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懲處強度及其相關因素分析

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懲處強度及其相關因素分析——基于1 60例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分析。

2013-08-14

一、引言

自從2008年9月“三聚氰胺事件”發生以后，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國家打擊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的力度也不斷加強。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發布了《關于依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的通知》，明確指出，將“始終把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擺在突出位置，始終保持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動的高壓態勢”，并要求各級法院“高度重視、審慎審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避免重罪輕判”。2011年，最高法院再次發布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加大力度，依法從重處罰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與此對應，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頻頻發生：“雙匯瘦肉精”、“地溝油”、“上海染色饅頭”、“牛肉膏”每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現都在社會上引來軒然大波，不斷動搖著消費者對于食品安全的信心。根據最高法院統計，2008年以來，全國法院審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案件數量和生效判決人數大幅上升。2011年，全國法院受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案件367件，審結333件，較2010年增長180%，判決人數410人，較2010年增長153%。④目前，多數針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從法理學的視角闡釋對犯罪行為應當設置的刑事處罰規制（田禾，2009；牙韓選，2011；劉仁文，2012）。而很少有研究在犯罪案件的基礎上說明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懲處力度。實證性研究的缺乏很可能導致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宏觀判斷出現偏差，不利于有效地預防和打擊食品安全犯罪。

分析犯罪行為發生的影響因素也一直是經濟學、法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交叉研究熱點。一個普遍的共識是：當犯罪行為獲取的預期收益帶來的正效用大于預期懲罰帶來的負效用時，犯罪行為發生（Becker，G.S.，1968；Polinsky，A.M.&Shavell，S.，1984）。犯罪成本通常包含了刑事處罰、罰金和名譽損失等。然而，由于數據資料的缺乏，尚沒有研究分析食品安全犯罪的行為決定或影響因素。那么，在食品安全問題備受重視和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我國針對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動懲處強度究竟如何，是否“不斷加強”？對食品安全犯罪的懲處強度又與哪些因素相關？本文在收集了160例食品安全犯罪審結判決書的基礎上，通過描述統計和推斷統計的方法分析上述問題。①相關案例資料來源于“北大法寶”司法案例數據庫和中國法院網案例庫。案例搜尋主要依據案由與關鍵詞進行。首先選擇了“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②”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全部案例，并根據是否涉及食品安全問題選擇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經營罪”等案由中的部分案例。隨后，刪除部分資料過于缺失的案件，共收集160例有效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

以下，本文第二部分簡單說明我國《刑法》規定的針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不同罪名及其刑事處罰強度，第三部分在案例基礎上描述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懲處強度，第四部分分析不同因素與懲處強度之間的相關關系，第五部分進行總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我國食品安全犯罪懲處的法律依據

我國《刑法》針對食品生產經營者規定了兩則直接的食品安全犯罪：（1）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2）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這兩個罪名都歸屬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

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是指違反國家食品安全監管法規的規定，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行為。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違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規，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為。

此外，與食品生產經營者相關的食品安全犯罪還包括：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非法經營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歸屬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的行為。

非法經營罪歸屬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的擾亂市場秩序罪，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歸屬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決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與之相當的危險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①

《刑法》對上述主要食品安全犯罪的相關處罰如表1所示。

三、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的懲處強度

從罪名來看，我國絕大多數食品安全犯罪的判處罪名為直接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如圖1所示④，約68%的案件判處罪名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約11%的案件判處罪名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此外，“非法經營罪”的案件比例約為8%，“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案件比例約為6%，“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比例僅有約1%。

從刑事責任的判刑期分布來看，絕大多數食品安全犯罪的判刑期較短。如圖2所示，判刑期在1年以內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共74例，占總案例數量的46.3%；從2年到5年刑期的案例數量遞減；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比例約為2.9%；無期徒刑和死刑的案件僅有4.1%。此外，根據筆者統計，在所有案例中，對食品安全犯罪主犯判處緩刑的案例共38例，約占案例總數的23%。

由表1可知，我國《刑法》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判刑期的規定在“3年”和“5年”處存在截斷點。由圖2可知，刑期5年以內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例數量隨刑期的增長而減少，刑期5年以上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例數量也隨刑期的增長而減少。據此可以判斷，在《刑法》規定的自由量刑區間內，目前，對我國食品安全犯罪采取的處罰程度普遍偏輕，主要集中在自由量刑區間的較低量刑區。

通過不同年份之間的比較可知，盡管我國近年來審結的食品安全案件數量快速增長，然而，平均判刑期卻呈下降趨勢。由于2008年以前的案例數量相對較少，可能僅有重特大案例才會作為典型案例進入數據庫。但盡管如此，從2010年至2012年問，我國審結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判刑期明顯遞減，且標準差也在

逐步減??；即刑事處罰強度呈明顯的下降趨勢。

從民事處罰的強度來看，案例庫中共有154起食品安全犯罪案例追究了民事責任，占刑事處罰案例數的96.25%。對食品安全犯罪主體的民事處罰強度主要集中在5萬元以下的水平。如圖3所示，處罰5千元以下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比例約為37%，處罰5千到5萬元之間的案件比例約為42%，處罰30萬元以上的案件比例約為7%。

進一步分析食品安全犯罪案例中不同性質處罰的關系，結果如表3所示。首先，罪名與消費者刑事處罰強度之間顯著地不相獨立，說明不同罪名下對犯罪主體的刑事處罰強度具有顯著差異。由交叉分析的結果可以判斷，在直接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下，對犯罪主體的判刑期通常比較短，約50%的案例中，判刑期均在1年以內；而其他罪名下，對食品安全犯罪主體的判刑期則相對較長。

