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二專題 美國非法證據排除)外國刑事訴訟法

外國刑事訴訟法

或減損了的司法純潔。

b.抑制違法偵查說:。它認為排除警察這些政府執法人員違反憲法收集到的證據是為了防止警察的違法行為,以排除非法取得證據的可采性方式,可以預防警察的違法取證行為,實現憲法修正案對人們的隱私權的保護。但證據排除法不一定會產生嚇阻的效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采用證據排除法則之后,警察非法取證的情形仍十分普遍。

（2）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

a.該規則只針對政府執法人員的非法搜查和扣押行為，私人非法取得的證據在刑事審判中仍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因為憲法保護的是私人隱私權免受政府的不法侵害,而不是個人的不法侵害。

b.該規則不適用于大陪審團程序，確定某一非法取得的證據不具備可采性,需要由法官做出，大陪審團審理和法庭審理不同,他通過審查證據來決定是否簽發起訴書,以及協助公訴人補充證據，其審理的結果并不是對被告人的最終定罪，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會阻礙大陪審團工作。

c.搜查、扣押的對象不僅僅是物品、人身,還包括信息。搜查和扣押通常是為了取得實物證據，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將其擴大,認可了非法監聽、錄音所取得信息也是對象。

d.扣押行為既可能是物理上的直接侵入,還包括一些非物理上的侵入.除警察親身接觸被搜查的對象,通過各種設備進行竊聽、錄音是一種無形的非物理的侵入,違反監竊聽和電子監視的程序取得的證據也將被排除。

2.非法自白排除規則，體現在：憲法

（3）判斷屬于毒樹果實的標準：被非法取得的證據(毒樹)污染的證據并不當然屬于“毒果”，要視情況而定。

a.逮捕程序不合法,隨后取得的供述是否屬于毒果。法院認為應當考慮幾個因素:①是否宣讀了米蘭達忠告;②在逮捕與供述之間時間的長短;③存在的干涉性環境因素;④官方不法行為的目的和惡劣性。b.

第二篇：淺議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

淺議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

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在這里，本條是新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項內容，補充完善了《高法解釋》第六十一條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

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具體規定了：

一、非法取證手段：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這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如果采取的是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要給予排除，對于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如果采用的是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也要進行排除。這段修改是從原來明文禁止“威脅、引誘、欺騙”手段改成現在以一個“等”字模糊化具體非法手段的處理；

二、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一規定將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從言詞證據（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擴大到物證、書證。我國之前在非法證據的排除方面只排除言辭證據，認為只有采取威脅、引誘、欺騙而取得的言詞證據是不可靠的，需要給予排除，而運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是可以相信的，但是這樣的做法容易導致實踐操作中刑訊逼供現象的增加，影響司法公正，這樣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被稱為“毒樹之果”，對于毒樹之果——運用非法手段取得的物證、書證兩種實物證據的排除是一項進步之舉，但是我們尚未排除所有的“毒樹之果”，這在以后的立法上還有待繼續商討；

三、非法證據的排除階段：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這一規定明確在刑事訴訟從偵查、審查起訴到審判時，只要發現是非法證據就應該排除，而非法證據的排除主體相應的也就包括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貫穿刑事訴訟整個過程。

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這一條規定了：

一、對于非法證據的法庭調查：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這一規定的增加，從程序上保障了非法證據排除實際上的操作可能性，本條規定中對于發現可能存在非法取證應予排除的情況時，人民法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如果不明確這一點，那么采用非法手段取得證據將很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被采用，如果發現證據存在排出的可能，就必須要先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然后再審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即先進行程序上的審查，再進行實體上的審查，這樣做有利于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形象和司法權威；

二、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這一條明確了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的權利，但是不是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了法院就要對證據予以排除，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還要承擔一定的證明責任，提供相關的證明材料，即對證據的非法性承擔初步的證明責任。這樣做是為了防止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惡意誣告陷害，拖延訴訟程序，濫用訴訟權利，浪費司法資源，以提高司法效率。

第五十七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這一條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主體：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這是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將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分配給檢察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為檢察機關對于公安機關的偵查行為負有監督檢查的職責，對于公安機關搜集的證據的合法性要進行監督檢查，另一方面，被告人如果承擔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對于相比較國家公權力機關來說比較弱勢的群體是不公平的，這樣對于他們的取證難度過于巨大，他們無法舉證的時候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那么會導致非法證據排除這一規定形同虛設，毫無實際意義。第五十七條后半段是對出庭證明人員的相關規定：在現有的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的合法性，需要相關人員到場證明的時候，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有關偵查人員或其他人員也可以主動要求出庭作證，但是當人民法院通知要求其出庭作證的時候，就必須要出庭作證。

