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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公布4個典型案例(2015年3月31日)(大全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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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最高法院公布4個典型案例(2015年3月31日)

最高法院公布4個典型案例(2015年3月31日)

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共4個)

目錄

1.沙港公司訴開天公司執行分配方案異議案

2.張豐春與泰安市中心醫院醫療服務合同糾紛案

3.趙春連申請執行張宇昊機動車交通事故案

4.潘文才申請執行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

一、沙港公司訴開天公司執行分配方案異議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6月11日,松江法院作出(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275號民事判決,茸城公司應當向沙港公司支付貨款以及相應利息損失。275號案判決生效后進入執行程序,因未查實茸城公司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終結執行。茸城公司被注銷后,沙港公司申請恢復執行,松江法院裁定恢復執行,并追加茸城公司股東開天公司及7名自然人股東為被執行人,并在各自出資不實范圍內向沙港公司承擔責任,扣劃到開天公司和4個自然人股東款項共計696,505.68元(包括開天公司出資不足的45萬元)。2012年7月18日,該院分別立案受理由開天公司提起的兩個訴訟:(2012)松民二(商)初字第1436號案和(2012)松民三(民)初字第2084號案,開天公司要求茸城公司8個股東在各自出資不實范圍內對茸城公司欠付開天公司借款萬元以及相應利息、房屋租金以及相應逾期付款違約金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該兩案判決生效后均進入執行程序。

2013年2月27日,沙港公司收到松江法院執行局送達的《被執行人茸城公司追加股東執行款分配方案表》。分配方案表將上述三案合并,確定執行款696,505.68元在先行發還三案訴訟費用后,余款再按31.825%同比例分配,今后繼續執行到款項再行分配處理。沙港公司后向松江法院提交《執行分配方案異議書》,認為開天公司不能就其因出資不到位而被扣劃的款項參與分配,且對分配方案未將逾期付款雙倍利息納入執行標的不予認可開天公司對沙港公司上述執行分配方案異議提出反對意見,要求按原定方案分配。松江法院將此函告沙港公司,2013年4月27日,松江法院依法受理原告沙港公司提起的本案訴訟。

另查明,上述三案裁判文書認定了茸城公司股東各自應繳注冊資本金數額和實繳數額的情況。

(二)裁判結果

法院一審認為,本案是一起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原、被告雙方在本案中圍繞相關執行分配方案存在兩個爭議焦點,一是針對開天公司出資不實而被法院扣劃的45萬元,開天公司能否以對公司也享有債權為由與沙港公司共同分配該部分執行款;二是執行標的是否應包括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關于第一個爭議焦點,公司法律明確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開天公司因出資不實而被扣劃的45萬元應首先補足茸城公司責任資產向作為公司外部的債權人原告沙港公司進行清償。開天公司以其對茸城公司也享有債權要求參與其自身被扣劃款項的分配,對公司外部債權人是不公平的,也與公司股東以其出資對公司承擔責任的法律原則相悖。696,505.68元執行款中的45萬元應先由原告受償,余款再按比例進行分配的意見予以采納。關于第二個爭議焦點,相關275號案、1436號案、2084號案民事判決書均判令如債務人未按指定期間履行金錢債務的,須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故對原告沙港公司關于執行標的應包括加倍支付遲延履行債務期間的利息的主張,予以采納。原被告雙方均對各自主張的遲延履行期間雙倍利息明確了計算方式,原告沙港公司對系爭執行分配方案所提主張基本成立,法院依法予以調整。一審判決后,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一審判決生效。

(三)典型意義

本案當事人對執行分配方案的主要爭議在于,出資不實股東因向公司外部債權人承擔出資不實的股東責任并被扣劃款項后,能否以其對于公司的債權與外部債權人就上述款項進行分配。對此,我國法律尚未明確規定,而美國歷史上深石案所確立的衡平居次原則對本案的處理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該類案件的審判實踐中,若允許出資不實的問題股東就其對公司的債權與外部債權人處于同等受償順位,既會導致對公司外部債權人不公平的結果,也與公司法對于出資不實股東課以的法律責任相悖。故本案最終否定了出資不實股東進行同等順位受償的主張,社會效果較好,對同類案件的處理也有較好的借鑒意義。

二、張豐春與泰安市中心醫院醫療服務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張豐春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傷在山東省泰安市中心醫院住院治療,入院傷情診斷為全身多處軟組織傷,住院43天,住院期間花費醫療費16747.64元、檢查費4元,共計16751.64元。原告出院后,以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為由將侵權人孔凡忠及中華聯合保險泰安支公司訴至泰安市泰山區人民法院,要求賠償其因交通事故所遭受的經濟損失。該案在審理過程中,中華聯合保險泰安支公司申請對原告住院期間的用藥合理性進行審查,剔除與交通事故所致傷情無關的用藥。泰安東岳司法鑒定所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書認為:被鑒定人張豐春住院期間所用藥物奧扎格雷鈉適應癥為治療急性血栓性腦梗死和腦梗死所伴隨的運動障礙,被鑒定人本次交通事故損傷診斷為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因此奧扎格雷鈉為本次損傷治療中的不合理用藥,應去除費用為7250.40元。原告對該鑒定結論提出異議,并申請司法鑒定人員楊豐強出庭接受質詢,同時申請其主治醫師婁彥華、王震出庭作證,原告主治醫師亦未能明確證明藥品奧扎格雷鈉的使用與治療原告傷情之間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法院對鑒定意見予以采納,判決認定原告受傷住院治療過程中因使用奧扎格雷鈉所花費的7250.40元為不合理用藥,應在賠償范圍內予以扣除。因此,原告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泰安市中心醫院賠償其因不合理用藥所受到的經濟損失。

(二)裁判結果

泰安市泰安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在被告處住院治療,原、被告之間形成醫療服務合同關系,被告應當根據原告的病情使用藥物并按照正確的方法、手段為原告提供醫療服務。根據泰安東岳司法鑒定所鑒定意見書以及民事判決書,足以認定原告張豐春因交通事故受傷住院期間所用藥物奧扎格雷鈉為不合理用藥。藥物奧扎格雷鈉適應癥為治療急性血栓性腦梗死和腦梗死所伴隨的運動障礙。原告陳述其并未有急性血栓性腦梗死及相關病史,在被告出具的住院病案中現病史、既往史部分亦未發現原告患有或曾經患有上述病癥的記載。因此,被告泰安市中心醫院未根據原告的病情為原告提供合理、恰當的醫療服務,原告因被告在治療過程中不合理用藥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應當由被告予以賠償。法院判決泰安市中心醫院賠償原告張豐春經濟損失共計7750.40元。被告已按判決履行完畢。

(三)典型意義 醫療服務合同是調整醫療機構與患者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合同,我國現階段醫療糾紛日益增加,不僅影響到患者及家屬的心理,也加重了醫務人員的心理壓力,降低了醫療單位和醫務人員在社會上的聲譽形象。在實踐中確實存在部分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給患者開出價格較為昂貴或不必要的藥物,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本案判令被告泰安市中心醫院賠償原告因不合理用藥行為給原告造成的經濟損失。通過本案,提醒醫療機構在為患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應秉承“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宗旨,本著必要、合理的原則,為患者提供恰當的治療方案,加強與患者及患者家屬之間的溝通,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權,以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

三、趙春連申請執行張宇昊機動車交通事故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31日21時41分李福勝駕駛三輪車(后乘申請人趙春連)與被執行人張宇昊發生機動車交通事故。事故造成趙春連腦外傷精神分裂,一級傷殘,喪失訴訟能力,經交管部門鑒定,張宇昊負事故全部責任。2011年3月,趙春連之夫李福勝代其向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張宇昊賠付趙春連醫療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住院伙食補助等共計129萬余元。判決作出后,張宇昊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調解書,該調解書確定張宇昊分期給付趙春連各項賠償款共計90萬元。張宇昊于調解書作出當日給付趙春連20萬元,其后對剩余賠償款便不再按調解書繼續給付。故李福勝代趙春連于2012年7月23日向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該院依法受理。

