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審計失敗案例分析--透視2006年上海社保案

政府審計失敗案例分析------透視2006年上海社保案

四、建議與啟示

從上海社保腐敗大案暴露出來的觸目驚心的社保基金違規操作問題可以看出, 目前我國社保基金投資管理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嚴格的法律制約和績效審計,因此, 對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進行監控和績效審計刻不容緩。

（一）開展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績效審計的必要性

1、實施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績效審計是完善投資管理體制的需要 社會保險基金的投資需要遵從以下四個原則:一是專款專用原則, 不能挪作他用。二是安全返回原則, 即運營時必須保證投放的社會保險資金按期如數收回。這是社會保險基金運營必須遵從的基本原則, 也是國家對社會保險機構的最低要求。三是保值原則, 即不使基金“含金量”減少的原則。四是爭取贏利原則。如果說社會保險的社會效益在于保證勞動者在特殊情況下仍能享有基本生活, 促進社會安定, 那么, 它的經濟效益則是盡可能地爭取贏利, 使籌措累積起來的社會保險基金大于各項保險金的支出。政府對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是否達到了預期效益和投資效果, 需要通過績效審計予以客觀評價。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中還存在很多問題, 通過績效審計, 可以揭示投資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深層次剖析投資管理體制中的缺陷和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方面和環節,從而不斷完善投資管理體制。對建成項目的效益狀況予以綜合審計評價并與預期效益進行對比分析, 分析產生差距的原因, 提出改進的意見和建議。

2、實施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績效審計是監督政府公共資金使用效益的需要 社會保障基金使用的績效關系著百姓的切身利益, 尤其關系著社會的穩定。社會保障基金要求保值增值, 這是社會保障體制得以正常運行的基本要求。多年來, 由于我國法律法規的限制, 加上國內資本市場不完善和金融工具不發達的約束, 社會保障基金只能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 如果扣除物價因素, 這種投資收益率是相當低的。現有社會保障基金過于分散, 從中央政府到省級政府、地市政府及縣政府各級社會保障局, 都有自己管理的社會保障資金, 形成大大小小的集團利益。這種情況增加了管理基金的難度, 也使基金的平均規模過小, 投資風險和經營成本增加。社會公眾希望獲得政府使用和管理社會保障基金的效率和 23

第二篇：政府失敗案例分析（范文模版）

從政策系統觀看我國的計生政策

——基于南方某縣計生政策失敗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描述

我國南方某縣的計劃生育工作多年來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數1-3名的位置。1998年，新一屆領導班子走馬上任，為了建立政績，完成好上級政府下達的計劃生育任務，甩掉計劃生育的落后帽子，采取了一項新的政策措施，即對計劃生育實行高額罰款。具體的罰款標準是：超生第二胎罰款為2000元，超生第三胎罰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罰款為10000元。縣政府希望通過這項措施的實施有效地控制縣里的生育數量。考慮到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艱巨性，為了解決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經費不足的問題，有效地調動計劃生育人員的工作熱情，該政策還作出了罰款提成的相關規定，即罰款所得，村、鎮兩級各提成30%。該項政策實施兩年多后，縣政府調查后發現，根本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目標，超生問題仍然很嚴重。許多人寧愿交納高額罰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沒錢的家庭甚至舉債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覺得，交了罰款就等于購買了計劃生育指標，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權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預先把罰金交了上去。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重男輕女、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等傳統觀念在當地群眾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基層干部把超生計劃當作一種創收的途徑，為了多來錢，對超生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的甚至對超生予以暗中鼓勵。

二、背景透視

1、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及政策效果

全國城鄉自1971年普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至今已有36年的歷史。從最初較為寬松的“晚、稀、少”政策，到1980年緊縮的“一胎化”政策，在到1988年在農村開小口的“一孩半”政策，中國的生育政策經歷了曲折的歷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寬松的生育政策階段（1971-1980年初秋）；第二階段是緊縮的生育政策和不斷調整照顧生育二孩比例階段（1980秋-1988年8月），從全國城鄉只能勝一個孩子調整到大部分省、自治區農村一女戶可以照顧再生一個，少部分省、自治區農村生二孩，五個省、直轄市城鄉仍然只能生一個孩子的政策。這三個階段可以概括為“寬松、緊縮、較緊”。[1]（p1）

從政策執行的效果來看，第一階段生育政策及其執行效果好，政策成本少，人口控制好，生育率下降很快，政策執行難度小，社會和諧；第二階段的生育政策及其執行效果差，政策成本較大，人口控制效果差，生育率沒有下降而是波浪式起伏，政策執行難度大，黨群干群關系緊張影響了社會穩定，出現了性別比失調，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第三階段的人口控制效果較明顯，生育率開始緩慢持續下降，執行難度降低，但是成本增加極快，性別比失調和人口老齡化程度嚴重，人口素質出現逆淘汰，政策不公平，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問題仍然存在。[1]（p137）

2、現階段影響我國生育政策有效執行的主要阻力因素

本文分析認為，現階段影響我國生育政策有效執行的阻力因素只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我國的育齡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育齡群眾，受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生育意愿并未完全轉化；二，計劃生育政策——不論是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還是二孩政策，都以犧牲群眾的小家庭利益為代價，與眾多政策目標群體的生育意愿存在差距；三，由于以上原因，導致我國的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強制性，在基層農村的政策具體執行過程中，執行措施的不合理、執行手段的單一僵化、執行人員的素質低下等，仍然影響著政策目標的有效實現。

三、理論分析

本文分析將就此案例具體分析導致計劃生育政策措施未能有效執行的原因：

1、上下級政策目標的偏差導致政策執行的方向性錯誤

政策目標是指有關公共組織特別是政府為了解決有關公共政策問題而采取的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指標和效果。公共政策的元目標一般包括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國家制定計劃生育政策的目標在于“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而本案例中該縣新任領導班子的政策目標是建立政績、完成好上級下達的計劃生育任務，甩掉計劃生育的帽子。針對此目標采取的對策是對違規生育人員進行高額罰款。這項政策更多注重了工作效率而忽視了政策的公平。同時，為了解決基層計劃生育經費不足的問題，調動基層計生工作人員的積極性，該政策還規定罰款所得鄉鎮兩級各提成30%。這項規定使得，對于基層干部來說，計生罰款不僅僅是約束性政策，更成為了村鎮增加財政收入的合法有效的手段。政策目標在此層級再次發生嚴重偏差。兩次政策目標的偏差導致政策執行的方向性錯誤，使得政策執行得越有效，離原定政策目標越遠。

2、政策問題構建錯誤導致政策執行的偏差

政策問題的性質、政策對象行為的多樣性、政策對象人數及其行為需要調試量，都直接影響到政策的有效執行。生于政策屬于復雜的問題，所涉及的目標團體人數眾多、對象復雜，加上人們因傳統文化的熏陶而形成了一套行為定向和模式，更增加了政策執行的難度。因此對于計生政策問題的構建，目標團體行為必須調試量越小越好，從而盡量減少人們的抵制與沖突。

