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犯罪偵查權之結構調整
關于檢察權中偵查功能的更新問題,筆者的設計思路是:(1)以支撐訴訟監督功能為必要并保障支撐的充分有效;(2)對訴訟監督功能和一體化的公訴功能沒有直接貢獻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按照最有利于偵查的原則劃歸公安機關或監察機關;(3)擁有一定限度的機動偵查權,對民事、行政公訴過程中發現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或直接立案偵查或指揮公安機關進行偵查,應對形勢變化產生的新型犯罪,填補偵查權主體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區。
(一)剝離與訴訟監督無直接關聯的職務犯罪偵查權199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范圍的規定》具體規定的職務犯罪大致有55種,即貪污賄賂犯罪12種,瀆職犯罪34種,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犯罪7種。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職務犯罪類型與檢察機關行使訴訟監督權沒有必然的聯系,應當進行分離并歸位。為此,筆者對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設計了以下分配方案:
1、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實施的職務犯罪,應當歸屬公安機關統一偵查。理由是:(1)市場和社會對平等主體的要求,尤其是世貿規則無差別待遇的要求,排斥單純以身份和財產所有權區分的法律適用不平等。試想,當相鄰的兩家國有和非國有銀行發生同樣的收銀員侵吞存款或者信貸員收受貸款客戶賄賂的案件,盡管最終判決結果從罪名和量刑上進行區別可以用侵犯的客體復雜性不同來解釋,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們憑什幺法理可以對其中屬于“國有”的員工適用“12小時傳喚”和“14天刑拘”,而對“非國有”的員工卻適用“48小時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機關的偵查力量與偵查水平在對付此類犯罪時存在比較優勢,譬如專門設立了經偵大隊。那幺,出于對擔心破案能力的反對意見顯然不攻自破。(3)除非全面推行“檢警一體化”偵查模式,否則以檢察機關的人力、物力、財力根本無法對此類犯罪進行全面的有效打擊。(4)斷絕檢察機關與企業等利益集團之間的權錢交易可能,將有助于保障檢察權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檢察機關內部的腐敗,進而有助于檢察機關與檢察官權威的重塑。盡管交給公安機關偵查同樣存在這種可能,但由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總比檢察機關自我監督奏效得多。
2、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中行使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的公務人員實施的職務犯罪,以及其它國家工作人員在協助上述人員行使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過程中實施的職務犯罪,仍由檢察機關負責偵查。理由是:(1)上述偵查管轄范圍與法律明確授權的訴訟監督對象范圍一致,包括了審判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看守所、勞動改造機關、勞動教養機關和狹義的司法行政機關,并沒有放棄法定的監督職責。(2)根據國務院《關于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結合《刑事訴訟法》關于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權的有關內容,對行政執法機關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為中存在的職務犯罪進行查處,是對立案監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撐。同時,也對民事、行政公訴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動和行政執法活動的職權主體身份和職權行為進行的雙重管轄劃分,突出了法治對司法、執法主體與從事其它公務的人員在職業操守要求上的區別。從人和事兩方面,為檢察機關全面正確履行對最具國家強制力和作為解決利益沖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權與行政執法權進行監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雙重管轄劃分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一方面偵查對象所在單位相對固定,而司法和行政執法的職權范圍也容易確定;另一方面,從刑法分則中的許多相關罪名本身就明確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執法行為可以直接區別管轄,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針對與訴訟監督權直接關聯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將使得檢察權中的監督功能與偵查功能實現最大程度的互惠,即從監督活動中發現職務犯罪線索,通過職務犯罪偵查增強監督效力。(6)管轄案件各類在量上的減少將帶來質上的提高,保證將有限的檢察資源集中投入到應當且最適宜由檢察機關承擔的偵查任務中,強化偵查功能進而強化檢察權的整體功能。
3、前兩類以外的其它職務犯罪由監察機關進行偵查。理由是:(1)監察機關設立的目的和任務原本就是查糾公務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在國家機關體系中具有廉政監督地位。(2)監察機關事實上參與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復雜的職務犯罪,在能力與經驗上可以勝任偵查職責。(3)監察機關身居政府之中,具備偵控以行政管理人員和行政管理行為為主要偵查對象的特定職務犯罪的信息優勢。(4)將針對違法違紀的監察權升格為針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權,與職務犯罪從違法違紀形態發展為犯罪形態的一般規律相符,打擊與預防效果與檢察機關負責偵查時相比將呈現增強趨勢。(5)賦予監察機關一定范圍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以取代“兩規”,“兩指”等政治手段,既可解決反腐敗斗爭的實際需要又能促進法制化與民主化。
4、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上級監督機關進行偵查;監督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上級檢察機關進行偵查。自然公正或正義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當然也不會允許自查自糾的偵查行為。因此交叉偵查勢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級之間互相偵查,或者有“官官相護”之嫌,或者有分庭對抗之憂。由高位階的對方上級掌握制約機制也許是最佳選擇。
5、檢察機關在與公安機關、監察機關之間出現職務犯罪案件管轄糾紛時具有偵查優先權。因為偵查活動是訴訟活動的啟動和起始階段,而檢察機關擁有訴訟監督權。但應當賦予公安機關和監督機關向上級檢察機關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權力。對于因為犯罪競合、數罪或共同犯罪出現的共同管轄案件,檢察機關立案后,認為由公安機關或監督機關偵查更適合的,可以移送管轄。
6、職務犯罪中單位犯罪的管轄參照上述劃分。原本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一分為三,不可避免將出現一些協調上的困難甚至權力主體之間的沖突。具體的問題有待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解決。畢竟從理論上進行設計和論證的結果只能是“相對合理”。
