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關于調審分離制度之探析一（本站推薦）

調審分離制度之探析一

黃學武 袁長偉

概要：我國民事訴訟程序結構的特點之一,就是“調審合一、調審并存”，調解貫穿于訴訟程序的全過程。而多年的司法實踐證明，訴訟調解制度在發揮它積極作用的同時，亦產生了負面效應。調解中存在的重調解、輕審判、強調調解等問題已有悖于制定調解制度的初衷，調解中審判權力的擴張、法官角色越位現象已經導致了民事審判權的失衡。因此，法院調解成為改革爭論的熱點，特別是“調審分離”的提法日益高漲。但是，到底采取什么樣的“調審分離”模式，法學界一直沒有定論。本文從法院調解的理念分析、“調審合一”存在的弊端、“調審分離”的理論基礎和“調審分離”模式觀點爭論等幾個方面展開論述，繼而提出適合我國實際應用的訴訟程序內“調審相對分離”模式，對該模式的理論基礎和具體內容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并通過對沛縣人民法院的實踐成效分析，證實了筆者觀點的可行性，豐富了我國調解制度改革的內涵。本文共分為五個部分，合計11849字。

關于“王致和”商標侵權案件引發的爭論，想必各位法學界老師和司法實踐部門的同仁仍然記憶猶新。對于該案的案情暫且不予評論，但是原告49.6元的訴訟預期值，經過長時間的一審、二審和再審，最終以1元的結果調解結案，不能不讓人產生多方面的思考。民事審判權的最終目的是保護當事人的民事權利，任何一個起訴者在決定求助于法官的時候總不會期望減損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向法院討個公正的說法，最大化的保護自己。但司法實踐中，往往是法院調解的結果與當事人期望值的相去甚遠，這不得不使人對法院的調解訴訟制度自身是否存在缺陷產生一定的思考。

一、法院調解的理念分析

法院調解又稱訴訟中調解，是指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通過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就案件爭議的問題進行充分協商與讓步，自愿達成協議，從而解決糾紛所進行的活動。在長期的審判實踐中，法院調解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最有效的解決民事糾紛的方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審判制度與審判方式，被譽為“東方經驗”。

我國傳統司法文化在本質上是屬于調解性的，是一種恢復當事人間禮貌的調解性解決。通過調解實現“無法”是中國本土的文化傳統，其根源是儒家思想，孔子道“聽訴，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訴乎!”可見中國人厭訟，懼訴心理由來已久?！兑捉?。訟》中就稱：“訴，有孚，窒”。在古人看來，爭訟是兇險之事，即使勝訴也不值得稱道，而只有與世無爭的“謙”則為最吉利。在中國的社會關系中，“謙”意味著禮讓，妥協，和諧，在發生糾紛時，主張“和為貴”，竭力避免出現“訴”的結果，因而借助民間的調解方式處理。清代官員汪輝視對調解與審判有個精彩的比較：“勤于聽斷善矣。然有不必過分皂白可好和睦者，莫如親友之調處，蓋聽斷以法，而調處以情。法則涇渭不可不分，情則是非不妨稍措?！?正是在這種傳統的“和為貴”的理念主導之下，我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有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而且這種以調解為主的審判方式一直延續至今，也正因為此觀念的影響，同樣植根于東方土壤的日本，也將能“把爭端付之東流”，“圓滿收場”視為解決糾紛的最高境界。

在上述理念指導之下，使得我國一直把法院調解作為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調解貫穿訴訟的全過程，訴訟調解的目標僅是就如何解決問題和爭端展開，并始終堅持法官在調解中居于主導地位，而忽視了當事人的合意，以致為“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等調解弊端的出現埋下了隱患。

二、現行“調審合一”調解模式存在的弊端

我國現行的法院調解實行的是調審結合模式，即法官兼有調解者和審判者雙重身份主持調解，調解與審判相互結合，二者可以動態轉換、交互運行，稱為“調審合一”模式。這種調解模式和運行機制有避免重復勞動、提高審判效率的優勢，但從另一角度看，調審結合的調解模式在實踐中必然引起一些矛盾與沖突。

一是違反自愿原則，出現強迫調解。調解的正當性就在于雙方的合意。我國的調解制度使得法官兼具調解者和審判者的雙重身份，雖說法官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但他與一般調解者不同的是他的身份具有潛在的強制力量，是以審判權為后盾主持調解。調解過程中，調解者對當事人有事實上的影響力，易使當事人的心理產生壓制性的判斷。同樣也容易造成法官以職權調解代替當事人自愿調解，使當事人則會迫于壓力而被迫達成合意，形成強制的合意。事實上，這樣調解違背了合意的本質要求，使調解的正當性失去基礎，審判權發生異化。

二是出現法官角色越位，追求調解。在審判實踐中，審判人員通過調解結案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好處：⑴調解可以使法官用相同的時間辦更多的案件，以完成和超額完成規定的工作量。而在很多法院，工作量直接與法官的經濟利益掛鉤，還是考核法官辦案能力的重要標準;⑵調解是解決疑難案件的較好方式，可以使法官回避做出困難的判決;⑶調解是一種風險較少的處理案件的方式，我國法院系統實行了錯案追究制，判決是一種風險大的處理案件的方式。相對判決而言，調解是一種風險很小的，甚至可以說是無風險的處理方式。因為調解結案比之于判決結案對審判人員有上述的好處，審判人員在利益驅動下為了使當事人達成合意而施加影響力，甚至受非正常利益的驅動，審判人員提出明顯有利于一方當事人的調解方案。同樣，由于上述原因，從而使法官們養成了一種調解偏好，以拖、勸、誘等方式壓調，出現角色越位。造成法官的審判權威發生弱化，使人們對審判和裁判的應有的尊重喪失。

三是容易使法官對調解結果產生決定性影響。我國法院的調解屬于判斷型的調解，因為判決是最終解決糾紛方式，調解過程很可能存在者決定性的契機，法官容易把發現法律上是正確的解決方案作為調解貫徹的第一目的，提出的調解方案和促成當事人協議的結果大多會近似于判決結果。因此，有學者認為，“調解即使不發揮自己特有的強制能力，只要以審判的強制性為后盾，在審判的利用可能性和審判結果預測可能性這兩個條件下，總存在著使當事人接受與審判結果近似的解決方案的決定力量”。

