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銀行業案情警示錄(一)

銀行業案情警示錄

調查目的：對銀行員工的風險防范意識進行探討 調查對象：銀行內部員工

調查方法：采用收集材料、面談、實際走訪

前言：

由于電子銀行直銷員工每天都在與“錢”打交道，思想稍微松懈一下，就有可能利用工作的便利犯罪。因此公司以“錢、權、人”作為三大監管重點，從思想根源上提高大家的風險意識，樹立“嚴格、規范、謹慎、誠信、創新”的工作風氣。

金融犯罪可能就是一念之差，從而要自重、自警。《銀行業案情警示錄》上的反面教材是對每一位員工的形象、深刻的提醒。

一、盜竊客戶信息

盜竊罪是指在未得到他人許可的情況下，以自以為不會被他人及時發覺或者及時維護的方式取得財物或其他物質的行為。

銀行網點員工每天經手的客戶信息包括客戶身份信息、銀行卡信息、網銀及動態口令 卡信息等都屬于客戶的保密信息，銀行網點員工對于這些信息采用不正當形式獲取實屬犯罪。

盜竊客戶信息是犯罪的第一步，無論是將客戶信息泄露他人，還是利用客戶信息牟利，都可能給客戶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并違反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保守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和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保密事項。用人單位和受害客戶均有權追究職員的違法行為，將違法人員繩之以法。案例：犯“盜竊罪”的小保安

2009年11月5日，剛過18歲生日的保安員高福日前領到了一份法院判決書。高福利用在銀行做保安的機會，偷看客戶銀行卡號及密碼，將客戶卡內1萬余元轉出。因為犯罪時尚未成年，海淀法院對其減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1年。

高福被逮捕前是北京市振遠護衛中心保安員，2005年6月12日，高福在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北京首體支行營業廳內值班。據高福向警方供述，當日他趁客戶方先生取款之機，偷

看了方先生銀行借記卡的卡號及密碼。此后，他采用電子轉賬的方式從方先生的借記卡內轉出人民幣1萬余元。

法院認為，高福的行為已構成盜竊罪，其身為銀行執勤保安人員，卻利用工作便利竊取顧客錢財。鑒于其犯罪時尚未成年，并能積極退賠贓款，故對其判處有期徒刑1年，并處罰金3000元。

思考：涉案保安年齡小，道德觀念弱，法制意識淡薄，僅以為偷看客戶密碼很容易，自己熟悉銀行操作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撈外快”，為了1萬元踏上了犯罪的道路。處罰錢財是小，有期徒刑一年是大！他出獄后是無法再進入銀行系統的，而監守自盜的人又有幾家公司敢于雇傭呢？花樣年華的小保安就因為貪小便宜，逾越法律制度，踏上了黯然的人生之路。

二、出售、非法提供客戶信息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案例：倒賣信息的銀行職員

2011年1月，彭夏到城商行辦理存款時，被銀行客戶經理告知卡內資金已被盜用。據悉，其卡內資金被分期充值到了非本人的手機、固定電話下，累計損失金額11萬余元。在接受警方訊問時，彭夏表示，自己從沒有登錄過網上銀行，并且銀行卡一直為本人保管，密碼家里人也不知道。

在此之前，受害人戴雪在上述銀行開辦的銀行卡，于2010年12月末被劃走2萬余元。令她費解的是，該卡從未辦理過網上銀行，沒有進行過任何網上交易。她找銀行理論時，卻被銀行告知2萬元是她自己網上劃走的，去向是電話費充值。

據了解，該起案件目前是由上述銀行的員工出售客戶信息資料，主要包括客戶征信記錄以及銀行卡卡號造成的。而向他們要客戶信息的是私人偵探、洗錢以及盜取卡里資金者。

其中，征信記錄主要包括個人基本信息、姓名、證件類型及號碼、通訊地址、聯系方式、婚姻狀況、居住信息、職業信息等；同時，還包括信用交易信息，比如信用卡信息、貸款信息。但這并不涉及到銀行卡卡號。但各家銀行內部員工可通過內網查詢，可以獲得客戶銀行卡卡號、開戶時間、開戶銀行、余額等，并可以查詢到賬戶流水。