本案例中對超生第一胎或更多胎都采取嚴厲的罰款懲罰，不符合國家提倡的“只松不緊”的計劃生育政策傾向，也違背了大多數群眾的意愿，無法得到被執行者的擁護與認同；第二，本案例中計生政策采取單一的行政手段——高額的罰款，缺乏有效的約束力，甚至在農民中產生“用罰款購買計劃生育指標”的錯誤認知，動搖了公共政策的權威性；第三，允許村鎮兩級從罰款中提成，無疑對基層干部起到一定的誘導作用，計劃生育給他們帶來了實惠，他們怎么會積極制止這種行為呢？甚至此規定更可能進一步增加計生執行過程中的人為因素，失去政策的公平性。

3、政策執行者的素質不高，其行為與原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政策執行主體是指負責組織落實公共政策的人員或組織。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主體為各級計劃生育工作者，以及鄉鎮政府和街道辦事處其他人員，村婦女主任和村長、書記，主要是靠鄉鎮、街道和村（居）計劃生育工作者。計劃生育工作是一項政策性很強，做人的思想的工作。執行者對政策的認可、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必備的素質。本案例中，政策執行者的素質不高，不僅對計生工作的精神實質缺乏深刻理解，宣傳教育工作不到位，甚至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將計生政策等同于罰款政策，將超生罰款當作創收的途徑，對超生現象不予制止，甚至暗中鼓勵，這與政策制定主體的原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導致無法較為理想地實現政策目標。

4、政策執行主體與政策對象之間的溝通不暢造成政策雙方對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政策對象的利益取向、文化心理因素和文化教育程度等對政策執行有重要影響。計生工作的政策對象是城市、農村的廣大育齡群眾。他們，尤其是農村育齡群眾受傳統思維觀念的束縛，重男輕女、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的影響根深蒂固，使得他們對違規生育行為產生一種社區價值認同和支持力。再加上計生政策本身對政策對象的利益具有侵害性，更使得政策對象對計生政策缺乏足夠的理解和認同度。在此情況下，政策執行者只采取單一的強制性行政措施遏制生育，政策宣傳、解釋工作不到位，更造成政策雙方對計生政策缺乏統一的認識和理解，政策對象甚至對此產生抵觸情緒。

四、對策與思考

1、逐步縮小目標團體的范圍，生育政策向只松不緊的方向進行微調

生育政策本身可行與否是決定政策執行成敗的關鍵因素。生育政策是一個比較敏感的社會話題，其任何較大變化都會引起生育行為的波動，并對生育工作者產生巨大壓力。具體的調整方案可以是：執行國家照顧生育二孩政策，即農村一女戶可以照顧再生一個。凡夫妻雙方為獨生子女的另一方是非計劃外出生的，可生育兩個孩子。待時機成熟，可在全縣普遍實行“二孩加間隔”生育政策，但夫妻雙方是屬于計劃外生育的則只能生育一孩。

采取這一調整的理由如下：第一，從可行性角度來看，我國生育政策的三個階段的實踐證明，寬松的生育政策的目標團體較小，與大多數群眾的生育意愿契合度更高，所遇阻力與壓力更小，從而比嚴厲的生育政策更能取得好的執行效果；第二，從必要性角度來看，人口多一點有利于改善人口的結構問題。據研究，“二孩加間隔”政策對于解決性別比例失調、緩解人口老齡化進程有積極的影響。人口多并不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關鍵是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合理的人口結構。所以生育率并不能成為評價計生工作好壞的唯一標準，2、計生政策的執行要從行政強制為主轉向多種手段相結合

強制性行政手段雖然在“大政府”的計劃經濟時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并不符合當代政府建立服務型政府的改革方向，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絕不是計生工作的長久之計。因此，計生政策的執行手段要從行政強制為主轉向多種手段相結合的轉型成為必然。多種手段相結合是指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要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經濟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技術手段相結合。要從基本依靠強制性行政手段轉變以宣傳教育為主，通過大眾傳媒和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面向基層、面向家庭、面向群眾的經常性宣傳轟動，樹立起農村科學、文明、進步的婚育觀、家庭觀和養老觀；要逐步把計劃生育工作從行政化轉向法制化，依法辦事，以法強制規范人們的生育行為，而不僅是罰款了事；要把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經濟、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建設精神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只有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綜合治理要求的工作機制，計劃生育工作才能長期、持續、有效地開展下去。

3、建立計劃生育的利益導向機制，加大對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的獎勵扶持力度

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生政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計劃生育工作利益導向機制，通過采取對計劃生育戶提供小額貸款、項目優先、科學扶持、政策優惠等措施，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困難。同時要把這項政策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在制度上、法律上給予保障，解決受“養兒防老”思想影響的農村群眾的后顧之憂。國家計生委和各基層單位還要繼續加大“關愛女孩”工程，提高農村女孩的成才機會和可能性，改變農民追求生男的心理壓力和價值認同，建立起“生男生女都一樣” 的示范作用，從而能動地促進和加快新舊文化的更新和轉換。

4、建立起注重服務質量的全面的計劃生育考核機制

計劃生育政策是一項系統工程，其執行質量不能單純以人口指標的完成情況作為考核標準。其考核重點要轉變到為群眾服務的質量方面，如宣傳是否到位，群眾掌握計劃生育技術、法律知識的知曉率，對群眾上環、結扎后是否上門隨訪的服務率，群眾對避孕節育措施的知情選擇率，依法行政率等方面。要強調計劃生育 “以人為本”的優質服務。考核和評估各部門配合情況、領導干部重視計生工作程度和經費是否到位，計生干部自身掌握政策程度，群眾對計生工作的滿意程度為主，當然人口的指標完成情況也是必不可少的。

總之，在實行寬松的生育政策的前提下，我們要跳出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圈子，執行手段要多樣，要建立計劃生育的利益導向機制，加大對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的獎勵扶持力度，要建立起注重服務質量的全面的考核機制，這才能從有效地解決農民落后的生育觀，從而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

四、結語：從系統論視角看我國的計生政策？

政策系統是一個由若干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政策子系統構成的政策巨系統，它與政策環境持續不斷地進行著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從而使政策系統成為一個動態、開放的系統。對政策系統的考察通常在兩個層次上展開：第一層次分析政策系統內部的結構要素及其功能。首先，政策的主體系統，包括國家宏觀計生政策的決策者，基層計生措施的規劃者和執行者對提高政策效力的影響是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政策支持系統合反饋系統的作用。政策信息的交流有利于在政策雙方中形成統一的認識，增強相互間的理解。全面的注重復務質量的考核機制為政策評估提供了標準。對計生系統考察的第二層次是分析政策系統與環境的關系。計生政策能夠有效執行并較好地達到政策目標，還與生育文化、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有密切的聯系。難怪有研究提倡要“跳出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圈子”。如果說對計生工作的就事論事實內部治療的話，那么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建立起農村的養老保險體制，加快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等外部擊破措施，對于從根本上改變農民落后的生育觀，從而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唐應天.我國計劃生育政策評估——以江蘇省為例.中國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051101 [2]寧騷.公共政策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第三篇：審計失敗案例

