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廣東省高院關于刑事案件款贓物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指導意見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關于刑事案件贓款贓物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

指導意見

粵高法發[2009] 62號

關于印發《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刑事案件贓款

贓物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指導意見》的通知

全省各中級人民法院、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

現將《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刑事案件贓款贓物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指導意見》印發給你們，請遵照執行。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請及時反饋我院刑一庭。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刑事案件贓款 贓物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指導意見

為了及時、妥善處理刑事案件中的贓款贓物，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集體財產和公民的合法財產，依照《中華 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刑事審判中處理贓款贓物工作的實際，提出以下指導意見。

一、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及其孳息，均屬贓款贓物。贓款贓物中屬于被害人合法財產的部分，應當依法返還；除依法返還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沒收，上繳國庫。

二、移送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贓款贓物已經扣押在案并已依法返還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親屬的，應當在裁判文書的事實、證據部分寫明。

三、移送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對于已經扣押、凍結在案的贓款贓物中屬于被害人合法財產的部分，在法院作出生效判決前尚未返還的，應當在裁判文書的判決結果中寫明由扣押機關發還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親屬。

四、需要繼續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的贓款贓物，不屬于財產刑和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范圍，屬于偵查、控訴工作的延續。對于贓款贓物沒有查扣隨案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原則上不對贓款贓物作出判決；確需對贓款贓物先行作出判決的，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提出，人民法院在裁判文書的判決結果中寫明由偵辦機關繼續追繳贓款贓物或由偵辦機關責令犯罪分子退賠贓款贓物。

五、發還被害人、追繳、退賠和沒收的贓款贓物，應當在裁判文書的判決結果中寫明其名稱、種類和數額。

對于偵辦過程中查扣隨案的不屬贓款贓物的其他財物，應當依法 返回原主，原則上由查扣的偵辦機關處理，人民法院不作裁決。

六、本意見自下發之日起施行。本意見與國家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相抵觸的，應按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內容執行。

主題詞：刑事審判 贓款贓物 適用法律

意見

通知

抄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二、三、四、五庭

省委政法委，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省人大法委、內司委，省政協社會和法制委，省檢察院，省公安廳，省司法廳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辦公室 2009年8月25日印發

（共印100份）

第二篇：信用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司法解釋

信用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75次會議、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屆檢察委員會第22次會議通過）

為依法懲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動，維護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現就辦理這類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復制他人信用卡、將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寫入磁條介質、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偽造信用卡1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偽造信用卡”，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

偽造空白信用卡10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的“偽造信用卡”，以偽造金融票證罪定罪處罰。

偽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偽造信用卡5張以上不滿25張的；

（二）偽造的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單獨或者合計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

（三）偽造空白信用卡50張以上不滿250張的；

（四）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偽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一）偽造信用卡25張以上的；

（二）偽造的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單獨或者合計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

（三）偽造空白信用卡250張以上的；

（四）其他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

本條所稱“信用卡內存款余額、透支額度”，以信用卡被偽造后發卡行記錄的最高存款余額、可透支額度計算。

第二條 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張以上不滿100張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的“數量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張以上不滿50張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數量較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數量巨大”：

（一）明知是偽造的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張以上的；

（二）明知是偽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運輸100張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張以上的；

（四）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10張以上的；

（五）出售、購買、為他人提供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10張以上的。

違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證、軍官證、士兵證、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護照等身份證明申領信用卡的，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身份證明申領信用卡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第（三）項規定的“使用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

第三條 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足以偽造可進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義進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張以上不滿5張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二款的規定，以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處罰；涉及信用卡5張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數量巨大”。

第四條 為信用卡申請人制作、提供虛假的財產狀況、收入、職務等資信證明材料，涉及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或者涉及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條的規定，分別以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和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定罪處罰。

承擔資產評估、驗資、驗證、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職責的中介組織或其人員，為信用卡申請人提供虛假的財產狀況、收入、職務等資信證明材料，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的規定，分別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定罪處罰。

第五條 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作廢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三）項所稱“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騙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條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惡意透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一）明知沒有還款能力而大量透支，無法歸還的；

（二）肆意揮霍透支的資金，無法歸還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銀行催收的；

（四）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逃避還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歸還的行為。

惡意透支，數額在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1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巨大”；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

惡意透支的數額，是指在第一款規定的條件下持卡人拒不歸還的數額或者尚未歸還的數額。不包括復利、滯納金、手續費等發卡銀行收取的費用。

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在公安機關立案后人民法院判決宣告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從輕處罰，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惡意透支數額較大，在公安機關立案前已償還全部透支款息，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條 違反國家規定，使用銷售點終端機具（POS機）等方法，以虛構交易、虛開價格、現金退貨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現金，情節嚴重的，應當依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實施前款行為，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2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1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嚴重”；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10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的規定，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八條 單位犯本解釋第一條、第七條規定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依照各該條的規定執行。

“第七條 違反國家規定，使用銷售點終端機具（POS機）等方法，以虛構交易、虛開價格、現金退貨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現金，情節嚴重的，應當依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實施前款行為，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2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1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嚴重”；數額在500萬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資金100萬元以上逾期未還的，或者造成金融機構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惡意透支，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的規定，以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

第三篇：關于聚眾斗毆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專題研討

關于聚眾斗毆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專題研討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三庭

注：以下是轉于《刑事審判參考》第60集的問題探討欄目，該文并非簡單引用江蘇省高院當時發布的該研討全文（原文見：http://10.132.75.9/ksjcy/showart.asp?id=112），而是作了刪減、修改，可以對照研究。