從刑事處罰與罰金的分析結果來看，交叉分析的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而相關分析的結果并不顯著，說明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并非線性相關。而從總體上判斷，刑事處罰強度越低的案例中，民事處罰強度也越低。為了進一步判斷刑事處罰與民事處罰之間的相關關系，分別在不同罪名下對兩者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根據表4中的分析結果可知，在所有的單項罪名下，對食品安全犯罪主體的判刑期與罰金都在1%或5%的統計水平上呈高度的線性相關，且相關系數較高。由此說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處罰與民事處罰之間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這與《刑法》的處罰規定相一致。

從刑期長短與是否緩刑的分析結果來看，兩者也顯著的不相獨立。根據交叉分析的結果，判刑期較短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例中，判緩刑的比例也相對較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刑期長短與是否緩刑從處罰強度上存在正相關的關系。

四、我國食品安全犯罪懲處強度的相關因素

分別從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主體特征、犯罪對象特征、犯罪危害特征和審判過程特征幾個維度分析不同特征因素與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處罰強度之間的相關性。其交叉分析和相關分析的結果如表5所示。

從犯罪主體特征來看，性別因素與刑事處罰的強度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男性與女性的刑事處罰強度呈現明顯的趨同性。年齡與刑事處罰的強度顯著相關，但未表現出線性的相關關系。根據交叉分析的結果來看，針對30歲以下和50歲以上的罪犯，判刑期相對較短；而年齡介于30歲和50歲之間的罪犯，判刑期相對較長。犯罪人數與刑事處罰強度之間存在高度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犯罪人數越多，判刑期越長。上述結論說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處罰針對中年罪犯和團伙作案的罪犯處罰強度更高。

從犯罪對象特征來看，食品供應鏈中的犯罪環節與刑事處罰的強度沒有明顯的相關性，但比較生產環節和銷售環節來看，針對生產環節犯罪的刑事處罰強度弱于銷售環節犯罪。食品對象與刑事處罰強度顯著的不相獨立，相關性主要表現為：針對肉禽類和水產品類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處罰強度相對弱于糧食類、豆類和乳類食品安全犯罪。犯罪主體的非法獲利與刑事處罰強度之間具有高度的正相關性，非法獲利越多，刑事處罰的強度也越強。

從犯罪危害的特征來看，凡造成消費者中毒或死亡的食品安全犯罪，其判刑期顯著地高于其他食品安全犯罪。造成消費者中毒或死亡的案例通常屬于《刑法》中規定的“情節嚴重”或“情節特別嚴重”，因此，相應的處罰強度都會較高。

從審判過程的特征來看，犯罪故意與刑事處罰強度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這可能是由于絕大多數食品安全犯罪都表現為犯罪主體“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本文的案例庫中，僅有9例食品安全犯罪不存在犯罪故意。由二審終審的食品安全犯罪，其對犯罪主體刑事處罰強度顯著高于由一審終審的案例。此外，具有自首情節或者在審判過程中具有認罪、悔罪情節的案例，其刑事處罰強度顯著的弱于無該類情節的案例。

此外，媒體具有相關報道的案例，其刑事處罰強度顯著高于沒有媒體報道的案例。由于媒體通常傾向于報導重大食品安全案件，因此不能確定媒體報導是否會影響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處罰強度。

進一步分析民事處罰與犯罪違法所得之間的關系。我國《刑法》在不同的罪名下具體規定了針對附帶民事責任的處罰金額。例如，對于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刑法》規定“并處或單處銷售金額50%以上2倍以下罰金”等。此類的罰金規定以“銷售金額”或“違法所得”為裁量基礎。從經濟學意義上講，“銷售金額”或“違法所得”均屬于“總收入”的概念，不屬于“利潤”的概念。然而，犯罪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往往通過權衡犯罪收益與犯罪成本決定是否發生犯罪行為；其中，“銷售金額”和“違法所得”并不代表犯罪收益，而只有“違法獲利”才能代表犯罪收益。

從“銷售金額”和“違法所得”的角度考慮，對所有食品安全犯罪的罰金判決都必然在《刑法》規定的量刑范圍內，本文不再詳細討論。表6中，本文針對有“非法獲利”數據的相關案例進行了統計，并比較其罰金與獲利的關系。

從表6統計的16個案件來看，在所有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中，罰金額度都顯著地高于非法獲利。但罰金與獲利的比值在不同的案件中表現出了高度的差異。在部分案件中，這一比值超過了100，超過50%的案件中這一比值小于4，甚至在個別案例中這～比重不足2。也就是說，僅就民事處罰而言，如果偵破并且立案的比率為25%的話，就會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案件實際上其犯罪的期望收益將大于犯罪懲罰帶來的預期成本。

上述結論意味著，在犯罪行為被偵破的概率既定時，犯罪主體在進行犯罪的成本收益比較時面f臨著較高的不確定性。犯罪主體為了避免這種不確定性，必然會對犯罪行為進行逆向選擇。結合《刑法》對罰金數額的規定，針對利潤率較高的食品安全犯罪，獲利與罰金的比值可能遠遠高于偵破率，犯罪行為就是有利可圖的；反之，針對利潤率較低的食品安全犯罪，獲利與罰金的比值則可能遠遠小于偵破率，犯罪行為就無利可圖。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160例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判決書基礎上，描述統計了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處罰與民事處罰強度，重點討論了刑事與民事處罰強度之間的關系以及懲處強度與犯罪主體特征、對象特征、危害特征和審判過程特征的相關關系。根據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目前，我國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處罰強度普遍偏低。首先，在《刑法》規定的自由量刑區間內，絕大多數的食品安全犯罪處罰集中在自由量刑區間的較低量刑區；將近50%的案例判刑期在1年以內。其次，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犯罪的判刑期呈明顯的下降趨勢；2010年審結的案例平均判刑期為2.42年，2011年為2.30年，2012年則僅有2.10年。