山登公司審計失敗案例

1999年12月7日，美國新澤西州法官William H.Walls判令山登(Cendant)公司向其股東支付28.3億美元的賠款。這項判決創下了證券欺詐賠償金額的世界記錄，比1994年培基(Prudential)證券公司向投資者支付的15億美元賠款幾乎翻了一番。12月17日，負責山登公司審計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向山登公司的股東支付3.35億美元的賠款，也創下了迄今為止審計失敗的最高賠償記錄。至此，卷入舞弊丑聞的山登公司及其審計師共向投資者賠償了近32億美元。山登公司是由CUC公司與HFS公司在1997年12月合并而成的。合并后，山登公司主要從事旅游服務、房地產服務和聯盟營銷(Alliance Marketing)三大業務。舞弊丑聞曝光前，山登公司擁有35000名員工，經營業務遍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營業收入50多億美元。山登舞弊案不僅因賠償金額巨大而聞名于世，隨之而來的刑事責任追究也令人側目。2000年6月，山登舞弊案的三名直接責任人Cosmo Corigliano(前首席財務官，加入山登公司前曾任安永的注冊會計師)、Anne Pember(前主計長，加入山登公司前曾任安永的注冊會計師)和Casper Sabatino(會計報告部副總裁，會計師)對財務舞弊供認不諱，同意協助司法部門和SEC的調查，并作為“污點證人”，以將功贖罪。2001年2月，新澤西州聯邦大陪審團除了對他們三人提出舞弊起訴外，還對山登公司的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Walter Forbes和前首席運營官Kirk Shelton提出證券舞弊、財務舞弊、電信舞弊、郵政舞弊、虛假陳述和內幕交易等多項指控，若罪名成立，Forbes和Shelton將面臨著10至20年的鐵窗生涯。2002年11月，新澤西州檢察官Christopher Christie宣布對安永的兩名主審合伙人 Marc Rabinowitz和Ken Wilchfort以及一位審計經理提出舞弊起訴，指控他們嚴重瀆職，對舞弊視而不見，并為山登公司的舞弊行徑提供了便利。2003年4月24日，SEC對安永的這兩名主審合伙人做出禁入裁決，禁止他們在4年內為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服務。迄今，在山登舞弊案中被正式提出刑事指控的人員多達8人，被傳喚的其他相關人員更是不計其數，這在安然事件之前是極為罕見的，顯示出美國司法部門懲治舞弊的決心早已有之。

整合中發現的秘密

根據CUC公司與HFS公司簽署的“對等合并協議”，山登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屆經營班子由合并雙方的原高管人員組成，第一任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由HFS公司的Silverman和Monaco出任。為了實現合并的協同效應，以Silverman為首席執行官的經營班子在山登公司成立后，立即對CUC公司和HFS公司的經營業務和管理架構進行整合，其中包括對財務報告體系實行一體化管理。1998年2月下旬，Silverman決定，財務報告的編制改由HFS公司的首席會計官Scott Forbes負責合并報表的編制。在雙方共同商討1997合并報表的編制事宜時，Shelton要求將CUC公司與HFS公司合并中所計提的5.56億美元“重組準備”中的1.65億美元轉回，作為1997的利潤，并聲明這種做法是CUC公司沿用已久的慣例，且安永的注冊會計師一直認可這種做法。這一明顯有悖于公認會計準則的做法使Scott對CUC公司過去的經營業績產生懷疑，因為在合并前，CUC公司并沒有披露以往有許多利潤來自重組準備的轉回。Silverman對CUC公司沒有告知以前采用一些有違會計準則的做法，從而誤導了HFS公司對CUC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斷表示強烈不滿和抗議，并責成立即對重組準備賬戶展開全面調查，并聘請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協助調查。經過四個月的調查取證，特別調查組在8月28日向SEC提交了一份長達280頁的調查報告，詳細說明了CUC公司的財務舞弊手法及其影響。調查結果表明，為了迎合華爾街的盈利預期，CUC公司主要通過6種伎倆進行財務舞弊：利用“高層調整”，大肆篡改季度報表；無端轉回合并準備，虛構當期收益；任意注銷資產，減少折舊和攤銷；隨意改變收入確認標準，夸大會員費收入；蓄意隱瞞會員退會情況，低估會員資格準備；綜合運用其他舞弊伎倆，編造虛假會計信息。通過上述造假手段，CUC公司在1995至1997年期間，共虛構了15.77億美元的營業收入、超過5億美元的利潤總額和4.39億美元的凈利潤，虛假凈利潤占對外報告凈利潤的56%。下表列示了山登公司1995至1997年的財務舞弊對其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的影響程度。

山登公司審計失敗的警示

山登公司會計造假影響范圍之廣、判決程度之嚴，在美國上市公司財務舞弊史上堪稱一絕。安永的注冊會計師連續多年為山登公司的前身CUC公司嚴重失實的財務報表出具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構成了重大的審計失敗。從審計的角度看，安永對山登公司的審計失敗給世人留下兩個深刻的警示。

1.實質獨立固然重要，形式獨立也不可偏廢

山登舞弊案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主要造假責任人與安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已認罪等待判決的3個主要財務負責人中有兩人在加盟CUC公司之前都是安永的注冊會計師。參與造假的其他2個財務主管也都來自安永。山登公司董事會特別調查小組提交的報告表明，CUC公司的關鍵財務崗位有6個，其中首席財務官、主計長、財務報告主任、合并報表經理均由來自安永的注冊會計師把持，也正是這四個前安永注冊會計師占據了CUC公司關鍵的財務崗位，直接策劃和組織實施了財務舞弊。這4名造假者熟悉安永的審計套路，了解安永對CUC公司的審計重點和審計策略，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

安永的主審合伙人和審計經理由于與Corigliano等人曾是同事關系，特別容易放松警惕。在審計過程中雖然也發現了財務舞弊的蛛絲馬跡，但往往被這4位“前同事”所提出的解釋和辯解輕易化解。而且，當HFS公司的高管人員對CUC公司1995至1997年的會計處理(主要是將合并準備轉回作為利潤)提出質疑時，安永的合伙人Robinowitz卻百般為其辯解，試圖尋找合理的借口。獨立性的缺失由此可見一斑。

山登舞弊案表明，注冊會計師不僅應保持實質上的獨立性，還應當重視形式上的獨立性。誠然，實質重于形式，但在獨立性問題上，忽略形式就可能導致實質的偏差。注冊會計師“跳槽”轉而投奔審計客戶，不論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國家都是司空見慣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注冊會計師能否與這些搖身一變成為客戶財務主管的“前同事”保持超然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在這種情況下因獨立性受到潛在威脅應否回避?對于這些問題，大部分會計師事務所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理由不外乎是事務所的內部質量控制體系能夠確保注冊會計師保持實質上的獨立性。然而，會計師事務所私下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由同事關系轉化為客戶關系的事實，往往有損于注冊會計師形式上的獨立性。形式獨立的缺失，甚至會導致審計失敗，山登舞弊案及安永的審計失敗就是最好的例證。

2.密切的客戶關系既可提高審計效率，亦可導致審計失敗

與客戶保持密切關系，是多數會計師事務所的經營策略。然而，密切的客戶關系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既可提高審計效率，亦可導致審計失敗。辯證地看，與客戶保持一種長期穩定的密切關系，既有助于增進注冊會計師對客戶所處行業和經營業務的了解，也有利于注冊會計師判斷客戶的高管人員和內部控制是否值得信賴，進而提高審計效率。此外，密切的客戶關系既可能淡化注冊會計師應有的職業審慎和職業懷疑態度(如CUC公司存在著數百筆沒有任何原始憑證支持的會計分錄，安永的注冊會計師竟然一筆也沒有發現。又如，對于

Corigliano就一些異常會計處理方法的解釋，安永的會計師往往也偏聽偏信)，也可能使會計師偏離超然獨立的立場(如安永的主審合伙人居然為CUC公司將合并準備轉作利潤的做法進行辯護)。過分密切的關系甚至會導致審計失敗。獨立審計要求會計師事務所與客戶的股東和高管人員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獨立審計就失去意義。然而，長期穩定的工作關系，最終使安永與CUC公司“榮辱與共”，這或許是導致安永審計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與安然、施樂和世界通信的審計失敗一樣，安永對CUC公司的審計失敗迫使人們反思這樣的一個問題：應否要求會計師事務所實行定期的強制輪換(Compulsory Rotation)，以防止它們與客戶之間的關系過于密切?

