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規則的修改和完善

新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規則的修改和完善

時間：2012-08-03 作者：湯旭

來源：正義網

【內容摘要】新刑訴法對證據制度進行了八個方面的補充和完善。主要包括:證據的概念和種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刑事訴訟與行政執法銜接、證人出庭作證、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等。本文圍繞以上八方面內容結合司法實踐進行深入領會和探討。

【關鍵詞】新刑訴法 證據制度 修改完善

此次刑訴法修訂既體現了公正、高效司法體制改革的成果,又反映了先進司法理念及我國國情,既處理了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又對社會反應強烈的一些問題予以回應。此次修訂對現行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作了重要補充和完善。對證據的修訂是其中一個亮點。

新刑訴法濃墨重彩地對證據制度進行了八個方面的補充和完善。主要包括:證據的概念和種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刑事訴訟與行政執法銜接、證人出庭作證、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等。

一、新刑訴法完善了證據的概念和種類

1、修改了證據的概念。舊法將證據定義為“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新法將證據概念修改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后者比前者少了“真實”二字,并將“事實”替換為“材料”。相比而言,舊概念較注重客觀真實,而新概念不僅注重客觀真實,更加注重法律真實。證據是證明信息與證明載體的有機統一,舊概念將證據也視為“事實”,容易與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相混淆,新概念用“材料”來定義證據,更準確也更客觀。也更能提示證據內容真實,來源及形式合法的要求。

2、調整了證據的種類。在舊法規定七種法定證據種類的基礎上,新法將舊法的“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增加了“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以及“電子數據”等法定證據種類。

(1)新刑訴法將舊法規定的“鑒定結論”,調整為“鑒定意見”,僅有兩字之差,但意義重大。這要求我們在辦案中要克服迷信心理、強化證據審查意識,對鑒定材料形式和內容的合法性一并進行審查。鑒定過程和鑒定意見既科學又合法的鑒定材料方可作為審查逮捕的依據。

(2)由于舊法未規定辨認筆錄屬于何種證據種類,在此前的審查逮捕工作中,我們把辨認筆錄作為書證予以審查。新刑訴法明確其獨立的法定證據種類的地位后,我們不僅要審查其內容是否合法,也要審查其制作途徑和制作形式是否合法,包括審查辨認筆錄上是否有兩名辦案人及一名見證人簽字,犯罪嫌疑人本人是否簽字。作為審查辨認筆錄客觀性的依據,可以要求公安機關在帶領犯罪嫌疑人指認現場,指認同案犯時予以同步錄音錄像并隨卷一并提請批準逮捕。

(3)“電子數據”作為證據使用時,應當附有關于制作過程的文字說明及關于其來源的說 1 明,并由制作人簽名或者蓋章。在審查此類證據時要注重審查其時間是否連續,內容有無刪節。對于時間連續,內容客觀完整,由偵查人員或者行政執法人員依法制作的電子材料方可作為定案根據。

二、新刑訴法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一是實體性規則,主要是對非法證據特別是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

1.突出非法言詞證據——非法證據,除了非法言詞證據,還有非法實物證據。現有司法解釋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有原則規定,非法實物證據情況復雜,難以作出一概禁止的一般性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定》主要是對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操作規程作出了規范。

2.是突出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非法言詞證據包括實體違法,如以刑訊逼供取得口供;程序違法,如偵查人員違反規定單人取證。對于程序違法取得的言詞證據,實踐中一般均應補正、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第1條、第2條明確規定,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屬于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

二是程序性規則,主要是對排除非法證據問題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包括具體審查、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對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明標準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問題。

1.程序啟動——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被告人有權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2.法庭初步審查——程序啟動后,法庭應當進行審查。合議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可以直接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調查;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則由公訴人對取證的合法性舉證。

3、控方證明——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4、雙方質證——公訴人舉證后,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5、法庭處理——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問題作出裁定:如公訴人的證明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法庭確認該供述的合法性,準許當庭宣讀、質證;否則,法庭對該供述予以排除,不作為定案的根據。

三、確立刑事案件檢察機關的舉證責任

從原刑訴法和規定(二)規定可以看出,刑事案件的證明責任分擔有三,一是人民檢察院負有證明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即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案件,必須達到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二是自訴案件的自訴人應當對控訴承擔證明責任。自訴案件中,自訴人處于原告的地位,獨立地承擔控訴職責,對自己提出的控訴主張依法 2 應當承擔證明責任。三是例外情況下,嫌疑人、被告人承擔應當承擔的提出證據的責任。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被告人對明顯超過合法收入的那部分財產的證明責任。兩高三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二))規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認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非法取得的證明責任,由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承擔。筆者認為例外的情況,實際上被告人對自己主張、辯解的證明,不能認為是刑事案件證明責任的承擔。

新刑訴法規定了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舉證責任的確立,對于刑事訴訟的公正合法有著深遠的影響,有效地舉證是質證、認證最后進行判決的關鍵,對于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司法實踐中,應注重舉證的相應內容,為打擊違法犯罪做好保障。

四、尊重保障人權,不得強迫自證有罪

新刑訴法將“尊者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證據制度中,也不例外地貫穿這一原則,明確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這一修改符合刑訴法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充分貫穿尊重和保障人權,要求嚴格依法取證,賦予嫌疑人選擇權,不得強迫自證有罪。從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訊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保護嫌疑人的合法權益與人格尊嚴,維護司法公正。

五、實現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證據的對接、商業秘密、個人隱私證據的保密

新刑訴法強化了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和商業秘密、個人隱私證據的保密,規定了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證據的對接,明確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一規定有利于行政案件涉案人行為的進一步認定,有效節約司法資源,保證行政違法人員涉嫌犯罪時的及時打擊,實踐中,關鍵應注意此種證據收集時的合法性與公正性。同時,新刑訴增加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證據的保密,對在證據收集過程中,商業秘密、個人隱私證據的保密,不僅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更有利于公民人權的保障。

六、修改事實認定標準

原刑訴法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明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規定(一)對犯罪事實的“確實、充分”標準做了具體的解釋,其中一點是“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為唯一結論”。但按照證據裁判原則,案件事實是根據證據所認定的事實。由于證據信息的局限性,以及受事實認定者的影響,其結果很難不會出現認識誤差。同時案件事實是一種“過去的事實”,無論是當事人運用證據論證案件事實,還是法官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都不能復原案件的本來事實,其結果只能是一種蓋然性、可能性,而非完全確定。

新刑訴法對偵查終結、提起公訴、作出有罪判決,均規定了“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把“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認定“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條件之一,將“確實、充分”具體規定為:“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每一個定案的證據均已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是基于證據裁判原則的考慮和嚴格掌握這一標準,有利于公檢法機關在辦案中準確把握證明標準,正確處理案件。

七、補充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原刑事訴訟法規定禁止非法收集證據,但具體內容沒有規定。規定(二)對非法證據規則做了明確具體的規定。新刑訴法增加了五條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做了補充完善,包含以下幾點:

(一)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范圍。承繼規定(二)的規定,采取有限的排除,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對書證、物證的排除則由“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修改為“取得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對其他證據的排除未作出規定,筆者認為,其他證據符合這兩項規定的內容,也應當予以排除。新刑訴法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后才能作為定案根據,本身就凸現了證據的合法性意義。

(二)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規定。

1、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申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定。規定(二)規定了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前、庭審中、法庭辯論結束前的對非法供述排除的程序啟動權,在庭審中對非法取得的未到庭證人的書面證言、未到庭被害人的書面陳述排除的程序啟動權。

新刑訴法增加了“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規定了當事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有權申請法院排除非法證據,同時,還具有向檢察院控告的權利,這從多渠道賦予當事人方的非法證據排除啟動權。

2、檢察院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檢察院對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啟動權,一是接到報案、控告、舉報,二是檢察院在辦案中自身發現。該規定,進一步強化和擴展了審查起訴環節的偵查監督權,對非法證據的調查核實權、一般情節的糾正意見權,嚴重情節的追究刑事責任權。

3、法院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規定。法院對非法證據的程序啟動權,一是當事人及其辯護人、代理人有權申請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二是在庭審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應當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規定了庭審中控辯審三方各自的職責,一是當事人方在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時的提供線索或材料的義務。二是在法庭調查過程中,人民檢察院對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證明責任。三是法院的最終處理權。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以上規定,規范了訴訟參與人、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各自的職責和義務,創新了檢察院對非法證據的監督方式,賦予人民法院對非法證據排除的最終決定權,有利檢察院和法院正確行駛職權,保證案件處理環節的“兩個獨立權”,充分保障訴訟參與人合法權益,保障案件公平的處理,最大程度地杜絕錯案的發生。

(三)規定現有證據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處理。新刑訴法承繼了規定(一)、(二)的規定,更詳細規定現有證據不能證明收集的合法性時有關的偵查人員或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的規定,一是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二是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三是有關的偵查人員或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該規定充分體現了證據合法性重要地位的確認和對證據合法性源頭的把關,為確保案件的公平、公正,從源頭上防止冤假錯案開辟了新的途徑,更是為辦鐵案的一個創新。

(四)非法證據的處理。規定(一)中規定,未出庭作證證人的書面證言、被害人陳述出現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無證據印證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規定(二)中,規定了非法言詞證據不能作為檢察機關批準逮捕、審查起訴、審判機關定案的根據。非法的書證、物證,不能作為審判機關定案的根據。

新刑訴法則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應當排除的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該規定,確立了偵查機關(部門)也有非法證據排除的義務,從源頭上規范非法證據的排除,排除范圍更為寬廣。

八、強化證人作證機制

原刑訴法規定了證人有作證的義務,證人證言在法庭上的質證,這表明從原則上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是又規定了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等,應當當庭宣讀。規定(一)規定了人民法院應當通知證人出庭的情形,“一是人民檢察院、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該證人證言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二是人民法院認為其他應當出庭作證的”。但又規定“經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證證人的書面證言經質證無法確認的,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上述規定,導致了實踐中證人不出庭是慣例,出庭成了特例,使證人出庭制度幾乎成了虛設。

新刑訴法在證據制度中,著重從證人的安全保護和出庭費用保障方面,強化了證人作證機制。

(一)規定了證人的安全保護。一是特別規定四類特殊案件,證人的安全保障問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二是公檢法三機關所應采取的保護措施,(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四)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五)其他必要的措施。三是證人及其近親屬向公檢法三機關的請求保護權。四是公檢法三機關采取保護措施時,有關單位和個人的配合義務。

(二)規定了出庭費用的保障措施。證人因履行出庭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予以補助,應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完整、可操作的證人保護、保障機制,將充分調動證人作證的積極性,解除證人的后顧之憂,解決出庭難,有利于對違法犯罪的及時打擊。

