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局關于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行使的

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局關于規范行政處罰

自由裁量權行使的若干意見

（閩海漁〔2008〕398號）

各市、縣（區）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省海洋與漁業執法總隊：

為進一步規范海洋與漁業行政處罰行為，公開、公平、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權，維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根據有關法律、法規規定，按照省政府法制辦、省效能辦《關于我省推行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實施方案》（閩政法?2008?15號）要求，結合我省海洋與漁業執法實際，特制定如下實施意見：

一、本省各級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及其所屬的執法機構依法實施海洋與漁業行政處罰行為時，需要進行自由裁量的，可以參照本意見。

二、本意見所稱的海洋與漁業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是指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及其所屬的執法機構在實施行政處罰行為時，按照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規定適用相關處罰種類、幅度和期限等，確定與違法行為事實、性質、情節和后果相適應的處罰的活動。

三、本意見對海洋與漁業行政處罰的裁量遵循依法、公正、合理原則，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則，充分考慮違法行為事實、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作出的處罰應當與違法行為相適應。對同類主體、相同性質、事實相似、情節及經濟社會危害程度相同或類似的案件，在裁量處罰時適用的處罰種類及處罰幅度應當基本相同。對同一違法行為，按照由輕到重逐步遞進的裁量層級，劃定不同的量罰檔次。據此，對我省海洋與漁業行政處罰行為的行使條件、情節、幅度和標準等進行細化和量化。

㈠量罰情節的適用

⒈海洋類違法行為按違法情節劃分為法定不予處罰、具備法定從輕或減輕、一般、較重四個裁量層級，每個層級再按不同的違法情形劃分若干量罰檔次。

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適用較重的裁量層級予以量罰： ⑴同時違反兩項以上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

⑵拒不接受調查或在接受調查時故意隱瞞事實，提供虛假情況或材料的；

⑶被責令接受檢查后，逃避檢查的；

⑷一年內有相同的違法行為并被處罰兩次以上的； ⑸為首組織或聚眾違法的；

⑹抗拒、阻礙執法人員檢查，拒不停止違法行為或消除違法狀態的；

⑺違法行為嚴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或造成嚴重后果的； ⑻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應從重處罰的其他情形。

⒉漁業類“使用炸魚、毒魚、電魚等破壞漁業資源方法進行捕撈”、“違反禁漁區、禁漁期的規定進行捕撈”、“使用禁用漁具和捕撈方法及小于最小網目尺寸的網具進行捕撈”、“漁獲物中幼魚比例超過規定比例”和“違反漁船安全管理秩序”等五類漁業違法行為按違法情節劃分為法定不予處罰、具備法定從輕或減輕、一般、嚴重、特別嚴重 五個裁量層級，每個層級再按不同的違法情形劃分若干量罰檔次。

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適用嚴重的裁量層級予以量罰： ⑴同時違反兩項以上漁業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 ⑵一年內有相同違法行為并被處罰兩次的； ⑶被責令接受檢查后，逃避檢查的；

⑷拒不接受調查或在接受調查時故意隱瞞事實，提供虛假情況或材料的；

⑸違法捕撈的漁獲物數量較大或違法行為造成重大影響的； ⑹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應當予以從重處罰的其他情形。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適用特別嚴重的裁量層級予以量罰；涉嫌犯罪的，應按規定移送公安部門偵查：

⑴一年內有相同違法行為并被處罰三次以上的； ⑵為首組織或聚眾違法的；

⑶抗拒和阻礙執法人員檢查或調查，拒不停止違法行為或消除違法狀態的；

⑷同時有前款規定兩項以上的情形的； ⑸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他情形。

⒊漁業類“使用炸魚、毒魚、電魚等破壞漁業資源方法進行捕撈”、“違反禁漁區、禁漁期的規定進行捕撈”、“使用禁用漁具和捕撈方法及小于最小網目尺寸的網具進行捕撈”、“漁獲物中幼魚比例超過規定比例”和“違反漁船安全管理秩序”等五類行為之外的漁業違法行為，按違法情節劃分為法定不予處罰、具備法定從輕或減輕、一般、較重四個裁量層級，每個層級再按不同的違法情形劃分若干量罰檔次。其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適用情節較重的裁量層級予以量罰： ⑴同時違反兩項以上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規定的；

⑵拒不接受調查或在接受調查時故意隱瞞事實，提供虛假情況或材料的；

⑶被責令接受檢查后，逃避檢查的；

⑷一年內有相同的違法行為并被處罰兩次以上的； ⑸為首組織或聚眾違法的；

⑹抗拒、阻礙執法人員檢查，拒不停止違法行為或消除違法狀態的；

⑺違法行為嚴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或造成嚴重后果的； ⑻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應從重處罰的其他情形。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適用從輕情節予以量罰： ⑴主動消除或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后果的； ⑵受他人脅迫而實施違法行為的；

