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及其對策

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及其對策

由于受歷史傳統、訴訟價值取向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舉證責任的制度設計上存在很大差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證明證據是否合法，特別是控訴證據是否合法的責任主要由控方承擔，并且，控方的證明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否則其所提出的證據將會被推定為不合法的排除。

證明控訴證據是否合法的責任由控方承擔是現代法治國家原則的基本要求。法治最基本的含義就是要求一國法律效力范圍內的所有主體，無論是單位還是個人，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普通公民，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特別是國家機關在實現其公務職能時必須嚴格遵守法定的規則和要求。在刑事訴訟中，警察和檢察機關是代表國家行使犯罪追訴權的，其所進行的活動理應符合法定的程序和要求，當其行為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時，當然應由其自身承擔證明其行為合法性的責任。因此我國在立法時也應明確規定，控訴證據合法性的舉證責任主要應由控方承擔。而事實上，我國現行立法的有關規定已體現了應由作為國家機關的控方承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這一規則的基本要求。如我國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明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的責任由作為被告方的行政機關承擔，如果被告方不能證明其行政行為是合法的，法庭就會推定其行政行為是非法的，而予以撤銷或變更。

在我國，由控方而不是辯方承擔控訴證據合法性的舉證責任比在其他國家更為必要。在西方許多國家，雖然絕大多數偵查活動辯護方無權參與，但隨著刑事程序公開性的加強，已有相當一部分偵查取證活動被告人或辯護律師是有權參與的，如訊問犯罪嫌疑人、勘驗現場等，并且西方許多國家立法還普遍賦予了被追訴者，特別是其辯護律師比較廣泛的調查權。而在我國，幾乎所有控方的偵查活動辯方都無權參與，被追訴者本人無權調查取證，被追訴者的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也受到了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幾重限制，被訴方幾乎沒有任何手段來獲悉控方的取證行為是否合法，因此在我國要求由辯護方承擔證明控訴證據合法性的責任是缺少立法基礎的。

但無可否認的是，由控方承擔控訴證據合法性的舉證責任這一規則的確立也會給我國偵查和追訴犯罪的活動增加一定的難度。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在偵探犯罪時不僅要注意收集和保全證明所指控的實體事實存在的證據，而且要注意制作和收集證明偵查和起訴的程序活動合法的證據。否則，就有可能導致控訴方所提出的證據即使是合法的，也會由于沒有必要的證據來證明而被排除。為此，我們必須注意相關的制度設計。參考國外的成功做法，可以考慮設立或完善以下制度：

首先是擴大辯護律師對偵查程序的參與范圍。可考慮由法律明確規定，只要律師的參與不會給犯罪偵查帶來過于不利的影響，絕大多數偵查活動，如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被害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鑒定等，辯護律師都有權參與。參與偵查活動的辯護律師有權對偵查過程中的非法取證行為提出異議。如果辯護律師對偵查活動沒有異議，就應當在偵查筆錄上簽名，以便在法庭審判時作為證明控方偵查行為合法的證據。

其次是強化對偵查過程的記錄和保全。主要方法是擴大錄音、錄像等現代科技手段在偵查過程中的應用。可考慮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對于一些重要的偵查活動，特別是對那些關鍵性證據的收集過程，必須用錄音、錄像等科技手段加以記錄和保全，以作為日后證明偵查行為合法性的依據。如英國法律即規定，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同時制作兩盤錄音帶、兩盤錄像帶，以證明警察偵查行為的合法性。

再次是建立司法人身檢查制度。即偵查機關在每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詢問被害人、證人后，應依職權或應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證人的要求對其進行人身檢查，以作為證明訊問或詢問過程中是否合法的依據。

最后是擴大見證人的使用范圍。由法律明確規定，只要不會給偵查活動帶來過于不利的影響，偵查機關在進行調查取證時就必須邀請見證人到場，這樣既可以監督偵查活動依法進行，又可以作為開庭審判時證明證據合法的依據。

第二篇：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1

一、引言................................................................1

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比較........................1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美國的法律規定................................1

1、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排除規則.....................................1

2、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2

3、“毒樹之果”的排除..............................................2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的法律規定.................................2

1、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2

2、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2

3、對“毒樹之果”的排除規則.......................................2

（三）兩大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異同點評析.........................3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3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4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運用.....................................4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目的.....................................4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力.........................................4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4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5

1、公檢法機關運用時出現的問題.....................................5

2、引發的社會問題.................................................5

五、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5

（一）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5

（二）完善司法體制，踐行審判獨立.....................................6

（三）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提高法官辦案水平.........................6

（四）提高律師訴訟地位，防止冤假錯案.................................7

六、結束語..............................................................7 參考文獻：...............................................................8

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直是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頗有爭議的話題之一，不同的國家基于不同的社會治安狀況和法治理念，對之采取不同的價值選擇。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內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顯的不同之處。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的不同規定，也在影響著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該如何確立。本文從兩大法系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比較、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立法現狀、司法實踐以及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四個方面進行討論，以期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能更好的為我國司法實踐服務，維護司法公正，協調好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關系。