四是判決程序的法定性與調解程序的隨意性產生沖突。程序的價值就是確保實體的正確合法，實現法律的公正。任何糾紛一旦納入訴訟程序解決，都應嚴格依法進行。調解作為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自然

應按照法律規定運行。但調解程序與判決程序有著性質上的區別，建立在當事人自愿基礎上的調解程序有著很大的任意性。我國法律規定調解是一種基本訴訟活動，是法院審理案件的一種形式，調解可以在訴訟終結前的任何階段進行，它貫穿于審理的全過程，沒有階段與時間的限制，擾亂了訴訟秩序，造成了審判的不嚴肅性。更為重要的是調解權缺乏監督機制。事實上，庭前調解、庭審中調解、庭審后調解，這三個不同階段的調解沒有任何區別，不加限制的調解實際是躲避監督，也為審判權的腐敗提供了條件。正如美國法學家戈而丁所言：盡管我們期待堅持公正標準，但調解過程比起我們所習慣的民事訴訟還有一種更大流動性和非正式性特征。隨意性的調解過程與公正結果之間肯定會存在逆向的邏輯關系，這必然與程序的法定性產生沖突。

三、實行“調審分離”的法理基礎

從民事訴訟的基礎原理上分析，調解與判決分屬兩種不同法律性質的解決糾紛的方式，調解與判決分離有著堅厚的法學理論基礎。

(一)、“調審分離”符合調解和判決的基本價值取向。

調解和審判是兩種性質迥異的糾紛解決方式。法院作為國家審判權的行使機關，其功能在于通過審判過程查清事實、明確責任并依法做出強制性的法律判斷，從而保護當事人的正當權益，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故審判程序的進行是剛性的，當事人的任何意思表示或主張的任何事實，只要經過程序，即被固定為法律上的過去，當事人與法院均應受其拘束。而調解這種以當事人的合意及程序上非正式性為特點的糾紛解決方式，與審判在制度機理上是絕不相容的，其基本理念在于“和”以及息事寧人，調解過程的進行體現為柔性與對話性，當事人并不過分拘泥于權利義務的明確，其價值基礎無疑是當事人的合意。所以從調解和判決不同的本質特征、不同的價值取向這兩個方面來說，法院調解應該實行調審分離的模式。

(二)、“調審分離”有利于當事人訴權的實現。

調解解決糾紛的關鍵是雙方當事人之間在互相協商的基礎上，自愿達成合意，通過法院審查確認而實現保護訴權的目的。而判決的關鍵則在于通過證據的審核認定，查明案件真相，正確適用法律，做出裁判，是通過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手段來保護訴權。因此，調解與判決所追求的目的是明顯不同的。調解所追求的目的是當事人之間的合意，而判決所追求的是盡可能發現事實真相，在此基礎上依法調整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兩者的法律性質存在明顯差異。而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卻將調解與判決放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其立法目的，一方面是使調解能夠在法官的主持下，接近或類似于法官依法裁判的處理結果;另一方面，又能夠提高當事人履行義務的主動性，減少訴訟成本，保證一定的社會效果。雖然立法的動機是好的，但未免太過理想。從訴訟理論上講，人民法院是一個重要的訴訟主體，在訴訟過程中，發揮著引導、指揮、決定、強制等重要作用，通過這些手段幫助當事人實現訴權，而這些作用是通過審理案件的法官來具體實現的。民訴法將調解與判決放在同一訴訟程序，造成了法官同時擔任“調解者”、“裁決者”的角色，既作疏導、協調工作，努力促成當事人達成合意，又要依據事實、準確判決，在一定程度上會利用潛在的強制力影響和制約著當事人訴權的自由行使，也使判決、調解均富有了強制性色彩。

(三)、“調審分離”符合當事人處分權和審判權的基本理論。

從現代民事訴訟的一般規律來分析，訴權與審判權的基本關系是：一是訴權具有主動性，審判權具有被動性;二是審判權對訴權具有應答性;三是訴權與審判權相互制衡。以不同訴訟主體的權利之間的相互制約為動力，推動訴訟程序自主發展。正是基于上述理論，國家為了保障市場經濟正常運轉，除非當事人之間發生沖突或糾紛，禁止國家介入或干擾民事主體的處分行為。一旦當事人之間發生糾紛，當一方當事人提起訴訟要求國家保護其權利的時候，盡管根據一方當事人的請求發生了訴訟法律關系，但是，法院在以國家權力解決民事糾紛的過程中，仍然要堅持當事人之間沒有爭議的就不干預的原則，這是現代民事訴訟對雙方當事人之間民事糾紛的基本態度。也即法院介入私法領域，以國家權力解決民事糾紛的權力受到當事人處分權的限制。因為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對訴訟標的有處分權，雙方當事人也有權自主解決糾紛，因此，對于雙方當事人所爭的事實，也就是他們之間糾紛的關鍵所在，這一點只能由雙方當事人的意志來確定。因此，各市場經濟國家民事訴訟法在處理國家權力與當事人權利的關系上采取的共同訴訟原則，就

是依當事人意愿來確定，法院以此為前提才能介入當事人之間的私法領域，并且以當事人之間沖突和爭執的事實為范圍做出判決。然而，我國現行民事訴訟調解所反映出的訴訟觀念忽略了當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的關系，顯示了較強的職權主義色彩，“調審合一”的做法也明顯違背了現代民事訴訟的基本法理，訴訟調解機制的變革是形勢所需，也是現代民事訴訟觀念深入發展的必然。

四、法學界關于實行“調審分離”的爭議觀點及評析

目前在學術界，對于調解制度的改革，“調審分離”是否實行，始終存在否定說和肯定說兩派觀點。

(一)、否定說

該學派的代表認為，立法已明文規定調解應在“自愿合法”的基礎上進行，法院調解實踐中出現的某些問題，主要是執法不嚴的結果，可以通過具體制度的完善來消除其弊端。他們認為調審分離在我國并不可行的原因有:首先，實行“調審分離”，法院要另外設專門的調解機構，配備專職的法官，勢必會造成法院機構和人員設置的臃腫，增加法院的開支。這與當前我們大力開展法官職業化建設，走法官精英之路是相悖的，也不符合國家精簡機構和人員的人事政策。其次，按“調審分離”方案，當事人要么選擇調解程序，要么選擇審判程序，如果當事人選擇了調解程序后雙方又不能達成協議，當事人又得重新進入審判程序。由于審判權和調解權由不同的法官擔任，在證據、查明事實、分清責任等問題又需重新開始認定與確認，如果當事人先選擇了審判程序后又都愿意調解怎么辦，是否再進入調解程序還是不允許調解呢?如此反復，不僅更加增加當事人的訴累，有可能還會增加當事人的訴訟費用和法院的費用。如果不允許調解，又違反了當事人自愿原則。因此認為，“調審分離”在實際操作中是不太可行的。

