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訴訟法大修 有望排除刑訊逼供證據

6月10日，中央政法委全體會議透露的消息，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將進行修改完善。而記者獲悉，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啟動了包括上述兩部訴訟法在內的三大訴訟法的修改工作。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是中國最重要的三部訴訟法，已經連續兩次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為何要修改三大訴訟法，修改對推動民主法治進程有何影響？今日開始，本報推出系列訪談，關注三大訴訟法修改的焦點、難點和熱點。

●訴訟法是規定訴訟程序的法律，我國有三大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

□刑事訴訟實行國家干預原則，提起訴訟主要由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檢察院與自訴人對被告人有罪負舉證責任，只要控方無法證明被告人有罪，那么被告人即是無罪。

□民事訴訟實行不告不理原則，提起訴訟的主體必然是民事權利受到侵犯，或者是發生爭議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一般按“誰主張，誰舉證”分配舉證責任。

□行政訴訟為解決國家行政管理權行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起訴訟的主體是行政管理的相對人，也就是被管理者。由被告行政機關就是否依法行政負主要舉證責任。

刑事訴訟法

時隔15年后再次大修

今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在刑事訴訟法調研中表示，刑事訴訟法修改已列入今年立法工作計劃。

全國人大1979年制定刑事訴訟法后，1996年對該法進行了首次大修，近年來，學術界和實務界要求再次呼吁大修，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躲貓貓事件背后暴露出來的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問題也指向現行刑事訴訟法的不足。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王敏遠表示，此次修法有望明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式獲取的證據不能成為法院定罪的證據，此外，他建議此次修法要考慮與國際條約的銜接，比如中國已經簽署但尚未批準加入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

民事訴訟法

法工委已形成修改方案

早在去年10月，法工委就已經召開了民事訴訟法修改調研座談會。今年3月底法工委就民訴法修改調研時，法工委副主任王勝明表示，民訴法修改已列入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工作計劃。據知情人士透露，經過多次調研和專家座談，法工委已經初步形成了修改方案。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湯維建表示，此次修法的核心應為強化對當事人的訴權保障，比如當事人起訴難、收集證據難、申訴難等問題。

行政訴訟法

出臺紅頭文件缺乏監督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馬懷德表示，行政訴訟法實施以來，由于案件受理范圍規定為具體行政行為，而各類規范性文件，比如通知、意見、紅頭文件、會議紀要等出臺時缺乏監督，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

此外，行政訴訟管轄法院級別低使得法院往往難以抵御外來力量的干預，比如行政訴訟不允許調節，而事實上卻存在大量的“協調”現象，另外，這類案件還存在立案難問題。這是此次修法需解決的問題。

“排除刑訊逼供證據”有望入法

刑事訴訟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確將“未經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寫進法律。但在過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躲貓貓事件、開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訊逼供、有罪推定和監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訴訟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刑訴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法工委也已正式啟動該法修改的調研。

■ 專家建議

“如實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權保持沉默

“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用來在法庭上作為控告你的證據?！?/p>

著名的“米蘭達警告”，也稱“米蘭達告誡”，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訊問時，有保持沉默和拒絕回答的權利。

中策

不強迫自證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強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者被強迫承認犯罪?！?/p>

這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我國已簽署，但尚未批準加入。

在美國、法國等許多國家的法典中，是一條比較普遍的條款。

下策

廢除“如實供述”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句口號，作為審案政策已實行了幾十年。這一審訊原則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以求寬大處理。

這個政策重口供而輕證據，很容易引來刑訊逼供，近年在海淀區檢察院等地已經取消。

新京報：1996年，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改，但很快學界就呼吁再次大修，這比較罕見，是不是說當時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遠：修改的積極意義還是應當肯定的，例如確立了未經法院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這都是巨大的進步。但當時確實留下了不少問題和爭議、要求修改的呼聲也會很自然地產生，這是正常的。還有后來在實踐中產生的新問題，現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夠把這些問題逐步解決。

修法應考慮與國際公約銜接

新京報：1996年修改刑訴法時，中國已經批準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公約里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沒有體現出來。

王敏遠：當時還沒有公約意識。研究討論過程中很少提到國際公約。即使有人提出，也沒有任何反應，反對的沒有，贊成的也沒有，就像沒聽見一樣。

新京報：刑訴法和國際公約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遠：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比如羈押的司法審查等，但差距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報：以公約為底線是否已經達成了共識？