據涉案員工介紹，一條征信報告10元，“打包”查全家50元。而一個銀行客戶的卡號、余額、開戶銀行、開戶時間、一整年的流水賬總和40元到180元不等。

該案被告人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等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六個月至一年有期徒刑。

是普通人，思考：一條信息雖然賣的很便宜，但是犯罪分子認為積少成多也是不錯的收益。他們都都以為偷偷賣點對自己毫無用處的客戶資料并不至于犯罪，但他們沒有想到自己小小的行為會給客戶造成多么大的損失。客戶信息是非常敏感保密的信息，不能盜竊、泄露、利用，否則輕則丟了飯碗，重則鋃鐺入獄！

銀行工作本身十分體面，踏踏實實地做自然會有職位上升的空間和經濟回報，但是有些銀行職員就是不按規矩辦事，被“蠅頭茍利”蒙蔽雙眼，拱手將自己的大好前程送入鐵窗生涯。給無辜的銀行客戶造成傷害，給家人造成痛苦，給工作單位造成損失，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不安定因素，只為了自己的一時之快，只為那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最終將自己也變成了犯罪分子，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悲劇。

三、利用客戶信息詐騙

銀行職員以職務之便，利用客戶信息辦卡消費已屬詐騙。

根據法律規定，詐騙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個人詐騙公私財物2千元以上的，屬于“數額較大”；個人詐騙公私財物3萬元以上的，屬于

“數額巨大”；個人詐騙公私財物20萬元以上的，屬于詐騙數額特別巨大。

詐騙數額特別巨大是認定詐騙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的一個重要內容，但不是唯一情節。詐騙數額在10萬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應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1）詐騙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詐騙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

（2）慣犯或者流竄作案危害嚴重的；

（3）詐騙法人、其他組織或個人急需的生產資料，嚴重影響生產或者造成其他嚴重損失的；

（4）詐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救濟、醫療款物，造成嚴重后果的；

（5）揮霍詐騙的財物，致使詐騙的財物無法返還的；

（6）使用詐騙的財物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

（7）曾因詐騙受過刑事處罰的；

（8）導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案例：犯“詐騙罪”的辦卡人員

2011年3月17日，越秀區檢察院指控被告人史繼光利用信用卡詐騙導致多家銀行損失本金共6萬多元的案件在法院一審宣判，史繼光犯信用卡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

據法院審理查明，史繼光原為甲銀行信用卡中心的職員，2006年4月和2008年5月，其先后盜取了兩名曾向其申辦過甲銀行信用卡的客戶楊某、黃某某的身份資料，利用自己在該銀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以及熟識銀行業務的便利，冒用該二人的名義先后向甲銀行、乙銀行、丙銀行信用卡中心分別申領得借記卡、旅游金卡和信用卡各一張。

2008年5月28日，史繼光假冒楊某的名義向甲銀行信用卡中心辦理得金額為8000元的小額貸款業務，并騙得甲銀行將8000元小額貸款轉至上述借記卡中，然后再持借記卡通過銀行柜員機取現，造成該銀行損失人民幣8000元。同一期間，史繼光使用上述辦得的乙銀行、丙銀行旅游金卡和信用卡先后在廣州以取現、到酒吧消費、購買首飾的形式進行惡意透支，分別透支本金人民幣10010元和19720元。直至2010年5月，公安機關將史繼光抓獲。隨后，公安機關還查清史繼光在2005年10月至2007年1月，用以自己名義辦理的

另外兩家銀行信用卡進行惡意透支，分別透支本金人民幣16026.36元和7052.51元。

對于自己的行為，史繼光辯稱并無惡意消費和非法占有的故意，冒用他人名義辦理信用卡騙現、透支，是因為甲銀行辭退了他，因而用此行為報復甲銀行，且假冒楊某申領得的小額貸款，其中4000元用于捐款；自己名義的信用卡出現透支是因其2007年底失業、2008年經濟形勢不好導致無法還款。