在執行過程中,法院及時發出執行通知并多次傳喚被執行人張宇昊,張宇昊拒不露面、隱匿行蹤,承辦法官多次到被執行人住所地查找張宇昊,亦未發現其下落。張宇昊名下的肇事車輛被依法查封檔案,但無法查找到該車,其名下七個銀行賬戶余額為零或只有幾十元錢,名下也無房產登記信息,案件未能取得實際進展。該案申請執行人趙春連喪失勞動能力且生活不能自理,被執行人拒不執行的行為致使申請執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為維護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法院加大了對被執行人張宇昊財產線索的查找力度,承辦法官先后到保險公司、銀行等機構查詢張宇昊的保險理賠金支取情況和資金往來狀況,發現張宇昊在二審調解后申請執行前將保險公司賠付的10萬元商業第三者責任險保險理賠金領取但未支付給申請執行人。同時,發現其銀行賬戶雖無存款但之前每月有5000余元的流水記錄。查明上述情況后,承辦法官立即與被執行人張宇昊的父親取得聯系,要求張宇昊盡快履行義務,張宇昊父親聲稱張宇昊不在北京且其無能力履行,張宇昊本人則仍舊拒不露面。鑒于張宇昊轉移財產、規避執行的上述行為,依據法律有關規定,2014年10月18日, 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以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將案件移送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立案偵查。

(二)執行結果

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被執行人張宇昊拒不露面,轉移財產,規避執行,涉嫌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將案件證據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后,張宇昊主動交納10萬元案款,其被刑事拘留后,張宇昊親屬將剩余60萬元執行款交到法院,該案得以順利執結。同時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以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將張宇昊移送到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2015年2月4日,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張宇昊有期徒刑6個月,緩期一年執行。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因被執行人拒不執行而將其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典型案例。本案標的額較大,所以在考慮被執行人履行能力的情況下,二審法院調解書確定被告張宇昊分期履行。但被告張宇昊在調解書生效后并沒有積極的履行義務,無視法院判決,蔑視司法權威。申請執行人趙春連申請執行后,被執行人張宇昊又故意隱匿行蹤,轉移財產規避執行,主觀惡意明顯,并導致申請執行人因事故造成的損害進一步擴大,使其家庭生活陷入極度的困頓。在法官掌握被告轉移財產、規避執行的證據后再次要求被執行人履行義務,并告知其如果繼續規避執行將要承擔刑事責任,但被執行人依舊拒不露面,抗拒法院執行,無視司法權威。鑒于被執行人的上述行為,承辦法官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將其拒不執行法院生效判決的證據和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追究其刑事責任。最終在刑事處罰的威懾下,被執行人主動履行了判決義務,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其實際具有履行能力,被執行人張宇昊必將因其損害司法權威,妨害司法秩序的行為而付出沉重的代價。該案通過追究被執行人刑事責任,維護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捍衛了法律和司法的尊嚴,警示和威懾了所有意圖拒不履行義務,拒不履行法院判決、裁定確定義務的被執行人。

四、潘文才申請執行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申請人潘文財依據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決,向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申請執行,要被執行人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北京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以下簡稱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給付貨款、違約金、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共計115萬余元。執行法院通過相關查詢、現場勘查,發現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沒有能力履行全部債務。

(二)執行結果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經查明:被執行人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系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并不具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資格。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為企業法人,其系被執行人路通同泰建筑分公司的開辦單位,其所設立的分支機構在不能對外清償債務時,企業法人應對其設立的分支機構對外承擔清償責任。故依法裁定:追加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為本案被執行人。隨后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對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強制執行措施,將本案執結。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個人與分公司之間產生的債權轉讓合同糾紛,屬于典型的分公司無力還款,總公司承擔責任的執行案件。在追加中扶建設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扶建設公司)為被執行人后,該企業懈怠履行債務,逃避執行,嚴重損害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執行法院對中扶建設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執行措施。其中,采用具有執行聯動效應的失信被執行人制度,將中扶建設公司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向全社會公布。同時,對中扶建設公司限制高消費,對負有直接責任的法定代表人莊清良限制高消費、罰款,以進行懲戒。中扶建設公司因企業納入失信名單而不能開展招投標業務,法人代表莊清良個人受到處罰等原因,該公司主動與申請人潘文財進行協商,達成和解協議,按約履行了相關債務。

在本案執行中,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通過依法追加被執行人,維護了申請人的權益。執行法官在執行中采用多種執行措施,運用相關聯動機制,對被執行人及法定代表人進行威懾,促成其積極履行債務。同時,有關企業可以從本案中認識到總公司的法律責任,以及涉及的法律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可規范相關企業的行為。

第二篇:最高法院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183;精釋精解民事訴訟執行和解撤回上訴不履行和解協議申請 執行一審判決

