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六大亮點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六大亮點解讀

《問責條例》共13條，簡明扼要，聚焦全面從嚴治黨，突出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覆蓋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和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強化責任追究，不僅明確黨的問責工作應遵循的指導思想和應堅持的原則，還規定了問責主體、問責對象、問責追究的責任、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和問責權限程序等。《問責條例》作為首部全面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的重要基礎性法規，以黨章為根本遵循，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其他黨內法規相銜接，體現出以下六大亮點。

亮點一：充分體現全面從嚴治黨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創了黨的建設新局面。總書記反復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黨中央緊緊抓住落實主體責任的“牛鼻子”，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利器，先后對一批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典型問題嚴肅問責，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問責條例》最大的亮點在于，著力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不擔當、不負責等突出問題，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充分體現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問責條例》不僅規定了“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等原則，而且在相關規定中也有體現，如《問責條例》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退休，都應嚴肅問責。

亮點二：落實問責主體和問責對象，突出“關鍵少數”中的少數

《問責條例》規定了問責主體，即由誰問責的問題，明確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和職責的黨組織，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我們黨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黨組織，問責工作必須落實“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的原則。

而明確問責對象是實行問責的重要基礎。“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反腐敗體制機制建設的重要部署。總書記強調，“要落實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督責任，強化責任追究，不能讓制度成為紙老虎、稻草人”。《問責條例》作為一部黨內法規，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追究領導責任，不僅落實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將問責的組織對象界定為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和各級紀委(紀檢組)，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黨的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而且，《問責條例》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不是泛泛地針對機關、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中的黨員領導干部或黨政領導干部，而是將問責的干部對象界定為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的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中的少數。

亮點三：問責追究的是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條例》強調黨的問責工作，是黨組織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和黨的領導干部的領導責任。

《問責條例》要求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明確指出，黨委的主體責任：一是加強領導，選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現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二是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三是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四是領導和支持執紀執法機關查處違紀違法問題;五是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管好班子，帶好隊伍，管好自己，當好廉潔從政的表率。

紀委的監督責任，主要是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檢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行情況，協助黨委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

紀委經常性的工作是：對黨員進行遵守紀律的教育，維護黨紀;對黨員領導干部行使權力進行監督;檢查和處理黨的組織和黨員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的比較重要或復雜的案件，決定或取消對這些案件中的黨員的處分;受理黨員的控告和申訴;保障黨員的權利。

《問責條例》要求，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而這里的主要領導責任，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主要負責人或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對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后果承擔的直接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則是指在其職責范圍內，班子其他成員對參與決策和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對造成的損失或后果承擔的次要領導責任。

亮點四：明確問責工作的性質和問責方式

關于黨政領導干部或稱官員的問責，主要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從狹義上說，主要是指對工作嚴重失誤、失職和用人失察等情形的行政問責。2009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列舉的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等問責方式，與紀律責任(黨紀處分、行政處分)、刑事責任等區分，主要是狹義的問責。從廣義上說，問責是指對失職或涉嫌違紀、違法甚至犯罪的黨政領導干部追究的各類責任，如組織處理或調整、紀律責任，直至刑事責任等。

《問責條例》作為全面規范問責工作的重要基礎性法規，明確了此處的問責是黨內問責，不同于其他性質的問責或責任形式，這是《問責條例》的顯著特點。它不僅將問責對象分為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大類，對黨組織規定了檢查、通報和改組三種方式，而且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規定了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和黨紀處分四種方式，明確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這樣，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其他黨內法規銜接起來，形成從輕到重的問責體系。《問責條例》并對應使用哪種問責方式作了具體規定，這是隨著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對問責方式及使用的補充完善;同時與有的行政問責、行政處分(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和開除)和刑事責任區分開來，不僅堅持了“依規依紀、實事求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也體現了紀法分開、紀在法前和正確運用監督執紀問責“四種形態”的要求。

亮點五：堅持問題導向，問責情形更具體

《問責條例》堅持問題導向，從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職責出發，結合多年來發生的問責案例，列舉了五種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應當予以問責的情形，概括起來，包括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

從目前看，這五種情形基本涵蓋了應問責的情形。如衡陽破壞選舉案涉嫌違反黨紀政紀被立案調查的有466人，給予紀律處分409人。其中，童名謙在任湖南省衡陽市委書記期間，作為市換屆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嚴肅換屆紀律第一責任人，不正確履行職責，對衡陽市人大選舉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賄選問題，沒有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嚴肅查處，導致發生嚴重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的違紀違法案件。而南充拉票賄選案，則是一宗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惡劣案件。