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一條是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即具體規定了在經過法庭審理后，發現存在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規定的情形，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就要給予排除，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進行使用。

對于新刑事訴訟法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在憲法上也能查找到相應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三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然而，在學術界中，關于什么是“非法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明確的界定。在我國，證據必須具有“三性”即合法性、關聯性、客觀性。合法性是指證據的形式、提供證據主體、證據的收集方式、收集程序必須符合法律的相關規定，因此違反法律規定的收集程序、不符合證據提供形式的證據是非法證據。但也有學者認為，不合法的證據并不等于非法證據，不合法是指不符合法律規定，而非指違反法律的規定。

對于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有學者認為存在在法官是否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缺乏規制。即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一、當事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的實質要件上需要提供相關的線索與材料，這種線索或材料應該是合理的，能夠產生“推測的懷疑”，而無需達到“合理的懷疑”程度；

二、當事人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要求，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程序中，控辯雙方針對當事人要求進行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本身是否正當展開辯論，雙方并不對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或者證據是否非法展開辯論；

三、法庭主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規制。在司法制度程序合法性的要求下，司法裁判者對證據是否合法、可采進行審查也必須受到程序的制約，法官不能僅憑自己的判斷而不經任何程序就將某些證據排除或者接納。

對于新刑事訴訟法中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問題的規定，存在很大的進步，對杜絕刑訊逼供現象產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維護司法形象和司法權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雖然有相關學者認為新刑事訴訟法中對于非法證據排除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的缺陷，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實踐的探索，我們的刑事訴訟法一定會越來越完善。

第三篇：淺析新刑事訴訟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淺析新刑事訴訟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自我國于1997年頒布了新的刑事訴訟法以來，至今已經有十余年的歷史。在這十幾年中，由于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嚴格意義上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這直接導致了我國司法實務界在對非法證據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夠專業。直到2011年3月，隨著《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出臺，我國終于在刑事訴訟法的層面上確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本文主要針對新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容及其意義等進行闡述。

關鍵詞：新刑事訴訟 非法證據 排除規則

在英美法系確立的證據規則中，最重要的是解決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證據的關聯性，另一個是證據的可采性。英美證據法認為，任何訴訟證據都必須與案件的事實有聯系，但是，具備了關聯性的事實材料未必都能成為案件中得以起訴的證據。從事實材料到訴訟證據，還應該具備可以被采納的效力。因此，證據的可采性通常被稱之為現代證據規則的靈魂。正如美國證據學專家華爾茲教授所說，大多數證據規則都是關于什么應該被接受為證據，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問題。

非法證據的排除，是證據可采性規則中的一個證據排除規則，它的基本含義是指用違反法律規定的方法或手段所獲得的證據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為對犯罪人定罪與量刑的依據。這里所稱的證據，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的陳述等言詞證據，當然還應該包括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所謂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違法方法。

一、對于非法證據應予排除的原因

（一）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法律形象

以違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訊逼供等手段去進行偵查、收集證據、追訴犯罪，這就相當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中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的要求，將會導致刑事訴訟程序喪失應有的客觀公正性，這必將嚴重的損害國家司法機關的聲譽，也不利于保障人權。

（二）使司法辦案人員在收集證據時的主觀心理產生扭曲

在刑事訴訟中，一切與訴訟有關的活動都應當以合法為前提，如果法律不規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證據是非法的應予排除，那么偵查人員在收集證據時，為了盡快破案，或為追求辦案效率，可能會頻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還有的偵查人員認為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對罪犯，就應該打，打了才會說實話。這樣如果長久下去，刑訊逼供就很有可能會成為偵查機關在收集證據時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潛規則。這時，如果沒有法律的有效規制，則必定會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

（三）運用非法證據來定罪，極有可能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

我認為，最近幾年發生的影響比較惡劣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都反映出一個問題，即將使用刑訊逼供等違背犯罪嫌疑人意志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應用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時，即使實體內容再怎么公正，如果程序上違法了，那么必然導致裁判結果的不公正。

關于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查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刑訴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高檢規則》中也有與之相類似的規定。