裁判要點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人民法院準許撤回上訴的,該和解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調解書,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相關法條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吳梅系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吳梅收舊站業主,從事廢品收購業務。約自2004年開始,吳梅出售廢書給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西城紙業公司)。2009年4月14日雙方通過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壹佰玖拾柒萬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雙方又對后期貨款進行了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伍拾肆萬捌什元整(¥548000.00)。因經多次催收上述貨款無果,吳梅向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令西城紙業公司支付貨款251.8萬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對欠吳梅貨款251.8萬元沒有異議。一審法院經審理后判決: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在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給付原告吳梅貨款251.8萬元及違約利息。宣判后,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審理期間,西城紙業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與吳梅簽訂了一份還款協議,商定西城紙業公司的還款計劃,吳梅則放棄了支付利息的請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紙業公司以自愿與對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申請撤回上訴。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予撤訴后,因西城紙業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協議,吳梅向一審法院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對吳梅申請執行一審判決予以支持。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監督,主張不予執行原一審判決。裁判結果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執督字第4號復函認為:根據吳梅的申請,一審法院受理執行已生效法律文書并無不當,應當繼續執行。裁判理由法院認為:西城紙業公司對于撤訴的法律后果應當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準予其撤回上訴,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即為生效判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雖然二審期間雙方在自愿基礎上達成的和解協議對相關權利義務做出約定,西城紙業公司因該協議的簽訂而放棄行使上訴權,吳梅則放棄了利息,但是該和解協議屬于雙方當事人訴訟外達成的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確認制作調解書,不具有強制執行力。西城紙業公司未按和解協議履行還款義務,違背了雙方約定和誠實信用原則,故對其以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主張不予執行原生效判決的請求不予支持。精釋精解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吳梅訴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指導案例2號,下稱吳梅案)。該指導案例經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審查認為,吳梅案明確了在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簽訂了和解協議,并撤回上訴,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時,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原一審判決,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鑒于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對此問題沒有明確規定,審判實踐中又經常遇到,因此同意將該案例作為備選指導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吳梅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二條的有關規定,在指導類似案件的審判以及向社會公眾宣傳誠信履約、自覺守法等方面有一定意義。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1〕354號文件,將該案例作為第一批指導案例予以發布。該指導案例根據相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精神,對涉案和解協議的性質作出了正確認定,明確了和解協議履行與一審生效判決執行之間的關系問題。該指導案例的發布,有利于依法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權威,同時,向當事人和社會宣傳了合約應當自覺遵守和忠實履行的重要意義,有利于倡導自覺守法、誠實信用的良好社會風尚。吳梅案的裁判要點確認: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人民法院準許撤回上訴的,該和解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調解書,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上述裁判要點主要解決了兩方面問題:一是和解協議的性質。民事案件二審期間,當事人雙方自行就債務履行、終結訴訟等方面內容簽訂和解協議的性質,“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二是不履行和解協議時應當如何救濟。如果發生不履行和解協議的情形,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執行一審生效判決,法院對此種請求應予支持。(一)二審訴訟期間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的性質①二審訴訟期間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的性質,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二審訴訟期間當事人簽訂的和解協議,既未經法院審查確認,又沒有制作調解書,因其內容上與執行和解協議大體相似,故這類和解協議在性質上屬于一種執行和解協議。另一種觀點認為,這類和解協議與執行和解協議有一些不同點,不能簡單地認定為執行和解協議。通過比較分析吳梅案的和解協議與執行和解協議,可以發現二者存在以下不同點。一是吳梅案的和解協議在簽訂時案件的判決還沒有發生法律效力;而執行和解協議是在判決已經生效,進入執行程序之后雙方簽訂的協議。二是吳梅案的和解協議是對未生效判決確定的民事權利義務作出新的約定和處分;而執行和解協議是對生效判決確定的民事權利義務進行處分。三是吳梅案和解協議的簽訂,法院未以任何形式參與其中;而依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執行和解協議雖然法院不參與制定,但要求法院的執行員要將協議內容記入筆錄,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者蓋章。四是吳梅案的和解協議簽訂后,一方當事人申請撤回上訴,經法院審查同意的,二審程序終止,一審判決生效;而執行和解協議簽訂后,執行程序中止。比較上述兩者的不同特點可以看出,吳梅案的和解協議不宜簡單歸入執行和解范疇,否則就混淆了它與執行和解存在的區別。對于涉訴當事人簽訂的和解協議,理論界還有“訴訟中和解”和“訴訟外和解”之區分。主要有兩種區分標準:一種以審判和執行階段為界限進行區分,凡在訴訟期間、判決生效以前當事人雙方達成的和解,都屬于“訴訟中和解”;在案件進入執行階段以后達成的和解,都稱為“訴訟外和解”。另一種是以法院是否參與和解為標準進行區分,凡是法院參與下達成的和解,比如法院參與下達成的調解,稱為訴訟中和解;法院沒有參與,當事人自行在庭外達成的和解,都稱為“訴訟外和解”。如果按第一種標準劃分,吳梅案的和解協議應歸入“訴訟中和解”;而如果按第二種標準劃分則又應劃入“訴訟外和解”。經研究,根據吳梅案和解協議的特點,該指導案例按照第二種劃分的標準,在裁判要點中將吳梅案的和解協議認定為一種“訴訟外的和解協議”。關于吳梅案和解協議的性質,還可以從協議所包含的內容角度進一步討論。吳梅案中,雙方當事人主要約定了如下具體事項:(1)上訴人西城紙業有限公司在收到和解協議時,向法院申請撤回上訴。(2)被上訴人吳梅自愿放棄應收貨款的利息。(3)雙方商定了具體還款計劃。審判實踐中,類似吳梅案的和解協議,通常都包括上述三方面內容:對實體民事權利義務作出變更或者新的約定;對履行給付義務作出具體約定;以實體民事權利義務變更為條件,對訴訟權利進行處分,雙方達成終止訴訟的意思表示;等等。因此,從協議內容分析,其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是當事人雙方簽訂的具有私法行為性質的和解契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訴訟行為。(二)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時的救濟問題有關涉訴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和解協議是否成立了新合同的問題,存在分歧:有學者認為,按照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可以通過合同產生、變更和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也可以在原債務基礎上設立一種新債權債務。涉訴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和解協議就是當事人在原合同基礎上的新約定,完全存在成立新合同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執行規定》)第八十六條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可以自愿達成和解協議,變更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履行義務主體、標的物及其數額、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二審期間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同樣也可能涉及變更“法律文書確定的履行義務主體、標的物及其數額、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實踐中當事人雙方還有在協議中新設立了債務履行擔保等情況。基于以上觀點和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以及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實際情況,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對和解協議履行中出現違約時可以救濟的途徑,主要提出了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根據和解協議的內容具體區分。如果雙方當事人簽訂的新協議成立了新的合同,構成新訴的,人民法院對新合同違約的訴訟應當受理;而如果法院經審査當事人就違反和解協議的約定起訴的案件,認為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則不予受理。第二種意見認為,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賦予當事人選擇權。即,當事人可以在申請恢復原生效判決執行或者起訴這二者之中擇其一救濟自己的權利。當然,對當事人就和解協議違約起訴的,要設置審查程序,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則審查是否受理此類案件。第三種意見認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二款對執行和解協議作了如下規定,即“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執行規定》第八十七條規定:“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和解協議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畢的,人民法院作執行結案處理。”從該條規定可以看出,對于執行和解協議這類訴訟外和解協議,法律一方面是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承認部分履行或者全部履行的和解協議具有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一旦出現反悔、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的情形,現行法律提供的并非違約救濟手段,而是以賦予當事人請求執行原生效判決的權利作為救濟。鑒于《民事訴訟法》對二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效力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二審期間庭外和解,未經人民法院依法確認或制作調解書的,作為訴訟外和解協議,與執行和解協議相類似,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一方或者雙方撤回上訴時,應當知道撤訴的法律后果,即一旦法院裁定準許撤訴,一審判決即為生效判決,而一審生效判決具有強制執行力。為此,吳梅案的原審人民法院遵循《民事訴訟法》關于執行和解協議有關規定的精神,對吳梅申請執行一審生效判決的請求,參照執行和解協議的有關法律規定,給予了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本案例對這一裁判規則予以了肯定,即民事案件二審審理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一方出現不履行和解協議的情形時,遵循現行法律規定的精神,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其實,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達成協議的,執行員應當將協議內容記錄筆錄,由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蓋章。申請執行人因受欺詐、脅迫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的,或者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該條的規定,完全可以作為此類案件執行的參考的法律依據。依據該條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申請執行人因受欺詐、脅迫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二是當事人包括趙其林和債務人,均應按照約定的內容履行和解協議。(三)該指導案例參照適用時應當注意的問題在審判實踐中,參照適用該指導案例時應當注意下列問題:1.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因達成和解協議而申請撤回上訴,法官可以告知當事人將和解協議提交法院依法審查、確認,制作成調解書,以賦予其強制執行力,避免一旦出現違約,就無法按照當事人新的約定申請強制執行該協議。2.民事案件二審期間,當事人因達成和解協議而撤回上訴,如果和解協議已經履行完畢,當事人又向法院申請恢復執行一審生效判決的,法院不予支持。如果一方當事人已經部分履行和解協議的,在執行一審判決時應當扣除已經履行的部分。有一種觀點認為,雙方當事人既然在一審判決后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對一審判決做了變更約定,就表明當事人對一審判決不服,這種情況下,法院對一方提起的上訴進行審查,就不應當準予其撤訴。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意見》)第一百九十條規定,在第二審程序中,當事人申請撤回上訴,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一審判決確有錯誤,或者雙方當事人串通損害國家和集體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的,不應準許。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對二審法院審查后不應準許撤訴所明確規定的幾種具體情形。另外,二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對一審判決作出變更約定的情形,多數是雙方當事人出于盡早結束訴訟程序、盡快實現民事權利目的而相互協商、作出妥協讓步后簽訂的協議,并不表明當事人不服一審的判決。吳梅案就屬此種情況。依據《民事訴法意見》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當事人在二審中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對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審查并制作調解書送達當事人;因和解而申請撤訴,經審查符合撤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予準許。因此,實踐中二審法院不宜因雙方簽訂了和解協議,變更了一審判決而簡單地認定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并據此不準許其撤訴。①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釋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頁。3.當事人在一審判決作出之后,因簽訂了和解協議而未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在履行和解協議過程中,當事人反悔,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參照《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有關執行和解的規定,法院應予支持。此種情況下,因一審判決已經生效,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執行原生效判決,另一方當事人如有異議則可以申請再審。法院對這種情況應先依法啟動執行程序,然后根據案件的具體處理情況,可以依法裁定中止執行、終結執行或者予以執行回轉。

第三篇:最高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公布五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

編織嚴密刑事法網 強化預防懲治氛圍

2013-5-6 6:01:58 來源:2013-5-4 人民法院報

人民法院報北京5月3日訊(記者 張先明)為編織嚴密刑事法網,進一步加大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擊力度,在全社會形成預防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良好氛圍,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了王長兵等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生產、銷售“假白酒”案件),陳金順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非法經營,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非法經營“病死豬”肉案件),范光非法經營案(非法銷售“瘦肉精”案件),李瑞霞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生產、銷售偽劣食品添加劑案件),袁