此外，隨著從嚴治黨實踐發展，可能會出現新的應問責的情形，為避免因為沒有問責依據而無法實行問責，《問責條例》還設定了兜底性條款，即“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這樣規定，可使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清楚地了解到出現哪種情形應被問責，促使其約束自己的行為，也對在何種情形下應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實行問責予以明確，有利于避免問責的隨意性。

亮點六：完善問責權限和程序并向社會公開

《問責條例》規定問責決定應由黨中央或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問責程序對于保證問責制度的正確、公正實施具有重要意義。《問責條例》明確：問責決定作出后，應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第二篇：問責條例的六大亮點

問責條例的六大亮點

2016年7月8日，黨中央正式印發施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是在全面從嚴治黨進入重要階段、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的形勢下制定的具有基礎性的黨內法規。《條例》出臺后，廣大干部群眾衷心擁護、備受鼓舞。有的干部認為，《條例》是直指管黨治黨不嚴的“撒手锏”，有利于完善管黨治黨的責任鏈條、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是黨的自身建設史上的里程碑；有的群眾認為，《條例》是對“為官不易”的“加碼”，是對“為官有為”的倒逼，標志著全面從嚴治黨步入一個新起點；有的專家認為，《條例》為上級黨組織及其領導班子戴上了“緊箍咒”，必將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不斷開創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境界。

《條例》的幾個“亮點”

《條例》不貪大求全、不面面俱到，共13條1900余字，可謂高度凝練、力透紙背、簡便易行。它是繼《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之后，又一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主要有六大亮點：

這是第一部規范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現有涉及問責黨內法規制度確實不少，但專門問責的規定不多。2009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雖把黨委領導成員納入問責范圍，將黨政領導干部問責事宜置于同一制度，但側重對領導干部決策管理失誤和濫用職權行為的問責，問責方式也主要是組織處理，帶有濃厚的行政問責色彩。2010年，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修訂后的《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雖明確了領導班子、領導干部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側重追究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失職瀆職行為，卻反映不了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全面從嚴治黨方面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新出臺的《條例》，突出堅持黨的領導，緊扣從嚴治黨，明確了黨的問責工作指導思想和原則、規范主體和對象、情形和方式等，充分落實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的新理念新思想和創新成果。在黨內法規制度體制中，《條例》的位階高、權威性強，是第一部黨內問責的基礎性法規。

明確“三類問責對象及其重點”。《條例》第四條明確了三類問責對象：一是各級黨委（黨組）及其領導成員，二是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三是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三類問責對象的重點是主要負責人。通過明確問責對象，把管黨治黨的責任實打實地給黨組織及領導干部扛在肩上。《條例》把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部門列為問責對象，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的細化，是問責工作的重要創新。總書記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關鍵是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條例》突出問責重點，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這為各級黨組織細化和強化問責提供了基本遵循。

整合“3+4”種問責方式。盤點多年問責實踐，共有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10多種問責方式。《條例》第七條對這些問責方式進行了整合規范，根據失職失責情節輕重，規定對黨組織問責采取“檢查”、“通報”、“改組”等三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采取“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等四種問責方式，這就是“3+4”種問責方式。這些問責方式，既可單獨使用也可合并使用。無論是檢查、通報、誡勉，還是改組、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都是“真槍實彈”，具有強有力的“殺傷力”。

提出“六條問責情形”。《條例》第六條從“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方面闡明了六條問責情形，最后一條是“兜底條款”。這六條是對現行黨內法規中的問責情形的梳理、提煉、歸納和總結，一改過去黨內法規對事故事件的黨政問責多、對黨的建設缺失、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力的問責少的狀況，明確提出與堅持黨的領導、管黨治黨對應的政治責任。這六條問責情形重視“客觀性責任”和“客觀后果”。比如，第一條問責情形中，“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這些都是“客觀性責任”。“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這是“客觀后果”。在“客觀性責任”和“客觀后果”之前，也有“主觀性責任”，比如在思想上重視或不重視“黨的建設”以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等。六條問責情形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了當前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對促使領導干部履好職盡好責、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具有重大意義。