為切實解決聚眾斗毆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突出問題，提高審判質量，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2—14日舉辦了全省法院關于聚眾斗毆案件適用法律問題專題研討培訓班，圍繞聚眾斗毆案件的定罪、首要分子與其他積極參加者的認定及其刑事責任、犯罪轉化、犯罪未完成形態、“持械”的含義和附帶民事訴訟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研討，并就其中若干問題形成了共識。現綜述如下：

一、關于聚眾斗毆案件的定罪問題

（一）聚眾斗毆案件罪與非罪的一般界限

犯罪構成是評價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的規格和標準。審判實踐中，要注意防止對聚眾斗毆案件定罪擴大化的現象。聚眾斗毆罪的主體包括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聚眾斗毆的一般參加者不以犯罪處理。不能把輕微的打架行為認定為聚眾斗毆罪。對于未達到輕傷以上的傷害行為，不能為定罪而認定為聚眾斗毆罪。對于群眾中因民事糾紛、鄰里糾紛引發的互相斗毆甚至結伙械斗，后果不嚴重的，不宜認定為聚眾斗毆罪，構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處理。

（二）聚眾斗毆案件定罪的三種具體情形。

1．單方能否構成聚眾斗毆罪

一種意見認為，只有將雙方主觀上均有斗毆故意并實施互毆的行為認定為聚眾斗毆罪，才能真正反映出行為人聚眾斗毆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危害本質，故構成本罪要求雙方同時構成犯罪。另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罪不要求斗毆雙方同時構成本罪，一方有斗毆故意并糾集三人以上進行斗毆的，就符合本罪的主客觀要件。即使對方沒有互毆故意，對有斗毆故意的一方仍可認定為聚眾斗毆罪。

我們認為，聚眾斗毆的雙方通常同時構成犯罪，但本罪的犯罪構成并未要求雙方均有斗毆故意和聚眾斗毆行為。一方有互毆故意，并糾集三人以上，實施了針對對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斗毆行為，而對方沒有互毆故意的，對有斗毆故意的一方仍可以認定為聚眾斗毆罪。但要注意區分聚眾斗毆與共同故意傷害、共同故意殺人的界限，對于一方有明顯傷害或殺人故意的，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2．臨時起意聚眾斗毆的定性

對于一方有斗毆故意，糾集三人以上找另一方進行斗毆，另一方開始沒有斗毆的故意，但在事態發展過程中產生斗毆故意并糾集多人進行互毆的情形，多數意見認為，對雙方均可認定構成聚眾斗毆罪，但要注意區分聚眾斗毆罪與正當防衛的界限。

3．一方不足三人的斗毆的定性

一種意見認為，成立聚眾斗毆必須雙方均達三人以上，斗毆中有一方不足三人的，雙方均不構成聚眾斗毆罪。另一種意見認為，斗毆時。方達三人以上，另一方不足三人的，只要雙方均有互毆的故意，對雙方均可認定為聚眾斗毆罪。第三種意見認為，聚眾三人以上斗毆的一方可以構成聚眾斗毆罪，不滿三人的一方不構成聚眾斗毆罪。

研討認為，雙方均有互毆故意，對達三人以上的一方，可以認定為聚眾斗毆罪；對不足三人的一方，不認定為聚眾斗毆罪，構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三）聚眾斗毆罪與相關犯罪的界限

1．聚眾斗毆罪與尋釁滋事罪的界限

聚眾斗毆罪與多人共同實施的隨意毆打他人的尋釁滋事罪較易混淆，一般可從三個方面進行區別：一是客觀表現不同。聚眾斗毆一般參與人員多，規模較大，暴力程度更高，行為后果也更為嚴重；隨意毆打他人的尋釁滋事，參與人數一般相對較少，暴力程度和行為后果也相對較輕輕。二是犯罪對象不同。聚眾斗毆的犯罪對象在一定范圍內具有針對性，直接指向斗毆的對方；尋釁滋事的犯罪對象則具有隨意性和不特定性。三是犯罪動機不同。聚眾斗毆的動機一般是為了逞強爭霸，或是團伙之間循環報復，目的是通過斗毆恐嚇、制服對方；尋釁滋事的動機一般是肆意挑釁、無事生非，目的是尋求精神刺激。

2．聚眾斗毆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界限

聚眾斗毆與多人共同實施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行為具有共性，一般可從三個方面進行區別：一是客體不同。聚眾斗毆侵犯的客體是社會公共秩序，往往不針對特定的人。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行為則侵害他人的健康、生命，指向特定的人。對于單方聚眾，針對特定對象實施盼傷害或殺人行為，應直接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二是客觀行為不同。聚眾斗毆罪既包括聚眾行為，又包括斗毆行為，有一個拉幫結伙的過程；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一般不包括聚眾行為，只是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有一個犯意溝通和糾集人員的過程。三是動機和目的不同。聚眾斗毆罪的行為人主觀上是出于私仇宿怨、爭霸一方、搶占地盤等流氓動機，一并具有斗毆故意；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則往往由明確矛盾引起，目的是傷害或殺害對方。

二、關于聚眾斗毆首要分子與積極參加者的認定

（一）首要分子的認定 研討中對此問題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案件中的首要分子，是指聚眾斗毆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糾集者。另一種意見認為，對糾集者是否認定為首要分子，應區別不同情況。對那些按照起意者_、策劃者要求實施糾集行為的，不能一概認定為首要分子。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糾集行為已經包含在組織行為之中，不應將糾集者與組織者并列作為首要分子。

我們認為，聚眾斗毆酶酋要分子是指聚眾斗毆的組織者、策劃者和指揮者。對于被糾集者又實施糾集他人的二次糾集行為的，一般不認定為首要分子。對于在幕后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不論其是否直接實施斗毆行為，都應認定為首要分子。

