。因此，加強嚴格公正執法意義重大，必須下大力氣解決。二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加強地區間的司法合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科技、交通、通訊的發展，跨地區間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更為突出，從而加強地區之間的刑事司法合作顯得極為必要。各執法部門必須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協調一致，嚴格依照法律辦事，消除各地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思想，切實通力合作，協同作戰，共同打擊和防范涉眾型經濟犯罪活動。三要建立起發現、揭露、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網絡。要建立、健全“經濟犯罪舉報中心”，并與金融、稅務、審計、工商、紀檢、監察等部門建立起一套多種形式的社會聯系制度和案件移交制度，形成發現、揭露、打擊經濟犯罪的社會合力。四要做好經濟犯罪的預測工作。做好對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預測工作可以使司法機關對這類犯罪的司法對策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提高司法工作的成效，同時將涉眾型經濟犯罪發展趨勢、特點、類型等進行宣傳，可以使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做好涉眾型經濟犯罪的預防工作。五要加強司法機關自身建設，增強打擊經濟犯罪的力量。要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辦案，并在人力、物力、財力上予以大力支持，從而為刑事司法工作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要注重對辦案人員的業務培訓，使他們及時學習市場經濟的專業知識，如產品、投資、金融、保險、稅收、知識產權、廣告、期貨、破產以及電子計算機等方面的知識，提高打擊各種新型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水平，使偵查、檢察、審判工作能適應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新情況，向專業化、知識化邁進。總之，由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變革和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的、帶全局性的矛盾和問題這一產生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經濟根源在短時期內難以消除和解決，加之當前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機形勢，為確保經濟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各級各部門必須高度重視，積極防范和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