⑶配合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及其所屬執法機構查處違法行為有立功表現的；

⑷行為人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

⑸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應從輕處罰的其他情形。

同時具備兩項或兩項以上從輕情形，或者只具備從輕情形之一，但適用減輕處罰有利于教育和感化違法行為人，更好發揮行政處罰教育和感化作用的，可適用減輕處罰。

具有從輕情形，同時又具有一項或多項的較重、嚴重、特別嚴重情形的，可適用一般情節量罰；情況較復雜的，應綜合考量、研究，確定適用從輕或適用嚴（較）重或適用一般情節予以裁量處罰。

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處罰：

⑴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 ⑵行為人不滿十四周歲的；

⑶法律、規定或規章規定不予處罰的其他情形。

⒍不具備或不符合上述規定的關于情節嚴（較）重、情節特別嚴重以及從輕、減輕、不予處罰的適用情節的，適用一般情節予以裁量處罰。

㈡裁量規程

⒈法律、法規、規章規定應當同時并處數個行政處罰種類的，除符合法定事由依法應當減輕或不予處罰外，處罰機關應當嚴格按法律、法規或者規章規定的處罰種類予以處罰，不得自主選擇確定其中的處罰種類進行處罰。

⒉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可以由處罰機關自主選擇確定的處罰種類、處罰幅度和責令行政相對人改正或限制行使權利的時限，處罰機關應當在法律、法規、規章所確定的原則、目的、精神和處罰范圍，根據上述關于量罰情節適用的規定及具體違法情形，進行裁量處罰。

⒊同一違法行為同時違反不同法律規范的，在適用法律裁量處罰時，應遵循上位法的效力優于下位法，同位法中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同位法中新規定優于舊規定的法適用規則。

⒋案件調查終結，承辦的職能部門和承辦人員應根據已查明的事實、行為情節及具體情形，依照有關法律、法規或規章和《裁量意見表》列明的裁量意見，提出擬處罰意見，按有關規定報批后，遵循法 定的程序作出行政處罰決定。

⒌違法情形較復雜、量罰情節的適用不易把握或存有較大分歧，或執法中遇到新情況、新問題需在量罰情節或具體裁量意見作適當升降的，報處罰機關負責人專題研究、作出決定。專題研究決定應做好相關記錄，以備核查。

⒍擬處罰案件，按規定需要舉行聽證會、案件會審的，按有關聽證工作規程、案件會審工作規程執行。

⒎處罰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向當事人說明行政處罰裁量的事實、法律依據和具體理由，認真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采納合理要求，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應載明給予從輕、減輕、從重處罰的理由和依據；處罰裁量的結果，要在執罰機關公示欄進行公布，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允許社會公眾查閱。

四、特別說明

⒈法律、法規、規章未規定行政處罰實施機關可在一定范圍內自主裁量處罰的處罰事項，有關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及其所屬的執法機構應當依照相關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執行。

⒉國家部局、海區局、省局或者省總隊部署的專項執法行動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執行。

⒊各設區市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參照本意見制定的海洋與漁業行政處罰裁量標準，應當報省局備案。

五、各市、縣（區）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要建立和健全經常性行政監督制度，加強對本級或下級海洋與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及其執 法機構貫徹執行本意見情況，特別是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情況的監督檢查，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并將監督檢查的情況納入本單位和工作人員績效考評和評先評優的一項重要內容，引入群眾評議機制。

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局 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二篇：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

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建立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是貫徹黨的十七大關于規范行政

執法要求的具體體現，是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進一步依法界定行政執法職責，落實行政執法責任的必要環節，是貫徹落實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

政工作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

預防和化解行政爭議健全行政爭議解決機制的意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內容，是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的重要措施。

各地、各部門要自覺按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把規范行政處罰自

由裁量權、建立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貫穿于行政執法的全過程，做到嚴格執法、規范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人員綜合素質，增強政府公信力，為我省經濟社會又好

又快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由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牽頭組織，省政府各部門可以根據《陜

西省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定》制定本系統的行政處罰裁量權適用規則和裁量基準。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陜西省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定

第一條為了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行為，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準確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本規定所稱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是指行政機關（含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依法行使行

政處罰權時，在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范圍和幅度內享有的自主決定權和處置權。

第三條本省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遵守本規定。

第四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本行政區域內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的組織領導。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具體負責組織、指導、協調、監督本行政區域內行政處罰自由

裁量權的規范工作。各級行政監察機關依法對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實施行政監察。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所屬工作部門應當加強對下級人民政府相應工作部門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

權工作的指導。省以下實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機關，應當加強對下級行政機關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

權工作的領導。

第五條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遵守下列規則：

（一）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具有法定依據，符合法定程序，在法定權限、種類和幅度

范圍內行使；

（二）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關因素；

（三）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以事實為根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

危害程度相當；

（四）平等對待行政相對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及社會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給予基本相當的行政處罰；

（五）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應適當必要，可以采取不同方式實現行政管理目的的，應當采用對行政相對人沒有損害或者損害較小的方式。