但一審法院認為，史繼光辯稱的報復甲銀行的目的和捐款的行為并不影響其信用卡詐騙的定性；在銀行對其名義的信用卡透支多次催還時，史繼光采取變更聯系電話的方式，使銀行找不到其本人，可見其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不采納其辯解，依法對史繼光作出犯信用卡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的判決。

思考：在公安機關破獲的一系列信用卡詐騙案中，辦卡人員利用其在銀行發展信用卡用戶的便利條件，秘密截留客戶資料，后冒充客戶身份，電話向銀行客服部掛失名下的信用卡、補辦新卡，再利用客戶的身份信息冒領該卡、消費的案例不計其數。此類案件手段特點：一是獲取信用卡客戶資料；二是利用信用卡客服部疏漏，申請掛失和補辦新卡；三是冒領新卡，實施透支消費。

但是犯罪分子太低估銀行系統和公安機關的調查能力了。信用卡消費時間、地點、金額，甚至是辦理信用卡在哪個網點、哪臺機器上，都是可以查到的，如果想要查到犯罪分子還是輕而易舉的。以一人淡薄的力量想要逃脫法律的制裁，能逃到哪里呢？

總結：通過對近幾年來銀行人員犯罪案情的研究與分析，檢察機關歸納總結出銀行人員犯罪的八大特征：

第一，部分人員文化程度偏低。受文化程度局限，行為缺乏理性認識，容易做出違反規定的事情；

第二，年齡結構普遍年輕。大多數在20-30歲之間，多數剛出校門便踏進單位，思想感情幼稚，認識片面，極易受外部誘惑；

第三，家庭結構以年輕夫妻帶年幼子女的三口之家居多，微薄的正當收入與追求高消費的觀念發生沖突，很容易涉足歪門邪道而演變成違法犯罪；

第四，社交層次低、對象復雜，很容易受不良行為傾向的影響；

第五，本身嗜好賭博或從事賭博活動；

第六，在擔任公職期間從事私人生意活動，公私不分；

第七，生活攀比超前消費與愛虛榮心理相結合，成為犯罪的動因；

第八，單位執行財務制度不力、管理松散，不注重人員的思想品德和業務素質，給此類犯罪留下可乘之機。

本人認為：要做好案防工作，關鍵是人。

1、要經常性抓好員工的政治思想和職業道德教育，使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自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蝕，1、建立健全好各種規章制度。加強制度建設，重視員工道德風險防范，嚴格操作流程，把對員工思想排查工作納入議事日程。

2、抓苗頭，抓落實，抓薄弱環節，確保案防措施到位。對于地處邊緣的網點及員工作為案防工作的重點，強化稽核人員的崗位責任，采取現場稽核，重點審查和非現場監督等方式，定期和不定期地開展序時檢查和崗位離職審計。

3、要經常性抓好員工的政治思想和職業道德教育，使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自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蝕。

4、抓好員工監督管理，健全要害崗位、重要環節人員輪崗，異地交流制度和相互制衡機制，嚴防內部工作人員互相勾結，共同作案。

道德風險是各項案件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每一件有內部員工參與的案件背后，無不有作案人長期處心積慮的身影，他們正是利用了工作機制上存在的一些問題，精心準備，伺機作案。我們要通過工作機制的轉變，來防范道德風險轉化為實際風險。比如，在工作機制方面，可以以制度化的形式進行崗位輪換，以制度化的形式做好稽核監察工作，以制度化的形式作好員工的培訓工作。大家長時間在一起工作，相互熟悉，相互信任，抱成一團，即使發現問題也往往隱瞞不報，力求自我解決，這也是造成一些案件長期不發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同時還應千方百計提高業務人員的綜合素質，從案情來看，大多數犯罪分子作案并不是沒有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大多數員工受拜金主義及享樂主義思潮的影響，法制意識淡薄，思想麻痹大意，在原則問題上容易放松自已。同時，管理層對于員工的家庭生活、社會交際圈子缺乏了解，不能從日常生活的表現中發現問題。這些都是在案防工作中必須讓我們引以為戒，重點要做的工作。