關鍵字：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立法現狀

司法實踐

程序公正

實體公正

一、引言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現代法治國際普遍采納的一項證據規則，“非法證據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法律規定享有調查權的主體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或程序，以不正當的方法取得證據材料。”這是狹義的非法證據，即“非法取得的證據”。廣義上的非法證據，具體而言，表現在證據內容、證據形式、收集和提供證據的主體、取證程序這四個方面存在違法之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得的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所采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維護程序公正的一張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犯，從而保障人權的一項證據排除規則。對于這一“盾牌”的具體內容和使用方法兩大法系國家各有不同。然而，眾所周知，事物皆有兩面性，這一規則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權益的不到應有保護的問題。如何在維護程序公正的同時做到兼顧各方利益的實體公正，還需進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比較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美國的法律規定

美國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源地，其產生與發展對世界范圍內的這一規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崇尚個人權利至上、限制國家權力，這一觀念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產生的思想基礎。自20世紀初期開始，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通過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豐富起來，政治、經濟狀況等各種因素的發展也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產生了影響，使之不斷加以調整。這一規則在地域上經歷了由聯邦到各州的發展過程，排除范圍上則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實物證據到非法言詞證據乃至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即“毒樹之果”），而適用原則上經歷了由一律強制排除到原則性排除加例外的發展過程。

1、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排除規則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主要指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體、精神強迫和引誘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體、精神強迫主要包括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對家屬的關心等手段。用此種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應該被排除。20世紀40年代以后，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違法”供述轉變。美國聯邦憲法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是為了排除虛假的、違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錯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到了40年代以后，對于“自白”的定義不僅僅是是否有“任 意性”了，還包括是否有“程序性違法現象”，這一標準表明所有通過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得到的證據均應當被排除。由此，1966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確立的“米蘭達規則”，該規則要求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告知其有沉默權、律師幫助權、訊問時律師在場權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如果警察沒有遵守米蘭達規則得到的任何陳述將從證據中予以排除。

2、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

美國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此項規則在經歷了確立—廢除—確立—廢除等一系列判例之后，在著名的邁普訴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確認了憲法第四修正案要求各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獲取的書籍、報紙等證據。時至今日，這一規則所排除的實物證據范圍也已經擴大到監聽或使用秘密攝像機取得的音像資料，但同時又對特定的情形例如涉及國家安全的監聽或竊聽賦予了合法性。

3、“毒樹之果”的排除

“毒樹之果”即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指以非法獲取的證據為線索取得的證據。聯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朗博訴美國案中的“禁止以某種方式取得證據的實質，并非僅指該證據不得為本院所采用，而是在根本上就不得加以利用”的理論，確立了對“毒樹之果”原則上予以排除，在法庭審判審判時不得采用的原則，但對以非法搜查、扣押、逮捕獲得的口供為依據獲得的實物證據這一類“毒果”的態度稍顯謹慎，是否“食用”要根據案情判斷“毒性”大小決定。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的法律規定

德國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其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是懲罰犯罪，注重實體公正，而對于程序公正以保障人權則為次要目標。德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根據原西德最高法院依照基本法第一條“人之尊嚴不可侵犯”、第二條“人人均有謀求自由發展及其人格之權利”的規定。

1、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

德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于被告人決定和表達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勞戰術、妨害身體、服用藥品、拷問、欺詐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需用威脅的方法，并嚴禁許諾給予法律上沒有規定的利益。對于損害被告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違反這些規定所得到的陳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為判決依據。

基于此，德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立了非法獲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絕對排除的規則。此外，對于訊問前沒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或享有聘請律師或與律師協商權利的情形，德國最高法院認為由此取得的言詞證據也應當排除。而對于違法其他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詞證據，則主張由法官根據個案的具體情形自由裁量。

2、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

德國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采取利益權衡原則，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自由裁量，不能因為在取證過程中產生錯誤就自動排除該證據。而對于涉及侵犯人格尊嚴和自由所得的證據應排除，但是如果該證據用于指控重大犯罪時，則應該承認該證據的證明能力。

3、對“毒樹之果”的排除規則

德國立法上至今沒有對“毒樹之果”的效力作出規定，但對于特定違法手段如非法監聽獲得的證據及其衍生證據，只能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對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犯罪。在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存在一種稱之為“波及效”的理論，認為由非法證據衍生出的證據只要有證明力，就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三）兩大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異同點評析

英美法系主要是判例法國家，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是在這些判例的基礎上形成的，大陸法系國家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起步較晚，仍然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這一規則中發揮很大作用。但隨著國際上普遍對保障人權的關注，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價值也逐漸向程序正當傾斜，并逐步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總而言之，兩大法系對于這一規則存在相同與相異之處。

