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演進方式

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演進方式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推進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恢復性重構、創造性建設、體系化發展和大眾化表達，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話語支撐。

關鍵詞：改革開放;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演進方式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15）-09-0025-03

馬克思主義原理表明，主流意識形態即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因此，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反映、適應和服務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它具有高度的整合力、強大的傳播力和普遍的感召力。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在當代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推進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恢復性重建、創造性建設、體系化發展和大眾化表達，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話語支撐。

一、主流意識形態的恢復性重構

20世紀60～70年代，新中國經過了一場“文革”十年災難的重創，期間偏離了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發展的應然軌道，消解了社會民眾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社會主義制度的忠實信仰與執著追求。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黨的執政目標，必須率先開展思想領域的解放運動，徹底消除“文革”意識及思維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和破壞作用，有效規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面臨的意識形態危機。

科學認識和客觀評價毛澤東思想，是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指導地位的不可回避的首要話題。1977年7月，鄧小平提出“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我們黨的事業、社會主義的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推向前進。”[2]只有確保毛澤東思想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嚴格劃清毛澤東思想的正確理論與毛澤東本人晚年錯誤之間的界限，才不至于割裂、歪曲和損害毛澤東思想，才能回歸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上來。“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定位和全新提法，為沖破“兩個凡是”之思想迷障提供了有力的批判武器。要糾正和扭轉“兩個凡是”的謬誤方針，就必須進行“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3]鄧小平公開地支持1978年5月刊發在《理論動態》（中央黨校內部刊物）上的一篇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加快了撥亂反正的步伐，“逐漸匯成一股解放思想的潮流，對‘兩個凡是’的禁區形成了強大沖擊，從而加速了黨和國家歷史性轉折的實現。”[4]

重新恢復、確立和發展黨的思想路線，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歷史性轉換找到了著力點。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回擊了當時出現的淡化、拒斥、消除、替代主流意識形態等攻擊共產黨執政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適時地將“實事求是”確立為黨的思想路線。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偉大號召，這個號召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思想內容，具有劃時代的戰略意義。鄧小平認為，“解放思想”是一個政黨、國家和民族保持勃勃生機的前提條件，“事實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底色和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理論基礎，只有不懈堅持“解放思想”和切實做到“實事求是”，才能順利發展黨的指導思想和順利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的開幕詞中指出，必須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開展現代化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向其他國家學習與借鑒，但學習借鑒的目的不在于一味地模仿他國經驗和照搬他國模式，而是在綜合其失敗教訓與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批判性吸收，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社會實踐，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鄧小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戰略思想，構成了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框架和主體內容，成為指導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的理論基石和思想源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確立與踐行，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煥發了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機與活力，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重新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場域。

二、主流意識形態的創造性建設

20世紀90年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紛繁復雜、變幻莫測的國際國內環境。從國際環境來看，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導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及其意識形態遭受了嚴重挫折，“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和“社會主義失敗論”等論斷對社會主義持悲觀情緒甚至詆毀態度，“歷史終結論”和“文明沖突論”等社會思潮迅速充斥和力圖搶占全球意識形態市場，特別是“歷史終結論”宣稱，“在歷史的終結點上，自由民主已經沒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強敵。”[5]從國內環境來看，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和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社會在經濟成分、社會階層、組織形式、文化意識、就業方式、利益分配和精神生活等各個方面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復雜、多樣和尖銳的矛盾與沖突，考驗著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挑戰了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為了有效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發起的文化攻勢，切實處理我國社會轉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必須吸取蘇共垮臺、蘇聯潰敗的歷史教訓，始終不渝地從“管黨治黨”角度加強執政黨建設。通過加強執政黨建設，提高黨統領推進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能力，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公信力，從而引領各種社會思潮的發展。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牢記和不負鄧小平關于“聚精會神抓黨建”的政治囑托，開啟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代背景下的黨建新征程。黨的十五大對黨的建設進行了總體部署，強調“全面加強黨的建設”要從思想、組織和作風等三個方面協調推進，以提高黨治國理政的水平和增強黨拒腐防變的能力。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這是江澤民首次完整地全面地表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精煉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性質、執政宗旨及歷史使命，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源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由三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理論命題構成的有機統一體：“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物質保障;“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思想引領;“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價值歸宿。這三個理論命題的內在聯動，破解了長期執政過程中“建設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密碼，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豐富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內容。黨的十六大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并列寫入黨章和共同納入指導思想。江澤民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而這種一脈相承就是既不斷繼承又不斷創新的發展過程，是我們共產黨人不斷繼承、不斷發展著的科學真理的統一體”。[6]“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過程中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創新的又一理論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新要求，展現了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以執政黨建設為依托，創新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新理路。

三、主流意識形態的體系化發展

進入新世紀，國際社會發展呈現出經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態勢，為我國融入全球經濟發展、參與國際政治對話、進行跨國文化交流創造了良好機遇和廣闊平臺，同時也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領域進行意識形態輸出提供了便利條件。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把我國尚處起步階段的意識形態工作卷入了和世界不同國家意識形態相互競爭、斗爭、借鑒的一個新舞臺。”[7]裹挾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及其行為方式向我國進行強勢滲透，旨在實現意識形態領域的和平演變或整體置換。面對挑戰與機遇共存的文化生態及意識形態環境，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緊扣“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的時代課題，加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體系建設，以服務新世紀新時期新階段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基本國情，總結國內發展的實踐探索和借鑒國外發展的有益經驗，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變化和新要求，逐步構建了系統的發展理論：“科學發展觀”。2003年4月，胡錦濤在廣東視察時提出“全面的發展觀”，旨在從全局戰略高度來思考發展問題，以促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2003年8月，胡錦濤在江西考察時開始明確使用“科學發展觀”概念，提出“要牢固樹立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積極探索符合實際的發展新路子。” 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對“科學發展觀”進行完整的明確的表述，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歷代中國共產黨人有關發展的觀念、思想及理論，集中展示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及方法論，全面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社會主義建設和人類社會發展等“三大規律”的認識，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價值導向、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南。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的過程中，我國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日趨系統化和體系化。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做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發展”明確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要求用“科學發展觀”來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強調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來引領各種社會思潮，在尊重差異和包容多樣的同時，最大限度的產生社會思想共識。由“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等共同構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使全黨、全國和全社會有了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道德規范，為激發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奠定了價值基礎。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大課題，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強調“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由此可見，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再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標志著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走向體系化的發展范式。