以上列舉的法律法規都僅僅是規定證據嚴禁使用非法的手段進行收集，但都未規定其程序性制裁的內容。也就是說，由于法律沒有規定非法證據必須予以排除，因此在實務界，違法收集證據仍然普遍存在，非法證據仍然被廣泛采納。直到新刑事訴訟法中第五十四條 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五十五條 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新的刑事訴訟法的出臺，無疑是對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使用刑訊逼供等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體和精神的非法手段說不。這是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上的巨大進步，對我國公民人身權利的規范性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二、新刑事訴訟法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價值

（一）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員非法收集證據的心理動機

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將那些采用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主要指口供）仍作為定案的根據，致使大部分偵查人員都將刑訊逼供作為快速破案的捷徑，從近幾年發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訊方法逼取口供，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甚至成為偵查機關訊問的重要手段之一，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從法律層面明確的宣告了非法取得的證據不可采信，從而可以促進偵查人員轉變舊觀念，并對偵查人員產生一種震懾的效果，使其消除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證據的心理動機，進而通過提高自身素養或增加必須的裝備，盡最大努力去合法的收集證據。

（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實現刑事訴訟雙重目的的需要

刑事訴訟的目的，一個是懲罰犯罪，另一個保障人權。我認為這兩個目的之間具有關聯性。在保障犯罪人合法權益的同時，應使其受到客觀、公正的與其罪行相適應的懲罰。犯罪證據對于確定誰是真正的犯罪人，以及后續的定罪量刑，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如果證據是采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這難免會使證據的真實性大打折扣。這時，采用真實性不高的證據去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很可能會導致冤假錯案的出現，那么這時，又談何保障人權呢？如果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將受到法律的監督與約束，使其必須在合法的范圍內搜集證據，這將使刑罰權的實現過程符合訴訟公正的要求，一個公正的刑事訴訟，也必將會促進人權保障的實現。

（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維護法制統一，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要求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國刑事訴訟法又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這是法律對非法取證行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實踐中仍然允許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的依據，那么就會使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成了一紙空文，這必將嚴重的損害國家法治的統一和尊嚴。另外，我國已經于1988年加入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該公約第15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我國雖然早已批準了這一國際公約，但一直未規定相應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也成為西方國家抨擊我國人權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現在我國刑事法律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是對西方國家批評我國人權保障的最強有力的回擊。同

時，加強對公民人權的保障，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之一。因此，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實行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刑事法律作為治國安邦、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只有在盡可能完備且先進的情況下，才能更好的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維護社會長治久安服務。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刑訊逼供等暴力取證行為的明文禁止，新刑事訴訟法對該規則的確立，對于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約束司法機關的訴訟活動、樹立司法權威、維護司法機關的聲譽，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第四篇：淺談《刑事訴訟法》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

淺談《刑事訴訟法》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葉麗媚編輯：studa121

1論文摘要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證據的范圍指的是采用非法收集的程序和方式取得的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具有廣泛性。非法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適用的排除規則不同。適用程序應當進一步的細化。檢察機關負有非法證據的結果責任，證明標準應當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負有非法證據的提出證據的責任，只需要到達合理懷疑的程度即可。

論文關鍵詞 非法證據 排除 適用 證明

新刑事訴訟法有6個條文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別為第50、54、55、56、57、58條，這些條文構建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原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在司法解釋中予以規定的，新刑事訴訟法將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規定由司法解釋的效力提升到了刑事訴訟法的層面。同時，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更加的全面和具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體現，也體現了刑事訴訟法在追求實體真實的同時對程序價值的重視。下面對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分析如下：

一、非法證據的范圍

顧名思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要求的證據必然是不合法的證據，即非法證據必然是不合法的證據。但是非法證據與不合法的證據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呢，筆者認為，非法證據不等于不合法的證據，非法證據只是不合法的證據的一種。證據的合法性是證據的基本屬性之一，是指證據必須具備法定的形式，由法定的主體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和運用。合法性包括四方面的內容，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提供、收集證據的主體必須合法，證據的內容必須合法，證據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而非法證據所指的僅是證據所取得程序和方式的不合法，并且非法證據所指的是嚴重違法的證據，輕微違法的證據，屬于瑕疵證據，適用可補正的排除規則。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由此可知，新刑事訴訟法所規定非法證據是指取證程序和方式嚴重違法而獲取的證據。所指的非法證據與不合法證據是不相同的概念。非法證據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其它不合法的證據應當適用其它的方式予以排除或者補正。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

新刑事訴訟法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包括偵查、檢察、法院的案件承辦人。刑訴法第54條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即檢察官和偵查人員也是非法證