兩大法系均對非法言詞證據持絕對排除態度。英美法系國家稱之為“非任意自白排除規則”，大陸法系國家為了追求實體公正，并未設置證據規則，雖立法上也排除了非法言詞證據，但是排除范圍比英美法系國家狹窄。

對于非法實物證據，除美國、俄羅斯、意大利外，大多數國家并不自動排除。例如英國，德國，日本，雖然所述法系不同，但對于非法實物證據，均使用以裁量派出為主的混合模式，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但這些國家在利益權衡的標準方面存在不同。德國重在衡量取證手段是否侵犯人的尊嚴與自由，而日本重在衡量取證手段是否“重大違法”。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

對于非法取證的行為，尤其是對刑訊逼供的反對，可以追溯至我國古代立法中。但真正禁止刑訊逼供，應當始于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由于歷史原因，改革未能成功。孫中山、毛澤東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刑訊逼供，但是都未將其入法。

我國立法對這一規則的最早反映是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雖然有所反映，但這項條文未明確規定法律后果，其司法實踐效果可想而知。1996年3月17日，《刑事訴訟法》修改，但對于刑訊逼供的規定仍然沿用1979年《刑事訴訟法》條文，沒有絲毫改動，以至于造成了趙作海沒有殺人卻被判死刑并入獄服刑長達8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錯案。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四十五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這是我國第一次對非法收集證據的后果加以規定。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刑事訴訟法解釋》第六十一條再次確認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規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五十一條規定：“公安機關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以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但都是一些原則性規定，未對具體程序及后果作出詳細規定，因此也難以在司法實踐中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2013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五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除此之外，2012年11月5日審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刑訊逼供的具體表現、非法證據排除的請求方法、非法證據的審查方法等也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至此，我國法律完整的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寫進法律，并規定了其法律后果，讓這一規則有了約束力、威懾力。這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這些條文的確定，讓理論界與實務界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爭議大大減少，其剛性規定也將大大減少偵查過程中出現的刑訊逼供現象。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運用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目的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何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運用，各國紛紛將其入法，這與這一規則的目的息息相關。首先，是為了刑事訴訟中證據的真實性。非法取得的證據往往存在一定的虛假性，不能真實反應案件的情況，影響案件真相的發現。尤其是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脅迫、欺騙等情況下所做的供述，其虛假性就更難以被發現；其次，為了保證程序公正。如前所述，大陸法系國家往往追求案件的實體公正而對程序公正有所忽略，我國也不例外，取證是程序問題，排除非法證據在哪很大程度上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并且刑訊逼供嚴重者可入刑，這一規定規范了偵查人員的取證行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程序公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人權。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樣享有人權，其合法權益不能被非法侵犯。刑訊逼供很明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排除非法證據是我國對人權保障的一大進步。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力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也就是說，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無論其真實性如何，都要一律排除。這是一個剛性規定，不存在任何可自由裁量之處。而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如書證、物證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體現了我國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是一分為二判斷的：對于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首先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例如勘驗、檢查、搜查、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上沒有偵查人員、物品持有人、見證人簽名，或者對物品的名稱、特征、數量、質量等注明不詳的），在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后，可以采用，否則，不得采用；其次，對于根本不會影響司法公正的瑕疵，則不需補正或作出解釋。由此可見，實物證據是否影響司法公正以及補正、作出的解釋是否合理，都是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因此對于實物證據的排除相對于言詞證據的排除就相對寬松。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

我國刑訴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可以是由法院依職權發現并啟動，也可以由當事人一方提出，但是，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材料，被告方要承擔初步的舉證責任。在發現或提出非法證據后，法院會進行庭前會議、法庭調查，在此階段，由偵查人員負舉責任。

也就是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由控訴方與偵查機關承擔，這與我國“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不一致，主要是因為相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控訴方跟偵查機關是強勢一方，舉證能力也強，訴訟中舉證能力較強的一方承擔更多的舉證責任，這是糾紛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的體現，其次，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提出的非法證據，控訴方與偵查機關自然是主張其證據合法，并加以證明，這實際上也是“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體現。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

1、公檢法機關運用時出現的問題

排除非法證據，必須依靠法庭審理時予以排除，因而，審判庭尤其是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在排除實物證據時，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證明證據合法性從主觀上說，就是要使法官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做到內心確信，通過證據說服法官相信其取證行為合法。但是何謂“非法實物證據”、何謂“合理的解釋”何謂“內心確信”存在主觀差異，在實務中容易引起爭議。也就是說，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明標準認識不一，對于不同的職業，如公安人員、律師、檢察人員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因此，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合理與不合理之間的界限問題直接影響到排除證據的范圍，檢察官在決定是否起訴、法官在裁定是否排除某一證據時，必須有一個明確、肯定、全國統一的標準，否則，很容易引起參與案件、負責不同階段的司法人員各行其是，引起爭議。

2、引發的社會問題

我國最近幾年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有所側重，體現了程序公正。但是對于社會上普通大眾來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可赦的人，對于這些人就一定要找出證據、為民除害。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現在卻要將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法犯罪行為的證據排除掉，普通民眾可能就難以理解，以至于無法接受，就會引發輿論的熱潮。