第二篇：案情報告

精鋼不銹鋼廠訴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精鋼不銹鋼廠，注冊地：江蘇省泰州市興化市開發區1號，法定代表人劉遠，廠長

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注冊地：江蘇省泰州市興化市開發區150號，法定代表人安定德，總經理

興化市精鋼不銹鋼廠與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于2012年6月1日達成協議：由興化市精鋼不銹鋼廠為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制作三萬副鋼窗，合同對產品的質料、規格、單價都做了相關規定，并約定的于2012年7月15日前交付貨款。合同簽訂之日以及合同簽訂后10日內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共向精鋼不銹鋼廠交付貨款250萬元整。2012年7月10日，興化市精鋼不銹鋼廠按合同規定的期限向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全部交貨，并經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驗收合格。2012年7月15日，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檢查產品時，發現有31件產品有重度變形、破損情況,123件產品有輕中度變形情況，但不能舉證產品質量問題是出現在交貨前。2012年7月15日到2012年8月1日，精鋼不銹鋼廠向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多次所要剩余500萬元貨款未果。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向精鋼不銹鋼廠要求退有質量問題的產品，雙方協商未果。同時，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以遭受金融危機為由請求精鋼不銹鋼廠準許其推遲交付貨款，未得到精鋼不銹鋼廠的同意。經查明，產品出現質量問題出現于產品交付之后，是由于福地房地產開發公司工作人員工作失誤所致。金融危機不是違約責任中的免責事由，不能作為福地房地長開發公司拖欠債款的理由。至2012年8月1日精鋼不銹鋼廠起訴至泰州市興化市人民法院，福地房地長開發公司交付剩余500萬元貨款，也未支付違約金。

第三篇：案情摘要

【案情摘要】 2006年3月，在哥哥的介紹下，小楊來到羿富公司承包的揚州工程項目從事電工工作，三個月后，小楊輾轉到羿富公司承包的另一個在常熟的“藍泰工程”工地。9月1日凌晨，已經連續工作五天五夜的小楊等電工，根據高某的安排在設備機房內加班架設電纜。凌晨零點五十分左右，小楊在人字梯上作業，在用力拉電纜時失去重心從梯上墜落，安全帽脫落，小楊頭部直接著地，當即耳鼻出血不省人事。在當地醫院搶救治療了三個月后，小楊轉入上海長征醫院治療，經診斷，小楊為特重型閉合性顱腦損傷、外傷性左額顳骨顱骨缺損。

2006年11月24日，高某以自己開辦的望佳公司與小楊的父親簽訂了一份《事故處理協議》，約定由該公司向小楊支付當前治療費用共計44萬余元，但其后的一切費用都與該公司及其他第三方無關。2007年8月29日，小楊向浦東新區勞保局申請認定工傷，2008年4月11日勞保局作出工傷認定書，認定小楊構成工傷。

【法理分析】

本案屬于勞動者在與用人單位維持勞動關系的過程中發生工傷，繼而引發不服工傷認定的行政訴訟，故分析該案需要從兩個層面來梳理線索：

所謂勞動關系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包括各類企業、個體工商戶、事業單位等）在實現勞動過程中建立的社會經濟關系。勞動關系建立的主要依據在于勞動合同的訂立，但是在實踐中，很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并未簽訂相應的勞動合同，或者簽訂的是其他名目的諸如勞務合同，派遣合同等，這就給勞動者維權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法律上在鑒定工傷責任時引入了事實勞動關系這一范疇。所謂事實勞動關系是指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后不按規定訂立勞動合同，或者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以前簽訂過勞動合同，但是勞動合同到期后用人單位同意勞動者繼續在本單位工作卻沒有與其及時續訂勞動合同。事實勞動關系與勞動關系的區別僅在于欠缺勞動合同這一形式要件，但是這并不影響勞動關系的成立，因而勞動關系的雙方仍然要承擔相應的權利和義務。