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這里的檢察官既包括審查逮捕階段也包括審查起訴階段的檢察官。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主體的廣泛性具有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重要作用，偵查階段發現具有非法證據的就應當立即予以排除。

三、非法言詞證據與非法實物證據適用不同的排除規則

新刑事訴訟法對于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規定了不同的排除規則。對于非法言詞證據規定了直接的排除規則，對于非法實物證據則規定了法官自由裁量加補正的排除規則。詳言之，對于非法言詞證據，經過法定程序認定為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就必須予以排除。而對于非法的實物證據（書證、物證），則首先判斷是否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如不屬于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則不予以排除。對于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則需要進一步對其進行補正和解釋，然后由裁判者對補正和解釋的情況進行判斷，如果能夠進行補正或者合理解釋的則不予以排除，如果不能進行補正或者合理解釋的，則予以排除。即對于非法實物證據需要經過裁判者的兩次判斷，才能進行排除。

四、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56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上述兩條概括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程序，即第一種是司法機關自行發現并且自行排除，第二種是當事人向法庭申請排除。筆者認為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程序還應當通過司法解釋進一步的細化、明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實際上使得一個案件可能有三種不同的審判程序，第一是定罪程序，關于事實的審理和法律適用，所解決的是有關被告人在實體法上定罪的問題，第二是量刑程序，關于被告人應該被判處怎樣的刑罰的程序，第三就是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審前會議程序，筆者認為關于非法證據的解決，應當重點放到審前程序中，因為非法證據進入審判程序后，可能使得審判程序中止，影響審判效率。當事人一方可以在移送審查起訴后，向法庭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當事人一方應當提供相關的證據或者線索，法庭接到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后，認為有非法證據可能的，就應當要求檢察機關提供相關的證據證明該證據并非非法取得，然后法庭確定日期召開審前程序，在公訴人和被告人一方參與的情況下，就非法證據進行法庭調查，并作出有關決定。在法庭審理中，當事人提出申請的，法庭經審查認為合理，一般也應中止法庭實體審理，專門就非法證據進行審理。無論是審前程序還是法庭審理程序，對于非法證據的決定不服的，均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申訴。在上一級人民法院就非法證據審理階段，原審判中止。以上是有關非法證據在進入審判程序之后的程序。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也應當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筆者認為在審查逮捕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因為有檢察機關的介入，有條件適用三角形的刑事訴訟構造，由檢察機關居中裁判，公安機關和犯罪嫌疑人一方就非法證據進行辯論。由檢察機關做出決定。犯罪嫌疑人一方對不予排除決定不服的，可以在移送審查起訴后，向法庭提出。對于偵查階段，非法證據的排除，筆者認為，應當采取檢察機關介入的方式。即犯罪嫌疑人一方可以在向偵查機關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申請后，沒有得到排除決定的，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由檢察機關決定該證據是不是

應該排除。對于偵查機關、檢察機關自行發現的非法證據，筆者認為，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僅僅對該證據直接予以排除。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有權知道哪些證據系非法所得，是不是予以排除，以及不予排除的理由，即便該證據予以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也應當知曉，因為該證據系非法所得還可能關系到其它證據的合法性，以及整個偵查程序的適當性，因此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參與下進行。

五、非法證據的證明責任

新《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第57條第1款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這兩條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即當事人一方有提出證據的責任，當事人提出該證據系非法方法收集的有關證據和線索，并不要求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只需要達到產生懷疑即可，應當提供一定的證據和線索。檢察機關應當證明該證據并非非法方法收集，檢察機關承擔證明結果責任，并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應當采用同步錄音錄像、當時在場人員的證言、體檢報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等方式對該證據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非法證據所指的僅僅是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所調取的證據，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提出的證據不屬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范疇。

六、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

新《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該條規定了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即對于非法證據的證明，只要存在懷疑，不能排除存在非法收集的可能的，就應當予以排除。檢察機關應當證明該證據系合法所得的證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對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只要達到合理懷疑的程度即可。

參考文獻：

[1] 劉海萍.“館員--資源人”及其培養.中國圖書館學報http://,2007(4).[2] 余勝.“圖書館之城”建設的成效與發展思考.深圖通訊,2006(4).[3] 深圳市建設“圖書館之城”(2006-2010)http://五年規劃.深圖通訊,2007(1).[4] 余子牛.圖書館總館/分館制的研究與實踐.深圖通訊http://,2007(1).