2.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處罰強度與民事處罰強度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就特征因素而言，針對中年罪犯和團伙作案的罪犯處罰強度相對較高；針對肉禽及水產類食品和生產環節發生的食品安全犯罪的處罰強度較低；非法獲利越多的犯罪處罰強度越高；造成消費者中毒和死亡的犯罪處罰強度更高。由二審終審的犯罪判刑期高于由一審終審的犯罪；有自首情節或審判過程中有認罪、悔罪情節的犯罪判刑期相對較短；媒體報與判刑期顯著的正相關。

3.相對于犯罪的非法營利，對食品安全犯罪附帶民事處罰的力度過輕。有超過96%的案件附帶追究了民事責任，處罰5千元以下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比例約為37%，處罰5千到5萬元之間的案件比例約為42%。罰金與獲利的比值在不同的案例中表現出了高度的差異。僅就民事處罰而言，多數案件的犯罪期望收益大于民事處罰帶來的預期成本。

根據本文以上結論，可以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出臺新的司法解釋，切實加強對食品安全犯罪主體的刑事處罰強度。

雖然從立法的角度，我們已經對食品安全犯罪規定了較為嚴厲的刑事處罰強度，但是司法實踐的統計分析表明，我國對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處罰從總體上看呈現出偏低的傾向。因此，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應該通過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的辦法，指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審判，切實加大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擊力

度。司法機關應當加強對審結案例的調查分析，從而對審判工作依法作出修正和調整；在此基礎上，切實加強對食品安全犯罪主體的刑事處罰強度，避免重罪輕判。

2.以“非法獲利”為基礎，修正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民事處罰的司法解釋。

《刑法》基于“銷售金額”或“違法所得”設定罰金的規定雖然在操作層面上簡單易行，但不僅會導致對犯罪行為的判罰缺乏科學性，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激勵犯罪主體有選擇地發生投機性犯罪行為。針對利潤率較高的食品安全犯罪，獲利與罰金的比值可能遠遠高于偵破率，犯罪行為就是有利可圖的；反之，針對利潤率較低的食品安全犯罪，獲利與罰金的比值則可能遠遠小于偵破率，犯罪行為就無利可圖。

因此，針對食品安全犯罪的民事處罰的司法解釋，應當基于犯罪“非法獲利”的偵破數據進行修正，不能僅僅考慮食品安全犯罪的“銷售金額”，還要根據食品安全犯罪可能獲得暴利的特殊情況，盡可能地考慮“非法獲利”的數額，以保證處罰金額與“非法獲利”之間具有相對穩定的比值關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得食品安全犯罪成為無利可圖的行為。

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全世文 曾寅初 來源： 《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年第4期

第二篇：食品安全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食品安全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摘要]各類食品安全事件頻發，探究食品安全影響因素，并具體探究事物本質，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方面?？傮w來說，制約食品安全的因素主要有種植養殖遺留食物安全隱患、食品經營者敗德行為、消費者消費心理以及政府監管失效等。

[關鍵詞]食品安全;消費;監管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24-0321-01

一、種植養殖遺留食物安全隱患

在產品種植和養殖過程中，易遺留食品安全隱患。不難理解，在種植養殖過程中，人為或者非人為的使食物攜帶對人體，易給人造成健康或者亞健康的傷害，引發的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食品安全問題不可忽視。在種植過程中，農戶為經濟利益，使用廉價催熟劑和有毒有害的肥料，將農產品快速催熟。一些打著有機食品、綠色食品招牌的農戶或者不法商販，公然濫用催熟劑，這對消費者的健康造成潛在威脅和影響。比如廉價的“座果靈”就可以催熟大量的果實，而催熟劑是國家允許生產的一種植物生長調節劑，如若使用不當，則很可能對人體造成健康威脅。比如過量使用催熟劑，就會使有毒物質殘留在果實中，食用后對人體造成健康隱患。

在養殖環節，抗生素濫用導致的食品安全問題并不少見。然而畜牧行業抗生素的使用增加的趨勢比較明顯，豬、雞鴨、奶牛等大型養殖場抗生素的使用都比較普遍。因為現代養殖業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為了快速培育出體積大的豬禽等，需要供給大量的蛋白質，這就需要給豬禽等動物注射抗生素，以防動物生病。簡而言之，養殖場為了快速牟利，減少成本，就在動物飼養過程中使用抗生素，引致細菌產生耐藥性，這種耐藥性隨即通過環境、食用養殖的動物肉制品等方式傳播至人體，從而給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帶來危害。