四、主流意識形態的大眾化表達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夢進入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匯聚了共同的思想基礎和精神動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涉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近代以來中國無數志士仁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目標愿景，是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及發展過程中最為突出的鮮明的時代主題。2012年11月，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首次以“中國夢”來表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的提出，展示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自覺和使命擔當。

習近平于2013年3月在人大舉行閉幕會上，深刻地闡釋了中國夢的本質內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習近平還從方向、動力和主體等維度，勾畫了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即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繼“美國夢”和“歐洲夢”之后，“中國夢”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夢不是他國夢的翻版或復制品，而是植根于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精神、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鍥而不舍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艱辛探索的成功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風格和氣派，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魅力。

中國夢作為中國主流政治話語受到了中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贊譽。意識形態話語權，對于一個政黨或階級來說具有極端重要的價值和功能，只有掌握了意識形態話語權，才能影響社會輿論的走向和引領時代發展的潮流。“在一個文化多元、意識形態紛爭的時代，在人類還沒有超越階級社會以前，一個階級如果忽視甚至有意無意地放棄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就意味著另一個階級對它的占有和另一個社會對它的滲透。”[8]為了鞏固執政合法性基礎和贏取國際競爭優勢地位，中國共產黨必須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權和領導權。“中國夢”在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內容和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將相對抽象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用更加形象、通俗、樸實、親切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化話語方式表達出來，拉近了普通的人民群眾與崇高的共同理想之間的距離，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更加清晰、具體及親和的呈現在人民群眾面前，產生了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社會效應，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凝聚共識和匯聚力量。因此，“中國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進行大眾化的話語轉換，既有利于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又有利于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項目來源：四川省教育廳“全省高校優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擇優資助計劃”專項項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川教函〔2013〕96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2]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2.[3]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9.[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1037.[5]（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24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8.[7]敖帶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熱問題與冷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6.[8]李紅軍.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確保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J].思想理論教育，2007（1）.

第二篇：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

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

政治文化是圍繞當代社會政治、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活動過程的一種主觀意識領域與社會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識、政治認知、政治態度、政治心理、政治觀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價值觀等方面。每個國家都有與自己的政治體系和歷史發展階段相關的政治文化系統，且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改革開放多年來，中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一、主導政治文化的形成好范文版權所有

政治文化是由多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構成的一個文化系統，在整個系統中各種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種政治文化居于主導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從屬地位或次要地位。我們將政治文化系統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政治文化稱之為主導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從屬地位的政治文化稱之為政治亞文化。主導政治文化在整個文化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為整個政治文化體系攝定基本的政治價值觀，使整個政治文化形成一種基本的政治文化傾向，并因此而影響整個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導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各種政治亞文化間的認同和共識得到有效的發展，各種政治亞文化有了協調的基礎。

建國以后，在文化上我們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政治文化。馬克思主義適合了時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國政治文化轉換的需要，在我國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導著中國政治文化的前進方向。特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不斷探索、試驗和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其所包含的集體主義觀、民主觀、法治觀和愛國主義等構成了我國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應當說，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是符合時代和歷史要求的。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由于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加上建國以后所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嚴重的個人崇拜使得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蒙上了傳統專制主義的陰影，等級觀念、人治觀、義務觀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觀念大量沉積，造成了主導政治文化的嚴重扭曲，給社會政治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害。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總結了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并在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創立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的形成使過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正軌，重新煥發出了生機和活力。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理論成為人們解放思想的理論動力，凝聚人心的強大思想武器，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續堅持、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五大在肯定鄧小平理論是“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的同時，在黨章中載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明確提出了在新的世紀要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目前，鄧小平理論已成為我們的主導政治文化，這種主導作用主要是通過它對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導作用體現出來的。主要表現在：第一，政治觀點上的統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質而言，屬于觀念上層建筑，它必然會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現象，并提出有關的政治觀點。在我國的現有政治文化體系中，多種學說并存。針對一定的政治現象，各種學說必然會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因此就有必要對這些學說在政治觀點上加以統一。在當代中國，我們是用鄧小平理論來加以統一的。這就是說，對于其他各種學說，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須要求它們跟鄧小平理論保持一致。比如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三個有利于的標準。第二，政治文化活動方面的規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們政治行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僅僅表現于理論觀點方面，而且表現于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活動方面。這種政治文化活動通常具體表現為具有不同思想意識的人運用不同的觀點對政治和社會現象進行評價，政治文化活動還具體表現于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等等。在多種學說并存的條件下，必須要求有一種主導政治文化來對政治文化活動發揮一種規范作用。正如伊斯頓所說：“任何系統都具備一定的主導政治價值，它們會給政治行為規范和結構排列確定基調和方向”。在當今中國只有鄧小平理論才能起到這種規范作用。第三，方法論上的引導作用。鄧小平理論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學說或意識形態，而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對其他學說均具有引導作用。例如，鄧小平理論所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問題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學方法，這些方法對其他政治文化

理論研究社會現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變遷

政治合法性是一個政治體系存在、持續、穩定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權威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信仰、忠誠和服從，并通過特定時空條件下適當的決策及政策實施來塑造政治秩序和適應環境變化，保持政治體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決于

政府的活動，包括國家政權為了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而運用意識形態的、法律的和道德倫理的力量為自身所做的種種論證，另一方面其更為實質的內容是國家政權在大眾當中贏得廣泛的信任和忠誠，從而使人民自覺地把對政府的服從當作自己的義務。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現為人們對政治體系、政治權威的認知、評價和態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通過研究合法性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的變遷。

中國政治合法性經過了一個由傳統到現代的發展過程，其合法性類型的更替經過了大致封建社會身份趨向的傳統合法性到建國后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時期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領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礎，再到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時期的以經濟增長和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合法性類型，最后到第三代領導集體時代中國領導層一方面繼續鞏固鄧小平時代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礎等幾個不同的階段。