一、程江萍銷售有毒、有害食品,銷售偽劣產品案(銷售“地溝油”案件)等5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1:

王長兵等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

——生產、銷售“假白酒”案件

(一)簡要案情

2002年,被告人王長兵開始用食用酒精摻入自來水、苞谷酒、甜蜜素等原料勾兌白酒冒充苞谷酒銷售牟利。2009年3月15日上午,王長兵安排其雇員覃長江、唐永鋒駕車到宜都市“楊老板”(楊大連)處購買酒精。當日17時許,覃長江、唐永鋒來到楊永兵經營的湖北省宜都市聚能日化經營部,以2100元/噸的價格購買工業酒精(甲醇)3.74噸,并于當晚將酒精運回王長兵的制酒作坊。王長兵查看過磅單和其他單據后發現所購酒精系工業酒精的價格,與食用酒精的價格相差懸殊,但未核實原因。當晚,王長兵指使被告人唐倩用此次購買的工業酒精摻入自來水、苞谷酒、香精等原料勾兌成6000余千克“白酒”。從次日起至同月25日止,王長兵及被告人覃長芬共銷售該批“白酒”3448千克。當地眾多居民飲用該“白酒”后中毒,并造成5人死亡、6人重傷、11人輕傷、2人輕微傷的嚴重后果。另查明,2004年以來,王長兵生產食用酒精勾兌的“白酒”,冒充苞谷酒銷售共計185萬余元;覃長芬參與生產、銷售的金額為186萬余元;唐倩參與生產、銷售的金額為179 萬余元。

(二)裁判結果

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認為,王長兵同時經營工業酒精燃料生意和勾兌白酒生意,對工業酒精和食用酒精的市場價格非常清楚。當其明知雇員以食用酒精一半的價格購回的酒精不可能為食用酒精的情況下,既未仔細詢問雇員,也未向銷售方核實,繼續用購回的工業酒精勾兌生產“白酒”出售,導致了多人傷亡的嚴重危害結果的發生,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王長兵、覃長芬、唐倩使用自來水、食用酒精與少量自釀苞谷酒勾兌“白酒”冒充苞谷酒銷售,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在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共同犯罪中,王長兵系主犯;覃長芬、唐倩均系從犯,可依法減輕處罰;唐倩實施部分犯罪行為時未滿十八周歲,可酌情從輕處罰。王長兵主觀上系間接故意,歸案后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并積極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可作為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據此,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王長兵犯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98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人民幣99萬元。覃長芬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99萬元。唐倩犯生產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96萬元。

案例2:

陳金順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非法經營,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

——非法經營“病死豬”肉案件

(一)簡要案情

2010年11月起,被告人陳開梅到福建省莆田市收購病死豬,并以每月人民幣2000元的報酬雇用被告人張可把病死豬運輸到被告人陳金順租用的豬場,由被告人林彬霞進行屠宰后銷售給被告人陳金順,總銷售金額達30萬余元,違法所得12萬元。

陳金順收購病死豬肉后予以銷售,銷售金額達50萬余元,違法所得20萬元。其間,其每月以2000元至2500元的報酬雇用被告人李游、陳志輝押車、收賬、運輸。被告人周勇、吳鴻夫妻從陳金順處購買病死豬肉制成香腸等銷售,銷售金額達7萬余元,違法所得1.5萬余元;被告人周建成從陳金順處購買病死豬肉達3萬余元并轉售;被告人孫沼然從陳金順處購買病死豬排骨并轉售,銷售金額達7000余元,違法所得1000元。2011年7月25日,警方在陳金順租用的豬場中查獲尚未銷售的病死豬肉4060斤。經鑒定,送檢樣品含有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病毒和豬圓環病毒2型,“揮發性鹽基氮”超標。

另查明,被告人陳金順曾因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和收購贓物罪,于2008年4月30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8.2萬元。

(二)裁判結果

福建省仙游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陳金順低價收購病死豬肉并轉售;被告人陳開梅、林彬霞向他人收購病死豬屠宰后銷售;被告人李游、陳志輝、張可明知陳金順、陳開梅生產、銷售的是國家禁止經營的病死豬肉,仍為其提供運輸等幫助,各被告人的行為均已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非法經營罪,應擇一重罪處斷;被告人周建成、孫沼然等明知是病死豬肉仍購買,加工后銷售或直接銷售,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陳金順、陳開梅、林彬霞系主犯;李游、陳志輝、張可系從犯,應從輕減輕處罰;陳金順系累犯,應從重處罰。據此,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陳金順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被告人陳開梅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0萬元;被告人林彬霞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6萬元;其余被告人分別以非法經營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被判處四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3:

范光非法經營案

——非法銷售“瘦肉精”案件

(一)簡要案情

2009年以來,被告人范光為牟取暴利,從安徽省淮南市倪陸昀(另案處理)等人處多次購買鹽酸克侖特羅(俗稱“瘦肉精”)原粉,并在山東省梁山縣等地將“瘦肉精”原粉與一定比例的石粉混合加工成袋裝肉用動物飼料添加劑并銷售。經層層轉手,上述物品銷售給牛羊養殖戶,導致大量使用“瘦肉精”喂養的肉用牛羊流入各地市場。至2011年9月,被告人范光共購買“瘦肉精”原粉25千克勾兌后銷售,銷售金額達200萬余元。

(二)裁判結果

山東省利津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范光明知鹽酸克侖特羅是國家禁止在飼料中使用的藥品,為牟取暴利,用鹽酸克侖特羅配制成飼料添加劑出售給養殖戶,其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且情節特別嚴重,依法應予嚴懲。考慮到其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可對其從輕處罰。據此,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范光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30萬元。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4:

李瑞霞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

——生產、銷售偽劣食品添加劑案件

(一)簡要案情

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單位上海蒙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蒙凱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馬文革、馬民學系公司工作人員。為牟取非法利益,2010年9月起,蒙凱公司低價購入河南省桐柏縣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生產的落地級小蘇打258.33噸、內蒙古旭月集團有限公司小蘇打40噸及生產設備,同時定制標有食品添加劑碳酸氫鈉小蘇打編織袋5000只。將上述兩種小蘇打以8∶1的比例混合,并進行烘干、粉碎、包裝后,分別銷往浙江杭州、衢州等地,共計銷售偽劣小蘇打243噸,銷售金額達人民幣44.73萬元。2011年5月24日,執法人員在生產現場查扣了成品3.35噸、原料27.7噸及生產設備。經鑒定,從案發現場扣押的食品添加劑碳酸氫鈉成品為不合格產品。

(二)裁判結果

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單位蒙凱公司在經營過程中,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的食品添加劑碳酸氫鈉進行生產、銷售,銷售金額合計人民幣44.73萬元,其行為已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告人李瑞霞系被告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馬文革、馬民學系被告單位的直接責任人員,其行為均已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告人馬文革、馬民學犯罪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構成自首,依法可以從輕處罰。被告人李瑞霞到案后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法院依法判決:被告單位蒙凱公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被告人李瑞霞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5萬元;被告人馬文革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被告人馬民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沒收。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案例5:

一、程江萍銷售有毒、有害食品,銷售偽劣產品案

——銷售“地溝油”案件

(一)簡要案情

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柳立國(另案處理)經營的濟南博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濟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產的油脂是用餐廚廢棄油加工而成的,仍向經營銷售食用油的河南省鄭州市慶豐糧油市場宏大糧油商行業主被告人袁一推銷,多次為袁一和柳立國的交易牽線搭橋,從中賺取傭金。袁一明知上述情形,在程江萍介紹下,大量購入上述兩公司非法加工的油脂,為此支付貨款共計人民幣300萬余元。袁一將其中價值295萬余元的油脂灌裝后零售給周邊的工地食堂、夜排檔、油條攤業主,或者加價銷往新鄉市、三門峽市等地的食用油經銷企業。其余價值5萬元的油脂售往武陟縣智輝化工有限責任公司。