第六條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行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

本規定所稱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是指行政機關將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可裁量的處罰種類和幅度，依照過罰相當原則，細化為若干裁量階次，每個階次規定一定的量罰標準，以確保處罰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相當的制度。

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定程序和備案程序參照規范性文件監督管理規定執行。

第七條享有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機關應當根據本規定建立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并對本機關執行的法律、法規、規章中，可以細化和量化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內容逐個制定基準。

第八條制定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制定裁量基準應當合理劃分裁量階次，綜合考慮法定裁量因素和酌定裁量因素，將裁量因素與階次劃分有效結合；

（二）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可以選擇行政處罰種類的，應當明確適用不同種類行政處罰的具體條件；

（三）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可以選擇行政處罰幅度的，應當根據涉案標的、主觀故意、違法手段、社會危害程度、行為人具備的客觀條件等情節劃分明確、具體的不同等級；

（四）制定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不得違反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

第九條裁量階次一般劃分為從重處罰、一般處罰、從輕或減輕處罰、不予處罰5個階次。

（一）從重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根據違法行為的具體情節，對該違法行為在依法可能受到的幾種處罰種類中選擇較重的處罰種類，或在一種行政處罰種類允許的幅度內選擇較高限度予以處罰；

（二）一般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在不具備減輕、從輕、從重處罰情節，且應給予當事人行政處罰的，按照規定的處罰幅度中限予以處罰；

（三）從輕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根據違法行為的具體情節，對該違法行為在依法可能受到的幾種處罰種類中選擇較輕的處罰種類，或在一種行政處罰種類允許的幅度內選擇較低限度予以處罰；

（四）減輕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根據違法行為的具體情節，對該違法行為在依法可能受到的一種或幾種處罰種類之外選擇更輕的處罰種類或在一種行政處罰種類允許的幅度最低限以下予以處罰；

（五）不予處罰，是指在某些法定的特殊情況下，行政機關依法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不給予行政處罰。

第十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從重處罰：

（一）隱匿、銷毀違法證據的；

（二）妨礙執法人員查處違法行為、暴力抗法等尚未構成犯罪的；

（三）不聽勸阻，繼續實施違法行為的；

（四）違法行為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直接關系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

（五）違法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

（六）脅迫、誘騙他人或者教唆未成年人實施違法行為的；

（七）共同實施違法行為中起主要作用的；

（八）多次實施違法行為，屢教不改的；

（九）在發生突發公共事件時實施違法行為的；

（十）對舉報人、證人打擊報復的；

（十一）其他依法應當從重處罰的。

第十一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一）違法行為人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

（二）受他人脅迫、誘騙、教唆實施違法行為的；

（三）涉案財物或者違法所得較少的；

（四）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后果的；

（五）配合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有立功表現的；

（六）其他依法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

第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處罰：

（一）違法行為人年齡不滿14周歲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有違法行為的；

（三）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違法行為超過法定追究時效的；

（五）其他依法應當不予行政處罰的。

第十三條上級行政機關制定了裁量基準的，下級行政機關可以直接適用，如地區差異較大，下級行政機關可根據區域實際，制定本級適用的裁量基準，并報上一級人民政府相應工作部門備案。

第十四條制定、變更或者廢止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應當由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后向社會公布。

第十五條行政機關對于社會影響面大、公眾關注度高的行政處罰案件，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按照規定采取公開處理等方式，接受社會監督。

第十六條依照本規定第十條從重行政處罰案件或者適用聽證程序的行政處罰案件，應當由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30日內將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必要的材料按照下列規定備案：

（一）由人民政府作出決定的，報上一級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備案；

（二）由人民政府所屬工作部門做出決定的，報本級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和上一級人民政府相應工作部門備案。

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和省以下實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機關應當就備案的案件進行審查，發現案件違法的，應當予以糾錯或者撤銷。政府法制工作機構撤銷案件的，應當經本級人民政府同意。

未在規定期限內備案的，由政府法制工作機構或者政府工作部門責令備案，拒不備案的，由行政監察機關依法查處。

第十七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機構應當建立健全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監督制度，通過行政執法投訴處理、行政執法監督檢查、行政復議、行政處罰案卷評查等形式對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進行監督。

第十八條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作為依法行政內容，納入各級人民政府目標責任考核。

第十九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執行本規定，或者濫用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致使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依照《陜西省行政執法責任制辦法》相關規定追究責任。

第二十條本規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篇：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

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建立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是貫徹黨的十七大關于規范行政執法要求的具體體現，是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進一步依法界定行政執法職責，落實行政執法責任的必要環節，是貫徹落實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預防和化解行政爭議健全行政爭議解決機制的意見》，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內容，是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的重要措施。

各地、各部門要自覺按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把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建立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貫穿于行政執法的全過程，做到嚴格執法、規范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進一步提高行政執法人員綜合素質，增強政府公信力，為我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由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牽頭組織，省政府各部門可以根據《陜西省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定》制定本系統的行政處罰裁量權適用規則和裁量基準。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陜西省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定

