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農村法律援助的現狀及對策

開放教育試點法學專科畢業論文

淺論農村法律援助的現狀與對策

姓 名 梁永前

學 號 ***12 指導教師 張 震 日 期 2015年5月8日

淺論農村法律援助的現狀與對策

內容摘要：法律援助是一項扶助貧弱、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社會公益事業，同時也是中國實踐依法治國方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抓好農村法治是關鍵。搞好農村法治，抓好農村的法律援助工作是重要途徑。由于封建傳統思想在農民心中根深蒂固，加上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我國農村的法律援助工作舉步維艱。而切實加強和改進農村的法律援助工作，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城鎮化建設的不斷推進，當前農村正處于一個社會變革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許多不可避免的矛盾逐漸顯現出來。這促使農村中法治供給與法治需求的矛盾日益加劇。本文以此為背景從公平正義、和諧社會、依法治國等角度淺論法律援助在農村中的現狀并提出法律援助可行性的意見與對策。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農村法律的現狀與對策進行分析和研究：一法律援助的概念；二我國農村法律援助的現狀；三針對農村法律援助相關問題的對策。

關鍵詞：農村法律援助 現狀 問題 對策

一、法律援助的概念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的律師，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特殊案件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應當獲得法律援助。

二、我國農村法律援助的現狀

1.“無法可依”，即缺乏系統、統一的法律規制。

我國關于法律援助的法律規定主要分布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及《法律援助條例》中。由此可見，我國關于法律援助的法律規定雖然不少，但是規定較為分散，仍然缺乏系統性，如對其性質、職能、設置等各項內容、工作制度規定不詳細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法律援助難以在現實中充分實行。此外，由于《法律援助條例》第五條與第十條分別規定：“直轄市、設區的市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確定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機構”與“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對前款規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項作出補充規定”，因此，各地區對法律援助的規定有較大的“自主決定性”。從全國范圍來說，法律援助的規定既缺乏系統性，又缺乏統一性，從而造成了各地區法律援助司法實踐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并且容易形成“異地異援助待遇”的尷尬局面，不利于法制與實踐的統一。

2.法律援助資源匱乏，導致供需矛盾緊張。

資源配備是法律援助事業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法律援助人員、法律援助經費等。在人員配備方面，由于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導致我國大部分法律人才集中于東部發達地區的中心城市，而廣大中西部地區的法律人才則相對較少。農村的法律人才那就更加匱乏了。在經費配置方面，政府財政撥款是法律援助費用的主要來源，但是法律援助經費的投入遠小于其發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運行。

當前農村正處于一個社會變革與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一些長年累月積聚下來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來，農村對法律援助的需求越來越大。然而，由于當前農村法律援助的資源匱乏，法律援助人才與資金的緊缺，這無疑加大了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

3.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還不夠大，即受案范圍與受援助對象過于局限。根據《法律援助條例》有關規定，我國法律援助主要采用兩個標準：經濟困難或者殘疾人等特殊對象、特殊案情的情況。《法律援助條例》第二章的規定從受案范圍與受援助對象都對法律援助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如：依法請求國家賠償的，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經濟困難沒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等。這直接排除了很多在法律上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即部分經濟并不富裕但非貧困的農民等群體。在一定程度上使很多需要幫助的人們排除在法律援助受援范圍之外，使他們得不到應有的幫助，繼而違背了法律援助弱勢群體的初衷。

4.農村的法制狀況及歷史傳統的影響所帶來的問題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雖然經過不斷的城鎮化建設，農業人口仍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農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同時由于農村宗族意識較強，個人之間的紛爭往往很容易演變為家族的紛爭。此外，再加上目前在農村的法制宣傳與教育的力度也遠遠不夠，農民對法律的認同感與信賴感不強，因此直接導致其不能很好地利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更傾向于使用“人脈”、“上訪”等非正常解決矛盾的方式，甚至在有些矛盾得不到很好地解決的情況下，有的人會走向極端而違法犯罪。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農村的和諧發展，極大地阻礙了我國的法制建設。

5.法律援助機制與機構有待完善。

由于全國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存在缺乏統一的運作制度、管理機制等問題。同時，法律援助不同級別、不同地區的機關之間、法律援助與其他司法相關部門之間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與制約著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與發展，此外，當前我國的法律援助機構基本上是四級組織框架，即分別在國家司法部、省或自治區、地市(含副省級)地方、具備條件的旗縣或區級地方各設立一級法律援助中心。但是這些法律援助機構的最低一級也設立在旗縣或區級地方而并沒有真正深入農村，加上農村的法律援助的宣傳也遠遠不夠，致使農村廣大人民對法律援助的知曉率不高、認同感不強，因而給農民獲得法律援助帶來諸多不便，使法律援助在農村收效甚微。

三、針對農村法律援助相關問題的對策

1.完善相關立法。

目前，沒有統一可行的立法是阻礙法律援助在農村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使法律援助工作能在農村順利開展，促進農村的法治建設就必須制定法律援助的專門法，對法律援助的性質、職能、機構設置、管理體制、各部門協調機制等相關方面從立法上予以明確，使法律援勘在各個環節上都具有可操作性，做到“有法可依”。必要時，還可以把公民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寫入憲法。此外，在全國施行統一的《法律援助法》的情況下，還可以賦予地方一定的靈活性，即地方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使法律援助達到全方位、網狀式的法律保障。

2.建立多元化的資金與人事保障機制。

資金保障方面，由于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政府行為，因而我們仍然需要堅持國家投入為主，并且根據現實需要不斷加大國家對法律援助的投入力度，各級政府應當把法律援助的投入資金作為財政預算中的專項資金，以保證國家財政對法律援助的強有力支持。此外，還應當采取各項鼓勵措施，積極動員社會各種力量參與到建設法律援助事業中去，增設多種法律援助捐助渠道，如鼓勵捐款與動員有關法律從業者作為志愿者等。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的法律素養不斷提高，法律意識也不斷增強，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以把法律援助納入到公民社會保障制度中去，結合社會保障其他方面制度，使公民獲得從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到法律安全的全方位保障。

人事保障方面，在國家及社會加大資金投入的情況下也要積極吸引優秀法律人才到法律援助工作中來，并加強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人員的培訓，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法律素質與工作能力。同時也應當鼓勵律師參加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去，讓他們積極履行有關法律規定的法律援助的義務，發揮其主力軍的作用。此外，還應當充分利用高校法學專業學生這一重要的后備力量，鼓勵高校成立法律援助服務中心并積極開展法律援助服務活動。

3..加大法律援助的覆蓋面。

農村仍屬于中國法治的薄弱環節，農民仍是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要不斷提高農民的權利意識，提升其法律素養，促進農村的法治建設。從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圍上看，由于農村的經濟與法制狀況與城市有很大的差異，因而在農村中發生的糾紛種類也有其特殊性。隨著我國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的面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農村土地被征用，因此農村的土地因征地而發生的糾紛越來越多。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民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村委會選舉不公、村務不公開、子女贍養、家庭暴力、離婚以及人身損害賠償等引發法律糾紛事件也日益增多。因此法律援助受案范圍的限制性規定應當被取消。這樣才能與時俱進，符合社會的發展。

4.加強各部門的聯動機制并設立“司法所”來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是一項系統而又復雜的工程。它并不是某一機構能憑借一己之力能夠單獨完成的。因而要加強法律援助不同級別、不同地區機關之間、法律援助與其他相關部門之間協調與合作，完善各部門、各單位的銜接機制，從而積極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提高辦案效率、降低辦案成本，使人民真正從中獲得好處。

在法律援助的機構設置上，我國采取的是中央、省、市、縣四級設立方式，然而由于這些機構與遠在農村的農民有一定的距離并且導致農民對這些機構并沒有清楚的認識，致使很多農民雖然有維權意識，但仍然不知向何處申訴或如何申訴。因此我們應當在已有法律援助機制的基礎上，在鄉鎮建立司法所，派遣專門人員負責鄉村的法律援助工作，使法律援助深入農村，把法律援助帶到農村的每個角落。

參考文獻：

[1]耿瑞珍.農村法律援助面臨的困境及改進建議——以河南省為例.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6.[2]龍愛華.淺談農村法律援助.中共伊犁州委黨校學報，2005.4.[3]葉顯偉.論農村法律援助的實踐問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6.3.