(二)增補在訴訟監督過程中發現的妨害訴訟行為的犯罪偵查權基于健全和完善訴訟監督權功能的考慮,檢察機關的偵查權不應局限于職務犯罪的范疇,應當包括對妨害訴訟活動的非職務犯罪。在增補偵查權之前,有必要借鑒一下國外關于檢察機關偵查權的立法例。在英國,檢察機關僅行使部分刑事偵查權,即根據1987年的《嚴重欺詐局法》有權直接立案偵查涉嫌500萬英鎊以上的重大復雜欺詐案件。嚴重欺詐局設在檢察機關內,有權要求任何與商業欺詐案件有關的公民或企業提供相關信息、文件和資料,也有權進入相關機構調查等。繼英國之后,新西蘭、挪威、烏干達、南非等國也仿效英國成立了由總檢察長領導的嚴重欺詐局。在美國,檢察機關直接進行偵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別重大的貪污案、行賄受賄案、警察腐敗案、白領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檢察機關主要對部分經濟與公司案件、嚴重偷稅與漏稅案件、公務人員貪污受賄案件進行偵查。一些高等檢察廳還成立了“特別偵查部”,專門負責這類案件的偵查工作。在韓國,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復雜犯罪和嚴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員(四級以上公務員)利用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環境污染犯罪、有組織犯罪、偷稅以及警察濫用職權犯罪等。聯合國大會1990年批準的《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特別指出:“檢察官應當適當注意對公務人員所犯罪行,特別是對貪污腐化、濫用權力、嚴重侵犯人權、國際公認的其它罪行的起訴,和依照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對這種罪行的調查。”可見,檢察機關的直接偵查權以職務犯罪為主但并非只針對職務犯罪,也可以針對特定的犯罪類型,具體設定完全根據實際需要。有鑒于此,根據訴訟監督功能的需要,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對下列案件應當行使偵查權:
1、刑法分則中規定的妨害司法類罪劃歸檢察機關管轄。有利于在監督司法權行使主體及其職權行為的基礎上,對其它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經驗表明,訴訟參與人的妨害司法行為往往與司法人員職務犯罪相關聯。在偵查其中一類犯罪的過程中可能發現重要的其它犯罪線索,對兩類犯罪的偵查都有促進作用。如從偽證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職務犯罪。從法理上說,也只有通過對訴訟參與人的整體監督,才能將三大訴訟法中關于檢察機關實行法律監督的規定落到實處,維護司法權威與司法公正。
2、直接以司法人員或行政執法人員為犯罪對象的人身傷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權利與民主權利的犯罪案件。因為對司法人員與行政執法人員的依法保護也是對司法和行政執法正常秩序的維護,是對訴訟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與訴訟監督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同時,也能從偵查過程中發現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職務犯罪線索。當然,如果確實與身份或職權無關,也可以交由公安機關偵查。如果被害人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為了回避應當交由公安機關偵查。
3、職業律師利用律師職便實施的犯罪案件。這與第一類妨害司法罪存在競合,但律師利用職便實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訴訟活動或司法活動。隨著“法曹一元化”在我國的發展,尤其是統一司法資格考試的全面推行,律師將成為法官和檢察官隊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資源。換句話說,律師作為司法工作者,其職務行為雖不屬于公務,但與法官和檢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律師的職業操守對訴訟的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對于律師在訴訟代理或非訴代理活動中的詐騙、敲詐勒索、受賄、侵占等犯罪行為,由負責訴訟監督的檢察機關進行偵查,有助于維護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職業的廉潔與高尚。
(三)擴充機動偵查權我國檢察機關現有的機動偵查權同樣受限于“身份”與“職權”。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經過以上的重組后,檢察機關的機動偵查權應當作適當的調整和擴充:
1、在民事、行政公訴案件的調查、審查中發現的非屬檢察機關固定管轄的犯罪案件。如對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豆腐渣”工程進行公訴時,直接偵查其中牽涉的非法招投標等犯罪。這樣一來,有助于公訴權的統一行使。
2、新出現的犯罪類型。如針對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司法解釋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批捕和起訴。筆者認為從訴訟監督的角度考慮,檢察機關對此類新概念犯罪自行偵查更為妥當。
3、基于集體回避的代位偵查。不宜由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不限于職務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監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如公安機關領導的家屬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偵查程序的合法和結果的公正。如果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親屬實施的檢察機關管轄范圍內的職務犯罪,同理應當由監察機關替代偵查。
4、基于嚴重不作為的代位偵查。立案監督中,對公安機關拒不說明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書后拒不立案,以及雖然立案但擱置不予偵查的案件,經向公安機關正式提出書面糾正違法意見并經上級檢察機關向上級公安機關通報后,仍然不予立案或偵查的,經省級檢察機關審批同意,取代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同樣,針對監察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參照以上辦法執行。
5、基于嚴重違法偵查的代位偵查。對于公安機關和監察機關偵查人員由于刑訊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訴、報復陷害等違法偵查行為構成職務犯罪的原案,即被違法偵查的案件,檢察機關有權對原偵查結論予以撤銷并自行組織重新偵查。
6、將原機動偵查的范圍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縮小為司法和行政執法人員,與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重新配置相協調。上述結構調整思路在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歸口過程中可以得到適當的體現。傳統反貪污賄賂部門、瀆職侵權檢察部門的合并不應停留于機構改革的精簡之義,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統一和完整要求在檢察機關內部實行檢警一體化,即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從屬性決定了司法警察必須在履行訴訟監督職權的檢察官指揮和監督下開展偵查。具體模式上應當借鑒國外通行的“主辦搭檔制”,建立由主辦檢察官負責下配備相對固定的檢察官助手和司法警察的辦案組,具體偵查任務由司法警察進行,檢察官行使偵查指揮權與偵查監督權。
第二篇:職務犯罪偵查權之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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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犯罪偵查權之重構
自深圳設立職務犯罪偵查局后,關于職務犯罪偵查局的地位與作用,或者更深層次地說是關于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優化問題成為關注焦點。筆者曾在碩士學位論文中探討過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功能更新,大致構想如下:
一、關于職務犯罪偵查權歸屬爭論的誤區
在我國反腐敗結構功能體系中,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理想功能相當強大,不僅對包括村干部在內的所有公務人員的職務犯罪行使偵查權,對職務犯罪中牽涉的部分非公務人員犯罪如行賄罪及與利用職便的公務人員共同犯罪行使偵查權,還對部分公務人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它重大犯罪行使機動偵查權。但是,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出現了功能弱化現象,尤其是出現了非功能與反功能。筆者認為,根本原因還是立法設計的理想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功能的弱化已經引起了反腐敗各職能部門之間分力格局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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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學界在研討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歸屬和替代問題時,陷入一個絕對化的誤區或者說對象錯誤。即始終將職務犯罪偵查權作為一個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體來研究,忽略了現行法對職務犯罪范圍的設定本身是否合理以及在關于職務犯罪的人為界定范圍之內是否具有基于偵查便利的管轄劃分必要這兩個基礎性前提。盡管有學者指出了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之間偵查案件管轄范圍的劃分標準的不科學甚至有悖民主和平等價值,但卻沒有提出建設性的調整意見。同時,上述的觀點或者將偵查權對監督權的支撐功能混同于偵查權的監督功能,或者將偵查功能與監督功能絕對地對立起來,沒有從作為子功能系統的偵查權對整個檢察權功能體系的貢獻以及與訴訟監督功能和公訴功能之間的互惠性角度對檢察機關的偵查權進行反思與重構。
二、職務犯罪偵查權功能更新
關于檢察權中偵查功能的更新問題,筆者的設計思路是:(1)以支撐訴訟監督功能為必要并保障支撐的充分有效;(2)對訴訟監督功能和一體化的公訴功能沒有直接貢獻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按照最有利于偵查的原則劃歸公安機關或監察機關;(3)擁有一定限度的機動偵查權,對民事、行政公訴過程中發現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或直接立案偵查或指揮公安機關進行偵查,應對形勢變化產生的新型犯罪,填補偵查權主體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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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剝離與訴訟監督無直接關聯的職務犯罪偵查權
199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范圍的規定》具體規定的職務犯罪大致有55種,即貪污賄賂犯罪12種,瀆職犯罪34種,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犯罪7種。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職務犯罪類型與檢察機關行使訴訟監督權沒有必然的聯系,應當進行分離并歸位。為此,筆者對現行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設計了以下分配方案:
1、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實施的職務犯罪,應當歸屬公安機關統一偵查。理由是:(1)市場和社會對平等主體的要求,尤其是世貿規則無差別待遇的要求,排斥單純以身份和財產所有權區分的法律適用不平等。試想,當相鄰的兩家國有和非國有銀行發生同樣的收銀員侵吞存款或者信貸員收受貸款客戶賄賂的案件,盡管最終判決結果從罪名和量刑上進行區別可以用侵犯的客體復雜性不同來解釋,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們憑什幺法理可以對其中屬于“國有”的員工適用“12小時傳喚”和“14天刑拘”,而對“非國有”的員工卻適用“48小時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機關的偵查力量與偵查水平在對付此類犯罪時存在比較優勢,譬如專門設立了經偵大隊。那幺,出于對擔心破案能力的反對意見顯然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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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非全面推行“檢警一體化”偵查模式,否則以檢察機關的人力、物力、財力根本無法對此類犯罪進行全面的有效打擊。(4)斷絕檢察機關與企業等利益集團之間的權錢交易可能,將有助于保障檢察權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檢察機關內部的腐敗,進而有助于檢察機關與檢察官權威的重塑。盡管交給公安機關偵查同樣存在這種可能,但由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總比檢察機關自我監督奏效得多。
2、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行政執法機關中行使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的公務人員實施的職務犯罪,以及其它國家工作人員在協助上述人員行使司法權或行政執法權過程中實施的職務犯罪,仍由檢察機關負責偵查。理由是:(1)上述偵查管轄范圍與法律明確授權的訴訟監督對象范圍一致,包括了審判機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監獄、看守所、勞動改造機關、勞動教養機關和狹義的司法行政機關,并沒有放棄法定的監督職責。(2)根據國務院《關于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結合《刑事訴訟法》關于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權的有關內容,對行政執法機關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為中存在的職務犯罪進行查處,是對立案監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撐。同時,也對民事、行政公訴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動和行政執法活動的職權主體身份和職權行為進行的雙重管轄劃分,突出了法治對司法、執法主體與從事其它公務的人員在職業操守要求上的區別。從人和事兩方面,為檢察機關全面正確履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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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國家強制力和作為解決利益沖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權與行政執法權進行監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雙重管轄劃分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一方面偵查對象所在單位相對固定,而司法和行政執法的職權范圍也容易確定;另一方面,從刑法分則中的許多相關罪名本身就明確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執法行為可以直接區別管轄,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針對與訴訟監督權直接關聯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將使得檢察權中的監督功能與偵查功能實現最大程度的互惠,即從監督活動中發現職務犯罪線索,通過職務犯罪偵查增強監督效力。(6)管轄案件各類在量上的減少將帶來質上的提高,保證將有限的檢察資源集中投入到應當且最適宜由檢察機關承擔的偵查任務中,強化偵查功能進而強化檢察權的整體功能。