第五篇：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1

一、引言................................................................1

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比較........................1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美國的法律規定................................1

1、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排除規則.....................................1

2、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2

3、“毒樹之果”的排除..............................................2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的法律規定.................................2

1、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2

2、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2

3、對“毒樹之果”的排除規則.......................................2

（三）兩大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異同點評析.........................3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3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4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運用.....................................4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目的.....................................4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力.........................................4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4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5

1、公檢法機關運用時出現的問題.....................................5

2、引發的社會問題.................................................5

五、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5

（一）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5

（二）完善司法體制，踐行審判獨立.....................................6

（三）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提高法官辦案水平.........................6

（四）提高律師訴訟地位，防止冤假錯案.................................7

六、結束語..............................................................7 參考文獻：...............................................................8

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直是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頗有爭議的話題之一，不同的國家基于不同的社會治安狀況和法治理念，對之采取不同的價值選擇。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內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顯的不同之處。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的不同規定，也在影響著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該如何確立。本文從兩大法系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比較、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立法現狀、司法實踐以及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四個方面進行討論，以期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能更好的為我國司法實踐服務，維護司法公正，協調好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關系。

關鍵字：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立法現狀

司法實踐

程序公正

實體公正

一、引言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現代法治國際普遍采納的一項證據規則，“非法證據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法律規定享有調查權的主體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或程序，以不正當的方法取得證據材料。”這是狹義的非法證據，即“非法取得的證據”。廣義上的非法證據，具體而言，表現在證據內容、證據形式、收集和提供證據的主體、取證程序這四個方面存在違法之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得的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所采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維護程序公正的一張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犯，從而保障人權的一項證據排除規則。對于這一“盾牌”的具體內容和使用方法兩大法系國家各有不同。然而，眾所周知，事物皆有兩面性，這一規則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權益的不到應有保護的問題。如何在維護程序公正的同時做到兼顧各方利益的實體公正，還需進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比較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美國的法律規定

美國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源地，其產生與發展對世界范圍內的這一規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崇尚個人權利至上、限制國家權力，這一觀念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產生的思想基礎。自20世紀初期開始，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通過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豐富起來，政治、經濟狀況等各種因素的發展也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產生了影響，使之不斷加以調整。這一規則在地域上經歷了由聯邦到各州的發展過程，排除范圍上則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實物證據到非法言詞證據乃至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即“毒樹之果”），而適用原則上經歷了由一律強制排除到原則性排除加例外的發展過程。

1、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排除規則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主要指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體、精神強迫和引誘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體、精神強迫主要包括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對家屬的關心等手段。用此種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應該被排除。20世紀40年代以后，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違法”供述轉變。美國聯邦憲法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是為了排除虛假的、違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錯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到了40年代以后，對于“自白”的定義不僅僅是是否有“任 意性”了，還包括是否有“程序性違法現象”，這一標準表明所有通過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得到的證據均應當被排除。由此，1966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確立的“米蘭達規則”，該規則要求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告知其有沉默權、律師幫助權、訊問時律師在場權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如果警察沒有遵守米蘭達規則得到的任何陳述將從證據中予以排除。

2、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

美國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此項規則在經歷了確立—廢除—確立—廢除等一系列判例之后，在著名的邁普訴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確認了憲法第四修正案要求各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獲取的書籍、報紙等證據。時至今日，這一規則所排除的實物證據范圍也已經擴大到監聽或使用秘密攝像機取得的音像資料，但同時又對特定的情形例如涉及國家安全的監聽或竊聽賦予了合法性。

3、“毒樹之果”的排除

“毒樹之果”即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指以非法獲取的證據為線索取得的證據。聯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朗博訴美國案中的“禁止以某種方式取得證據的實質，并非僅指該證據不得為本院所采用，而是在根本上就不得加以利用”的理論，確立了對“毒樹之果”原則上予以排除，在法庭審判審判時不得采用的原則，但對以非法搜查、扣押、逮捕獲得的口供為依據獲得的實物證據這一類“毒果”的態度稍顯謹慎，是否“食用”要根據案情判斷“毒性”大小決定。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的法律規定

德國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其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是懲罰犯罪，注重實體公正，而對于程序公正以保障人權則為次要目標。德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根據原西德最高法院依照基本法第一條“人之尊嚴不可侵犯”、第二條“人人均有謀求自由發展及其人格之權利”的規定。

1、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

德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于被告人決定和表達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勞戰術、妨害身體、服用藥品、拷問、欺詐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需用威脅的方法，并嚴禁許諾給予法律上沒有規定的利益。對于損害被告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違反這些規定所得到的陳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為判決依據。