強調“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這“三個責任”出自《條例》第四條：“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關于“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隨后中央文件又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條例》提出“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等。這些不只是字面上的變化，體現了實踐廣度深度的拓展和思想認識的深化。《條例》中的“領導責任”，主要指黨組織領導班子負“全責”，“一把手”負“首責”、“主責”，班子成員按直接主管或參與決策和工作分負“主責”、“重責”。“三個責任”的提出，有利于發揮各級黨組織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有利于細化責任、層層傳導壓力，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實行終身問責。《條例》第十條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這是以黨內法規的形式確立了“終身問責”的要求，是對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最好詮釋。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在從嚴治黨上的“長”、“常”的鮮明態度，體現了在黨紀黨規面前沒有特殊黨員。

《條例》體現的理念

《條例》主要體現了以下理念：

發揮各級黨組織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同一切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純潔性的問題作斗爭，著力解決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等突出問題，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條例》突出了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和全面從嚴治黨，強調通過嚴厲問責，督促黨組織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對于發揮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必將起到制度保證作用。

依規治黨，紀法分開。《條例》堅持紀在法前、紀嚴于法，通篇沒有一處涉“法”表述，實現了紀法分開。不論是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還是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依據情節輕重分別規定了相應的懲戒措施。《條例》運用黨言黨語、紀言紀語，突出了黨內法規的特色。這些都體現了黨中央管黨治黨的理念創新。

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條例》本著分清責任的精神，對是哪一級的責就問哪一級的責，對是誰的責就問誰的責，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對該重問責的就決不輕問或放過，做到從實際出發、不枉不縱，避免畸重畸輕。《條例》兼顧必要和可行，做不到的寧可不寫，寫上的就要管用，保證制度的有效性、可執行性，這些都體現了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和作風。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條例》對失職失責的黨組織最重的問責是“改組”，對失職失責的領導干部最重的問責是“紀律處分”，可以說問責十分嚴厲。但是嚴厲問責不是為了單純的懲戒，目的是使領導干部警醒起來，履好職盡好責，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條例》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要求各級黨組織在日常監督管理工作中抓早抓小、動輒則咎，做到真管真嚴、長管長嚴，使干部真正扛起責任，不犯或少犯錯誤。這才是對黨員干部最大的關心愛護。

權責對等、罰當其責。《條例》規定，對于落實管黨治黨失職失責的，不僅要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還要追究領導責任，體現了權責對等。不管是黨組織還是黨的領導干部，依據失職失責的情節輕重，《條例》相應予以檢查、通報、改組、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等問責方式，體現了罰當其責的精神。《條例》還提出了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原則，要求每一級黨組織必須盡到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不能替代。這有利于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

立法不易，行法亦難。各級黨組織要以《條例》的頒布實施為契機，認真組織開展《條例》的學習宣傳，把學習《條例》同學習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結合起來，同學習黨章黨規結合起來，認真落實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責任，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負責人，要聯系實際，敢于較真碰硬、層層傳導壓力。各級紀委要把自己的職責擺進去，認真監督執紀問責。要制定有效管用、便于操作的實施細則和配套措施。要把紀律挺在前面，抓住典型問題，勇于鐵面問責，發揮震懾警示效應，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真正使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解讀

導讀：《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為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解決沒有人負責的問題而制定的面向全體黨員、追責對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力，管黨治黨主體責任缺失、監督責任缺位、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害，’四風’和腐敗問題多發頻發，選人用人失察、任用干部連續出現問題，巡視整改不落實等問題的條例，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問責條例的核心內容有哪些?其側重的問責對象和去年剛剛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規定的處分對象有何不同?

廉政法學專家對觀海解局記者表示，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是“不作為”，而紀律處分條例側重的對象是“亂作為”。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黨內法規，不可相互替代。

解決問責規定碎片化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的會議指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是擔當。關鍵是各級黨組織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要擔當責任，做到在黨憂黨，為黨盡職、為民盡責。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在上個月，2016年5月3日人民日報公開的關于“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對我們黨來說，外部監督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講，還在于強化自身監督。我們要總結經驗教訓，創新管理制度，切實強 化黨內監督。

習近平提出，要整合問責制度，健全問責機制，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把監督檢查、目標考核、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問責內容、對象、事項、主體、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習近平曾強調說，當前的一個問題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問責多、抓管黨治黨不力問責少，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