王敏遠：我沒有聽到官方的明確的說法，學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實這不是什么高標準的要求，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公約是對全世界適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碼的要求，如果這都做不到，我們何談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呢？

“如實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報：哪些公約的規則可能會納入刑訴法修改？

王敏遠：據我所知，這次修改中對公約的很多內容是予以考慮的，比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這次就很可能要寫進去，解決我國刑訴法的“如實供述”與公約不一致的問題。我認為選擇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蘭達規則相似的沉默權，中策是依照國際公約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下策是簡單地將“如實供述”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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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我們會選擇中策？

王敏遠：有中策已經很不錯了，已經是很重要的進步了。當然，這也有現實基礎。前些時間我去參觀一些公安機關的審訊室，有的已經不再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了，說明有的偵查機關的破案，審訊的作用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把撬開嘴巴作為偵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報：非法證據排除的規范上，我們已經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遠：去年“兩院三部”頒布的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比較徹底了，與禁止酷刑公約一致，禁止酷刑公約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詞證據，沒有要求排除非法實物證據。從法治發達國家的相關規定來看，對非法實物證據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絕對排除。當社會具備相應的條件時，通過修改法律，規定非法證據排除方式促進偵查機關改變破案方式。

并非因冤案才反對刑訊逼供

新京報：改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句話，我們走了這么多年？

王敏遠：強迫自證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訴法也是不應該允許的。刑訊逼供本來就是我們禁止的。

新京報：為何刑訊逼供還是屢禁不止？

王敏遠：因為刑訴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規定，如果法律只是規定了不允許刑訊逼供，但是刑訊逼供得來的證據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據，怎么遏制刑訊逼供？

作為一種現象，刑訊逼供的原因很復雜。這和超期羈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審訊破案、靠口供找線索，這種偵查模式沒有改變，是導致刑訊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報：也有人說，刑訊逼供的確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遠：冤假錯案背后往往有刑訊逼供，但并不是刑訊逼供一定會造成冤假錯案。如果認為刑訊逼供一定導致冤假錯案，那就是把偵查人員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壞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反對刑訊逼供不是因為一打就是冤假錯案，而是因為這是一種野蠻的、不人道的、違反人權要求的偵查破案的方式。

審訊時律師在場可減少刑訊

新京報：躲貓貓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監督的問題，解決看守所監督和審訊時律師在場這兩個問題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遠：刑訊逼供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徹底解決。重要的是要促進這個過程，而不要停滯，更不應阻礙這個過程。如制定審訊時律師在場的規則，雖然連律師一起打的情況也會發生，但畢竟大多數情況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報：什么是阻礙這個過程？

王敏遠：有一種觀念認為，偵查犯罪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職能部門沒有個人的私利，是為了社會治安，為了發現、揭露、懲罰犯罪，所以強調程序公正，禁止刑訊逼供就給我捆住手腳，就難以辦案了。這是錯誤的觀念。

新京報：在刑訴法修改中應該如何操作？

王敏遠：刑訊逼供原因很復雜，但法律上的對策沒那么復雜，規定相應的預防措施，如全程錄音錄像，審訊時律師在場等，再規定適當的法律后果就夠了。

證人作證不公開是秘密審判

新京報：刑事訴訟中一直存在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證人出庭很少。

王敏遠：證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問題，有爭議就得出庭。此外，特別的證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證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關鍵證人的證言決定人的生死，人命關天，就算沒有爭議，也必須要出庭。辦案警察和鑒定人要出庭，因為警察辦案過程的情況對發現真相有很大影響，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審訊的。

新京報：有的案件在審判中，證人拒絕回答問題。

王敏遠：這時法官要裁定，這個問題必須回答，如果作偽證還要追究責任。沒有有效質證，這種出庭是沒有意義的。所以證人出庭作證的數量并不重要，質量最重要，簡單地提高證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報：如果有的證人堅持不出庭怎么辦？

王敏遠：要設置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該證人的證詞就不能采信。

新京報：那偵查機關恐怕會反對。

王敏遠：證人作證不公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秘密審判。秘密審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錯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僅僅是公正的實現，而且是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新京報：此次刑訴法修改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王敏遠：和刑法修改面臨的問題不一樣。刑訴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協調，涉及公、檢、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職能，是個艱難的過程，是個大家達成共識的過程，這使得刑訴法修改的難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這次修法得以順利推進。

■ 鏈接

刑法和刑訴法區別

刑法是實體法，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也就是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和應負刑事責任，并給犯罪人以何種刑罰處罰的法律。