（二）積極參加者的認定

研討中一致認為，在聚眾斗毆中發揮重要作用或者直接致死、致傷他人的，可以認定為積極參加者；在聚眾和準備斗毆中行為積極并起重要作用的，不論是否直接實施斗毆行為，也可以認定為積極參加者。具體認定時要注意防止降低認定標準，導致擴大打擊面的傾向。

三、關于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轉化定罪與刑事責任

（一）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轉化定罪

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是否一律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轉化定罪，研討中有較大分歧。一種意見認為，該款屬于法律擬制，斗毆者致人重傷、死亡的，不論主觀上是故意還是過失，均可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另一種意見認為該款屬于注意規定，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不能簡單地以結果定罪，只有在符合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認定為此兩罪。

對聚眾斗毆中有直接傷害或者殺人行為的，是直接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還是轉化定罪，也有意見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對于斗毆中故意傷害或故意殺人而同時觸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和第二百三十四條或第二百三十二條的，可以從一重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明確規定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應轉化定罪，則不論行為人是否出于直接故意，都應適用該款轉化定罪，而不應直接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只有當行為人針對聚眾斗毆參加者以外的人實施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行為的，才應直接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并與聚眾斗毆罪實行數罪并罰。

研討認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屬于注意規定而非法律擬制，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的，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按照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的具體犯罪構成來定罪，不能簡單地以結果定罪。聚眾斗毆中，行為人具有殺人故意的，即使僅造成被害人重傷的，也可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行為人出于傷害故意，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或者傷害的結果持放任態度的，則可根據具體結果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只有聚眾斗毆過程中致人重傷、死亡，才發生定罪轉化問題；如果聚眾斗毆行為已經結束，行為人又故意致其他人重傷或者死亡的，則不能轉化定罪．而應以聚眾斗毆罪和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并罰。

（二）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罪數認定 研討中一致認為，對于參加聚眾斗毆多起，其中一起或數起中致人重傷、死亡的，按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對其他未造成重傷、死亡后果的，按聚眾斗毆罪定罪，實行數罪并罰。

對聚眾斗毆中行為人致不同對象重傷和死亡的情形如何定罪，存在意見分歧。—種意見認為，此種情形下，行為人出于一個概括故意，實施了一個聚眾斗毆行為，造成了輕重不同的損害結果，應以重罪故意殺人罪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以為，行為人致不同對象重傷和死亡，系兩個相對獨立的行為，不能以重罪吸收輕罪，應分別定罪，數罪并罰。

聚眾斗毆中部分積極參加者轉化為故意殺人罪，部分積極參加者轉化為故意傷害罪，如該重傷、死亡的后果均在首要分子的概括故意內的，一種意見認為對首要分子應以重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應數罪并罰。

研討認為，聚眾斗毆既致人重傷又致人死亡的，對同一行為人的轉化定罪，采取重行為吸收輕行為的原則，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一罪即可，不實行數罪并罰；如該重傷和死亡結果均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內的，對首要分子以重罪故意殺人罪轉化定罪，也不實行數罪并罰。

（三）首要分子對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刑事責任

1．聚眾斗毆致對方人員重傷、死亡時，首要分子是否轉化定罪

一種意見認為，首要分子應對其組織、策劃、指揮的全部罪行負責，只要其同伙在斗毆中致對方人員重傷、死亡，即應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對此不能一概而論，如有證據表明重傷、死亡結果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之內的，應轉化定罪，如重傷、死亡結果在首要分子故意之外，是直接實施者實行過限的，首要分子不轉化定罪，而以聚眾斗毆罪從重處罰。

研討認為，聚眾斗毆的首要分子應對其組織、策劃、指揮的全部犯罪承擔責任；首要分子在組織、指揮聚眾斗毆犯罪中明確要求其他積極參加者不能造成他人傷亡的，其他積極參加者致人重傷、死亡時，對首要分子可不轉化定罪，而以聚眾斗毆罪從重處罰；首要分子未明確禁止致人重傷、死亡的，其他積極參加者致人重傷、死亡時，對首要分子應當轉化定罪。

2．雙方都構成聚眾斗毆罪，對方致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是否轉化定罪

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是雙方或者多方成群結伙斗毆破壞

公共秩序的行為，斗毆雙方對可能發生人員傷亡的結果都有預見并持放任態度，故對方致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也應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承擔刑事責任以犯罪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有刑法上的直接因果關系為基礎，當對方造成本方人員重傷、死亡時，本方首要分子的組織、策劃、指揮行為只是該后果的條件，而非直接原因，故不應對該結果承擔責任，亦不應轉化定罪。研討認為后一種意見較為合理。

3．聚眾斗毆中本方人員造成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轉化定罪

一種意見認為，本方積極參加者造成本方人員重傷、死亡，是對象認識錯誤，該錯誤不影響犯罪性質，故本方首要分子對該后果應當承擔責任，也應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首要分子沒有致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故意，本方積極參加者造成本方人員重傷、死亡的，超出了首要分子的故意內容，首要分子對此不應承擔責任，也不應轉化定罪。研討后認同后一種意見。

4．斗毆中第三人主動參與，幫助一方毆打對方，造成對方人員重傷、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轉化定罪

一種意見認為應當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如首要分子明知行為人主動參與而不加阻止的，應轉化定罪，如首要分子不知道行為人主動參與幫助毆打對方的，則不能轉化定罪。我們認為，后一種意見符合主客觀相統一的定罪原則，更為合理。

（四）積極參加者對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刑事責任。

研討中一致認為，對聚眾斗毆中直接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的行為人，應按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如不能查清直接造成重傷、死亡結果的行為人和共同加害人的，對積極參加者均不能轉化定罪。