第二篇：朝陽區農民工法律援助現狀及對策

朝陽區農民工法律援助現狀及對策

朝陽區司法局

鮑春明

朝陽區的建筑工地占全市工地面積的50％左右，是本市工地最多、面積最大的區縣，已成為一個勞務輸入大區，農民工維權問題相對比較突出。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在全區每年承辦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大概60%左右為農民工維權案件。當然，在具體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也不少，有待進一步引起重視，加以改進。現筆者試就目前農民工的一些狀況進行調查分析后，對農民工維權問題進行探討。

一、案件類型及需求狀況分析

農民工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在現實生活中合法權益隨時面臨各種各樣的威脅，因此在維權過程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呈現多樣性的特點。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等類型，刑事方面主要是農民工犯罪的刑事辯護問題，行政方面主要是就業、工傷等引發的同相關部門的行政訴訟或國家賠償問題。民事方面涉及內容最多，涵蓋了追索勞務報酬、工傷索賠、交通及醫療事故索賠、人身損害賠償、合同糾紛等問題。

作為輸入務工人員相對較多的區，農民工在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是旺盛的，其中大多數人生活在社會底層，打不起官司，是潛在的受援對象。需要解決的法律問題，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同時，又由于農民工對法律援助不是很了解，找到法律援助中心尋求幫助的并不是很多，而找到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受案件范圍、條件、程序等方面的限制，真正能夠得到援助的少之又少。例如，2005年全區為農民工的維權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的僅431件。調 查結果顯示，近兩年全北京市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的案件每年在2000件以上，由此可見，我區在農民工法律援助方面的壓力和挑戰是不言而喻的。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農民工問題的重視，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適當擴大范圍，放寬條件、簡化程序等，情況有所好轉，但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我區援助機構受理的案件，除部分為刑事、行政案件的外，在民事方面主要限于追索勞動報酬，工傷索賠、人身損害賠償等方面，范圍其實是很窄的。

二、主要工作和采取的措施

近些年來，我區認真貫徹落實《法律援助條例》，從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和促進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在農民工法律援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體現在：

（一）不斷提高對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認識

近些年來，農民工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朝陽區政府區從機構、經費、制度、業務等各方面加強法律援助工作的力度，通過法律手段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同時，加強了《法律援助條例》的宣傳，加強了同各相關部門的合作，采取相應措施，切實為農民工排憂解難。

（二）建立健全機構，完善農民工法律維權網絡

我區設有法律援助機構，同時在42個街道、地區和5個社團建立了一批工作站點，并逐步向社區、鄉鎮延伸，形成了以區法律援助中心為主導，以區建委法律援助工作室為依托，各法律援助工作站全力協作、區域律師事務所積極參與地覆蓋全區的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網絡格局。對在咨詢接待中掌握的農民工重大侵權事件，立即反饋至區法律援助中心，確保為農民工提供及時的法律援助工作。

（三）積極開展各種專項活動，切實為農民工排憂解難。每年兩節期間，朝陽區法律援助中心積極開展“農民工法律援助專項服務月活動”。一是優先受理。中心接待室優先受理農民工咨詢、投訴，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涉及農民工權益的案件做到快指派、快辦理；二是在區建委設立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室。組織20家律師事務所43名律師名律師到建委設立農民工法律咨詢站，對發生在本區行政區域內關于訂立、解除勞動合同；請求支付勞動報酬、失業、養老社會保險待遇；勞動安全生產、工傷認定、工傷賠償等涉及勞動關系的法律事項的農民工提供法律咨詢、法律意見；對咨詢來訪者中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提供代書、律師代理訴訟和非訴訟等法律服務；三是建立了嚴格的值班接待和報告、反饋制度。要求工作人員和律師對在咨詢接待中掌握的農民工重大侵權事件，立即反饋至區法律援助中心，確保活動取得成效。積極用法律援助的訴訟和非訴訟手段，切實解決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工傷以及其他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問題，為構建和諧朝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四）認真承辦法律援助案件，努力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日常工作中，始終堅持從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大局出發，采取各種有效措施，擴大范圍，放寬條件，簡化程序，快速辦理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例如，法律援助中心免費發放法律援助愛心卡，為持有該卡的農民工提供方便的法律援助。對行動不便的農民工采取電話預約的辦法，提供上門服務。近幾年來，朝陽區法律援助中心，充分發揚扶弱救貧、無私奉獻的精神，克服各種想象不到的困難，想方設法為農民工排憂解難，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其中，比較典型的有王根等99名打工者與十八里店某工地追索勞動報酬案，王根等99名名打工者無故被拖 欠工資，追討無門，后在區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下，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資13萬余元并全部執行到位；馬駿工傷索賠一案，原告馬駿在某工地打工，不幸因工致殘，得不到及時的治療，法律援助律師幾次頂著酷暑與對方協商，最終對方同意支付各種費用67.8萬元；李靜工傷致殘索賠案，李靜從山東來京打工，工作期間被機器截去右上肢前部，就后續治療費和損害賠償費多次與廠方協商未果，區中心批派律師多方調查，先后采取協商、調解、仲裁、訴訟等方式尋求問題的解決，最終當事人獲賠72萬余元。這些典型案件，通過報刊、電臺、電視、網絡等媒體的宣傳，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反響，凸現了法律援助機構在農民工法律維權中的地位，為開展工作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同時，擴大了法律援助機構的知名度，使許多農民工在遇到困難時，能夠想到通過法律援助來解決問題。

我區自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在農民工法律援助方面，盡管做了大量工作，但也要看到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也不少。主要是反映出政府行政執法不力和監管不到位，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存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勞動合同難以依法簽訂。一些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有的采取欺詐或者威脅等手段簽訂合同。用人單位不依法簽訂合同的目的，往往是為自己日后不履行合同時給勞動者設臵通過仲裁和訴訟解決糾紛的障礙。

二是勞動報酬得不到保障。用人單位以各種名目惡意拖欠和克扣工資現象較為普遍，少數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

三是勞動保險權益被剝奪。不少用人單位不按照法律規定的范圍為農民工辦理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險，非法剝奪了農民工依法享有的勞動保險權益。

四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一些高風險和高污染企業勞動安全保護措施簡陋、陳舊，甚至根本沒有勞動安全保護措施。一些用人單位不對農民工進行應有的安全教育和必要的勞動技能培訓，導致工傷事故和職業病時有發生，對農民工人身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五是勞動休息權得不到落實。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建筑施工企業和來料加工業，往往需要趕工期、趕定單，超時加班、強求加班現象比較嚴重，且大多不進行調整補休或支付加班工資。

針對上述侵權問題，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后，法律援助律師在具體辦案過程中，主要遇到以下問題：

一、取證難。一是農民工不知道侵害主體。《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告人負舉證責任，在權益糾紛發生后，很多農民工特別是外來打工的都是通過所謂的工頭介紹，勞動報酬也是通過工頭給予結算，有的甚至經過幾道程序轉包再轉包，工人連老板是誰都不知道。這種情況一旦發生糾紛法律關系理不順，有的就把勞動關系變成了勞務關系，或是變成了工頭與工人之間的民事糾紛，此類人員幾乎都是外來打工的流動人員，這些人員全國各地都去，沒有固定場所，如果發生糾紛可能連人都找不到，合法權益如何能得到維護。二是權利義務不明確。由于不少農民工務工時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無法得到法院的支持。還有的農民工在權益受到侵害后，已經 “私了”或者已將矛盾激化，增加了訴訟及執行的難度；還有一些農民工由于自身違反勞動紀律及操作規程、違反交通法規而出現了工傷、交通事故，在要求傷害賠償時處于不利地位。