其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為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一規則被合理運用自然能夠促進人權保護，但是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以此作為自己的“擋箭牌”，濫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企圖保護自己，或者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罪犯卻拒不認罪，頑固抵抗。這種情況也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當時造成了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權益得不到應有保護的階段，社會上有人把犯罪率上升歸咎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這一規則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因此，如何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把雙刃劍，也是我們現階段需要考慮的問題。

五、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

（一）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

我國《最高檢規則》第446條規定：“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證據的情形，需要進行法庭調查的，公訴人可以參照前款規定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公訴人不能當庭證明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需要調查核實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審理。”第447條規定：“公訴人對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后，法庭仍有疑問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由法院對相關證據進行調 查核實。法院調查核實證據，通知檢察院派員到場的，檢察院可以派員到場。”

這兩條規定看似確立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程序，保障了非法證據的有效排除，但是并未從根本上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我認為非法證據的排除不僅僅是應用上的排除，不僅僅是不作為定案的依據，更嚴格的說，應該無法讓非法證據影響到法官的審理，排除非法證據對法官的影響。因為從人的認知角度而言，如果已經知道了某項證據的存在及內容，卻要求法官在裁判時不受這些證據的影響，這是比較困難的。美國在這一方面的做法比較合理：被排除的證據不得在審理事實的法官面前提出，這才能真正起到排除非法證據的目的。我國的法庭審理階段還是會讓法官接觸到某些非法證據，從而對法官審理案件造成影響。我國還規定了庭前會議：“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過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召開庭前會議，就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但是這項規定僅僅是了解情況，并沒有做出任何處理規定，還是無法根本排除非法證據。對此，我國應當完善審查規則，建立庭前審查處理制度，在庭前盡量排除非法證據，保證法官不受非法證據的影響。

（二）完善司法體制，踐行審判獨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獨立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法院是我國的審判機關，理應享有獨立審判權，其他機關與社會團體、個人僅僅應當起到監督作用，而不是支配法院的審判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權明顯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首先，受到政府的壓力。眾所周知，我國法院的經濟來源受同級人民政府支配，政府掌握法院的經濟命脈，因此，法院受政府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一點在行政訴訟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我國行政訴訟中政府敗訴率極低，難道行政訴訟這樣的“民告官”行為都是民眾在“沒事找事”嗎？顯然不是的。法院怎么會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呢？從這一點看來，法院受政府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如何讓法院不受或者少受政府影響，交叉管轄就比較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讓其他地區的人民法院處理易受同級政府影響的案件，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其次，受到同級人大的壓力。人民法院由人大產生，因而對人大負責并受其監督，法院院長的任命也是由人大決定，人大對于法院審理的案件也有質詢權，因此人大對于法院的審判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再次，受到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壓力。檢察院對于法院審判的案件可以進行抗訴，檢察院進行抗訴就會引起案件的再審甚至改判，這樣不利于法院的績效考核，而證據都是由檢察機關提交給法院審理的，法院如果排除了檢察院提交的證據，勢必影響檢察院的控告職能。為了法院的審判獨立，應該檢法分離，審判獨立。最后，受到社會輿論跟民眾的壓力。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民眾的知情權得到大幅度提升，社會輿論也越來越起到引導社會價值觀的指向標的作用，網民的力量是無窮的，媒體跟民眾的力量大到足以改變法院的判決，例如“藥家鑫案”、“鄧玉嬌案”，幾乎都是在社會輿論的控制下法院進行的判決，這看似我國越來越注重民意，但是實際上，民眾對案件的真實情況掌握到底有多少？民眾對證據的掌握到底有多少？民眾的法律水平到底有多高？就能隨便對案件進行如此大的影響？法院才是審判機關，民眾要做的是監督，不是支配，我們要相信法官的專業水平，會給社會一個滿意的答復。

（三）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提高法官辦案水平

現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法官是從部隊轉業或者其他途徑轉行的，并沒有經過嚴格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因而在一些專業問題方面，明顯知識儲備不足，雖然他們有一定的判案經驗，但是從事法律這一職業不是靠經驗就能做好的，需要專業知識作為支撐，當然經驗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為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除了絕對排除的 非法言詞證據，對于非法實物證據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是否應該作為定案根據的，在這個方面，如果法官沒有足夠的專業法律知識，如何判斷取證是否違法，如何判斷偵查人員做出的解釋是否合理呢？如果做不到這些方面，又如何能公正的作出判決，樹立司法權威呢？因此，就要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讓擁有專業知識、專業素養的優秀法律人去擔任法官一職，讓專業知識充實法官隊伍。同時，對于現任法官，建立健全在職法官學習制度，不斷補充學習法律知識，提高自身專業素質。最后，法官也要潔身自好，把握好公正的天平，對于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堅決排除，樹立法律權威，保障人權。