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政權都是建筑在傳統合法性基礎之上的。中國的合法性危機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動搖了王朝賴以生存的文化基礎——身份取向的傳統合法性。但從破壞傳統合法性到建設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新中國建立前，民族獨立與國家的統一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這期間中國的政治勢力不得不從民族主義中尋求合法性的來源，但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是我們黨要求民眾支持和統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勝利以后，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為新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探索過程中，由于長期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左”的錯誤，片面強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人的思想政治領域中的問題，而忽視經濟建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單純化為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調控，這一合法型訴求加之對領導人個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終于導致了“文革”的混亂。“文革”結束后，隨著傳統合法性的消失，“兩個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形勢的發展表明，執政黨的合法性面臨新的挑戰。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深切地感到我們黨統治的問題。早在～年的一系列講話中，他就強髁司貿刪投雜謖撾榷ǖ墓丶饔茫骸吧緇嶂饕迦綣鮮喬畹模駝靜蛔！薄熬霉ぷ魘塹鼻白畬蟮惱危夢侍饈茄溝掛磺械惱撾侍狻！薄罷喂ぷ饕涫檔驕蒙廈媯撾侍庖泳玫慕嵌壤唇餼觥！薄拔頤歉錈哪康木褪墻夥派Γ⒄股Α！薄吧矯嫻母錈親罡鏡母錈！盵顯然，經濟增長作為“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途徑，被鄧小平視為好范文版權所有新時期我們黨統治合法性的來源。但是，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沒有忽視既有的意識形態基礎。針對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他明確提出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的底線，即無論經濟增長有多重要，它必須與此原則保持不沖突的狀況，這就是以經濟增長為合法性來源與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辯證關系。

經濟的增長所提供的合法性資源適應了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客觀需要，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發展的經驗表明，經濟增長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這是因為經濟的增長在滿足人們需求的同時也使其對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脹。許多“政治系統不能很快提高滿足要求的能力以適應來勢快的多的政治抱負和期望的高漲，這樣就使政治體系陷入了困難”。事實上，許多政府保持了較高的政績，但其政權合法性還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經濟增長中民主化、社會公正、自由等價值觀目標受到了忽視，這種代價與該政權有關，從而減少了公眾對該政權的支持。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自由、民主、契約、公正等價值觀正在上升為人們的普遍追求、信仰的東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對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習慣于根據公民的經常性利益來評價政治”。因此，經濟增長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資源可以說在逐漸削弱。世紀年代以來，一方面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繼續維持合法性現狀，另一方面則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進程明顯加快。特別是在黨的十五大上，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依法治國”的方略是我們黨適應時代要求，探索建立現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項重要舉措。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礎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內的傳統政治文化的對稱，是根據現代社會模式實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認為，世俗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主要區別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確的方式而不是用籠統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來觀察客觀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標準和概念而不是與某些單一獨特的標準看齊，在評價和錄用個人擔任社會角色時世俗文化重視成就，而不重世襲地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越來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點。

公民民主法制觀念增強。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它強調各市場主體依照規律平等競爭、公平交易。隨著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國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識逐漸增加。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更切實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成為新時期人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與社會主義民主觀相適應，人們的法治觀也逐步增強，社會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人們訴諸解決問題的方式逐漸由找“長官”轉向找“法官”，這表明公民開始確立依法有序表達意志和要求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

政治價值觀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為人們判斷事物的主要價值尺度。在個人方面，人們更傾向于追求知識、財富和個人的自我實現；隨著經濟與科技的進步，人們擁有更多的信息、機會、生活方式和社會化渠道；公眾對政府的評價更具有現實性，更看重政府的實際作為；在政治生活中，人們不再盲目絕對服從

第三篇：中國近現代主流思想的演進

中國近現代主流思想的演進

一、總特征：日趨理性化、科學化；由向西方學習（器物→制度→思想文化），到向蘇俄（蘇聯）學習（革命→建設），再到走自己的路（革命→建設）；由走資本主義道路，到走社會主義道路；由照搬別國模式，到從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

1、向西方學習（西學東漸局面的形成發展）：向西方學習器物（地主階級抵抗派、洋務派）→制度（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思想文化（資產階級激進派）。（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主要涉及西方近代宗教、科技、藝術）

2、向蘇俄（蘇聯）學習：新文化運動后期宣傳十月革命、中共初期的城市斗爭革命道路、建國初期的建設道路（大多照搬蘇聯模式）。

3、走自己的路：毛澤東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1956年后開始探索適合國情的建設道路、改革開放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二、演進概況

（一）地主階級富國強兵的救國（自救）思想

1、鴉片戰爭后地主階級抵抗派萌發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想（師夷長技以制夷）

（1）背景；戰前思想界死氣沉沉；民族、統治危機加深，經世致用思想重新提倡；鴉片戰爭的震動。

（2）概況：林則徐開眼看世界（設譯館譯夷書，如《各國律例》、《四洲志》）；學習西方（仿制西方戰船；主張建設近代海軍）。魏源據《四洲志》等成《海國圖志》（西方史地），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姚瑩《康輶紀行》注重研究西藏，并建議清朝提防英國侵略西藏。徐繼畬《瀛環志略》介紹世界各國史地。

（3）特點（評價）：有鮮明時代變化印記，核心是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器物）；有濃厚封建綱常色彩；開闊人們眼界，引導人們掙脫閉關鎖國牢籠，面對現實，注目世界，探索救國之路；基本未實踐。

（4）特點的原因：當時對東西方差距認識有限；屬地主階級，出發點是維護中國封建“天朝”體制。

2、洋務派師夷長技以自強、求富（中體西用）主張

（1）背景目的：清朝面臨內憂外患；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統治階級分化出洋務派；洋務派有實力，且得列強賞識慈禧暫時支持；總理衙門的建立、推動；中外出現暫時“和好”局面；為了解決內憂（為主）外患。

（2）指導思想：中體西用。

（3）代表：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

（4）實踐：辦近代（機器生產之意）軍事工業、民用工業（輔助軍事工業；分洋商之利）、海防、教育（辦新式學堂、留學教育，以培養洋務實用人才）。

（5）敗因：中體西用（只學技術，不學制度），舍本逐末（根本）；缺乏健全有力領導核心；列強為難；頑固派破壞。

（6）評價：進步：指導了洋務運動，促成了中國國防（軍事、海防）、經濟、教育近代化開端。引進了西方先進科技，培養了一些實用人才；沖擊了封建教育制度；促進了思想解放；分化出早期維新派；促進了西學傳播。