第一條為了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行為，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準確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本規定所稱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是指行政機關（含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依法行使行政處罰權時，在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范圍和幅度內享有的自主決定權和處置權。

第三條本省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遵守本規定。

第四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本行政區域內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的組織領導。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具體負責組織、指導、協調、監督本行政區域內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規范工作。各級行政監察機關依法對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實施行政監察。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所屬工作部門應當加強對下級人民政府相應工作部門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的指導。省以下實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機關，應當加強對下級行政機關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的領導。

第五條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遵守下列規則：

（一）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具有法定依據，符合法定程序，在法定權限、種類和幅度范圍內行使；

（二）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關因素；

（三）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應當以事實為根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

（四）平等對待行政相對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及社會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同或者相似的，給予基本相當的行政處罰；

（五）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應適當必要，可以采取不同方式實現行政管理目的的，應當采用對行政相對人沒有損害或者損害較小的方式。

第六條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行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

本規定所稱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是指行政機關將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可裁量的處罰種類和幅度，依照過罰相當原則，細化為若干裁量階次，每個階次規定一定的量罰標準，以確保處罰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相當的制度。

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定程序和備案程序參照規范性文件監督管理規定執行。

第七條享有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行政機關應當根據本規定建立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并對本機關執行的法律、法規、規章中，可以細化和量化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內容逐個制定基準。

第八條制定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制定裁量基準應當合理劃分裁量階次，綜合考慮法定裁量因素和酌定裁量因素，將裁量因素與階次劃分有效結合；

（二）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可以選擇行政處罰種類的，應當明確適用不同種類行政處罰的具體條件；

（三）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可以選擇行政處罰幅度的，應當根據涉案標的、主觀故意、違法手段、社會危害程度、行為人具備的客觀條件等情節劃分明確、具體的不同等級；

（四）制定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不得違反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

第九條裁量階次一般劃分為從重處罰、一般處罰、從輕或減輕處罰、不予處罰5個階次。

（一）從重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根據違法行為的具體情節，對該違法行為在依法可能受到的幾種處罰種類中選擇較重的處罰種類，或在一種行政處罰種類允許的幅度內選擇較高限度予以處罰；

（二）一般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在不具備減輕、從輕、從重處罰情節，且應給予當事人行政處罰的，按照規定的處罰幅度中限予以處罰；

（三）從輕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根據違法行為的具體情節，對該違法行為在依法可能受到的幾種處罰種類中選擇較輕的處罰種類，或在一種行政處罰種類允許的幅度內選擇較低限度予以處罰；

（四）減輕處罰，是指行政機關根據違法行為的具體情節，對該違法行為在依法可能受到的一種或幾種處罰種類之外選擇更輕的處罰種類或在一種行政處罰種類允許的幅度最低限以下予以處罰；

（五）不予處罰，是指在某些法定的特殊情況下，行政機關依法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不給予行政處罰。

第十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從重處罰：

（一）隱匿、銷毀違法證據的；

（二）妨礙執法人員查處違法行為、暴力抗法等尚未構成犯罪的；

（三）不聽勸阻，繼續實施違法行為的；

（四）違法行為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直接關系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

（五）違法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

（六）脅迫、誘騙他人或者教唆未成年人實施違法行為的；

（七）共同實施違法行為中起主要作用的；

（八）多次實施違法行為，屢教不改的；

（九）在發生突發公共事件時實施違法行為的；

（十）對舉報人、證人打擊報復的；

（十一）其他依法應當從重處罰的。

第十一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一）違法行為人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

（二）受他人脅迫、誘騙、教唆實施違法行為的；

（三）涉案財物或者違法所得較少的；

（四）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后果的；

（五）配合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有立功表現的；

（六）其他依法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

第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處罰：

（一）違法行為人年齡不滿14周歲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有違法行為的；

（三）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違法行為超過法定追究時效的；

（五）其他依法應當不予行政處罰的。

第十三條上級行政機關制定了裁量基準的，下級行政機關可以直接適用，如地區差異較大，下級行政機關可根據區域實際，制定本級適用的裁量基準，并報上一級人民政府相應工作部門備案。

第十四條制定、變更或者廢止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應當由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后向社會公布。

第十五條行政機關對于社會影響面大、公眾關注度高的行政處罰案件，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按照規定采取公開處理等方式，接受社會監督。

第十六條依照本規定第十條從重行政處罰案件或者適用聽證程序的行政處罰案件，應當由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并自作出決定之日起30日內將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必要的材料按照下列規定備案：

（一）由人民政府作出決定的，報上一級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備案；

（二）由人民政府所屬工作部門做出決定的，報本級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和上一級人民政府相應工作部門備案。

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和省以下實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機關應當就備案的案件進行審查，發現案件違法的，應當予以糾錯或者撤銷。政府法制工作機構撤銷案件的，應當經本級人民政府同意。