錦州港——KPMG 追溯調整1995-2001年年報，在中國上市公司整改史上創下追溯時間之最。錦州港最終淪為ST。

2002年下半年至今，對于錦州港（600190.SH）而言，真是多事之秋。

4月8日，錦州港發布《董事會風險提示公告》稱，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擬對本公司2002財務會計報表作較大調整，雖然尚有待于對未決事項進一步確認，但初步調整意見可能會將公司2002凈利潤調至微利甚至虧損，股東權益合計低于公司注冊資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位資深注冊會計師向記者表示，股東權益低于注冊資本的含義是每股凈資產低于股本面值，也就是低于一元人民幣，按照有關規定，出現上述情況，上市公司將被ST。

十年老賬引爆危機

此次畢馬威華振對錦州港2002年年報實施重大調賬，可以算是錦州港的第三次了。在之前不到半年的時間內，錦州港曾兩度調整會計數據。

2002年10月，財政部檢查發現，錦州港在2000年及以前多確認收入36717萬元；公司還將應計入財務費用的利息支出予以資本化，少計財務費用4945萬元；同時，由于工程完工轉入固定資產不及時，折舊計提起始月份不準確及港口設施、設備資產分類不適當等導致2000少計提折舊780萬元，相應的少計主營業務成本等780萬元。此外，公司對在建工程確認不準確，1998年至2000年多列資產11939萬元。

按照財政部限期整改要求，以及指出的這些問題，錦州港對2000年及以前會計報告進行了追溯調整，并對2002年第三季度報告進行更正。

錦州港在第一次調賬后，凈資產由原來的14.51億變為10.58億元，每股凈資產為1.12元，凈利潤為3474萬元。

2003年2月11日，錦州港在前次初步整改的基礎上，再次對以前會計核算情況進行徹底清理整改：調減1998年至2000年虛增收入約985萬元；調減虛列賬面貨幣資金3858多萬元；調減虛列在建工程814萬多元；調整1997年及以前應計入費用或損失而計入其他應收款2348多萬元，計入公司的凈資產中。調整以虛增貨幣資金沖減的其他應收款3687多萬元。進行這些調整使公司凈資產減少8846多萬元。

其實明眼人都能看出，錦州港二次調賬后已經徘徊在ST邊緣，公司凈資產減少至9.5億多，每股凈資產降到1.01元。

錦州港董事會秘書高鴻敏坦誠，“這些問題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大多是十年老賬的積累，公司有意把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統統解決，這樣輕裝上陣也有利于今后主營業務的發展。”

高接著表示：“公司正在與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協商，很有可能會把目前9.5億多的凈資產與兩千多萬的凈利潤再次向下調整，主要原因是公司在1997年（10派3元）與2000年（10送4轉增1股）的分紅送股時，把原先虛增的利潤分出去了，由于多分的利潤不可追回，初步的方案是調整未分配利潤、資本公積等項目，未分配利潤可能出現負值。”

據知情人士透露，錦州港可能還會采取調整生產減值準備、壞賬與補齊折舊等措施，經過這三次底朝天的調賬，公司的會計數據應該基本上沒有問題了。

主業穩健上升

錦州港一位老員工曾告訴記者，公司十年前的許多領導已經不在其位了，公司會計信息造假并非全是現有領導班子的錯。目前公司主營業務經營十分穩健。

據了解，公司2002年前三季度主營業務收入為2.42億元，而2001年全年的主營業務

收入是2.86億元，業績保持穩步增長勢頭。

高鴻敏表示：“扣除目前調整因素，公司每年利潤保持增長，同比主營利潤還創新高。目前公司只要按部就班地保持現狀，業績就相當不錯。”

據查實，錦州港2001年吞吐量為1200萬噸，2002年吞吐量達到1400萬噸，2003年第一季度吞吐量高達400多萬噸，全年預計超過2002年的業績。

有關會計專家分析，從錦州港的預警公告看，可能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公司接受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調賬，戴上ST帽子；二是公司不接受調賬，畢馬威華振可能出具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或否定意見的審計報告，最終公司還得停牌再進行賬務調整，ST科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華夏證券一位研究員指出，錦州港接受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意見，共同調賬的可能性較大。“按照目前的經營情況，如果今年被ST，錦州港不排除有明年摘帽的希望。”(21世紀經濟報道)

施樂公司——KPMG

第四篇：追問上海社保案

追問上海社保案：大上海的轉型軌跡

21世紀經濟報道 2010-12-25 00:32:29 核心提示：那段時間是馬勒別墅近百年歷史上最神秘的時期，調查組的結果不僅將涉及這座城市的十數位黨政要員的刑罰，數十億資金的去向，甚至將追問到強勢政府模式的本身。

在上海市延安中路和陜西南路拐角處，有一棟北歐風格的建筑——馬勒別墅。這是一座改變大上海歷史軌跡和重塑上海城市性格的地標。

4年前，2006年9月末,高思齊第一次踏進馬勒別墅，其時上海社保案已經明朗。高思齊作為鄰省的紀檢機關骨干，是陸續補充的中紀委調查組成員之一，負責調查陳良宇及其親屬名下的所有房產，并約談陳在上海國企圈內的“高爾夫球友”。

這個中紀委調查組正是上海進行“社保轉型”的外力，其成員從2006年6月開始陸續入駐馬勒別墅，這棟地標建筑也隨即進入了長達兩年的閉門歇業期。

那段時間是馬勒別墅近百年歷史上最神秘的時期，調查組的結果不僅將涉及這座城市的十數位黨政要員的刑罰，數十億資金的去向，甚至將追問到強勢政府模式的本身。

時至今日，馬勒別墅四周的戒備早已散去。但當年從這里發出的對大上海地毯式的檢查，給這座中國最大的經濟城市提供了刻骨轉型的可能。

“富人俱樂部”新管家

變革來得很快，也可以稱為上海速度。

社保案發不到半年，2007年1月，一家名叫長江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籌備組低調成立。

彼時中紀委調查組的工作還未結束，高思齊的同事們、來自審計署成都特派辦的人員剛剛完成了針對企業年金和社保基金的所有審計，正準備離開上海。針對年金受托管理的變革就開始了。