二、食品經營者敗德行為加大食品安全風險

截至2015年12月末，全國規模以上食品企業僅僅有3.9萬余家，中小型食品企業特別多，有些企業雖然取得了生產和經營許可，但質量差，有的企業違法經營成本較低，存在較大的安全風險。而在食品生產環節的食品安全風險是不可低估的，但是，由于目前對于中小企業的監管仍存在粗放性特點，對于違法企業的懲罰力度不夠，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自律性對于確保食品安全供給就顯得尤為關鍵。而現實情況是，很多食品企業，特別是小型食品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感，遵守《食品安全法》意識薄弱，未切實將食品安全擺在生產經營的第一位，公然生產經營不符合國家標準的假劣食品。這種食品經營者的敗德行為加大了食品安全風險。在鄉村，食品經營者就更傾向于經營品質低劣的食品，以低價銷售，這也在農村形成了良好的市場供求狀態。塑料米、老鼠羊肉串、化學豆腐、甲醛鴨血、摻假蜂蜜、被污染的瓶裝水、爛米粉、瘦肉精等假劣食品，曾經長期被消費者食用，食品經營者為了個人私利，在明知假劣食品對人體會存在潛在安全風險的情況下，仍然制售這樣的食品，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有些黑心廠商地址比較隱蔽，也存在一定的流動性，對其監管存在較大難度。

三、消費者消費心理與消費過程影響食品安全

消費者消費心理使食品安全問題的存在成為常態。普通消費者在無法辨別食品安全性的情況下，存在購買廉價食品的傾向。特別是在農村，農民食品安全意識薄弱，缺乏食品安全知識，對“三無”食品不但不抗拒，而是圖便宜，更無暇了解食品法律法規和食品衛生知識。盡管如今網絡、電視等媒體宣傳食品安全知識，相關部門也對農村食品安全亂象進行了整治，關閉了一批農村違法食品小型企業和小作坊然而，農村食品安全問題依然很嚴重。

消費者消費過程中維權越來越難。史上最嚴食品安全法的出臺，表面上是對消費者的維權越來越有利，但實際情況是，消費者因為取證和食品檢測難以攻克技術難題，無法有效維權。比如對于食品中非法添加的情況，消費者維權需要找到相關專業機構進行鑒定，一旦鑒定結果是食品不存在安全問題，那么消費者就會增加了維權成本。加上在消費者維權過程中，經營者沒有舉證責任，在消費者維權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維權就很難實現。

四、監管失效與監管盲區并存影響食品安全效果

長期以來，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實行多頭管理模式，多頭交叉的管理格局必然導致全責錯位、資源配置低，而新的監管體制并不能在短期內很好地調整各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受舊體制的制約，人員、權限、機構等各要素的調整和優化也難以一步到位。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在實際的監管過程中的監管失效。目前，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決定了食品安全監管中存在著分段監管，各個部門各負其責實際上就暴露出食品安全監管過程的漏洞和監管盲區。各監管部門各管一段也容易造成其職能錯位，進而造成監管盲區。這種分段監管的模式最終導致整個監管失效。特別是在廣大農村，隨著網絡的普及，農村在享受發達的現代網絡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同時承擔著由此帶來的不安全風險。網絡食品安全監管這一塊原本就屬于較薄弱環節，山寨食品更是在農村泛濫成災。囿于監管資源有限，農村食品安全取證難，對其監管更是難上加難?？偟膩碚f，監管體制的不完善，監管力量薄弱以及監管能力差導致監管失效的現象經常存在。這是影響食品安全的比較關鍵的因素之一。

針對以上影響食品安全的因素，擬通過加強政府監管、培養企業社會責任、消費者個人消費維權以及加強社會監督等角度，保障食品安全。具體來說，監管要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無縫監管，在種植過程的監管應該強化;針對性消費者維權難的問題，有關部門應為消費者提供取證和食品安全監測等服務;企業要自覺尚德守法，主動承擔主體責任，樹立良好相信，打造精良品牌，供給優質產品;消費者維護自身健康權益，消費過程中應有主動保留維權證據的意識;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監督，特別是要針對農村監管盲區，加強社會監管力度，以逐步實現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格局。

本文作為遼寧社科規劃基金一般項目：“遼寧省食品安全管理現狀及對策研究”（編號：L14BGL022）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

王淑娟（1979―），女，遼寧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公共經濟、公共管理。

第三篇：我國食品安全現狀分析

我國食品安全現狀分析

摘要：食品安全目前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本文簡要介紹了我國目前食品安全的基本情況，并分析了產生食品安全問題的原因，提出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定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預警預報機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社會信用體系、食品安全標準體系，改善檢測設備，提高檢測能力，確保我國食品的安全。

關鍵詞：食品安全；對策措施

食品安全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關系到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到政府和國家的形象。食品安全已成為衡量人民生活質量、社會管理水平和國家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加強和完善我國的食品安全體系建設，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l我國食品安全的現狀

1.1食品安全的內涵

對于食品安全的概念，學術界至今尚末形成一個明確而統一的定義。美國學者Jones曾建議把食品的安全區分為絕對安全和相對安全。其中，絕對安全是指確保不可能因食用某種食品而危及健康或造成傷害的一種承諾。相對安全被定義為一種食物或成分在合理食用和正常食量的情況下不會導致對人體健康損害的實際確定性［1］。199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食品安全界定為“對食品按其原定用途進行制作、食用時不會使消費者健康受到損害的一種擔?！?。從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國際社會對“食品安全”已經基本形成如下共識：是指食品（食物）的種植、養殖、加工、包裝、貯藏、運輸、銷售、消費等活動符合國家強制標準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損害或威脅人體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質以導致消費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費者及其后代的隱患。我國法律將食品安全的基本要求規定為：食品應當無毒、無害，符合人體必需的營養要求，具有相應的色、香、味、形等感官性狀［2］。