他們認為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兩個。

第一種觀點:在現有的框架內對法院調解進行改革

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法官調解的改革應在現有的框架內進行，不贊成把調解從審判中分離出去，而是希望通過對法院調解制度進行某些細節性的改造來實現調解與審判的協調。因此要嚴格落實調解的三

原則。比如，適當縮小調解適用的范圍，將調解限制在一審，二審和審判監督程序中不得調解;限定調解的期限，調解只能在審判中的某一階段進行，過了這一階段，不得再行調解;改不公開的庭外、庭前調解為公開的庭上調解;賦予當事人對生效調解書的上訴權利等。

第二種觀點:廢除現行調解制度，以訴訟和解代替法院調解。

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我國法院調解制度改革的主導方向應是建立訴訟和解制度，以訴訟和解重塑現行的法院調解制度。所謂的訴訟和解制度是指發生于訴訟過程中，以當事人合意解決民事糾紛的訴訟上糾紛解決方式，和解具有類似判決的效力。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這一方案可行的理論依據有兩點：

一是訴訟和解制度與法院調解制度的相通之處，是其取代法院調解制度的基礎。在當前的審判實踐中，如果完全地廢除法院調解制度，在沒有相應的制度填補其留下的“真空”的情況下，后果可能是不堪設想的。這是因為訴訟和解和法院調解一樣可發生在訴訟程序的任一階段;而且，法官在訴訟進行過程中也可以適時地試行和解。因為隨著訴訟程序的推進，案件事實責任越來越清楚，雙方當事人隨時都有可能坐下來進行協商，考慮和解的達成。從國外的經驗看，訴訟和解的結案率一般也是相當高的。且不說美國有90%以上的案件是以各種形式的和解在庭審前解決的，在大陸法系日本、德國，和解結案也占相當大的比重。比如，在日本，1984年前后，其一審通常訴訟事件的結案數中，和解占32%，而交通庭的和解結案率高達59%左右;在德國，1983、1984年第一審審結(含地方法院和區法院)的民事案件中，和解結案分別為15%、14%，舍棄、認諾判決約占21%，而在采用“公開心證”程序法理的司徒加特地方法院，和解則占到34%。因此，以訴訟和解取代法院調解可以與我國的民事審判方式改革較好地協調，不會帶來太大的震蕩。

二是訴訟和解可通過一些具體的制度安排來解決“強制調解”的問題。如前文所述，“強制調解”的必然性乃是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癥節所在;在強制調解現象的普遍存在，是由調解與審判在主持人員上的競合和程序運作上的混同不分直接導致的。改革法院調解，首先應做到的就是將主持調解的人員與審判人員完全分離;同時將對當事人進行說服的合意促成過程從審判程序中獨立出來;當事人同意和解的，可自行協商，達成協議;當事人也可以要求法院主持和解，法院應備有主持和解的法官名冊，以備當事人指定;當

事人不愿或不能指定的，法官代為指定;對法院指定的和解法官，當事人有權申請回避;記入筆錄的和解協議具有與判決相同的效力。對生效的和解協議，當事人不得上訴等等。通過對和解制度的完善，完全可以避免產生類似我國現行調解制度的弊端。

評析：可以說,上述反對派的觀點代表了目前學術界很多人的看法。他們把法院調解的弊端歸因于執法不嚴和某些具體制度保障的缺乏，這顯然是沒有看清我國民事審判模式的“調解型”特征，以及法院調解在這一模式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我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已經敘述的現行“調審合一”弊端一樣，如不對我國的民事審判模式進行結構性的變革，只是在現有框架內進行的細微改革，法院調解的問題是無法徹底解決的。至于以訴訟和解來代替法院調解的觀點，筆者認為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事實上，訴訟和解與法院調解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基于當事人的自愿，以當事人的合意解決糾紛。所不同的是訴訟和解無須第三者介入，雙方自行協商，而調解則是要求雙方要求法官主持，實質仍然是雙方自愿協商，達成合意。法院調解是以調促和，本身就是訴訟和解的組成部分，完全沒有必要廢除。另外，考慮當事人的法律素質和業務知識有限，訴訟過程中當事人自行和解盡管應予以尊重，但若完全沒有法官主持，放任當事人自行和解，難以確保協議內容的合法、規范。因此，從現實可操作性出發，應該說上述觀點均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缺陷。你好哦啊，

第二篇：解析民事訴訟調審分離制度創設試探上

民事訴訟調審分離制度創設試探上

蔡梅風

【摘要】我國法院現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分庭前調解與審理中調解兩種方式，二者都屬訴訟調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被譽為“東方經驗”。它的存在充分契合了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但在司法實踐中，其往往并未很好地被貫徹執行，逐漸暴露其弊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今天，民事訴訟理論界與實踐界紛紛要求對現行的民事訴訟程序進行改革的這一契機，本文擬就當前法院調審結合模式的民事審判方式所存在的弊病，提出改革設想。

我國法院現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分庭前調解與審理中調解兩種方式。所謂庭前調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在開庭審理前對法律關系明確、事實清楚的民商事案件，經當事人雙方同意，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進行的調解活動;所謂審理中調解，是指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民商事案件過程中，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法院依職權主持雙方當事人進行的調解活動。其中，審理中調解又可稱調解主導型民事審判方式，二者都屬訴訟調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一種方式，被譽為“東方經驗”。它的存在充分契合了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但在司法實踐中，其往往并未很好地被貫徹執行，逐漸暴露其弊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于是，民事訴訟理論界與司法實踐界中越來越多的人對其提出了詰問和責難，要求對現在的法院民事調解制度進行改革。筆者在基層工作，亦有體會，而且在審理中調解，既有開庭程序筆錄，又有調解筆錄，程序比較混亂，并使得原本是嚴肅莊嚴的庭審活動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順其趨勢，筆者認為應該對我國法院現行的民事調解制度進行改革，但這之前，筆者想先澄清一個問題，即現在普遍人認為我國法院的民事調解制度是采取調審合一模式制度。筆者認為這值得商榷，所謂的調審合一模式，應該僅指審理中調解，即調解主導型的民事審判方式，而不應把庭前調解都包括在內，它畢竟沒有進入到開庭審理程序中去，其制作的筆錄稱民事調解筆錄，而不是民事開庭筆錄，它不受嚴格的民事開庭程序所約束。因此，筆者認為，我們