(二)裁判結果

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程江萍明知是用餐廚廢棄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向被告人袁一推銷,并居間介紹從中牟利;袁一明知程江萍推銷的是用餐廚廢棄油加工而成的油脂,仍大量購入,冒充食用油銷售給餐飲經營者、食用油經營企業等,兩被告人的銷售金額達295萬余元,其行為均已構成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兩被告人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將偽劣成品油銷售給化工企業,銷售金額達5萬元,其行為又均已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兩被告人犯數罪,依法應并罰。在共同犯罪中,袁一系主犯;程江萍系從犯,依法應減輕處罰。袁

一、程江萍有認罪表現,可以從輕處罰。法院依法判決:被告人袁一犯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40萬元;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43萬元。被告人程江萍犯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犯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3萬元;犯罪所得予以追繳。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第四篇:最高法院公布10起維護消費者權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10起維護消費者權益典型案例

2014-03-16 08:41:40 http://www.tmdps.cn/ 來源:人

民法院報

在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10起人民法院維護消費者權益典型案例,具體內容如下:

案例1 孟健訴廣州健民醫藥連鎖有限公司、海南養生堂藥業有限公司、杭州養生堂保健品有限責任公司產品責任糾紛案 ——違規使用添加劑的保健食品屬于不安全食品,消費者有權請求價款十倍賠償

(一)基本案情 2012年7月27日、28日,孟健分別在廣州健民醫藥連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健民公司)購得海南養生堂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南養生堂公司)監制、杭州養生堂保健品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杭州養生堂公司)生產的“養生堂膠原蛋白粉”共7盒合計1736元,生產日期分別為2011年9月28日、2011年11月5日。產品外包裝均顯示產品標準號:Q/YST0011S,配料包括“食品添加劑(D-甘露糖醇、檸檬酸)”。各方當事人均確認涉案產品為普通食品,成分含有食品添加劑D-甘露糖醇,屬于超范圍濫用食品添加劑,不符合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孟健因向食品經營者索賠未果,遂向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海南養生堂公司、杭州養生堂公司、健民公司退還貨款1736元,十倍賠償貨款17360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決杭州養生堂公司退還孟健所付價款1736元,海南養生堂公司對上述款項承擔連帶責任。孟健不服該判決,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第一,本案當事人的爭議焦點在于涉案產品中添加D-甘露糖醇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規定。涉案產品屬于固體飲料,并非屬于糖果,而D-甘露糖醇允許使用的范圍是限定于糖果,因此根據食品添加劑的使用規定,養生堂公司在涉案產品中添加D-甘露糖醇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規定。杭州養生堂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能支持其主張。第二,關于本案是否可適用《食品安全法》第96條關于十倍賠償的規定。本案中,由于涉案產品添加D-甘露糖醇的行為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因此,消費者可以依照該條規定,向生產者或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孟健在二審中明確只要求海南養生堂公司和杭州養生堂公司承擔責任,海南養生堂公司和杭州養生堂公司應向孟健支付涉案產品價款十倍賠償金。二審法院判決杭州養生堂公司向孟健支付賠償金17360元,海南養生堂公司對此承擔連帶責任。

案例2 趙曉紅與北京泛美卓越家具有限責任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板木材質家具作為實木家具出售構成商業欺詐,應承擔“退一賠一”的責任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0月1日,趙曉紅在北京泛美卓越家具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泛美公司)購買家具若干件,合計價款 2 23960元。涉案家具上有該公司注明的“樺木”、“美國赤樺木”、“胡桃木”等字樣,且家具送貨單上加注了上述家具為“實木”。后趙曉紅發現涉案家具材質為板木結合,遂訴至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請求退還涉案家具及貨款等,并賠償23960元。

泛美公司承認涉案的部分產品存在質量瑕疵,但否認構成產品質量問題,并認為其在銷售過程中告知過趙曉紅涉案產品為板木結合,但是泛美公司并不能提供涉案家具的進貨憑證、購貨發票、產品合格證、說明書等。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泛美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涉案家具的真實信息及品質,應承擔相應的產品質量責任。同時,結合送貨單上的加注以及泛美公司產品宣傳圖片中關于產品的文字介紹,表述均為“某某木”或“實木”,該家具公司存在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構成對趙曉紅的欺詐。故判決支持趙曉紅的訴訟請求。泛美公司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2年11月20日,二審法院判決維持原判。

案例3 王衛文訴孫云才買賣合同糾紛案 ——銷售者承諾“假一賠十”,所售商品為冒牌貨,應按其承諾賠償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25日,王衛文在孫云才位于某商場的經營場所購買了一部諾基亞手機,價格為1180元。同時,孫云才向王衛文出具一張購貨單據,其上寫明了手機型號、單價及數量,并載明“保原裝、假一賠十”。經鑒定,王衛文獲悉該手機為假 冒產品,故訴至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請求判令孫云才按照“假一賠十”的承諾支付賠償金11800元,并支付鑒定費260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誠實信用是民法通則規定的一項基本原則,孫云才為促銷商品而承諾“假一賠十”是一種合同行為。王衛文決定購買該商品,買賣合同成立,該承諾連同合同其他條款對經營者即具有法律約束力。孫云才向王衛文作出了“假一賠十”的承諾,應該依約履行。王衛文要求孫云才支付賠償金11800元、鑒定費260元的請求于法有據,故判決支持了王衛文的訴訟請求。孫云才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2年4月18日,二審法院判決維持原判。

案例4 吳海林訴朱網奇消費者權益保障糾紛案 ——銷售者對保健用品作虛假說明,消費者知假買假后有權向銷售者主張“退一賠一”

(一)基本案情 春和大藥房由朱網奇經營。2009年3至8月間,吳海林在春和大藥房先后8次購買廣恩堂牌霍氏鮮清噴劑10盒,金額共計3080元。產品外包裝盒注明該產品出品單位為拉薩廣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恩堂公司),該產品委托生產商為貴州苗仁堂生物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苗仁堂公司)。苗仁堂公司于2006年取得的苗靈牌鮮清噴劑的保健用品陜食藥監健用字06070258號生產批準證書已于2008年7月被陜西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依法公告注銷,且該公告中明確“凡以原批準文號繼續生產 4 的,應視為違法生產行為”。鑒此,吳海林向江蘇省無錫市崇安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朱網奇加倍賠償其6160元。朱網奇認為吳海林知假買假不是消費者,應當駁回起訴。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吳海林的訴訟請求。吳海林上訴被駁回后又申請再審。

(二)裁判結果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經營者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吳海林在春和大藥房購買的廣恩堂牌霍氏鮮清噴劑均由苗仁堂公司生產。鑒于廣恩堂公司委托已被注銷生產許可的苗仁堂公司生產鮮清噴劑屬違法行為,且該產品存在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故春和大藥房銷售上述產品應認定為存在欺詐行為,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的一倍。本案中吳海林要求春和大藥房業主朱網奇增加給付其購買產品價款3080元的一倍賠償共計6160元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故判決朱網奇賠償吳海林6160元。

案例5 汪毓蘭訴武漢漢福超市有限公司光谷分公司名譽權糾紛案 ——消費者購物雖未遭受經濟損失,但因人格受到侮辱并遭受嚴重精神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18日下午,汪毓蘭在武漢漢福超市有限公司光谷分公司(以下簡稱漢福公司)開辦的家樂福光谷店購物,見促銷員推薦西麥麥片“買五贈一”活動,遂購20袋,并 5 在促銷員協助下,將24袋麥片裝入購物袋。結賬時,汪毓蘭與收銀員為沒有粘貼贈品標簽的4袋麥片是否應付款而發生爭執。店內的保安將原告汪毓蘭及選購的物品帶至該店風險預防辦公室。汪毓蘭辯解4袋麥片系贈品,無需付款。保安在店內兩名工作人員陳述麥片沒有做贈送活動后,對汪毓蘭及選購的商品拍照,并要其在一張表格上簽名。汪毓蘭患有眼疾,并未看清具體內容即簽名。此后,促銷員將“非賣品”標簽貼在4袋麥片上,帶汪毓蘭結了賬。