證據是刑事訴訟的基礎和靈魂,沒有證據,就沒有刑事訴訟。***同志在實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座談會上講話時指出:“要強化證據意識,保證刑事案件辦理質量。”在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中,證據問題貫穿了整個刑事訴訟制度和程序。這不僅反映了立法者的證據意識,同時也給刑事訴訟的所有參與者提出了要求,即參與刑事訴訟必須有證據意識。作為一種理性自覺,證據意識要求檢察機關能夠正確認識證據的本質及其訴訟價值,并能夠自覺運用證據認定事實和履行職責。

(作者系安徽省鳳臺縣檢察院副檢察長)5

第二篇：對新刑事訴訟法的主要修改完善內容的解讀

對新刑事訴訟法的主要修改完善內容的解讀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

鐘道春 目 錄

第一章 刑訴法修改的意義及其給政法工作帶來的影響

一、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大意義

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對政法工作的影響

三、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主要內容與亮點 第二章 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 第三章 刑事辯護制度

一、刑事辯護制度

二、法律援助制度 第四章 強制措施

一、完善取保候審

二、完善監視居住

三、進一步完善傳喚、拘傳措施

四、完善逮捕、拘留措施

五、完善對羈押期限屆滿變更強制措施的法律規定，加強對在押人員羈押必要性的定期審查，解決超期羈押問題 第五章 完善證據制度

一、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和公檢法三機關對非法證據的排除義務

二、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便于法庭審理操作

三、明確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

四、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

五、明確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第六章 偵查措施

一、技術偵查措施

二、完善人身檢查和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措施 第七章 審判程序

一、公訴案件第一審程序

二、第二審程序

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四、審理期限

第八章 刑事審判特別程序

一、增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

二、設置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四、置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 第九章 貫徹實施修好后的刑事訴訟法的幾點意見、建議

對新刑事訴訟法的主要修改完善內容的解讀

（2012年8月15日在全省法律援助業務培訓班上的學習課件）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 鐘道春

第一章 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意義及給政法工作帶來的影響

一、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大意義

刑事訴訟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被稱為保障人權的“小憲法”、“應用憲法”, “憲法適用法”或“動態的憲法”,是規范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規則。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新的刑事訴訟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進行過一次修訂，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訴法修改 幅度很大，修改內容涉及到100多處，修改比例超過總條文的50%，其中增、刪、改條文共計149條，增加條文66條，修改條文82條，刪除條文1條。修正后的條文總數從原來的225條增加到290條，修改內容還涉及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程序等，增加規定特別程序，增加了新的編、章、節，可以說是一次“大修”。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指導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堅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二是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三是堅持著力解決在懲治犯罪與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總的來說，刑訴法修改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立足國情，與時俱進，適應新形勢下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的需要，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主要是貫徹落實中共中央2008年19號文件《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認真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回應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關切，著力解決在懲治犯罪與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充分彰顯了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巨大成就，是一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發展和健全完善，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進程中的一件大事。對于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樹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對政法工作的影響

此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對政法工作的影響重大而且深遠。其修改內容涵蓋了刑事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刑事訴訟證據制度、刑事訴訟起訴和法律監督制度、刑事訴訟審判制度、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特別程序、涉外刑事案件審判程序、審理期限等刑事訴訟的各個領域。基本體現了以司法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本質要求，遵循了刑事訴訟應當圍繞司法審判進行的客觀規律。這一系列的重大修改為刑事執法工作的有序開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為進一步提高刑事執法的質量與效率、更加充分地發揮政法各辦案部門的職能作用奠定了重要的立法根基，為實現刑事司法公正和落實人權保障要求，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同時，新刑事訴訟法對刑事執法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增加了一些新任務，帶來了一些急需研究解決的新問題。如：

1、對偵查機關的權力范圍、行為方式、偵查期限等重要權限作了新的嚴格的規定，強調“證據定案”意識和證據裁判原則，突出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利的保護，嚴格和規范執法程序；

2、把強化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列為一個重點,加強對刑事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力度；

3、強化和完善辯護制度，擴大了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規定對特殊類型的罪犯實行社區矯正，增加了監獄收監執行的對象范圍；

4、改進和完善審判制度，設立庭前會議制度、限制發回重審、非法證據排除、擴大二審開庭范圍、強化庭審功能、申訴啟動再審、啟動刑事特別程序、中止審理制 度（第二百條）、延長審限制度（第二百零二條）等。

可以說，政法機關作為重要的實施主體，正確貫徹實施好新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更加有效地懲罰犯罪，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推動刑事執法工作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當然，新刑事訴訟法也還存在以下缺陷：除立法技術外，對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制度、高級法院復核死緩案件程序等沒有作出規范，對公訴審查程序沒有完善，案件分流機制不通暢等。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內容非常豐富，亮點紛呈，創新良多，也由于篇幅所限，本課件主要著重對此次刑訴法修改主要的幾個方面的內容進行解讀和探討（對死刑復核程序、執行程序、再審程序不作解讀）。由于本人學力未逮、研究欠深，借鑒參考有關資料不夠，只能談一些粗淺的意見，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在座的各位領導、專家和同行們批評指正。授課內容所涉及的法律適用問題，以日后公布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為準。

三、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主要內容與亮點 此次刑訴法修改主要涉及十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

二是完善證據制度，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規定刑事證明標準，強化證人出庭和保護制度等；

三是完善強制措施制度，重點完善了逮捕、監視居住的條件、程序和采取強制措施后通知家屬的規定；

四是改革完善辯護制度，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擴大了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

五是適度強化偵查措施，重點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賦予必要的偵查措施，同時，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和監督，防止濫用；

六是完善審判程序，改進第一審、第二審程序、簡易程序，完善了審判程序中的重要環節等；

七是改革死刑復核程序；

八是完善執行程序，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九是完善再審程序；

十是增加規定特別程序，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特定案件和一些特殊情況，規定了特別的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的法條規定更加科學、具體、規范、嚴密,可謂內容博大精深,學習任務十分艱巨繁重。具體來講，此次修改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20個亮點：

1、尊重保障人權寫入刑訴法，許多規定充分體現這一原則；

2、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偵查階段就可以委托辯護人；

3、充分吸收律師法的相關規定，修改完善刑事辯護制度；

4、進一步細化逮捕的法定條件，檢察院審查時可訊問嫌疑人；

5、逮捕后除了無法通知的以外，應在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家屬；

6、單獨規定監視居住適用條件，加強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7、補充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不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8、適當調整簡易程序適用范圍，提高訴訟效率實現繁簡分流；

9、擴大訴訟中法援的適用范圍，進一步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

10、明確二審應開庭審理的范圍，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11、補充完善附帶民事訴訟程序，進一步保障被害人合法權利；

12、五個方面完善審判監督程序，確保案件質量維護司法公正；

13、明確規定證人強制出庭制度，多項措施加大證人保護力度；

14、復核死刑案件可訊問被告人，死刑復核結果應通報最高檢；

15、審理未成年人案有專門程序，未成年人犯罪記錄應當封存；

16、對暴力精神病人可強制醫療，保障公眾安全維護社會和諧；

17、特定范圍公訴案件可以和解，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

18、嚴打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緝一年可以沒收違法所得；

19、刑偵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但應當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 ； 20、強化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進一步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第二章 “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

“尊重和保障人權”于2004年載入憲法，成為我國憲法的一項重要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新刑事訴訟法在程序設置和具體規定中都貫徹了這一憲法原則。新刑事訴訟法 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這是我國第一次在部門法律中載入“尊重與保障人權”的規定，屬于突破性的創新，意義深遠、重大。

1、載入第二條作為刑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任務來規定，對整部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制度和程序均起到提綱挈領的指導作用。

2、既有利于更加充分地體現我國司法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也有利于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貫徹這一憲法原則。

3、必然會帶動其他某些部門法的制定或修改時更加重視貫徹“尊重與保障人權”這一重要憲法原則。

新刑事訴訟法在加強人權保障的指導思想下，在辯護制度、證據制度、強制措施、偵查程序、審判程序等很多制度的設計、修改與完善方面進一步完善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措施。比如完善證據制度，防止刑訊逼供；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完善辯護制度，解決律師在執業中反映強烈的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突出問題；規定訊問時錄音錄像制度、強化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完善死刑復核程序；在保障人權方面加強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強化了檢察機關在人權保障中的作用等規定都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原則。當然，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并非只注重保障人權，忽視打擊犯罪。當前中國社會矛盾凸顯，刑事犯罪形勢嚴峻，人民群眾社會安全感下降。追究犯罪是刑事訴訟基本的、首要的任務。這次修改進一步完善了強制措施和偵查措施，將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措施法律化，明確用技術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規定了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逃匿、死亡的，對其違法所得的財產的沒收程序等，都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并重的立法指導思想。

第三章、刑事辯護制度

刑事辯護是刑事訴訟的基本職能之一，是刑事訴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刑事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核心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四章（法條從來的10條增加到以16條，其中保留5條、修改5條、新增6條）對辯護和代理制度作出了規定，當中包含了辯護制度、代理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三方面內容。本次修法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

一是解決了與律師法有關規定的銜接問題，充分吸收新律師法中關于律師辯護權的相關規定,尤其是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的相關條款，比較好地解決了實踐中刑事辯護制度存在的突出問題如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問題，保證了法 律和司法的統一；

二是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從訴訟制度設計上，保證控辯雙方享有均衡的條件和機會；

三是著重強化了辯護人特別是辯護律師在訴訟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提升律師辯護權的保障水平，促進控辯雙方庭審對抗，為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

說明：鑒于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只是對總則第四章《辯護與代理》中的辯護制度作了完善修改，對代理制度維持原狀不變。故本文對代理制度不作評析。

一、刑事辯護制度

新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辯護制度的具體修改內容主要有：

（一）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身份、責任與權利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把律師介入訴訟提前到偵查階段，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一個很大進步。但是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身份，只是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只能提供法律咨詢，限制了律師應有的作用。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上述規定在內容上有兩點修改：一是明確將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身份定位為“辯護人”，將維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訴訟權 利增加規定到辯護律師的責任中，強調了辯護人不僅要進行實體辯護，也要進行程序辯護，確立了實體辯護與程序辯護并重的思想，有利于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對程序違法行為提出意見，更好地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二是刪除了“證明”二字，進一步明確律師的職責只是提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而非承擔舉證責任，取消了原條文中辯護人要承擔舉證責任的表述。

此外，為了更好地保護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現行法律規定僅限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才有權行使的要求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回避、申請復議的權利也賦予了辯護律師。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要求回避、申請復議。”

2.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作為辯護人享有的權利。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時擁有的權利和可以了解的內容作出了明確規定，這一方面可以防止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對權利的濫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辦案機關對律師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任意約束，有利于確保辯護律師能 12 夠依法履行職責，增強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為律師依法執業提供相應支持與便利的意識。

（二）明確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師的時間和委托方式，解決委托律師難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有權聘請律師，但在立法調研中律師普遍反映，有的辦案機關在“后”字上做文章，將“第一次訊問后”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的時間有的拖得長達幾天、幾周甚至更長時間，使法律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師的權利大打折扣。另外，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羈押，失去人身自由，其辯護權的行使就大打折扣。有的本人要請律師，辦案機關不予轉達；有的其親屬雖然為其聘請了律師，律師要求會見時辦案機關往往說犯罪嫌疑人沒說要請律師或者說本人拒絕請律師，不準會見，嚴重阻礙了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行使。