“我們辦案組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都覺得上海作為大都市的自我愈合能力很強。”高思齊回憶說。在這個籌備組當中，有上海保監局、金融辦、國資委的成員，上海年金中心和浦發銀行社保部的舊人，也有一位清秀干練、即將走到臺前的女董事長，馬力。

所謂企業年金，即企業補充養老保險金，大都是手有余錢的國資和外資企業為職工繳交的第二份養老保險。相比起更帶有普遍性和強制性的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覆蓋面十分有限，往往被稱為“富人俱樂部”。

自1995年推進企業年金繳交以來，部分沿海城市都采用了“經辦模式”，即由政府下屬相關社保部門（或其直屬年金中心）進行托管和運營。

2007年的年金制度變革是上海社保案后制度層面的最大變革，它試圖把在政府手中管理10年之久的企業年金整體交回市場。

2006年9月，即中紀委調查組進駐馬勒別墅2個月后，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緊急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監督工作的通知》，明確企業年金計劃必須要由具備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資格的機構管理運營。

換言之，不僅上海年金中心托管的189億元企業年金，彼時全國上千億規模的企業年金都必須開始尋找具備管理資質的機構。

這樣的方案與高思齊們的調查結果有直接關系——根據他們審計得出的結論，正是由于社保資金和企業年金資金的行政管理、投資管理、收支管理都集中在同一個賬戶，且缺乏相應的監管，才使祝均一等官員得以分三次將32億元的企業年金挪用，其中最后一次挪用甚至沒有任何法定程序。

“其實我們調查官員和國企一把手的重點就兩個，一是房產來歷是否正常，這是他們貪污的收益，房產最值錢，也隱蔽；另一個就是有沒有運用公權力，把國家的錢借給私人去用，這是他們貪污的手段，國家的錢往往缺乏監管，一旦借出去收益又很大。”高思齊回憶說，最后落網的大部分官員都屬于這兩種情況，比如陳良宇兩者皆有，祝均

一、王成明等屬于第二種，殷國元、朱文錦等是第一種典型代表。

2007年初，上海社保有兩條路徑，方案之一是“前后分開”，年金舊賬問題在政府指導下，分期分批清理；而新的企業年金則完全市場化，按照企業年金相關辦法交給市場化主體運作。方案之二，則是直接、全面移交給一家養老金公司（充當受托人和投資管理人）。

最終，政府力量的出面，使得看似操作困難的后一種選擇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得以達成。3個月后，2007年4月12日，長江養老就結束了籌備期，第一次股東大會在上海某五星級酒店召開。

長江養老一誕生，就以5億元的注冊資本金，189億元的托管資金量，擁有受托人、投資管理人和賬戶管理人三張企業年金牌照，成為國內體量最大的養老保險公司。

這個巨無霸的構成也充滿了國資要素。長江養老的股東們大都來自于上海本土的重量級國字號企業，也就是原上海年金中心的客戶。其中包括上海國際集團，寶鋼集團，上海世博集團，上海機場集團，錦江國際集團等等。唯一的外來和尚是第二大股東太平洋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保險集團子公司。

作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評審專家，鄭秉文目睹了長江養老的誕生。

“上海模式的誕生，是由其現實基礎決定的。”鄭秉文認為，“上海在社保案之后，也有體制創新的內在需要。”

相比于將企業年金交回市場，基本保障作用更為明顯的社保基金變革則幅度有限。在社保案之后，上海在社保基金財政專戶上，分別設立收入戶、財政專戶、支出戶，將社保基金賬戶分設為從一戶管理轉為三戶分開管理，并宣布成立社保基金監督委員會，用于監督收支情況。

挪用前史

上海社保局對企業年金的管理體制曾四次嬗變，但始終沒有引入一個較好的基金治理結構。相反，在地產股市等資產投資誘惑下，屢屢被政府挪作他用。

1995年，企業年金作為部分企業的補充養老金開始繳納。以1998年為分水嶺，上海原勞動局和社會保險管理局合二為一，祝均一走馬上任第一任局長，社保基金和企業年金的管理大權全部集中于同一個行政體系。

祝均一的商業嗅覺在早年就顯現無疑——他在從政之前就先聞名于上海企業界，其光輝歷史頗有馬勝利般的奇幻色彩，在上海春雷電訊廠的經營事跡屢屢被寫成官方通訊廣為傳播。

2002年，上海社保中心和上海年金中心在上海社保局旗下登記成立，但“兩金”（社保基金與企業年金）長期混用的局面依然，管理體制和決策程序沒有任何變化。

正是這筆掌握在年金中心的巨額資金，構成了彼時年僅35歲的張榮坤一系列資本運作的本金。根據本報當時的率先披露，張榮坤的“第一桶金”正是以八份資金協議低成本“借用”了巨額企業年金，其中七份《資金運營協議》共涉及30億元的委托運營本金及收益，另一份《委托貸款協議》則涉及4.5億元的委托貸款本金及收益。

這30多億企業年金的去向，扯開了張榮坤的私密之網。張榮坤在熟識上海政界要員之前，經商業績乏善可陳，僅僅做過一些外貿生意，對期貨生意略有涉足。通過先結識上海國企的部分高管之后，張榮坤慢慢編織起包括祝均

一、秦裕以及陳良宇這樣的政治網絡，最后得以“借雞生蛋”。

縱使不借給張榮坤，在資產價格開始猛漲的年代里，這些掌控在社保部門的資金也早有挪作投資的先例。

90年代初，由隸屬上海市勞動局的“上海市退休費統籌管理所”劃撥出1億元資金創立申寶公司，利用“部分結余”投資房地產。1993年，上海市社會保險管理局成立，取代了原上海市退休費統籌管理所，但申寶公司也相應劃轉上海市社會保險管理局，其行政管理與商業運營一體化的結構仍未改變，政企不分、亦官亦商的結構依然未有改變。

“這些官員的腐敗只是一個結果，主要是體制原因和外部資本誘惑太大。”高思齊認為。他們當時根據已經控制的張榮坤等人，摸清了陳良宇的“高爾夫球友”圈子，這位喜好高爾夫并引入大師賽的時任上海“一哥”，球友集中在企業界，且大都是國企要員。“比如某個公共交通領域上市公司的負責人，我們就數次約談過。”

為了擴大對陳良宇“高爾夫球友”等圈子的調查，2006年10月底中紀委再次在鄰省抽調了一批數十個辦案人員，駐扎地點也從馬勒別墅和街對面的城市酒店，擴展到了東湖賓館和鄰近的昆山市。

類似的事件在美國觸發了體制修復。1963年發生的惡性“斯圖特貝克事件”最終導致1974年里程碑式的《雇員退休收入安全法案》的誕生，該法案對企業年金的信托形式做了嚴格的強制性規定，明確要求養老計劃的所有資產都須以信托形式由一個或多個受托人持有。

市場化艱難變奏

2009年，長江養老股東易主,此時距上海社保案宣判落定已一年。

太保與太平洋資產管理公司合計持有長江養老51.753%的股份，長江養老的注冊資本上升至7.87億元。“換股東的影響不好評價，”一位長江養老的競爭對手語出謹慎，“雖然不一定是出于市場邏輯進行的調整，但是從結果來看，太保控股可以使得長江養老走更專業化的路徑。”