二、律師積極性不高。主要是農民工維權成本高，難度大。農民工作為原告，他們不知道侵害者姓名、地址、到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援助時，法律援助承辦律師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去調查取證，有的案件為農民工追回幾千元錢，律師所花的費用要大大超過其訴訟標的。由于辦理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比辦理其他案件所花的精力、物力要多得多，個別律師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積極性不高。

三、法定訴訟程序繁雜。盡管仲裁機構與各級法院采取了各種措施降低仲裁和訴訟門檻，但對大多數農民工而言，維權時效與訴訟成本仍然較高，使其仍難以承受，農民工即便勝訴，支付的成本與收益之間也嚴重失衡。由于維權成本高，用人單位拖欠農民工工資、工傷事故拒絕賠償等侵權事件發生后，通過勞動爭議仲裁或民事訴訟的比例很低。一些因工傷、交通事故的案件要經過多個部門的事故認定，傷殘鑒定后才能作為審判的依據，而農民工維權往往是火燒眉毛急需用錢。農民工大多經濟條件較差，主要依靠打工的工資為生，遇到用人單位克扣、拖欠工資，通過仲裁、訴訟程序解決問題，緩不濟急。再加上有些援助案件即便勝訴，執行起來也很困難。因此，部分農民工不愿意通過法律援助解決問題，而是無奈地選擇放棄，有些甚至采取非正常方式解決。大量的非訴案件，農民工或無奈放棄，或用非正常方式去謀求解決。

四、索賠難。許多案件的對方當事人為單位，背景復雜，辦案阻力大；農民工因貧困交不起訴訟費、仲裁費、鑒定費等費用，案件難以進入訴訟程序；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滯后，使得很多案子找不到相關的法律依據，造成有權無法可依；用工制度不健全，造成調查難、取證難；還有一些法律制度不完善、程序設臵 不合理，訴訟程序繁瑣、時限長也是農民打官司難的重要原因。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農民工維權案件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現象非常突出。以民工討薪為例，按所有法律程序進行完畢，共要21個月時間。如果民工遇到工傷糾紛，程序更加煩瑣，全部程序走下來要29個月。期間需耗費大量時間、精力、金錢，如果官司打不贏，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無異于雪上加霜。

五、執行難。對于農民群眾來說，贏了官司贏了理，是莫大的欣慰。但在很多情況下，不少當事人卻是“贏了官司輸了錢”，“討回說法空歡喜”，費盡千辛萬苦得到的只是一張“法律白條”。對于經濟條件較弱、法律知識貧乏、社會關系單一的農民來講，則是天大的難題。

三、對策和建議

做好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應著力解決以下一些問題：

（一）進一步提高認識

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關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到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應當進一步抓緊抓好，抓出成效。要克服觀望、畏難、推諉等消極思想，增強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特別是要充分認識到，農民工法律援助既向我們提出了挑戰，也為我們帶來了良好的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二）完善維權網絡，加大資金支持力度

要采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措施，延伸法律援助的觸角，方便農民工就近、快捷地得到援助。比如，同有關部門聯合成立專門工作站點，在農民工集中的地方設立聯系點等等。同時，要積極爭取財政對法律援助工作的支持，或者向社會募集必要的資金，條 7 件具備的可以設立專項資金，從財力上保證法律援助維權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進一步暢通維權綠色通道 農民工法律維權如何與法律援助銜接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否則影響工作的開展。要對農民工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圍、條件、程序等做出明確具體的規定，盡可能保證所有打不起官司的農民工都能獲得快捷、高效的法律援助。

（四）加快建立援助機構間的協作機制

農民工案件，涉及到輸入地、輸出地兩個地方。在案件辦理過程中，申請人和辦案人員兩地奔波，疲于奔命的現象非常突出。這不僅大大增加了辦案成本，也在一定程序上影響了辦案質量。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援助機構間特別是省際援助機構間的辦案協作機制，在案件申請、材料審查、案件辦理、調查取證、文書送達、執行、回訪等方面提供協助，以降低援助成本，資源共享。

（五）進一步加大宣傳工作

要采取各種行之有效的方式，結合典型案例，加大對《勞動法》、《法律援助條例》等法律、法規的宣傳，一方面使農民工知道法律援助的范圍、條件、程序等規定，提高法律維權意識。另一方面，又使農民工知道就業、用工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知識，增強自我保護能力。同時，還可以擴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影響，為工作開展營造良好的氛圍。

（六）突出重點，不斷提高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水平要從管理和辦案的各個環節入手，建立相應的制度，努力做好農民工維權工作。一是要加強農民工維權信息統計工作，及時掌握工作動態。二是要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及時總結經驗和發現 問題，提出進一步做好工作的意見和措施。三是要加強對農民工法律援助問題的理論研究，探討法律維權的有效途徑，加強業務培訓，努力提高辦案人員的辦案水平和能力。四是要建立完善案件討論、跟蹤檢查等相關制度，提高辦案質量。

（七）加強同有關部門的聯系

農民工法律維權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不是哪個部門能單獨完成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加強同有關部門的聯系，建立起有效的聯動機制。可在有關部門設立工作聯系點，條件具備的可建立多部門參加的聯合辦事機構。平時則要多聯系，多協商，相互幫助，相互支持，共同做好農民工法律維權工作。

（八）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入，加強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不斷提高農民工的綜合素質。

農民工的前身是農民，農民在我國長期二元化的社會中存在著諸多明顯的先天不足或者缺陷。其中，最大的不足就是教育投入的不足。教育投入不足，導致農民接受教育的機會遠遠少于城市居民，最直接的后果是農民的文化程度和技術能力普遍較低。較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在實現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自然會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阻力和困難，缺乏就業優勢，往往在就業競爭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只有全面提高農民工的整體素質，才能適應現代社會生產的要求，這也是維護農民工自身權益的實際需要。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決這一問題，從長遠來看，要調整和改善我國教育資源結構，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國家財政支出要向農村教育傾斜。全面推行義務教育必須從農村開始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完全免費制，讓農村所有適齡兒童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機會，從而提高全體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從近期來看，必須大力實施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工程。農民工的 職業技能培訓是一項巨大的也是十分緊迫的系統工程，在指導思想上，我們要堅持以就業為導向，就業引導培訓。在培訓方式內容上，要采用多種方式，堅持以技能培訓為主，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實際操作能力。在培訓經費上，要推行政府出錢購買培訓成果的做法，同時綜合運用財政扶持政策和激勵手段，進一步調動農民工個人、用人單位、教育培訓機構的積極性，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開展農民工培訓工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將農民工技能培訓同國家職業資格證書相銜接，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能力和從業水平。同時，還要加強農民工基本權益維護、法律知識、職業道德和文明常識，以提高農民工的自我保護意識和保護能力。