基于此，德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立了非法獲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絕對排除的規則。此外，對于訊問前沒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或享有聘請律師或與律師協商權利的情形，德國最高法院認為由此取得的言詞證據也應當排除。而對于違法其他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詞證據，則主張由法官根據個案的具體情形自由裁量。

2、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

德國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采取利益權衡原則，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自由裁量，不能因為在取證過程中產生錯誤就自動排除該證據。而對于涉及侵犯人格尊嚴和自由所得的證據應排除，但是如果該證據用于指控重大犯罪時，則應該承認該證據的證明能力。

3、對“毒樹之果”的排除規則

德國立法上至今沒有對“毒樹之果”的效力作出規定，但對于特定違法手段如非法監聽獲得的證據及其衍生證據，只能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對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犯罪。在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存在一種稱之為“波及效”的理論，認為由非法證據衍生出的證據只要有證明力，就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三）兩大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異同點評析

英美法系主要是判例法國家，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是在這些判例的基礎上形成的，大陸法系國家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起步較晚，仍然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這一規則中發揮很大作用。但隨著國際上普遍對保障人權的關注，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價值也逐漸向程序正當傾斜，并逐步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總而言之，兩大法系對于這一規則存在相同與相異之處。

兩大法系均對非法言詞證據持絕對排除態度。英美法系國家稱之為“非任意自白排除規則”，大陸法系國家為了追求實體公正，并未設置證據規則，雖立法上也排除了非法言詞證據，但是排除范圍比英美法系國家狹窄。

對于非法實物證據，除美國、俄羅斯、意大利外，大多數國家并不自動排除。例如英國，德國，日本，雖然所述法系不同，但對于非法實物證據，均使用以裁量派出為主的混合模式，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但這些國家在利益權衡的標準方面存在不同。德國重在衡量取證手段是否侵犯人的尊嚴與自由，而日本重在衡量取證手段是否“重大違法”。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

對于非法取證的行為，尤其是對刑訊逼供的反對，可以追溯至我國古代立法中。但真正禁止刑訊逼供，應當始于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由于歷史原因，改革未能成功。孫中山、毛澤東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刑訊逼供，但是都未將其入法。

我國立法對這一規則的最早反映是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雖然有所反映，但這項條文未明確規定法律后果，其司法實踐效果可想而知。1996年3月17日，《刑事訴訟法》修改，但對于刑訊逼供的規定仍然沿用1979年《刑事訴訟法》條文，沒有絲毫改動，以至于造成了趙作海沒有殺人卻被判死刑并入獄服刑長達8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錯案。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四十五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這是我國第一次對非法收集證據的后果加以規定。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刑事訴訟法解釋》第六十一條再次確認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規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五十一條規定：“公安機關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以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但都是一些原則性規定，未對具體程序及后果作出詳細規定，因此也難以在司法實踐中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2013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五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除此之外，2012年11月5日審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刑訊逼供的具體表現、非法證據排除的請求方法、非法證據的審查方法等也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至此，我國法律完整的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寫進法律，并規定了其法律后果，讓這一規則有了約束力、威懾力。這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這些條文的確定，讓理論界與實務界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爭議大大減少，其剛性規定也將大大減少偵查過程中出現的刑訊逼供現象。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運用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目的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何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運用，各國紛紛將其入法，這與這一規則的目的息息相關。首先，是為了刑事訴訟中證據的真實性。非法取得的證據往往存在一定的虛假性，不能真實反應案件的情況，影響案件真相的發現。尤其是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脅迫、欺騙等情況下所做的供述，其虛假性就更難以被發現；其次，為了保證程序公正。如前所述，大陸法系國家往往追求案件的實體公正而對程序公正有所忽略，我國也不例外，取證是程序問題，排除非法證據在哪很大程度上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并且刑訊逼供嚴重者可入刑，這一規定規范了偵查人員的取證行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程序公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人權。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樣享有人權，其合法權益不能被非法侵犯。刑訊逼供很明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排除非法證據是我國對人權保障的一大進步。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力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也就是說，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無論其真實性如何，都要一律排除。這是一個剛性規定，不存在任何可自由裁量之處。而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如書證、物證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體現了我國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是一分為二判斷的：對于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首先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例如勘驗、檢查、搜查、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上沒有偵查人員、物品持有人、見證人簽名，或者對物品的名稱、特征、數量、質量等注明不詳的），在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后，可以采用，否則，不得采用；其次，對于根本不會影響司法公正的瑕疵，則不需補正或作出解釋。由此可見，實物證據是否影響司法公正以及補正、作出的解釋是否合理，都是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因此對于實物證據的排除相對于言詞證據的排除就相對寬松。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