未在規定期限內備案的，由政府法制工作機構或者政府工作部門責令備案，拒不備案的，由行政監察機關依法查處。

第十七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機構應當建立健全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監督制度，通過行政執法投訴處理、行政執法監督檢查、行政復議、行政處罰案卷評查等形式對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進行監督。

第十八條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作為依法行政內容，納入各級人民政府目標責任考核。

第十九條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執行本規定，或者濫用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致使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依照《陜西省行政執法責任制辦法》相關規定追究責任。

第二十條本規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篇：多管齊下,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

**縣局多管齊下，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

**縣局根據法制部門的要求，多管齊下，細化量化行政處罰裁量權、建立健全相關配套制度、加強執法人員學習培訓、以促進執法人員規范執法，從源頭上防止濫用行政處罰裁量權，提高行政執法水平取得實效。

一、領導重視，責任明確。規范行政處罰裁量權是推進依法行政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局領導親自部署，將這項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召開規范行政自由裁量權工作專門會議，統一思想，明確工作任務，制定具體的實施工作方案。分管領導具體抓落實，將規范行政執法行為的具體工作落實到責任科（藥械稽查科），使每位行政執法人員進一步明確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工作的重要意義，進一步規范行政執法行為。

二、重點突出，目標明確。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目標就是通過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從源頭上防止濫用行政處罰，促進行政執法機關嚴格、公正、文明執法，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梳理行政處罰自由裁量項目。對法律、法規、規章涉及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項目進行了全面梳理，按照行政處罰的違法行為、種類、幅度等內容進行逐項登記，摸清需要細化、量化裁量權的行政處罰項目。

（二）細化、量化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標準。在梳理行政處罰自由裁量項目的基礎上，我局嚴格按照《浙江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系統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指導意見（試行）》的有關行政處罰的種類、幅度和要求，具體實施行政處罰。今年我局還借鑒了浙江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藥品管理法自由裁量權適用標準》、《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自由裁量權適用標準》的細化標準，并結合我縣執法實際，使自由裁量標準更加細化、準確、適用。

（三）完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相關制度。我局除一直嚴格按照《藥品監督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的要求，正確行使行政處罰職權外，還制定了《行政執法人員行為規范》等內部管理制度，規范行政執法行為。這次，又按照縣法制辦的要求建立健全了行政處罰說明裁量理由制度、行政處罰案卷評查制度、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合法性審核制度、行政處罰裁量案例指導制度、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的責任追究制度，使行政執法人員有制可依，違制必究，嚴格、公正、文明執法。

（四）加強行政執法人員學習培訓。要使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做到合法、合理，必須具備的前提是執法人員要正確理解掌握藥械相關法律、法規。因此，我局嚴格要求執法人員必須具有較高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執法水平，全局建立有定期學習制度，稽查科建立有案件討論制度，執法人員積極參加各種培訓，努力打造成一支業務精而效率高的行政執法隊伍。

三、狠抓落實，成效明顯。我局嚴格按照《浙江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系統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指導意見（試行）》的要求，到目前為止，所有行政處罰均完全履行，未發生1起因裁量不適當或明顯有失公正的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行政執法人員作風清正廉潔、執法程序規范，未發生1起徇私舞弊事件，樹立了良好的藥品監督行政機關執法形象。

第五篇：淺論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

淺論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

摘要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了法官自由裁量權對當今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性，并提出若干需要探討的問題；第二部分介紹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理論淵源和實質內涵，討論了其與法官職業倫理的關系，并嘗試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來明確其職業倫理的具體要求；最后一部分本文以第二部分的探討結論為工具，分析了中國現今的法官自由裁量權問題，并嘗試給出解決策略。

關鍵詞：法官自由裁量權，中國司法環境，自由裁量權限制

正文

一、問題和意義

作為一種極為重要的人類社會的生活規則，法律被認為具有規則的一般特征，即確定性，正因如此人們才能根據法律規范來引導自己的行為，而法律的確定性也造就了法律對人們行為的指引作用。但是，在法律的適用過程中，法律的確定性卻要不斷地被妥協和緩和，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權。對于法官這樣一個法律職業而言，在法律適用中維護公平正義是其出發點和價值歸宿，但是實際上在法官的司法實踐中，法官卻經常不得不在嚴格適用法條與維護公平正義之間做出權衡。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究竟應該限制在何處？

當下的中國是一個轉型的社會，社會問題層出，法治不成熟。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寫在紙上的法律一次次地被現實中各種層出的新型雜難案件所考驗，無數次地引發整個社會的激烈爭論。很多法律在適用到具體案件中來時，就需要中國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來變通，否則就會導致明顯的不公正。正如德沃金在他的《法律帝國》中寫道的：“一位法官的點頭給人們帶來的得失往往要比國會或者議會的一般性法案帶來的得失更大。”