（四）提高律師訴訟地位，防止冤假錯案

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是為社會服務的專業法律工作者，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律師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權基礎上的刑事訴訟制度的關鍵一環，刑事辯護律師自身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在現實生活中，刑辯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其自身的權力得不到保障，從而使辯護困難重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在日常的刑事辯護中，辯護律師會遇上各種各樣的困難。例如，辯護律師會遇到閱卷難、調查取證難、會見難等問題。刑法第306條設定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更使律師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調查取證權時，顧慮重重，惟恐觸犯該條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調查取證時淺嘗輒止。

除了這些制度上的困擾之外，訴訟律師內心也存在一些糾結之處。對于普通民眾觸犯了刑法，被法院判刑之后，就會惹來媒體曝光、社會關注。辯護律師在對其進行辯解時，就會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畢竟觸犯了刑法之人是罪犯，有社會危害性，例如這時，辯護律師對其進行辯護，往往的不到民眾的理解與支持，甚至還會受到一些媒體的攻擊。那么，基于這個因素，有的辯護律師就會對罪犯的辯護不是那么盡心盡力。律師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從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其次，律師與“公檢法”三方地位嚴重不平等。“公檢法”與律師就像是在打麻將，律師是被強拉去充數的，而且律師不準“胡”，“胡”了也不能說。這形象的說明了律師難以與“公檢法”對抗。因此，要保障律師權利，首先就要提高律師地位，使控辯雙方地位平等，讓律師不再低“公檢法”一等。在制度方面，要“保障律師的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保障律師通過正當途徑獲取充分證據的權利，以便及時提出非法證據排除，保障律師的會見權,鞏固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制度，保障律師正當執業權利,保障律師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這需要國家立法支持，用法律強制力來保障律師權利。

六、結束語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保障人權、打擊刑訊逼供等犯罪行為、防止冤假錯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其取得的現實意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相當于“舶來品”，我國對此項制度的立法與司法配套制度還有不足之處，應當借鑒美國等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可取之處，不斷完善對于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真正做到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保障人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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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說，司法機關不得采納非法證據，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非法證據的范圍

非法證據的范圍包括：

1、執法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2、在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時制作或提查收集證據材料；

3、律師或當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4、執法機關以非法的證據材料為線索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

編輯本段意義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試點項目啟動暨研討會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員非法取證行為。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執法人員在實施違法行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證據的排除，是對司法機關調查取證工作的最終的否定和譴責。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監督執法機關，在執法機關采取非法手段調查收集證據時，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有權拒絕，并在以后訴訟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項訴訟行為，最有效的莫過于其無效，而想制止辦案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宣告其違法獲得證據不具有可采性。從而督促司法機關守法并依法辦案。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實踐中，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無不與辦案人員違法取證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可能放縱犯罪，但其最大優點就是要保證言詞證據的自愿性，從而達到定罪處罰的準確性的目的。

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試點項目研討會

非法證據規則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能促進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在刑事訴訟中確立，存在一個價值權衡的問題，如果允許將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證據，對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實現國家刑罰權是有益的，但這樣做是以破壞國家法律所確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為代價的。反過來，如果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又會阻礙對犯罪的查明和懲治，這與該國的刑事訴訟目的、主導價值觀念，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程序等因素都是相關的。該規則的確立，是一國文明水平的標志，它體現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即從懲罰犯罪第一到注重保護人權的訴訟觀念的進步。

編輯本段法系比較

程序不同

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采取強制排除主義。而在德國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相應性原則，或稱權衡理論，法官首先確定所爭論的證據的取得是否違反了法治原則，如果違反了，必須排除該證據的適用。如果沒有被排除，再由法官衡量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決定是否排除有關證據。這招致了強烈批評，認為這樣做只會讓偵查機關心存僥幸，促使偵查機關為破獲大案而不擇手段，因為只要能夠借非法證據破獲更大宗的犯罪，則取證行為的瑕疵或非法將弱化，不會導致相關證據被排除。

目的不同

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證中的違法行為。德國的非法證

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著重于保護個人權利和執法需要兩者之間的平衡。

方式不同

美國以案例方式確立各種非法證據排除的方式。德國以德國憲法為根據，具體的規則體現在其刑事訴訟法中，案例沒有法律效力。

搜查與扣押的關系不同

在美國，如果搜查是非法的，則搜查后扣押的證據就是非法證據。而德國則把搜查和扣押分開來分析，即使搜查是違法的，也不必然導致通過該搜查行為所獲得的證據被排除。編輯本段適用范圍

1、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的排除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包括信息）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它構成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內容。這些非法證據的取得，主要發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過程中。