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階段均享有辯護權，處于羈押狀態對其聘請律師會造成較大影響。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 托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托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托辯護人。”“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于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師作了如下規定：

1.明確“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使犯罪嫌疑人委托辯護人的時間更加明確。

2.明確規定了偵查機關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的法定義務。明確告知義務有助于讓犯罪嫌疑人了解并依法行使好自己的辯護權利。

3.明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其監護人、近親屬可以代為委托辯護人，以有效緩解目前在實踐中反映強烈的犯罪嫌疑人委托辯護律師難的問題。

4.明確規定公檢法機關應當及時轉達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的要求，有助于解決委托律師難問題。

5.對被監視居住的人委托辯護人問題也作出明確規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第三款規定：“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適用本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即犯 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被決定監視居住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

6.明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考慮到偵查活動的特殊性、律師自身的專業性及律師的執業規范和職業道德準則，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明確律師在偵查期間的辯護人地位，有利于保障律師在偵查期間的執業權利。為便于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委托辯護人的情況，保障接受委托的律師依法行使會見權等訴訟權利，第三十三條第四款規定：“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

7.擴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圍。（略，詳情見下文）

（三）明確律師憑“三證”即可要求會見犯罪嫌疑人，解決會見難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律師“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針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難問題，六部委在聯合發布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安排會見”。

法律專家和律師普遍反映，目前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仍然受到諸多限制。具體表現在：第一，很多地方 的偵查機關要求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都須預先提出申請，報偵查機關審批。而偵查機關對于辯護律師提出會見的要求通常都會采取拖延、搪塞的消極態度，主要的理由包括：“案件涉及國家秘密”、“會見有礙偵查”、“辦案人員不在”、“領導出差”、“太忙，過些日子再安排會見”，等等。辦案人員在實踐中將“安排”實際上變為“批準”，能夠在四十八小時內安排會見的只是極少數。第二，現行刑事訴訟法關于“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的批準”的表述，在實踐中也被濫用。一些偵查機關對本不屬于國家秘密的案件仍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橫加限制。第三，一些地方偵查機關在會見時不許律師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有的采取錄音、攝像等監控手段，使律師和犯罪嫌疑人無法正常的交談。第四，有的偵查機關對律師會見的次數、時間等作出諸多限制。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 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適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

本條規定對律師會見權在以下幾個問題上作了明確規定：

1.明確律師憑“三證”即可會見犯罪嫌疑人。2007年修訂的律師法規定了律師憑“三證”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訴訟法吸收了這個內容。本條規定“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法律規定的“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是說看守所安排律師實際見到犯罪嫌疑人的時間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而絕不是像有些地方的辦案機關和人員僅從有利于自己辦案的角度，對法律作歪曲解釋，認為只是要求看守所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作出安排會見的決定，至于實際見到犯罪嫌疑人的時間則有可能是安排在一周后、半月甚至更長的時間之后。

2.刪除了“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的表述，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須經許可的案件范圍作了明確規定。律師會見權雖然重要，但縱觀各國的法律規定，并不是在所有階段對任何性質的案件都可以不加限制的行使。尤其是在近年來反恐形勢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不少國家都呈現出對律師會見限制趨嚴的趨勢。鑒于 目前在實踐中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一些辦案人員對本不屬于國家秘密的案件以案件“涉及國家秘密”為由隨意對會見進行不合理限制，本條規定中刪除了“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這種易引起歧義、實踐中掌握標準又很不一致的模糊字眼，從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懲治腐敗的需要考慮，對辯護人會見犯罪嫌疑人需經過許可的三類特殊案件進行了明確規定，即第三十七條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并且要求偵查機關應當將上述三類案件事先通知看守所。如果看守所沒有接到偵查機關于這三類案件的事先通知，不能以自己認為屬于這三類案件為由拒絕律師會見。除法律明確規定這三類特殊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辯護人會見犯罪嫌疑人無需批準。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律師會見上述三類案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須經許可時間僅限于偵查期間，不是不讓會見，只是需要經過許可。法律作出明確規定，有利于防止羈押場所對于辯護律師行使會見權作出其他不合理限制。

3.明確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律師在不被監聽的條件下會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無所顧慮地向律師談案情，或者談其所受到的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保障律師對于案情有較全面的了解，進而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辯護權的行使，這也是國際司法準則對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要求。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中規定，“在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的人應 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無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得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

考慮到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和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應當經過許可法律已經作了規定，因此，沒有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被監聽規定例外情形。當然，律師會見不被監聽，為律師執業提供了保障，也對律師嚴格遵守法律和職業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辯護律師在執業中不得有法律明確禁止的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隱匿、銷毀、偽造證據或者串供等行為，否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明確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即可查閱、復制、摘抄案卷材料，解決律師閱卷難問題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應當指出的是，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一審草案將律師的閱卷范圍從現行的“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修改為“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正案又進一步修改為“本案的案卷材料”，即本案關于犯罪嫌疑人有罪、無罪的所有案卷材料。法律作這樣的規定有幾方面的考慮：一是案件一旦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意味著偵查活動已經終結，有關證據材料已經被偵查人員 收集在案并加以固定，辯護律師及其他辯護人了解、掌握這些材料對偵查活動已無妨礙；二是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的職責是對辦案機關移送的案件事實、證據、法律以及程序等方面進行客觀、全面的審查，以決定是否對本案提起公訴。讓辯護人查閱案件的所有材料，有助于辯護人從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利益的角度發現案件辦理存在的問題，提出有事實依據的辯護意見，這對于檢察機關對案件作出客觀、公正、正確的審查決定也是有利的；三是對辯護人閱卷范圍作出明確規定，可以防止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對辯護人閱卷作任意限制，對辯護人的閱卷權也是一種保障。

（五）解決律師調查取證難問題

律協提出，律師調查取證在實踐中面臨諸多風險，因而大多不愿或者不敢去調查取證。律師對辦案機關未提交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材料，沒有法律救濟手段。

為了解決公安、檢察機關可能發生的對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材料不提交的問題，保障律師有效行使辯護權，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

同時，為了防止錯案的發生和更加及時、充分地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對辯護人應當告 知公安、檢察機關的證據范圍也作了明確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關于如何規定辯護律師的證據告知義務，有的辦案機關提出，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可以查閱、復制、摘抄全部案卷材料，律師卻只向檢察機關告知少數幾項證據，不平衡。建議明確辯護人應將收集的所有擬向法庭出示的證據都應當向檢察機關出示，并規定辯護人不向檢察機關出示證據的法律后果。對此，一些專家、律師則認為不應規定律師的證據告知義務，擔心有的辦案機關知道律師手中不負刑事責任的相關證據后可能會找相關證人做工作改變有關證據，使律師在法庭的辯護更加困難。

考慮到辯護律師的職責主要是依據法律和事實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對于“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等明顯不應當追究其當事人刑事責任的證據，及時告知公安、檢察機關，不僅有利于盡早解除限制其當事人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使其早日解脫，維護其合法權益，而且也可以使公安、檢察機關及時調整偵查方向，節省有限司法資源。無論對偵查機關、辯護律師還是其當事人，都是有利的，因此，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除此以外的其他證據，辯護人有權不告知上述兩機關。

（六）對辦案機關應當認真聽取律師的辯護意見和將法律文書送達律師從程序上作了明確規定

對已經發生的冤假錯案的研究表明，辦案機關沒有認真聽取律師的辯護意見是造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刑事訴訟中對辦案機關聽取律師意見沒有規定具體程序，缺乏操作性。另外，全國律協反映，現行刑事訴訟法對于辦案機關的告知義務雖然有一些規定，但是對于辯護人如何獲得訴訟文書的問題卻缺乏相應的規定。辯護人在進行辯護活動的過程中，無法得到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的訴訟文書，也無法獲得某些關系刑事訴訟程序變更的訴訟文書，這就導致其無法有效開展辯護活動，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如辦案機關采取一些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的措施或者作出判決裁定時，由于現行法律沒有將法律文書送達律師的規定，有的犯罪人已被交付執行刑罰，律師連判決結果還不知道，使律師很尷尬、被動。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訴訟活動中幾個關鍵的辦案節點對辦案機關應當認真聽取辯護人意見和將法律文書送達辯護律師作了具體規定。其中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在案件偵查終結前，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偵查機關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并記錄在案。辯護律師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第一百六十條：“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并且寫出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并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決定；同時將案件移送情況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第一百七十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并記錄在案。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判后，應當確定合議庭的組成人員，將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十日以前送達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人民法院確定開庭日期后，應當將開庭的時間、地點通知人民檢察院，傳喚當事人，通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傳票和通知書至遲在開庭三日以前送達。公開審判的案件，應當在開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上述活動情形應當寫入筆錄，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簽名。”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宣告判決，一律公開進行。”“當庭宣告判決的，應當在五日以內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定期宣告判決的，應當在宣告后立即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和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判決書應當同時送達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第二百四十條第一款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七）增加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的專門條款

法律專家和律師普遍反映，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了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訴訟權利，但目前在實踐中一些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對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行使法律規定的訴訟權利設置重重障礙，嚴重妨礙司法公正，影響司法公信力。尤其是對辦案機關和辦案人員利用職權阻礙律師依法執業的行為沒有規定法律救濟途徑，使這些違法行為難以得到制止和糾正，建議刑事訴訟法增加保障律師執業的專門條款。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增加了以下規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控告。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或者控告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八）關于律師免除作證義務及例外情形

修改后刑訴法第四十六條肯定了律師有免于作證的權利，并且根據維護國家利益的要求作了一些例外規定：“辯護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有權予以保密。但是，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應當及時告知司法機關。”

根據律師職業的特點和律師法的規定，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不利于其委托人的已經發生的事實情況，要為委托人保 密。但是，本條也規定了一個例外情形：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應當及時告知司法機關。之所以這樣規定，主要是考慮到與律師為不利于其委托人的已經發生的事實情況保密所保護的利益相比，準備或者正在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犯罪所侵害的社會利益更值得保護。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規定律師應當及時告知司法機關。

（九）對辯護人的執業禁止行為進一步修改完善

在修法征求意見過程中，有關部門、專家和社會公眾普遍認為，我國的律師隊伍總體上是好的，但也有少部分律師在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行使辯護權過程中，抱著“收人錢財，替人消災”的錯誤觀念，違背職業道德，幫助當事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妨礙訴訟活動。因此，應當對辯護人的禁止行為作出明確規定。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作了如下規定：“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違反前款規定的，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辯護人是律師的，應當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會。”

上述規定與現行規定相比有以下修改：

1.考慮到證人改變證言的原因比較復雜，有的因為受到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威脅，原先的證言就是假的，使證言回歸真實不一定就是壞事，也未必就是律師引誘的結果，不能與作偽證混為一談。修改后的規定刪除了原條文中的“改變證言”，只保留“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的規定。