（九）調整城市管理理念與政策設計，倡導城市文明新風，創造平等融洽的社會氛圍。

2004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論斷不僅承認了農民工的工人階級屬性，而且確定了農民工在工人階級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從根本上徹底消除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各種障礙。然而，要真正確立農民工的產業工人地位，特別是要讓農民工并入城市市民社會生活中，確實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政府實施行政管理的角度來看，政府需要轉變城市管理理念，再也不能將農民工這一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強的社會群體當作一種邊緣群體來對待，他們已經不是城市的過客，而是新型產業工人，是城市居民的新成員，是充滿活力不斷成長的新市民。對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以及農民工的管理，應該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進行調控，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引導和服務。對于過去制訂的一切不合理的歧視性政策，必須在清除的前提下，努力減少 直至消滅其影響。同時認真調整政策設計，并積極創造條件，加強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溝通與融合。一方面要引導市民正確對待農民工在城市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角色變化，以及對原有利益的影響，倡導寬容的城市文明新風。另一方面，要引導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認同和歸屬，培養他們的公民意識和平等意識，樹立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現代思維和價值觀念，提高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道德修養和內在素質，練就良好的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自信、自立、自尊、自愛，奮發進取，自強不息。要讓廣大農民工參與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同時給予他們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權利、國民待遇和公共社會服務，從而煥發其主人翁的精神和創業熱情。只有這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才能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相互包容，和睦相處，農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之中，一個平等、自由、美麗的和諧社會也才能得以構建和實現。應采取以下法律措施：

1、制訂《勞動合同法》立法。由于農民工有其特殊性,用工單位和農民工一般不簽勞動合同，是導致頻頻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無法受到法律的保護的原因。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對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法律責任，未作明確有效的規定。因此，勞動監察部門在實際執法工作中由于沒有勞動合同依據，查處難度較大。為規范用工行為，嚴格勞動合同管理，全國人大常委會應制定《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用工單位與農民工必須依法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并具體規定勞動合同的簽訂應具備勞動報酬及支付標準、支付形 式、支付時間、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等相關條款。

2、修訂《建筑法》的法律條文。解決建筑業拖欠農民工工資頑癥需要涉及修訂《建筑法》。重點增加和修改以下條款：（1）制定“建設單位開工前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交納工資保障金”條 款。規定在建設項目開工前，建設單位必須按工程中標價一定比例繳納農民工工資保障金，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管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監督使用。建設單位無法按時足額支付農民工工資，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有權從工資保障金中劃支，用于墊付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對于拒絕繳納保障金的建設單位，主管部門不批準其開工建設；已開工的項目，有權責令其暫停施工。制定在房地產開發項目中施行工資支付保障金條款，是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的有效法律保障。（2）規定“開發商與承包商承擔連帶擔保責任”條款。制訂以發包人工程擔保制度重點的擔保條款，要求開發商與承包商共同提供履約擔保函，雙方在拖欠民工工資范圍內共同承擔連帶責任。（3）制定“工程建設項目立項和審批聯動”條款。凡存在拖欠行為的單位在申請辦理立項、規劃、施工許可等手續時，欠款單位必須先結清欠款后，審批部門才給予辦理相關手續。對已完成開發建設項目有拖欠工程款的,不批準其新開發建設項目。并在資質年檢中予以降級,情節嚴重的注銷資質證書。（4）加大和細化法律責任處罰力度。現行的法律法規對拖欠工程款的行為缺乏處罰條款，難以有效制約拖欠行為。為加大對用人單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經濟處罰力度，加重用人單位因拖欠工資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應在《建筑法》中法律責任部分增加對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最高可處30萬元的罰款的規定。

3、制定《工資支付條例》。按照國家的有關法律規定，工資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實行周、日、小時工資制的可按周、日、小時支付。根據這一規定，為“周薪制”的推行奠定了法律基礎。制定《工資支付條例》可以規定對農民民工工資改“月薪制”采取“周薪制”。并且，還應規定用人單位出現無故拖欠勞動者的 工資，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情形時，給予嚴重懲罰性法律責任。制定《工資支付條例》是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有效法律措施。

4、《刑法》將惡意拖欠工資確定為犯罪行為。對拖欠民工工資部分人認為是一個經濟現象，是屬于民事法律調整的范疇。但由于惡意欠薪現象屢屢發生，為打擊惡意欠薪，可以采用刑法手段，對企業惡意欠薪的問題作犯罪處理。在《刑法》中增加一條“惡意欠債罪”，規定企業惡意拖欠勞動者工資，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形的，對重大、惡性欠薪企業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嚴懲包括拖欠農民工工資在內的相關拖欠行為。如果認為目前制定新的罪名沒有必要，可以考慮將《刑法》中原有的侵占罪進行合理的修改，在修改侵占罪時也可以考慮并處罰金。通過《刑法》將惡意拖欠行為明確規定為犯罪行為，這對打擊遏制惡意欠薪現象起到很好的作用。

5、加大地方性法規的立法力度。我國《立法法》第六十三條規定：“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后施行。”因此，符合規定的各地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本地區情況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規。制定建立企業欠薪報告或欠薪預警制度的具體辦法，將企業支付農民工工資情況作為評價企業勞動保障誠信等級的主要依據之一，配合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建立建筑施工企業和從業人員失信懲戒機制，對少數嚴重或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建筑施工企業，采取了清出當地建筑市場的措施。制定相關的配套法律、法規，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工商登記、企業年檢等方面對用人單位拖欠工資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約，對長期拖欠工資 的用人單位，可以暫緩企業年檢直至吊銷其營業執照。在施工企業和房地產開發企業資質年檢時，將是否拖欠農民工工資作為年檢條件之一。

（十）建立保障農民工權益的一種長效機制。執法部門應依法開展勞動用工和拖欠農民工工資執法專項大檢查，在執法中還應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工資支付、監控、保障等制度，及時糾正和查處在拖欠農民工工資違法違紀問題，確保有關工資支付法規政策得到全面貫徹執行。建委依法采取將取消惡意欠薪并造成惡劣影響的建筑企業經營資質、逐出建筑市場等保障措施。各行政執法部門對欠薪者的處罰應不只是經濟上的，還應包括企業信用、行業準入等一系列的降級限制措施，因此，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強執法，是依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重要保障措施。

（十一）農民權益保護的司法救助機制

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受理時，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訴訟費應作出減、緩、免的決定；受理案件后盡量縮短審理時間，多適用簡易程序，依法快立案、快審判、快執行；對符合條件可以采取先予執行等措施；在判決時，應當將農民工訴訟的誤工費，請律師費，旅差費，證人出庭費用等直接損失列入賠償范圍。判決生效后對一些故意拖欠不履行判決給付義務的，執行中應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二倍標準支付遲延履行金。

總而言之，依法徹底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需要把立法、執法和法律援助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源頭上預防和制止拖欠農民工工資，才能真正堵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漏洞，農民工最基本的權益將得到更好地維護，對促進社會和諧和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第三篇：農村信訪工作現狀及對策

農村信訪工作現狀及對策

成因分析

一、物質利益受到侵害。

一是土地承包權沒有保障。2003年3月，我鎮各村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剛剛結束，就有一個村民來反映，新當選的村委會要收回他承包的土地。當時我們看了該村民拿來的土地承包證書，我們知道，98年我國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承包期30年不變，所以該村委會收回他的土地

是不對的。我們研究了一下有關政策，有三種有關政策，有三種情況村委會不能收回土地。一是村民外出將土地交給村委會，這種情況是村民將土地交給村委會代保管，村委會不能將土地收回，村民回來后，要求繼續承包土地，村委會必須將土地交給該農民。二是依據法律，村民有權將自己承包的土地轉包，村委會不能以你已將土地轉包他人而將土地收回。三是如果該村民外出打工，承包的土地由基親屬代為耕種，村委會不能以此為由將其土地收回。此類信訪問題在98—99年較多，占信訪量的1/3。現在還存在一些遺留問題。

二是局部過重的農民負擔。1998年至1999年，這兩年有部分村民來訪，反映其所在村閑置干部過多，（其中有個村有57個干部），農民負擔過重，還有一個村的來訪者反映該村土地稅定得過高，超出村民承受能力。