在上海國際控股時期，長江養老從成立時189億元的受托年金總額，上升到了240億元。新增的企業客戶除了煙草集團、電力集團等國企之外，還獲得了兩家民企高校的青睞。

值得一提的是，長江養老負責人馬力的丈夫也同樣是上海金融系統的顯要人物，曾經歷任浦發銀行董事長、上海金融辦負責人等。在長江養老2009年財務報表附注中，明確列出了兩人的夫婦關系，并將與之相關的浦發銀行列為其他關聯方。雙方之間存在有托管費、房屋租賃費、存款利息收入、網店服務費等總和為千萬元左右的關聯交易費用。

盡管得到了市場的部分認可，但長江養老始終沒有獲得盈利，根據其利潤表，長江養老2008年利潤總額為負1500余萬元，2009年略有好轉，為負560萬元。

“這個業務增長速度確實不快，”鄭秉文坦承,“主要原因是整個市場一直做不大，總體量增長太慢，以至于全行業虧損。”

在長江養老成立之前，2006年1月至6月份，僅有的兩家專業養老保險公司平安養老和太平養老，其業務量都為零。其后的發展也并不樂觀，鄭秉文11月參與第二批獲得年金資格的20余家金融機構審核，發現他們幾乎全部虧損，根據鄭的觀察，如果稅收優惠政策沒有大的突破，相當部分可能退出市場。

“我記得之前曾經有人預測，中國企業年金市場到2010年會達到1萬億的規模，但是現在才區區2500億，差得遠。”鄭秉文說，現在年金市場的最大任務就是如何促進發展的問題，要配合一些稅收優惠的政策，盡快把供給方的資金量做大，“不能搞成一個只有壟斷國企才參與的‘富人俱樂部’”。

2009年底，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設定的“企業年金過渡計劃”的終止時間。從2010年開始，所有的企業年金將開始一個完全市場化選擇的時期，這也將考驗長江養老后續獲得企業客戶的能力，以及走出上海成為真正意義上全國性養老保險公司的能力。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高思齊為化名）3

第五篇：上海社保基金案（精選）

上海社保基金案

簡介

2006年7月17日，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因涉嫌違規使用32億元社保基金而被隔離審查，涉案金額達百億人民幣的上海社保基金案也隨之浮出水面。據稱，中央已經派出超過百人的調查組常駐上海，以圖徹查此案。上海社保局歷年來違規、違法操作的內幕已經顯露出來。

上海政府部門集社保資金行政主管與投資運營人為一身，即便在社保資金法制監管、市場運營呼聲日高的今天，也未有實質性改變。在祝均一案發前，上海社保基金只受到過風險提示之類的溫柔警告，而祝均一在投資屢屢失誤、爛賬頻生的情況下能夠八年如一日地掌管上海百姓數百億元的活命錢，并以企業年金的形式將投資觸角伸向房地產業、上市公司、民營公司，顯然并不僅僅是因為祝均一能量大，而是祝均一所代表的龐大利益群體能量極大。以上海社保中心的主要投資運作平臺之一，民營企業家張榮坤旗下的福禧投資公司為例，能夠“虎口脫食”，動用社保基金成功地收購政府所持上海路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路橋公司)99.35%的股權，從而獲 上海社保基金案得滬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權，進而成為“公路大王”，獲得中國經濟中樞地帶之

一、最富商業價值的數條高速公路運營收費權，這絕非向民資開放市場這么簡單。這一利益集團的蠶食路徑，形象地向所有人展示了一塊無人真正擁有產權的龐大資產的“冰山融化”過程。年輕的張榮坤之所以能夠大把拆借這些有著嚴格使用規定的年金，依靠的無非是權錢交易之道。無論是祝均一的落馬還是王成明、韓國璋被雙規，均與社保資金違規拆借給福禧投資有關，而為福禧提供便利的祝均一在這個過程中收受了巨額好處費。不僅福禧，還有一些房地產公司也通過種種關系可以從社保借到錢，這里當然需要給相關人員一定的回扣。自從祝均一案發后，曾經充當房產公司和社保之間的資金掮客，有如驚弓之鳥。

福禧有案可查的銀行貸款高達88.59億元，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借款是否包括上海年金中心的委托運營資金，而這些銀行借款大都來自工行上海分行，而工行上海分行是上海社保資金主要的協議存款銀行。揭開上海社保基金案

2006年，上海社保窩案”震驚海內外。2007年3月2日，]新華社發布了上海社保案，披露了上海社保局原局長祝均

一、上海市寶山區原區長秦裕等9名黨員干部嚴重違紀并涉嫌犯罪等事實。上海“公路大王”張榮坤從這些官員手中套取近60億元資金時，用針孔攝像機將“賄賂”這些官員的丑行錄了下來，這成為“上海社保窩案”的突破口。辦案人員在審查時發現這些錄像帶和張榮坤所攫取的金錢都與一個美女有關，這個美女名叫盧嘉麗（化名）。于是，一個“職業高官情人”驚曝在世人面前…… 模特甘當情人折翅后蟄伏上海

盧嘉麗1975年出生在江蘇鎮江，自幼練習舞蹈，形象氣質極佳，頗似香港演員張曼玉，很快被上海一家文藝團體相中，后來，盧嘉麗結識了時任上海市核電辦主任、上海華發核電公司總經理楊忠萬，并做了他的情人，在楊忠萬因為貪污千萬東窗事發后，盧嘉麗為了保全自己，向專案組交代了自己所了解的情況。據此，專案組很快查清了楊忠萬的貪污事實。東山再起瞄準祝均一

2001年底，盧嘉麗挖出了一個有“價值”的人物：上海沸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榮坤。兩人一見如故，經過密謀，他們決定聯手撈錢，張榮坤負責尋找獵物，盧嘉麗負責公關，然后由張榮坤給予豐厚的提成。他們瞄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時任上海社保局局長、黨組書記的祝均一。祝均一1951年生，掌管上海社保基金逾十年，手里掌管著100多億的資金，如果能從他手中套取一點出來“借雞生蛋”。那種收益將是非常可觀的。在和盧嘉麗密謀后，張榮坤成立了福禧投資集團，親任董事長，開始涉足公路業。2002年10月，上海路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外招標，決定出讓公司股權，該公司擁有滬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費經營權，資產總值35.5億。當時張榮坤的福禧投資集團只有5億資金，根本無法奪標。在招標會之前，張榮坤給祝均一準備了一份特別的厚禮。那天，祝均一在上海市郊參加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聯誼會，晚上早早回到房間休息。沒想到，一推開房門，一個身披薄紗的美女款款向他走來。祝均一定睛一看，不由得大驚失色———坐在他面前的美女，竟然酷似著名影星張曼玉，那是他的心中偶像啊！他欣喜若狂地走近盧嘉麗……

祝均一和盧嘉麗的這個激情之夜，使祝均一與張榮坤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祝均一所掌管的上海社保基金，幾乎成了張榮坤的私人錢庫。2003年初，張榮坤一舉拿下上海路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權，總值35億名不見經傳的上海“公路大王”張榮坤，由此橫空出世。