在直接致人重傷、死亡的加害人明確的情況下，對于沒有直接造成重傷、死亡結果的積極參加者是否轉化定罪，存在意見分歧。一種意見認為，積極參加者如沒有直接造成重傷、死亡結果，其行為則與該結果沒有直接因果關系，不應轉化定罪。另一種意見認為，對被害人有共同加害故意和行為的，均應轉化定罪。共同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共同行為包括直接致人重傷、死亡的行為，也包括互相配合的組織、協助行為。

研討認為，聚眾斗毆中部分積極參加者致人重傷、死亡，其他積極參加者對被害人有共同加害行為的，應當認定為共同犯罪中相互配合、支持的行為，對共同加害的其他積極參加者也一并轉化定罪，但應根據各共同加害人致人重傷、死亡的作用及原因力大小等情節，區別適用刑罰；聚眾斗毆中致人重傷、死亡，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但能夠查清共同加害人的，對共同加害人均轉化定罪；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死亡，既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又不能查清共同加害人的，僅對首要分子轉化定罪、，對其他積極參加者以聚眾斗毆罪從重處罰。

四、關于聚眾斗毆罪未完成形態的認定問題

（一）關于聚眾斗毆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態

研討中對此問題有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罪不存在未完成形態，只要實施斗毆行為就是既遂，尚未實施斗毆行為的不以犯罪論處。第二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的核心行為是斗毆，聚眾是為斗毆做準備，賄聚眾行為，沒有實施斗毆行為的，是犯罪預備。第三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存在預備、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態。但對聚眾斗毆罪的著手時間，第三種意見中又有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應以聚集人員為著手，如人員尚未實際聚集，僅是為聚集而相互聯系的，屬于犯罪預備。有的認為應以聚眾基本完成并準備斗毆時為著手。斗毆一方或雙方人員已經聚集，在途中或者斗毆現場醫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斗毆未逞的，是犯罪未遂；在聚集之前被迫停止犯罪的，則是犯罪預備。還有的認為應以斗毆雙方聚眾完畢且已經處于同一時空，斗毆即將發生為著手，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斗毆未逞的才能認定為犯罪未遂。研討認為，聚眾斗毆罪屬于行為犯，存在犯罪預備、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態。聚眾斗毆罪客觀上系復合行為，包括聚眾和斗毆，行為人為斗毆而聚眾，屬于著手實施犯罪；行為人聚眾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沒有實施斗毆行為的，對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可以聚眾斗毆罪（未遂）處罰，但應綜合考慮案件的起固、社會影響等具體情節。

（二）關于聚眾斗毆罪是否存在部分參加者既遂、部分參加者未遂的情形

對此問題也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中部分參加者已經實施了斗毆行為，部分參加者尚未實施斗毆行為的，對尚未實施斗毆行為的參加者應認定為未遂。另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是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間是一個整體，聚眾斗毆過程中，只要部分參加者已經實施了斗毆行為，所有參加者都應當認定為既遂研討認為后一種意見符合共同犯罪的認定原理，更為妥當。

五、關于聚眾斗毆中“持械”的認定

（一）關于“械”的含義

對此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將“械”嚴格限制在匕首、刮刀等治安管制刀具和槍支的范圍內。另一種意見認為，“械”的范圍應當廣于“兇器”，除治安管制刀具、槍支以外，還包括棍棒等足以致人傷亡的工具。但這兩種意見都認為，對“械”的認定應有統一標準，不能依據實際損害結果認定所使用的工具是否為“械”。對于使用“械”以外的工具致人重傷、死亡的，應適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第二款轉化定罪，不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第三種意見認為，對“械”的認定，要考慮被告人所持物品的物理性質，更要結合案情判斷此物在犯罪中所起實際作用的大小。對于通常情況下不會致人傷亡，但在斗毆過程中被用作傷人工具的，如果造成對方輕傷以上后果，即可認定為“械”。

研討認為，第三種意見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有利于解決具體案件中“械”的認定問題，較為可取。對于持磚塊、酒瓶類物品進行斗毆的，是否認定為“持械”，應結合所持物品在斗毆中的使用情況及所造成的后果進行綜合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二）關于攜帶器械而未使用的情形是否屬于“持械”

對于“持械”是僅指聚眾斗毆中使用器械，還是包括攜帶器械且主觀上有使用故意，但實際未使用的情形，有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持械”應理解為利用器械進行斗毆，包括使用器械毆打和威脅對方，對于攜帶器械而沒有用于斗毆且沒有顯露的，不能認定為持械。另一種意見認為，攜帶器械且主觀上有使用故意的，增強了被告人的斗毆決意，其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危險性也隨之增強，故被告人即使沒有實際使用器械，也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研討認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條把“持械”規定為聚眾斗毆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在理解時應當使結論與處罰保持均衡，即不能把“持械”僅理解為使用器械進行斗毆，也應當包括在斗毆中故意顯示所持器械但未實際使用的情形。

（三）關于部分被告人持械時如何認定持械人的范圍 1．對于事前預謀持械斗毆的，討論中一致認為，各參加人對持械具有共同認識，形成了持械的共同故意，不滄個別參加者在斗毆中足否實際持械，對持械一方的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均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測于未參與預謀持械且斗毆時未持械的積極參加者，不能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2．對于事前未預謀持械聚眾斗毆的，持械人自行攜帶器械或者臨時起意在斗毆現場尋找器械與他人斗毆的，一種意見認為，應認定首要分子和實際持械者為持械聚眾斗毆，其他積極參加者不認定持械聚眾斗毆；另一種意見認為，如首要分子叫知有人持械而不阻止的，首要分子和實際持械人均屬于持械聚眾斗毆，其他積極參加者不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研討認為，參與預謀持械聚眾斗毆，或者明知本方人員為斗毆而持械，即使本人未攜帶和使用器械，也應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持械斗毆既包括事先準備器械并持械參與斗毆，也包括斗毆過程中就地取得器械并持械進行斗毆。