而刑事訴訟法是規定追訴犯罪過程中的相關規則與步驟，規定的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公、檢、法、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如何進行訴訟的規范。

■近年刑訊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趙作海案

2012年5月，因“殺害”同村人在監獄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趙作海，因“被害人”趙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無罪釋放。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審判決：撤銷省法院復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決，宣告趙作海無罪。隨后，趙作海領到國家賠償金和補助65萬元。

第二篇：淺議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

淺議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

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在這里，本條是新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項內容，補充完善了《高法解釋》第六十一條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

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具體規定了：

一、非法取證手段：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這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如果采取的是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要給予排除，對于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如果采用的是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也要進行排除。這段修改是從原來明文禁止“威脅、引誘、欺騙”手段改成現在以一個“等”字模糊化具體非法手段的處理；

二、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一規定將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從言詞證據（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擴大到物證、書證。我國之前在非法證據的排除方面只排除言辭證據，認為只有采取威脅、引誘、欺騙而取得的言詞證據是不可靠的，需要給予排除，而運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是可以相信的，但是這樣的做法容易導致實踐操作中刑訊逼供現象的增加，影響司法公正，這樣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實物證據被稱為“毒樹之果”，對于毒樹之果——運用非法手段取得的物證、書證兩種實物證據的排除是一項進步之舉，但是我們尚未排除所有的“毒樹之果”，這在以后的立法上還有待繼續商討；

三、非法證據的排除階段：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這一規定明確在刑事訴訟從偵查、審查起訴到審判時，只要發現是非法證據就應該排除，而非法證據的排除主體相應的也就包括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貫穿刑事訴訟整個過程。

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這一條規定了：

一、對于非法證據的法庭調查：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這一規定的增加，從程序上保障了非法證據排除實際上的操作可能性，本條規定中對于發現可能存在非法取證應予排除的情況時，人民法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如果不明確這一點，那么采用非法手段取得證據將很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被采用，如果發現證據存在排出的可能，就必須要先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然后再審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即先進行程序上的審查，再進行實體上的審查，這樣做有利于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形象和司法權威；

二、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這一條明確了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的權利，但是不是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了法院就要對證據予以排除，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還要承擔一定的證明責任，提供相關的證明材料，即對證據的非法性承擔初步的證明責任。這樣做是為了防止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惡意誣告陷害，拖延訴訟程序，濫用訴訟權利，浪費司法資源，以提高司法效率。

第五十七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F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這一條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主體：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這是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將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分配給檢察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為檢察機關對于公安機關的偵查行為負有監督檢查的職責，對于公安機關搜集的證據的合法性要進行監督檢查，另一方面，被告人如果承擔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對于相比較國家公權力機關來說比較弱勢的群體是不公平的，這樣對于他們的取證難度過于巨大，他們無法舉證的時候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那么會導致非法證據排除這一規定形同虛設，毫無實際意義。第五十七條后半段是對出庭證明人員的相關規定：在現有的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的合法性，需要相關人員到場證明的時候，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有關偵查人員或其他人員也可以主動要求出庭作證，但是當人民法院通知要求其出庭作證的時候，就必須要出庭作證。

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一條是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即具體規定了在經過法庭審理后，發現存在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規定的情形，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就要給予排除，不能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進行使用。

對于新刑事訴訟法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在憲法上也能查找到相應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三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p>

然而，在學術界中，關于什么是“非法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明確的界定。在我國，證據必須具有“三性”即合法性、關聯性、客觀性。合法性是指證據的形式、提供證據主體、證據的收集方式、收集程序必須符合法律的相關規定，因此違反法律規定的收集程序、不符合證據提供形式的證據是非法證據。但也有學者認為，不合法的證據并不等于非法證據，不合法是指不符合法律規定，而非指違反法律的規定。

對于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有學者認為存在在法官是否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缺乏規制。即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一、當事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的實質要件上需要提供相關的線索與材料，這種線索或材料應該是合理的，能夠產生“推測的懷疑”，而無需達到“合理的懷疑”程度；

二、當事人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要求，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程序中，控辯雙方針對當事人要求進行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本身是否正當展開辯論，雙方并不對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或者證據是否非法展開辯論；

三、法庭主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規制。在司法制度程序合法性的要求下，司法裁判者對證據是否合法、可采進行審查也必須受到程序的制約，法官不能僅憑自己的判斷而不經任何程序就將某些證據排除或者接納。