3、前兩類以外的其它職務犯罪由監察機關進行偵查。理由是:(1)監察機關設立的目的和任務原本就是查糾公務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在國家機關體系中具有廉政監督地位。(2)監察機關事實上參與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復雜的職務犯罪,在能力與經驗上可以勝任偵查職責。(3)監察機關身居政府之中,具備偵控以行政管理人員和行政管理行為為主要偵查對象的特定職務犯罪的信息優勢。(4)將針對違法違紀的監察權升格為針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權,與職務犯罪從違法違紀形態發展為犯罪形態的一般規律相符,打擊與預防效果與檢察機關負責偵查時相比將呈現增強趨勢。(5)賦予監察機關一定范圍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以取代“兩規”,“兩指”等政治手段,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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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反腐敗斗爭的實際需要又能促進法制化與民主化。
4、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上級監督機關進行偵查;監督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由上級檢察機關進行偵查。自然公正或正義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當然也不會允許自查自糾的偵查行為。
因此交叉偵查勢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級之間互相偵查,或者有“官官相護”之嫌,或者有分庭對抗之憂。由高位階的對方上級掌握制約機制也許是最佳選擇。
5、檢察機關在與公安機關、監察機關之間出現職務犯罪案件管轄糾紛時具有偵查優先權。因為偵查活動是訴訟活動的啟動和起始階段,而檢察機關擁有訴訟監督權。但應當賦予公安機關和監督機關向上級檢察機關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權力。對于因為犯罪競合、數罪或共同犯罪出現的共同管轄案件,檢察機關立案后,認為由公安機關或監督機關偵查更適合的,可以移送管轄。
6、職務犯罪中單位犯罪的管轄參照上述劃分。
原本統一由檢察機關行使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一分為三,不可避免將出現一些協調上的困難甚至權力主體之間的沖突。具體的問題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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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解決。畢竟從理論上進行設計和論證的結果只能是“相對合理”。
(二)增補在訴訟監督過程中發現的妨害訴訟犯罪偵查權
基于健全和完善訴訟監督權功能的考慮,檢察機關的偵查權不應局限于職務犯罪的范疇,應當包括對妨害訴訟活動的非職務犯罪。在增補偵查權之前,有必要借鑒一下國外關于檢察機關偵查權的立法例。
在英國,檢察機關僅行使部分刑事偵查權,即根據1987年的《嚴重欺詐局法》有權直接立案偵查涉嫌500萬英鎊以上的重大復雜欺詐案件。嚴重欺詐局設在檢察機關內,有權要求任何與商業欺詐案件有關的公民或企業提供相關信息、文件和資料,也有權進入相關機構調查等。繼英國之后,新西蘭、挪威、烏干達、南非等國也仿效英國成立了由總檢察長領導的嚴重欺詐局。在美國,檢察機關直接進行偵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別重大的貪污案、行賄受賄案、警察腐敗案、白領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檢察機關主要對部分經濟與公司案件、嚴重偷稅與漏稅案件、公務人員貪污受賄案件進行偵查。一些高等檢察廳還成立了“特別偵查部”,專門負責這類案件的偵查工作。在韓國,檢察機關自行偵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復雜犯罪和嚴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員(四級以上公務員)利用職務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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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環境污染犯罪、有組織犯罪、偷稅以及警察濫用職權犯罪等。
聯合國大會1990年批準的《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特別指出:“檢察官應當適當注意對公務人員所犯罪行,特別是對貪污腐化、濫用權力、嚴重侵犯人權、國際公認的其它罪行的起訴,和依照法律授權或當地慣例對這種罪行的調查。”可見,檢察機關的直接偵查權以職務犯罪為主但并非只針對職務犯罪,也可以針對特定的犯罪類型,具體設定完全根據實際需要。
有鑒于此,根據訴訟監督功能的需要,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對下列案件應當行使偵查權:
1、刑法分則中規定的妨害司法類罪劃歸檢察機關管轄。有利于在監督司法權行使主體及其職權行為的基礎上,對其它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經驗表明,訴訟參與人的妨害司法行為往往與司法人員職務犯罪相關聯。在偵查其中一類犯罪的過程中可能發現重要的其它犯罪線索,對兩類犯罪的偵查都有促進作用。如從偽證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職務犯罪。從法理上說,也只有通過對訴訟參與人的整體監督,才能將三大訴訟法中關于檢察機關實行法律監督的規定落到實處,維護司法權威與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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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以司法人員或行政執法人員為犯罪對象的人身傷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權利與民主權利的犯罪案件。因為對司法人員與行政執法人員的依法保護也是對司法和行政執法正常秩序的維護,是對訴訟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與訴訟監督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同時,也能從偵查過程中發現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職務犯罪線索。當然,如果確實與身份或職權無關,也可以交由公安機關偵查。如果被害人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為了回避應當交由公安機關偵查。
3、職業律師利用律師職便實施的犯罪案件。這與第一類妨害司法罪存在競合,但律師利用職便實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訴訟活動或司法活動。隨著“法曹一元化”在我國的發展,尤其是統一司法資格考試的全面推行,律師將成為法官和檢察官隊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資源。換句話說,律師作為司法工作者,其職務行為雖不屬于公務,但與法官和檢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律師的職業操守對訴訟的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因此,對于律師在訴訟代理或非訴代理活動中的詐騙、敲詐勒索、受賄、侵占等犯罪行為,由負責訴訟監督的檢察機關進行偵查,有助于維護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職業的廉潔與高尚。
(三)擴充機動偵查權