現所謂的對法院現行的民事調解制度進行改革，應該是指改革的是調審合一模式的調解方式，而庭前調解應是完善，讓二者統一起來。

一、我國法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發展沿革

我國法院民事訴訟調解，被譽為“東方經驗”，肇始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數十年間不斷得到鞏固和強化，這種審判方式是契合于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與當時經濟計劃化、利益單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簡約化、權利淡漠化的社會生活條件相適應。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政治、經濟、法制建設發生了深刻變化，立法機關對法院調解制度作出過多次修訂，基本完成了現行的調審合一的法院調解制度的架構，其發展可謂是一波三折。

1982年制定《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將“調解為主”的方針修改為“著重調解”原則。1991年《民事訴訟法》將“著重調解”修改為“根據自愿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90年代，我國進行的轟轟烈烈的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將人們的注意力聚焦在庭審改革和程序公正上，甚至強調“一步到庭”和“當庭宣判”。以判決方式結案領導了潮流。調解受到了普遍的冷落，甚至有人建議修改民事訴訟法，取消法院調解的職能?！爸嘏休p調”成了當時的普遍現象，法院民事案件的調解率直線下降。從統計數據上看，法院民事、經濟案件的調解結案率從1989年的69%和76%，到2001年已經迅速滑落到36.7%和30.4%。2002年以后，民事經濟案件不再區分，民事案件的調解率為31.9%。

2002年以后，法院工作面對的種種矛盾和困擾，如上訪、纏訪、鬧訪問題，直線上升的申訴和再審沖擊裁判的既判力問題，社會穩定問題，執行難問題，審判資源不足的問題，司法權威受置疑的問題，法院承載了太多的社會職能和期望的問題等等，使得法院不得不重新審視司法程序和制度問題。怎樣才能“案結事了”成為法院工作的一個研究重點。調解作為化解民事矛盾糾紛的最佳辦法其價值自然又被重新考慮和重視。2002年，黨中央、國務院、最高法院、司法部先后就調解工作做出部署。在第十八次全國法院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就民事調解工作做了專門的部署。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審判方式改革，完善訴訟調解制度，提高訴訟效率;有條件的法院可以開展庭前自愿調解等工作。

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其中第四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案件，應當著重調解，鼓勵當事人和解”，重新提出了“著重調解”的原則。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其中第十四條對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勞務合同糾紛;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損害賠償糾紛;宅基地和相鄰關系糾紛;合伙協議糾紛;訴訟標的額較小的糾紛規定了人民法院在開庭審理時應當先行調解的前置條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做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規定了人民法院對受理的第一審、第二審和再審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辯期滿后裁判作出前進行調解。在征得當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辯期滿前進行調解;人民法院對于調解協議約定一方不履行協議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予準許;調解協議約定一方提供擔?；蛘甙竿馊送鉃楫斒氯颂峁５模嗣穹ㄔ簯敎试S;當事人各方同意在調解協議上簽名或者蓋章后生效，經人民法院審查確認后，應當記入筆錄或者將協議附卷，并由當事人、審判人員、書記員簽名或者蓋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請求制作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應當制作調解書送交當事人。當事人拒收調解書的，不影響調解協議的效力;當事人不能對訴訟費用如何承擔達成協議的，不影響調解協議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決定當事人承擔訴訟費用的比例，并將決定記入調解書等新內容。同時對調解制度中一些具體問題予以明確細化。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工作報告將民事調解工作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上。提出要加強對訴訟調解工作的指導，提高訴訟調解水平。指導各級人民法院按照“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要求，不斷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報告中提到，各級人民法院審結的各類民事案件中，訴訟調解結案的1334792件，調解結案率31%，許多基層法院調解結案率達70%以上。[6]在《全國法院加強基層建設工作會議》上肖揚院長進一步強調：基層法院要做到司法為民，減少上訴、申訴上訪，實現審判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結合，就要充分發揮訴訟調解的作用?；鶎臃ㄔ簩徖淼陌讣蟛糠质潜镜禺斒氯酥g的糾紛，鄉里鄉親，“低頭不見抬頭見”。如果糾紛處理不當，不做深入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很可能小事變成大事，民事案件釀成刑事案件，甚至引發大規模上訪?；鶎臃ㄔ旱耐疽欢ㄒJ識到，訴訟調解是人民法院審判工

作的重要形式，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式，是實現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結合的有效途徑。要進一步強化基層法院的訴訟調解，堅持能調則調，調判結合，調解不成再判決的原則，防止“一判了之”的做法，以減少當事人的對立情緒，化解矛盾，定紛止爭。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關于調解的司法解釋之后，各地法院也紛紛出臺了關于民事調解的實施意見，調解結案率如潮水般上漲。全國許多基層法院的民事案件調撤率都超過了90%。以調解結案的案例報導和法院調解工作的新進展、新成就得到了凸顯。法院調解工作在許多人看來成了解決法院工作困境的一付萬能的靈藥。

二、法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改革的切實性

我國法院民事訴訟調解的確起到了緩解法院工作壓力，化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保障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的作用。然而，其在被人看成是解決法院工作困境的一付萬能的靈藥的同時，又暴露出其諸多的弊病，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逐步明顯，使得司法理論界與實踐界越來越多的人對其提出了詰難，要求改革的呼聲已不斷。