西方的一些調查表明，那些沒有受過法律教育的公民對于法律制度的知識以及公正觀念的養成，與法院處理案件的過程以及媒體對于法院活動的報道有密切的關系。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法官權力中最能動的一個方面，法官自由裁量的過程也難以規制、預測，自由裁量的最終結果基本上因法官而異。可以說，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既是個體法官職業倫理的體現，也承載著社會和公眾對公平正義的價值期盼，“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自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而始。然而在中國現今的社會環境、法律環境和司法環境下，中國法官究竟有沒有自身的自由裁量權？如果有，那么其邊界應限制在何處？中國法官應當怎樣行使自由裁量權？本文將嘗試著解決這些問題并給出一些建議和設想。

二、法官自由裁量權與職業倫理(一)理論淵源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最早在古希臘就有精神體現，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法官自由裁量權以“衡平”（epieikeia）的面目出現。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只是一般的陳述，有些事情不能只靠一般的陳述來解決，法律每制定一條規則就會有例外，當法律的一般性不能涵蓋這種例外時，就需要法官來糾正法律的缺陷，來說出立法者自己如果身臨其境會說出的東西。因此，法官為了實現公正，有些時候就必須要摒棄既定法律規則的適用而訴諸“衡平”，此時，法官就是立法者。

14世紀末，以“正義、良心和公正”為基本原則，以實現和體現自然正義為主要任務，英國的衡平法開始形成并與普通法平行發展。在運用衡平法裁決法律訴訟時，如果在法律和公平正義之間產生分歧，那么公平原則應占上風，法庭并會按此作出裁決。啟蒙運動時期對自然法的推崇使得一些國家在司法實踐中，賦予了法官可以超越實在法將判決建立在自然法價值上的權力。

可以看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就是為了通過緩和法律的一般性和嚴峻性的缺陷，從而實現公平正義，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權本身就直接與價值倫理掛鉤，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適當與否也直接體現出該法官的職業倫理。(二)職業倫理與自由裁量權的限制

事實上，與律師這樣的法律職業不同，法官的職業性質決定了法官不會面臨當事人利益和國家法律規定沖突時的兩難抉擇，法官只負責適用國家的法律，當事人的利益得失都與其無關。甚至可以說，在法官這樣的法律職業中很少存在法官個人的職業倫理，絕大部分都在社會制度中規制好了，法官只需嚴格適用法律，法官的工作與法官個人的價值判斷無涉。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甚至寫道：“國家的法官只不過是法律的代言人，不過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緩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緩和法律的嚴峻”，因此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中，“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這樣看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可以說是法官這一職業唯一能動地體現職業倫理的地方了。

那么法官職業倫理要求怎樣行使自由裁量權？首先，應當明確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價值追求，正如上文所述，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價值歸宿是實現案件判決的公正，因此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整個過程必須遵循一條貫穿始終的價值主線，那就是公平正義。法官自由裁量的行使和最終裁量都必須旨在維護公平正義。其次，法官的職業倫理還要求法官既不能怠于行使自由裁量權也不能濫用自由裁量權，因此必須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落實在一定的范圍內，即必須在其形式和實質上劃定其限制邊界，使得當案件有某一因素落在這一范圍內時，法官就必須行使自由裁量權且行使得合理合法，下面對這兩種邊界進行探討：

1、形式邊界——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條件

實現案件處理的公正只是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價值出發點，然而還要確定一個形式邊界，解決法官具體在什么情況下才能行使自由裁量權。首先要提出一組概念范疇：“簡單案件和疑難案件”。簡單案件和疑難案件的劃分起源于英美法系的普通法，最初，簡單案件是指那些已有先例的案件，且比照特定先例來裁決待決案件不會造成法律共同體中的分歧；疑難案件是指法官對于待決案件能否類推適用某個先例意見不一，或者法官雖然對應當適用的先例沒有爭議，但是對先例體現的法律原則如何意見不一。而對于大陸法系而言，最初對立法者理性和抽象概念涵攝能力的高度信賴，使得大陸法系的理論曾經認為一切案件都能被涵攝到某個制定法的抽象規范里去，從而通過演繹邏輯推理，獲得一個唯一的正確裁判。然而，哈特在他的法學研究中通過運用了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進而指出：因為制定法也是通過日常語言表達的行為規范，因此制定法的語言也具有一般語言的特性，會出現意思明確的中心和含義模糊的邊緣地帶，在制定法語義模糊的邊緣地帶，法官往往也會爭議一個案件究竟是適用A法規還是B法規。因此，哈特的研究不僅確證了成文法國家法官有通過解釋法律來發展法律的作用，也使得英美法系傳統中對于簡單案件和疑難案件的劃分引入大陸成文法系成為必要和可能。這樣一來，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都可以有簡單案件和疑難案件這對概念，而其定義也得以完善：簡單案件是指對法律適用的演繹推理中作為邏輯大前提的法律規范或其解釋達成共識的案件；而疑難案件是指對法律適用的演繹推理中作為邏輯大前提的法律規范是否存在或對其解釋存有爭議的案件（本文后續提到的“簡單案件”和“疑難案件”均采用此定義）。根據英國法學學者尼爾·麥考密克(NeilMacCormick)的表述，如果把演繹邏輯看作一次證明的話，疑難案件就是還需要證明邏輯大前提的案件，即需要二次證明的案件，正如他所說：“二次證明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若干裁判規則之間做出選擇。”