我國刑訴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可以是由法院依職權發現并啟動，也可以由當事人一方提出，但是，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材料，被告方要承擔初步的舉證責任。在發現或提出非法證據后，法院會進行庭前會議、法庭調查，在此階段，由偵查人員負舉責任。

也就是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由控訴方與偵查機關承擔，這與我國“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不一致，主要是因為相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控訴方跟偵查機關是強勢一方，舉證能力也強，訴訟中舉證能力較強的一方承擔更多的舉證責任，這是糾紛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的體現，其次，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提出的非法證據，控訴方與偵查機關自然是主張其證據合法，并加以證明，這實際上也是“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體現。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

1、公檢法機關運用時出現的問題

排除非法證據，必須依靠法庭審理時予以排除，因而，審判庭尤其是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在排除實物證據時，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證明證據合法性從主觀上說，就是要使法官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做到內心確信，通過證據說服法官相信其取證行為合法。但是何謂“非法實物證據”、何謂“合理的解釋”何謂“內心確信”存在主觀差異，在實務中容易引起爭議。也就是說，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明標準認識不一，對于不同的職業，如公安人員、律師、檢察人員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因此，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合理與不合理之間的界限問題直接影響到排除證據的范圍，檢察官在決定是否起訴、法官在裁定是否排除某一證據時，必須有一個明確、肯定、全國統一的標準，否則，很容易引起參與案件、負責不同階段的司法人員各行其是，引起爭議。

2、引發的社會問題

我國最近幾年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有所側重，體現了程序公正。但是對于社會上普通大眾來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可赦的人，對于這些人就一定要找出證據、為民除害。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現在卻要將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法犯罪行為的證據排除掉，普通民眾可能就難以理解，以至于無法接受，就會引發輿論的熱潮。

其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為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一規則被合理運用自然能夠促進人權保護，但是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以此作為自己的“擋箭牌”，濫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企圖保護自己，或者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罪犯卻拒不認罪，頑固抵抗。這種情況也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當時造成了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權益得不到應有保護的階段，社會上有人把犯罪率上升歸咎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這一規則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因此，如何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把雙刃劍，也是我們現階段需要考慮的問題。

五、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

（一）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

我國《最高檢規則》第446條規定：“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證據的情形，需要進行法庭調查的，公訴人可以參照前款規定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公訴人不能當庭證明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需要調查核實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審理。”第447條規定：“公訴人對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后，法庭仍有疑問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由法院對相關證據進行調 查核實。法院調查核實證據，通知檢察院派員到場的，檢察院可以派員到場。”

這兩條規定看似確立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程序，保障了非法證據的有效排除，但是并未從根本上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我認為非法證據的排除不僅僅是應用上的排除，不僅僅是不作為定案的依據，更嚴格的說，應該無法讓非法證據影響到法官的審理，排除非法證據對法官的影響。因為從人的認知角度而言，如果已經知道了某項證據的存在及內容，卻要求法官在裁判時不受這些證據的影響，這是比較困難的。美國在這一方面的做法比較合理：被排除的證據不得在審理事實的法官面前提出，這才能真正起到排除非法證據的目的。我國的法庭審理階段還是會讓法官接觸到某些非法證據，從而對法官審理案件造成影響。我國還規定了庭前會議：“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過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召開庭前會議，就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但是這項規定僅僅是了解情況，并沒有做出任何處理規定，還是無法根本排除非法證據。對此，我國應當完善審查規則，建立庭前審查處理制度，在庭前盡量排除非法證據，保證法官不受非法證據的影響。