我國現行的法院民事訴訟調解案件中，其中大多數是在審理中調解的，而審理中調解方式即所謂的調審合一模式。這種模式的法院民事訴訟調解，是沒有與審判截然分開的專門的調解程序，調解和審判在庭審中可以動態轉換，交相進行。同時，我國法院調解被作為審判活動的一個重要部分，法官在其中充當著不可或缺的調解員、審判員雙重角色，表現出我國法院調解的職權主義色彩異常濃厚。也就是說，我國法院調解屬于國家干預下的訴訟活動和結案方式。法官介入之目的，在解決糾紛目的的背后，隱藏更為深層次的法律任務，那就是借以監督當事人是否規避法律或者損害第三者利益。正因為我國法院調解那濃重的職權主義作風，基本淹沒了當事人自治意愿之自由;且在立法技術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法院調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逐步明顯。[9]如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調解必須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這里，“事實清楚”是怎樣的一個標準呢?立法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完全依法官的自由裁量。而司法實踐中，事實清楚又是法院作出判決的前提，既然是調解，由法院主持，又遵從當事人 的自愿原則，法官只要把握住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禁止規定與不侵害國家、集體與社會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就可以了，是否一定需要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呢?如果一定需要的話，那么，法官的職權介入就難免會表現出濃厚的調解職權主義色彩。另外，立法上對民事適用調解的案件并沒有給予什么限制，使得適用調解的民商事案件過于寬泛，基本上除了適用特別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督促程序及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等案件外，其他的案件都可以適用調解程序，包括無效民事行為的確認案件在內。而無效民事行為的法定情形中又包括有違反法律強制性禁止規定的行為，惡意串通侵害國家、集體與社會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的行為。如果這類案件也可適用調解，難免會出現有些當事人利用法院調解方式的合法形式來掩蓋自己的違法行為，使得法官的社會崇高信譽與地位在另一方當事人，甚至社會中受到極大的挑戰，而且法院的司法權威性也受到了影響。還有，立法上規定調解的效力也具有不確定性，即調解達成協議后在當事人簽字前可以反悔，使得法官之前的一系列主持調解工作歸于無用功，大大浪費了司法資源，同樣作為結案方式的司法調解的強制權威性也受到了挑戰。

從法院、法官面臨的內外部壓力來看，調解率、上訴率及改判率等往往是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考核標準，亦是法院對法官的考核標準，還是法官評優評先、晉升加資的評判標準。在這方面，調解與判決相比起來，明顯風險要小，因為它不存在上訴和抗訴問題，甚至不屬于人大個案監督的范圍。于是也是法官規避當事人上訴、檢察院抗訴和人大個案監督所可能造成的錯案責任追究的有效途徑。避害趨利，這是必然的選擇，再加上民眾固有的厭訴好調傳統思想與息事寧人的心態，使得法官更偏愛調解方式結案。于是，司法實踐中，以拖壓調、以判壓調、以誘壓調甚至以騙壓調等強制調解、違法調解現象常有發生，從而導致久調不決，違背了調解所遵循的“自愿、合法”原則。最后，當事人，往往原告，不得不以犧牲自己的部分權利來換得案結事了。這樣，一方面可能助長了另一方當事人的違法氣焰，以后更加恣意地侵害他人的民事權益;另一方面，使得法官、法院在當事人、社會民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與信譽、司法權威性大打折扣，產生了不信服感，進而詰難、上訪、申訴等，甚至產生矛盾。

正是由于法院民事調解本身立法的缺陷以及不完善性，以及法院系統內一些制度等內外因素所帶來的影響，調解功能不斷擴張，判決功能不斷萎縮，負面效應逐步明顯，其弊病日益增多，司法的公正與效率

再度受到其影響。法院調解的不公與久調不決，違背了司法的公正之核心價值，拖延了結案周期，降低了司法的效率，也一定程度上侵害當事人的民事權益，與現在所倡導的司法為民理念相背馳。現在所倡導的司法為民理念是由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所決定的民事審判權構筑與實踐的基本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民事審判的政治性和社會性相統一的體現，同時也決定著社會主義民事審判的行動目的和行動方式的一致性。司法為民在本質上強調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統治權組成部分的審判權與其他國家權力一樣，都來源于人民并以服務于人民為歸屬。[10]因此，從理論和實證上看，現行的法院民事調解制度由于種種因素影響，已與立法者設置法院調解之預期理想相背馳了，對其進行改革已是勢在必行了。

三、我國法院民事訴訟實行調審分離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我國法院民事訴訟調解是個人處分原則和國家干預原則結合運用的產物，從以往的審判實踐看，它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能因現在存在著諸些弊病，就全面加以否定。因為一旦調解的優勢消失了，判決的弊端就立刻顯現，比如出現執行難、申訴多、法院負荷重、群眾不滿等，使法院承受著案件與輿論的多重壓力，法官抱怨社會不懂法，社會指責法官不公正。[11]而且，現代的法院審判無論如何改進，都不免存在著制度上的局限性，需要調解這樣簡便易行，通融靈活的解決糾紛方式，來實現審判制度力所不能及的社會功能。[12]因此，調解在我國的民事審判制度中，仍應占有一席之地，其優點還很多的。但是，必須對現行法院調解制度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這樣，才能使法院調解適應時代的發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13]畢竟，調解與判決是建立在不同基礎之上的結案方式，調解建立在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而判決是建立在法制強制的基礎上的。

當前，對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主要有如下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法院調解制度存在的基礎是以犧牲權利人利益的方式來保障社會的穩定，與權利本位的價值觀相抵觸，與判決相比這種解決方式對權利人的權利保護明顯不夠，應當廢除法院調解制度;第二種觀點認為，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應在現有的框架內進行，不認為把調解從審判中分離出去，而是通過完善一些制度來保障“自愿”、“合法”原則的落實，進一步處理好調解與判決的關系，對法官的調解行為加以必要約束，防范和抑制強制性調解。

第三種觀點認為，調解與判決是性質不同的兩種程序，調審合一的弊端使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成為一種“調解型”模式，如不將這種模式進行結構性變革，始終無法解決法院調解存在的問題，應當將調解程序與審判程序分離，將訴訟調解作為民事審判的前置程序，調解不成的轉入審判程序，進入審判程序后不能再行調解;還有一種觀點在贊同調審分離的基礎上，提出應弱化調解的地位，將調解作為一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并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訴訟和解制度，以訴訟和解制度取代法院調解制度，從制度上切斷和解程序與審判程序的關聯，并設計出比較具體的改革方案。[14]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以法院調解犧牲了權利人的權利而因此否定法院調解，顯然過于輕率，是不可取的。第二種觀點雖看到了法院調解存在“自愿”、“合法”原則難以真正落實，以及對法官在調解過程中的職權缺乏有效限制等問題，并對此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改革思路。但不足之處是沒有看到不將調解與判決程序作必要的分離，是難以完全抑制強制性調解，不足以完全消除“重調解，輕判決”的現象。而第三、四兩種觀點提出調解與判決程序分立的改革思路，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按照這種思路改革后的調解制度，基本上能較好地解決當前在法院調解中所存在的強制或變相強制調解問題，并能有效克服法官在調解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審判權的恣意。這應是與我國審判方式改革的方向相吻合的。但第四種觀點，在調審分離的基礎上，提出了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訴訟和解制度，以此來取代現行的法院調解，這種改革思路理論上是具有前瞻性，是符合當前世界各國的民事訴訟重視推動當事人和解的發展趨勢。如德、美、法等國訴訟和解制度，當案件起訴到法院后，法官依法鼓勵甚至命令雙方當事人及其律師達成和解協議以了結糾紛的民事訴訟制度。其訴訟和解是純粹的當事人個人行為，沒有法官依照國家意志進行干預，而且，和解協議一經成立即具有拘束力，不得以法律錯誤或顯失公平為由予以反悔。[15]然而根據我國現在法治實際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看，還是不切實際的，畢竟，我國公民的法律意識普遍還是偏低的，而其他國家實行訴訟和解制度，往往是建立在公民法律素質普遍較高的基礎上，并有發達的律師制度作支持的。因此，我國法院還不宜推行訴訟和解制度，宜將調解從審判程序中分離出來，使它們按照各自的特點、程序和方式等運行。