局限：目的具有反動性；舍本逐末，結局注定失敗。

（二）農民階級的救國救民思想

1、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理論

（1）目的：發動群眾，推翻清朝，建立平等平均的人間天國（實質為絕對

平均的封建小農社會）。

（2）特點：把西方基督教義、中國儒家大同思想、農民平等平均主義相結合（把農民要求平等平均的愿望，通過宗教理論形式表達出來）。

（3）內容：一神論；平等論；滅清論。

（4）評價：對勞動人民產生巨大號召力，調動其革命積極性；不科學，是其失敗原因之一。

2、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的平等平均思想

（1）背景：定都天京，建立與清朝對峙的政權。

（2）內容：廢封土均分并占有土地；均分產品（圣庫制，留足口糧余歸圣庫）；人人平等。

（3）目標：建四有二無社會。

（4）評價：性質（太平天國的革命綱領）；革命性（反映農民要求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愿望）；落后性（維護小農經濟，違背歷史潮流）；空想性（平均分配土地特別是產品，會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無安定環境）。

（5）根源；農民小生產者地位決定其階級局限性。

3、洪仁玕全面發展資本主義的《資政新篇》

（1）背景：天國正遇危機，急需振興（目的）；洪仁玕個人特殊經歷。

（2）內容：全面發展資本主義來改革內政建設國家。政治上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以法治國、聽取輿論、投票選舉官吏，未涉及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政體）；經濟上發展工商業、保險業；文教上辦新式學校、醫院、慈善機構，除舊習，獎發明；外交上與外國平等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3）評價：特點、地位（中國最早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近代化綱領）；革命性（發展資本主義）；空想性（超越現實條件；未反映農民愿望；無安定環境）。

4、義和團運動的“扶清滅洋”口號

（1）背景：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民族危機嚴重；洋教遍布山東，官府袒教抑民；德國強占膠州灣。

（2）評價：愛國性（觸及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只反映一對矛盾）；利發動群眾、爭取官軍反帝）。落后性（將中國與清朝混淆，對清有幻想，主觀上不反清反封，易放松對清警惕；籠統排外——排斥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感性認識，不科學，是其失敗原因之一。

（三）民族資產階級的救國救民（救亡圖存）思想

1、早期維新思想

（1）產生時間：19世紀60、70年代。

（2）代表；王韜、鄭觀應。

（3）條件：中國資本主義產生；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傳入傳播；洋務運動中體西用使洋務派分化。

（4）內容；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經濟上，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列強商戰（后來被資產階級立憲派發展為實業救國）；文化上，辦近代學校學習西方自然科學。

評價：反映資階愿望，推動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為康梁維新思想奠基；未成完整理論體系，未實踐。

2、康梁資產階級維新思想

（1）背景；列強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機嚴重；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資產階級壯大；早期維新思想奠基，西方啟蒙、進化論思想傳入傳播。

（2）特點：康有為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儒家思想相結合（“給孔子披上西裝”；“跪著造反”。

（3）特點的原因：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充分，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中國受傳統影響深刻，封建頑固勢力強大，為減少改革阻力；康有為自身特點。

（4）著作、報刊、組織、學堂：康《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梁《變法通議》；北京《中外紀聞》（《萬國公報》）、上海《時務報》、天津《國聞報》；北京強學會、保國會；廣州萬木草堂、長沙時務學堂。

（5）內容：目的上，救亡圖存，擺脫民族危機（未明提反帝），獨立富強；政治上，廢封建專制，興民權，行君主立憲（百日維新未涉及此內容）；經濟上，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軍事上，增強軍力；文教上，學習傳播西學。（與早期維新思想大致相似）

注：在文教上，百日維新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中小學堂，習中西學科；廢八股試策論；開經濟特科；準設譯書局、報館、學會；派人留學、游歷。（1905年廢科舉制）

（6）評價：具有進步性、愛國性；推動了戊戌變法；促成了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進了思想啟蒙。

3、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三民主義；民主共和思想）

（1）背景：清朝完全成為列強工具，兩大矛盾趨于合流并進一步激化；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資產階級壯大；西方資產階級思想進一步傳播。

（2）內容：孫中山把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啟蒙思想）結合中國國情，在《民報·發刊詞》中，將同盟會政治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分別闡發為民族、民權（核心）、民生主義，即三民主義。

（3）評價；性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反映資階、人民要求；指導了辛亥革命，推動了革命發展，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局限（未明提反帝；將滅帝制等于滅封制；土地綱領不徹底），注定失敗。

4、大革命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

（1）條件：孫中山對革命屢敗教訓的總結；中共、共產國際對孫的幫助。

（2）內容：明提反帝（聯俄）；民權為一般平民共有（聯共）；節制資本（扶助農工）。實際上確立了三大政策。

（3）性質：四個革命階級聯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4）意義：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礎（因其與中共民主革命綱領的若干原則一致）；促進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指導、推動了大革命的興起、發展。

5、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實業救國主張

（1）背景：民資發展，資階壯大，信心增強；民族危機仍重；辛革掃除一些障礙，提高資階地位，激發愛國心；早期維新派商戰思想影響。

（2）代表：張謇。

（3）評價：愛國性，利增強民族自尊自信；促進民資發展；空想性。

6、資產階級激進派（激進民主主義者）的前期新文化運動

（1）背景：政治上，袁世凱黑暗統治，列強侵華加劇；經濟上，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壯大，要求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思想文化上，西方啟蒙思想進一步傳播，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而袁世凱掀起尊孔復古逆流。

（2）開始標志：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第一卷稱《青年雜志》，后遷到北京）。

（3）代表：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

（4）主要陣地、活動基地：《新青年》，北大。

（5）內容：提倡民主、科學（“兩位先生”，指導思想、口號）、新道德、新文學，反對專制、愚昧迷信、舊道德、舊文學。民主，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科學，指近代自然科學和科學的精神；新道德、新文學，指資產階級道德、文學；舊道德、舊文學，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封建儒家傳統道德、封建文學。