三是農村資源發包缺乏透明度。農村機動地、“五荒”和集體資產的發包、轉讓、出售，暗箱操作且價格低廉，有的“近水樓臺先得月”，使集體利益受損，農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物不平則鳴”，故而上訪。2001年4月2日，中內泡135名村民到區政府上訪，4月3日到市政府上訪。9日、16日又到區政府集體上訪。4月10日又到市里上訪，并在市政府滯留兩天一夜。他們這次大規模上訪的原因就是因為該村委會在沒有征得村民同意的情況下，將村集體的水面低價承包給了他人。

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

一是政務財務公開不到位。農民是農村的主人，有權利參與集體事物管理和建設，有權對集體重大事項和財務狀況進行監督。但個別村屯無視農民的種種權利，公開流于形式，“說芝麻避西瓜”，搞“模糊戰術”，農民“霧里看花”，疑竇頓生，有被愚弄的感覺。98、99兩年我辦共接待因村務財務不公開而上訪案4件次。

二是基層民主工作有薄弱環節。實行村民自治后，個別村民主建設沒有到位，尤其是農民對村級事務的民主監督無法行使，主人公地位沒有保障。例如有的村民來反映該村的理財小組等于虛設，根本派不上用處。

三、村級事務管理混亂。

有的村帳目不公開，個別村干部有貪污嫌疑，有的憑借權利亂用“兩工”，有的資源發包上多吃多占、偏親向友，“肥水不流外人田”，看著“糊涂帳”農民心犯嘀咕，事不順，心不平，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幾年來，我辦共接待因此來訪5件次。

四、工作方法簡單生硬。

在稅費征繳、“一事一議”、村委會換屆選舉和分攤任務時，有的鎮、村干部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重“統”輕“疏”，話沒說透，理沒說清，干群溝通少，工作線條粗，農民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故心存芥蒂，對干部不信任。我經常接待這樣的來訪者，他們進政府就要找區長，找區委書記，待問明原因是，他因事找到鎮、村干部時，他們的回答是“愿上哪告上哪告”，或者說“我就不管”。

五、干部作風問題。

農村干部工作較為辛苦，但由于方式方法問題，一些農民不理解，因而管理工作難做，逐漸失去了責任感。有的缺乏民主，涉及農民利益的事情，往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拉大了同群眾的距離，增加了干群的對立情緒，有的辦事不公平，偏親向友，以勢壓人，謀取私利，甚至奢侈浪費，違法亂紀，加大了集體虧空，加重了群眾的憤懣情緒。在干群矛盾面前，有的缺乏自省，認識不到干部作風是干群緊張的導火索和崔化劑，片面歸結為農民素質低而加以推卸。2001年初，有一個村的村民到市、區集體訪，反映了14個問題，經區里調查核實后給予答復。但他們不服，最后演變為要求罷免該村的村委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干群關系緊張。

六、政策法規落實走樣。

有的村干部政策水平低或者出于少數人利益需要，在貫徹落實農村各項政策時，或截留政策，或曲解政策，或擅定土政策。殊不知，農民已從宣傳媒介上知曉了政策精神，這樣做只能引發矛盾，效果適得其。1997年，不知出于何原因，在第一輪土地承包期未滿之時，有一個村擅自將土地進行了調整，結果導致97-98年產能建設用地補償款無法發放，部分村民越級訪不斷，至今不能解決。

主要對策

一、健全工作機制，強化工作意識。

一是建立農村信訪領導責任制。把農村信訪工作擺上鎮村黨政主要領導的工作日程，切實做到黨政一把手負總責、負全責。二是建立信訪目標考核制。將農村信訪納入各級干部工作目標考核范疇。在考核、評估和使用干部時，把其分管或主管的信訪工作

列為重要內容，從而增強各級農村干部的風險意識和責任意識。三是強化信訪工作逐級負責制。為避免推諉扯皮現象，工作中應該嚴格堅持“分級負責，歸口辦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這樣，目標清晰，責任清楚，便于跟蹤問效。四是實行領導包案制。我區每年都將較為重大的信訪案進行“三包一保”，并以文件形式下發，那里就包括我們的鎮領導和村領導。“三包”是

包接待、包處理、包落實，一保是保穩定。五是實行信訪首問責任制。凡第一個接訪者必須突破時空限制，“一竿子插到底”，直到將上訪問題處理完畢，力避“踢皮球”和“接力賽”。六是強化“一案三查”制度。為避免出現重訪、纏訪和越級訪現象發生，可實行“三查”，即一查上訪問題產生的原因，二查接待處理中有無違法現象，三查上訪者有無違法行為，這樣三管齊下，多頭并舉，標本兼治，有助于消除有訪不查，查而不結，結而無果的弊端。七是實行責任追究制。對那些不負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領導，實行責任追究。

二、加強政策法律宣傳，重視思想引導。

農民之所以上訪或者說在上訪過程中有違法行為，都是因為他們對黨在農村的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法規知之甚少。這樣就要求我們必須通過各種形式經常的向農民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如土地承包、農民負擔、合同管理、稅費改革和村民自治等，同時要宣傳《信訪條例》、《黑龍江省逐級訪規定》《黑龍江省信訪收容遣送工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例如《信訪條例》第十二條規定：“多人反映共同意見、建議和要求的，一般應當采用書信、電話等形式提出，需要采用走訪形式的，應當推選代表提出，代表人數不得超過5人。”《黑龍江省信訪收容遣送工作規定》中的第七條規定：上訪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可予以收容遣送。（1）所提出的信訪事項已按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得到解決。仍堅持無理要求，經批評教育無效，繼續糾纏不休者；（2）將老人、病殘人、兒童舍棄在信訪接待單位，進行要挾，經批評教育仍不改者；（3）圍堵、沖擊國家機關、攔截公務車輛造成不良影響串聯慫恿上訪人員糾纏取鬧經批評教育無效者；……（8）其他嚴重影響信訪秩序、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經批評教育不改者。上述行為違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通過宣傳，不斷增強農民的法律責任感，增強自覺履行義務的自覺性。

三、變上訪為下訪，化被動為主動。

農村信訪干部要屏棄傳統的“你上訪，我接待”“你提問題，我協調”的工作方法，變靜為動，變上訪為下訪。這不是簡單的概念轉換，也不單單是工作機制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工作作風的轉變。對待下訪問題，我們應注意勤、快、實。“勤”，即要多下基層，勤深入到群眾當中。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只有善于傾聽民聲，捕捉民意，才能化解矛盾穩人心，我們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作風才能落到實處。“快”，即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問題。要樹立“群眾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觀念，清除群眾問題“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錯誤思想傾向。要抓住解決問題的大好時機，及早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給群眾一個及時、滿意的答復。”實’，即實實在在為群眾辦事。要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常懷愛民之心，常行為民之舉，始終把發展經濟和增加群眾收入放在首位，盡快讓群眾富裕起來。實事辦多了，矛盾就減少了，上訪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

四、狠抓政策落實，堅持依法信訪。

在貫徹落實上級方針、政策時，要嚴格按政策辦事，嚴格工作程序。對政策落實不到位或有偏差的應及時予以糾正，對侵犯集體和村民利益的及時查處，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2001年春中內泡村水面外包一案的及時解決，就是依法信訪的典范。有一個村因占地補償問題引起群眾上訪，此問題經過市紀檢監察部門調查合適后，給相關領導進行了黨紀、政紀處分。同時，對那些無理取鬧的上訪者也要依法打擊，依法維護我們的信訪秩序。“7.30”事件中的違法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從這幾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依法信訪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執法機關要依法行政，二是對違法上訪者進行打擊。要注意的是我們的村委會是沒有執法權的。