“總書記在紀委六次全會提出的要求，正是為了解決以前黨內問責制度碎片化的問題。”湖南省法學會廉政法學研究中心主任鄧聯繁教授向觀海解 局記者解釋說，目前黨內法規中關于問責的規定包括《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 設責任制的規定》和《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暫行規定》等。

盡管這些規定都各有側重，但是總的看來，確實存在問責規定零散、內容不聚焦的問題。此次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可有效解決以上問題。

強調黨委、紀委的組織責任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2016年1月，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做工作報告時提出，“問責一個、警醒一片，沒有問責就難有擔當。黨的責任重如泰山。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要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 例》。”

從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截至今天《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獲審議通過，可以計算出，期間僅僅用了半年時間。

問責條例與去年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側重點有何不同?鄧聯繁教授認為，兩者側重的情形、處分和問責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紀律處分條例側重的對象是“亂作為”，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是“不作為”。

就問責方式來講，《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的問責方式包括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這5種。

“但是這些規定仍不夠全面，可以看到，近幾年多提及通報批評、誡勉談話等問責方式。相信問責條例規定問責的方式將會更為全面。”鄧聯繁教授說，紀律處分條例和問責條例是不可相互替代的，都非常重要的黨內法規。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施行的多個黨內問責規定主要是針對領導干部，而此次問責條例則面向所有黨員。

此外，王岐山在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還強調，“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追究領導責任、黨組織的責任。”

觀海解局記者注意到，以上這句話也出現在今天的會議通報中。鄧聯繁認為，這意味著問責對象將不僅僅是黨員或領導干部，也包括組織。

“主體責任中的主體主要指黨委這個主體，監督責任指的是紀委的責任。可以看出，問責條例同樣強調組織要把責任擔起來。

總書記曾多次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觀海解局記者梳理發現，中央曾從親友問題、經濟問題、生活問題等多方面給這只籠子上了多把“鎖”，而今日審議通過的問責條例可以說是又加上了一道“鎖”。權力的籠子已有多鎖

1為配偶、子女經營謀利可開除黨籍

今年1月1日起，《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正式實施。《條例》把黨章對紀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開列負面清單。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嚴肅黨的紀律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形勢發展，該條例已不能完全適應全面從嚴治黨新的實踐需要，黨中央才決定予以修訂。

觀海記者注意到，《條例》中的第八十八條規定，違反有關規定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的，情節嚴重可以開除黨籍。利用職權或者職務上的影響，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的經營活動謀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2014年2月出臺的《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同樣也明確了“裸官”的限入性崗位，包括黨政機關的領導成員崗位，國有企事業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崗位。

2不準利用內幕信息買賣股票

觀海記者查閱資料發現，早在1993年10月，中央就對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是否能買賣股票作出了規定，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不準買賣股票。

2001年，中央放松了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投資證券的管理，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將其合法財產以合法的方式投資于證券市場，是對國家建設的支持。

為此，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有限制地放寬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買賣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條件下允許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依法投資證券市場，買賣股票和 證券投資基金。不準利用職權、職務上的影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當手段，索取或者強行買賣股票。不準利用內幕信息直接或者間接買賣股票，或者向他人提出買賣股 票的建議。

《關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個人證券投資行為若干規定》的第五條也有相關規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及其派出機構、證券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準買賣股票。

3讓廉潔從自律開始

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在會上審議通過。會議提出，《準則》是對黨章規定的具體化，以道德為“高線”，以紀律為“底線”，進一步扎緊了管黨治黨的“籠子”。

《準則》開篇對全體黨員和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提出“四個必須”的原則要求，其中提到必須自覺培養高尚道德情操，廉潔自律。對此，《紀檢監察報》刊文稱，一個人能否廉潔自律，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

記者注意到，《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修訂前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此次修訂刪掉了“黨員領導干部”這六個字。此前舊版本中，從八個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了52個“不準”，是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的重要遵循。

對此，湖南省法學會廉政法學研究中心主任鄧聯繁教授曾表示，這意味著適用的范圍、對象擴大了，修訂后準則的適用對象是全體黨員和所有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不僅要規范黨員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也應包括所有普通黨員。

4干部不如實填報收入不得提拔

2015年1月，中組部印發《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辦法(試行)》，并印制了《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明確了抽查核實報告 工作的原則、項目、對象范圍、方法、結果處理和紀律要求等。這個辦法也被人形象地稱為：“個人事項報告一小步，廉潔自律一大步。”