應該講，法院民事訴訟實行調審分離是對現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種嘗試，從理論與實踐上講對解決現行法院調解所存在的弊病，化解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矛盾，切實審理好民商事案件，維

護司法尊嚴與權威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也體現了司法為民的審判思想理念與司法公正的核心價值，以及促進司法審判效率的提高。

1、有利于提高辦案效率。調解程序和審判程序徹底分離，可以避免出現開庭審理與調解的程序交叉混亂，以至以判壓調等現象，從而避免了因久調不決而造成的辦案周期延長的弊病，提高了效率。

2、有利于提高案件質量。調解程序和審判程序徹底分離，如果調解不成，對調解中未達成共識的部分或有爭議的事項有利于引導當事人舉證，在以后的庭審中向法庭提供有利于自己主張的證據。庭審法官也可以根據調解法官的前期工作認真分析案情，詳細擬制庭審提綱，并結合庭審查清的事實與當事人提供佐證的證據，從而更準確地適用法律，作出判決，切實地提高了案件質量，也反映了審判的嚴肅性，體現了司法的公正。

3、有利于抑制法官為規避當事人上訴、檢察院抗訴和人大個案監督所可能造成的錯案責任追究而偏愛調解、輕審判現象的出現，進而避免了出現任意地擴大調解案件的范圍，以及強制調解與違法調解現象的產生，以致引起當事人與法院的矛盾，使當事人產生對司法審判的不信任感。

4、有利于區分法官的責權。調解程序和審判程序徹底分離，避免出現了法官在一起案件中同時扮演調解員與審判員的雙重角色，而導致因其權責不分。調解與審判，法官所享有的職權與最后承擔的風險責任上不一樣的。

5、有利于司法審判權服務于人民。調解程序和審判程序徹底分離，以調解結案的，以遵從當事人自愿為基礎，不進入審判程序，而且立案時訴訟費就減半，結案周期短，程序簡易，減少了訴訟成本，真正地有利于當事人，以致體現司法為民，審判權服務并歸屬于人民。

從司法實踐中考察看，目前，全國已有30%的法院在立案庭設立了庭前調解組或速裁組，開展立案階段的調解工作，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規范，為法院民事訴訟實行調解分離制度的創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充分說明了其具有可行性。如山東省臨朐縣法院在立案庭設立由4名法官、2名書記員組成的庭前調解組，制定了《庭前調解組工作流程規范》。2003年1-4月，對該院受理的390件民商事案件組織了庭前調解，結案176件，占45.1%，平均結案期限不足8天，其他進入庭審案件一次開庭成功率同比上升36%，訴訟成本降低近20%。[16]而且，再從最新出臺的《訴訟費用收取辦法》看，民事訴訟實行調審分離制度也是與其規定的調解與審判結案收費不同標準相適應，便于更好貫徹落實。

第三篇：審貸分離制度

雙江縣華泰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

審貸分離制度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通則》的有關規定，為完善內部制約機制，健全信貸管理責任制，規范信貸業務運作，防范經營風險，提高信貸資產質量和信貸管理水平，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 根據信貸管理體制的要求，審貸分離實行“部門(崗位)分設、職能分離、各負其責、相互制約”的原則。

第三條 本制度所稱的審貸分離是指對信貸業務的調查、審查、檢查的職能通過分設信貸業務、信貸管理、信貸風險資產管理三個部門(崗位)進行實施，并明確各個部門職責和考核內容的信貸管理責任制度。

第四條 本制度所稱信貸業務審查是指對本公司經營的貸款業務的審查。

第五條 本制度所稱借款人是指借款的申請人。

第六條 本制度所稱的風險貸款是指五級分類管理中的次級、可疑、損失貸款和擬進入訴訟程序的貸款。

第二章 機構設置

第七條 根據審貸分離制度的要求，公司均須設置信貸業務、信貸管理、信貸風險資產管理等三個部門。原則上也應實行部門三分離;暫不具備條件的可先實行崗位分離，設置信貸業務調查崗、審查崗和信貸風險資產管理崗，各崗位不能交叉。

第八條 公司應建立有總經理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貸款審查委員會。信貸管理部門為貸款審查委員會的日常辦事機構。