在美國，進行逮捕、搜查和扣押必須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且該理由必須在逮捕、搜查、扣押之前就已經成立，不能以逮捕或搜查中所得的證據來證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更不能以逮捕以后偵查過程中發現的證據證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除非在警察在場時犯重罪或警察雖不在場，但有合理根據相信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的情況下，必須有法官簽發的逮捕證才能執行逮捕；除非搜查附屬于一個合法的逮捕行為，或搜查得到當事人的同意，或有特殊情況而使進入搜查是合理的行為的情況下，必須有治安法官簽發的搜查證才能進行搜查。而簽發逮捕證或搜查證的程序極為嚴格。

逮捕并非取證行為，但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密切的關系：⑴在逮捕的同時會進行搜查，如果逮捕不合法，則搜查所得的證據要被排除；⑵如果逮捕不合法，在逮捕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自愿的供述，這種供述也會因為是“毒樹之果”而被排除；⑶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始于逮捕，包括沉默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等，如果在逮捕時違反任何一項權利，都有可能導致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后果。

而搜查和扣押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關系更為直接，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區法院提出動議，要求不得將在下列情況下所取得的物品當作證據使用：⑴該物品是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非法扣押的；⑵搜查證不符合格式要件；⑶所扣押之物品不是搜查證上所指明的物品；⑷缺乏簽發搜查證所必須具備的合理根據；⑸搜查證之執行不合法。法官應當判定該動議有關的任何證據是否合理。如果該動議被批準，該扣押之物品不得在任何聽審或審判中被采納為證據。

2、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的排除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陳述。該憲法性的原則規定可分為五項獨立的規則：⑴不得強迫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證，即回答法庭的詢問，如果他自愿放棄這個權利，則可以作證，即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詢問；⑵在刑事、民事或立法聽證的案件中，任何人有權拒絕回答可能使其受到刑事追究的問題；⑶警察及其他政府機構不得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脅，或以不合法的、超出權力的允許以獲得自白或陳述；⑷進行詢問的警察、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員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詢問之前必須遵守米蘭達規則，主要是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和得到律師的幫助；⑸違反這些規則所取得的自白或陳述將被排除，不得用作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違法行為所作的完整的陳述，須具備下列因素：⑴供述必須是完整的承認犯罪；⑵供述必須承認犯罪和其中的重要構成；⑶供述必須能證明犯罪本身而不需要再進行推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訴訟中非常重要的證據。從警察的角度講，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中得到供述對及時偵破案件和對被告人定罪是十分有利的，但這樣往往可能

使警察有意無意的濫用職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根據聯邦憲法，如限制警察的權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賦予被告人沉默權等。非法取得供述的方式包括強迫和引誘等。任何用強迫、引誘、精神上和身體上的威逼，答應給予免于或從輕處罰的允許等欺騙手法得到的供述，都不能作為證據采納，而必須在審判時加以排除。

言詞證據還包括承認，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可能用作反對他自己的證據，分為陳述和行為。與供述不同的是，陳述可以是對犯罪事實的某個片段的認可。由于承認可能是以行為或下意識表示的，所以承認不像供述那樣有嚴格的程序和要求，可以不受“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限制，從而承認被排除的可能性比較小。

3、違反正當程序取得的非法證據的排除

違反正當程序取得的非法證據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該含義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刑事訴訟的關鍵階段包括：⑴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的某些辯認的程序；⑵警察或檢察官試圖得到被告人有罪陳述的程序；⑶第一次出庭；⑷答辯程序；⑸法庭審判前的聽審程序；⑹審判程序。在這些程序中，如果沒有律師在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沒有放棄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則在這些程序中所獲得的有關證據將被排除。

除了前述原則中特有的例外情形，還有一些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情形。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適用于大陪審團審理

在美國聯邦訴訟中還保留了大陪審團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⑴審查證據，以決定證據的充足程度是否達到簽發起訴書的標準；⑵與起訴方合作，發現起訴材料中尚未包含的證據。由于大陪審團審理的結果并不是對被告人的最終定罪，所以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2、善意的例外

意指如果執行搜查、扣押的偵查機關本于善意相信自己執行的行為是合法的，縱然事后確認該搜查、扣押行為違法，則因此得到的證據不在排除之列，例外的可以被保留下來。

3、反駁的例外

一些非法的證據不能直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但可以用來反駁被告人，證明其前后陳述的矛盾，降低其可被信任的程度。

編輯本段操作程序

1、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主體

一般情況下，由非法證據取證過程中的受害者，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提出排除非法證據。

2、提出排除非法證據動議的時間

傳統的方式是在審判期間，現在更多的則采用在法庭審理前提出動議。

3、聽審結果

由法官主持聽審的，由法官作出裁決；不是由后來決定案件的法官，而是由較低級的司法人員主持的，由于其無權作出裁決，而只能作出建議。

（一）憲法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三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

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這些規定從憲法的高度規定了公民的權利。

但是，關于財產的規定，以“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代替的財產，使得不具操作性。因為財產是否合法應由法院裁判，在此之前，任何財產都不受侵犯；由于所有權的權能可與財產本身分離，因而侵犯具體的財產未必涉及財產的所有權。