2.考慮到辯護律師一旦涉嫌辯護人妨害作證罪，肯定會對偵查機關的正常辦案形成干擾，負責辦理此案的偵查機關對涉嫌犯罪的律師在心理上固有的排斥傾向和前期偵查工作帶有的主觀印象難以保證能客觀全面取證，對涉案律師公正對待。為避免辦理同一案件的偵查機關隨意對辯護人以律師偽證罪立案偵查，保護律師權利和對律師涉嫌偽證罪案件公正處理，同時，也為便于律師協會和律師事務所對律師的管理和維護涉案律師的合法權益，本條增加規定，明確“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辯護人是律師的，應當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會。”這樣規定，有助于防止追究辯護人偽證罪的程序被濫用、律師“被偽證”的情況發生。

在草案討論過程中，有的專家和律師提出，現在一些辦案機關以律師偽證罪抓律師的案件往往發生在律師代理案件后調查取證、為案件辯護過程中，案件事實到底是什么，律師是否偽證在法院作出生效判決以前往往控辯雙方各執一詞，而辦案機關在律師辦案過程中就把律師抓起來使得案件辯護無法進行。建議對 于涉嫌偽證罪的律師，應當等法院對該案審理結束作出判決后才能啟動刑事追究程序。但是經研究，考慮到現實情況很復雜，如果辯護律師實施了法律禁止的幫助證人作偽證的行為，有時情形還很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還讓他繼續履行律師職責，進行所謂辯護活動顯然是不合適的，顯然不利于維護司法公正。在有些情況下，需要馬上就展開偵查。因此，對這個意見沒有采納。

草案在全國征求意見過程中，一些專家和律師提出，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與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的規定涉及律師偽證罪，是對律師的歧視，嚴重影響律師執業，應當刪除。這個意見有些誤解。首先，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威脅證人作偽證等行為，是嚴重妨害刑事訴訟的行為。無論在中國和外國，任何人實施上述行為，構成犯罪的，均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辯護人也不應例外。其次，我國刑法對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等妨害作證行為，除了在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規定對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追究刑事責任外，在第三百零五條、第三零七條中對司法工作人員，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員等訴訟參與人，以及其他案外人有上述行為的，同樣也規定了刑事責任，不存在歧視辯護人問題。另外，考慮到本條在刑事訴訟法“辯護與代理”一節中，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的主體將現行規定的“辯護人”修改為“辯護人和其他任何人”，并沒有專門針對辯護人的意思。

二、法律援助制度 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指導和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必要的法律幫助，以保障其法律權益得以實現的一項法律制度（司法救濟制度）。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目前，法律援助制度已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并作為一項保障公民權利的原則被載入于1966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中。因此建立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民主與法治的重要標志。

法律援助是本次刑事訴訟法修訂的重點之一。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與現行法律規定相比，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法律援助上有以下幾個變化：

一是擴大了法律援助的對象范圍。刑事法律援助可以分為酌定援助和法定援助兩種。此次修改，對上述兩種法律援助的范圍都擴大了。酌定援助方面，由原來公訴人出庭公訴案件中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被告人，擴大到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援助方面，由原來的盲、聾、啞、未成年被告人和可能判處死刑的被告人擴大到具有上述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和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是提前了提供法律援助的訴訟階段。法律援助的時間由現行規定僅限于審判階段提前到了偵查階段，使偵查、審查起訴、審判等整個訴訟階段都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時間大大提前，從而也擴大了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圍和適用范圍。

三是調整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法律援助的律師由現行規定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方式改為兩種，一種是對于酌定援助對象，應當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一種是對于法定援助對象，則根據案件所處的不同訴訟階段由司法機關通知法律援助機構，再由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

這些變化，有利于加強對于特殊群體的法律援助，加強人權保障，也有利于促進法律援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另外，新增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一章中規定了對未成年的法律援助制度。但是修正案對法律援助只是制度上的規定，在實踐中如何落實，需要進一步明確。

問題一：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如何進行判斷？需要在實踐中探索。

問題二：對于死刑二審案件及死刑復核案件的被告人是否屬于“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情形，沒有明確。實踐中，視為屬于“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情形。

問題三：《法律援助條例》規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辯護的案件，人民法院在開庭10日前將指定辯護通知書和起訴書副本或者判決書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供法律援助服務擔任指定辯護人的律師最早也只能在開庭前10日才介入訴訟，方可了解案件相關情況、會見在押的當事人，由于時間短暫開庭在即，律師往往無暇進行充分和必要的準備，從而使辯護流于形式，不能實現最佳的辯護效果，可能無法最大化的保障受援人的合法權利。

第四章 強制措施

（一）完善取保候審

1.進一步明確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擴大適用范圍。清楚地表明取保候審可以作為羈押的替代措施，對于減少羈押有重要作用。

2.進一步完善被取保候審人應當遵守的規定。有利于解決目前在執行中由于對被取保候審人履行的義務不夠具體，監督管理不到位的問題。這些完善，對于及時掌握被取保候審人的行蹤，保證其及時到案和不干擾案件偵查和辦理，保證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具有重要意義。

3.進一步明確取保候審保證金的確定、收取和退還。（略）

（二）完善監視居住

1.明確監視居住主要作為逮捕的替代措施的法律定位、適用范圍和執行機關。考慮到監視居住的特點和實際執行情況，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監視居住定位于逮捕的替代措施，并規定了與取保候審不同的適用條件。

2.對指定監視居住嚴格限制適用范圍，并對通知家屬和檢察院監督作出明確規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適用本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3.完善對被監視居住人的監督手段。

4.明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應當折抵刑期。

（三）進一步完善傳喚、拘傳措施

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飲食和必要的休息時間。”

本條對傳喚、拘傳強制措施進行了以下修改：

1.只有案情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時間方可延長至二十四小時。如果案件不符合上述條件，不得延長傳喚、拘傳的時間。

2.針對實踐中有的辦案機關在傳喚時限期滿時，允許被傳喚人回家，但在回家途中辦案機關又再次送達傳票，搞連續傳喚的情況，本條規定，“不得以連續傳喚、拘傳的形式變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3.為防止辦案人員以法律已將傳喚時間延長至二十四小時為名，對被傳喚、拘傳的人搞疲勞訊問，本條規定，“傳喚、拘傳犯罪嫌疑人，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飲食和必要的休息時間。”

（四）完善逮捕、拘留措施

1.明確了逮捕條件，增加可操作性。實務部門和法律專家普遍認為，當前在逮捕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捕人太多，羈押成為常態，實踐中基本上是夠罪即捕，這種情況與我們黨和國家的少捕政策不符，應當改變，但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與法律規定不完善有密切關系。“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不好掌握，沒有人敢保證放出去都絕對不致危害社會，所以只能是采取保守做法，可捕可不捕的都逮捕。此外，“有逮捕必要的”含義也不清楚，實踐中爭議較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雖作出解釋和規定，也沒有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實踐中許多地方掌握的批捕條件與起訴、定罪的條件相同。公安機關不得不將本來可以在逮捕后開展的偵查工作提前到刑事拘留階段來做，工作壓力很大。這也是造成實踐中普遍延長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甚至出現刑訊逼供等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針對這些問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

（三）可能毀滅、偽

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

（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本條規定刪除了“有逮捕必要的”這樣意思含糊的字眼，并將“社會危險性”的判斷標準細化，使逮捕條件更具可操作性。是否逮捕可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具有實施新的犯罪、干擾訴訟、危害社會秩序等現實危險的；第二種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以上重刑，或者雖然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但有故意犯罪前科或者身份不明的；第三種是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

2.對檢察院審查批捕訊問犯罪嫌疑人作明確規定。3.明確拘留、逮捕后必須立即送看守所羈押和通知家屬。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刪去了逮捕后有礙偵查不通知家屬的例外規定，明確規定，采取逮捕措施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家屬。同時，縮小了拘留后因有礙偵查不通知家屬的范圍，僅限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并規定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后，應當立即通知被拘

留人的家屬。綜合考慮懲治犯罪和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對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況作出嚴格限制，體現了對人權的保障。

4.適當延長檢察院自偵案件的拘留期限。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將檢察機關自偵案件對被拘留人審查批捕的時間由現行的十四日延長到十七日，既基本滿足辦案需要，也符合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相平衡原則。

（五）完善對羈押期限屆滿變更強制措施的法律規定，加強對在押人員羈押必要性的定期審查，解決超期羈押問題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以下幾個問題作了明確規定：

1.明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對凡是羈押期限屆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

2.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辯護人申請變更刑事強制措施的權利，并明確有關機關應當在三日內作出決定。

3.設立對在押人員羈押必要性的定期審查機制。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于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建立對在押人員羈押必要性的定期審查機制，是對現行逮捕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對改變目前一旦批準逮捕，無人過問，一

押到底的狀況有重要意義。這個定期審查機制主要是通過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獲取的在押人員的一些信息，如所犯罪行的性質、情節是否嚴重，犯罪事實是否已經查清，本人對所犯罪行是否有坦白、自首、立功和悔罪情節，是否積極賠償受害人，在本地有無固定居所、工作單位等方面的信息，對其人身危險性作一綜合評估后，決定是否有繼續羈押的必要。人民檢察院定期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既可依法律監督職能或者在偵查機關請求延長逮捕羈押期限時依職權主動進行，也可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及其家屬或者辯護人向檢察機關提出解除、變更羈押措施時被動進行。人民檢察院審查后認為“對于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第五章 關于完善證據制度

證據是嚴格執法、公正辦案的基石。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修改完善證據制度是中央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修改后的刑訴法中對刑事證據制度作了比較全面的規定。此次刑訴法修改，采納了“兩個證據規定”中的重要內容，同時吸收了司法實踐經驗，在已有規定的基礎上豐富了證據種類，首次明確了舉證責任，細化了證明標準，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配套制度，并且強化了證人出庭和保護等制度。

一、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和公檢法三機關對非法證據的排除義務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明確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1）明確了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無條件排除范圍。即“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這里，法律對于應當排除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使用了“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而對證人證言和被害人陳述使用了“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在手段的表述上有所不同。科學界定了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及外延。

（2）謹慎規定對物證、書證的排除條件。《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規定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是限于言詞證據，并未包括實物證據及“毒樹之果”。我國立法機關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實際情況，兼顧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的平衡關系，認為對實物證據和書證的排除應當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物證、書證原則上不應當排除，對需要排除的應當規定嚴格的條件。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實物證據和書證的排除條件作了明確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所謂“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是指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為明顯違法

或者情節嚴重，如果允許辦案人員以這種行為收集證據的話，可能會對司法機關辦案的公正性、權威性以及司法公信力產生嚴重的損害。這一規定有利于遏制當前刑事案件普遍存在的補查、補證多的老大難問題。

（3）明確公檢法機關都負有對非法證據排除的義務，而非法院一家的義務。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就是說，在整個訴訟的過程中，偵查、起訴、審判的各個階段均可以排除非法證據。