（6）評價：性質（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反對封建思想文化的斗爭）；進步（動搖封建思想統治地位，大解人們思想；弘揚民主、科學思想，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創造了條件；推動自然科學發展、文化普及繁榮；為五四運動爆發奠基。局限（對東西方文化的態度偏激；僅限于知識分子中（或文化領域），未與當時政治斗爭、群眾斗爭相結合）；

（四）無產階級（中共）的救國救民、富國強國思想

1、馬克思主義（中共的指導思想）的傳入傳播

（1）新文化運動后期（俄國十月革命后），李大釗開始宣傳十月革命、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庶民的勝利》等文章，號召以俄為師，第一次舉起社會主義大旗。

（2）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隨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2、照搬馬克思主義

如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規定奮斗目標是用無產階級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現共產主義；確定黨以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領導工人運動（實為城市斗爭道路）。

3、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初步結合（1）1922年中共二大較正確分析中國國情（社會性質，革命對象、性質、動力），制定出民主革命綱領是打倒列強、除軍閥，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新民主主義國家）。

總結第一次工人運動的失敗教訓，認識到要建立革命統一戰線，要進行武裝斗爭。

（2）1923年中共三大確定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合作方式是黨內合作。局限（未提出黨對革命的領導權問題）。

（3）1927年八七會議（糾右傾；總方針是土地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秋收起義；毛澤東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局限（滋生左傾；仍走城市斗爭道路）。

4、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運用

（1）原因：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第一代領導集體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國情（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形成毛澤東思想。

（2）主要內容：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

（3）形成過程與運用：

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形成。背景：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在文家市決定放棄奪取長沙計劃，改向井岡山進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鞏固、擴大；毛總結井岡山斗爭的經驗。內容：國情決定一條革命道路；一個前提（中共領導）；三個結合（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相結合）。意義：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范，是中共走向成就的里程碑；指導了

中國革命取得成功。

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運用：井岡山等根據地、紅軍的建立發展；土地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開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5年1月，遵義會議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妥善解決自己問題（糾正軍事、組織上左傾錯誤，肯定毛澤東正確軍事主張），標志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長征的勝利和陜北等根據地的建立、鞏固。

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暫時放棄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制定和鞏固。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聯蔣抗日政策的轉變；對抗戰相持階段國民黨反共的斗爭策略；根據地的三三制原則，雙減雙交土地政策。

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戰略；大生產運動；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1945年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的主張，并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工農武裝割據理論的再度運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解放區的土改；解放戰爭期間的戰略戰術；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

1949年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工作重心的轉移，總任務，兩個務必和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論人民民主專政》；建國初期鞏固政權的斗爭和經濟恢復發展措施；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一五計劃及三大改造；《論十大關系》；中共八大的決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八字方針；七千人大會上的自我批評；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和統一戰線政策；民族政策、制度；外交戰略；武力統一祖國戰略；民主法制建設等。

（4）意義；指導中國革命取勝，建立了新中國；指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建設的巨大成就。

5、鄧小平理論的形成（1）原因：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改革開放）過程中，以鄧小平為核心第二代領導集體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國情（建設實際）相結合，總結建國來特別是文革的經濟教訓，并借鑒他國經濟教訓，形成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

（2）主要內容：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含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體有：根據國情走自己特色的社義道路；社義初級階段理論（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市場經濟體制）；社義的本質（根本任務）；社義的發展動力（改革開放）；社義發展的外部條件（當今世界兩大主題；我國外交政策）；社建的政治保證（四項基本原則；民主法制）；社建戰略步驟（三步走部署；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地區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戰略）；社義領導、依靠力量（中共、工農知識分子）；祖國統一（一國兩制）；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民族工作、國防工作、教科文衛工作等。

（3）意義：是整個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使我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綜合國力不斷增強。

6、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涉及黨的建設。

三、中國近現代主流思想演進的啟示

1、要與時俱進，積極汲取外國先進的思想理念，但不能照搬，要結合國情進行創新。

2、要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國情相結合。

3、對傳統、外來思想文化，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繼承和發展；揚棄）。

第四篇：意識形態與法治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考察

意識形態與法治發展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考察

王逸飛

? 2011-12-26 11:21:47

來源：《理論月刊》2011年第10期

摘 要：中國的法治發展不能脫離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客觀規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思想基于對社會存在的客觀分析，形成科學的意識形態。本文將以法治發展的合法性源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通過意識形態領導法治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塑造了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自主品格幾個方面的論述為依據，試圖闡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主導作用。

關鍵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法治發展，主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告別蘇聯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和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發揚理論創新精神，在積極探索和思考“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上，表現出對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理論新覺醒，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指導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嶄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刻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發展中崇高的歷史地位，成為我們研究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理論依據。本文將以法治發展的合法性源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通過意識形態領導法治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塑造了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自主品格幾個方面的論述為依據，試圖闡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主導作用。

一、問題的提出

在關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法治發展的關系上.長期以來存在一些片面的觀點，大致可以歸結為三方面：一是認為法治完全依賴于政治意識形態，不具有獨立性：二是認為法治應遠離政治意識形態，即法治是完全獨立的“自創性”系統；三是認為法治和政治意識形態存在聯系，但是兩者處于同一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居于主導地位。第一種認識是“極端的政治意識形態”或者是“泛意識形態”主張，這種觀點在今天基本失去影響：第二種認識的依據主要來源于西方理論。在法治的知識生產和實踐中的精細分工共同作用下，形成視法治為依其自身內在邏輯為發展理路的“獨立系統”。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法治的獨立演進已然成為真理，即便任何法治國家也不存在這種“超然”的法治。不過此觀點在當下中國學界占據重要位置，尤以中青年法學工作者為甚；第三種認識是介于上述兩者觀點的折中，貌似辯證，但究其實質依然是第二種認識的妥協。承認兩者聯系的目的不在于以歷史唯物主義為認識依據，只是為了應付現實的政治需要，最終還是落腳于法治的“獨立”上。這種認識具有隱蔽性，在當下學界也占據不小的市場。它的主要表現在于：暖昧地處理政治意識形態和法治的關系，籍口“與國際接軌”、“全球化”或者“現代化”等大詞，試圖淡化前者的主導地位，以期突出法治的獨立性。