五、講究工作方法，順應民心民意。

農村在開展工作時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正確處理各方面關系，力求動機與效果、手段與目的、過程與結果的有機統一。把握不準的問題要調查研究，不輕易表態，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要取得諒解，限期解決。對涉及面廣、事關重大的問題要周密考慮解決問題的辦法和途徑。多發揮村民理財小組、民調小組等村民自治組織的作用。還要注意信息溝通，把一時解決不了的重大問題及時向上級部門反映，爭取上級的支持。同時耐心細致的做好上訪群眾的疏導工作，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不激化矛盾。

成因分析

一、物質利益受到侵害。

一是土地承包權沒有保障。2003年3月，我鎮各村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剛剛結束，就有一個村民來反映，新當選的村委會要收回他承包的土地。當時我們看了該村民拿來的土地承包證書，我們知道，98年我國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承包期30年不變，所以該村委會收回他的土地是不對的。我們研究了一下有關政策，有三種有關政策，有三種情況村委會不能收回土地。一是村民外出將土地交給村委會，這種情況是村民將土地交給村委會代保管，村委會不能將土地收回，村民回來后，要求繼續承包土地，村委會必須將土地交給該農民。二是依據法律，村民有權將自己承包的土地轉包，村委會不能以你已將土地轉包他人而將土地收回。三是如果該村民外出打工，承包的土地由基親屬代為耕種，村委會不能以此為由將其土地收回。此類信訪問題在98—99年較多，占信訪量的1/3。現在還存在一些遺留問題。

二是局部過重的農民負擔。1998年至1999年，這兩年有部分村民來訪，反映其所在村閑置干部過多，（其中有個村有57個干部），農民負擔過重，還有一個村的來訪者反映該村土地稅定得過高，超出村民承受能力。

三是農村資源發包缺乏透明度。農村機動地、“五荒”和集體資產的發包、轉讓、出售，暗箱操作且價格低廉，有的“近水樓臺先得月”，使集體利益受損，農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物不平則鳴”，故而上訪。2001年4月2日，中內泡135名村民到區政府上訪，4月3日到市政府上訪。9日、16日又到區政府集體上訪。4月10日又到市里上訪，并在市政府滯留兩天一夜。他們這次大規模上訪的原因就是因為該村委會在沒有征得村民同意的情況下，將村集體的水面低價承包給了他人。

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

一是政務財務公開不到位。農民是農村的主人，有權利參與集體事物管理和建設，有權對集體重大事項和財務狀況進行監督。但個別村屯無視農民的種種權利，公開流于形式，“說芝麻避西瓜”，搞“模糊戰術”，農民“霧里看花”，疑竇頓生，有被愚弄的感覺。98、99兩年我辦共接待因村務財務不公開而上訪案4件次。

二是基層民主工作有薄弱環節。實行村民自治后，個別村民主建設沒有到位，尤其是農民對村級事務的民主監督無法行使，主人公地位沒有保障。例如有的村民來反映該村的理財小組等于虛設，根本派不上用處。

三、村級事務管理混亂。

有的村帳目不公開，個別村干部有貪污嫌疑，有的憑借權利亂用“兩工”，有的資源發包上多吃多占、偏親向友，“肥水不流外人田”，看著“糊涂帳”農民心犯嘀咕，事不順，心不平，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幾年來，我辦共接待因此來訪5件次。

四、工作方法簡單生硬。

在稅費征繳、“一事一議”、村委會換屆選舉和分攤任務時，有的鎮、村干部缺乏必要的思想教育，重“統”輕“疏”，話沒說透，理沒說清，干群溝通少，工作線條粗，農民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故心存芥蒂，對干部不信任。我經常接待這樣的來訪者，他們進政府就要找區長，找區委書記，待問明原因是，他因事找到鎮、村干部時，他們的回答是“愿上哪告上哪告”，或者說“我就不管”。

五、干部作風問題。

農村干部工作較為辛苦，但由于方式方法問題，一些農民不理解，因而管理工作難做，逐漸失去了責任感。有的缺乏民主，涉及農民利益的事情，往往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拉大了同群眾的距離，增加了干群的對立情緒，有的辦事不公平，偏親向友，以勢壓人，謀取私利，甚至奢侈浪費，違法亂紀，加大了集體虧空，加重了群眾的憤懣情緒。在干群矛盾面前，有的缺乏自省，認識不到干部作風是干群緊張的導火索和崔化劑，片面歸結為農民素質低而加以推卸。2001年初，有一個村的村民到市、區集體訪，反映了14個問題，經區里調查核實后給予答復。但他們不服，最后演變為要求罷免該村的村委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干群關系緊張。

六、政策法規落實走樣。

有的村干部政策水平低或者出于少數人利益需要，在貫徹落實農村各項政策時，或截留政策，或曲解政策，或擅定土政策。殊不知，農民已從宣傳媒介上知曉了政策精神，這樣做只能引發矛盾，效果適得其。1997年，不知出于何原因，在第一輪土地承包期未滿之時，有一個村擅自將土地進行了調整，結果導致97-98年產能建設用地補償款無法發放，部分村民越級訪不斷，至今不能解決。

主要對策

一、健全工作機制，強化工作意識。

一是建立農村信訪領導責任制。把農村信訪工作擺上鎮村黨政主要領導的工作日程，切實做到黨政一把手負總責、負全責。二是建立信訪目標考核制。將農村信訪納入各級干部工作目標考核范疇。在考核、評估和使用干部時，把其分管或主管的信訪工作列為重要內容，從而增強各級農村干部的風險意識和責任意識。三是強化信訪工作逐級負責制。為避免推諉扯皮現象，工作中應該嚴格堅持“分級負責，歸口辦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這樣，目標清晰，責任清楚，便于跟蹤問效。四是實行領導包案制。我區每年都將較為重大的信訪案進行“三包一保”，并以文件形式下發，那里就包括我們的鎮領導和村領導。“三包”是包接待、包處理、包落實，一保是保穩定。五是實行信訪首問責任制。凡第一個接訪者必須突破時空限制，“一竿子插到底”，直到將上訪問題處理完畢，力避“踢皮球”和“接力賽”。六是強化“一案三查”制度。為避免出現重訪、纏訪和越級訪現象發生，可實行“三查”，即一查上訪問題產生的原因，二查接待處理中有無違法現象，三查上訪者有無違法行為，這樣三管齊下，多頭并舉，標本兼治，有助于消除有訪不查，查而不結，結而無果的弊端。七是實行責任追究制。對那些不負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領導，實行責任追究。

二、加強政策法律宣傳，重視思想引導。

農民之所以上訪或者說在上訪過程中有違法行為，都是因為他們對黨在農村的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法規知之甚少。這樣就要求我們必須通過各種形式經常的向農民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如土地承包、農民負擔、合同管理、稅費改革和村民自治等，同時要宣傳《信訪條例》、《黑龍江省逐級訪規定》《黑龍江省信訪收容遣送工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例如《信訪條例》第十二條規定：“多人反映共同意見、建議和要求的，一般應當采用書信、電話等形式提出，需要采用走訪形式的，應當推選代表提出，代表人數不得超過5人。”《黑龍江省信訪收容遣送工作規定》中的第七條規定：上訪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可予以收容遣送。（1）所提出的信訪事項已按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得到解決。仍堅持無理要求，經批評教育無效，繼續糾纏不休者；（2）將老人、病殘人、兒童舍棄在信訪接待單位，進行要挾，經批評教育仍不改者；（3）圍堵、沖擊國家機關、攔截公務車輛造成不良影響串聯慫恿上訪人員糾纏取鬧經批評教育無效者；……（8）其他嚴重影響信訪秩序、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經批評教育不改者。上述行為違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通過宣傳，不斷增強農民的法律責任感，增強自覺履行義務的自覺性。