1.2我國食品安全存在的問題

近幾年，雖然我國不斷加大食品安全的監管力度，但“從農田到餐桌”的食品產業鏈條依然危機四伏。衛生部的統計數據表明，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更趨嚴重，頻頻見諸媒體和走進公眾視野的如廣東“毒大米”案件、“瘦肉精”豬肉中毒事件、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蘇丹紅一號事件”等。此外，涉及到因食品添加違禁物質造成的食物中毒事件時有發生。當前我國食品安全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在種植、養殖等生產環節污染問題嚴重。我國農產品生產多以農戶為單位，由于農村技術水平整體較低，在單純追求高產量、低成本的觀念趨使下，違規使用農藥和違禁藥物現象較常見。二是加工領域安全狀況不容樂觀。我國食品生產企業多、規模偏小，在目前100多萬家食品企業中約70%是10人以下的家庭作坊式企業，大多缺乏生產合格食品的必備條件［3］。而相對較具規模的食品企業，由于體制等多種原因，在質量管理、產品開發、市場經營等方面觀念滯后，產品質量不容樂觀。三是食品流通領域秩序混亂。全國食品經營企業大多為個體工商戶，缺乏必要的食品儲運設施，缺乏有效的安全檢測手段和質量控制措施，使造假者有機可乘，甚至有些不法企業貪圖私利，蓄意出售過期或變質食品［4］。

1.3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原因分析

我國食品安全形勢日益嚴峻，其原因是多方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法律監管體系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目前我國在食品安全領域的立法包括《產品質量法》、《農業法》、《商檢法》等近20部法律、40余部行政法規、150余個部頒規章、幾千個食品標準，已初步形成一個由國家、部門、行業和地方制定頒發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

規章制度體系。但因我國實行分段立法，法律法規條款相對分散，單個法律法規調整范圍較窄，一些法律規定比較原則和寬泛，缺乏清晰準確的定義和限制，留下執法空隙；對同一食品安全問題根據不同的法律法規處理結果差別較大。

二是食品安全監管缺乏威懾力。目前我國對于違反食品衛生規定而導致食品安全問題的處罰力度不夠，缺乏應有的威懾力。例如在《食品衛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生產經營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責令停止生產經營，銷毀導致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一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顯然，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極其嚴厲的懲罰力度甚至傾家蕩產的違法成本而言，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的威懾力多么的微不足道。正因如此，我國制假售假之風屢禁不止，低劣產品充斥市場。

三是食品安全監管部門職能不清，監管不力。由于食品安全的監管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到的相關政府部門多、范圍廣。我國目前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監管部門有農業部、衛生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等，但各個部門之間職能交叉、職責不清，甚至有的相掣肘，造成食品安全監管乏力和監管資源分散，沒有形成合力，也沒有建立起長效監管機制。另外越權執法、違規執法、消極執法、執政不作為等，嚴重影響了監督管理的執法效果。

四是食品安全標準技術含量低、不統一、不完善。據統計，我國共有食品標準約3500項，其中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標準約2600多項，已基本形成了一個由基礎標準、產品標準、行為標準、檢驗方法標準等組成的較為完善的食品監督管理標準體系，但這些標準還沒有真正充分發揮作用。原因在于一是標準分散于多個部門，使食品安全標準既有交叉重復，又有空白。二是標準不配套，不僅表現在標準個體之間，更表現在從生產到流通過程中。三是標準技術含量低，特別是與國際現行標準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國家標準只有40%等同或等效采用國際標準，行業標準更是只有14.63%［5］，覆蓋面遠遠不夠。

2國外食品安全體系建設的經驗［6～9］

2.1建立適合本國特點的食品安全監管模式，推行“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管理

食品安全監管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多行業、多領域、多環節，需要建立分工合理、制度嚴明、管理協調和發展配套的管理體制，實現“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管理與控制。從目前情況來看，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在通行的國際規則下，已經建立了一套適合本國特點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體系。例如美國，負責食品安全管理的機構主要有三個，一是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主要負責除肉類和家禽產品外美國國內和進口的食品安全；二是農業部（USDA），主要負責肉類、家禽及相關產品和蛋類加工產品的監管；三是國家環境保護署（FPA），主要監管飲用水和殺蟲劑。此外為加強各機構之間的協調與配合，美國還先后成立了“食品傳染疾病發生反應協調組”和總統食品安全委員會。

2.2注重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強化食品安全信用管理

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是世界各國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根本保障。為此，各國政府都高度重視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把加強立法、嚴格執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強化食品安全信用管理。一是加強立法，如美國既有《聯邦食品、藥物和化妝品法》、《食品質量保護法》等綜合性法規，也有《聯邦肉類檢查法》、《禽產品檢查法》等非常具體的專門性法律，這些法律法規幾乎覆蓋了所有食品；二是嚴格執法，在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食品安全的違法者不僅要承擔對受害者的民事賠償，而且還要受到刑事制裁。通過這些嚴厲措施，確保

有關法令、標準能得到嚴格遵守。三是強化信用管理。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建立了食品安全信用檔案，對食品安全情況進行跟蹤監測，逐步形成優勝劣汰的機制和嚴格的食品質量安全承諾和召回制度。

2.3不斷完善標準、檢測與危險性評價體系，加強對食品安全的監督檢查

當前，世界各國政府普遍重視完善食品安全標準、檢測與評價體系，以此加強對食品安全的監督檢查。一是不斷制定和完善食品質量標準，把基于健康保護為目的的食品安全標準作為標準化戰略的重點領域。二是通過投入巨資研制大型精密檢測儀器，開發快速檢測方法，建立嚴格的檢驗檢測體系。如在農藥殘留檢測方面，美國FDA的多殘留方法可檢測360多種農藥，德國可檢測325種農藥，加拿大可檢測251種農藥。三是建立危險性評價體系，加強監督檢查，確保有關法令、標準得到嚴格遵守。