勞動關系的成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要件：首先，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其次，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接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再次，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最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訂了勞動合同。其中，事實勞動關系的成立僅需前三個條件。

從相關法律法規可知，繳納外勞力保險與勞動關系成立是兩個范疇，前者的欠缺并不影響勞動關系的成立，只要符合上述要件，勞動關系即告成立。從本案來看，雖然原告與小楊并未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但是根據小楊提供的證據能夠認定其與原告之間構成事實勞動關系，應當予以承認。

第四篇：案情分析

不管12月1日對方有沒有人來，都不影響這次事件的定性。有二點原因: 1.對方的犯罪行為（合同詐騙和虛假破產）已經實施。如果企業確實是經營不善資不抵債的，明知企業經營不善經營不下去了無法履行合同時，還拼命地賣形同廢物的“年卡”，騙取大量預付款，實屬詐騙；而且不通過正常程序走，而是以“破產”為名，實則轉移和隱匿館里的剩余資產，均在主觀上有直接故意，客觀上有犯罪行為和損害事實。如果企業其實還沒有到資不抵債的地步的，那么更是坐實了“虛假破產”的罪名。根據公安部的最新規定，涉嫌合同詐騙二萬元起，涉嫌虛假破產直接經濟損失數額累計在十萬元以上的，必須立案追訴。詐騙罪所涉金額很有可能只涉及近兩個月辦卡或續卡的，虛假破產罪所涉金額應該包括所有會員的卡內余額。如果在公安機關立案前，或者是立案后移交給檢察院之前，法定代表人出現向大家解釋清楚整件事情，并且如數退還全體會員卡內的余額的，那么就不存在損害事實了，公安機關或者會不立案，或者是決定銷案。如果退賠發生在檢察院介入以后，那么免于刑事處罰的可能性就會小了。也就是說，光是有人12月1日出現但沒有退賠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和事實，只有全額退賠才可能改變案件的后果和危害性的大小，從而使這件案件不被定性為刑事案件。

2.12月1日對方公司是否有代表來登記債權，這件事情本身不具備任何的法律效力和意義。

如果說來者是為公司了解債權人的情況而來的，這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公司有全部辦卡會員的資料，知道大家的債權是多少，完全不必多此一舉地在突然關門跑掉后的一個月來裝模做樣地讓大家再跑來申報一次。如果這一天沒有申報債權的，也不表示這個債權就不存在了。

如果說來者是什么財務公司的，如新聞中說的那個“劉先生”自稱，為會員們登記破產債權的目的，那么更是可笑。因為一個公司是不是真地資不抵債，是不是真地破產，不是自己說了算，這必須由法院裁定。破產清算應由債務人自己或者債權人，也就是我們廣大受害會員提出。法院在正式受理破產清算申請后，通知各債權人，并會發公告，還會指定一個管理人，全權代表破產企業處理一切對外事宜。而且破產債權的申報也是有一個期限的，絕不會只限于一天。這種在法院受理后，由法院指定的管理人召集的，在按法律規定正式公告后的一定時限內進行債權登記才是有法律效力的。

附：

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

（二）（節選）關于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的通知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二○一○年五月七日

二、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案

第七條 [妨害清算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公司、企業進行清算時，隱匿財產，對資產負債表或者財產清單作虛偽記載或者在未清償債務前分配公司、企業財產，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

(一)隱匿財產價值在五十萬元以上的;(二)對資產負債表或者財產清單作虛偽記載涉及金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

(三)在未清償債務前分配公司、企業財產價值在五十萬元以上的;

(四)造成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經濟損失數額累計在十萬元以上的;

(五)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應清償的職工的工資、社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得不到及時清償，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