“性賄賂”撂倒官員一片

上海社保基金案為了鋪開關系網，盧嘉麗利用美色，同時開設了一個模特經紀公司，在這個外衣的掩蓋下，暗地為官員介紹演 員、模特和藝人。當然，為了掌握這些官員的把柄，每當他們在進行性交易時，-盧嘉麗都會用針孔攝像機將整個過程拍下來。2006年，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原副秘書長、后任寶山區區長的秦裕在盧嘉麗的陪同下，到巴黎旅游，盧嘉麗給秦裕介紹了一個法國女演員陪侍。中國官員在巴黎“買春”的消息在法國被披露后，引起一片嘩然。很快，負責秦裕法國之行的張榮坤的福禧投資集團浮出了水面。檢察機關決定對張榮坤進行徹查。張榮坤為減輕罪行，將盧嘉麗給他的錄像帶交給專案組，并將責任推到盧嘉麗身上，從此揭開上海社保基金驚天大案。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上海市寶山區區長秦裕，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孫路一，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董事長王成明等9人相繼被立案偵查。2006年9月，剛上任2個月的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因為涉嫌重婚罪等罪名落馬。邱曉華的落馬和盧嘉麗也有著一定的關系，他在上海也成為了盧嘉麗用美色來賄賂的對象。影響力

上海社保基金案之所以會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一是涉案金額巨大；二是發生在關系國計民生的社保領域，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錢”；三是眾多官員牽涉其中，中央查處此案的陣容非常龐大。

該案反映出了我們在公共基金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據不完全統計，1998年以來，全國清理回收擠占挪用社保基金160多億元，至2005年底，還有10億元沒有回收入賬。如何建立社保基金征繳、管理、發放的科學運營模式，如何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和公眾監督機制，已經成為當下中國社保問題的燃眉之急。上海社保基金案發生后，有關部門迅速做出反應，在日前召開的全國勞動保障系統紀檢監察工作座談會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監察部表示將建立專項檢查制度，每年組成聯合檢查組，對部分省市社保基金征繳、支付、管理和發放情況進行專項檢查，并直接對市縣進行抽查。

改革當前社保基金的管理機制，進一步提高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不僅是保障廣大民眾老有所養的需要，也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的必要之舉。2006十大反腐案：上海社保基金案居首

2006年8月9日，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原局長祝均一在上海市人大十二屆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上被正式免去局長職務。祝均一落馬問題涉及到老百姓的保命錢：違規拆借32億元社保基金，給民營企業家張榮坤旗下的福禧投資公司用于收購滬杭高速公路的權益。在此次會上，上海市市長韓正透露，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社保基金監管處原處長陸祺偉、上海電氣集團原副總裁韓國璋也在接受調查。

8月24日，有關部門在對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使用社保資金問題進行核查中發現，上海市寶山區原區委副書記、區長秦裕涉嫌嚴重違紀。”

9月24日，上海市原市委書記陳良宇因涉及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使用社保資金、為一些不法企業主謀取利益、袒護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謀取不正當利益等嚴重違紀問題被免職。

10月20日，張榮坤擔任董事長的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接到有關司法機關的通知，張榮坤董事長已被依法逮捕”。

10月19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李曉超說，有關部門在調查上海社保資金案中，發現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涉嫌嚴重違紀，中央紀委正在對其進行審查。警示

上海社保基金案隨著上海社保局局長祝均一被隔離審查，福禧投資董事長張榮坤被限制自由配合調查，上海電氣董事長王成明、副總裁韓國璋被雙規，這起牽連甚廣的重大腐敗窩案、串案的黑幕正被層層揭開，其中的灰色資金鏈條的核心聯結也逐步清晰起來。

當2002年3月，30多歲的蘇州青年張榮坤以32億元拿下滬杭高速上海段30年收費經營權時，其掌控的福禧投資頓時成為上海灘頗具神秘色彩的民營企業，一位資深投資人士當時曾作出如是評判：“沒有背景不可能短時間內在壟斷領域這么如魚得水，張榮坤可能是某個利益集團的代理人。”

之后的兩三年，張榮坤接連大手筆投資高速公路，到去年6月，福禧投資參與管理的公路里程已達200公里，總投資超過100億元，財大氣粗和手眼通天令同行且驚且妒。2004年張榮坤的福禧投資擠身上海電氣改制，最終出資9.6億元持有8.15%的股權成為第二大股東，更令投資界許多人士大跌眼鏡。

然而隨著7月17日上海社保局局長祝均一因為違規拆借社保基金而案發被查處，人們一下子看清了撬動張榮坤神速崛起的那根杠桿——社保資金；那個更加神秘的支點——失去監督的權力，相信也將隨著調查的深入而浮出面。上海社保基金案波及地產業 十余家房企受牽連

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困難職工、弱勢群體的保命錢。因此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多次強調，社保基金投資最根本的方針就是“安全至上、控制風險”。在金融工具多樣化、風險控制很嚴格的發達國家，此類基金也僅僅是投資于房地產證券，比如REITs（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或者房地產抵押證券等，而不是直接投資房地產和基建等風險較高的項目。

不過，在上海，社保基金大規模投資房地產已是公開的秘密。據了解，早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上海社保基金即因投資房地產等行業而出現虧損。1994年市政府頒行的《上海市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辦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運營委托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進行。”此后，政府一度將全市社保基金交由浦發行社保部經營，高峰時總金額超過100億元。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社保基金投資能終止虧損并設法增值，因此，通過銀行托管方式進行房地產投資，當年情況下并沒有違規。此種做法直到1999年浦發行上市前夕才有所變化，當時該行與上海社保局達成協議，將受托社保基金劃轉到社保局，并約定三年的過渡期。浦發行委托經營結束后，上海社保基金就沒有再直接進行房地產投資了，但仍然以委托貸款的方式進入房地產行業。2003年6月嚴控房地產信貸的央行“121文件”出臺之后，銀行對房地產企業的貸款審批大大收緊。央行“121”明確要求，申請銀行開發貸款的房企，必須“四證齊全”，否則免談。“四證”指的是《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施工許可證》。但社保貸款往往只要求房企出示“一證”或“兩證”，這就是為什么2004年前后上海房企會一窩蜂地涌向社保基金的原因。與此次社保案牽連甚深的上海電氣（2727.HK），其母公司上海電氣集團本身就成立了房地產公司。此外，房地產巨頭朱孟依控制的珠江投資，2004年投入人民幣約9億元，獲得上海電氣近10％股份，成為其第二大股東。近日記者曾詢問珠投旗下的珠江地產上海公司高層，對方表示公司與此案沒有任何關系。能夠得到社保基金“青睞”的企業，大都和政府關系非常密切，比如上海某家知名房企，是原國有企業轉制的，就順利拿到數億元的貸款。而羅康瑞與上海市政府關系之融洽，當地政界及地產界無人不曉。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是每一個繳費者的“保命錢”。截至2005年底，我國各項社保基金規模已超過1.8萬 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涉案主要人員億 元，其中地方社保占據主體地位。但由于目前還沒有一個系統的法律法規對地方社保進行規范，加之全國社保對地方社保不存在監管與隸屬關系，一些地方社保資金突破國家所規定的投資范圍，涉足高收益投資領域，不可避免地帶來高風險，屢屢導致重大損失。繼2002年廣州市8億多元社保基金被挪用曝光之后，成立8年的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從2006年7月底開始陷入有史以來我國最大的一場社保弊案漩渦之中。由中紀委清查上海違規用地引發的上海社保案件正在牽連越來越多的機構，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等多名官員被免去職務并被紀委部門雙規。8月21日出版的《財經》雜志指出，盡管司法程序尚未展開，外界難明就里，但上海社保局歷年來違規乃至違法操作的內幕，已被揭開一角。長期以來，上海政府部門集社保資金行政主管與投資運營人為一身，即便在社保資金法制監管、市場運營呼聲日高的今天，也未有實質性改變。這一超強壟斷的現實，既構成上海社保之于全國社保的案例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今日亂象之源。參考資料