同月19日,汪毓蘭與丈夫一起到家樂福光谷店要求查看其簽名的表格,看見辦公室內《每日抓竊記錄》的“竊嫌姓名”一欄有自己的名字,汪毓蘭簽字及所購物品的照片作為“竊嫌截圖”附后。汪毓蘭要求道歉,但被店方拒絕。20日上午,汪毓蘭在丈夫、長江商報記者的陪同下再次到家樂福光谷店,才得知其于18日在《保安部報告暨收據》上簽了名。該表格中將其選購的全部物品列為“遺失商品”,處理流程一欄注明“教育釋放”。汪毓蘭提出表格中除簽名是其書寫外,其他內容及指印均是他人填寫、加蓋,要求漢福公司書面道歉。因該公司沒有當場回復,汪毓蘭下跪要求還其清白。漢福公司遂將《每日抓竊記錄》交給汪毓蘭。事發后因調解不成,汪毓蘭遂以漢福公司嚴重侵犯其人格尊嚴并損害其名譽為由,向湖北省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漢福公司向其書面賠禮道歉并在其營業場所張貼道歉函或在媒體上刊登道歉函,消除影響,恢復名譽;漢福公司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元。

(二)裁判結果

受訴法院經審理認為,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漢福公司最終認可4袋麥片為贈品,卻在汪毓蘭并不知情的情況下,在其簽名的表格中認定其為秘密實施的偷竊行為,將其列入“竊嫌姓名”名單,注明“教育釋放”,并將表格置于進入辦公地點任何人可以隨手翻看的地方。漢福公司的上述行為侵犯了汪毓蘭的人格尊嚴,客觀上造成一定范圍內對汪毓蘭社會評價的降低,損害了汪毓蘭的名譽。對汪毓蘭要求漢福公司書面賠禮道歉并在營業場所張貼道歉函的訴訟請求,該院予以支持。該院遂依法判決漢福公司向汪毓蘭書面賠禮道歉,在其經營的家樂福光谷店內張貼向汪毓蘭的道歉信,并向汪毓蘭賠付精神撫慰金5000元。

案例6 畢永振訴侯廣周醫療器械質量糾紛案 ——銷售者以虛假宣傳方式售藥造成消費者損害,構成欺詐,應當依法承擔“退一賠一”的責任

(一)基本案情 侯廣周作為河南安陽“德國華格納生物晶片”專賣店經營者,向群眾散發了蓋有其本店印章的關于該產品的宣傳頁。糖尿病患者畢永振于2006年10月7日到侯廣周經營的專賣店購買了華格納生物晶片一塊,價值2390元。畢永振配戴該產品后停止服用治療糖尿病的藥品。2007年3月,畢永振感到身體不適,經醫院檢查,查出其血糖升至14點,遂于2007年3月13日住院治療,支付醫療費19167.96元,其中個人支付2919.24元。2007年6月22日,畢永振在觀看了《今日說法》欄目關于對“德國華格納生物晶片”利用虛假廣告等相關報道后到當地工商所投訴,工商所對被告經 營的專賣店采取了暫扣有關資料和物品,責令專賣店退給消費者現款等行政措施。因調解不成,畢永振遂向河南省安陽市北關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侯廣周返還購物款2390元,并給付加倍賠償款2390元。

(二)裁判結果 受訴法院經審理認為,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要求賠償。本案中,侯廣周向包括畢永振在內的不特定人群發放的宣傳單足以欺騙、誤導消費者,屬虛假商品廣告。其向畢永振提供的商品屬于利用虛假廣告銷售的商品,該行為屬于欺詐行為,且因此受到過工商部門查處。據此,侯廣周應當按照畢永振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畢永振購買商品的價款的一倍。2010年12月31日,受訴法院判決侯廣周返還畢永振購物款2390元,給付畢永振加倍賠償款2390元。

案例7 劉中云訴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陽分行、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陽市分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案 ——消費者取款時銀聯卡號及密碼被他人復制,卡上存款被取走,由提供銀聯卡的銀行承擔賠償責任

(一)基本案情 劉中云在建行衡陽分行辦理銀聯卡一張。2009年1月30日,其到建行衡陽分行設立在衡陽市解放路網點的自動取款機取款未果,便到隔壁中行衡陽分行網點的ATM機取款2500元,其賬戶尚有存款余額41395.49元。取款時該取款機已被他人非 8 法安裝了攝像頭,利用攝像資料復制了劉中云的銀行卡信息。次日,劉中元的銀行卡被他人在他行ATM機上相繼取款10次,每次取款2000元,共計20000元,并支付手續費10次,每次2元,共計20元。最后經ATM機轉賬一筆,金額21300元,支付轉賬手續費52元。至此,劉中云的銀行卡在同一天內,經他行ATM機發生業務交易共11次,包括手續費共發生交易額41372元,賬戶存款余額只剩23.49元。劉中云遂向湖南省衡陽市雁峰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中行衡陽分行、建行衡陽分行賠償41372元存款及利息。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判令中行衡陽分行承擔賠償責任,建行衡陽分行免責。中行衡陽分行不服,提起上訴,要求建行衡陽分行承擔賠償責任。湖南省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劉中云在建行衡陽分行辦理了銀聯卡,雙方之間形成了儲蓄存款合同關系。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建行衡陽分行有義務保障儲戶銀行卡內的資金不被他人盜取,同時也有義務通知和告知持卡儲戶注意識別犯罪分子利用各種高科技手段竊取銀行卡內存款的方式、方法及防范措施。由于發卡行建行衡陽分行既不能保障所發銀行卡卡內信息的安全,又未告知持卡人熟知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獲取卡內信息及密碼的方式方法,故應承擔劉中云銀行卡內資金被盜取的民事責任。劉中云作為一名普通的持卡人,不了解ATM機的構造和工作原理,也不掌握和識別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在ATM機上竊取卡內信息和密碼的裝置,且劉中云的銀行卡和密碼未丟失,也未委托他人使用,故劉中 云對銀行卡信息和密碼的泄露沒有過錯,不應承擔責任。劉中云在中行衡陽分行的ATM機上取款,該行將存款支付給劉中云,是基于委托代理關系而履行代為支付存款的義務。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故建行衡陽分行作為被代理人應對代理人中行衡陽分行的代理行為承擔責任。二審法院依法改判建行衡陽支行向劉中云支付儲蓄存款41372元。

案例8 孫寶靜訴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保健服務合同糾紛案 ——保健服務合同中的“霸王條款”無效,未消費的預付服務費應予退還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18日,孫寶靜與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一定得公司)簽訂服務協議,約定:服務期限6個月,選擇價值10萬元的尊貴療程,所有項目療程單價八五折從卡內扣。孫寶靜如未按計劃及進程表接受服務,經善意提醒仍未改善且超過服務期限的,視為放棄服務;如因自身原因不能按制訂的方案履行,則不能要求退還任何已支付的費用;如因自身原因連續三個月不能參加相關項目,則一定得公司有權終止服務,孫寶靜不得要求退賠任何費用。一定得公司向孫寶靜發布聲明書,聲明孫寶靜必須遵從顧問指示和安排,如因個人原因不能配合致療程失敗或進度緩慢,一定得公司不負任何責任,也不退還余款并保留追究違約責任的權利。孫寶靜在聲明書上簽字確認。之后孫寶靜分兩次向一定得公司支付了10萬元的服務費,并多次接受相應的瘦身療程服務,后孫寶靜因體 重未能減輕,停止接受瘦身療程。孫寶靜以對一定得公司的服務失去信心且服務期限業已過期,一定得公司收取服務費未提供有效服務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解除涉案服務協議,一定得公司返還孫寶靜9萬元。