對于新刑事訴訟法中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問題的規定，存在很大的進步，對杜絕刑訊逼供現象產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維護司法形象和司法權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雖然有相關學者認為新刑事訴訟法中對于非法證據排除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的缺陷，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實踐的探索，我們的刑事訴訟法一定會越來越完善。

第三篇：(第二專題 美國非法證據排除)外國刑事訴訟法

外國刑事訴訟法

或減損了的司法純潔。

b.抑制違法偵查說:。它認為排除警察這些政府執法人員違反憲法收集到的證據是為了防止警察的違法行為,以排除非法取得證據的可采性方式,可以預防警察的違法取證行為,實現憲法修正案對人們的隱私權的保護。但證據排除法不一定會產生嚇阻的效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采用證據排除法則之后,警察非法取證的情形仍十分普遍。

（2）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

a.該規則只針對政府執法人員的非法搜查和扣押行為，私人非法取得的證據在刑事審判中仍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因為憲法保護的是私人隱私權免受政府的不法侵害,而不是個人的不法侵害。

b.該規則不適用于大陪審團程序，確定某一非法取得的證據不具備可采性,需要由法官做出，大陪審團審理和法庭審理不同,他通過審查證據來決定是否簽發起訴書,以及協助公訴人補充證據，其審理的結果并不是對被告人的最終定罪，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會阻礙大陪審團工作。

c.搜查、扣押的對象不僅僅是物品、人身,還包括信息。搜查和扣押通常是為了取得實物證據，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將其擴大,認可了非法監聽、錄音所取得信息也是對象。

d.扣押行為既可能是物理上的直接侵入,還包括一些非物理上的侵入.除警察親身接觸被搜查的對象,通過各種設備進行竊聽、錄音是一種無形的非物理的侵入,違反監竊聽和電子監視的程序取得的證據也將被排除。

2.非法自白排除規則，體現在：憲法

（3）判斷屬于毒樹果實的標準：被非法取得的證據(毒樹)污染的證據并不當然屬于“毒果”，要視情況而定。

a.逮捕程序不合法,隨后取得的供述是否屬于毒果。法院認為應當考慮幾個因素:①是否宣讀了米蘭達忠告;②在逮捕與供述之間時間的長短;③存在的干涉性環境因素;④官方不法行為的目的和惡劣性。b.

第四篇：淺析新刑事訴訟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淺析新刑事訴訟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自我國于1997年頒布了新的刑事訴訟法以來，至今已經有十余年的歷史。在這十幾年中，由于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嚴格意義上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這直接導致了我國司法實務界在對非法證據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夠專業。直到2011年3月，隨著《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出臺，我國終于在刑事訴訟法的層面上確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本文主要針對新刑事訴訟法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容及其意義等進行闡述。

關鍵詞：新刑事訴訟 非法證據 排除規則

在英美法系確立的證據規則中，最重要的是解決兩個主要問題。一個是證據的關聯性，另一個是證據的可采性。英美證據法認為，任何訴訟證據都必須與案件的事實有聯系，但是，具備了關聯性的事實材料未必都能成為案件中得以起訴的證據。從事實材料到訴訟證據，還應該具備可以被采納的效力。因此，證據的可采性通常被稱之為現代證據規則的靈魂。正如美國證據學專家華爾茲教授所說，大多數證據規則都是關于什么應該被接受為證據，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問題。

非法證據的排除，是證據可采性規則中的一個證據排除規則，它的基本含義是指用違反法律規定的方法或手段所獲得的證據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為對犯罪人定罪與量刑的依據。這里所稱的證據，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的陳述等言詞證據，當然還應該包括書證、物證等實物證據。所謂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違法方法。

一、對于非法證據應予排除的原因

（一）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法律形象

以違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訊逼供等手段去進行偵查、收集證據、追訴犯罪，這就相當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中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的要求，將會導致刑事訴訟程序喪失應有的客觀公正性，這必將嚴重的損害國家司法機關的聲譽，也不利于保障人權。

（二）使司法辦案人員在收集證據時的主觀心理產生扭曲

在刑事訴訟中，一切與訴訟有關的活動都應當以合法為前提，如果法律不規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證據是非法的應予排除，那么偵查人員在收集證據時，為了盡快破案，或為追求辦案效率，可能會頻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還有的偵查人員認為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對罪犯，就應該打，打了才會說實話。這樣如果長久下去，刑訊逼供就很有可能會成為偵查機關在收集證據時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潛規則。這時，如果沒有法律的有效規制，則必定會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