我國檢察機關現有的機動偵查權同樣受限于“身份”與“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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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經過以上的重組后,檢察機關的機動偵查權應當作適當的調整和擴充:
1、在民事、行政公訴案件的調查、審查中發現的非屬檢察機關固定管轄的犯罪案件。如對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豆腐渣”工程進行公訴時,直接偵查其中牽涉的非法招投標等犯罪。這樣一來,有助于公訴權的統一行使。
2、新出現的犯罪類型。如針對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司法解釋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批捕和起訴。筆者認為從訴訟監督的角度考慮,檢察機關對此類新概念犯罪自行偵查更為妥當。
3、基于回避的代位偵查。不宜由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不限于職務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監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如公安機關領導的家屬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偵查程序的合法和結果的公正。如果是檢察機關工作人員的親屬實施的檢察機關管轄范圍內的職務犯罪,同理應當由監察機關替代偵查。
4、基于不作為的代位偵查。立案監督中,對公安機關拒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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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書后拒不立案,以及雖然立案但擱置不予偵查的案件,經向公安機關正式提出書面糾正違法意見并經上級檢察機關向上級公安機關通報后,仍然不予立案或偵查的,經省級檢察機關審批同意,取代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同樣,針對監察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參照以上辦法執行。
5、基于違法偵查的代位偵查。對于公安機關和監察機關偵查人員由于刑訊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訴、報復陷害等違法偵查行為構成職務犯罪的原案,即被違法偵查的案件,檢察機關有權對原偵查結論予以撤銷并自行組織重新偵查。
6、將原機動偵查的范圍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縮小為司法和行政執法人員,與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重新配置相協調。
參考文獻
1、謝志強、王紅兵:《機動偵查權淺議》,《檢察日報》2002年4月12日。
2、夏邦《中國檢察院體制應予取消》,《法學》1997年第7期。
3、田雙鄂、余立進:《“國家工作人員”范圍辨析》,《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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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報》2002年5月7日。
4、對于現行檢察權中以身份區別管轄權的平等價值判斷,屬于偵查權的微觀功能研究范疇。前文引述的夏邦一文關于“遺毒”的指控,筆者認為應當一分為二地理解。指控看似代表了“從身份到契約”(〔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97頁)的前進方向,也可以用來批判亞里士多德“正義即不義,不義即正義”正義觀,(亞氏的正義觀不是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而是不同的人應該享有不等的權利,是建立在不平等人生觀的基礎之上的,是一種不正義基礎上的正義。參見李龍主編,前引書,第44頁)但由于忽視基于某些職權而形成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忽視對特殊犯罪區別偵查所體現的權責統一或權利義務相一致的法律上的平等,忽視公務人員非職務犯罪的其它刑事犯罪與非公務人員適用同一偵查程序的事實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構成對職務犯罪偵查權平等價值的完全否定,但卻足以構成部分否定。因為它至少可以引發關于職務犯罪偵查中12小時最長連續傳喚期限與其它犯罪偵查中48小時最長連續留置期限,以及公安機關偵查的刑事犯罪最長刑事拘留期限為37天而檢察機關偵查的卻只有14天的比較反思。
5、參見張雪妲,前引文,第153頁。該文認為公安機難以勝任偵破“白領犯罪”對偵查人員謀略和技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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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將國企人員和單位犯罪歸屬檢察機關管轄,在檢察經費依靠“皇糧”明顯不足的現實條件下,已經成為了反功能,這可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計劃財務裝備局承擔的《檢察機關經費保障機制研究》重點課題組調查研究顯示:在檢察系統開展教育整頓前的1997年,全系統經費支出85.57億元中,各種形式的外單位贊助13.9億元,在發案單位報銷4.78億元。參見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編:《檢察理論研究成果薈萃》,第129頁。在接受了這些維持檢察機關“生計”的“雜糧”之后,檢察機關能否保證鐵面無私遭到了合理的懷疑,這也是啟動隊伍教育整頓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公正既需要高素質的檢察隊伍,也需要保障公正的外部環境,并非搞幾次運動可以解決的問題。
6、參見梁國慶主編:《國際反貪污賄賂理論與司法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頁。
7、張培田:《檢察制度本源芻探》,孫謙、劉立憲主編:《檢察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頁。
8、劉立憲、吳孟栓:《國際檢察制度發展趨勢的把握和分析》,《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9、劉兆興:《兩大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權比較》,法律咨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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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法評譯》1995年第3期;龍宗智:《論檢察官偵查的特點和要求》,前引文,第456頁。
10、李倫:《國外和港澳臺地區檢察機關偵查權比較研究》,《國外法制信息》1998年第12期。
11、高克強:《大韓民國檢察制度概況》,《國外法制信息》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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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審
應
具
備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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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試論職務犯罪偵查權之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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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職務犯罪偵查權之重構
作者:劉海波 王雪飛
來源:《法制博覽》2013年第08期