三、變上訪為下訪，化被動為主動。

農村信訪干部要屏棄傳統的“你上訪，我接待”“你提問題，我協調”的工作方法，變靜為動，變上訪為下訪。這不是簡單的概念轉換，也不單單是工作機制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工作作風的轉變。對待下訪問題，我們應注意勤、快、實。“勤”，即要多下基層，勤深入到群眾當中。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只有善于傾聽民聲，捕捉民意，才能化解矛盾穩人心，我們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作風才能落到實處。“快”，即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問題。要樹立“群眾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觀念，清除群眾問題“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錯誤思想傾向。要抓住解決問題的大好時機，及早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給群眾一個及時、滿意的答復。”實’，即實實在在為群眾辦事。要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常懷愛民之心，常行為民之舉，始終把發展經濟和增加群眾收入放在首位，盡快讓群眾富裕起來。實事辦多了，矛盾就減少了，上訪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

四、狠抓政策落實，堅持依法信訪。

在貫徹落實上級方針、政策時，要嚴格按政策辦事，嚴格工作程序。對政策落實不到位或有偏差的應及時予以糾正，對侵犯集體和村民利益的及時查處，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2001年春中內泡村水面外包一案的及時解決，就是依法信訪的典范。有一個村因占地補償問題引起群眾上訪，此問題經過市紀檢監察部門調查合適后，給相關領導進行了黨紀、政紀處分。同時，對那些無理取鬧的上訪者也要依法打擊，依法維護我們的信訪秩序。“7.30”事件中的違法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從這幾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依法信訪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執法機關要依法行政，二是對違法上訪者進行打擊。要注意的是我們的村委會是沒有執法權的。

五、講究工作方法，順應民心民意。

農村在開展工作時要堅持從實際出發，正確處理各方面關系，力求動機與效果、手段與目的、過程與結果的有機統一。把握不準的問題要調查研究，不輕易表態，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要取得諒解，限期解決。對涉及面廣、事關重大的問題要周密考慮解決問題的辦法和途徑。多發揮村民理財小組、民調小組等村民自治組織的作用。還要注意信息溝通，把一時解決不了的重大問題及時向上級部門反映，爭取上級的支持。同時耐心細致的做好上訪群眾的疏導工作，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不激化矛盾。

第四篇：農村消防工作現狀及對策

沾益縣農村消防工作現狀及對策

一、沾益縣農村消防工作現狀

1、農村居住建筑使用大量可燃建筑材料，建筑耐火等級低，大多數屬于土木結構的四級耐火等級建筑；

2、現在農村大多使用木柴等做燃料，居家周圍堆放大量的柴草等易燃可燃燃料，加大了火災荷載；

3、消防水源嚴重缺乏，無消防水源，發生火災后造成無水撲救的局面；

4、大多數農民居住在山區，居住相對比較分散，交通閉塞，發生火災后消防戰斗車輛無法到達現場進行滅火救援；

5、農村消防工作起步較晚,消防管理不到位，消防安全宣傳工作開展困難；

6、村民消防安全意識淡薄，缺乏消防基礎知識和逃生自救常識，存在火災危險，不懂怎樣預防或處臵初起火災，自我保護能力低,一旦發生火災,往往驚慌失措,致使小火釀成大災，造成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

7、因一些沉規陋習，在生活中對火源、火種缺乏有效管理，容易引發火災；

8、電氣線路的敷設管理不規范，電氣線路老化、亂拉亂接照明線路，容易引發火災；

9、農村消防組織不健全,沒有開展正常的消防安全檢查、巡查,對一些基本的消防器材、設施不能正確的使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消防安全工作缺乏主動性，消極預防。

10、轄區面積大、交通不便利，消防隊難以按照到達現場撲救。目前，我縣的農村距離消防隊距離短的也要10多分鐘，遠的鄉鎮需要一個多小時甚至更長，再加上受到農村范圍較大，鄉村道路較小且交錯縱橫的地理

環境和交通條件的制約。

二、做好農村消防安全工作六點措施

1、加強農村責任區行政領導對消防工作的領導。鄉鎮領導要站在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高度上，來認識農村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把加強和改善農村消防工作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點。

2、加大農村消防工作的資金投入。沾益縣農村經濟發展還不是十分發達的時期，也不應該吝惜在消防安全保障方面的資金投入。鄉鎮領導要形成共識，形成制度，按鄉鎮經濟總收入的一定比例來投資消防安全環境建設，形成發展農村消防工作的良好態勢。

3、抓好農村消防規劃的落實。規劃制定出來，如果不抓好落實，就一切都是空的。沾益縣已完成鄉鎮（村寨）消防規劃，但重點是在抓好落實，同時要根據實際情況，對原有規劃不斷的完善和補充。

4、大力實施“村村有消防隊”工程，發展農村多種形式消防組織力量。今年我縣4個鄉鎮配臵了消防車，隊伍建立起來了，就要正規化、制度化、管理日常化、訓練經常化，做到的固定的人員、固定的地點、固定的辦公設施和條件，不只是形成的口頭上、紙或文件上。

5、改善農村消防器材裝備建設。在設立適合農村發展的多種消防隊伍后，就得配臵足以保障農村經濟發展的消防裝備和滅火器材，嚴格按照“1234”標準（1個水源，兩抬手抬機動泵，3支水槍，4盤水帶），配足配齊各類消防器材。

6、加強農村消防基礎設施建設。在進行農村發展規劃時，要把消防道路、消防水源、消防通信、消防給水等消防基礎設施同一納入農村城鎮化建設規劃內。

第五篇：農村養老現狀及對策

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而“中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的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有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穩定是深化改革和加快發展的前提，而農村穩定又是整個國家穩定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解決農村養老是我國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尤其是我國有7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探討農村養老保障模式，對于實現我國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我國農村養老現狀

我國農村流傳一首打油詩“隔窗望見兒喂兒，遙想當年我喂兒。兒喂兒來不喂我，不知將來誰喂兒。”這一首打油詩反映了我國農村現實生活中殘酷的、真實的生活寫照。殘酷的現實生活直接沖擊我國農村現在傳統養老模式即家庭養老，也就是靠兒子和土地養老，農村老人生活主要靠土地獲得基本生活需要的糧食，其次才是從兒子那里獲取經濟援助。即使我國農村發展到今天，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等因素的影響，家庭養老模式仍然是農村養老的主要形式。雖然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當前農村一部分年輕人自主意識的增強，傳統的“孝”文化觀念趨于淡薄，隨著改革開放我國農村人口流動性顯著增強，尤其是山區農村的青壯年大批涌向發達地區打工，家里往往只留下婦女、小孩、老人，甚至一些家庭青年夫婦全部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與小孩，讓老人照看小孩，往往讓老年人不堪重負。農村人口向城鎮的流動遷移，直接導致農村老年人身邊子女數減少，從而沖擊著中國農村家庭養老。“都說養兒能防老，可兒山高水遠他鄉留”，一句心酸的歌詞道出對養老問題的擔憂。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重大變革，對農民的個體價值給予了多方面的承認，并從道義上肯定了追求個人幸福的合理性。個體價值的確動搖了傳統家庭倫理的基礎，老人在家庭中的傳統權威地位全面動搖。加之現代社會中老年人在文化資源、經濟資源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導致老年人在家中處于較低的地位，難以在家庭中獲得其想要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籍。所有的這一切都導致了當代中國農村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出現了一系列的贍養問題。因此，在農村家庭養老中，有的老人能生活幸福，安度晚年;有的只能維持溫飽，有的卻受到虐待，這反映出農村家庭養老在表面維持的背后，潛伏著一種危機。陳紅一首“常回家看看”歌曲，“。。。。。找點時間，找點空閑，領著孩子常回家看看，帶上笑容，帶上祝愿，領著愛人常回家看看”。這一首歌曲是現實生活中老人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真實寫照。