第三章 部門職責

第九條 信貸業務部門的主要職責：

一、積極拓展信貸業務，搞好市場調查，優選客戶，受理借款人申請。

二、對借款人申請信貸業務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進行調查。

1.調查核實借款人基本情況，調查核實借款人的財務狀況以及產、供、銷、庫存等情況，掌握資金的真實用途，調查核實借款人經營狀況和償債能力等；

2.調查核實抵押物、質押物的權屬、價值以及實現抵押權、質權的可行性、合法性等；

3.調查核實保證人的代償能力和資信情況。

三、對客戶進行信用等級評估，測算風險度，撰寫調查報告，提出貸款及其他業務的期限、金額、利率(費率)和方式等明確意見。

四、辦理核保、抵押登記及其他發放貸款的具體手續。

五、信貸業務辦理后對借款人執行借款合同的情況和經營狀況進行檢查和管理。

六、督促借款人按合同使用貸款，按時足額歸還貸款本息，并負責催收風險貸款。

七、對可疑、損失貸款和擬進入訴訟程序貸款的認定提出申請，交信貸風險資產管理部門初審。

八、經批準，按程序辦理需要移交的可疑、損失貸款和擬進入訴訟程序貸款，并繼續協助做好清收和訴訟工作。

九、負責信貸檔案管理，確保完整、有效。

第十條 信貸業務部門承擔調查失誤、評估失準和貸后管理不力的責任。

第十一條 信貸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

一、對信貸業務進行審查

1.對信貸業務部門提交調查材料的可行性和完整性進行分析、評定，復測風險度；

2.審查保證人的資信、抵押登記的合法性及信貸業務部門意見的合理性；

3.審查信貸業務投向的正確性；

4.提出信貸業務審查意見，報有權審批人批準。

二、對信貸業務進行管理

1.貫徹執行國家信貸政策和總行的各項信貸管理規章制度，結合實際擬定實施細則，并組織實施；

2.研究擬定信貸工作規劃，調查分析信貸業務投向，預測發展趨勢，組織客戶信用等級評估工作；

3.檢查、考核信貸業務部門、信貸風險資產管理部門及轄屬分支行執行信貸規章制度的情況；

4.負責對信貸業務部門的貸后檢查工作情況進行監督檢查，撰寫檢查報告報行領導審閱；

5.負責信貸管理信息系統的管理，匯總上報各種信貸業務報表；

6.負責信貸人員的業務培訓、考核及評價工作。

第十二條 信貸管理部門承擔審查失誤、管理不力的責任。

第十三條 信貸風險資產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

一、對信貸業務部門提出的可疑、損失貸款和擬進入訴訟程序貸款的認定申請進行初審，提出意見，送交本行稽核部門最終認定“可疑、損失”貸款；對需要移交信貸風險資產管理部門的風險貸款，提出意見后，報總經理審定。

二、對風險貸款進行逐筆檢查，分析原因，與信貸業務部門共同研究，提出轉化風險的具體措施，報總經理審定。

三、管理訴訟事宜，督導風險貸款的清收。

四、負責清收已移交的風險貸款(有條件的行也可統一組織呆滯、呆賬貸款的清收)。

五、負責呆賬貸款的核銷申報工作及核銷后的貸款追索工作。

六、負責提出對用于風險貸款轉化的新增貸款的建議，由信貸業務部門按正常業務操作程序辦理有關事宜。

七、負責對正常貸款情況的檢查，提出預警措施，幫助信貸業務部門做好風險防范工作。

八、及時地掌握風險貸款的基本狀況，定期撰寫分析報告，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信貸工作改進意見。

第十四條 信貸風險資產管理部門承擔檢查失誤、督導清收不力的責任。

第四章 貸審會與信貸稽核

第十五條 貸款審查委員會是信貸業務的審查機構，凡企業的首筆貸款、異地貸款、超過審批權限和情況復雜、風險較大的各種信貸業務均應通過貸款審查委員會討論，提出審查意見后報有權審批人審批。

第十六條 稽核部門是信貸業務的稽核檢查部門，有權對信貸業務的全過程進行稽核檢查。不良貸款由會計、信貸部門提供數據，由稽核部門負責審核并按規定權限認定。稽核部門負責檢

查信貸部門催收不良貸款的情況等。

第五章 職責考核

第十七條 總經理對各部門職責的執行情況定期進行檢查和考核，管轄、直屬分行對轄屬行進行相應的檢查和考核。對認真履行職責的行和個人進行表彰和獎勵；反之通報批評，直至予以必要的處罰。未履行職責造成信貸資產損失的有關責任人，應當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對情節、后果嚴重的應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本制度由雙江縣華泰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修改。本制度自頒發之日起執行。

雙江縣華泰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第四篇：信貸業務審貸分離管理辦法

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

信貸業務審貸分離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通則》的有關規定，為完善內部制約機制，健全信貸管理責任制，規范信貸業務運作，防范經營風險，提高信貸資產質量和信貸管理水平，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根據小額貸款公司信貸管理體制的要求，審貸分離實行“部門（崗位）分設、職能分離、各負其責、相互制約”的原則。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審貸分離是指對信貸業務的調查、審查、檢查的職能通過分設客戶部、信貸風險管理部二個部門（崗位）進行實施，并明確各個部門職責和考核內容的信貸管理責任制度。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信貸業務審查包括對本公司經營的人民幣貸款及擔保等業務的審查。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借款人是指本幣借款的申請人、信用證的開證申請人、銀行承兌匯票的承兌申請人、要求本公司提供擔保的申請人等。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風險貸款是指逾期貸款、呆滯貸款、呆賬貸款和擬進入訴訟程序的貸款。

第二章 機構設置

第七條 根據審貸分離制度的要求，公司設置客戶部、信貸風險管理部二個部門。內設調查崗、審查崗和信貸風險資產管理崗，各崗位不能交叉。

第八條 公司應建立有總經理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貸款審查委員會。信貸風險管理部為貸款審查委員會的日常辦事機構。

第三章 部門職責

第九條 信貸業務部門的主要職責：

一、積極拓展信貸業務，搞好市場調查，優選客戶，受理借款人申請。

二、對借款人申請信貸業務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進行調查。

1．調查核實借款人的基本情況，調查核實借款人的財務狀況以及產、供、銷、庫存等情況，掌握資金的真實用途，調查核實借款人經營狀況和償債能力等；

2．調查核實抵押物、質物的權屬、價值及實現抵押權、質權的可行性、合法性等；

3．調查核實保證人的代償能力和資信情況。

三、對客戶進行信用等級評估，測算風險度，撰寫調查報告，提出貸款及其他業務的期限、金額、利率（費率）和方式等明確意見。

四、辦理核保、抵押登記及其他發放貸款的具體手續。

五、信貸業務辦理后對借款人執行借款合同的情況和經營狀況進行檢查和管理。

六、督促借款人按合同使用貸款，按時足額歸還貸款本息，并負責催收風險貸款。

七、對呆滯、呆賬貸款和擬進入訴訟程序貸款的認定提出申請，交信貸風險管理部門初審。

八、經批準，按程序辦理需要移交的呆滯、呆賬貸款和擬進入訴訟程序貸款，并繼續協助做好清收和訴訟工作。

九、負責信貸檔案管理，確保完整、有效。

第十條 信貸業務部門承擔調查失誤、評估失準和貸后管理不力的責任。第十一條 信貸風險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