2.4重視食品安全預防措施，強調食品安全管理的公開性和透明度

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多數國家都強調對風險的全面防范與管理，并充分保障公眾對食品安全狀況的知情權。一方面強化對食品中是否含有對人類健康不利因素的研究，分析可能帶來風險因素的特征與性質、影響范圍、時間、人群和程度，并采取各種措施來防范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另一方面通過增強食品安全管理的公開性和透明程度，讓社會公眾參與其中，可使相關制度更加完善、管理更為有效，同時也能增強公眾對食品安全管理的信心。3完善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的對策措施

3.1制定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

根據我國的現行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情況，可考慮制定完整統一的《食品安全法》，盡快出臺和完善其它相關法律法規，同時對現有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進行認真清理、補充和完善，將散存于各法律法規中有關食品安全的內容加以整合，盡可能減少和避免立法上的相互沖突，解決法律體系的混亂，保持法制的統一性和完整性。《食品安全法》應當成為食品安全基本法，確立起我國食品安全的基本原則、基本制度、基本體制?；驹瓌t可以包括：食品生產經營企業對食品安全承擔首要責任的原則；充分依靠科技不斷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原則；廣泛開展食品安全國際交流與合作原則；以監管為中心，監幫促相結合的原則等?；倔w制可包括：綜合監管與具體監管相結合的體制，部門執法與綜合執法相結合的體制等?；局贫劝◤霓r田到餐桌全過程的各項重要制度。總之，《食品安全法》應當體現公正與效率價值目標的統一，權利與權力辯證關系的有機互動，監管與服務基本要素的合理配置。

3.2健全食品安全標準體系，改善檢測設備，提高檢測能力

一是健全食品安全標準體系。盡快彌補我國食品安全標準不規范、不夠嚴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并參照《國際食品法典》，從食品安全的全程監控著手，把標準和規程落實在食品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完善食品質量標準體系，及時清理和修訂過時的農業標準，抓緊制定急需的食品質量標準，積極采用國際標準，加快與國際標準接軌。

二是加快認證體系建設。將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的認證工作納入法制軌道，明確各類認證的法律地位，理順相互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積極推行GMP（良好農業規范）、HACCP（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體系認證。

三是改善檢測設備。加大資金投入，積極引進和研制先進的檢測設備，努力縮小與發達國家在檢驗檢疫硬件方面的差距。

四是提高檢測能力。盡快建立獨立的、公正的、權威的食品安全公共實驗室，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科學的、嚴謹的技術支撐。要提高食品安全領域的科技水平，重點在關鍵檢測技術、危險性評估技術、關鍵控制技術和食品安全標準等方面組織科技攻關研究。

3.3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預警預報機制

根據我國目前食品安全的嚴峻現勢，政府應通過建立快速高效的預警預報體系，以確保局勢得到控制。一是建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機制。通過啟動食品安全風險評價體系建設工作，就風險評估技術及有關數據資料與發達國家加強交流，及時獲取來自其他國家的危險性評價資料。并就我國一些具有特色的食品加工技術、影響因素開展前瞻的食品安全風險評價，以便對可能出現的食品安全事故做出及時有效的預報和處置。二是建立統一協調的食品安全信息平臺。通過建立統一協調的食品安全信息平臺，實現互聯互通和資源共享，逐步形成統一、科學的食品安全信息評估和預警預報指標體系，及時研究分析食品安全形勢，對食品安全事故和隱患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整治、早解決，把突發的、潛在的食品安全風險降到最小，以全面提升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的效率。

3.4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社會信用體系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健全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信用體系”，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曾經提出“要增強全社會的信用意識，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在這兩個大背景下，我國食品安全的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是大勢所趨。國務院提出，從2003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建立起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食品安全社會信用體系是以完善的食品安全社會信用制度為保障，以真實的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為基礎，以科學的食品安全信用風險分析為依據，以公正的食品安全信用服務機構為依托，以食品安全問題記錄為重要參考而形成的信用評估評級、信用報告、信用披露等企業外部食品安全信用管理體系。我國應當加緊在質檢總局的統一安排下，建立起以企業質量檔案為基礎的較為完善的質量信用監管體系，以及包括查詢系統、評價系統和反饋系統等科學的服務系統，以促進我國食品市場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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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雜志，2005，3.

第四篇：影響燒結礦強度的因素分析及改進措施

燒結礦強度攻關組

燒結強度攻關分析

一、影響燒結礦強度的因素分析

1、燒結礦中FeO含量：過高直接還原增加，過低強度不好；碳高時容易還原生成FeO，形成強度很好但還原性很差的鐵橄欖石和鈣鐵橄欖石，因此生產時既要保證有一定的還原性，又要保證機械強度。

2、燒結礦化學成份：MgO、Al2O3的影響。

3、燒結混合料混勻程度：圓筒混合機中的三種運動狀態——翻動、滾動、滑動，其中滑動對混料是沒有效果的，需要控制；混合后碳粒的存在形式有三種——被礦粉包裹在中心形成的顆粒、與礦粉一起包裹在核表面形成的顆粒、單獨存在的顆粒，因此要防止