(六)其他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情形。

第八條 [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

(一)隱匿、故意銷毀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涉及金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

(二)依法應當向司法機關、行政機關、有關主管部門等提供而隱匿、故意銷毀或者拒不交出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的;

(三)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第九條 [虛假破產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二)]公司、企業通過隱匿財產、承擔虛構的債務或者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實施虛假破產，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

(一)隱匿財產價值在五十萬元以上的;(二)承擔虛構的債務涉及金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

(三)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價值在五十萬元以上的;

(四)造成債權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經濟損失數額累計在十萬元以上的;

(五)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應清償的職工的工資、社會保險費用和法定補償金得不到及時清償，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六)其他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情形。

第七十七條 [合同詐騙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在二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

第五篇：案情簡介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傳在烏蘇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間曲調，現已無法考證該曲調的最初形成時間和創作人。該曲調在20世紀50年代末第一次被記錄下來。在同一時期，還首次收集記錄了與上述曲調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獵的哥哥回來了》。根據現有證據，《想情郎》最早刊載于1958年12月31日由黑龍江省少數民族文學藝術調查小組編的《赫哲族文學藝術概況》（草稿），《狩獵的哥哥回來了》最早刊載于1959年6月17日由音樂出版社出版的《歌曲》雜志。

1962年，郭頌、汪云才、胡小石到烏蘇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區采風，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內的赫哲族民間曲調。在此基礎上，郭頌、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創作完成了《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1963年12月28日，由郭頌演唱的《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首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進行了錄制。

1964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紅色的歌》、1980年版《中國歌曲選》刊載的《烏蘇里船歌》，均標明其為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頌編曲；1991年民族出版社《中國少數民族藝術詞典》載明“烏蘇里船歌赫哲族歌曲。汪云才、郭頌根據赫哲族傳統民歌《想情郎》作詞編曲”。《〈歌聲中的20世紀〉——百年中國歌曲精選》及1979年至1980年期間刊登《烏蘇里船歌》的部分刊物，署名方式則為“作曲：汪云才、郭頌”。

與《想情郎》曲調相比，《烏蘇里船歌》體現了極高的藝術創作水平，其作品整體的思想表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郭頌作為該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著作權。但是《烏蘇里船歌》曲調的作者在創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傳統民間曲調，《烏蘇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題曲調與《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的曲調基本相同。因此，《烏蘇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間曲調的基礎上改編完成的作品。

1999年11月12日，中央電視臺與南寧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了“1999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式晚會。在郭頌演唱《烏蘇里船歌》之前，中央電視臺一位節目主持人說：下面有請郭頌老師為我們演唱根據赫哲族音樂元素創作的歌曲《烏蘇里船歌》。在郭頌演唱《烏蘇里船歌》之后，中央電視臺另一位節目主持人說：“《烏蘇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創作歌曲，但我們一直以為它是赫哲族人的傳統民歌。”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組委會將此次開幕式晚會錄制成VCD光盤，中央電視臺認可共復制8 000套，均作為禮品贈送。四排赫哲族鄉政府沒有證據證明主辦者進行了商業銷售。

北辰購物中心銷售了刊載有《烏蘇里船歌》音樂作品的有關出版物。出版物上《烏蘇里船歌》的署名方式均為“作曲：汪云才、郭頌”。北辰購物中心在一審中向法院提供了其與北京大世界音像店、北京儒士源精品書店所簽《引廠進店協議書》，北京儒士源精品書店和北京大世界音像店出具的涉案出版物進貨證明。

審理中，雙方當事人一致同意由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作為本案所涉及作品的鑒定機構，并對本案所涉及的作品進行了鑒定。鑒定結論為：“1《烏蘇里船歌》的主部即中部主題曲調與《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的曲調基本相同，《烏蘇里船歌》的引子及尾聲為創作；2《烏蘇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狩獵的哥哥回來了》原主題曲調的基礎上改編完成的，應屬改編或編曲，而不是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