【摘要】當前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分散,基于犯罪主體身份不同而反腐機構多元化;檢察機關作為專門的職務犯罪偵查機關也“偵出多門”,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監所檢察等部門都有偵查權。這種情形已經不適應查辦職務犯罪的新形勢,應當予以重構。
【關鍵詞】職務犯罪偵查;多元化;重構
近年來,我國一直對職務犯罪保持高壓態勢,但職務犯罪仍處于高發、易發階段,并且呈現出“發現難、立案難、取證難”的特點。傳統的偵查機制越來越落后,偵查工作越來越艱難,職務犯罪偵查權過于分散的弊端越來越明顯。
一、當前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的弊端
當前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過度分散。檢察機關負責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公安機關負責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針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檢察機關依法查處,紀檢、監察部門又可以依照黨紀查處。在檢察機關內部,由反貪污賄賂部門、反瀆職侵權部門分別行使貪污賄賂犯罪、瀆職侵權犯罪偵查權。監所檢察部門也在一定范圍的職務犯罪偵查權。不難看出,我國職務犯罪偵查機關設置過多,偵查權過于分散,不利于形成合力打擊職務犯罪。
(一)以犯罪主體身份來劃分管轄主體,不利于司法統一
從職務犯罪定義的角度來看,廣義的職務犯罪是指負有管理職能的人員利用其管理的便利條件而實施的與其職務相關的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等犯罪行為,犯罪主體包括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狹義的職務犯罪僅限于國家工作人員在從事公務活動中利用職務之便而實施的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等犯罪行為。這兩種觀念的區別在于犯罪主體的身份,基于這種身份的區分造成了職務犯罪管轄權的分割。檢察機關負責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立案偵查,公安機關負責對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進行偵查。這種劃分是按照主體身份的不同而做出的劃分,這種模式割裂了職務犯罪偵查的完整性。職務犯罪的本質特征是其主體的“從事公務性”,而非主體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在司法實踐中,很多職務犯罪案件僅僅因為主體的身份不同,而分別定為不同的罪名,處以不同的刑罰,這樣做影響了打擊職務犯罪的準確性和公平性,又影響到國家司法的統一性和嚴肅性。
(二)職務犯罪偵查機構多元化,沒有形成打擊腐敗的合力
檢察機關負責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立案偵查,公安機關負責對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進行偵查,紀檢、監察部門分別對黨員、行政干部的違法和違紀行為進行查處。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分散配置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一是容易使公安、檢察或爭搶案源,或相互推
諉,影響職務犯罪案件的正確查處,甚至使犯罪嫌疑人逍遙法外。二是紀檢監察部門以紀代法的現象嚴重,紀委的“雙規”、“雙指”手段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不符合法治精神。
(三)檢察機關內部“偵出多門”,偵查力量分散
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監所檢察等部門都有偵查權。由于現行法律將職務犯罪偵查權分設在不同的部門,導致偵查權嚴重分化。檢察機關內部的這種“偵出多門”的格局,往往容易造成案件線索資源的嚴重流失,既包括各層級檢察機關之間偵查力量的分散,也包括反貪污賄賂部門和反瀆職侵權部門之間偵查力量的分散;不同部門之間偵查工作的重復。目前,絕大多數基層院往往面臨案多人少的局面,偵查權分拆過細,導致法律監督力的整體弱化。部分反瀆職侵權局僅有兩三名檢察人員,難以完成調查取證任務,實際上還是實行反貪、反瀆一體化偵查模式。
(四)貪污賄賂犯罪與瀆職侵權犯罪往往相互交織、密不可分
目前來看,越來越多的腐敗案件顯示,國家工作人員腐敗絕大多數是權錢交易,一個腐敗案件往往既涉及貪污受賄犯罪又涉及瀆職侵權犯罪。查辦貪污賄賂犯罪與瀆職侵權犯罪,在具體的辦案過程中也開始難以分割。絕大多數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的案件都與貪污賄賂犯罪緊密聯系,查辦行賄受賄案件與查處瀆職侵權犯罪可以互為突破口。然而有不同的偵查部門來偵查,各偵查部門的側重點和偵查方向都有所不同,反貪部門在查證貪污受賄犯罪案件時,往往會忽視對瀆職侵權類犯罪案件的偵查,這樣就必然會導致案件線索資源的流失。
二、職務犯罪偵查權之重構
(一)破除以犯罪主體身份為劃分依據的管轄模式,將職務犯罪偵查權全部賦予檢察機關執行
筆者在上面已經分析了以犯罪主體劃分職務犯罪管轄權的不科學性,公安機關不再管轄職務犯罪,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線索統一受理,對有職務違法事實但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交紀檢監察部門追究行政責任或黨紀處分。這樣不但可充分有效地利用群眾舉報線索,而且能防止以紀代法。同時也要充分利用紀檢監察在打擊職務犯罪方面的靈活手段,黨紀與國法相結合充分形成打擊合力,促進職務犯罪偵查健康發展。
(二)破除檢察機關內部的部門壁壘,設置統一的職務犯罪偵查局
目前,從全國范圍來看,已有重慶、深圳、泰州等地檢察機關成立了職務犯罪偵查局,不再分設反貪污賄賂局和反瀆職侵權局。職務犯罪偵查權統一行使,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將檢察機關內部的反貪、瀆檢、監所等偵查職能進行合并,將偵查基礎設施、偵查裝備由一個內設機構統一掌握和使用,客觀上能夠增強辦案能力。特別對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而言,這方面的需求更為明顯。
(三)賦予檢察機關辦理自偵案件時拘留與逮捕的執行權
根據現行刑訴法規定,拘留和逮捕的執行權屬于公安機關。但實踐中通常是檢察機關到公安機關辦理執行手續,然后自己代為執行。實際看來,賦予檢察機關拘留和逮捕的執行權實屬必要。檢察機關本身有自己的司法警察隊伍,參與案件看管、文書送達、對犯罪嫌疑人基本情況和涉嫌犯罪事實等比較熟悉,直接行使拘留、逮捕執行權,完全具有可行性,效率更高程序更簡便。
參考文獻:
[1]謝鵬程.論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監督制約和優化配置[J].中國司法,2008(8).[2]莊建南.論職務犯罪偵查權的配置[J].法學評論,2008(5).[3]邱景輝.職務犯罪偵查權之重構[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3(3).作者簡介:劉海波(1986-),男,江蘇泰州人,泰州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研究方向:刑訴法;王雪飛(1982-),男,江蘇泰州人,泰州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
第四篇: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監督制約機制研究
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權監督制約機制研究
(包立春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民檢察院)
摘要:本文根據我國職務犯罪偵查監督的現有的國情,借鑒外國的普遍做法和好的經驗,嘗試著如何完善現有的職務犯罪偵查監督機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國的職務犯罪偵查監督制約機制的建議。
關鍵詞:職務犯罪偵查權監督制約
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享有偵查權,其偵查權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權沒本質區別。但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權不同在于,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沒有外部監督,我國目前對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的監督只是內部監督,通過將內部的偵查部門與審查逮捕,起訴部門的分設來實行內部監督。