3．對于聚眾斗毆中一方持械，另一方未持械的，對未持械的一方不能認定為持械聚眾斗毆。

六、關于聚眾斗毆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問題

（一）聚眾斗毆的參加者能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對此問題有三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的參加者，不論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只要在聚眾斗毆中遭受物質損失的，其本人或近親屬均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另一種意見認為，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明確規定，只有“被害人”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聚眾斗毆的參加者如系刑事被告人，則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第三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的參加者，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傷害他人及自己被他人所傷，仍參加斗毆，故不論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原則上均應自行承擔責任，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但當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死亡時，受重傷或死亡者既是聚眾斗毆犯罪的參加者，又是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被害人，故其本人或者近親屬可作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適用混合過錯責任原則。

研討認為，第三種意見較全面考慮了有關附帶民事訴訟的法律規定和聚眾斗毆案件的特殊性，符合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原理，也有利于實踐中具體處理聚眾斗毆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問題。

（二）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情形的民事賠償責任

對于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死亡時，聚眾斗毆的參加人如何承擔賠償責任，存在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聚眾斗毆的一方參加者之間相互配合，相互聯系，是共同侵權人，應共同對所造成的物質損失承擔賠償責任。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由轉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擔主要賠償責任，其他刑事被告人和共同致害人承擔次要賠償責任。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間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另一種意見認為，應區別案件具體情形處理：對于致人重傷、死亡的共同加害人明確的案件，首要分子和共同加害人應共同承擔賠償責任，其他參加聚眾斗毆者不承擔賠償責任。各共同加害人應按其過錯程度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原因力大小分擔賠償份額，且相互承擔連帶責任。其中，首要分子與直接致害人應承擔主要責任，其他共同加害行為人承擔次要賠償責任。對于致人重傷、死亡的加害人不明確的案件，致人傷亡一方的所有參加者是共同危險行為人，應共同承擔賠償責任；共同危險行為人能夠證明損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對于如何具體分擔責任，又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可由致害方的參加者對賠償總額平均承擔賠償責任，并互負連帶責任；如參加者能證明損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則不承擔賠償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此種情形下無法確定各行為人的過錯程度及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原因力大小，可由首要分子對損害結果承擔主要賠償責任，其他參加者對剩余份額平均承擔賠償責任。

研討認為，聚眾斗毆致人重傷或死亡的，首要分子和直接致害人均轉化罪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其他不轉化罪名的刑事被告人的斗毆行為與重傷、死亡結果之間也有一定因果關系，也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其中，轉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擔主要賠償責任，其他不轉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擔次要賠償責任且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轉化定罪的被告人或者不轉化定罪的刑事被告人均有兩人以上的，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間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聚眾斗毆一方的被告人，對于本方人員的重傷、死亡后果不承擔賠償責任。

第四篇：廣東省高院關于合同詐騙等犯罪的指導意見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印發《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

問題的指導意見》的通知（粵高法[2002]87號）

全省各級人民法院、廣州鐵路運輸兩級法院：

為嚴格、準確執行《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根據我省實際情況，本院對辦理走私、金融犯罪、合同詐騙等刑事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提出了《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指導意見》。現將該《意見》印發給你們，請參照執行。如果在執行中遇到與現行法律、司法解釋相抵觸的，以現行法律、司法解釋為準。

二OO二年七月二日

關于辦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體問題的指導意見

一、關于走私犯罪案件

1、關于走私犯罪的主觀故意。走私犯罪的主觀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違反海關法規，逃避海關監管，偷逃進出口貨物、物品的應繳稅款，或者逃避國家有關貨物、物品進出口的禁止性規定而實施上述行為。

“明知”是指已經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的行為違反了海關法規。對于行為人否認有走私故意的案件，應當根據通常的經驗、行為人的具體行為等全面審查認定。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認定行為人有走私的故意，但是有證據證明其確屬被蒙騙的除外：

（1）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進出境，或者限制進出境、沒有合法證明的貨物、物品，逃避海關監管的；

（2）在車、船上使用帶有夾層箱、“暗格”、水下拖箱等特制工具運輸、攜帶貨物、物品，逃避海關監管的；

（3）以明顯低于正常進出口價格、稅額進行“包稅”或者通關交易的；

（4）從事外貿經營、報關、口岸運輸、跨境運輸的從業人員在貨物進出口業務中故意實施違反海關監管行為的。

3、關于走私特定物品的認定。走私特定貨物的犯罪，行為人除了具有走私的故意以外，主觀上還必須明知走私的對象是毒品、假幣、淫穢物品、槍支彈藥等特定物品。在處理這一類案件時，既要防止客觀歸罪，也應當認真審查分析行為人的辯解。足以認定行為人有走私故意，但確實不能認定其明知走私是特定物品的，一般可按走私普通貨物罪處理。

4、關于走私共犯的問題。《刑法》第156條規定的“與走私罪犯通謀”主要適用于沒有直接實施犯罪活動而僅為走私犯罪提供方便的幫助犯。明知他人進行走私活動，而為其提供帳號、發票、證明、資金、貸款，或者為其運輸、保管、郵寄、銷售貨物，可以視為“通謀”.在進出口貨物的委托、代理、居間活動中，明知受委托人無法通過合法途徑代理進出口貨物而仍然委托其代理進出口的，或者向受委托人提供不真實的合同、發票、證明材料的，亦可適用《刑法》第156條的規定處罰。