二、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便于法庭審理操作 修改后的刑訴法確立了法庭對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啟動模式、非法證據排除的條件、證據要求、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明程度等作了明確規定。

（1）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應當提供相關證據和線索。（2）明確檢察機關對證據收集合法性負有證明責任。

（3）明確檢察機關對非法取證行為的調查權和有權要求公安機關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說明。這體現了加強檢察機關對偵查行為法律監督的迫切要求。

（4）明確偵查人員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的出庭義務。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

以證明。”“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本法條規定了對非法證據的證明方法。針對目前偵查人員普遍不出庭的情況，本條明確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5)明確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法律后果。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三、明確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

刑事證明標準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司法人員運用證據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達到的程度。世界各國對刑事訴訟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有不同的表述，大陸法系國家表述為“內心確信”，英美法系國家表述為“排除合理懷疑”。現行刑事訴訟法對三個訴訟階段規定的證明標準都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針對當前公檢法三機關普遍反映現行刑訴法這一證明標準不夠具體難以掌握，實踐中經常出現認識上的分歧等情況，以及案件“帶病移訴、起訴”的現象，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三條規

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對“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作出具體規定，有利于公檢法機關在辦案中準確把握證明標準，正確辦案，防止錯案。其中，“排除合理懷疑”首次被引入到我國刑訴法證明標準的表述中，體現了與國際通行做法接軌。

四、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

現行刑訴法對證人作證義務的規定過于籠統，對哪些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不出庭的法律后果沒有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率低，導致庭審中的質證、辯論形同虛設，庭審流于形式。

修改后的刑訴法對證人出庭作證作了以下規定：

（1）明確了證人必須出庭的范圍。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案件符合以下三個條件，證人必須出庭：一是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二是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三是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有關證人出庭的規定，由法院裁量證人出庭。

40（2）明確控辯雙方對鑒定意見有異議的，鑒定人必須出庭。針對目前在鑒定制度中存在多頭鑒定、重復鑒定的突出問題，以及“打官司實際是打鑒定”的不正常現象的情況，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三款對鑒定人出庭、鑒定意見的質證、鑒定人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問題都作了明確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3）關于偵查人員作為證人出庭作證問題。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二款明確了警察必須出庭的三個條件：控辯雙方對警察執行職務時目擊的犯罪情況有異議；該犯罪情況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法院認為警察有必要出庭。

（4）明確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作證的法律責任。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的規定，新刑訴法沒有規定對不出庭的證人的刑事責任，而只規定了強制到庭、訓誡和拘留處罰。其原因主要是考慮到我國的文化傳統、公民出庭作證意識和目前證人出庭作證的現狀等情況。

（5）明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拒絕出庭作證的，不采取強制出庭措施。

（6）增加對證人的保護和補貼保障。

五、明確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在實踐中，許多刑事犯罪案件的發現是從行政違法調查入手的。在調查行政違法時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如工商、稅務、監察部門收集的證據，能否直接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目前在實踐中做法不一，有的直接用到刑事訴訟中，有的要求重新取證，經核實后方可作為證據使用。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第二款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第六章 偵查措施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偵查措施，主要體現在增加技術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以賦予必要的偵查措施；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和監督，防止濫用；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等方面。

一、技術偵查措施

新刑訴法將秘密偵查納入進行立法規范，填補了空白。有學者提出，第二篇第二章第八節的名稱“技術偵查措施”用詞不準確，應使用“特殊偵查手段”。理由是本節除內容了規定技術偵查措施的內容外，還規定了秘密偵查、控制下交付。

“技術偵查”，是采取一定的科學技術手段獲得案件信息、證據和緝拿犯罪嫌疑人等偵查行為的總稱。技術偵查措施主要包括秘密錄音、秘密照相、監聽、郵件檢查等。

“秘密偵查”，是與采用技術手段進行竊聽、秘照、監聽的技術偵查措施相對應的另一種特殊偵查手段，主要是公安機關基于偵查的必要性，派出有關人員隱瞞身份進行的偵查活動。其中包括化妝偵查、臥底偵查、誘惑偵查等。

“控制下交付”，是指偵查人員在發現與違禁品有關的犯罪線索或者查獲違禁品后，將違禁品交付行為置于偵查機關的嚴密監控下，以此發現犯罪組織者和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一項特殊偵查手段。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刑事犯罪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犯罪形態的智能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犯罪手段也越來越隱蔽。在偵破許多重特大疑難案件過程中，技術偵查、秘密偵查措施在偵查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技術偵查、秘密偵查在打擊犯罪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隨著法治的完善，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法律對技術偵查、秘密偵查缺乏具體操作性的規定。人民警察法和國家安全法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國家安全機關因偵查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但這類偵查措施從種類、批準程序、適用范圍、使用的原則等，法律均無具體規定，給工作帶來不便，與依法行政和法治的要求也不相符合。

二是技術偵查、秘密偵查措施獲取的證據，不能直接公開作為證據使用，影響打擊犯罪。現行刑事訴訟法未將技術偵查和秘

密偵查措施規定為法定的偵查措施，通過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措施取得的證據，只能作為案件線索使用，或者轉化后才能在法庭上使用。

三是對技術偵查的具體實施缺乏法律規范。鑒于技術偵查措施的使用與法律保障的公民的言論自由、通訊自由和隱私權等法定權利緊密相關，可直接獲取公民個人隱私和有關單位、組織的內幕情況，如使用不當、相關信息處置不當或者用于其他用途，有可能對社會安定或者公民帶來不利影響，產生消極后果。而目前有關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手段，主要依據相關政策和內部文件，其審批和實施都是內部掌握的，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制約，容易導致使用的隨意性，侵犯公民的隱私權等合法權益。

普遍認為，刑事訴訟法應當對技術偵查措施的使用主體、適用范圍、審批程序/取得證據的法律地位以及對通過技術偵查措施所獲取的信息的保密等問題作出明確法律規定，既有利于技術偵查手段的合法使用和偵查活動的開展，也有利于保護公民合法權益。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技術偵查措施作了如下規定： 1.明確技術偵查措施適用的案件范圍、批準程序和執行主體。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公安機關在立案后，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

施。”“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追捕被通緝或者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1）明確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范圍。對技術偵查措施適用的范圍進行嚴格限制是現代法治國家的普遍做法。本條對技術偵查措施適用范圍的限定體現了重罪原則和必要性原則。所謂重罪原則，即技術偵查措施只能適用于法律明文規定的嚴重犯罪。具體來講，就是本條規定的公安機關偵查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和檢察機關負責偵查的“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則體現了必要性原則，是指只有在采用其他偵查手段難以取得證據或者有重大危險時，才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獲取證據。由于使用電子監聽、秘密拍照、秘密錄音錄像等技術偵查手段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因而應當嚴格控制這種手段的適用，以防止任意適用或適用范圍過大而侵犯人權。

除上述案件外，實踐中還有一些犯罪證據已經查明罪該逮捕，或者已被檢察院批準逮捕、法院決定逮捕但本人在逃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早日將其捉拿歸案不僅有利于對他們繩之以法，而且也可使社會公眾免受犯罪威脅。因此本條規定，“追捕被通緝或者批準、決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經過批準，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術偵查措施。”

（2）明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的批準程序和執行機關。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的規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草案在全國征求意見的過程中，不少意見建議將“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進一步明確和具體化。有的建議規定明確“經地級或者省級以上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批準”，否則具體執行時還是不知道應當由誰批準。考慮到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所管轄案件的種類、性質有很大不同，兩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的批準程序也不一樣。長期以來，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實際批準程序一直十分嚴格，遠非“經地級或者省級以上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批準”一句話所能概括得準確。因此，法律對“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沒作具體規定，留由其他規范性文件作具體規定。

考慮到賦予檢察機關決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權力是司法實踐的需要，也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要求，鑒于檢察機關自行立案偵查的案件范圍主要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貪污、賄賂和瀆職犯罪案件，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工作人員，這些犯罪案件的性質與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負責立案偵查的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

利民主權利等犯罪有很大不同，需要特別慎重。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雖然賦予檢察機關有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決定權，但對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具體執行機關，仍然沿用現行的做法，由公安機關或者國家安全機關執行。因此，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這里的“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是指由檢察機關決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后，由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具體執行。

2.明確規定技術偵查措施必須嚴格按照批準的措施種類、適用對象和適用期限執行。技術偵查措施的采取，涉及對公民權利的限制，必須嚴格依法進行。為防止偵查機關對技術偵查措施的濫用，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執行機關對批準的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適用對象不得隨意擴大，對適用期限不得隨意延長。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 批準決定應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確定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和適用對象。批準決定自簽發之日起三個月以內有效。對于不需要繼續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應當及時解除；對于復雜、疑難案件，期限屆滿仍有必要繼續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經過批準，有效期可以延長，每次不得超過三個月。”第一百五十條第一款規定：“采 47 取技術偵查措施，必須嚴格按照批準的措施種類、適用對象和期限執行。”

3.明確偵查人員的保密義務和對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所獲取材料的處理措施。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必然會獲得大量的信息資料，包括國家秘密、企業或者個人的商業秘密以及個人隱私等，這些信息資料關系到國家利益、單位或者個人的經濟利益和個人隱私權的保護。因此，執行技術偵查措施的偵查人員的保密就顯得尤為重要。刑事訴訟法對偵查人員的保密義務和對所獲得的信息材料的的處理措施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應當嚴格執行。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條規定：“……偵查人員對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對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與案件無關的材料，必須及時銷毀。”“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起訴和審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機關依法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并對有關情況予以保密。”

4.對控制下交付等秘密偵查措施作出規定。控制下交付是聯合國禁毒公約、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反腐敗公約規定的一種特殊偵查措施，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使用較多，有的還涉及跨境控制下交付。對此作出明確規定，有利于將秘密偵查措施也納入法制軌道。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可以由有關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但是，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對涉及給付毒品等違禁品或者財物的犯罪活動，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規定實施控制下交付。”

5.明確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目前實踐中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獲取的證據大都通過證據轉換才在訴訟中使用。這個做法是在法律沒作規定，只有相關文件規定技術偵查措施應當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出現的。因為法官、檢察官不能直接接觸到技術偵查獲取的信息，偵查機關只能以各種形式將證據“轉換”使用。這種做法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應當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規定，是有差距的。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將技術偵查措施和秘密偵查措施作為收集證據的合法手段在法律中明確作了規定，并且規定采取這兩種特殊偵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在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在司法實踐中有重要現實意義。考慮到通過秘密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作為證據在訴訟中使用不當可能會危及有關秘密偵查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產生其他嚴重后果，刑事訴訟法對使用此類證據時應當采取保護措施也作了明確規定。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依照本節規定采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