一、我國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的內部監督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職務犯罪案件偵查程序的監督缺乏立法上的依據
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及其他相關的司法解釋都沒有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監督作出規定,這一方面降低了職務犯罪案件偵查監督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也給這種監督的真正有效實施造成了很大的障礙。由于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這樣偵查對象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非法侵犯的時候,就很難找到適當的救濟程序,不利于被偵查對象的人權保障。
(二)我國職務犯罪的偵查內部監督的局限性
現代刑事訴訟模式呈現出控、辯、審三方的三角制約結構的原因是職能的分立更有利于公正審判的實現,更有利于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
1職能的分離之首要要求就是職能的獨立,同一主體不應該同時承擔兩項相對應的職能,不然職能分離的目的就很難實現。刑事訴訟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對可能侵犯當事人權益的程序進行監督。要想實現監督的有效性,就必須實現監督的獨立性。這是我國檢察機關獨立自主地行使法律監督權的原因所在。然而,在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監督中卻出現了例外。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領域的這種內部的監督很難確保監督的有效性。
二、我國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權的監督機制的完善
(一)從檢察機關自身入手,確保偵查監督職能的履行
1.從根本上,突出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能
檢察機關的根本任務是依法對全部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偵破案件不應是檢察機關的主要工作。但是,目前檢察機關承擔了大量的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任務,使之無法全面行使監督職能。要強化法律監督效能,就必須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監督方面來,將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部門從檢察院分離出來,以便檢察機關集中力量從事法律監督工作。
2.權宜之法,將職務犯罪的監督職能由上級檢察機關來行使
通過將職務犯罪的審查逮捕權上移可以使監督權的有效性增強,從而解決目前的自己監督自己的邏輯尷尬和內部制約失靈問題。
(二)從職務犯罪的對象上,確保偵查監督職能的履行
賦予犯罪嫌疑人廣泛的權利,提高犯罪嫌疑人在審前程序中的訴訟地位“以權利制約權力”,是西方法治國家對偵查實行監督的重要途徑。在刑事訴訟中被追訴方作為公民個人,無論是在經濟實力、法律知識還是訴訟經驗上都無法與作為國家執法機關的偵查機關相比。偵查機關處于優勢地
位,而辯護方處于劣勢地位。要實現控辯之間的實質平等,就必須加強對被追訴方權利的保護,適當加重偵查機關的訴訟職責,從而對偵查權力的行使進行一定的抑制。只有在平等對抗的訴訟結構中,公共權力的濫用才能杜絕。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來強化辯護方的劣勢地位:
l.賦予被追訴方沉默權
如果規定刑事訴訟中偵控方有權強制被追訴人供認有罪,實際上是認可相互爭斗的一方有權強制對方提供對自己不利的武器,這是極不合理且違背訴訟的基本規律的。因為賦予被追訴人以沉默權實際上是承認被追訴方有權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與國家展開理性的抗爭,承認被追訴人的個人利益有獨立于國家和社會利益的內在價值;而否認被追訴人享有沉默權,實際上是承認偵控機關有權對被追訴方進行支配和控制,其后果是犯罪嫌疑人淪為證據方法,導致自我歸罪。而刑事訴訟過程一旦允許偵控機關有權對被追訴方進行支配和控制,那么控辯雙方之間將毫無平等可言,最終決定案件裁判結果的將不是事實本身,而是控辯之間權力(權利)的對比,這是違反訴訟作為一種解決糾紛的理性方式所應具有的公正品質的。因而賦予被追訴人以沉默權應是改革我國偵查監督機制的必然選擇。
2.賦予被追訴方調查取證的權利
雖然各國法律都要求偵控機關既要注意收集不利于被追訴人的事實和證據,也要注意收集有利于被追訴人的事實和證據,但作為行使控訴權的一方,偵控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更注重收集對被追訴人不利的事實和證據。正是基于此,現代西方各國普遍賦予被追訴方以一定的調查取證的權利。我國法律上應該明確規定,在不損害他人權利的情況下,被追訴方擁
有任意性調查措施,如詢問證人、收集物證、書證,委托鑒定,在公共場所拍照、錄音等。
3.賦予被追訴人同步錄音錄像確認權
為了保障被追訴人的權利特別是在初查中(因為在初查中偵查機關往往在自己的機關內來獲取口供)賦予被追訴人同步錄音錄像確認權。當然這項確認權是在首先保證對追訴人采取同步錄音錄像的措施的。
4.將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提前
在第一次訊問時,犯罪嫌疑人通常心理最為脆弱,最需要法律幫助,偵查人員通常也是在第一次訊問時最容易濫用權力,甚至刑訊逼供。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應該增加偵查人員在第一次訊問時有義務告知被追訴人有權獲得律師的幫助,以了解自己在此時的權利。
5.擴大律師在偵查階段享有的訴訟權利的范圍
按照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不具有辯護人資格,享有的訴訟權利極其有限。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我國刑事訴訟法應賦予律師各國被追訴方律師在偵查階段通常都享有的權利,如閱卷權,與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通信的權利,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在場的權利,調查取證和申請證據保全的權利等。
6、賦予被追訴方提起訴訟的權利
“無救濟則無權利”,只有規定嫌疑人申訴和抗辯權,才能保證嫌疑人的人身權利。現代各國在賦予偵查機關以必要的強制性偵查權力的同時,又賦予被追訴方以廣泛的異議和救濟權,即對偵查機關實施的涉及對被追訴人的權利和自由進行限制或剝奪的訴訟手段,被追訴方有權向法院表示
異議,要求法院對偵查機關實施的訴訟措施,特別是強制性訴訟措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進行審查和裁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應規定對偵查機關超過最長羈押期限羈押嫌疑人的,嫌疑人及近親屬或者嫌疑人委托的律師有權向法院提起訴訟。
(三)明確法官對偵查的事后監督權
針對偵查程序違法,西方各國建立了專門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使得那些有程序性違法行為的偵查機關或人員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英美法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得偵查機關違法所得的證據不具有可采性。大陸法國家大都采取了訴訟行為無效制度,使得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經過利害關系人的申請,可以由法官宣告為無效行為,從而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有違法必有制裁,一部法律如果要樹立權威并在現實中得到實施,就必須建立專門的法律責任制度,使違反該法律規定的人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明確法官對偵查的事后監督權對于保障司法對偵查活動的事后監督具有重要作用。