對于事先與走私分子密謀、策劃、聯絡，有組織、有分工地實施走私行為的，無論其是否直接參與走私活動，均應按照《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按照其觸犯的罪名追究刑事責任。

5、關于走私犯罪既遂與未遂的問題。對于不同類型的走私案件，其既遂與未遂的界限有所不同，不能認為走私犯罪必須在行為人將私貨銷售獲利方為既遂。在具體案件中，海上走私的，應以是否進入我國領海、內水為既遂與未遂的界限；通關走私的，應以行為人是否向海關作虛假申報為既遂與未遂的界限；繞關走私的，應以是否越過國（邊）境為既遂與未遂的界限；《刑法》第154條規定的“后續走私”的情形，應以銷售牟利是否成功來區分是否既遂。

6、關于走私犯罪的主、從犯問題。對于受雇用而實施走私行為的被告人，應當按照其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準確區分主、從犯。如果受雇用后積極負責招募人員、聯系交貨、指揮航向或運輸路線，或者負責報關、聯檢等事項的，不能因為其不是貨主，只是雇用人員就一概認定為從犯；一般的運輸人員、船員、報關員等為了得到少量報酬或者只領取工資、不參與直接分贓，受雇主或他人指揮而實施、參與走私行為的，一般可認定為從犯，依法予以從輕、減輕處罰。

對走私犯罪的從犯減輕處罰時，既可對主刑減輕處罰，也可以對附加刑減輕處罰，在偷逃稅額的1倍以下適用罰金刑。

7、《刑法》第411條規定的放縱走私罪，是處罰海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利用職權放任、縱容走私活動、情節嚴重的行為，其客觀表現一般是不作為。如果海關工作人員與走私分子事前通謀，為其提供便利，約定事后分贓，則屬于走私共犯。

海關工作人員放縱走私并收受賄賂的，應在受賄罪和放縱走私罪中擇一重罪處罰。

8、擅自銷售保稅貨物或者特定的減免稅貨物、偷逃關稅的，應當依照《刑法》第154條規定處罰；但是，未銷售部分不計算入犯罪數額，不按犯罪處理。

9、非法買賣進出口貨物減免稅批文的，依照《刑法》第225條第（二）項規定，按非法經營罪處理。如果在出售批文的同時，提供印章、向海關偽報特定減免稅貨物、幫助對方辦理進口通關手續的，按照《刑法》第154條第（二）項規定，認定雙方是共同走私行為。

10、未經合法審批手續而偷運零關稅貨物入境的行為，沒有偷逃應繳的稅款，不構成走私罪。

1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認定走私貨物、物品所偷逃的應繳稅額，應當以走私行為案發時所適用的稅則、稅率、匯率和海關審定的完稅價格計算，并以海關出具的證明為準。人民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中對海關所出具的證明有疑問的，應當要求海關出具審定完稅價格的依據。

二、關于金融犯罪案件

12、關于非法設計、制造或者非法提供、販賣、運輸假幣膠版行為的定性問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精神，非法設計、制造假幣膠版，或者非法提供、販賣、運輸假幣膠版的行為，應當按照偽造貨幣罪追究刑事責任。處理時不認定犯罪數額，按犯罪情節決定刑罰。

13、關于違法發放貸款罪的數額標準。根據《紀要》第二部分第（三）項規定，結合我省實際情況，我省法院辦理違法向關系人發放貸款案件時，以造成損失3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為“較大損失”，100萬元以上為“重大損失”.對于違法發放貸款案件和用帳外客戶資金非法拆借、發放貸款案件，以造成損失100萬元以上不滿500萬元為“重大損失”，500萬元以上為“特別重大損失”。

14、關于《刑法》第194條規定的票據詐騙罪和金融憑證詐騙罪的認定。行為人在實施一宗詐騙行為中，既使用了支票、匯票、本票等票據，又使用了其他銀行結算憑證的，視其以何種票據、憑證為主，在票據詐騙罪和金融憑證詐騙罪中擇一重罪處罰，不實行數罪并罰；如果在不同宗詐騙行為中，分別使用了支票、匯票、本票等票據和其他銀行結算憑證的，則應分別認定票據詐騙罪和金融憑證詐騙罪，數罪并罰。

15、關于集資詐騙罪的數額標準。行為人集資詐騙20萬元以下的為“數額較大”，2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為“數額巨大”，10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16、關于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貸款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有價證券詐騙罪、保險詐騙罪的數額標準。行為人實施上述幾類詐騙行為，數額在10萬元以下為“數額較大”，10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為“數額巨大”，5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17、關于信用證詐騙罪的數額標準。行為人實施信用證詐騙行為數額在2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為“數額巨大”，10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18、犯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或者信用證詐騙罪，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0萬元以上的，屬于“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

19、單位犯集資詐騙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保險詐騙罪“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按照各該罪個人犯罪數額標準的5倍掌握。

三、關于合同詐騙案件

20、關于合同詐騙案件中一般民事欺詐和合同詐騙罪的界限。《刑法》第224條規定的幾種情形，其前提都是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這是區分民事欺詐和合同詐騙的主要標準。非法占有故意的認定，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2000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有關規定執行。

21、關于個人進行合同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廣州、深圳、珠海、汕頭、佛山、中山、東莞、江門市及其所轄市、縣、區以5萬元以下為“數額較大”，5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為“數額巨大”，5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陽、汕尾、梅州、河源、肇慶、韶關、清遠、陽江、云浮及其所轄市、縣、區以4萬元以下為“數額較大”，4萬元以上不滿40萬元為“數額巨大”，4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廣州鐵路運輸各級法院審理犯罪地在廣東省內的合同詐騙案件，按照犯罪行為發生地的標準掌握；犯罪地在廣東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見》第21條第二款的標準掌握。