（二）完善司法體制，踐行審判獨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獨立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法院是我國的審判機關，理應享有獨立審判權，其他機關與社會團體、個人僅僅應當起到監督作用，而不是支配法院的審判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權明顯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首先，受到政府的壓力。眾所周知，我國法院的經濟來源受同級人民政府支配，政府掌握法院的經濟命脈，因此，法院受政府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一點在行政訴訟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我國行政訴訟中政府敗訴率極低，難道行政訴訟這樣的“民告官”行為都是民眾在“沒事找事”嗎？顯然不是的。法院怎么會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呢？從這一點看來，法院受政府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如何讓法院不受或者少受政府影響，交叉管轄就比較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讓其他地區的人民法院處理易受同級政府影響的案件，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其次，受到同級人大的壓力。人民法院由人大產生，因而對人大負責并受其監督，法院院長的任命也是由人大決定，人大對于法院審理的案件也有質詢權，因此人大對于法院的審判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再次，受到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壓力。檢察院對于法院審判的案件可以進行抗訴，檢察院進行抗訴就會引起案件的再審甚至改判，這樣不利于法院的績效考核，而證據都是由檢察機關提交給法院審理的，法院如果排除了檢察院提交的證據，勢必影響檢察院的控告職能。為了法院的審判獨立，應該檢法分離，審判獨立。最后，受到社會輿論跟民眾的壓力。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民眾的知情權得到大幅度提升，社會輿論也越來越起到引導社會價值觀的指向標的作用，網民的力量是無窮的，媒體跟民眾的力量大到足以改變法院的判決，例如“藥家鑫案”、“鄧玉嬌案”，幾乎都是在社會輿論的控制下法院進行的判決，這看似我國越來越注重民意，但是實際上，民眾對案件的真實情況掌握到底有多少？民眾對證據的掌握到底有多少？民眾的法律水平到底有多高？就能隨便對案件進行如此大的影響？法院才是審判機關，民眾要做的是監督，不是支配，我們要相信法官的專業水平，會給社會一個滿意的答復。

（三）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提高法官辦案水平

現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法官是從部隊轉業或者其他途徑轉行的，并沒有經過嚴格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因而在一些專業問題方面，明顯知識儲備不足，雖然他們有一定的判案經驗，但是從事法律這一職業不是靠經驗就能做好的，需要專業知識作為支撐，當然經驗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為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除了絕對排除的 非法言詞證據，對于非法實物證據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是否應該作為定案根據的，在這個方面，如果法官沒有足夠的專業法律知識，如何判斷取證是否違法，如何判斷偵查人員做出的解釋是否合理呢？如果做不到這些方面，又如何能公正的作出判決，樹立司法權威呢？因此，就要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讓擁有專業知識、專業素養的優秀法律人去擔任法官一職，讓專業知識充實法官隊伍。同時，對于現任法官，建立健全在職法官學習制度，不斷補充學習法律知識，提高自身專業素質。最后，法官也要潔身自好，把握好公正的天平，對于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堅決排除，樹立法律權威，保障人權。

（四）提高律師訴訟地位，防止冤假錯案

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是為社會服務的專業法律工作者，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律師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權基礎上的刑事訴訟制度的關鍵一環，刑事辯護律師自身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在現實生活中，刑辯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其自身的權力得不到保障，從而使辯護困難重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在日常的刑事辯護中，辯護律師會遇上各種各樣的困難。例如，辯護律師會遇到閱卷難、調查取證難、會見難等問題。刑法第306條設定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更使律師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調查取證權時，顧慮重重，惟恐觸犯該條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調查取證時淺嘗輒止。

除了這些制度上的困擾之外，訴訟律師內心也存在一些糾結之處。對于普通民眾觸犯了刑法，被法院判刑之后，就會惹來媒體曝光、社會關注。辯護律師在對其進行辯解時，就會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畢竟觸犯了刑法之人是罪犯，有社會危害性，例如這時，辯護律師對其進行辯護，往往的不到民眾的理解與支持，甚至還會受到一些媒體的攻擊。那么，基于這個因素，有的辯護律師就會對罪犯的辯護不是那么盡心盡力。律師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從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其次，律師與“公檢法”三方地位嚴重不平等。“公檢法”與律師就像是在打麻將，律師是被強拉去充數的，而且律師不準“胡”，“胡”了也不能說。這形象的說明了律師難以與“公檢法”對抗。因此，要保障律師權利，首先就要提高律師地位，使控辯雙方地位平等，讓律師不再低“公檢法”一等。在制度方面，要“保障律師的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保障律師通過正當途徑獲取充分證據的權利，以便及時提出非法證據排除，保障律師的會見權,鞏固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制度，保障律師正當執業權利,保障律師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這需要國家立法支持，用法律強制力來保障律師權利。

六、結束語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保障人權、打擊刑訊逼供等犯罪行為、防止冤假錯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其取得的現實意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相當于“舶來品”，我國對此項制度的立法與司法配套制度還有不足之處，應當借鑒美國等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可取之處，不斷完善對于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真正做到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保障人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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