使用該證據可能危及有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產生其他嚴重后果的，應當采取不暴露有關人員身份、技術方法等保護措施，必要的時候，可以由審判人員在庭外對證據進行核實。” 應當指出的是，有許多人對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技術偵查措施表示擔心，認為這樣就使技術偵查措施合法化了，可能會使偵查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時有恃無恐，導致“秘密偵查”盛行。這種擔心是個誤解，是片面的。技術偵查措施不僅中國有，外國也有，而且使用的歷史更長。世界上一些法治國家大多在刑事訴訟法或者其他法律中對技術偵查措施的使用作出規定，目的是將該措施的使用納入法制軌道，防止權力濫用。本次修法針對技術偵查措施在實踐中反映出來的問題，對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范圍、批準程序、執行主體、適用對象和期限、偵查人員的保密義務和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獲取信息材料的處理都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將過去秘密使用的技術偵查措施完全納入到法治的軌道，目的之一是通過法律手段對偵查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進行約束和限制，防止權力濫用。很顯然，對保護公民通信自由、個人隱私等合法權益，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體現了法治的進步。

二、人身檢查和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措施

1.完善人身檢查的規定。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為了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態，可以對人身進行檢查。偵查機關反映，近些年來的偵查實踐已經證明，對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檢查僅限于一些體表特征是遠遠不

第三篇：淺析新刑事訴訟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淺析新刑事訴訟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自我國于1997年頒布了新的刑事訴訟法以來，至今已經有十余年的歷史。在這十幾年中，由于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嚴格意義上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這直接導致了我國司法實務界在對非法證據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夠專業。直到2011年3月，隨著《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出臺，我國終于在刑事訴訟法的層面上確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本文主要針對新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容及其意義等進行闡述。

關鍵詞：新刑事訴訟 非法證據 排除規則

在英美法系確立的證據規則中，最重要的是解決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證據的關聯性，另一個是證據的可采性。英美證據法認為，任何訴訟證據都必須與案件的事實有聯系，但是，具備了關聯性的事實材料未必都能成為案件中得以起訴的證據。從事實材料到訴訟證據，還應該具備可以被采納的效力。因此，證據的可采性通常被稱之為現代證據規則的靈魂。正如美國證據學專家華爾茲教授所說，大多數證據規則都是關于什么應該被接受為證據，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問題。

非法證據的排除，是證據可采性規則中的一個證據排除規則，它的基本含義是指用違反法律規定的方法或手段所獲得的證據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為對犯罪人定罪與量刑的依據。這里所稱的證據，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的陳述等言詞證據，當然還應該包括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所謂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違法方法。

一、對于非法證據應予排除的原因

（一）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法律形象

以違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訊逼供等手段去進行偵查、收集證據、追訴犯罪，這就相當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中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的要求，將會導致刑事訴訟程序喪失應有的客觀公正性，這必將嚴重的損害國家司法機關的聲譽，也不利于保障人權。

（二）使司法辦案人員在收集證據時的主觀心理產生扭曲

在刑事訴訟中，一切與訴訟有關的活動都應當以合法為前提，如果法律不規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證據是非法的應予排除，那么偵查人員在收集證據時，為了盡快破案，或為追求辦案效率，可能會頻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還有的偵查人員認為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對罪犯，就應該打，打了才會說實話。這樣如果長久下去，刑訊逼供就很有可能會成為偵查機關在收集證據時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潛規則。這時，如果沒有法律的有效規制，則必定會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

（三）運用非法證據來定罪，極有可能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

我認為，最近幾年發生的影響比較惡劣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都反映出一個問題，即將使用刑訊逼供等違背犯罪嫌疑人意志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應用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時，即使實體內容再怎么公正，如果程序上違法了，那么必然導致裁判結果的不公正。

關于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查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刑訴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高檢規則》中也有與之相類似的規定。

以上列舉的法律法規都僅僅是規定證據嚴禁使用非法的手段進行收集，但都未規定其程序性制裁的內容。也就是說，由于法律沒有規定非法證據必須予以排除，因此在實務界，違法收集證據仍然普遍存在，非法證據仍然被廣泛采納。直到新刑事訴訟法中第五十四條 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五十五條 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新的刑事訴訟法的出臺，無疑是對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使用刑訊逼供等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體和精神的非法手段說不。這是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上的巨大進步，對我國公民人身權利的規范性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二、新刑事訴訟法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價值

（一）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員非法收集證據的心理動機

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將那些采用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主要指口供）仍作為定案的根據，致使大部分偵查人員都將刑訊逼供作為快速破案的捷徑，從近幾年發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訊方法逼取口供，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甚至成為偵查機關訊問的重要手段之一，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從法律層面明確的宣告了非法取得的證據不可采信，從而可以促進偵查人員轉變舊觀念，并對偵查人員產生一種震懾的效果，使其消除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證據的心理動機，進而通過提高自身素養或增加必須的裝備，盡最大努力去合法的收集證據。

（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實現刑事訴訟雙重目的的需要

刑事訴訟的目的，一個是懲罰犯罪，另一個保障人權。我認為這兩個目的之間具有關聯性。在保障犯罪人合法權益的同時，應使其受到客觀、公正的與其罪行相適應的懲罰。犯罪證據對于確定誰是真正的犯罪人，以及后續的定罪量刑，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如果證據是采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這難免會使證據的真實性大打折扣。這時，采用真實性不高的證據去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很可能會導致冤假錯案的出現，那么這時，又談何保障人權呢？如果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將受到法律的監督與約束，使其必須在合法的范圍內搜集證據，這將使刑罰權的實現過程符合訴訟公正的要求，一個公正的刑事訴訟，也必將會促進人權保障的實現。

（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維護法制統一，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要求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國刑事訴訟法又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這是法律對非法取證行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實踐中仍然允許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的依據，那么就會使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成了一紙空文，這必將嚴重的損害國家法治的統一和尊嚴。另外，我國已經于1988年加入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該公約第15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我國雖然早已批準了這一國際公約，但一直未規定相應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也成為西方國家抨擊我國人權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現在我國刑事法律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是對西方國家批評我國人權保障的最強有力的回擊。同

時，加強對公民人權的保障，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之一。因此，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實行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刑事法律作為治國安邦、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只有在盡可能完備且先進的情況下，才能更好的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維護社會長治久安服務。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刑訊逼供等暴力取證行為的明文禁止，新刑事訴訟法對該規則的確立，對于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約束司法機關的訴訟活動、樹立司法權威、維護司法機關的聲譽，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第四篇：新《刑事訴訟法》主要修改內容解讀

新《刑事訴訟法》主要修改內容解讀

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獲得人大通過。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訴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指導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幾點:一是堅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二是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三是堅持著力解決在懲治犯罪與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適應新形勢下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的需要，著力解決當前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符合我國國情和司法實際，有很多亮點和創新之處，是一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發展和健全完善。這次修改內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憲法原則

本次刑訴法修改一個最突出的亮點，就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刑事訴訟法總則，并在多項具體規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貫徹和體現。這是憲法有規定以來，我國部門法第一次有了人權規定。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刑事訴訟法是規范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法律。刑事訴訟活動是國家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活動，其訴訟過程與訴訟結果均與公民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等基本權利息息相關。此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既要有利于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又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公民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為此，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總則第2條，既有利于彰顯我國司法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貫徹這一憲法原則。

本次刑訴法修改在很多具體訴訟制度和程序規定中都注意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例如，在完善證據制度中，明確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在完善強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條件和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的程序，強調檢察機關在批準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嚴格限制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規定;在完善辯護制度中，明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托辯護人，完善辯護律師會見和閱卷的程序，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在完善偵查程序中，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強化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在完善審判程序中，明確第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完善上訴不加刑原則，規范發回重審制度;在完善執行程序中，增加社區矯正的規定;在增設的特別程序中，設置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等等。

二、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辯護權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

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這意味著在偵查階段，律師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轉為“辯護人”。

犯罪嫌疑人可在偵查階段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這實質上是把過去法律上規定的審查起訴中在檢察院階段能請辯護人，推進到在偵查階段也可請，加強了被告人、嫌疑人的權利保護，增強辯控雙方的對抗性，為律師在訴訟中發揮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同時增加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這樣修改，進一步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師會見閱卷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加強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

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并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這就解決了刑訴法與律師法的銜接問題,保證了法律和司法的統一,同時,也解決了偵查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把律師會見要經過批準的案件只限于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和特別重大的賄賂犯罪這3種案件上，用列舉方式明確了律師會見當事人需批準的情況，增強了實踐中的可操作性。修改有助于公安、檢察機關調整和轉換偵查重點，變“由供到證”為“由證到供”，提高偵破水平。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訂后的律師法擴大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

這些規定有利于解決刑事訴訟中律師所面臨的會見犯罪嫌疑人難、查閱案卷材料難、收集調取證據難“三難”問題。

四、改革偵查程序，健全強制措施

（一）偵查措施等規定

本次刑訴法修改，著重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偵查措施，同時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和監督，防止濫用。其主要內容為:根據偵查取證工作的實際需要，增加規定了口頭傳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適當延長了特別重大復雜案件傳喚、拘傳的時間，增加規定了詢問證人的地點，完善人身檢查的程序，在查詢、凍結的范圍中增加規定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并根據偵查犯罪的實際需要，增加了嚴格規范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一是規定了采取技術偵查技術的情況和嚴格適用程序，二是規定為秘密偵查的使用和注意事項。三是明確控制下交付手段的規定。

這些規定，為司法機關準確、及時懲治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同時，注意了防止有關偵查措施的濫用。

（二）關于強制措施的修改

強制措施對于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作用。本次刑訴法修改重點完善了逮捕、監視居住的條件和程序，以及采取強制措施后通知家屬的規定。關于逮捕的規定。

針對司法實踐中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的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刑訴法關于逮捕條件中“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規定細化為以下情形: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為保證檢察院正確行使批準逮捕權，防止錯誤逮捕，本次刑訴法修改增加規定了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繼續審查的程序。

這些修改有利于執法機關準確掌握逮捕條件，正確行使批準逮捕權，發揮逮捕措施在懲治犯罪中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錯誤逮捕，強化人民檢察院對羈押措施的監督，防止超期羈押和不必要的關押，加強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關于監視居住的規定

本次刑訴法修改還將監視居住定位于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規定了與取保候審不同的適用條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方式，并明確檢察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3、嚴格限制不通知家屬

綜合考慮懲治犯罪和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有必要對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形作出嚴格限制。為此，新刑訴法明確規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或者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家屬。同時，縮小了拘留后因有礙偵查不通知家屬的范圍，僅限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并規定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后，應當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

這些修改綜合考慮了懲治犯罪和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對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況作出嚴格限制，是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

（三）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

為了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職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監督。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于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一)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

（二）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

（三）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

（四）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

（五）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五、證據制度

（一）修正了證據的概念和證據種類

一是將刑事證據的概念由原來的“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修改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二是將原來七種法定證據修改為八種以上；三是增加了“電子數據”這一新的證據形式；四是增加了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五是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