根據此前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的通知》，領導干部若不如實填報收入、房產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等情況，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備干部名單。

事實上早在199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印發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兩年之后，中共中央 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2006年9月，經中央同意，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 項的規定》的通知。2006年的規定與1995年規定相比，申報的對象從領導干部個人擴大到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員。

201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新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廢止了2006年的規定。與2006年的規定相 比，對于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從業職務和經營行為的申報范圍更大、規定更為細致，對于有價債券等理財產品的種類規定更新、更明確。

中紀委發布《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逐條解讀

2016年07月20日10:17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原標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逐條解讀

第一條 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解讀：

本條規定了“目的和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而深化為全面從嚴治黨，并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從嚴治黨是各級黨組織的職責所在。《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以全面從嚴治黨為目標方向，總結實踐經驗，健全問責機制，扎緊問責的制度籠子。頒布實施《條例》，就是要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釋放全面從嚴治黨的強烈政治信號，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推動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把責任扛起來，保證黨的領導堅強有力。

第二條 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解讀：

本條規定了“指導思想”。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四個全面”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第三條 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原則”。

（一）依規依紀，實事求是。依規治黨，必然要求依規依紀開展問責。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問責工作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是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未作重復，在實踐中仍然依照這些法規執行。黨的問責工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實事求是是黨的問責工作一貫堅持的原則。要堅持求真務實，是哪一級責任就追究到哪一級，該采取什么問責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不應當問責的就決不能追究責任，做到寬嚴適度、不枉不縱。

（二）失責必問，問責必嚴。2015年6月26日，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堅持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條例》落實總書記講話精神，將“失責必問、問責必嚴”作為一條重要原則明確下來，是對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的細化具體化，體現了我們黨強化責任追究的堅定意志。在問責工作中，必須始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為例、網開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問責的利劍生銹，形成“破窗效應”。

（三）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講話中指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黨的一貫方針，也是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日常工作中發現了問題就要真管真嚴。懲治，治是根本，懲是為了治。”在問責工作中，要貫徹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通過強化問責，使干部真正扛起責任，不犯或少犯錯誤特別是嚴重錯誤，這才是黨組織對黨員、干部最大的關心和愛護。

（四）分級負責，層層落實責任。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管黨治黨不能有權力無責任。每一級黨組織都有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不能替代。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440多萬個黨組織的執政黨來說，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靠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來支撐，按照管理權限，落實分級負責原則，層層傳導壓力。黨中央從中央部委和省一級抓起，把責任讓黨委（黨組）書記扛上。省委書記再把責任傳導給所有班子成員、壓給市委書記，市委書記壓給縣委書記，一直壓到基層，形成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局面。這是落實“兩個責任”的成功經驗，也是壓實問責責任的必由之路。

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主體和對象”。根據本條規定，問責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追究的是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對于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是問責的重中之重。

第五條 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解讀：

本條規定了“責任劃分”。在追究黨組織領導班子集體責任時，必須分清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的責任。根據《條例》規定，領導班子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體現了“權責對等”精神，不管是黨組織還是黨的領導干部，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責任，就得有多大的擔當，不擔當、亂擔當就要被追究相應的責任。

第六條 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情形”。黨章第42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如果在維護黨的紀律方面失職，必須受到追究。”這是黨章對問責情形作出的重要規定。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在監督執紀問責實踐中深化了對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認識，深刻體會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集中體現為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必須毫不動搖地貫穿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之中。堅持黨的領導關鍵在加強黨的建設，推進黨的建設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當前，人民群眾對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和廉潔問題反映最突出，必須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懲惡，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鞏固黨的執政之基。黨的建設有著豐富的內涵，全面從嚴治黨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不是全部。”這一體會寫入了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黨中央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現實需要出發，遵循黨章規定，總結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在《條例》中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其中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

第七條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二）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重的，應當責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包括：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二）誡勉。對失職失責、情節較輕的，應當以談話或者書面方式進行誡勉。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四）紀律處分。對失職失責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依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追究紀律責任。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方式”。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規定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主要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

第八條 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決定”。根據《條例》規定，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有權對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作出問責決定。明確規定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通報、誡勉的決定權，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權，這就把問責的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第九條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