關于疑難案件，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就是上文探討過的哈特通過語言學視角闡述的由法律規則語言語義模糊的邊緣地帶所產生的疑難案件；第二種是由法律體系的整體自洽性得出的，那就是案件雖然被法律規則中的語詞明確地涵攝到了，但是卻與其他法律規則或法律原則相沖突；第三種則是根本就沒有法律規定的案件。

疑難案件才會有分歧的存在，才有法官能動選擇的可能和必要，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權只依附于疑難案件，這樣一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形式邊界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只限于疑難案件中。而疑難案件的判定標準歸結成一點就是：對演繹推理邏輯大前提的不確定。

2、實質邊界——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價值正當性（1）后果主義論辯模式的限定

上文提到，法官只有才疑難案件中才能行使自由裁量權，根據麥考密克的表述，疑難案件需要二次證明。在二次證明中，法官面臨的是兩種或兩種以上可適用法律規則或者原則的對立和競爭，法官怎樣自由裁量才具有價值正當性呢？根據麥考密克的理論，在處理疑難案件時，法官應當首先考慮好適用不同規范所得出的不同后果，然后再在這些后果之間權衡，這種方法被稱為后果主義論辯模式，這種模式在司法實踐中經常被法官用來處理疑難案件。

后果主義論辯模式其實是一種價值宣告，當法官在處理疑難案件時，如果適用不同的法律規則或者法律原則最終保護的是幾種不同的社會利益，那么運用后果主義論辯模式最終就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指向那幾種不同社會利益的權衡，并最終選擇一種利益保護從而形成某種價值宣告。這個過程將會不同社會利益間的價值比較充分展開討論，有助于幫助判斷法官是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還是濫用自由裁量權。例如，當公民的生命權與娛樂權發生沖突時，生命權很顯然處于價值優先地位，如果這個時候法官還做出了保護娛樂權的裁判，那么顯然就是在濫用自由裁量權了。接下來本文嘗試運用后果主義論辯解決中國的一個實際案件——“趙C改名案”：趙C，江西省鷹潭市月湖區居民，1986年出生。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以“C”為外文文字為由拒絕給他換第二代身份證，因為“趙C”進不了公安部戶籍網絡程序，建議趙C改名。多次溝通無果后，趙C將鷹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告上法庭。法院一審判決認為，姓名權屬于公民的人身權利，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的禁止性規定就可以使用，責令月湖分局允許趙C以“趙C”為姓名申辦第二代身份證。判決后，月湖分局提出上訴，二審過程中，雙方經協商，達成和解，趙C改名。

該案被稱作 “中國姓名權第一案”，最終以調解結案，回避了法律難題。但是假設二審只能以判決結案，那么根據后果主義論辯模式，法官勢必要就兩種價值做出宣告和衡量。該案中，如果支持趙C,那么背后的價值就是公民權利、權利本位法律理念、限制權力濫用的原則；如果支持公安部，那么背后的價值就是國家經濟利益（因為公安部的戶籍管理系統就必須修改，耗資巨大且耗時耗力）。假設中國的司法環境允許，那么法官在本案中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就應該查明公安部更改戶籍系統究竟成本幾何，然后比較論證兩方面的價值誰更重要，最終做出價值宣判。

(2)“融貫性”和“一致性”的限定

后果主義論辯當然也有其不足之處，那就是當法官面對的不同后果所代表的不同價值沒有明顯的優劣區分時，法官就難以做出裁量了。這也就是為什么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實質邊界除了由后果主義論辯限定外，還需要一些其他原則幫助補充限定。

“融貫性”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限定在于，當法官面臨不同后果代表的價值之間難以做出優先選擇時，他應當恪守“整個現行法律體系的價值應當統一融貫”這一準則進行權衡。比如，在美國，公民有遷徙自由，但是這個價值在中國《戶籍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形成的法律體系下，并不屬于中國法律體系的基本價值，因此當法官只能在為現行法律體系所許可的價值、利益、原則之間進行權衡。

“一致性”要求是指，無論法官最終的裁判多么符合后果主義的考慮，但只要這個裁判和一些有約束力的既存制度規則相沖突，就不能被采納。一國的法律制度是一個一致協調的規則整體，法官的使命就是通過適用法律來實現社會公正，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權只能在法律所設定的框架體系下行使，并自覺與其保持一致。