22、關于單位進行合同詐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單位實施合同詐騙行為，數額在50萬元以下為“數額較大”，5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為“數額巨大”，300萬元以上為“數額特別巨大”。

四、關于單位犯罪案件

23、對于人民檢察院指控單位犯罪的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審查階段應當審查檢察機關有否指定被告單位的訴訟代表人。如果沒有指定，應當要求其指定。檢察機關堅持以單位犯罪起訴又拒絕指定訴訟代表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案件審理期間，被告單位的訴訟代表人經通知不到庭參加訴訟的，可以裁定對被告單位中止審理，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繼續審理。

24、犯罪單位在起訴時已被注銷的，如果檢察機關堅持以單位犯罪起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件審理期間被告單位被注銷的，裁定對被告單位中止審理，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繼續審理。

25、單位犯罪后犯罪單位發生分立、合并等變更的，在審判中仍以原犯罪單位作為被告單位。對被告單位所判處的罰金刑，由承受其權利義務的單位作為被執行人。罰金高于變更后的單位承受的財產的，可在執行中予以減除。

26、單位與單位共同犯罪或者單位與個人共同犯罪的，應當根據其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按照《刑法》關于主、從犯的規定分別處罰。對與單位共同犯罪的個人應按照其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及地位、作用，依《刑法》關于個人犯罪的規定處罰，不能比照單位犯罪的責任人員量刑。

27、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如果在單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明顯不同，可以區分主、從犯。但這種區分與責任人員之間原來的職務沒有必然的聯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不是當然的主犯。對其中的從犯，可以按照《刑法》對單位犯罪責任人員規定的法定刑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對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無法區分主、從犯的，應當按照其各自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

28、犯罪單位集體決定自首，或者主要負責人代表單位投案自首，或者參與單位犯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投案自首的，應當視為犯罪單位自首，依法可對該單位從輕處罰。

29、犯罪單位構成自首，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構成自首，應按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解釋的規定審查確定。如實交代主要犯罪事實、接受審判的，可以依照《刑法》第67條第1款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拒不交代主要犯罪事實或者逃避追究的，不以自首論。

發布部門：廣東省其他機構 發布日期：2002年07月02日 實施日期：2002年07月02日(地方法規)

第五篇：廣東省高院關于審理婚姻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婚姻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

一、關于程序問題

1．無效婚姻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前款所稱的“婚姻”是指登記婚姻；前款所稱的“利害關系人”是指無效婚姻當事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以及未成年的無效婚姻當事人的其他監護人。

2．人民法院在審理請求宣告婚姻無效的案件時，申請人為無效婚姻當事人的，可以根據其訴訟請求對同居期間的財產、子女等問題作出判決；申請人為利害關系人的，對無效婚姻當事人同居期間的財產、子女等問題，不予處理，告知其由無效婚姻當事人另行起訴解決。

3．因重婚導致婚姻無效，人民法院處理無效婚姻當事人同居期間的財產時，應當征求其合法配偶的意見，該配偶可以作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

4．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經審查具有《婚姻法》第十條規定的無效婚姻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宣告婚姻無效，并依照《婚姻法》第十二條的規定，對同居期間的財產、子女等問題作出處理。

5．當事人以受欺詐、誘騙、包辦等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撤銷婚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當事人以上述理由請求離婚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利害關系人以當事人受脅迫為由請求撤銷婚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6．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當事人以配偶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員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停止侵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當事人依照《婚姻法》第四十三條規定找有關部門處理。

7．當事人離婚時，未直接撫養子女的男方或女方未經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或調解書確定對子女的探望權利，離婚后，該男方或女方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行使探望權利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8．不直接撫養子女的男方或女方已經人民法院的判決書或調解書確定其對子女的探望權利，其中一方因有《婚姻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的事由，需要中止其探望子女權利的，另一方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執行程序的有關規定，申請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對方探望子女的權利。

9．當事人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對與自己配偶重婚、同居的第三者提起民事訴訟或者以自己配偶和第三者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第三者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關于結婚問題

10．沒有配偶的男女，未辦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在《婚姻法》實施后起訴到人民法院請求離婚的，分別以下列不同情況處理：

(1)同居行為發生在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之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一條規定處理；

(2)同居行為發生在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記辦法》施行之后、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之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二條規定處理；

(3)同居行為發生在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之后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的通知》處理，即“沒有配偶的男女，未經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其婚姻關系無效，不受法律保護”。

11．當事人根據《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補辦了結婚登記的，婚姻關系的效力可以溯及到雙方具備結婚的法定條件之時，但人民法院不能在判決書主文中責令雙方當事人補辦結婚登記。

12．人民法院在審理繼承、撫養、監護等案件中，發現沒有配偶的男女，未辦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對其婚姻關系的認定，應按本意見

第10條的規定處理。

13．人民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七條規定，在審查當事人是否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時，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嬰保健法》的規定，委托醫療保健機構提出醫學意見。

14．人民法院在審理申請宣告婚姻無效的案件時，對《婚姻法》第十條規定的婚姻無效的情形，如在起訴前已經消除的，應駁問當事人的訴訟請求。

15．人民法院根據《婚姻法》第十一條規定，審理撤銷婚姻的案件時，對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認定為“受脅迫”：

(1)行為人主觀上有脅迫的故意；

(2)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威脅、暴力、強迫等行為，且該行為是以對受脅迫人本人或其近親屬的生命、健康、自由、名譽、財產等方面造成損害為要挾；

(3)行為人的脅迫行為導致受脅迫一方違背真實意愿而結婚。

16．《婚姻法》第十一條規定：“撤銷婚姻的請求，應當自結婚登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這里的“一年”是除斥期間，不存在中止、中斷、延長的事由。