法治總是與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緊密關聯，它不能脫離一定的社會生活條件而抽象存在和發展，“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法治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關于法治的理論思想構成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從前文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界定看，它主要是指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執政思想的理論體系。因此可以認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內涵上也屬于當下中國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且屬于主流意識形態或者是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由此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法治都屬于當下中國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法治都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都為經濟基礎服務，同時也對經濟基礎發揮能動的反作用。正因為如此，在探討兩者相互關系時產生種種片面和錯誤一方面是認識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處于唯心主義立場和歷史虛無主義立場的西方理論的故意曲解和誤導。本文的目的在于論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雖然和法治同屬于總的意識形態，但是前者的地位高于后者且前者主導著后者的發展。

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法治發展的依據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法治發展起著間接的主導作用.并不否定法治發展的相對獨立性，法治發展的相對獨立性主要體現在法治作為一種“規則和秩序之治”的形而下的制度特征，在法治的實踐過程中，證成著政治社會不同主體的主體性存在。法治在實踐中通常以人們直觀感受而作用于生活世界中的主體，時時刻刻以實實在在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與之比較，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則處于形而上的地位，它并不依靠直觀的力量影響社會行動，而是通過凝聚社會主體的共識、塑造社會共同的目標和價值觀的觀念模式來試圖型構國家與社會。“說到底，意識形態已成為現代國家的道義基礎和權力核心”，因此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建構我們所欲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基礎。法治作為一種制度當然無法脫離社會主義制度的總體性要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當代中國法治發展起著直接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下述幾方面。

1.法治發展的合法性源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法國學者讓一馬克·夸克指出：“最通俗地講，合法性是對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關系性的評價。它是政治權力和其遵從者證明自身合法性的過程。它是對統治權力的認可。”上述概念從統治者的權力正當性來源出發，論證政治權力得以被遵循的條件。因之，合法性和合法律性存在差別。如果合法性和合法律性表達同一意思，顯然在邏輯上陷入循環論證，最終無法得出什么是“合法性”。當代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在談到合法性時也采取了類似的證明，他通過揭示程序主義法律范式，在其交往行動理論的基礎上.闡發了商談民主的交往理性內涵，由此產生的法律就具有了合法性，說明合法性源于一種“共識”的“價值觀”背景下。

法治及其發展在政治社會中需要上述合法性支撐，然而由上面簡單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法治或法治發展不能依靠自身去證成這種合法性，它必須來源于更高位次的理論邏輯。從人類社會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考察，提供統治權合法性支撐的思想體系主要就是一定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政治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不僅是革命的輿論準備，而且是新社會制度建構的思想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以來的真正革命其實都是意識形態革命”。克思精辟地論證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統治地位：“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怍為統治權重要組成部分的法治及其發展意味著其合法性來源只能是特定社會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作為一個階級它們并沒有誓死捍衛所謂的“法治”思想，而是以種種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瓦解著封建主義法律制度。

當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構成，法治發展必須符合這一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在規定。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對當代中國國情的科學反映，它不是人們虛構和假想的產物，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針對中國具體發展的客觀思想理論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當性來源于以此意識形態為自己執政理念的有效把握。“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國的基本方略，法治和法治發展總體上屬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組成部分，從邏輯上看，法治發展由主流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應然之舉，從而法治發展的合法性內在地規定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反之，試圖依憑自在的理論邏輯，把法治發展的合法性建立在法治理論的“超驗”理性上.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失敗。發展也就無從談起。

總之，一定社會的法治及其發展必須同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相契合的情況下，才能獲得發展的合法性。在當下中國，法治發展的合法性來源于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契合，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導著法治發展。

2.中國共產黨通過意識形態領導法治發展

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保證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黨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更是時代的要求與需要，是黨的先進性決定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全國人民的先鋒隊，社會主義法治發展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只有與時俱進的、與群眾密切聯系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才能使其順利實現。

堅持黨對法治發展的領導并非中國共產黨的“獨創”.黨對法治發展的領導存在正當性。從當今世界各國的具體情況分析，任何實行法治的國家都存在一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狀況。無論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執政的政黨總是使自己代表的利益普遍化為國家的利益，同時利用包括法治在內的政治上層建筑加以維護。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學者往往在中國共產黨對法治發展的問題上肆意歪曲和丑化，這是由他們“反共”的意識形態本性決定。事實上，西方國家政黨對法治發展的領導可謂司空見慣，并不存在超越政黨政治的獨立法治。以所謂法治“模范生”的美國為例，“在美國，雖言必稱法治，但法院在法律實施中并不總如此”，“法治所言稱的司法不受政治干擾的目標實際上在任何發達國家并沒有實現”，美國是“政治化法官之治而不是法律之治”，所以“在美國的司法經歷了上百年的政治操縱后，法學教授也呼吁保護法治這一脆弱的制度”。什么是政治操縱？說到底無非是主流意識形態之操控，無論美國的民主有多么美好的表現，無論其每隔四年的兩黨競選總統的賣力演出，最終都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畢竟“意識形態總是與社會的局部利益相聯系的”，其終究考慮的是“政治行動者聲稱擁有唯一權威的統一的意義體系”。關于黨對法治發展的領導非本文闡述重點，將另文詳述。總之，執政黨對法治發展的領導是一種既客觀也正當的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應然之舉，試圖消解黨的領導和法治發展關系只是一種淺薄的、虛假意識形態。

黨對法治發展雖然具有領導的正當性，但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黨如何領導法治建設？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應該吸取人類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努力營造一種符合黨和法治建設恰當關系的政法架構。法治文明對中國來說是“舶來品”，作為制度文明經歷了歷史形成和發展的漫長過程。近代以來法治作為西方文明在歷史舞臺上扮演著輝煌的角色，并且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知識生產的豐富、實踐經驗的累積以及社會分工的精細，法治越來越呈現出“獨立”的色彩，加之西方法治國家基于各自歷史發展的不同架構和制度設計，衍生了法治系統的“神圣化”。幾個世紀前西方殖民者不但在世界各地開拓新興市場，也不遺余力地推銷著法治這一制度產品。今天，西方國家依然深信其法治的力量，這也是法治“普世主義”價值觀的體現，“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國國際發展署和世界銀行致力于發展中國家的法律改革，花費了將近10億美金。這很容易使人們認為，以西方經濟發展時期的經驗為基礎.以過去的50年發展中國家法律發展的得失成敗和60年代法律發展運動的經驗為基礎，一個成熟的法律與發展模式已經出現。”但是，在西方多數人看來法治的實行是超然于黨派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法治有其自在的發展邏輯。因此，他們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法治建設“口誅筆伐”。也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法治發展的進程中由于經驗和理論的不足，出現了一些教訓，更加引起西方一些人士的懷疑。但是，說到底在法治發展的問題上，“黨的領導”和“黨如何領導”是性質殊異的不同問題。