解讀：

本條規定了“問責執行”。對黨組織問責的，應當向該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對黨的領導干部問責的，應當向該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為做好銜接，便于組織部門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并按要求報上級組織部門備案。

《條例》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成果，規定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寫出書面檢討，在有關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這既體現了“嚴”和“實”的精神，也可以通過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發揮警示作用，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條 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解讀：

本條規定了“終身問責”。《條例》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原則，確立了“終身問責”制度，規定“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這是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關于“要實行責任制，而且要終身追究”等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舉措，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關于“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等要求的具體體現，也與《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關于“已退休但按照本規定應當追究責任的，仍須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的精神一脈相承，是我們黨作出的政治宣誓。

第十一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中央軍事委員會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相關規定。

解讀：

本條規定了“授權規定”。《條例》從中央的角度提出了原則性、方向性要求，對其他黨內法規中的問責內容不重復、不替代，為各級黨組織結合實際貫徹執行留下空間，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只有把中央精神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實際緊密聯系起來，制定針對性強、便于操作的實施辦法，把問責事項、方式、程序具體化，才能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

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

解讀：

本條規定了“解釋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條例》的解釋機關。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黨內法規的解釋同黨內法規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解讀：

本條規定了“施行日期和法規效力”。《條例》是關于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黨內法規，囊括而不替代此前發布的其他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其他有關問責的規定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這是由《條例》在問責法規中的地位決定的。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及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及解讀

8800萬黨員注意！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印發，全面從嚴治黨再添利器！2016-07-18 經濟日報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對象不僅是領導干部，還包括失職失責黨組織

問責對象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

專家表示，將各級黨組織納入問責對象之中，意味著問責不能只對下級，包括中央部委黨組、省區市黨委也要把自己擺進去。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更成為了問責的重中之重。

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6個方面失職失責的情形，造成嚴重后果或者影響惡劣的，就要進行嚴肅問責。

1、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

3、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

5、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條例從6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5條是主體內容，第6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七種問責方式，情況嚴重黨組織可改組

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3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4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

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謝春濤認為，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條例規定：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

對此，謝春濤表示：作為一部規范全黨各級黨組織、全體黨員履職盡責的重要文件，《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出臺的？是怎樣制定的？將承擔怎樣的歷史使命、發揮怎樣的積極作用？

“要強化和落實各級黨委（黨組）抓作風建設的主體責任，制定明細的責任清單和問責規定。”

“要堅決把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壓下去，加大問責力度，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就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作出重要論述。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工作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力度的不斷加大，問責工作的制度化、常態化要求也越發迫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出臺正是立足黨的事業發展和全面從嚴治黨現實需要的又一次頂層設計。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和對人民的莊嚴承諾。黨長期執政、領導一切，責任重于泰山，督促黨組織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要通過制定條例，實施強有力的問責，推動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實擔負起責任，把黨的戰斗力煥發出來，確保實現黨的歷史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和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當前，全面從嚴治黨正處在從治標為主走向標本兼治的重要節點，必須在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將實踐創新成果固化為制度，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全面從嚴治黨已取得重要進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問題仍然突出，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奉行好人主義，缺乏責任擔當，不敢較真碰硬。在現有500余部黨內法規制度中，與問責相關的共有119部，這些法規制度對事件、事故等行政問責規定多，沒有突出堅持黨的領導、緊扣全面從嚴治黨，沒有準確界定責任概念，沒有體現權責對等，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規范問責制度，形成一部基礎性黨內法規。如何制定——

為落實黨中央部署和總書記重要指示，中央紀委從2015年下半年著手研究起草《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在數個月的起草過程中，中央紀委充分調研、反復論證。中紀委主要領導同志先后13次主持中央紀委常委會議、辦公會議和專題會議，研究條例起草工作，明確制定思路和主要內容；在北京主持召開部分中央部委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意見建議；到遼寧召開座談會，聽取遼寧省委、省紀委和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省高級人民法院、省人民檢察院黨組負責同志的意見。中央紀委還安排各位副書記，分別召開所聯系地區和單位紀檢機關（機構）主要負責人座談會，廣泛征求意見。

在此基礎上，2016年5月18日，經中央批準，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征求各地區各部門共180余家單位對條例的意見建議。各單位對條例征求意見稿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該稿充分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目標明確、簡潔凝練、務實管用，是一個成熟的稿子。同時，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見。中央紀委對意見逐條梳理，進行認真修改，形成條例送審稿。