二 我國養老困境

思想導致社會前進步伐緩慢。我國農村農民雖然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個漫長的道路，但是思想還是很陳舊，就像是山上的花崗石一樣一點都沒有改變，生兒子養老的思想已經深深地扎根在農民的思想里。農民的思想是如果只有一個女兒，女兒出嫁以后，家里面就剩下兩個老人生活，平時沒有親人在身邊照顧的確很孤獨，他們都希望自己身邊兒孫滿堂，哪怕平時鬧一點、忙一點他們心理很充實。哪怕是違反《計劃生育條例》也要生一個兒子，等老了以后，不管兒子孝順如何老了總是有人養老送終。在現實生活當中的情況也的確如此，女兒大了總是要出嫁，出嫁以后呆在別人的家里，就是有孝心也是偶爾回家一趟，不可能仍然天天住在娘家照顧兩位老人。當兩位老人去世一位的時候另一位是很孤獨的，特別是單身老人有病的時候，常常連吃飯這樣的基本生活都不能夠自理，哪一種處境誰敢想象和切身去體會。當然現實生活中兒子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兒，子女之間經常會相互依靠和依賴，導致父母的贍養費不能夠落實，特別是貧困山區農村經濟條件差，當有一個兒子拿不出贍養費的時候(不管什么情況)，只要有

一、兩個月沒有給的時候，這一種情況經常就會出現。所以現在農村流行一句順口溜“一個老人可以養活十個孩子，但是十個孩子養活不了一個老人”。雖然父母拿不到贍養費，但是父母親總是以家丑不可外揚的思想把種種情況掩蓋著，一般都不會運用法律的手段將自己的子女們訴訟于公堂之上。有的子女把父母親逼急了將他們訴訟于公堂，當官司打贏以后，贍養費法院也很難落實，自古以來就有“清官難斷家務事”一說，法院有時候對老百姓也沒有很好的辦法給以落實，這個時候只會激發、增加父子、母子之間的矛盾。農村的現實生活當中這種殘酷的現實經常出現在我們的身邊，人們只能夠從道德方面給予指責，對現實狀況還是沒有什么根本改變。子女孝順一要有孝心;二要子女自己家庭經濟條件不錯;二者缺一不可。子女有孝心但是他連自己家庭的生活都照顧不過來的時候，他也是心有入而力不足，現實生活就是這么殘酷。

三 我國農村養老存在的突出問題。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數的70%以上，人口增長總量通過計劃生育等種種行政手段加以控制，總體上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但是我國現在已經步入了一個老齡社會時代，老齡人占人口總量的30%左右，走在路上一看人群中十個有2、3個是白發蒼蒼的老人，山區尤為突出，山區農村現在在家里除了16歲以下的青少年，其余的全部是老年人，年輕人全部出門打工留下老人孩子。龐大的老年人群、過快的老齡化速度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社會的安定團結。老齡人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再過兩代人老齡人將達到50%左右，那時人群中除了老人孩子其余部分所占的比重大約在30%左右。我國雖然通過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達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帶來了一些現實的問題。我國農村居民一至兩代人以后一個家庭最多有五口人(這是父母建在的)，可以想想那個時候一個年輕人的負擔有多重，那時他一個人將肩負三至五個人的經濟負擔;更不要說結婚以后女方父母加過來的負擔，也就是說一對年輕人需要肩負至少五至七人的負擔(含他們自己)，那不是一般年輕人所能負擔的起的擔子，那個重擔會把幾乎所有年輕人壓垮，這個時候就需要強大的祖國做后盾，只有國家做堅強的后盾，老年人才會有一個依靠，社會才會安定團結。

四 我國農村貧困山區基層組織征收應參加養老保險群體繳費時面臨的困難。

一是弱勢群體(重度殘疾、五保低保、特困)，自己沒有經濟來源，必須由國家給以繳納其應該繳納的費用。

二是外出打工人員無法按時征收其應該繳納的養老金。

三是年輕人外出打工后，在家里的留守老人無錢繳納全家應該繳納的養老金。

五 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有效方法

一 繼續發揚我國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政府應該充分揮發新聞媒體的宣傳、傳媒作用。利用新聞媒體進一步對現實生活中美德、公德、道德方面好的典型事件進行宣傳，積極引導農民解放思想，改變思想作風，積極主動的擔負起養老重任，讓老人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和心態，生活沒有顧慮。

二 繼續加強子女繳費強制執行制。由于我國農村享受養老保險金的人口龐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又剛剛起步，農村養老金的缺口很大，起步階段完全依靠國家還是有一定的困難，必須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養老保險方式，將享受養老金待遇與其子女繳費結合起來，一方面緩解國家在農村養老保險起步時候的資金壓力;另一方面針對當前農村社會養老方面出現了一些不良風氣和苗頭，可以通過這一個繳費行為，引導和樹立社會養老新行為、新風尚。當前我國農民(特別是貧困山區農民)思想意識還很落后，一部分農民在現實中思想境界還沒有達到自覺繳費的時候，養老保險強制收取一個能緩解國家資金壓力，二能強迫少數農民快速轉變思想，接納并使養老保險試點順利進行。而且可以使中國孝文化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與農村養老保險結合起來。

三 繼續加大農村養老保險宣傳工作，引導農民積極主動地參入到養老保險行動中來。隨著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不斷加快，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迫在眉睫，各級政府及管理部門應該加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宣傳力度，多做農民群眾的思想工作，積極引導農民主動加入養老保險隊伍中來，要轉變農民的思想意識，使農民的思想意識由“要我保”轉變為“我要保”。從而完成農民自己的原始積累，解決自己的老年保障問題。

四 繼續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應繼續加大對農村各項社會保障資金發放力度，做到農村人員應保盡保，應該救濟、救助的對象要全部納入救助范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對象主要是五保、中等以上殘疾、生活困難的家庭、缺少勞力收入低的及無生活來源的老人、未成年人、殘疾人，政府必須保證這一部分人群的最低生活保障。

五 繼續完善社會保障補助機制。農村群眾養老成為農民晚年最關心的問題，如何徹底解決9—10億農民的養老國家和農村集體是包不下來的。必須三方面相結合(國家、集體、個人)，主要以農民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補貼三方面相結合的方法。先以個人繳費為主完成預先性的原始積累，繳費標準高，繳費年限長，領取標準就高;繳費標準低，繳費年限短，領取標準就低;在個人繳納為主的基礎上，集體可以根據自己經濟狀況給予適當的補助，集體經濟強的可以多補助一些資金;集體經濟較弱的村可以少補助一些資金;無集體經濟的村可以不補助。現實很多農村集體經濟根本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特別是貧困山區農村)，集體補助就成了紙上談兵一句空話;所以國家必須加大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補貼力度，在現有的基礎上逐步提高養老金補貼標準，以滿足農民基本生活需求。通過三方面相結合，不斷強化農民的自我保障意識，逐步建立以個人資金繳費為主的社會保險機制，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六 繼續落實惠農政策，加大惠農資金投入力度，扶持農民增收。國家應繼續加大惠農補貼資金的投入力度，大力發展農村公益福利事業(像修路、水利工程、天然林保護等)，改善農村農民居住環境和生存條件。進一步加大惠農資金補貼力度，提高各種糧食補貼標準，扶持農民增收。

七 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險各項規章制度。政府和農村養老保險管理部門要加強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各項業務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把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管好用好，用出效益，對國家和農民負責。收取保費后應建立養老保險基金總賬、分人建立農民個人養老保險檔案，基金實行縣、鄉(鎮)、村三級管理，投保人到領取年齡后按照有關程序領取養老金。

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一項得人心、順民意的公益事業，符合廣大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體現了廣大農村基層干部、農民群眾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新農保解除了農民的養老之憂，切實保障農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緩解了養老高峰期的壓力，促進了國家有關政策法規的貫徹執行，對加快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