(四)通過人民監督員制度的完善促進檢察機關執法作風的轉變 人民監督員以客觀公正的立場來監督評議檢察機關的自偵案件,可以增強自偵案件的辦案透明度,促使辦案人員轉變執法觀念,更加注重依法辦案、文明辦案,可以進一步強化 “立檢為公,執法為民”的觀念,并使執法作風進一步好轉,防止和減少了辦案中違法違紀現象的發生。人民監督員制度的目標價值,就在于其從外部對檢察機關制約的剛性。要是人民監督員制度取得廣泛的認可就必須解決“自己請人監督自己”的困惑與窘境,才能使人民監督員制度的運行體現“體外監督”的剛性特質,才能使
制度具有更強的權威性,更強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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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強化職務犯罪偵查權科學化解社會矛盾
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程中,黨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的司法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和保障。目前,我國正處于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戰略時期,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深刻變遷,社會利益格局大規模調整,大量的社會矛盾糾紛以司法訴求的形式涌入司法領域。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如何加強職務犯
罪偵查權,科學地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的司法,筆者淺談幾點認識。
一、準確理解“和諧司法”的基本內涵
和諧,是指配合得適當和勻稱。《論語·子路》記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指和諧而不盲從。司法的使命在個案中表現為定紛止爭,即控辯雙方糾紛的公平、公正解決。和諧司法,是指司法的觀念、過程、機制、方式、結果等都應當以協調、和諧為目標,使司法工作更加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有利于保護群眾利益、有利于實現社會和諧。和諧司法作為一種理念和司法行為方式,它強調一種平衡、折中、價值追求與運行教程的統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于司法活動的基本要求。
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加強職務犯罪偵查權,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平正義,必須以和諧社會建設者的姿態全面發揮職能作用,實現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高效、權威的法治環境。
二、構建和諧司法必須科學分析當前社會矛盾的時代特征
只有深刻地認識矛盾糾紛的發展變化,正確掌握其時代特征,緊緊抓住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才能通過履行檢察職能牢牢把握科學化解矛盾糾紛的主動權。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普遍特征表現為:
(一)矛盾內容的利益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的生活觀、價值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注重和追求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實際利益,從而使經濟利益矛盾和物質利益沖突成為引發矛盾糾紛的核心內容。
(二)矛盾主體的群眾性。社會轉型時期,不少利益矛盾存在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往往造成群體性事件的增多。特別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如企業倒閉破產、征地拆遷安置、醫保改革等。
(三)矛盾成因的復雜性。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各種矛盾成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
(四)矛盾形式的偏激性。從當前信訪工作情況看,集體上訪、越級上訪的增多,沖擊政府機關、圍攻工作人員事件的增多,說明矛盾事關群眾的切身利益,也說明基層工作還不適應復雜的矛盾現狀。
三、強化職務犯罪偵查權對科學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司法有重要作用
職務犯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主要發生在履行職務的執法活動中。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司法機關,履行法律監督權,職務犯罪偵查權由法律監督權所派生,是針對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而實施偵查活動的一項法定職能。強化此項職能,通過有效地懲治職務犯罪,科學地化解目前社會存在的矛盾,為構建和諧司法打下基礎。
(一)查辦職務犯罪在促進和諧司法中發揮獨特作用
1、直接查辦侵犯公民民主權利、人身權利的職務犯罪案件,清除干部隊伍和司法隊伍中的敗類,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人身權利,實現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從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從根本上維護公民的公平正義,為實現社會和諧提供法治保障。
2、直接查處貪污、挪用公款、賄賂和玩忽職守等職務犯罪,懲處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保護國家和集體財產的財產所有權,維護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保證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純潔性和廉潔性,從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
3、積極參與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專項治理工作,維護公平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為公民和社會提供競爭有序、成果得保護的屏障。如通過積極參與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化解存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中的矛盾和糾紛,維護公平競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為和諧社會提供廉潔高效的司法環境和誠信友愛的社會環境。
(二)在履行職務犯罪偵查權中樹立和諧意識。
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履行,是每一位擁有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檢察官,依照法律規定,從受理案件線索開始,經過初查,偵查,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等法定程序,職務犯罪人受到法律制裁的過程。擁有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檢察官要認識到自己在構建和諧司法的作用和地位,要以和諧的理念武裝頭腦,在工作中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⑴要認真學習,提高法律政策水平。偵查人員對舉報線索,要用法律政策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衡量,然后定性,進而采取解決的方法和措施。
⑵要端正態度,提高說服解釋水平。偵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