（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刑訴法第91－118條對證據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較明確、細致的規定，但缺少在對有關財產進行搜查和扣押時對偵查人員的限制的規定。特別是搜查證在中國由公安機關負責人簽發，與大多數國家由法官簽發大不相同，實際意義不大。

（三）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也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鑒于刑訊逼供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又下發了《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

從上述規定看，中國似乎已經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實際上并沒有形成一種制度，沒有相應的實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的理論研究。

編輯本段規范體系

1、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要兼顧追訴犯罪和人權保障，涉及到國家公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分配和運用，因此它又是一個憲法問題，故應完善憲法的有關規定，特別應在《憲法》中明確：個人的人身、住宅、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非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程序，不得拘捕、搜查、扣押。

2、修改《刑事訴訟法》，借鑒美、德等國的經驗，結合中國國情，對排除非法證據作出明確細致的規定。具體應包括：⑴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刪除“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反對自證其罪；⑵嚴格規定訊問的時間和地點；⑶放寬對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的限制，訊問時應當有律師在場；⑷完善第43條，明確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包括實物證據與言詞證據，一概不得作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證據；⑸明確威脅、欺騙、引誘等概念，分別合法與不合法的情形；⑹將簽發逮捕證或搜查證的權力賦予法官；⑺細化一些規定，包括在何種情況下始得于夜間訊問或搜查；⑻對一些新的偵查手段，包括竊聽、網絡監控、利用儀器探測等，也要有所規定，明確何為合法搜查。等等。

3、出臺《證據法》，明確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結合《刑事訴訟法》和司法實踐，確立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體系。

第四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出臺，從法律上規定了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內容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實體性規則，主要是對非法證據特別是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規則，主要是對排除非法證據問題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包括具體審查、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對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明標準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問題。

對非法證據的排除設置了怎樣的具體程序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對如何排除非法證據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這也是本規定的主要內容，對于避免因為采納非法證據而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體說來，該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步驟：

1、程序啟動。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被告人有權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2、法庭初步審查。程序啟動后，法庭應當進行審查。合議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可以直接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調查；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則由公訴人對取證的合法性舉證。

3、控方證明。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4、雙方質證。公訴人舉證后，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5、法庭處理。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問題作出裁定：如公訴人的證明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法庭確認該供述的合法性，準許當庭宣讀、質證；否則，法庭對該供述予以排除，不作為定案的根據。[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根據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結合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于非法言詞證據。

第二條 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三條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審查起訴中，對于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

第四條 起訴書副本送達后開庭審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被告人書寫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告訴，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或者其辯護人作出筆錄，并由被告人簽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應當將被告人的書面意見或者告訴筆錄復印件在開庭前交人民檢察院。

第五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或者庭審中，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之后，應當先行當庭調查。法庭辯論結束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應當進行調查。

第六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應當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第七條 經審查，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訴人當庭不能舉證的，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的規定，建議法庭延期審理。

經依法通知，訊問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作證。

公訴人提交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未經有關訊問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的，不能作為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

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第八條 法庭對于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

第九條 庭審中，公訴人為提供新的證據需要補充偵查，建議延期審理的，法庭應當同意。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通知訊問人員、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到庭，法庭認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審理。

第十條 經法庭審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可以當庭宣讀、質證：

（一）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未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的；

（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已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

（三）公訴人提供的證據確實、充分，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

對于當庭宣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應當結合被告人當庭供述以及其他證據確定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一條 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十二條 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第一審人民法院沒有審查，并以被告人審判前供述作為定案根據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檢察人員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被告人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三條 庭審中，檢察人員、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未到庭證人的書面證言、未到庭被害人的書面陳述是非法取得的，舉證方應當對其取證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對前款所述證據，法庭應當參照本規定有關規定進行調查。

第十四條 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五條 本規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第五篇：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

刑事非法證據的采證問題，是立法機關、學術界爭論的一個熱點。對刑事非法證據如何抉擇，關系到實體真實與程序正當、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價值取向，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利益沖突的權衡和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涵義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說，司法機關不得采納非法證據，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非法證據的范圍包括：

1、執法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2、在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時制作或提查收集證據材料；

3、律師或當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4、執法機關以非法的證據材料為線索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意義

1、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員非法取證行為。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監督執法機關，督促司法機關守法并依法辦案。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實踐中，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無不與辦案人員違法取證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可能放縱犯罪，但其最大優點就是要保證言詞證據的自愿性，從而達到定罪處罰的準確性的目的。

三、國外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情況

在許多國家的刑事程序中，都確認了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法律授權的官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或程序，或以違法方法取得的證據，在審判時應予排除。該規則是人類對于刑事訴訟規律及違法取證危害性的認識日趨深刻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社會文明、民主與進步的必然要求。