（二）明確了刑事證明標準

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規定了認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滿足的條件：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且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明標準首次出現。這個標準要求對犯罪事實的存在和犯罪行為的認定達到確定無疑、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從正面（肯定）的角度要做到內心確信無疑，從反面（否定）的角度要做到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結論。從以下四個方面理解把握這個標準：

1、突出強調合理的懷疑。

2、強調排除有正當理由的懷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懷疑。

3、要求確信指控的犯罪事實存在。

4、不要求達到絕對確信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確定無疑。

這一修改,有利于公檢法機關在辦案中準確把握證明標準,正確辦理案件,防止錯案發生。

（三）增加了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

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對于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同時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針對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行為多發生于將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況，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在拘留、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并規定對訊問過程實行錄音錄像的制度。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并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新刑訴法對非法證據排除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都進行了明確規定,是很大的進步。從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訊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保障。

原刑訴法因沒有明確非法收集的證據不具備法律效力，不足以阻止有的司法人員受破案壓力或利益驅動，鋌而走險，采用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由此造成了一些冤錯案件，社會反映強烈，司法公信力受到嚴重影響。新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要求處理好物證和口供的關系，可能改變完全依賴口供而忽視物證來定罪的傾向。有利于遏制刑訊逼供的情形的發生，減少冤假錯案。

（四）規范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對于核實證據、查明案情、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規范。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的, 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 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規定強制出庭制度,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因此,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訴訟法還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在實踐中,對證人、鑒定人的保護,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打擊報復行為追究責任來實現,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的保護力度。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增加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所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

上述規定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的保護力度，不僅是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對于打擊犯罪也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現行刑訴法缺乏有效的證人保護機制，導致證人出庭率低，嚴重影響了刑事案件的調查和開展。如果大多數人為避免高風險代價而“失語”，會對訴訟中的證據制度產生沖擊，進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會秩序。新刑訴法從法律層面給予證人特殊保護，打消出庭證人的種種顧慮，提高證人出庭率，能有效化解證人出庭難的問題。

六、擴大了法律援助適用范圍

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

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聾、啞、盲人的，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法律援助機構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訴訟法完善了法律援助的規定，首先，將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第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適用時間。現行法律規定，法律援助只發生在審判階段，只適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被告人。伴隨著立法允許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期間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本次刑訴法修改同時將法律援助的時間提前至偵查階段，明確當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律規定適用法律援助的各項情形時，有權得到法律援助。第三，明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均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法律援助對象提供辯護的義務和責任。

這項規定將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這些修改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權利，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七、健全審判程序，提高訴訟效率

（一）適當調整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實行案件的繁簡分流，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別案件的不同情況,適當調整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

一是明確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和排除適用的范圍。新刑事訴訟法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二是賦予被告人是否適用簡易程序的選擇權，更尊重當事人的選擇，有利于庭審程序的順利進行。三是要求，“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這將對檢察機關的公訴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刑事訴訟法對于簡易程序的修改，有利于更合理的利用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

（二）修改完善了二審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同時，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對于第二審程序,為保證案件的公正處理,新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二審開庭的案件范圍,增加規定,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于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同時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為避免反復發回重審,新刑事訴訟法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增加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于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這一規定有利于解決重復發回重審造成當事人羈押期限延長，侵犯當事人權利，使案件久拖不決的問題。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實踐中存在通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審,由下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中加刑,規避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情況,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對發回重審不得加重刑罰作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這一規定有利于保護被告人行使上訴權。

專家認為,這些修改有針對性地解決了審判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完善了審判程序,使審判制度更加科學化,更加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這對于推進司法公正,保證案件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完善附帶民事訴訟程序 本次刑訴法修改對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作了補充修改，主要是增加規定: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檢察院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以進行調解，或者根據物質損失情況作出判決。

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對于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保證被害人及時得到賠償,具有重要作用。對死刑復核程序作出具體規定

為體現適用死刑的慎重，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作出核準或者不核準死刑的裁定。對于不核準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回重新審判或者予以改判。同時增加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在復核死刑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從立法規定上看，死刑復核程序過去沒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帶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開性、透明性，本次刑訴法的修改，有利于保證這類案件的質量，避免錯殺，落實“少殺、慎殺”的原則，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體現了國家對適用死刑的慎重，為進一步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提供了保障。對審判監督程序進行補充完善

本次刑訴法修改對現行審判監督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補充，主要涉及對申訴案件決定重審的條件，指令原審法院以外的法院審理，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再審案件強制措施的決定，原判決、裁定的中止執行等內容。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對確有錯誤的生效判決、裁定予以糾正，有利于確保案件質量，維護司法公正。

八、增加規定了特別程序

（一）“少年犯罪”專列程序

新刑訴法專門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對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針、原則、各個訴訟環節均設計了特別程序。設置了附條件不起訴應用于未成年人制度和對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記錄設置封存制度，充分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寬”的一面。還規定，對犯罪比較輕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進行封存，除法律規定外，除司法機關辦案外一律不可查詢。

由于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主觀惡性小，尚未形成反社會人格，且未成年人可塑性強，極易回歸社會，這就要求社會要為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寬松的環境和繼續發展的空間。“罪犯”的稱呼在未成年罪犯的改造過程中，時常會成為他們心中的陰影，使未成年罪犯重新入學、就業的愿望很難實現。對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記錄設置封存制度，這對預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有著積極作用。

新刑訴法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程序設計上給予特別關注，有利于進一步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未成年人的特點進行刑事訴訟的規定，為切實保護未成年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提供了程序保障。

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新刑訴法增加規定，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應當提供與犯罪事實、違法所得相關的證據材料，并列明財產的種類、數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凍結的情況。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查封、扣押、凍結申請沒收的財產。

這一程序的設置，有利于嚴厲懲治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挽回國家損失，消除犯罪的經濟條件，并與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有關反恐怖問題的決議的要求相銜接。對暴力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了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為保障公眾安全、維護社會和諧有序，新刑訴法在此基礎上增加規定，對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公安機關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應當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或者在審查起訴過程中發現的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可以直接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決定強制醫療前，公安機關可以采取臨時的保護性約束措施。同時規定，強制醫療機構應當定期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對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不需要繼續強制醫療的，應當及時提出解除意見，報決定強制醫療的人民法院批準。被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有權申請解除強制醫療。還在審理程序中設置了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濟程序。規定，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新刑訴法關于暴力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規定，一方面保護了被害人和社會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充分保障了精神病人的權利。

（四）規定了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訴法將“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的犯罪，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一些過失性犯罪”，列入特定范圍公訴案件的和解程序。修正案草案規定的適用范圍很窄，比較嚴格，而且必須出于雙方自愿。這個制度入法可解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被害人判決執行難的問題，有利于被害人權利的實現。

此外，刑事和解能保證被害人獲得加害人給予的及時有效賠償，這個制度入法可為當事人節省訴訟費用和律師費用。同時，鼓勵犯罪人道歉賠償，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權益，使其得到更多賠償。這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九、完善了刑罰執行程序

刑罰執行程序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規范。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嚴格規范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在監獄外執行刑罰的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嚴格規范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批準和及時收監的程序，為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并增加規定：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上述修改進一步明確了暫予監外執行制度的執行程序，有利于規范執法，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從而嚴格這一程序的執行。同時，將暫予監外執行的對象擴大到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中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也體現了人道主義原則。

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減刑、假釋建議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這一修改強化了檢察機關對于刑罰執行活動進行監督的職責，有利于執行機關嚴格執法。

結語：

《刑事訴訟法》以懲罰犯罪和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為目的，不僅涉及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關系到公民基本人權如自由、榮譽、財產甚至生命等重大權益。

修改刑事訴訟法是進一步加強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需要。當前，在懲罰犯罪工作中面臨許多新的情況，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國家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和人民群眾法制觀念的增強，對維護司法公正和保護公民權利提出了更高要求。

通過刑事訴訟準確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對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適時修改刑事訴訟法，著力保障公共安全，著力化解社會矛盾，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對于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安居樂業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篇：新《刑事訴訟法》主要修改內容全面分析

新《刑事訴訟法》主要修改內容解讀

2012年3月14日，《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獲得人大通過。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訴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指導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幾點:一是堅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二是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三是堅持著力解決在懲治犯罪與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適應新形勢下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的需要，著力解決當前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符合我國國情和司法實際，有很多亮點和創新之處，是一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發展和健全完善。

這次修改內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憲法原則

本次刑訴法修改一個最突出的亮點，就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刑事訴訟法總則，并在多項具體規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貫徹和體現。這是憲法有規定以來，我國部門法第一次有了人權規定。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刑事訴訟法是規范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法律。刑事訴訟活動是國家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活動，其訴訟過程與訴訟結果均與公民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等基本權利息息相關。此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既要有利于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又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公民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為此，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總則第2條，既有利于彰顯我國司法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貫徹這一憲法原則。

本次刑訴法修改在很多具體訴訟制度和程序規定中都注意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例如，在完善證據制度中，明確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在完善強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條件和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的程序，強調檢察機關在批準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嚴格限制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規定;在完善辯護制度中，明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托辯護人，完善辯護律師會見和閱卷的程序，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在完善偵查程序中，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強化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在完善審判程序中，明確第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完善上訴不加刑原則，規范發回重審制度;在完善執行程序中，增加社區矯正的規定;在增設的特別程序中，設置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等等。

二、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辯護權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規定。

考慮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均享有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時,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這意味著在偵查階段，律師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轉為“辯護人”。

犯罪嫌疑人可在偵查階段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這實質上是把過去法律上規定的審查起訴中在檢察院階段能請辯護人，推進到在偵查階段也可請，加強了被告人、嫌疑人的權利保護，增強辯控雙方的對抗性，為律師在訴訟中發揮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同時增加一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這樣修改，進一步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師會見閱卷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師法》的相關規定,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加強了對律師依法履行職責的保障。

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并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這就解決了刑訴法與律師法的銜接問題,保證了法律和司法的統一,同時,也解決了偵查工作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把律師會見要經過批準的案件只限于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和特別重大的賄賂犯罪這3種案件上，用列舉方式明確了律師會見當事人需批準的情況，增強了實踐中的可操作性。修改有助于公安、檢察機關調整和轉換偵查重點，變“由供到證”為“由證到供”，提高偵破水平。

新刑事訴訟法吸收律師法的有關內容,規定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修訂后的律師法擴大了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

這些規定有利于解決刑事訴訟中律師所面臨的會見犯罪嫌疑人難、查閱案卷材料難、收集調取證據難“三難”問 2

題。

四、改革偵查程序，健全強制措施

（一）偵查措施等規定

本次刑訴法修改，著重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偵查措施，同時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和監督，防止濫用。其主要內容為:根據偵查取證工作的實際需要，增加規定了口頭傳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適當延長了特別重大復雜案件傳喚、拘傳的時間，增加規定了詢問證人的地點，完善人身檢查的程序，在查詢、凍結的范圍中增加規定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并根據偵查犯罪的實際需要，增加了嚴格規范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一是規定了采取技術偵查技術的情況和嚴格適用程序，二是規定為秘密偵查的使用和注意事項。三是明確控制下交付手段的規定。