黨如何領導法治發展實質上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在法治發展中領導地位問題的核心。如上所述，由于中國實行法治的時間并不久遠，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經驗依然存在不足甚至謬誤之處。在處理黨的領導方式問題上缺少可資借鑒的理論和經驗，因此在黨領導法治發展的進程中必然產生一些失誤，比如說黨委干預司法(由此延伸出黨委大還是法律大的常識性問題)等。產生問題的原因就是在探索黨的領導過程中在堅持黨的領導甚至是黨的干部領導上延續了黨的政治權威性，而忽視了法治發展的自身規律性。尤其是突出黨的干部領導實質上就是人治慣性使然，這些往往違背了法治精神。

法治發展的內在規律性是法治相對獨立性的根據。前文已述，在法治發展的歷程中，人們在創制了一種制度文明后，在后人不斷完善下總是越來越趨于專業化，這也是人類社會分工的結果。加之由于人的自身能力局限性，本來是人類創造物的法治卻距離多數普通人群漸行漸遠.形成所謂較為封閉法律職業群體。概言之，法治發展從制度文明演進的角度而言，通過制度的外在化而彰顯法治的內在精神。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者，縱然如此，黨不可能充當哈耶克所謂的“全智全能”的角色。黨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力量，但是這種領導一般地是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并不意味著黨直接干預法治的具體實踐過程。后者是由經過專業訓練的相關人員進行操作，雖然其中的部分人員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在具體的法治實踐中它們并不是以黨員的職責從事法治工作。

一方面黨要領導包括法治發展在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另一方面黨的領導也不必事事躬親，因此在法治發展中堅持黨的思想領導乃是題中應有之義。從邏輯和歷史的統一性分析，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體系主要的表現就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構成黨的執政理念。它是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法治發展當然應從自身角度加以回應.因為法治發展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情下的實踐過程。

當下中國在法治發展中堅持黨的領導的確還存在不少問題.由此產生了對黨的領導的懷疑甚至試圖否定黨的領導，這是值得警惕的現象。但是，我們對此問題的認識往往似是而非，在談到黨對法治發展的思想領導時，不愿意旗幟鮮明地強調黨的領導就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原因往往在于人們對意識形態的本能排斥，因為“意識形態是一些他人的思想，很少是我們自己的。我們的思想可能是意識形態的，這表明我們幾乎本能地排斥它。惟恐我們最珍愛的觀念其基礎的構成比我們所愿意承認的更不牢靠。”，實際情況是：當下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對社會存在較為客觀的反映，在它的指導下，中國的法治發展必然能順應歷史發展規律，從而實現法治的內在價值，開創社會主義的新局面。這一切與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3.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塑造了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自主品格

從法治所追求的價值內容和實踐的技術形式而言，存在一定的普適性，這與社會形態無關。但是，一旦回歸到價值目標的指向，或者說當觀察問題的視角轉向生成價值目標的“元理論”的根源時，一個多元的法治發展場景便會客觀展現。如前所述，法治發展不是其內在邏輯的自發展開，它和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密不可分。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規定了法治發展的外在環境，迫使后者從根本上服務前者。反之，法治非但無法發展，可能面臨退出的危機。就此而言，法治發展依附于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法治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依賴性是“元理論”層面的構架，當我們面對“生活世界”時，卻發現作為社會存在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不直接塑造法治及其發展。他國的經驗往往提供給我們的是法治發展的自發演進路徑依賴，卻與社會情勢相當契合，為社會發展和文明遞進發揮了制度導向功能。生活場景和“元理論”的考察在現實的展開中出現了類似“悖論”的局面。是否存在一種媒介，其在法治發展和社會存在之間發揮著溝通作用？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縱觀近現代西方法治文明各國的經驗，以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各國在法治發展的道路上各具特色。即使屬于同一法系，不同國家的法治具體實踐也存在較大差異。以英國和美國為例，前者不具有成文憲法，后者卻幾乎就建立在一部成文憲法及其修正案上。制度設計大異其趣，不可否認的是兩者的憲政發展(法治發展的核心)并不顯示孰優孰劣。再以大陸法系的法國和德國為例，兩者在民事法治領域尤以民法典追求旨趣的異同而成就了大陸法系法治發展的一段傳奇，最終的結果并沒出現“零和”場面，而是依各自特點為他國法治發展提供了各具特色的范本。實際上，西方法治各國的面目各不相同，這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憲政安排還是具體制度都存在不可小覷的差異。從形式看，有些差異甚至形成沖突，否則也不會在國際私法領域產生“沖突法”的概念。

雖然出現上述局面，但無論是現實的政治世界還是在學術界存在一個共識，就是西方各國的法治都具有資本主義性質。這個結論時常遭受詬病，似乎“姓社”、“姓資”的爭論只不過存在于歷史的垃圾堆中，話語轉向的背后是以淋漓盡致的實用主義態度對待社會發展(包括法治發展)。長期以來，在不爭論的話語場景下，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在全球得以迅速傳播。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全球化不只是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經濟分工結構的重構，伴隨而來的也是處于強勢的西方意識形態話語大行其道。一段時間里，在西方法治話語的沖擊和影響下，啟蒙的中國法治理論和實踐無不以西方理論和實踐為范本：先是德法、后來英美。法治話語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鴻溝導致指導思想和實踐的脫節，本以為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教訓可以使當下中國法治發展“減少分娩的陣痛”，最終的結局往往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前文已分析過西方法治并非如其宣稱的自主發展、與政治無涉，法治發展的相對獨立主要表現在技術和人員的專業性方面，在元理論層面必須符合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從法哲學角度的考察更能說明這一問題。沃勒斯坦認為當今世界社會科學存在三種主要的意識形態派別：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當今西方法治國家主要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為內容的主流意識形態在全球形成強勢話語。西方社會的法治發展無論采取什么路徑，在意識形態層面都是歸宗于上述思想內容上。這也構成了西方法治模式的固有特色，即使其所奉行的意識形態是對社會存在的歪曲或虛假反映。不過，因著“意識形態”的“惡名”，西方國家在推行其意識形態時，往往以“價值觀”為名號而規避其實質。盡管如此，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對法治發展的主導是無法否認的，如同否認意識形態的徒勞，最終只是“若要避免，就必須或至少通過這樣一種說法來加以修正某些觀點比其他觀點更是意識形態的。”