(二)裁判結果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孫寶靜提起訴訟時已過服務協議約定的終止期限,服務協議已失效,孫寶靜無須再主張解除該協議。孫寶靜單方面放棄服務,應承擔由此產生的后果。因孫寶靜不接受預付款金額的全額服務,故對已接受的服務項目不能享受優惠折扣,已接受的服務對應的總價款為31800元,在10萬元預付款中予以扣除。服務協議及聲明書中雖寫明孫寶靜放棄或不按照安排接受服務,則不退回任何費用,但這些約定系由一定得公司提供的格式化條款,未遵循公平的原則來確定雙方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明顯加重了孫寶靜的責任,排除了其權利,故該約定無效。法院綜合考量協議的履行程度、提供服務的情況、孫寶靜單方面放棄服務的過錯程度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確定孫寶靜需向一定得公司支付2萬元的違約金。在10萬元預付款中扣除服務費用31800元、違約金2萬元后,一定得公司還需返還孫寶靜48200元。據此,二審法院依法判決一定得公司一次性返還孫寶靜48200元,駁回孫寶靜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例9 陳曦與重慶遠東百貨有限公司產品質量糾紛案

——銷售的食品包裝上標明的質量等級虛假,應承擔“退一賠一”的責任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1日,陳曦在重慶遠東百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東百貨公司)購買了生產日期為2012年9月26日的匯某堂枇杷蜂蜜、生產日期為2012年10月11日的匯某堂洋槐蜂蜜和生產日期為2012年7月9日的偉多利棗花蜂蜜、生產日期為2012年7月10日的偉多利枸杞蜂蜜、生產日期為2012年7月20日的偉多利洋槐蜂蜜共計21瓶,價款共計873.3元,該批產品外包裝標簽上標注了質量等級為一級品,食品安全標準符合GB14963要求,但衛生部發布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蜂蜜》(GB14963-2011)中無一級品等級,該標準于2011年10月20日實施。陳曦向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退貨,遠東百貨公司退還全部貨款,增加賠償一倍貨款。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遠東百貨公司銷售的標簽標注了產品質量為一級品的蜂蜜,其食品安全執行標準為衛生部發布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蜂蜜》(GB14963-2011),但其中無一級品等級,訴爭商品應屬標識不合格產品。《產品質量法》第23條規定,銷售者應當建立并執行進貨檢查驗收制度,驗明產品合格證和其他標識。遠東百貨公司作為商品的銷售者,應當有驗明在其商場銷售的商品標注的“產品質量為一級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義務。由于其未盡嚴格的審查義務,銷售了標注內容虛假的商品,誤導消費者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其行為已構成欺詐。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消費者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的一倍。故對陳曦要求退貨及賠償其購買商品的價款一倍的金額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一審法院判決遠東百貨公司退還陳曦貨款873.3元、賠償873.3元,共計1746.6元。遠東百貨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判決維持原判。

案例10 滕爽訴南京城際教育信息咨詢有限公司教育服務合同糾紛案 ——因經營者違約,消費者主張退還部分服務費的,依法予以支持

(一)基本案情 2009年7月4日,滕爽與南京城際教育信息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城際公司)簽訂輔導班報名協議書,約定滕爽花費6020元定購“報兩年高年級北大附中(附小)網校贈送一個低年級網校學習”。該協議書備注欄內注明:“暑假、寒假、星期

六、日輔導 初二+初一贈送六年級(包含三年所有輔導)”,輔導班地點在南京市山西路。協議簽訂后,滕爽依約向城際公司交納網校輔導費6020元。2009年10月中旬,城際公司遷移到遠處辦班,合同約定地點的輔導班隨之停辦。因城際公司未能按約定提供教育服務,滕爽于2010年6月4日向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城際公司退還輔導費5000元。

(二)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城際公司以預收款方式向滕爽提供教育類商品及服務,應當按照報名協議書的約定向滕爽 13 提供網校學習卡以及南京市山西路報名點的寒暑假、周六、周日的輔導班等服務。現城際公司因自身經營原因,不能按照雙方協議約定繼續為滕爽提供在南京市山西路報名點的輔導班,故滕爽要求城際公司退回相應預付款,符合法律規定。本案中,滕爽向城際公司預交6020元輔導費,含三年的網校學習卡及三年的輔導班費用,現輔導班僅開設三個多月即停辦,故滕爽要求城際公司退還剩余期限的預付輔導費5000元,予以支持。該院依法判決城際公司退還滕爽預付輔導費5000元。城際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判決維持原判。

第五篇:最高法院公布五起涉失信被執行人典型案例(2013-7-19)

最高法院公布五起涉失信被執行人典型案例

中國法院網訊(郭楠)最高人民法院7月19日下午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的有關情況,并公布了鄭州一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申請執行河南國建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執行案等五起典型案例。

1、張海峰等三人與鄭州龍騰混凝土有限公司勞務合同糾紛執行案

2、鄭州一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申請執行河南國建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執行案

3、青州市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與青州市匯豐建筑安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執行案

4、李某與上海松東百味佳餐飲經營管理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執行案

5、浙江某建設公司所涉40余起合同糾紛執行案

張海峰等三人與鄭州龍騰混凝土有限公司勞務合同糾紛執行案

(一)基本案情

張海峰等三名進城務工人員申請執行鄭州龍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鄭州龍騰公司)勞務合同糾紛一案,河南省滎陽市人民法院判令鄭州龍騰公司支付張海峰等三人勞務工資22萬元及利息。

由于鄭州龍騰公司未履行生效判決所確定的義務,張海峰等三人向滎陽市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經多次查詢鄭州龍騰公司銀行賬戶,賬戶均無存款;同時查明鄭州龍騰公司經營場所、機器設備系租賃他人,不能強制執行。之后,執行法院多次傳喚鄭州龍騰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表示企業現經營困難,沒有能力支付工資,案件一度陷入困局。執行法院調查發現該公司仍在正常經營,但經采取多種強制執行措施仍未取得明顯成效后,執行法院將案件有關情況逐級上報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河南高院)。河南高院執行局決定依法將其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并在河南高院政務網、新浪網、《大河報》、《河南商報》等網絡和報刊上進行公開發布,同時向建委、國土、房管、工商、稅務等部門和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了通報,使其在貸款融資、工商注冊、減免稅、購置土地、房產等方面受到限制,壓縮其經營發展空間,對其進行信用懲戒,敦促其履行法律義務。

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發布后,鄭州龍騰公司迫于輿論和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威懾,擔心今后沒有生意可做,遂積極配合法院工作,將全部案件款主動交付執行法院,這起涉及農民工工資案件得以順利執結,申請執行人對此表示滿意。

(二)典型意義

執行法院嚴格按照河南高院《關于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若干意見(試行)》的相關規定,將長期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義務的被執行人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在網絡和報刊上進行公開發布,同時以公告的形式向相關聯動單位通報,使其在貸款融資、工商注冊、減免稅、購置土地、房產等方面受到限制,壓縮其經營發展空間,對其進行信用懲戒,敦促其履行法律義務。

來源:中國法院網 責任編輯:郭楠

鄭州一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申請執行河南國建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執行案

(一)基本案情

鄭州一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鄭州一建公司)申請執行河南國建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南國建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鄭州市惠濟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惠濟區法院)判決河南國建公司支付鄭州一建公司貨款210013.85元及12226元的違約金等實際費用。

河南國建公司沒有按照判決內容履行法律義務,鄭州一建公司向惠濟區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執行立案后,惠濟區法院向河南國建公司送達了執行通知書和申報財產令,限其三日內自動履行義務,河南國建公司未按執行通知書履行義務,也未向執行法院申報財產。經執行法院調查,河南國建公司無銀行存款等可供執行的財產,但該公司仍在正常經營。執行人員到河南國建公司位于金水區的辦公場所進行現場執行,雙方當事人因利息數額等問題發生爭執打斗,場面一度失控。經執行法院耐心做工作,河南國建公司支付部分案件款,后經多次傳喚拒不到庭,且隨后變更公司辦公地址逃避執行。

2013年5月,河南高院將河南國建公司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并在河南高院政務網等相關網絡及報刊上進行公開發布,同時向工商、稅務等部門和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了通報,使其在貸款融資、工商注冊等方面受到限制。河南國建公司在申請貸款遭銀行拒絕后,又在報紙和網站上看到該公司的一系列不誠信披露信息,迫于輿論和經營的雙重壓力,主動找到惠濟區法院將所欠款項主動履行完畢,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一度爭吵甚至動手的雙方當事人握手言和。