三、關于離婚問題

17．《婚姻法》所稱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共同生活，關系相對穩定，且共同生活的時間達到三個月以上。

18．《婚姻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第(五)項所稱的“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的規定，從婚姻基礎、婚后感情、離婚原因、有無和好的可能等方面作出判斷。

19．《婚姻法》第三十三條所稱的“軍人一方有重大過錯”主要包括下列情形：

(1)重婚或與他人同居的；

(2)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3)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

(4)其他嚴重傷害夫妻感情的情形。

20．當事人離婚時對行使探望權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的，人民法院應根據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學習生活的原則，對行使探望權的方式、次數、地點、交接等作出判決。

當事人請求對十周歲以上的末成年子女行使探望權的，人民法院應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見，并結合其他實際情況作出判決。

21．直接撫養子女的男方或女方拒不履行有關探望權的生效判決或調解書，另一方申請強制執行的，人民法院應對不履行義務的一方進行教育，責令其履行義務。經責令后仍不履行義務的，可采取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另一方也可以起訴請求變更撫養關系。

對于子女不接受探望的，人民法院應做好申請人的思想工作，待子女消除顧慮后再執行。禁止對子女的人身進行強制執行。

22．《婚姻法》第三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的“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主要是指不直接撫養子女的一方有下列情形：

(1)患有嚴重精神病或尚未治愈的烈性傳染性疾病的；

(2)對子女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子女的；

(3)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23．《婚姻法》第四十二條所稱的“生活困難”，是指在離婚時夫妻一方個人的收入和全部的財產不足以維持最近時期的基本生活。主要包括：

(1)一方有殘疾或患有重大疾病，完全或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又沒有其他生活來源；

(2)一方因客觀原因失業且收入低于本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

(3)其他生活特別困難的情形。

“適當幫助”的具體辦法，由雙方當事人協議；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生活困難一方的實際需要和另一方的經濟能力等具體情況判定，幫助的內容既可以是房屋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等實物形式，也可以是金錢。

24．夫妻沒有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即實行共同財產制)，離婚時，一方以撫育子女、照料老人等付出較多義務為由，根據《婚姻法》第四十條的規定要求另一方補償的，不予支持。

25．《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

精神損害賠償的認定和處理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的相關規定。

四、關于財產處理問題

26．夫妻一方的婚前財產，雙方對其歸屬問題沒有約定，在《婚姻法》實施后起訴到人民法院的，該財產不因婚姻關系的持續而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

27．《婚姻法》第十七條規定的“其他應當歸共同所有的財產”，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的規定進行認定，但與《婚姻法》第十七、十八條規定有抵觸的除外。

28．夫妻雙方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雖然沒有書面約定其歸屬，但在訴訟中雙方認可有口頭約定且無爭議的，該約定對雙方具有約束力。

29．夫妻雙方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第三人在事前知道該約定而與夫或妻一方發生債權債務關系的，該約定對第三人有效；第三人在事前不知道的，夫妻之間的約定不得對抗第三人。夫或妻以第三人知道夫妻雙方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為由，要求以妻或夫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債務的，應當對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30．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未經對方同意，擅自資助與其沒有撫養義務的親友所負的債務；一方未經對方同意，獨自籌資從事經營活動，其收入確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等，應視為個人債務。

個人債務由個人承擔清償責任。

31．夫妻離婚時，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生產資料或者私營企業，可分給有經營條件和能力的一方。分得該生產資料或私營企業的一方對另一方應給予相當于該財產或企業一半價值的補償。

32．一方以夫妻共同財產與他人合伙經營或者投資成立有限責任公司等企業的，在合伙企業或有限責任公司未經依法清算前，另一方不得請求直接分割企業的財產。

前款所述企業權益的分割應當由雙方協商，協商不成的，依照占有企業財產的一方補償另一方相當于所占財產份額一半價值的原則進行處理：

(1)投資成立合伙企業的，可將夫妻財產份額全部處理給經營一方所有，并由經營一方對另一方折價補償。也可在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由經營一方向另一方直接轉讓一半的財產份額。

(2)投資成立有限責任公司的，可將夫妻全都股份處理給經營一方所有，并由經營一方對另一方折價補償。也可以在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及受讓一方具備公司章程規定的股東條件的前提下，由經營一方向另一方直接轉讓一半股份。

(3)以夫妻一方的名義投資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人民法院可調解或判決雙方各占一半份額。

(4)投資購買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內部股權的，應將全部股權處理給原持股人所有，由原持股人折價補償給另一方。

33．人民法院在審理涉港澳的離婚案件時，對一方在港澳的動產和不動產，只要能證明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應與內地的夫妻共同財產合并處理。在對港澳的財產和內地的財產合并處理時，可將港澳的財產分給港澳一方，由其向內地一方作適當的金錢補償；或者扣減港澳一方在內地財產的應得份額，將內地的財產全部或部分分給內地一方。

如判決子女由內地的一方撫養，可將港澳一方應分得的在內地的財產份額折抵撫育費用，直接處理給內地一方所有。

34．起訴離婚前，一方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或偽造債務企圖侵占另一方財產的，人民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可參照《婚姻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對該行為人少分或不分。

35．夫妻離婚后，其中一方當事人根據《婚姻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財產的，應當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二年內主張權利，否則，人民法院對其主張不予支持。

五、關于《婚姻法》的溯及力問題

36．《婚姻法》修改后正在審理的一、二審婚姻家庭糾紛案件，一律適用修改后的《婚姻法》。

當事人以《婚姻法》為依據，申請對適用修改前的《婚姻法》作出的并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或調解進行再審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