從世界范圍看，“當代意識形態沖突的新特點，即大體上在西方話語體系范圍內展開。也就是說，當代西方的意識形態擴張、滲透，更多的是以‘全球話語，和.普世價值’的方式實施的”。與之相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毫無疑問處于弱勢話語地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意識到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意識形態必須隨著社會變遷而加以變革。僵化的意識形態不但在思想上產生不了凝聚力，實踐中更會損害人們的積極性。實行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確立后.中國的發展有目共睹。雖然社會主義建設絕非一帆風順，但是在以中國特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意識形態的引領下，中國總體上取得了長足進步；雖然“中國模式”的提法還沒最終達成一致，但是“中國特色”是無法否認的，而這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及其指導作用居功至偉，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三、結語

中國的法治發展不能脫離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客觀規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思想基于對社會存在的客觀分析，形成科學的意識形態。新中國成立后，在意識形態領域我們曾經犯過封閉的錯誤，改革開放后為了順應時代要求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需，中國共產黨以對歷史的擔當在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思想和科學認識中國國情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和變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內涵和價值。使得中國的建設事業在發展的每一關鍵環節都奠定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變化又反過來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性巨變，在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總是發揮了解放思想、排除干擾、統一思想、指明方向的歷史性作用”，法治發展概莫例外。

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變革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基本指導，因應社會發展變遷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指導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較為完善的結構。蘇力先生在談到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經驗時指出，執政黨對中國法治發展的三個關切就是：國情、社會主義和作為實踐而非話語的法治。此一判斷雖然在學界遭受不少批評，但是在筆者看來它客觀地反映了當下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法治發展的進程中從開始的接受西方法治實踐和理論的啟蒙，經過長期的吸收借鑒，在充分認識到人類制度文明的共性時，也注意到不同的國情和傳統深刻地影響著法治發展的路徑選擇。一味追隨他者文明，終究只能“把中國當成病灶，而把西方則當成藥鋪”，這是一種病態的文明觀。反觀法治文明各國，雖然奉法治為圭臬，但在具體的路徑的選擇上莫衷一是，卻也沒有使哪個國家失去法治的光環，并且大都以其鮮明特色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的總體性指導地位迫使當下中國法治發展因循其設定的路徑軌跡和價值追求，通過艱難的實踐，意欲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我們已經“在途中”，從“人治”和“法治”的爭論、從“法制”到“法治”的語詞演進、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到“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一條清晰的發展軌跡顯露無疑。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發展路徑已經初步展現在我們面前，而這正是由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塑造功能。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不是為了話語的均衡而可有可無，這種反作用是通過點點滴滴的積累才匯聚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陽光大道。

第五篇：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

摘要：改革開放的成功使得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都有了飛速的發展。正是當時領導人的正確決策以及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入認識，將其思想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有效地相結合，是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有效地原因。關鍵詞：改革開放

經濟 政治 思想 文化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的成就，可以說驚天動地，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而且慢慢得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在經濟方面，我國的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獲得高速增長。據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由低收入國家躍升為中等偏下收入的行列。其中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開放政策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三十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運行機制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改革開放前，中國長期以來物資短缺問題，不僅生產資料靠計劃分配，生活消費品市場化程度也很低。如今商品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機制也已基本形成。經濟體制的破舊主張和徹底轉型。我國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是一個很嚴的轉變。是經濟體制的破舊主張和徹底轉型。我國所創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既發揮了社會主義基制度的優越性又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活力。在資源配置中也發揮了靈活性和有效性，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創舉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又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的根本的原因。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也必然要政治體制、文化體制進行改革。以鞏固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改革。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結合。我國的改革，是把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改革促進開放，開放反過來又促進改革，形成了改革開放良性互動的局面。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經之路，對外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改革與開放相結合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一個鮮明的特點，也是改革取得成就的必要原因。

不但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思想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在思想方面，毛澤東思想轉向鄧小平理論、自力更生理論轉向對外開放理論、國際戰爭理論轉向國際和平理論、階級斗爭理論轉向經濟建設理論、社會公平理論轉向社會競爭理論、農村化理論轉向城市化理論、綠色經濟理論等。國民的思想觀念進一步得到了提高。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不斷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并豐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就是實事求是，聯系中國的實際情況，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來改革。胡錦濤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多種新問題新情況，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前蘇聯改革不是從思想上著手解決問題，不聯系當時蘇聯的實際情況，是通過撤換干部來解決問題，結果沒有促進改革，反而阻礙了改革，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理論的核心是全面現代化的思想。與此前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思想相比，它既強調工業化的重要，也強調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是工業化、政治民主化 和思想文化現代化的統一，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不能只看重其中的一方面，而導致現代化 過程中的種種失衡現象出現。關于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面現代化的思想，在黨的十三大報 告中被規范地表述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 表述被黨的十四大、十五大所沿用，并被固定下來，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

在文化上，建國后對我國政治經濟學影響頗大的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雖論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但只講前蘇聯陣營內部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排斥這些國家向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由沒有對外經濟關系的分析發展到在社會主義部分的某一章中加進了少量有關介紹，再發展到單獨設置了“對外經濟關系”一章，直到我國將對外開放確定為重要國策，才開始從真正意義上闡述了經濟對外開放的理論。但是，受教科書的性質、篇幅等限制和影響，書中展開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紹對外開放的必要性、原則、形式等。因此，對我國經濟開放理論從發展歷史到現狀進行系統考察與分析，將有利于展開和深入研究對外開放的基本理論，使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這一越來越顯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實。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吸納和借鑒了 世界的和我國的現代化的經驗和教訓，找到了一條真正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道路，實現了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現代化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