燒結礦強度攻關組

狀，具有一定的強度但發脆，此種物質還原性很差。該物質生成溫度高，需配碳也多，也起燒結燃燒帶變寬，阻力增大，影響燒結機臺時產量提高。同時由于生成溫度高，因而燃料消耗也多，據日本試驗和生產的經驗數據統計，燒結礦FeO 增減1%，影響固體燃料消耗增減2~5kg/t。對高爐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根據生產統計數據和經驗數據表明，FeO 波動1%，影響高爐焦比1~1.5%，影響產1~1.5%。因此在保證燒結礦強度的情況下，應盡量降低燒結礦FeO?，F在我國重點廠燒結礦FeO在10%左右，有個別廠達到7%。

三、攻關措施

1）、提高熔劑和燃料質量，對保供焦粉篩加強檢查，焦粉量進行控制，保證粒度，這是保證燒好燒透的基礎。2）、穩定混合料固定碳，及時調整碳。

3）、控制返礦平衡，減小混合料水碳波動，建立制度，加強考核。

4）、提高配料準確性：進行配料計算培訓，加強配料指導；加強計量檢查，采用跑盤檢驗并記錄；加強礦和焦粉水份的檢測（根據天氣變化）。5）、穩定燒結礦堿度在1.6~1.8間。

6）、在保證機械強度的基礎上，降低FeO含量，控制合理的FeO在8~12間。7）、分析研究燒結礦自然粉化的原因。8）、進一步加強打水制粒，改進燒結工藝。

第五篇：老年人犯罪與精神障礙的相關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探討老年人犯罪與精神障礙的相關因素； 方法對北京市安康醫院十年間司法鑒定中

有關老年人犯罪的39件案例進行總結分析； 結果老年人犯罪年齡集中在60-69歲之間，男性多于女性，以文化程度和社會層次偏低的人群為主，諸多復雜的社會心理因素對老年人犯罪起著重要的影響。在本組殺

人案件中，尤為突出的是受嫉妒

妄想支配的犯罪動機。鑒定診斷與國外報道不符； 結論加強對老年人的監護更為重要。

【關鍵詞】老年人，犯罪，司法鑒定

【中圖分類號】13919．3；r749．1 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9297(2003)01—0047—0

3the interrelate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lict of the aged and mental disorder．zhu ming-xia，beijing ankang

hospital，10005

5【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terrelated factor associated with delict of the aged and mental disor—

der． method 39 judicial cas(~related delict of the aged in recent decade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in beijing

an kang hospita1． result criminals age was largely at 60～ 69 years old person．the male was more than the fe—

male．the n~jority of them was in the state of 1ow educated level and social leve1．it has important effect that multi

—complicated social psychological problem to crime in the aged ．in homicide case group，the crime motivation were

mainly controlled by envy an d deliria。the critical diagnosis is different from alien reports． conclusion it is im—

po rtan t to strengthen guard the aged ．

【key words】the aged，crime，judicial expertise

老齡是當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世界人口中

老年人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加，愈來愈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發

展的一個因素。隨著社會老齡化的進展，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已逐漸受到重視，老年人的異常心理因素影響導致的肇

事肇禍行為的問題也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因此準確科

學地認識老年人犯罪與精神障礙的關系是一重大課題。我國衛生統計規定70歲以上為老年，但過去和退休年齡尚為

60歲，故我們即將前期老年合并，從60歲開始統計分析。

我院自1989年至1999年10年間共接受涉及精神疾病鑒

定中有關老年人的案件39例，占司法精神醫學鑒定總數的1。57％。本文試通過司法精神醫學鑒定中遇到的老年人違

法犯罪與精神障礙的相關問題，探討老年人犯罪的社會、心

理特點以及與精神疾病的關系。

資料與分析

1．研究對象的年齡分布：最小6o歲，最大85歲，平均

66。13歲。

各年齡段分布：60～69歲30人，70～79歲7人，80歲

以上2人。

2．研究對象的性別差異：男性25例，女性14例，男：女

：1．78：1。(見表1)

表1 性別與案情的關系

table l relation of sex and case detail

此表顯示殺人者以男性居多，擾亂社會治安者女性稍多?；橐鰻顩r：已婚24例，喪偶13例，離婚2例。文化程度與職業分布(見表2)：

表2 文化程度與職業分布

table 2 degree ofeducationan d occupations

按職業統計，以農民17例居首位，占43．60％，其次是

· 48-

工人12例，占30．77％，無業人員僅占7．6％

。按文化程度

劃分，小學和文盲共30例，占76．92％，高中以上文化僅占

5．13％。

5．家庭及社會背景：既往為農民或無業者多數閑居家

中，原有職業者亦皆退休在家，未謀取新的職業。

家庭居住狀況：獨居者9人，占23．08％，與配偶同住

14人，占35．90％，兩代同住10人，占25．64％

，三代以上同

住6人，占15．38％。

6．案發前應激事件：與家人吵架15例，占38．44％，鄰

里糾紛6例，占15．38％，被打4例，占10．26％，親人受到

傷害3例，占7．69％，親人死亡2例，占5．13％，飲酒1例，占2．56％。

7．案由與精神疾病診斷的關系(見表3)

由表3可見以擾亂社會治安案居多，計16例，占41．

03％。殺人案其次，計13例，占33．33％。其中患有精神分

裂癥10例，占25．64％，腦器質性精神障礙8例，占20．

51％，老年性精神病6例，占15．38％，癔癥、顱腦外傷性精

神障礙、偏執性精神病及人格障礙各3例，各占7．69％，神

經癥2例，占5．13％，情感性精神障礙1例，占2．56％。

8．案由與犯罪動機(主導精神癥狀)的關系(見表4)