條例的制定嚴格堅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層層傳導壓力，釋放從嚴管黨治黨強烈政治信號；堅持問題導向，把握有限目標，不貪大求全，突出重點作出規定，增強條例針對性和實效性。

2016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分別審議通過條例送審稿。2016年7月8日起條例正式施行。

條例注重簡明實用，共13條，包括目的和依據，指導思想，問責原則，問責主體和對象，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執行等。條例明確了問責主體和對象。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責任，包括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

條例明確了問責內容和情形。條例規定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等6個方面失職失責行為，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進行嚴肅問責。

條例明確了問責方式方法。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14種問責方式。條例將這些問責方式規范為對黨組織的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黨的領導干部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方式均在黨內法規中有明確規定、在實踐中經常使用。

條例把責任落實到各級黨委及黨的工作部門。條例對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及黨的工作部門在問責中的職責作出明確規定，使責任不僅落實到黨委（黨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等工作部門，體現了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要求。

條例堅持依規治黨，實現紀法分開。突出黨規特色，概括提煉，明確責任；采用黨言黨語、紀言紀語，不套用法言法語；對行政問責事項不作規定，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不套用問責啟動、問責調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義明確、便于執行。

條例注重與其他黨內法規的協調銜接。條例是對黨章規定的細化延伸，是對黨內其他問責規定的歸納提煉。將制定條例與正在修訂的黨內監督條例、已經施行的黨紀處分條例統籌考慮，與現行黨內法規中有關問責規定相互銜接。黨內法規中對有關處置措施已有明確規定的，如申訴方式、問責影響期等，條例不再重復。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全文如下：

第二條 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第四條 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

第五條 問責應當分清責任。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

（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

（二）黨的建設缺失，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

（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的；

（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一）檢查。對履行職責不力、情節較輕的，應當責令其作出書面檢查并切實整改。

（三）改組。對失職失責，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應當予以改組。

（一）通報。對履行職責不力的，應當嚴肅批評，依規整改，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對失職失責、情節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采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措施。

上述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條 問責決定應當由黨中央或者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作出。其中對黨的領導干部，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有權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提出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建議；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按照黨章和有關黨內法規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執行。

第九條 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受到問責的黨的領導干部應當向問責決定機關寫出書面檢討，并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采取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方式問責的，一般應當向社會公開。第十一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

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發布的有關問責的規定，凡與本條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條例執行。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解讀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解讀

一、《問責條例》制定背景概述

（一）制定背景和出臺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創了黨的建設新局面。總書記反復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黨中央緊緊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利器，先后對一批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典型問題嚴肅問責，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為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2016年7月黨中央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問責條例》）。《問責條例》在第一條開宗明義地明確規定：“為全面從嚴治黨，規范和強化黨的問責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制定本條例。”

《問責條例》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聚焦全面從嚴治黨，突出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著力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不擔當、不負責等突出問題，《問責條例》的出臺，是“把紀律規矩立起來”這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問責條例》是成文的紀律規矩的重要內容，鐵面問責，其根本目的在于督促從嚴治黨的責任落實，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問責條例》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遵循，對于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指導思想

《問責條例》規定，“黨的問責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黨章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開展黨的問責工作，必須以此為指導。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指明了黨的問責工作的方向，必須貫徹到問責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黨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加強黨的領導是根本目的，加強黨的建設是根本途徑，全面從嚴治黨是根本保障。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是總書記關于問責工作的核心思想。通過規范和強化問責工作，一方面要落實黨組織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督促黨的領導干部踐行忠誠干凈擔當。

二、《問責條例》重點解讀

（一）覆蓋各級黨組織，通過問責督促責任落實

《問責條例》明確規定，“黨的問責工作是由黨組織按照職責權限，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對象是各級黨委（黨組）、黨的工作部門及其領導成員，各級紀委（紀檢組）及其領導成員，重點是主要負責人。”問責條例對問責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確界定，首先明確了問責工作的主體和對象，即誰來問責、對誰問責的問題。問責的主體是有管理權限的黨組織，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問責的對象是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體現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針對黨的一些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認識權力與責任的關系，責任擔當缺失問題，問責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范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這是對權責對等規則的充分肯定和對權責關系的明確規定。而問責條例規定的“依規依紀、實事求是”的問責原則，為問責中落實權責對等提供了根本遵循。