[1] 2006十大反腐案 http://news.21cn.com/domestic/shiyong/2006/12/27/3077647.shtml [2] 上海社保基金案波及地產業http://

大案反思錄之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

2010-02-09 19:45 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是指在2006年中國上海市部分政府官員因挪用社會保障基金為私用的案件，以及由該案件牽扯出的其他案件的總稱。目前已知的涉案人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市委書記陳良宇、上海市寶山區區長秦裕、上海市社會保障局局長祝均一，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等。

該案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21世紀第一起涉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重大腐敗案件，其所牽連之人遠不止以上三四人。

起因

2002年，神秘富豪張榮坤突然崛起于上海商界。上海市政府以32.07億元人民幣的價格，將國有的上海路橋發展有限公司的99.35%股權出售給了當時尚不知名的福禧投資有限公司，這意味著福禧的實際控制人張榮坤一舉獲得了滬杭高速公路的30年經營權。此后，張榮坤又先后以高價競拍得嘉金高速公路25年的經營權。到2005年，張已控制了200公里的收費公路使用權，并入股上海電氣集團，成為其副董事長。張還在華安基金中占有40%的股份。2005年，他以49億元資產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16位。但在2002年以前，張榮坤毫無知名度，沒有任何出彩的從商經歷。

但不為人所知的是，張的啟動資金全部來自上海社保基金。根據中國中央政府的要求，任何人不得挪用社保基金。

1990年，張榮坤在江蘇創立沸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注冊資金3000萬元人民幣。2000年，又在上海設立上海沸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2002年初，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注冊資本10億元。從2002年到2006年6月30日，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資產猛增，達到136.2億元。事件的發展

2005年底，香港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接到神秘爆料，稱張榮坤的資金來源有問題，郎隨即進行調查，發現屬實，準備在上海電視臺財經頻道的財經郎閑評欄目中加以揭發。郎旋即遭到上海市政府的封殺，該檔節目也于2006年2月被取消。

2006年初，在原上海市委書記、現任國務院副總理黃菊被查出患有癌癥，不得不離職休養后，中共中央開始調查上海社保基金案件，中紀委于6月派出調查組進駐上海，并于7月初將上海財政局長劉紅薇調往財政部，以原上海審計局長葛愛玲接任，對社保基金帳目進行審計。

7月17日，張榮坤和上海市社保局長祝均一被勒令接受調查。在調查中，調查組發現張榮坤涉嫌非法取得上海電氣和華安基金的股權，8月中旬，上海電氣董事長王成明、副總裁韓國璋相繼涉嫌違規，被中紀委公開調查。

隨著調查的不斷深入，矛頭逐漸指向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8月24日，陳良宇原秘書，寶山區區長秦裕被雙規。不久，陳在黃浦區任職時的親信之一，新黃浦集團總裁吳明烈落馬。9月24日，胡錦濤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陳良宇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對陳良宇立案調查，并免去其在上海市一切職務，停止其在中央擔任的職務。當天，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陳良宇前來北京參加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籌備會議，當陳良宇抵達北京后，即被中紀委宣布雙規。次日，中國各媒體全面公開報道陳良宇被停職且雙規的消息。

陳良宇被調查之后，相繼又有孫路

一、劉紅薇、韓方河、郁知非等人因涉嫌腐敗案件而被調查。

查處大事紀

* 2006年7月24日：時任福禧投資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富豪張榮坤因涉嫌從上海社會保障基金中違規借貸32億不明資金而受審。

* 2006年8月9日：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副總裁韓國璋被調查。張榮坤也在該公司任職，為該公司副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

* 2006年8月9日：上海勞動和社保局社保基金監管處處長陸祺偉，上海社會保障局長祝均一因涉嫌貪污32億社保金接受調查。

* 2006年8月10日：上海沸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昆山福禧現代工業園區建設發展有限公司資產被凍結。

* 2006年8月11日：在上海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上，祝均一被免職。

* 2006年8月14日：祝均一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8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了此公告。

* 2006年8月14日：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海電氣在開盤不久后旋即停牌。

* 2006年8月15日：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董事長和黨委書記、上海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成明接受調查。

* 2006年8月21日：徐建國被委任為上海電氣總公司董事長。

* 2006年8月24日：上海市寶山區區委副書記、區長秦裕因涉嫌本案接受調查。7月他剛從上海市委、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調任至區長。此時也是本案為市委書記陳良宇涉案埋下伏筆。* 2006年8月25日：《中國證券報》報道：為徹底查清本案，中共中央紀委派出調查組常駐上海。

* 2006年9月24日： 中共中央決定對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嚴重違紀問題立案檢查。

* 2006年9月28日：原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公廳主任孫路一涉嫌卷入本案，協助調查。

* 2006年9月28日：上海電氣總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王成明，中國華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原副總裁、上海新黃浦有限責任公司原黨委書記、總裁吳明烈兩人被撤職并罷免其上海市人大代表職務。

* 2006年10月12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被撤職；19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稱邱曉華卷入上海社保資金案，中央紀委正在對其進行審查。

* 2006年10月22日：新華社發文證實：張榮坤被依法逮捕。張榮坤成為本案調查以來第一個被公開宣布已被逮捕的人。* 2006年10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小組就德新社、朝日新聞等媒體關于“上海巿國資委主任凌寶亨、副主任吳鴻玫是否涉及社保案”一事的提問答復如下：兩人正在協助調查。

* 2006年11月3日：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國資委黨組書記姜斯憲受此案牽連，被貶往海南省任副省長。

* 2006年11月4日：上海市長寧區區長陳超賢因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進一步調查處理。* 2007年1月28日：上海市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上海市長韓正稱“經過各方面積極努力，目前已全部收回了社保違規資金”。影響及后果

中共中央則高調宣傳對此案的查處，作為自身反對腐敗的證明，并提出“特殊利益集團”這一新概念，指出要防止政府官員成為“特殊利益”代理人。隨著此案調查的深入，上海的各大房地產商大多被發現有非法獲取社保基金的行為，羅康瑞等人被迫發表聲明，表示將立即歸還挪用的社保基金。另外，周正毅的案件又被重新翻起，據傳言，已被釋放的周正毅又正重新接受調查。目前，此案的調查還在進行中，估計全案的涉案金額將達到100億元人民幣以上。

但亦有不少人認為，類似于上海這樣挪用社保基金的行為，每個省市或多或少均有。此案不足以在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2007年1月13日出版的《2006年中國法治藍皮書》將此案及諸多重大法治事件均被收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