（三）運用非法證據來定罪，極有可能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

我認為，最近幾年發生的影響比較惡劣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都反映出一個問題，即將使用刑訊逼供等違背犯罪嫌疑人意志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應用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時，即使實體內容再怎么公正，如果程序上違法了，那么必然導致裁判結果的不公正。

關于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查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刑訴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陡邫z規則》中也有與之相類似的規定。

以上列舉的法律法規都僅僅是規定證據嚴禁使用非法的手段進行收集，但都未規定其程序性制裁的內容。也就是說，由于法律沒有規定非法證據必須予以排除，因此在實務界，違法收集證據仍然普遍存在，非法證據仍然被廣泛采納。直到新刑事訴訟法中第五十四條 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五十五條 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新的刑事訴訟法的出臺，無疑是對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使用刑訊逼供等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體和精神的非法手段說不。這是我國刑事訴訟立法上的巨大進步，對我國公民人身權利的規范性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二、新刑事訴訟法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價值

（一）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員非法收集證據的心理動機

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屢禁不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將那些采用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主要指口供）仍作為定案的根據，致使大部分偵查人員都將刑訊逼供作為快速破案的捷徑，從近幾年發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訊方法逼取口供，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甚至成為偵查機關訊問的重要手段之一，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從法律層面明確的宣告了非法取得的證據不可采信，從而可以促進偵查人員轉變舊觀念，并對偵查人員產生一種震懾的效果，使其消除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證據的心理動機，進而通過提高自身素養或增加必須的裝備，盡最大努力去合法的收集證據。

（二）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實現刑事訴訟雙重目的的需要

刑事訴訟的目的，一個是懲罰犯罪，另一個保障人權。我認為這兩個目的之間具有關聯性。在保障犯罪人合法權益的同時，應使其受到客觀、公正的與其罪行相適應的懲罰。犯罪證據對于確定誰是真正的犯罪人，以及后續的定罪量刑，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如果證據是采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這難免會使證據的真實性大打折扣。這時，采用真實性不高的證據去證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很可能會導致冤假錯案的出現，那么這時，又談何保障人權呢？如果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將受到法律的監督與約束，使其必須在合法的范圍內搜集證據，這將使刑罰權的實現過程符合訴訟公正的要求，一個公正的刑事訴訟，也必將會促進人權保障的實現。

（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維護法制統一，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要求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國刑事訴訟法又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這是法律對非法取證行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實踐中仍然允許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的依據，那么就會使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成了一紙空文，這必將嚴重的損害國家法治的統一和尊嚴。另外，我國已經于1988年加入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該公約第15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我國雖然早已批準了這一國際公約，但一直未規定相應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也成為西方國家抨擊我國人權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現在我國刑事法律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則是對西方國家批評我國人權保障的最強有力的回擊。同

時，加強對公民人權的保障，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之一。因此，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實行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刑事法律作為治國安邦、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只有在盡可能完備且先進的情況下，才能更好的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維護社會長治久安服務。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刑訊逼供等暴力取證行為的明文禁止，新刑事訴訟法對該規則的確立，對于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約束司法機關的訴訟活動、樹立司法權威、維護司法機關的聲譽，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第五篇：淺談《刑事訴訟法》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

淺談《刑事訴訟法》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作者：葉麗媚編輯：studa121

1論文摘要 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證據的范圍指的是采用非法收集的程序和方式取得的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具有廣泛性。非法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適用的排除規則不同。適用程序應當進一步的細化。檢察機關負有非法證據的結果責任，證明標準應當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負有非法證據的提出證據的責任，只需要到達合理懷疑的程度即可。

論文關鍵詞 非法證據 排除 適用 證明

新刑事訴訟法有6個條文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別為第50、54、55、56、57、58條，這些條文構建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原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在司法解釋中予以規定的，新刑事訴訟法將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規定由司法解釋的效力提升到了刑事訴訟法的層面。同時，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更加的全面和具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對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體現，也體現了刑事訴訟法在追求實體真實的同時對程序價值的重視。下面對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分析如下：

一、非法證據的范圍

顧名思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要求的證據必然是不合法的證據，即非法證據必然是不合法的證據。但是非法證據與不合法的證據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呢，筆者認為，非法證據不等于不合法的證據，非法證據只是不合法的證據的一種。證據的合法性是證據的基本屬性之一，是指證據必須具備法定的形式，由法定的主體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和運用。合法性包括四方面的內容，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提供、收集證據的主體必須合法，證據的內容必須合法，證據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而非法證據所指的僅是證據所取得程序和方式的不合法，并且非法證據所指的是嚴重違法的證據，輕微違法的證據，屬于瑕疵證據，適用可補正的排除規則。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由此可知，新刑事訴訟法所規定非法證據是指取證程序和方式嚴重違法而獲取的證據。所指的非法證據與不合法證據是不相同的概念。非法證據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其它不合法的證據應當適用其它的方式予以排除或者補正。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