《問責條例》明確了問責工作必須落實分級負責的原則，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壓實責任。除了自上而下分級負責的原則，《問責條例》不僅把問責的責任落實到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也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工作部門，這是問責制度的一個重要創新，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要細化落實責任、層層傳導壓力的鮮明態度。同時，條例還突出強調問責重點是主要負責人，突出了“關鍵少數”。

（二）六種問責情形，體現紀法分開、紀在法前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針對此前有關問責的黨內法規中問責主體不明確、事項過于原則、方式不統一等問題，《問責條例》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將被問責的六種失職失責的情形進行了明確具體的規定。這6種情形概括起來包括：黨的領導弱化，在推進各項建設中，或者處置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等情形；黨的建設缺失，黨組織軟弱渙散，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等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的問題；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等情形；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等情形；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等。《問責條例》從六個方面具體規定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需要問責的情形，前五條是主體內容，第六條是兜底條款，緊扣全面從嚴治黨的方方面面，同時也與行政問責事項區分開來，對引咎辭職、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等已有明確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復規定，體現了堅持依規治黨，紀法分開、紀在法前的原則。

（三）七種問責方式，可以合并使用

現有各類問責規定中，共有十四種不同問責方式，包括批評教育、作出書面檢查、給予通報批評、公開道歉、誡勉談話、組織處理、調離崗位、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辭職、免職、降職、黨紀軍紀政紀處分、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等。《問責條例》問責條例對既有各類問責規定中的問責方式進行了規范，區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兩種不同對象，根據情節輕重規定了共七種問責方式：對黨組織的問責方式有三種，包括檢查、通報、改組；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問責方式有四種，包括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其中誡勉既包括談話誡勉，也包括書面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包括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降職、免職等。條例還規定，這些問責方式，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這主要是考慮到在問責實踐中，有時要進行組織處理，也要給予紀律處分，這時就要將兩種方式合并使用，“雙管齊下”。

（四）重視問責的可行性，規定問責時限、實行“終身問責”

問責，從近期看是堅持問題導向，重點解決不擔當、亂擔當問題的迫切需要；從長遠看，是促進全面從嚴治黨標本兼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上述問責的必要性后，對問責的可行性必須高度重視。制度的生命在于執行，作為一部黨內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問責條例》對問責情形、問責程序等作了明確而原則的規定，目的是為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緊密聯系實際細化問責工作、制定實施辦法、抓好貫徹落實留下余地。《問責條例》明確規定，“問責決定作出后，應當及時向被問責黨組織或者黨的領導干部及其所在黨組織宣布并督促執行。有關問責情況應當向組織部門通報，組織部門應當將問責決定材料歸入被問責領導干部個人檔案，并報上一級組織部門備案；涉及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的，應當在一個月內辦理完畢相應手續。”條例還明確規定了問責決定作出后如何執行等細則，特別是要求受到問責的領導干部書面檢討的同時，還要在民主生活會或者其他黨的會議上作出深刻檢查，建立健全問責典型問題通報曝光制度，保證問責達到最終效果。此外，條例特別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五）綜合運用多種立法技術，體現問責的“全”與“嚴”

問責條例第六條，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把“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應該被問責的五種情形，即應該被問責的具體情況，一一列舉出來，使問責條例的具體規范趨于明晰，對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行為具有明確的指引作用。但是，因主觀認識局限，可能會帶來問責情形列舉不全，這必然導致問責不全面。由于問責條例作為中央黨內法規具有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因而，有可能會由于社會變遷，隨時出現或發現新的問責情形，卻于法無據、難以問責，即使啟動問責條例修改程序，在修改過程中也會出現問責空檔。鑒于此，問責條例在列舉問責情形時加上了兜底條款，即第六條第六款“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問責條例中使用“兜底條款”這項立法技術，將第六條中列舉的應該被問責的五種情形中，沒有包括的，或者難以包括的，或者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現在還無法預測的，納入問責項，這有利于減少因主觀認識局限帶來的問責情形列舉不全，導致問責不全面，也有利于問責主體依據條例的精神和原則，適應社會情勢的變化與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一些新出現或新發現的應該被問責的情形，通過這個兜底條款來予以適用，從而保證問責全天候、全覆蓋、無空檔。這就彌補了使用列舉式立法技術可能造成的缺陷，充分體現了問責的“全”與“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