(二)典型意義

執行法院通過在網絡和報刊上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同時向相關聯動單位及時移送,使其在貸款融資、房產等方面受到限制,對被執行人的生產經營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融聯動機制、失信信息共享等制度的作用于一體,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和影響力,在案件執行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來源:中國法院網 責任編輯:郭楠

青州市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與青州市匯豐建筑安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執行案

(一)基本案情

山東省青州市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以下簡稱青州農信社)與青州市匯豐建筑安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州匯豐公司)及其他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青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青州市法院)經調解結案,其中青州匯豐公司對借款本金100萬元及利息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后因該案的借款人、保證人均未按期履行義務,青州農信社申請強制執行。

法院立案執行后,除向各被執行人送達了執行通知書、報告財產令等法律文書外,還向其送達了“誠信訴訟提示書”、“誠信訴訟承諾書”等。法院執行中發現,青州匯豐公司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被依法強制執行的案件還有兩起。在上述三案執行過程中,該公司拒不申報財產等失信行為均被進行了采集,并錄入至青州市法院訴訟誠信信息庫,其失信等級被評定為“嚴重失信”。

執行法院根據青州匯豐公司涉案多起、均未履行,且已達到“嚴重失信”的情況,向包括青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在內的多家訴訟誠信體系聯動部門進行了披露,工商局將這一信息錄入至該企業的電子檔案。2012年8月份,該公司到工商局欲進行股權變更,但工商局經過查詢該公司的企業電子檔案,發現該公司存在因未履行法律義務失信的不良信息,遂告知該公司暫不能為其辦理;并告知其應先行到法院履行相關手續,法院同意后方可辦理。

該公司終于引起重視,隨后對于近幾年涉案的履行情況進行了認真排查,并對另兩起自身為直接義務人的案件積極履行完畢。后該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請,請求青州市法院撤銷該公司在青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不良信息記錄。青州市法院受理后,經審查,發現該公司承擔直接還款責任的案件確已履行完畢,但在青州農信社申請執行的案件中,該公司承擔的是連帶清償責任,而該案的主債務人并未履行完畢法律義務,因此青州匯豐公司所負的連帶清償責任并未免除。青州市法院將該情況告知青州匯豐公司,責令其督促主債務人盡快履行法律義務,否則其失信不良記錄不會被撤銷。

(二)典型意義

執行法院將被執行人的失信信息披露后,聯動單位青州市工商局將該信息錄入,該公司的股權變更登記等將受限制,無法獲得投標資格,國土、房地產管理部門也將停止辦理產權轉移、權屬變更等手續。本案被執行人涉案多起,在履行法律義務時存在拖延情況。法院訴訟誠信體系運行之后,該公司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主動聯系執行法院并及時將本公司作為直接債務人的兩起案件履行完畢。

來源:中國法院網 責任編輯:郭楠

李某與上海松東百味佳餐飲經營管理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執行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與上海松東百味佳餐飲經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味佳餐飲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松江區法院)判決百味佳餐飲公司給付李某貨款90100元。

判決生效后,百味佳餐飲公司未履行生效判決所確定的義務,李某向松江區法院申請執行。執行法院向百味佳餐飲公司送達執行通知,該公司法定代表人郝某到法院聲稱公司經營困難,希望法院暫緩執行。執行法院通過上海法院協助執行網絡對百味佳餐飲公司的財產狀況進行了調查,未發現有價值的財產線索。但在實地走訪時,執行法院發現該公司賓客滿座,生意火爆,法官隨機走訪了幾名客人,他們都表示是在網上團購的套餐,價廉物美。執行法院隨即封存了該公司的賬冊,并進行了更深入調查,發現該餐飲公司在上海市松江區小有名氣,其最大的業務量來自于網上團購,占到其全部業務量的80%左右。

執行法院為敦促百味佳餐飲公司履行義務,結合其經營特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可以通過媒體公布被執行人不履行義務信息的規定,依法在上海法院互聯網“陽光執行”平臺、上海市松江區的《松江報》等媒體上將其未履行法院判決的失信行為予以曝光,并在該公司幾個連鎖門店的顯著位置張貼其未履行生效判決的公告,讓其目標客戶——網民知悉其失信行為。一開始,百味佳餐飲公司對執行法院曝光其未履行義務的失信行為并不在意。但其后不到半個月,該公司多次致電執行法院,表示認識到不履行義務的錯誤,但確實一時難以全額支付所欠債務,將爭取與申請執行人李某協商還款事宜,請求撤銷曝光其失信行為的措施。經調查,自從執行法院對百味佳餐飲公司未履行法院判決的行為通過網絡、報紙、公告等形式予以曝光后,該消息迅速傳播,導致該公司業務量直線下降。對于百味佳餐飲公司提出的撤銷曝光其失信行為的請求,執行法院告知其在未履行判決所確定的義務之前,撤銷不誠信信息于法無據,不予支持。懾于曝光失信行為的威力,百味佳餐飲公司與申請執行人李某達成了執行和解協議,約定還款方案,通過分期履行的方式將全部錢款支付給了申請執行人李某,執行法院也依法撤銷了對百味佳餐飲公司所采取的曝光措施,案件得以順利執結。

(二)典型意義

執行法院抓住商家重視商業信譽的特點,通過互聯網、報刊、公告等途徑對其未履行法院判決的行為予以曝光,促使被執行人通過與申請執行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的途徑履行生效判決所確定的義務,使得案件得以順利執結。

來源:中國法院網 責任編輯:郭楠 浙江某建設公司所涉40余起合同糾紛執行案

(一)基本案情

2007至2009年間,被執行人浙江某建設公司在浙江省杭州、臺州、湖州、金華、舟山等地法院有40余件案件未履行,涉及標的金額共計2600多萬元。這些案件的案由包括買賣合同糾紛、建設工程承包合同糾紛、承攬合同糾紛、租賃合同糾紛等。

在執行過程中,被執行人認為這些糾紛引起的債務應由各地的項目經營部或項目經理個人承擔,項目經營部與公司總部之間財務獨立,公司總部不應承擔履行義務,因而態度消極,對調查財產等很少配合。2009年3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浙江高院)執行局與浙江省信用中心建立了聯建共享省公共聯合征信平臺的工作機制,浙江高院通過全省法院執行案件管理系統將全省各級法院所有超過3個月未實際執結的案件信息提取出來,包括被執行人姓名(單位名稱、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證號碼(組織機構代碼)、住址、未履行金額、案號、執行法院等信息,分別形成個人和單位未履行生效裁判失信信息數據庫,交省信用中心導入省聯合公共征信平臺,在信用浙江網上予以公開,供社會各界開放查詢,并應用于金融、招投標和政府監管等領域,促進信用聯防獎懲機制的形成。該建筑公司的上述40余起案件均在公布之列,形成40多條失信記錄。

根據浙江省在重點建設工程招投標領域應用企業信用報告的有關規定,建筑施工企業參與重點工程招投標都必須提供由信用評級機構作出的企業信用報告,對信用等級沒有達到一定條件的,取消投標資格。而根據此項規定,只要在信用浙江網上有兩條失信記錄的,企業的信用評級就會下調,喪失投標資格。

執行失信信息被公布之后,該被執行人在建筑企業資質評定和工程招投標上受到嚴重影響。為改善自身信用情況,從2010年2月份起,該被執行人主動到各執行法院尋求履行辦法,通過督促項目部負責人積極籌款履行義務、余額由公司總部劃撥資金墊付等辦法,到年底全部履行了債務。不僅如此,該公司還從中總結汲取教訓,采取措施加強風險管控,取得了涉訴糾紛逐年下降的良好效果。

(二)典型意義

法院通過與信用中心聯建共享公共聯合征信平臺,形成失信信息數據庫,在網上予以公開,供社會各界開放查詢。本案中,被執行人因失信信息被公布導致其信用評級較低,在建筑企業資質評定和工程招投標上受到嚴重影響。為改善自身信用狀況,被執行人主動履行了清償義務。

來源:中國法院網 責任編輯:郭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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