一、信貸業務審查

1．對信貸業務部門提交調查材料的可行性和完整性進行分析、評定，復測風險度；

2．審查保證人的資信、抵押登記的合法性及信貸業務部門意見的合理性；

3．審查信貸業務投向的正確性；

4．提出信貸業務審查意見，報有權審批人批準。

二、信貸業務管理

1．貫徹執行國家信貸政策和小額貸款公司的各項信貸管理規章制度，結合實際擬定實施細則，并組織實施；

2．研究擬定信貸工作規劃，調查分析信貸業務投向，預測發展趨勢，組織客戶信用等級評估工作；

3．檢查、考核信貸業務部門、信貸風險管理部門執行信貸規章制度的情況；

4．負責對信貸業務部門貸后檢查工作情況的監督檢查，撰寫檢查報告報領導審閱；

5．負責信貸管理信息系統的管理，匯總上報各種信貸業務報表；

6．負責信貸人員的業務培訓、考核及評價工作。

第十二條 信貸管理部門承擔審查失誤、管理不力的責任。

第十三條 信貸風險管理部門的主要職責：

一、對信貸客戶部門提出的呆滯、呆賬貸款和擬進入訴訟程序貸款的認定申請進行初審，提出意見，送交本公司貸審會最終認定“兩呆”貸款；對需要移交信貸風險管理部門的風險貸款，提出意見后，報總經理審定。

二、對風險貸款進行逐筆檢查，分析原因，與客戶部門共同研究，提出轉化風險的具體措施，報貸審會審定。

三、管理訴訟事宜，督導風險貸款的清收。

四、負責清收已移交的風險貸款（有條件的也可統一組織呆滯、呆賬貸款的清收）。

五、負責呆賬貸款的核銷申報工作及核銷后的貸款追索工作。

六、負責提出對用于風險貸款轉化的新增貸款的建議，由信貸客戶部門按正常業務操作程序辦理有關事宜。

七、負責對正常貸款情況的檢查，提出預警措施，幫助信貸客戶部門做好風險防范工作。

八、及時掌握風險貸款的基本狀況，定期撰寫分析報告；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信貸工作改進意見。

第十四條 信貸風險資產管理部門承擔檢查失誤、督導清收不力的責任。

第四章 貸審會與信貸稽核

第十五條 貸款審查委員會是信貸業務的審查機構，凡企業的首筆貸款、異地貸款、超過審批權限和情況復雜、風險較大的各種信貸業務均應通過貸款審查委員會討論，提出審查意見后報有權審批人審批。

第十六條 監事及稽核部門是信貸業務的稽核檢查部門，有權對信貸業務的全過程進行稽核檢查。不良貸款由會計、信貸風險部門提供數據，由稽核部門負責審核并按規定權限認定。稽核部門負責檢查信貸部門催收不良貸款的情況等。

第五章 職責考核

第十七條 股東會對各部門職責的執行情況定期進行檢查和考核，各部門 對各部工作人員進行相應的檢查和考核。對認真履行職責的部門和個人進行表彰

和獎勵；反之通報批評，直至予以必要的處罰。未履行職責造成信貸資產損失的有關責任人，應當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對情節、后果嚴重的應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本辦法由公司股東會負責解釋。

第十九條 自本辦法實施之日起。

第五篇：訴訟分離制度

訴訟分離、分類處理信訪工作制度

訴訪分離的定義

為解決信訪渠道入口過寬的問題，浙江、廣東、山東等地在省《信訪條例》中新增“訪訴分離”為信訪工作原則，即按照涉法涉訴信訪工作機制改革的總體要求，嚴格實行訴訟與信訪分離，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

各級政府信訪工作機構對涉法涉訴事項不予受理，引導信訪人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向有關政法機關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支持政法機關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尊重政法機關依法作出的法律結論。落實訴訪分離原則，將改變經常性集中交辦、過分依靠行政推動、通過信訪啟動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可以更好地運用法治方式保障信訪人的合法權益，避免以信訪終結代替司法終結，實現維護群眾合法權益與維護司法權威的統一。

訴訪分離的實質

實施訴訪分離，不是限制信訪人的權利，而是要改變經常性集中交辦、過分依靠行政推動、通過信訪啟動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納入法治軌道，更好地綜合運用法治的方式來保障信訪人的合法權益，實現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與維護司法權威的統一。

訴訪分離的提出背景、原因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以案件形式進入司法渠道，訴訟與信訪交織、法內處理與法外解決共存的狀況不斷涌現，少數群眾“信訪不信法”、“棄法轉訪”、“以訪壓法”等現象比較突出。涉訴信訪問題日益成為影響人民法院工作科學發展的重要因素，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涉訴信訪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實現涉訴信訪法治化，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

“信訪制度改革提升民眾法律意識”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傅郁林認為，此次涉訴涉法信訪制度改革，實質上是涉訴涉法信訪程序和強化糾錯方式上的重大變革。

以往，涉訴涉法信訪上訪群眾有冤錯案件、瑕疵案件不知道去哪里上訪，出現了信訪部門、政法部門多頭上訪的現象。上訪群眾和辦理信訪事項的政法機關都浪費了很大的成本。上訪群眾會浪費時間、精力、金錢等成本，政法機關會在處理時增加時間、政務成本，信訪事項的辦理也會因此出現效率不高的問題。訴訟與信訪分離后，無論對上訪群眾還是政法機關，都會減少程序，節約成本，辦理的效率也會提升。

群眾之所以上訪，是因為所經歷的案件大多數存在司法不公的問題，因此如何在改革過程中強化糾錯方式尤為重要。此輪改革通過辦案質量終身負責、上級政法部門審查監督、倒查追責機制強化了糾錯方式，這對于維護司法公正將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涉訴涉法信訪制度改革實際上是行政信訪方式逐步退出司法領域，有利于維護司法權威，提升民眾的法律意識。分類處理的定義

為了解決行政程序和信訪程序混同的問題，各地新增“分類處理”為信訪工作原則，即行政機關要根據群眾投訴請求的性質，按照“分類處理”的原則，將法律明確規定有行政救濟渠道的事項分別導入行政許可、行政確認、行政裁決、行政給付、行政處罰、行政監察等行政程序辦理，給當事人以應有的法律保障；這也意味著行政機關要強化對群眾信訪投訴請求的甄別，按照法定途徑分門別類地啟動法律救濟程序，發揮各種法定途徑的應有作用，而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濫用信訪程序，用信訪程序代替行政程序，剝奪當事人法定救濟權利。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對行政機關啟用行政程序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相關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等，保障合理合法訴求依照法律規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