（1）在以非法方法獲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的可采性方面：無論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均持否定態度，認定其無證據效力，不能視為定案依據。一般認為，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肇始于美國。美國憲法第4 條修正案規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為證明有罪的證據采納。1914年的weeks v.v.s案，1961年mappov.ohio 案進一步完善了該規則。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76條規定了對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自動排除原則。法國對于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態度。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條a規定了對違反禁令所獲得的陳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許使用的原則。日本憲法第38條和刑事訴訟法第319條均規定非法取得的自白不得作為證據。意大利1988 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191條規定，在違反法律禁令的情況下獲得的證據不得加以使用。

（2）在物證的可采性方面：由于各國法律文化傳統等不同及特定時期控制犯罪與保障

人權的需要，有關這一問題的訴訟理論和具體對策往往存在較大差別，因此，在對待非法取得的物證態度上和價值取向上不盡一致。美國對于非法收集的物證，基于憲法第4條修正案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確立了排除規則，并于1961年將該規則適用于各州的刑事程序。進入80年代后，聯邦最高法院對排除規則的適用設立了“最終或必然發現的例外”和“善意例外”兩個例外情形，縮小了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事實上，目前美國刑訴法理論界對這一規則仍爭論不休。英國對非法搜查、扣押的物證，只要與待證事實相關，原則上不予排除，將自由裁量權委與法官。德國對于非法獲得的物證，以權衡原則為標準予以處理，即侵犯人的尊嚴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證據應予禁用，但對于重大犯罪，前者應當讓步。日本是介于兩大法系之間的混合式訴訟模式，其對待非法取得的物證立場雖然受美國法影響，采取排除的態度，但又有所保留，為了追求實體真實，而對這類證據材料的排除設定較為苛刻的限制，只有當“重大違法”時才予以排除。

（3）在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的可采性方面：即如果是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那以該證據為線索而取得的其他證據是否具有可采性的問題。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毒樹之果理論”。對此，美國雖然采取排除原則，但最高法院在有關判例中確認了所謂“獨立來源”及“稀釋”兩個例外。前者是指雖有非法所得的最初的證據，但衍生證據是從另外的“獨立來源”獲得的；后者是指原始與衍生證據之間的因果關系，已經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而稀釋，毒樹與毒果的因果關系相當于已排除最初污染的程度。英國采取了“排除毒樹”，但“食用毒樹之果”的原則。即排除被告人供述這一事實并不影響從該供述中發現的證據的可采性。對于其他所有非法或不公正證據的排除，均要由法官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并通過行使其自由裁量權來進行。在德國，對通過明確禁止作為證據采用的事實而獲得的其他事實能否采用，學者眾說紛紜。多數意見認為應禁止利用，否則證據禁止這一規范就不易被實行。然而在某些州高級法院判例中也有利用的情況，聯邦法院的某些判例認為應禁止利用，但沒有明示其意見。日本在司法實踐中，下級法院一般仍持日本最高法院的既定標準加以掌握，肯定與否定派生證據的證據能力的判例均有出現。

四、我國關于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及適用情況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不受逮捕。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一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一百四十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一百六十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

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立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對刑訊逼供、誘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證已明文禁止。但存在的不足也很明顯。一是刑事訴訟法對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不明確；二是對非法取得的物證是否可以采證，則語焉不詳，實質上默認了實物證據可作為證據采用；三是對刑事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的采證問題，沒有作出明確規定。

而在具體的刑事司法實踐中，長期以來，由于“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的傾向較為嚴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造成了一些冤假錯案。由于法律雖然禁止非法取證行為，但并沒有徹底否定非法證據的效力，這就為刑訊逼供、非法拘禁等非法取證行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五、關于我國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產生于英美，是其歷史與民族傳統、政治與法律文化等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是刑事訴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反映了現代刑事訴訟發展的規律，我們可以借鑒他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合理成份，建立符合我國國情和法制發展水平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發展和完善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

（1）對非法獲得的口供，可借鑒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司法實踐，即只要使用刑訊逼供、威脅、欺騙、引誘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取得，須一律排除，不得作為定案根據。

（2）對非法收集的實物證據，要堅持有限制的排除原則，應否排除要綜合非法取證行為所涉及的各種權利和利益，權衡排除與采納該證據的利與弊及各自分量，從而最終決定是否應予排除。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排除非法證據，可有一些例外情形，如：（1）排除非法證據會危及國家安全與統一或重大公共安全等國家重大利益的；（2）因取證時疏忽，缺少某種具體手續（如簽字、蓋章）等，或因特殊情況下未履行某種法律手續而不涉及公民人身權利或對公民人身權利侵害顯著輕微，而將其排除不利于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3）非法證據材料為無罪證據的，等。

（3）對于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的可采性問題，由于①我國刑偵技術手段落后，刑偵水平較低，人員素質薄弱，如果對刑事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不采信的話，將妨害最終完成我國刑事訴訟懲罰犯罪的任務；②目前我國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則下偏重于實體；③雖然衍生證據的線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響衍生證據的真實性、聯系性和合法性。可采取只要在采集后一證據時，不符合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就可以采用；如果經審查具有違法情況，則按照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加以判斷。