三、中國問題分析與對策

當我們分析中國的法官司法實踐現狀時，通常會在兩個互相對立的現象間困惑：一個是中國法官在審判中僵硬適用法律，怠于行使自由裁判權，導致機械司法；另一個則與之相反，認為中國法官在人治傳統下，隨意司法，濫用自由裁量權。

（一）機械司法

關于第一個現象，即中國法官缺乏司法能動性、機械適用法律的現象，學術界有觀點解釋為：中國法官沒有或幾乎沒有自由裁量權，因為現行體制嚴重限制甚至剝奪了中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種觀點的理由主要是中國司法領域的以下現狀：

1、由于法院管理運行行政化，以及審判委員會的存在和運作規則，使得法官審而不判，宣布的往往是法院“領導”或者審委會的決定，法官因而沒有自由裁量權。

2、中國《立法法》規定，當法官在法律適用中面臨規范沖突，尤其是認為下位法違反了上位法時，只能逐級上報，無自行判斷權。如果越權進行了判斷和選擇的話，法官將面臨嚴重后果，著名的河南女法官李慧娟就是一個因此被處罰的典型。

3、中國當下盛行錯案追究制，也在積極推進辦案法官案件終身負責制，這使得很多法官不敢運用自由裁量權。

但是本文認為，中國法官是享有自由裁量權的。首先中國是大陸成文法國家，法律規范當然是使用一般語言表達的，因此法律解釋方法對于疑難案件的局限在中國也會存在。對于上文的三個否定中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理由，本文駁斥如下:第一，審委會的權力使得審案法官能審不能判，連裁判權都沒有，更談不上自由裁量權。但是此時的自由裁量權還是存在的，只不過行使主體到了審委會身上。審委會制度的弊病并不在于剝奪了自由裁量權，而在于審與判的分離。第二，中國《立法法》確實剝奪了中國法官在面臨規范沖突時的選擇權，但是這種選擇權并不是自由裁量權中的規范選擇權，而是一種法律審查權，換言之，《立法法》禁止的是法官的法規審查權而非自由裁量權。第三，錯案追究制并不影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正如上文探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形式邊界時指出，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只在于疑難案件中，而疑難案件就意味著沒有唯一正確的答案，法官面臨的是不同裁判后果之間價值的權衡，不同的法官會有不同的權衡，因此只會形成一個可能答案的范圍，只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判決結果最終落在這個區間內，就不能算錯案。錯案追究制在心理上阻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根本原因其實在于，當前中國的法官隊伍職業素質較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法官的素質要求差距尚遠，中國的法官對自身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缺乏自信。

“許霆案”的一審裁判就是法官機械司法的典型，同樣應該行使自由裁量權而沒有行使的案子還有因為機械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而造成的“同命不同價”案。

（二）濫用自由裁量權

關于第二個現象，即中國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本文認為其根本原因是司法界對法官自由裁量權性質認識不充分以及法官隊伍素質的不足。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通常包括這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法官在簡單案件中就運用自由裁量權（這往往是法官受某種利益誘惑枉法裁判）；第二種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不理性，突破了上文所探討的自由裁量權的實質邊界，恣意而為。

第一種情況就無需討論了，中國的司法腐敗毫無疑問是阻礙社會公正的一大爛瘡。第二種情況值得進一步分析，正如上一小節所說，“許霆案”的一審裁判是法官機械司法、怠于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典型，但如果我們附加一些條件，該案就又成為了這里討論的濫用自由裁量權的了情況了，這個條件就是：一審法官已經意識到有兩個可以使用的邏輯大前提——《刑法》第63條和264條，但他最終沒有依照后果主義論辯進行價值權衡就隨意排除了63條的適用，這就僭越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實質邊界，違背了法官的職業倫理。

（三）應對之策簡述

對于中國當今司法環境下暴露出的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問題，應對之策的核心還應該是提升法官隊伍的職業素質、實現司法獨立，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建設過程，短期內無法改變。在司法體制和環境短期不能改變的情況下，學界和司法界可以運用上文探討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形式邊界與實質邊界來規范中國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這里不再贅述。最高法院今后也可以出臺一些案例指導匯編，借助案例指導來幫助法官學習把握自由裁量權的行使。

對于中國法官本身而言，除了提升自己的職業素質以外，要想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克服中國現今體制弊端給自身帶來的風險，可以采用如下兩點權宜之策：

1、借助輿論的支持。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為了抗衡其他權力給司法施加的影響，法官可以借助于輿論的支持。在現代社會，媒體已經成為第四種權力，媒體的支持往往會給法官獨立審判案件、自由裁量增強信心。

2、法學專家的支持。法官在做出自由裁量的時候，可以尋求法學專家的支持，通過學理上的支持，或許法官的判決就更容易被社會所接受，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外來的不正當干預。

參考文獻

[1] 梁迎修：《法官自由裁量權》，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2] 莊曉華：《法官自由裁量權及其限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3] [美] 德沃金：《法律帝國》，李常青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4] [英] 尼克·麥考密克：《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姜峰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