這些規定，為司法機關準確、及時懲治犯罪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同時，注意了防止有關偵查措施的濫用。

（二）關于強制措施的修改

強制措施對于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作用。本次刑訴法修改重點完善了逮捕、監視居住的條件和程序，以及采取強制措施后通知家屬的規定。

1、關于逮捕的規定。

針對司法實踐中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的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刑訴法關于逮捕條件中“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規定細化為以下情形: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為保證檢察院正確行使批準逮捕權，防止錯誤逮捕，本次刑訴法修改增加規定了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繼續審查的程序。

這些修改有利于執法機關準確掌握逮捕條件，正確行使批準逮捕權，發揮逮捕措施在懲治犯罪中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錯誤逮捕，強化人民檢察院對羈押措施的監督，防止超期羈押和不必要的關押，加強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

2、關于監視居住的規定

本次刑訴法修改還將監視居住定位于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規定了與取保候審不同的適用條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方式，并明確檢察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3、嚴格限制不通知家屬

綜合考慮懲治犯罪和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有必要對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形作出 3

嚴格限制。為此，新刑訴法明確規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逮捕或者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家屬。同時，縮小了拘留后因有礙偵查不通知家屬的范圍，僅限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并規定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后，應當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

這些修改綜合考慮了懲治犯罪和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對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情況作出嚴格限制，是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

（三）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法律監督

為了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職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新刑事訴訟法強化了對偵查措施的監督。

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于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一)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

（二）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

（三）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

（四）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

（五）貪污、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應當及時處理。對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五、證據制度

（一）修正了證據的概念和證據種類

一是將刑事證據的概念由原來的“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修改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二是將原來七種法定證據修改為八種以上；三是增加了“電子數據”這一新的證據形式；四是增加了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五是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

（二）明確了刑事證明標準

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規定了認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滿足的條件：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且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排除合理懷疑”作為證明標準首次出現。這個標準要求對犯罪事實的存在和犯罪行為的認定達到確定無疑、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從正面（肯定）的角度要做到內心確信無疑，從反面（否定）的角度要做到排除合理懷疑得出唯一結論。從以下四個方面理解把握這個標準：

1、突出強調合理的懷疑。

2、強調排除有正當理由的懷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懷疑。

3、要求確信指控的犯罪事實存在。

4、不要求達到絕對確信的程度，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確定無疑。

這一修改,有利于公檢法機關在辦案中準確把握證明標準,正確辦理案件,防止錯案發生。

（三）增加了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

證據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對于保證案件質量，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關鍵作用。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補充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同時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物證、書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針對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行為多發生于將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況，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在拘留、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并規定對訊問過程實行錄音錄像的制度。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并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新刑訴法對非法證據排除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都進行了明確規定,是很大的進步。從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訊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保障。

原刑訴法因沒有明確非法收集的證據不具備法律效力，不足以阻止有的司法人員受破案壓力或利益驅動，鋌而走險，采用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由此造成了一些冤錯案件，社會反映強烈，司法公信力受到嚴重影響。新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要求處理好物證和口供的關系，可能改變完全依賴口供而忽視物證來定罪的傾向。有利于遏制刑訊逼供的情形的發生，減少冤假錯案。

（四）規范了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證人出庭作證對于核實證據、查明案情、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證人、鑒定人應當出庭作 5

證而不出庭的問題比較突出,影響審判的公正性,需要進一步予以具體的規范。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的, 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 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規定強制出庭制度,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慮到強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人進行指證,不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因此,規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訴訟法還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在實踐中,對證人、鑒定人的保護,一方面可以通過對打擊報復行為追究責任來實現,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的保護力度。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增加規定,偵查人員詢問證人，可以在現場進行，也可以到證人所在單位、住所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

上述規定有針對性地加強對一些嚴重犯罪案件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的保護力度，不僅是保護公民權利的需要，對于打擊犯罪也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現行刑訴法缺乏有效的證人保護機制，導致證人出庭率低，嚴重影響了刑事案件的調查和開展。如果大多數人為避免高風險代價而“失語”，會對訴訟中的證據制度產生沖擊，進而危及司法公正和社會秩序。新刑訴法從法律層 6

面給予證人特殊保護，打消出庭證人的種種顧慮，提高證人出庭率，能有效化解證人出庭難的問題。

六、擴大了法律援助適用范圍

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新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的適用范圍。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聾、啞、盲人的，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法律援助機構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訴訟法完善了法律援助的規定，首先，將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第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適用時間。現行法律規定，法律援助只發生在審判階段，只適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被告人。伴隨著立法允許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期間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本次刑訴法修改同時將法律援助的時間提前至偵查階段，明確當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律規定適用法律援助的各項情形時，有權得到法律援助。第三，明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均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法律援助對象提供辯護的義務和責任。

這項規定將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這些修改為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其他權利，發揮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據。

七、健全審判程序，提高訴訟效率

（一）適當調整了簡易程序適用范圍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實行案件的繁簡分流，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別案件的不同情況,適當調整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

一是明確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和排除適用的范圍。新刑事訴訟法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候，可以建議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還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認罪或者對適用簡易程序有異議的；其他不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

二是賦予被告人是否適用簡易程序的選擇權，更尊重當事人的選擇，有利于庭審程序的順利進行。

三是要求，“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這將對檢察機關的公訴工作提出新的 7

要求。

刑事訴訟法對于簡易程序的修改，有利于更合理的利用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

（二）修改完善了二審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同時，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

對于第二審程序,為保證案件的公正處理,新刑事訴訟法明確了二審開庭的案件范圍,增加規定,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于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同時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為避免反復發回重審,新刑事訴訟法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增加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于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這一規定有利于解決重復發回重審造成當事人羈押期限延長，侵犯當事人權利，使案件久拖不決的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上訴不加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原則。但實踐中存在通過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審,由下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中加刑,規避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情況,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對發回重審不得加重刑罰作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這一規定有利于保護被告人行使上訴權。

專家認為,這些修改有針對性地解決了審判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完善了審判程序,使審判制度更加科學化,更加符合司法實踐的需要。這對于推進司法公正,保證案件正確判決,具有重要意義。

（三）完善附帶民事訴訟程序

本次刑訴法修改對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作了補充修改，主要是增加規定: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檢察院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以進行調解，或者根據物質損失情況作出判決。

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對于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保證被害人及時得到賠償,具有重要作用。

（四）對死刑復核程序作出具體規定

為體現適用死刑的慎重，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作出核準或者不核準死刑的裁定。對于不核準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回重新審 8

判或者予以改判。同時增加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在復核死刑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從立法規定上看，死刑復核程序過去沒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帶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開性、透明性，本次刑訴法的修改，有利于保證這類案件的質量，避免錯殺，落實“少殺、慎殺”的原則，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體現了國家對適用死刑的慎重，為進一步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提供了保障。

（五）對審判監督程序進行補充完善

本次刑訴法修改對現行審判監督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補充，主要涉及對申訴案件決定重審的條件，指令原審法院以外的法院審理，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再審案件強制措施的決定，原判決、裁定的中止執行等內容。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對確有錯誤的生效判決、裁定予以糾正，有利于確保案件質量，維護司法公正。

八、增加規定了特別程序

（一）“少年犯罪”專列程序

新刑訴法專門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對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針、原則、各個訴訟環節均設計了特別程序。設置了附條件不起訴應用于未成年人制度和對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記錄設置封存制度，充分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寬”的一面。還規定，對犯罪比較輕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進行封存，除法律規定外，除司法機關辦案外一律不可查詢。

由于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主觀惡性小，尚未形成反社會人格，且未成年人可塑性強，極易回歸社會，這就要求社會要為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寬松的環境和繼續發展的空間。“罪犯”的稱呼在未成年罪犯的改造過程中，時常會成為他們心中的陰影，使未成年罪犯重新入學、就業的愿望很難實現。對未成年犯罪的犯罪記錄設置封存制度，這對預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有著積極作用。

新刑訴法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程序設計上給予特別關注，有利于進一步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未成年人的特點進行刑事訴訟的規定，為切實保護未成年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提供了程序保障。

（二）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新刑訴法增加規定，對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 9

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應當提供與犯罪事實、違法所得相關的證據材料，并列明財產的種類、數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凍結的情況。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查封、扣押、凍結申請沒收的財產。

這一程序的設置，有利于嚴厲懲治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挽回國家損失，消除犯罪的經濟條件，并與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有關反恐怖問題的決議的要求相銜接。

（三）對暴力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了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

為保障公眾安全、維護社會和諧有序，新刑訴法在此基礎上增加規定，對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公安機關發現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應當寫出強制醫療意見書，移送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或者在審查起訴過程中發現的精神病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的申請。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發現被告人符合強制醫療條件的，可以直接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決定強制醫療前，公安機關可以采取臨時的保護性約束措施。

同時規定，強制醫療機構應當定期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對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不需要繼續強制醫療的，應當及時提出解除意見，報決定強制醫療的人民法院批準。被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有權申請解除強制醫療。還在審理程序中設置了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濟程序。規定，被申請人或者被告人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新刑訴法關于暴力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的規定，一方面保護了被害人和社會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充分保障了精神病人的權利。

（四）規定了刑事和解程序

新刑訴法將“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的犯罪，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 10

及一些過失性犯罪”，列入特定范圍公訴案件的和解程序。修正案草案規定的適用范圍很窄，比較嚴格，而且必須出于雙方自愿。這個制度入法可解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被害人判決執行難的問題，有利于被害人權利的實現。

此外，刑事和解能保證被害人獲得加害人給予的及時有效賠償，這個制度入法可為當事人節省訴訟費用和律師費用。同時，鼓勵犯罪人道歉賠償，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權益，使其得到更多賠償。這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九、完善了刑罰執行程序

刑罰執行程序是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規范。新刑事訴訟法重點完善了暫予監外執行規定，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

嚴格規范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是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罪犯在監獄外執行刑罰的制度。新刑事訴訟法進一步嚴格規范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批準和及時收監的程序，為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并增加規定：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上述修改進一步明確了暫予監外執行制度的執行程序，有利于規范執法，防止罪犯利用這一制度逃避刑罰，從而嚴格這一程序的執行。同時，將暫予監外執行的對象擴大到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中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也體現了人道主義原則。

強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監督。新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減刑、假釋建議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同時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這一修改強化了檢察機關對于刑罰執行活動進行監督的職責，有利于執行機關嚴格執法。

結語：

《刑事訴訟法》以懲罰犯罪和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為目的，不僅涉及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和諧，更關系到公民基本人權如自由、榮譽、財產甚至生命等重大權益。

修改刑事訴訟法是進一步加強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需要。當前，在懲罰犯罪工作中面臨許多新的情況，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國家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和人民群眾法制觀念的增強，對維護司法公正和保護公民權利提出了更高要求。

通過刑事訴訟準確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對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適時修改刑 11

事訴訟法，著力保障公共安全，著力化解社會矛盾，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對于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安居樂業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