新刑事訴訟法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包括偵查、檢察、法院的案件承辦人。刑訴法第54條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即檢察官和偵查人員也是非法證

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主體，這里的檢察官既包括審查逮捕階段也包括審查起訴階段的檢察官。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主體的廣泛性具有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重要作用，偵查階段發現具有非法證據的就應當立即予以排除。

三、非法言詞證據與非法實物證據適用不同的排除規則

新刑事訴訟法對于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規定了不同的排除規則。對于非法言詞證據規定了直接的排除規則，對于非法實物證據則規定了法官自由裁量加補正的排除規則。詳言之，對于非法言詞證據，經過法定程序認定為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的，就必須予以排除。而對于非法的實物證據（書證、物證），則首先判斷是否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如不屬于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則不予以排除。對于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則需要進一步對其進行補正和解釋，然后由裁判者對補正和解釋的情況進行判斷，如果能夠進行補正或者合理解釋的則不予以排除，如果不能進行補正或者合理解釋的，則予以排除。即對于非法實物證據需要經過裁判者的兩次判斷，才能進行排除。

四、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程序

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56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上述兩條概括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程序，即第一種是司法機關自行發現并且自行排除，第二種是當事人向法庭申請排除。筆者認為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程序還應當通過司法解釋進一步的細化、明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實際上使得一個案件可能有三種不同的審判程序，第一是定罪程序，關于事實的審理和法律適用，所解決的是有關被告人在實體法上定罪的問題，第二是量刑程序，關于被告人應該被判處怎樣的刑罰的程序，第三就是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審前會議程序，筆者認為關于非法證據的解決，應當重點放到審前程序中，因為非法證據進入審判程序后，可能使得審判程序中止，影響審判效率。當事人一方可以在移送審查起訴后，向法庭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當事人一方應當提供相關的證據或者線索，法庭接到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后，認為有非法證據可能的，就應當要求檢察機關提供相關的證據證明該證據并非非法取得，然后法庭確定日期召開審前程序，在公訴人和被告人一方參與的情況下，就非法證據進行法庭調查，并作出有關決定。在法庭審理中，當事人提出申請的，法庭經審查認為合理，一般也應中止法庭實體審理，專門就非法證據進行審理。無論是審前程序還是法庭審理程序，對于非法證據的決定不服的，均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申訴。在上一級人民法院就非法證據審理階段，原審判中止。以上是有關非法證據在進入審判程序之后的程序。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也應當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筆者認為在審查逮捕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因為有檢察機關的介入，有條件適用三角形的刑事訴訟構造，由檢察機關居中裁判，公安機關和犯罪嫌疑人一方就非法證據進行辯論。由檢察機關做出決定。犯罪嫌疑人一方對不予排除決定不服的，可以在移送審查起訴后，向法庭提出。對于偵查階段，非法證據的排除，筆者認為，應當采取檢察機關介入的方式。即犯罪嫌疑人一方可以在向偵查機關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申請后，沒有得到排除決定的，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由檢察機關決定該證據是不是

應該排除。對于偵查機關、檢察機關自行發現的非法證據，筆者認為，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僅僅對該證據直接予以排除。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有權知道哪些證據系非法所得，是不是予以排除，以及不予排除的理由，即便該證據予以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也應當知曉，因為該證據系非法所得還可能關系到其它證據的合法性，以及整個偵查程序的適當性，因此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參與下進行。

五、非法證據的證明責任

新《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第57條第1款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這兩條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即當事人一方有提出證據的責任，當事人提出該證據系非法方法收集的有關證據和線索，并不要求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只需要達到產生懷疑即可，應當提供一定的證據和線索。檢察機關應當證明該證據并非非法方法收集，檢察機關承擔證明結果責任，并需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應當采用同步錄音錄像、當時在場人員的證言、體檢報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等方式對該證據的合法性加以證明。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非法證據所指的僅僅是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所調取的證據，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提出的證據不屬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范疇。

六、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

新《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該條規定了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即對于非法證據的證明，只要存在懷疑，不能排除存在非法收集的可能的，就應當予以排除。檢察機關應當證明該證據系合法所得的證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對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只要達到合理懷疑的程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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