表3 與精神疾病診斷的關系

table 3 relations of e_~se main points and mental

disorder diagnose

疾病 殺人盜竊強奸傷害詐騙縱火簍 萎總計

表4 與犯罪動機i主導精神癥狀)的關系

table 4 relation of case main points an d crime motive

動 機 殺人盜竊強奸傷害詐騙縱火鍪

210

0

0

o

0

0

0

338

0

o

i6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3年第1o卷(第1期)

由表中可見，被害妄想13例，居首位，其次是嫉妒妄

想、幻覺、關系妄想。

9．疾病診斷與責任能力的評定見下表：(見表5)

表5 疾病診斷與責任能力的評定

table 5 mental disorder diagnose an d criminal respo nsibility

1o．醫法學評價：鑒定結論中無責任能力24例，限定責

任能力9例，完全責任能力6例。其中精神分裂癥7例處

于疾病發作期，直接受病理癥狀支配，評定為無責任能力，3例處于不全緩解期，為限定責任能力者。腦器質性精神障

礙6例受病態思維影響，為無責任能力，2例無辨認障礙，行

為時控制能力減低，評定為限定責任能力。6例老年性精

神病和3例偏執性精神病患者皆受病理性思維支配，存在辨認障礙，屬于無責任能力范疇。1例癔癥患者處于妄想

狀態實施違法行為，無責任能力，2例為現實動機的行為，則具有責任能力。人格障礙者的行為沖動，影響控制能力的則為限定責任能力。2例神經癥患者實施盜竊行為是正

常動機作案，有完全責任能力。1例情感性精神障礙者實

施縱火時處于疾病期，評定為無責任能力。顱腦外傷性精

神障礙患者，其中2例表現為控制能力減低，評定為限定責

任能力。

討論

本資料以60歲以上的老年人犯罪為研究對象，符合入

組標準的39例，占同期鑒定案例總數的1．57％，他們的年

齡集中在60~69歲之間，年齡越大犯罪率越低，筆者認為

老年人由于機體衰老及腦功能的衰退，各種生理功能及軀

體狀況減退，反應事物能力差，活動能力遲鈍后，會影響精

神疾病的活躍程度，對其實施違法行為有所限制的緣故。

本組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男性以暴力犯罪居多，而女

性以擾亂社會治安為主，顯示出性別的差異性。從職業上

看，犯罪以農民和工人等社會層次偏低的人群較多，占74．

37％，文化程度以小學和文盲為主，占76．92％。與國外

roser_l j等報道相符。在39件案例中，離婚和喪偶15人。占

38．46％，合并各種軀體障礙者24例，占61．54％，39例犯

罪時皆無業或退職閑賦，案發前伴有應激事件31例，占79．

49％，他們的家庭背景往往是獨居或數代同居，家庭成員關

系緊張，諸多復雜因素影響著老年人的思維、情感和處理問

題的方法。

外源性不良因素常造成老年人的孤獨與寂寞，個人經

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會影響到他們的價值觀，一種無用或不

法律與醫學雜志2003年第10卷(第1期)

參與社會活動的感覺會進一步加強老年人的悲觀和若有所

失的情緒；內源性因素，如老年人喪失了活動能力和臟器功

能的衰退可造成抑郁和顯著的多疑，伴有衰老本身的許多

模糊的難以協調的感覺，意識到身體狀況的萎縮、時間流逝的迅速以及死亡臨近等，呈恐懼擔憂，這是發生于老年人身

上最常見的因素。

由于老年人適應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減退，固執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對意外應激反應耐受性差，極易促發或誘發精神疾患，進而會發生系列的暴力行為。

由此可見，上述因素在本組人犯罪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在39例案例中，從犯罪種類上看，刑事案件23例，占

58．97％，依次為殺人、盜竊、縱火、詐騙，而據yors ton[2j報

道依次為性犯罪、盜竊、兇殺，并且認為老年人由于體弱多

病或不能得到兇器導致兇殺率低，大約占犯罪類型的1％

～ 4％。本文殺人占犯罪類型的33．33％，與其報道相差懸

殊。主要見于精神分裂癥、腦器質性精神障礙和老年性精

神病，12例殺人行為受精神癥狀支配(嫉妒妄想10例，被害

妄想2例)。需要著重指出的是老年人的殺人行為中由嫉

妒妄想直接支配較為突出，由于老年人本身性欲的減低，也

使其敏感性增加，是為病理性動機影響下的行為；民事案件

以擾亂社會治安尤為突出，是影響正常社會秩序的一種不

· 49 ·

良因素。精神分裂癥、腦器質性精神障礙、顱腦外傷性精神

障礙、人格障礙及偏執性精神病各3例，幻覺、被害妄想、嫉

妒妄想是主導癥狀。從診斷來看，國外報道老年人犯罪依

次為癡呆、精神分裂癥、抑郁癥、酒精中毒、人格障礙，而本

組研究報告卻是精神分裂癥占首位，其次是腦器質性精神

障礙、老年性精神病，無一例癡呆、酒精中毒及抑郁癥患者，偏執性精神病及人格障礙各3例，這可能與本院接受民事

鑒定相對較少有關。

我們發現在上述精神病人中，有相當一部分病人的家

屬并不了解他們的病情，已患病數年卻不曾診治，有的雖然

經過治療，但是不系統、不正規，導致疾病久治不愈；有的病

人無人看管，這些情況都是老年人發生肇事肇禍行為的潛

在隱患。故而加強對老年人的監護，減少應激因素，早發

現、早診斷、早治療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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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2002—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